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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搅拌匙/Feb/2018

03. 前半程他以轻柔潇洒的步伐超越了我，后半程我见他迎面走来，捏着一根烟。#跑步的时候

08. 今夜稍回暖，空气是刚刚经历过大扫除的教室的味道，用墩布拖过积累了许多灰尘的水泥地，饱蘸的抹布擦过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跑步时

14. 空气奇怪的那晚之后，喝了两天酒，因为懒和冷，随后发现感冒了。于是想，是懒惰的惩罚，还是跑步时吸入了什么有毒颗粒。#仍在感冒中

26. 感冒在春节的第四天痊愈。一直都累。年关变得越来越像生日，只有时间分界的意义，让人回想过去盘算未来，特别开心和舒适的时刻只存在在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 总能发现一些事也大多能挤出时间记录一笔，但说话的欲望越来越低，顾虑越来越多。我觉得毛晓彤的那条娱乐新闻很有意思，因为电梯内的监控竟然无需提示语也组织成了一条narrative。人们更喜爱的是薛之谦的李小姐，公关稿和截图。证据很丰富，但不那么有意思，少很多创造力。 如果人们感觉不出新意和价值，那么什么创造都没发生过。对于坏的事情也是如此。没发生过。所以，我已经不想说话。 #remain a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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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ing is just time-traveling to break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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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etch, England, June 25,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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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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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aaaaaaaait for it….

The gif’s not broken… keep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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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umbered memo

聊几句这些年的电视剧

06~10年电视剧的主要内容是面对（以高房价为主要内容的）现实的崩溃，在情节、人物和道德困境等各条戏剧线路上同样崩溃。特别想说的是，90年代的所谓经典的电视剧在艺术上并不见得及格，其本质也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利用，其中的真相反映出是这个社会的“文化人”的幻想和欲望，并不高级也没有什么创造，更不怎么关心社会或人生的现实。我还记得我在某部非常著名的都市爱情题材的电视剧的一开始，在一位女性人物的客厅里同时看到了音响、红酒和自杀前的歇斯底里。但在同一时期，红酒和音响并不那么常见，发疯的女人可能自古有之，但至少在我对女性长辈的观察中，并不与红酒和理查德·克莱德曼发生联系。 然而不管怎样，他们确立了一种对都市生活的想象——有点类似于鲁迅、老舍确立了人们对中国现代严肃文学的想象。这想象建立在物质和消费之上，智力生活和艺术被确立为故弄玄虚，这给了男主角塑造形象和权威的空间，让他们的形象不过于严肃但也并非没有智慧，在发掘幽默的语言上有一些天分，这些幽默为他们的不学无术做出了辩护，也让观众在胆怯和自卑时得到了释放；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实质上，他们特殊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不愿意从事也有条件可以绕过或辛苦或无聊、重复性的工作，但他们的条件尚未达到可以利用其它的不对称得到更大的利益（虽然在事实的层面上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或无从努力，也可能仅仅因为在个人的某一时期对谋利缺乏兴趣），他们更愿意去追逐所谓“来自内心”的幻象，那个终极的虚荣，去做一个文化偶像。因为“来自内心”，因为被某种语义模糊的传统所批判，所以这追求被错误地认定为个人主义、liberal，但其实这其中只有个人没有主义。 这一点恰是在这些人延续了近30年的作品中反证出的。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完整的想法的体现，而基本是沉迷于个人伤感和情绪的倾倒。年轻时，他们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那样恋爱，而中年时，他们不能像一个正常的中年人那样面对自己的处境。这里面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爆发，体现为片段式的责难世风日下，片段式的借用现成经典里对小文人或小官僚的讽刺、对小市民的讥笑——他们的想象也来自于现成的已确立的想象（这难道是反传统或自由化的追求者该做的吗），片段式的借用进口文化，在一条闲散的情节主线上点缀各式各样的小品，而实际上主人公自己并不能代表这个社会上任何一种人，他们即使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数量都极少，更不用说中国生态各异的其他省份和城市。 这里面有一种极为错误的认识是，他们替广大从事辛苦的重复性的工作的人群抒发了什么。如果人真的对世风日下或生活情境产生切身的、深刻的体会，那么这体会不该发自那些真正在辛苦生活的人吗？非常可笑的是，越到近时，片段式的“社会关怀”的呈现就越不自然，那些责难、讥笑和讽刺中、“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小市民气质越明显，其在炫目的消费主义的帮助下（或是借助于舶来的novelty）所能形成的胆怯和自卑就越少。 对于观众来说，胆怯和自卑在第一时间就是不必要的。因为普通人并不与艺术和哲学在课堂里的探讨发生联系，芭蕾舞和歌剧也不过是一种消费行为。这种情绪的本质有两面，第一面与观众无关，是这些人选择了文化为事业却在学习和创造文化上非常自卑和昏聩，第二面是他们只有在观众处于不利地位时才有说话的空间和信心，才能同情和善良，所以，在网络时代，才越来越压抑不住自己对普通人的轻蔑。 他们可以被当做一个时代的产物，但他们的确立的想象仍在继续，这体现在很多语言习惯、表演习惯乃至人物设计上；具有现实层面意义的是，有志于追求文化事业的来自各阶层背景各异的年轻人的自我设计也在仿照他们的形象和行为，如果说谄媚是个太不中立太坏的词的话。但这毕竟是一个细微的“圈子”，这时代产物的罪，在于误导。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认为让他们自卑的是别人演了六百年的莎士比亚和跳两百年的芭蕾舞，所以必须找到自己使用几千年的武器，所以必须对“进口大片”采取基于人文的鄙视，而无法认识到、观众那一开始就毫无必要的自卑感、本来来自于一种垄断文化权威的用心。这些垄断文化的权威并不想与普通人分享他们的资源，而他们似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气氛良好、有能力的、开放的、专注的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环境。

在06年，也包括之前一些现实类的电视剧已经开始直接面对观众的反馈。虚假，是观众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批评。一时间，电视的地位似乎动摇，但在另一方面，选秀节目，综艺节目，悄悄确立了自己在电视台收视率要求以外的生存空间，在当时，对电视剧的制作者们最大的启示是，不管观众怎样批评，都改变不了电视在普通家庭中的地位，这个需求是永远存在的。（谁能想到手机带来的网综崛起呢？） 综艺节目为了收视率、电视台的广告招商、乃至后来成为明星自我销售的平台，等等目的，其刺激、调动观众情绪的手法是较为直接的，但这并不是说电视剧就不可以利用这一点。因为，观众情绪几乎等同于观看的需求。这个社会不论处在什么地位的人，“来自内心”都不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大家都只关心自己，所以娱乐要有我们自己的情绪（这一点是最直接的），最好有我想听的话。“作品本身”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只有探讨重大人性灾难的“题材”才是作品。这一点并不是观众的责任，似乎也不能怪在现在的娱乐生产者身上，但他们显然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努力，而一旦努力（背上个人七拼八揍的十字架走向沉重的题材），他们也呈现出一种特别文化权威的姿态。 这解释了为什么崩溃之后的几年是小市民的洗白，这是观众情绪的一个重点，尽管很多家庭在现实中并没有赤裸裸地在婚姻市场上寡廉鲜耻地追逐“良配”。但在怂恿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错，所以，他可以在个人现实的生活中做得更过分一点。 这时期穷亲戚及农民在电视剧中的形象极为穷凶极恶，女性角色总是在极其舒适和极端不堪的两极选择，没有任何中间形态也没有其他的价值追求。社会生活被想象、也被呈现为一个选择爱情的女主角和一个选择物质的坏女人，爱情的对象如果被经济条件拖累或被不利于城市生活的家庭关系拖累，他本人必然会犯不可原谅的错误而失去爱情的资格，而所谓的坏女人只是曾经当过女主角却不够幸运的女人。 选择事业的女人往往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成功的职业。追求事业的女人，实质上，是选择资本与社会关系，但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资本与社会关系以及身高和相貌必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几点显然并没有集中在马云身上。当然，对女方的谄媚也不相上下。这其中最莫名其妙的怪胎就是欢乐颂的女主角，除了外宾的包装下、脸上写满“why”对所有站在富有和权势（和“聪明”）对面的人冷嘲热讽之外，她身边富有的男人们也特别热衷于此。 渐渐地，打着“向中产阶级贩卖生活方式”的旗号，广告不仅仅是cameo，而是节目内容，常见于网综，打着“贩卖”和“幽默”的双重旗号。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中产以下以下以下的观众，对面应该也不是做着“向xxx”这类高级生意的人，而只是无能和懒惰的创作者。

这个过程，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实“重新想象”的过程，有对很多stereotype的延续，语言习惯等等所谓“艺术层面”的继承，制造混乱而唯一被强调的是金钱和物欲，但确立想象已经不是重点，因为它早就达成且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动摇（权威体系的重要性），此时所被确立的，其实是幻觉。“我们的时代”，“中产阶级”，乃至一些被屏蔽的字眼，都不过是幻觉。 所以到了最近，电视剧竟然回归到了十多年前最初拍国产偶像剧的时代，一个幻想的无道德时代。虽然看着中学老师张嘉译整日在牛扒和五星酒店挥金如土，挥霍着大概是上辈子做宋思明时积累的财富，但终于两个（姑且算）普通人为了（不是太有说服力的）爱情结合在了一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轻松。 最后，在这所有的时间里，电视剧主要的家庭场景都是200+平米的房子。不过目前的改善是，张嘉译终于穿上了GAP的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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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umbered：王氏之死

其中的引文严重地割裂了整体叙述，特别是在后面越来越多地（也是唯一地）引入整篇的蒲松龄时。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从白话进入古文总会引起思维的转折。第二，常常整篇插入，极易让人产生不善的怀疑，即译者因为懒惰而没有进行截取。

很重要的一点是，“白话”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意思，而是思考方式和阅读材料的角度。在读过的Spence的英文著作中，无论是观点、故事、还是古诗歌，都是用处于同一频道的语言，尤其是古诗，采用的是贴近意思、也就是贴近某种理解的处理，而不是复制风格（当然在英文中实现这一点也毫无意义）。这其中的好处在于，作者的思路借由统一的表现形式实现了连贯，读者可以看到他援用的文字如何证明观点或如何帮助他阐述，或至少看到作者如何理解材料。我认为译者并没有理解到这一步，几乎很可能只是寻找到对应的篇目，然后照搬上去。 最令我的费解的是“王氏之死”的高潮到达之前，有一段很长的“这世上是冬天……”的楷体字，包含了这一章从43到55的注释，而这13处分别来自“蒲”（也就是后面参考书目中的《蒲松龄集》），并以“参见：冬天的山：蒲，页xx”“冬天的湖：蒲，页xx”这样的格式呈现。可实际上，冬天的湖，原文中用的是“绿水”，还有“化妆品和棉球：蒲，页1001”，书中呈现的翻译是“她的脂粉”，这里的提及显然应该保持一致性，注释中多处提及的不一致，会让读者以为有《化妆品和棉球》这样一篇短文。 这段引文奇怪的地方还在于，它是白话文，好像蒲松龄突然进化了，也是更让我觉得前面引用故事时是不是应该保持英文版的用语，而不是搬上蒲松龄的古文——显然，译者在最后并没有把手中的引文像作者那样从“蒲”的128页翻到1280页、一一寻找蒲松龄的原文进行拼接。

实际上，在读了英文版最后这些页数时，我才明白这一段凝聚了作者营造悲剧高潮的苦心，也同时是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叙事的追求。这一段实际上是双重的蒙太奇。第一重，是通过对蒲松龄文字的剪辑，形成了类似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里那样濒死时的妄梦，从冬天湖上的船，私密的房间，女工道具，她为病男切除瘤，然后是庭院中嬉戏，从秋千荡入天堂，在云中呼应了前面的行船和荷花，从天堂回家、回到安全的地方，塔，男人，梦中常见的追逐，棉球的变形，道具的信号重新回到针箍，被侮辱嘲笑，吞咽秽物、窒息。第二重的蒙太奇，是文字梦境与现实中的凶杀的并排；现实中，王氏在安然的、毫无疑虑的睡眠中被杀死，挣扎到内脏暴裂。文学是生活留在集体意识中一个奇怪的梦。

在企鹅的英文版（1998）里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在1981年的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作者表示，除了Sun Yat-sen，Chiang Kai-shek，这些来自南方口音的翻译且已成为习惯的表达外，将使用拼音系统，但在1998年又在很多拼写中返回了韦氏（意味着这本书写于1981年前并且没有为新的版本做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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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沉默和水之漫道

“黑五你买了什么？” Dos Passos。但我想假装是个有趣的人。

“椅子。” “啊——…” 省略号浓缩的是人类终将要站着工作的论证。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理论，椅子从发明以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技术革新，这样的产品必然会被淘汰。” “被什么淘汰呢？”我问。 “新的工作姿势！” “茶杯呢？” “你还在喝茶？” “总得喝点什么。”气势低落。因为预测到我即将收到的科幻作品。 “水分补充剂。每24小时服用一片。” 我想知道我问题的答案，但我没能知道。因为我们到此还是没有问Miss Z买了什么。 “你们，”她非常遗憾，“知道吗，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个时候，正有一个儿童被虐待。” 很多时候压抑惊讶就是礼貌。但E生无法做到。 “在什么地方？！” “某个地方。” 某些时刻我会觉得密司Z的眼睛非常大。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有多远？” “十公里？很重要吗？”Z的大眼睛在接触手机屏幕时收缩；我希望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到类似眼镜里的反照。“重点不是距离。” 有一种笑容叫做“我可爱的小天真”。这笑容代表了语重心长的轻蔑。这轻蔑正在E生的脸上微笑。 “重点当然是距离。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正有一个人在5公里外挨饿，但在非洲可能有50个！” “难道你不觉得5公里以外更重要吗？” “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离他4公里那个人应该比我更关心这件事。” “你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如果距离重要，永远有比我更近的围观者来证明我不必关心离我近的事，如果距离不重要，远处永远会比近处发生更多同样的事件来证明我没有能力关心离我远的事。” “哈，除非这事发生在你身上！”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你终于开窍了！距离的推理最终会得到这个结论。” “是距离的推理呢，还是自私自利？”今天的punchline。 “你可以指责我自私，但这并不能说服我参与围观的人比我更有道德感，或者说服我，他们言论有什么自我之外的价值。” “什么叫自我之外的价值？” “围观的性质是什么？从最善良的角度，是团聚起一种社会压力，然后这股压力可以推向实际的行动，但实际的行动是谁的行动？普通人有没有这个能力？社会压力永远是情感诉求加各类自私自利的杂货铺，大部分人想要复仇，不少人只想站在大喇叭背后，更多人只是想要听到他们想听的话，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停。等一辆很吵的车开过去。“这个共识就是这个杂货铺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尽可能地让它琳琅满目，因为它是’我’的。” “你的？” “对，’我’的。不管距离远近，我始终存在在我的世���里。在我的铺子琳琅满目的喧哗中，我沉浸在业绩为零的悲伤中，一旦有什么卖出去了反而很糟。” “我已经……”Z像往常那样叹气，几乎回到他们没分手之前的某些时刻，“你的比喻总是太长了……不过，为什么卖出去反而是件坏事？” “因为杂货铺不见了。” “O，”Z望向我。敲黑板。 “我觉得……”我也得等一辆车开过去。“我觉得E的意思是，人们关心公共事务的动力并不是追求更崇高的自我，而实际是建立在’假如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假设上，当你第一次发现你跟社会的协商是失败的，你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那么在理解这处境的基础上，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说性质相近的话，你的诚恳就会越来越少，尽管你可能还是充满了感情，但你的潜意识是虚伪的，实际上你已经把这件事转化为了一种享受，而且你知道你的享受是安全的、必然实现的，非常…，非常私密的。” “真委婉！”E哼了一声。 “另外，有两件事，可能比本质处境更坏。一个是，你总是不断推迟与真实的相遇，这并不是自私不自私能说清楚的，因为哪怕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得对自己说点什么——但真正理性的，或者说有道德的人——我以为，是能看到社会合议的流程抵达的结果，包括其中的腐败——概率有大有小，包括其中的低效乃至无能，并且知道这是你所能得到的结果，最穿透情感的并不是’吃亏’和’亏欠’，而是你从没感觉到自己参与过这合议。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推迟并不体现在体验过真实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已经被真实摧毁了，或因为有道德的人是不轻易开口的，它恰恰是体现在那些尚未经历的人不断歌颂个人的胜利上，而歌颂个人的胜利跟歌颂时代是差不多的，因为人不可能活在所有的时代，这已经不是自私能涵盖的一种个体欲望的膨胀。所以，对于他人来说，这还有一种强加的意味，既然时间和地点是正义的，那不正义的事必然发生在不义之人身上，不是吗？更坏的第二件事，歌颂最多的人就是诉苦最多的人，因为被毁灭的就被毁灭了——他们说不了话，按照E经常使用的逻辑，我可以推测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人性灾难或社会灾难正在发生，我就可以推测它并没有发生过，我就可以并不同情。” “所以，他是逻辑派，你是——我感受到了我的同情但潜意识里我是虚伪的，所以O你是弗洛伊德派？” “我并不追求什么派别，”我说道，“而且，我们能不能尽量避免reference？站在街上聊这么久已经够傻的了……另外，E从来不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只是很多时候，你选择了有道德的生活，只能表现得很被动。” “immorality is fun，” “对于一个聪明漂亮的人当然是。” “谢谢。”密司Z爽快地说道，“不过我还是需要一根稻草让我来讨厌这整件事。” “这条行不行？”E把手机伸过来。 ——中国终于也有一部自己的《熔炉》了 Z表示这条通过。 不过在我们喝茶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看过《熔炉》，评价如何。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甚至是一部很好的韩国电影。” “它的评分不是很高吗？” “如果你信任评分，可以不用理会我的意见。” “我不想理会你的意见，但我也不在意评分，不过我们不是在喝茶吗？” “仅从情节上说，把道德压力推得巨大，或是，把邪恶淫乱的势力推得巨大，叫做什么？” “狗血。”E说道。 “而狗血的内涵或者说原因，其实是空洞。这部电影开始的悬疑并没能维持下去——换句话说，没有故事，而实际上他也没有探讨任何社会问题，没有数据——你说这是社会现象总要有点规模吧？没有心理分析——这毕竟不是普通的暴力犯罪，是��种变态人格支撑的性犯罪。这部电影中，一切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少抽象意义的孤岛，一座孤儿院，落入流氓管理者的手中，这些流氓管理者并不是什么恋童癖，也不是同性恋，他们只是在滥用权力，无限地自我满足。请问仅凭这一点就形成一部电影，得需要多少自恋才能做到？如果不是认为某一个想法胜过一切，如果不是认为凄惨激发的激情能掩盖贫乏的内涵，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这部电影有这么令人厌恶吗？”E突然有了兴趣。 “接受赞美却没有做过被赞美的事，是自作聪明。但我不认为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有自作聪明的地方，他们并没有什么严肃的追求，很多年前我只是以为这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悬疑动作片，里面有一些成功电影的回音。它具备商业片的内核——一个人对抗邪恶，但故事不是那么吸引人，我并没有想到它会被赋予后来的那些内涵。我觉得韩国电影在真正探讨一些事的时候并没有他们在远离重点时做得好，比如，对官僚压迫的展现，《恐怖直播》和它代表的类似电影的所有情节都不如《追击者》，虽然我不认为这个主题在这些电影里有什么存在意义，除了道德情感上的压力。” “《追击者》是那个——”E在回忆中，“连环杀手的片子！” “对，你说过你十分讨厌那个女警察，在最后的屠杀进行时，她就守在那个小商店外面。” “我想起来了，我说过她太没用了。” “但前一天，仅仅因为上司的一个推测，他们整晚都在冒雨搜山。她跟踪河正宇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 “我没有留意这一点，不过，在情感上。”没有说完。 “是的，在情感上。但是，谁应该对死者负责呢？” “哈，Blue Hotel。” 没错。Blue Hotel。我同意。 “但是，人们喜欢看动作片，看打打杀杀，不是吗？”Z说道，大大的阴影落在睫毛滑下的瞬间。 “这是一条出口，”茶已经凉了，我很苦恼，“《七天》，《母亲》，《消失的女人》，等等等等，女性英雄的电影，我以前一直不太明白女性主角的涵义，直到我看了《辩护人》。” “我不想再听到关于《辩护人》的任何一句话了。”E生十分郑重。 我向他承诺我和他有相同的期许。“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他们喜欢用特别极端的情境，极度复杂的情节，来表现’母爱’，我觉得这并不是为了揭示’母爱’的实质，母爱也没有什么实质可以揭示，我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放弃对复仇女神这类人物的刻画，我觉得有比戏剧性和特别冤枉的故事情节更深刻的原因。” “那么你在某部电影里找到的原因是？” “血性。母爱的象征里有特属于女人的非理性的、极端的执著和激情，强烈的个人意志，是这种非常特殊的东西……呃，我讨厌这么说，不过，改变了韩国的命运。这是他们不愿抛弃的东西，或强烈地感觉不能遗忘的东西。和男人的动作片里充沛的体力反映的是同一种激情。还有黑帮片里对政客穷奢极欲的念念不忘，是一种接近迫害妄想式的提醒。这些在电影中体现的独特氛围，和我们的网络杂货铺差不多，但只是在脱离现实的层面上差不多。” “那么它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很难说。在最终的走向上。但我觉得里面的感情是积极的。是一种消极的骄傲。” “到底——”Z拖长声音，“你们俩都不想提的那部电影——不用跟我说情节，里面有什么是韩国的…啊，特殊的，别人没有的东西？” “数十万人，城市人口，在家门口，和政府军巷战。” “别的国家的人做不到吗？” “举个例子。”我看着E。 “比利时。”

人总想加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角度，虚无也是好的。 在想白天的对话时我脑中突然浮现这几句。然而转念，并不是个人创造了虚无，是混沌创造了虚无。 还有我起初最想问的问题，发明水分补充剂的动机何在，是帮助水资源匮乏的地区，还是让闲得没事的人觉得自己活得很酷。 当然，他会说后者。 这让我想起，想起Cocktail Party-- you want to be encouraged to think well of yourself … half of the harm that is done in this world is due to people who want to feel important they don't mean to do harm-- but the harm does not interest them or they do not see it, or they justify it because they are absorbed in the endless struggle to think well of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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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阴阴漫道

（子） 大概在11-12年间，我越来越觉得微博上的事根本不值得关注。倒不是因为没有值得讨论的事情发生，而是因为你根本无法知道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

不时看到的，是群嘲的狂欢。比如，嘲笑小时代，很容易参与，很容易获得优越感。 然后，所有对表达的营销有需求的人，哪怕是看客，也变得像是郭敬明。因为关注，给了他撒泼打滚的舞台。这是有利的。有利即是正义。 最终，人们并不是不欢迎小时代，而恰恰，是小时代太少了。

娱乐新闻和电视剧在一个重点上高度统一：什么都没有发生。50集或150集，其实5分钟已经可以说明它的节奏，如果你可以挨过，大概也能看穿生活和爱的空洞。 只有发明一秒过期的精神文明新术语，借用金钱支撑的外来技术名词，制造的却是“我们的文化”这类的幻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要事。极度灰暗的最后，我发现真正让我难过的其实是事件的主角。不管他面对的是怎样的流氓舆论，怎样凄惨悲怆，最终崩溃的是他关于他自己的幻觉。 这让我非常难过。虽然我看到过自大，盲目，和一些无法原谅的坏品味，但我没想到我会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按进蚕食灵魂的语言体系。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直以来，个人修养，道德标准，自我教育，内心那张“我”的照影，都是按照这个体系来塑造。 假如在安身立命的层面没有那么幸运，没吃到时代的红利，这自我教育恐怕还崩溃得早点。但，崩溃之后更可怕才来：你发现你没有任何标准、任何语言模式可以再塑金身。

（丑） 后来有一天，从来没有冲进过互联网三强的新浪终于拥有了微博。非常嚣张。毕竟，人民日报也没有说他们就是报纸。 糊里糊涂到了今天，看见那混乱的时间线，什么问题都可以标价的围观，腾讯，网易，饭否，还有搜狐，你们是不是后悔没有坚持？

（寅） 距离上一次在跑步时听歌可能有两年。 当时听了两天李荣浩。后来发现讨厌什么的时候跑得特别快。

流行歌曲终于在人生中变成了过季的流行，对于心灵上这层茧我很欣慰。特别是这发生在读Adorno之前。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有好几次，Higher Brothers被推到我眼前。不是耳边。我必须得自己去找。我听了两首歌。 创作歌手创作的是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理解。我觉得这一点他们比太多人强，至少他们把握住了重点：流行音乐不是重复大多数人已经喜欢的“好听”，而是向他们暗示流行。

语言层面的成功也与此类似。即，不要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创造新的东西，真正有意义的是“暗示”和“引导”。那么歌词里有当代生活和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吗？ 不比罗大佑的社会批判更多。 不比钱包里或wifi里的自由更多。 但两首歌词里都有生活细节的回音。回音，初级的记忆和认知再现，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再加上流行的暗示，是一场完美的幻觉。

比较有趣的一点，也是很让我觉得并不是巧合的是，歌词里有一种古怪的上进心，好像在说“做歌曲”、个人追求、事业特别重要，呈现出一种只有6点-9点半之间营业、位于公交车站附近的早点摊才有的忙碌。让人觉得这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医生或科学家，而是更多的嘻哈歌手。

相反，民谣呈现的，是特别努力地无所事事。摇滚，大概表达了对于不知道在什么时间、该为什么事愤怒和挣扎的愤怒与挣扎。 只有流行歌曲发挥稳定：直到世界的终结，城市青年都要在谈恋爱中自我升华。

（卯） 经常查词，一般先存笔记再细读。整理时发现该网站专门做了一条很典雅的banner，写着：支持公益网站 拒用广告屏蔽软件 否定的转弯让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做的到底是什么。但严肃无助的口气让呼吁变成了一种隐约的委屈的谴责。简直幽默。

（辰） 以前警惕过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写这种东西。虽然得到宣泄，但冷静下来，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种放松。 写之前感觉记得好多瞬间，闪烁的思绪，落到文字里，却是光年之外的失忆。

（巳） 近日绵潮。是冬至的书签。 拉拉杂杂地写，偶然被问到，也被读了一小段。然后得评—— 你讨厌音乐也是有道理的，基本上我还没有遇到过唱歌比你还难听的人。 “……不要把这当成批评。大部分人，也包括歌手，只是不会唱，平庸，但没人像你这样，你简直创造了难听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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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修改

unnumbered：冷酷祭典之思考的提纲

▷ 演化时间链 ◁ Papin案，1933年 A Judgement in Stone, 1977年, Ruth Rendell La Cérémonie/冷酷祭典，1995年，Charbol 也就是，真实案件启发了小说，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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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umbered：冷酷祭典之思考的提纲

▷ 演化时间链 ◁ Papin案，1933年 A Judgement in Stone, 1977年, Ruth Rendell La Cérémonie/冷酷祭典，1995年，Charbol 也就是，真实案件启发了小说，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了电影。

▷ 原案所带来的 ◁ 暴力倾向始自充满暴力的家庭氛围，惩罚和顺从是人所能从这种成长环境中习得的。严苛的社会环境加剧了压力，同时，来自贫困家庭、个人选择极其有限的个体又在适应这种处境，附着在单一的安慰之上。可以想象，一旦这单一的安慰被入侵，或人本身受到伤害又无法迅速回到这种安慰之中，强烈的、原始的仇恨将会反弹。 已经被剥夺的变得更少，已经不完整的变得更破碎，是阶级分析从这起恶劣的凶杀中提炼的残酷真相，但问题在于是谁在剥夺？可不可以说，是谁在获利就是谁在剥夺？ 现有的，已形成的是严重剥夺和压迫下的封闭的、情绪处理能力极度欠缺的人格。蒙昧的，未开化的动物状态，它并不是“曲解”外界善意的信号，而是拒绝沟通，强调自我封闭所带来的舒适。这种舒适的习惯极易被打破，在危险的失衡的状态下指向她们唯一经历的却是属于别人的宣泄——惩罚。来自父亲的鞭打，和来自雇主的责骂。 ▷ Genet ◁ 我并没有把热内（Genet）放在演化的时间链上，因为这篇提纲的主题、起点和终点是电影《冷酷祭奠》，但，热内的创造是非常有价值的。体现在将个人的狂想与主人公的处境结合在一起，使暴力犯罪来到了一个新的心理深度，并且，他抓住了个人的反抗这个要素，只不过，这种反抗并不是理想主义的、“解放全人类”、以完美的人为目标的崇高举动，而是人对释放快感的永无止尽的需求。 可以说这是人固有的baseness，但这个错误，这桩罪，即使你不想把它定义为某种本质或人性，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很多事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创造这种快感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至少真实的Papin姐妹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而1933年她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会娱乐和大众流行并不像现在这样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可以代入和复制的快感模式。热内的戏剧（The Maids）发挥中，女主人公们却是在自己创造快感的模式——幻想惩罚的权力移交到自己手中，而且这创造的核心借由萨德主义表明了自己的本质：获得权力并滥用它。这几乎可以概括流行文化成功或不成功但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提供一个可以无限重复的幻想模式。 在压力面前，热内并没复制人物的现实生活，他选择了升华——纯粹艺术意义上的变形，而非复制生活中的惩罚。同时，尽管这一点是他与真实事件的裂缝，但热内为真正的凶杀创造了一种动机。 这个动机是最易于借用的，因为它使对罪犯的解读既可以伸向社会（人的处境），也可以反指人性和人本身。 ▷ 创造流行 ◁ 然而，Rendell并没有借用热内所创造的动机——在我看来，最值得利用的部分，她感兴趣的是事件的残忍、血腥，并原创了一个更为耸动和戏剧化的情结：文盲。这一壮举便是创造流行的开始。 与其说，女主人公不认字是从Papin姐妹蒙昧和自我封闭的动物状态中抽象出的，倒不如说这是Rendell从所谓class struggle中找到的一个庸俗的符号，既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考虑也没有对人物本身的尊重，而这部小说竟然被当做“社会批判”。 虽然“某某遭到灭门都是因为他们的住家女佣不认字”是个轰动的开始，但让它轰动的也是这一设定的荒谬。为了让情节进行下去，Rendell借用更多的是现代犯罪学对于犯罪人格的分析以及特征的确认。电影中沿用了这一点，也即Sophie是有暴力犯罪史的，她很有可能重复她之前排除生活障碍和情感障碍的谋杀。 不仅如此，她反社会的犯罪人格十分突出。没有道德感，冷酷，老练，而且精明，特别在电影最后，她冷血地跨过受害人的尸体抹掉房间各处的指纹。这里面的问题是，如果说不认字作为社会阶级高低的一个符号或压迫的一个符号，阻碍了她理解他人和交流的能力、阻碍了健康个体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认字是否也阻碍了感受他人痛苦、或说同情的能力，让她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因为，虽然有十分血腥的情节，但Papin案是一个激情杀人的案件，而凶犯Papin姐妹并没有想过要掩盖犯罪痕迹逃脱社会审判，而后面一点，是属于世故的范畴的，换言之，是那些知道社会正义和良心的存在而他们自己并没有良心也不在乎社会秩序的人。 那么，不得不提出的疑问是，蒙昧残忍与精明冷静的犯罪人格是协调的吗？更不用说，在杀人之前，Sophie还窃听主人的电话并以偷听的内容作为要挟，这其中的卑劣和狡猾，难道不是对她动物状态的否定吗？围绕着文盲所作出的人物设定还成立吗？最糟糕的是，围绕着文盲所形成的象征意义，也恰是（近乎可耻地）被利用的那些词汇，阶级对立，剥削，贫困对人的摧残，还能继续存在在这个故事中并成为某种背景和犯罪动机吗？难道，流行作者不是仅仅借用了这些象征的情感压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轰动的关注点（并从中取利），然后留下的最终印象不过是——这个人因为不认字所以杀了人，而不认字的人又坏又蠢，他们嫉妒富有的人？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处境，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创造流行最重要的便是假装存在。而其实没有任何焦点值得讨论。 ▷ 假装存在 ◁ 假装存在是非常利于电影的。文字上无法认真对待的，诸如“她是一个文盲”这样的设定，在画面上却能更容易说服理性，毕竟，这是“看到的东西”，具有直观的感染。 Charbol在电影中所展现的画面的说服力触及到了情感。我认为是很成功的。当看到Sophie拿着聋哑人课本试图拼出便条上的词（有了读音就能猜出文字的内容），攥紧的拳头所攥住那无力无助的压力，会让人觉得她做出怎样的宣泄都不奇怪。但吃蘑菇的那场戏，Jeanne拿出旧报纸，暗示Sophie曾经烧死了她的父亲，然后两个女人倒在床上，像快乐的孩子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发出近乎天真的、发自肺腑的、内涵却极为恐怖的大笑。尽管在视觉和情感上，这是很成功的一幕，但这条暗示完全破坏了此前压力和挣扎的形象，以至于其后让Sophie由披肩发换成两条辫子（Jeanne的发型，喻示着Sophie的靠拢和转变），这精心安排的细节变得毫无必要，因为，她们本来就是一样的。 但电影始终沉浸在这情绪里，像完成一个特别真诚的错误，展现出不止一个激亮的火花。如Sophie为躲避男主人拿文件的回到房间把电视的音量调至最大，再如她买巧克力时被帮助她的Jeanne所吸引，一头蛮横的、暴躁的、心智未全的无法面对社会生活基本规则的野兽，对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人完全信任，这在现代生活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相比之下，录音机，犯罪的揭露，那些当代观众最崇拜和重视的“故事技术”和巧思，其实不过是创造流行最基本的任务，本质是无聊的道德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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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部伟大电影 ♥

终于看到了我期待已久的这部电影。我很高兴。我要记住它。 朱亚文在指挥室摆pose。欧豪在前线摆pose。 区别是一个沉默的pose和一个呐喊的pose。 最终南昌起义是刘昊然一个人打赢的。 周一围困在一个院子里，在打另一场战争。 

所有地方都只有一条街道。 但驻扎的院子总是大得可以装下所有人。  

黄志忠和杨祐宁是好人。 余少群和霍建华是坏人。东北的军阀们也是坏人，韩庚还是没有多少头发。 坏人都自私。一点都不关心别人的死活。

霍建华一直在彩排婚礼。 郑元畅一直表情凝重。 

“……工作由瞿秋白、李维汉两位同志代理。” 由瞿秋白同志翻译。 刘烨同志听到这儿站了起来…… 

白客为什么没有演任弼时是一目了然的。 在所有角色的对比图中他是唯一接近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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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记录在本质上是表演。但只有把自己当成唯一的观众时这表演才真的有意义也有成果。最低限度，它可以是“不要成为某种人”的提醒。如After the Fox最后莫名其妙升至哲学高度的法庭审判，这是Neil Simon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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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26.00：伊藤润二

不乏佳作的短篇中，《至死不渝的爱》一直让我感到庸俗，似乎也预示了后期《缓慢的告别》这样的催泪弹的产生，但我不是很明白自己的心情。神神怪怪，劝人方，时间的物哀，《花田少年史》的每一段都是催泪弹，这并不应该是一个庸俗或不庸俗的范畴，而是田园牧歌中人类淳朴的延续--not a stone tell where I lie，尽管在城市生活中这是虚假的，是一种假装属于所有人的东西。

所谓的小确幸，是想把这类美好情感、瞬时的感悟确立在城市青年的自我认识中，一方面贫乏，另一方面追逐，还有第三方面——“逮住蛤蟆攥出团粉”，话糙理不糙，就是在三个字和一碗方便面上做锦绣文章的意志和沉醉，对小聪明的崇拜。 对小聪明的崇拜还有其他方面的发挥，特别当你放弃了某种意志、觉得“黑暗”也很时髦的时候。猎奇，几乎可以说是小确幸的另一个名字，文艺青年的第二张脸。在这个领域，伊藤润二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从感觉出发的创作，如《阿弥壳断层》《寒气》不仅有“直达”的效果，更展现了他独特的气质。在鲜明的个人色彩的带动下，他从视觉经验出发的创作的小片段，比如《蛞蝓少女》、《祖先们》*，也同样成功并为他的特色加分；而注重故事性，与怪谈和套路结合的作品，如《马戏团来了》《稻草人》《窃贼脸》《中古唱片》，虽然不是十分具有标志性，但情节设计完整很有娱乐性。 在短篇精选中，创建下个人品牌的《富江》反倒不让我觉得十分重要，固然，《富江》蕴含了很多关于作者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恐怖画面的具体和细致；第二，剧情的公式基本确立为感染的扩大和扩张。第三，是给猎奇靠上一个“深度”和“现代社会”的标签，也就是在富江这个蛇蝎美女的生化灾难中，找到一个欲望膨胀的寓言故事。然而这些表面重要的信息却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伊藤润二之所以特殊并不是因为他画得细致、因为他灾难片的情节设计、或因为他能套上几个文化批评热词，而是因为他特殊的深刻感受，或者说，他捕捉到了个人敏感脆弱一面的精神画像。 在他几乎所有不太强调情节完整的短篇，也可称作“噩梦式片段”中，恐怖的事情总是与肉体的腐化结合。如果说美式恐怖，总有斗争（几乎总以失败告终），在伊藤润二的世界里情感的核心并不是指认一种道德上或威胁生存的“恶”，而是一种强烈的、神经质的不安和不适感，一幅hypochondriac的画像，一种对外界的一粒灰尘会变成自身一部分的终极忧虑。 当然，这一切都掩盖在无聊的道德寓言中，所谓的“故事”中：争执中勒杀人，于是脖子发生了异变；恋人分手，于是身体长出了红线，等等。在伊藤润二对身体的迫害中，被强调和突出的是肉体的不安，而非是美式血浆中人们所感受的屠杀——这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因为感受到屠杀也意味着感受到了生命，但在伊藤润二这里，生命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肉体，没有精神，自然也谈不到“道德寓言”（说教等喻世明言固化为故事结构），而深入到内核，肉体的不安体现的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健康，而是对投身感官享受的不信任；发散而言，是在现代都市，人们与商业社会所提供的消费娱乐、营养、安全等等可统称为“生活方式”之间的隔阂。 当单独思考这种隔阂时，它可以是个经济问题，也可以是个社会学问题，但在漫画故事中，它终于变成了深刻的心理感受，并且出发自一个大概除了日本人之外不太经常出现的角度：肉体的角度。 噩梦，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仅凭这两点很容易呼唤出“卡夫卡”，不过从所谓“解读”的角度，意思本身远比标签（解读或解读者的重要性）有意义，至少，我这样认为。因为对个人来说，需要确定的不是我追随了一个多么厉害的偶像或欣赏了一个达到什么高度的人，而是搞清楚是什么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及他究竟达到了什么。我认为，伊藤润二的第一杰作，既富于娱乐性、让人可以信任故事本身，同时又深入到了一个比他通常达到的“感觉/不适不安感”更深的心理深度，这个短篇是《坏小孩》。 有英文的版本��译为The Bully，但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关于bully，甚至，也并不是关于复仇。它从女主人公的回忆开始，对她的追求者讲述她“黑暗”的过去。小时候，在她现在所在的这片操场上，她最想要的娱乐是引起现在的这个追求者的注意，某种程度上，是男孩们的注意，加入那个看起来更为刺激的“游戏世界”。她的愿望没有达成，新来的邻居阿姨拜托她照顾自己的儿子，一个年龄较小的羞涩的小男孩。她并没有在这份差事中找到什么积极的乐趣，而是陷入了黑暗，在不留下肉体痕迹的前提下、疯狂地虐待这个小朋友，丢弃他，使他喝脏水，恐吓他，等等，直到邻居阿姨搬家。 追求者并不认为童年的残忍是他求婚的障碍。但女主角没有说完。前段时间，她遇到了长大成人的男孩，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并告诉她：当年的虐待并没有留下仇恨，而是使他常常想起女主角，他表示，他爱上了她。 女人，自然无法战胜被爱上的虚荣，拒绝了她童年的暗恋、现在的追求者，因为她要跟美少年结婚。一年后，她有了儿子。某一天，美少年以出差为借口人间蒸发。 女主角独自带孩子，养家糊口，等待美少年归来，直至某一刻，身心俱疲的她看着儿子来到和她第一次见到的美少年差不多年纪时，她恍然大悟：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本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复仇。 这时，她有一小段独白，大致是：当年你阻止了我接近某某，多年后，你再次阻止了我和某某的结合。 她在复盘这段人生时，坐在梳妆台前，天色越来越暗。故事的最后一页，她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年幼的儿子面前：

（图memo26.00-1）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次戛然而止。怀着道德的焦虑，读者们从两人的背影中看到了小男孩和他悲惨的未来，似乎可以思考到“复仇的代价”（一个无辜的小孩/美少年牺牲掉了自己部分的人性，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虽然并不一定能预料到这个结局）。但故事的重心从来不在这个面目模糊的美少年身上，这个故事叫做--坏小孩。 从结构上看，重复和循环（升级）是很合理的设计，但震撼的核心却在女主人公的退化。而且，在漫画这个特殊的形式中，这种退化具体为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将恐怖推进到一个极为的特殊的现代的道德气氛中：它指认到了新的恶。 在具体探讨这种“恶”之前，我想必须说清楚的一点是，女主角并不是所谓“恶”的化身，她甚至并不能作为一个简单的“坏人”来对待。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并基于个人经验承认，儿童时期曾经历过“阴暗”的冲动，对阴暗的属性确认让人迈向了“自我要求”，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只做一个没有自我要求的、由本能驱使的生物。从这一点出发，女主角这个坏小孩，和众多伊藤润二的主人公一样，没有生命，没有性格，而她的特殊则在于，她是一种纯粹的性冲动的抽象。 她并不招摇，在一开始她也尚未到招摇和在异性面前自我表现的年纪，她苦闷地、安静地、挫败地站在游乐场的边缘，毁灭性的现实是一个偶然落到她身上的责任，如果不是她即刻将受挫转化为萨德式的心理享受，读者很难想象到这被阻断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们，作为普通读者，将她看做恶，从而将恐怖漫画（或整个horror genre）看作对邪恶和黑暗的猎奇，是因为，一方面，在通俗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小确幸”的、一个“苦涩而甜蜜”的解决方案（“青涩的失恋”“灰姑娘的自卑”）；另一方面，从平常的经验出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一个陌生的无害的小孩产生如此强烈的怨恨呢？所以，猎奇在这里获得了成功：你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 但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施虐中，她获得了快乐。欲望，假使不能以一种形式获得满足，它也必然以其他的方式达成自我实现，无论这方式多么扭曲多么不常见。 接着，作为这冲动和冲动的扭曲，女主角披着故事的皮，短暂地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她“正确地”批评自己的过去，她“正常地”（像一切遭遇不幸的人）那样为丈夫的消失寻求解释和理由，最后是她的“顿悟”。一个为达成猎奇所做的解释是这样的：她痛恨生活留给她的负担和责任（像过去一样），虽然这是她自己的小孩，但她仍可以把他当成对方的儿子进行欺凌。这确实非常邪恶，但这里有个问题，对方，（或许潜伏在暗处偷看着复仇成果的美少年），知道这件事吗？假使他真的潜伏着，真的知道，他在乎吗？更重要的，女主人公还在乎美少年的想法和存在吗？穿着女童服的女主角仍然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吗？理性意味着，她还能够计划或思考复仇吗？此时此刻，恨的抒发是她所着重处理的需求吗？ 我认为不是。在此时，她感到了愉快。淫荡的喜悦。她终于甩脱了故事的皮、人物的皮，人格的崩溃的一瞬间她看清了自己的面目--性冲动的抽象，和自己的处境--再次受挫，那么，她如何满足自己呢？回到她第一次实现自我满足的轨道上。那是挫折中她寻找到的解决，她迫切地需要回到那种享乐中去。一个能够感受到痛苦的人，只是她的工具。 这里，猎奇的普遍目标，即运用想象力实现花样翻新、不断升级的残忍和重口味，或与超自然因素、科幻因素结合实现结构和时间线的突破，创造新的叙事，这些文艺、类文艺的说法，这些标签、泛标签化的标榜，显得毫无价值，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新奇的因素，没有鬼，只有一个余韵悠长的谜：即使她要重新施虐，为什么要化妆成她小时候的样子呢？ 也许，伊藤润二只是顺着故事线、依循重复循环的结构在运用他的想象力，却在偶然间实现了极其深刻的揭示。而这，在意识形态错综复杂、人人似乎都在独立地自我塑造的现代社会，便是对行为模式的背后的心理动机的揭示。在残酷的，时常出现阻隔和挫折的日常生活，人格崩溃的短暂瞬间，欲望在过去面对理性和道德判断的胜利大逃亡，已经融入了个人的行为习惯乃至性格，而这并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伊藤润二另有两篇较为著名的故事是《人头气球》和《无街的城市》。《无街的城市》里有明确地提出“隐私”的主题，而《人头气球》则相当地，“卡夫卡”——在实在想回避具体的形容词的时候。我没有在“隐私”这个话题上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而《人头气球》在效果上是非常“直达脖颈”且“不适不安”的，这两个故事给我留下印象的点其实并不在“内涵”的层面，而是故事的讲述营造了十分诡异的气氛。我觉得，在较长的叙述乃至长篇故事里，这是伊藤润二在“异象的感染扩张”之外所依赖的技法。简单来说，就是开头和发展没有什么联系。 这种情节发展，比较常见的例子是动画片，如Family Guy和最近这些年的The Simpsons。在开头，它往往包含着一个套路或一个很强的讲述动机，但后来的发展和收尾则是属于其他的开头或不论什么开头。从观感上，就是你没法判断在一集（或任何独立的单位时间内）之中，从哪里开始是主要的情节。当然，发展和结束的逻辑关系是不得不成立的。比较具有开创性的实验可能是希区柯克的PSYCHO，开篇是明确的类似于黑色电影的犯罪故事，观众怀着往常的期待、紧张地关注着女主角的命运时，却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一定篇幅的恐怖故事适合这种讲述的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并不太需要逻辑，而解释的出现不仅不需要什么合理性，也不需要节奏。反正它就是一则怪谈，一场噩梦，一个古怪的东西。虽然《无街的城市》首尾有主题和情节的呼应，但是从与家人吵架、离家出走，到来到一个所谓“无街的”“公私空间不分的”城市，仍是一个奇特的转折。一开始，女孩确实是受到了双重的隐私入侵，先是暗恋她的男孩侵入她的梦境（同时也潜入了她的房间），后来是父母家人的监视与偷窥。但这两种入侵是两个层次上的事，没有人会觉得弗雷迪在梦里的肆虐是个隐私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女孩离家出走却像进入了一场更大的噩梦，在这座无界城市，两种入侵在现实世界结合了，但又说不清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仅仅是“这就是她遇到的事”、“这个故事就这样了”。 《人头气球》的一开始包含了很多俗套的元素。少女偶像。青少年情感纠葛。自杀。但情节并没有朝着任何明确方向推进，推进的只有恐怖，并且，隐隐约约地，在俗套破除的意识之下，读者还对少女自杀的原因怀着一丝解惑的心理需求，而无法承认所见到的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灾难片。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诡异”带来的在审美体验上的享受。也是气氛面对情节设计的一次胜利。所谓，针对创作传统/规律的一次胜利。 伊藤润二的长篇基本也遵循逻辑断裂、灾难扩大化的公式，但他的长篇，除了令人疲倦之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黑色诡局》可能是一个花了心思的设计，但在各个方面流露出了想象的疲软，和竭力掩盖自我重复的用心。我依稀记得我感到非常失望的一点是“石头”的出现，道具的出现，对于一个依赖感觉的人，往往意味着他在生造一些情节，意味着，他不再信任自己的感觉。

如一开始提到的，在我眼中，伊藤润二首先是一个感受独特的人，对个性、对个人感官、不适感的发掘和利用使他的恐怖事业与众不同。某种意义上，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只能依靠自身的独特，带动想象、情感、技法、自我训练，最终形成完整的形式上的表达，而不是依靠阅读和知识，依靠“卡夫卡”。但另一方面，进步和深化，为自己创造另外的风格，其他的面孔，是需要所谓“艺术修养”的，是需要思考和理性的，感觉并不是全部。我想这也大概说明了为什么在流行文化中取得成功的佼佼者（抛开取得成功的其他因素，真正独特的人），无法获得“自我突破”。首先，他们不得不关注的是如何维系和观众的关系，另外，当一个人的直觉（至少他自己是有明确认知的）是他成功的关键时，他如何通过学习来获得新的认识呢？换句话说，他如何处理对直觉的否定呢？ 陷入自我重复几乎是必然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的创作者在主观上都容易陷入虚荣和自恋，而是他们在长期进行职业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个人意志和活性，用谄媚来协调机械生产（不再是“创作”而是“伪创作”）与观众/读者的关系。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无法承认个人伪创作的必然（感觉开发的枯竭），也不能承担“谄媚”所带来的舆论风险的人，会直接否定艺术。在他们看来，艺术不过是被他们的直觉“操”过一遍的娱乐形式，内涵/真理是在商业社会中找不到门路的知识分子、批评家们最后的要挟、其本质不过是一些故弄玄虚的废话。 伊藤润二无法避免自我重复，但他呈现的是一种温和的无力的状态。对于关注他创作的普通读者，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批评或感慨的地方。我不时会想起的是当初看到《至死不渝的爱+白衣美少年》的时候。当时它给我的困惑，似乎恰是转折的预兆。 这个加长的短篇显然不是从感觉出发的，它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设计。男主人公随家人搬回他小时候的城市，在学校遇到以前喜欢的女同学。其时，小镇里流行着十字路口算命，传闻中，如果遇到黑衣美少年，就是大凶。男主角很紧张，他小时候遇到过一个神经兮兮的女人，因为当时他心情不好，所以没有做出好的预测，女人第二天在那个十字路口自杀，死状凄惨。由此，有了黑衣美少年的诅咒，同时，这个黑衣美少年被认为是女人死时腹中未能出世的胎儿。 这首先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假设这是一个hidden camera的节目，大部分正常的人（不得不驻足的话），都会说一些好话和礼貌的客套，因为人，不是随机扔出的硬币。换句话说，这种算命的方法里面包含的“偶然性”太少了，它甚至很难让卜问的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回答有什么参考性。 假使强迫自己接受故事的设定，十字路口算命成立，这个方法测算的并不是恋情或运程，而是随机的路人，那么，为什么惨死的诅咒会落在算命的人身上，而不是路口回答他的人身上呢？自然，日本女鬼的怨念是不接受解释和沟通的超自然意念，凡落入其力场的皆为牺牲品，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我觉得我没法放弃我自己的疑问，跟着恐怖的进程（像跟着《午夜凶铃》或《咒怨》或伊藤润二成功的作品）前进，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我固执于说教和道理，而恰恰因为我在追随这个故事的情节：男主角的自责与委屈，自杀的女人是他暗恋女生的亲戚，不断的算命不断的惨死，灾难重复与弥漫…伊藤润二这一次，并没能在俗套的开篇后，把作品提升为《人头气球》或《无街的城市》，他被情节的逻辑、故事的套路带走了。 与其说，这是压抑感觉的一次迷失，倒不如说是对情节本身缺乏理解造成的错误。作者，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年人，面对这样一件事——一个女人怀着孕，选择十字路口算命的方法来确认她与一个有妇之夫的婚外恋的结果——她应该怀着怎样的预期。 如果她认为她遇到的人说了好话，那个男人就会离婚，她就能拥有幸福（反之就是崩溃、自杀、惨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已经疯了。她是一个认知失调、精神错乱的人，她的极端选择没有任何道德情感上的意义，或应当给人任何责任和负担，更不用说一个心情不好的小男孩。而这个故事却潜移默化地，将人的道德情感划分为两边：一边是寻求算命的人，任性，自我，无礼，强加给他人负担；另一边，被要��算命的路人则体现着冷漠，随意的恶意等等。然而，这个由头太过荒谬——荒谬到只能被当成某种怨念诅咒的发端，一个该被一笔带过的东西，疑问的加入不会增加什么深度，反而让故事本身更难成立，因为，它在恐怖的营造上也失败了，而这一点是根本性的失败。 随便什么由头都可以发展成灾难，这是日本女鬼的特权，因为他们象征着不可沟通的毁灭，也无需强调这个原因和发起，但《至死不渝的爱》深陷在这个起因的故事中，以至于最后大批形容枯槁的丧尸在小镇里的大雾中问人算命时，我只能像《小猪进城》最后Babe站在桥上那样困惑地问——why？

分析失败除了解答个人观感上的疑惑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即便在一个强调感觉的领域，认识的深化，思考，仍然是必要的。内涵的外延或许只来源于别人的解读，但目的与手法的相称，情节与内涵的逻辑关系，是创作者对作品的基本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在创作经历到一定阶段之后，感觉或直觉的暂时沉默是必须的，因为下一个层次需要道德的勇气和思辨的力量，不是诸如“我下地狱”或“与鸡蛋站在一起”的这类佛学的、殉道口号的重复。何况，殉佛教徒的道，是跟“我和世界和痛苦”都不存在的哲学相统一的，显然，一个觉得自己并不是鸡蛋的人应该有重要的身份认同。 最后伊藤润二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也很可能是我误读的地方，是画面的静止感。在我的印象中，他标示动作速度和方向的线条不太多，或是与人物相脱离，所以人物即使在追逐和大幅度动作时也总感觉是静止的，不自然的，没有多少感情参与的木偶，而且关节和身体处在撕裂的边缘。他对人物基本是没有什么感情投入的，基本上男女主人公都宁静、漂亮，唯一有性格也获得一些流行性的人物好像只有双一，双一的脸也和其他角色不同，而性格也是喜闻乐见的不合群的、追求奇特的、别扭的倒霉蛋。

*《蛞蝓少女》：如果女主人公不是蘑菇头造型，似乎最后的形象很难成立。也由此让人觉得作者是先看到了形状，才有的故事。《祖先们》也同样；不过，陈陈相因的集体记忆，可以向着社会寓言拓展。 （图memo26.00-2 |《祖先们》的图对我而言有些超限就不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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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ant sequoia was enjoying a peaceful, anonymous existence as a tree until 1879 when an annoying naturalist named James Wolverton happened upon it, and decided to give the tree a name. Wolverton chose “General Sherman”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general he had once served under.

In 1931, the General Sherman was named the oldest and largest tree in the world. At about 2,300 to 2,700 years old, it’s definitely been here a long time! And with a base circumference of 103 feet, the sequoia is undeniably large. Thanks to modern technology, an even older tree has been identified in Sweden and taken that title. But the General Sherman remains the world’s largest single-trunk tree, by volume. And you can vis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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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ers’ defense

We killed him yet we’re disinterested and get nothing from our act; we killed him for the larger good within which yours contained; that we killed him is simply the substantiation of his own prophecy of his own doom, by revealing which he had sinned the sin of egoism. #why Thomas died in Canterbury 

[heartlesslyirremediablefun]

以Making A Murderer 为分界点滑入很深的愤怒。简直无法相信自己会为了无关的人或事牵扯这么多的感情和情绪。思维死在情绪的死结上。同时与WM3案件的相近不断在大脑的漩涡中碰撞。我觉得这不应当被当成“感情阻碍了理性”的时刻，而恰恰说明“感情可以帮助理性”，我认为这恰是人们忽略的，在很多最需要道德——或者说最大限度地靠近人性的复杂环境中，人们回避“无辜”，回避所有涉及真实情感和判断的字眼，怕被别人看出自己的背景、教育程度、立场、见识，而曲折地寻求智力超越或道德超脱的表达，被驯化的表达。 #九月的情绪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