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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的确定性】摄影：盛小新（Photograph by Sheng）作者的话：有时候不得不为人类大大小小的创新而惊艳和喝彩。从小吃到大的糖炒板栗，竟然推出了冰冻款，纵使心中疑惑和不解，耐不住朋友的热情安利，我决定尝试一下。拿在手里的冰冻板栗还带着薄薄的霜，“违和、违和、违和。”如若不是近距离观察，我是真的无法相信手中的小东西是板栗。不过，当我吃完一颗以后，便迫不及待的也买了一包冰冻板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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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路口

文/耘矷

已故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他的遗作《困惑的三文鱼》一书里，提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科技三定��”——

“我想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适用于我们对科技的反应： 

1.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都普通而平常，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 

2.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你以后能以此为业。 

3.在你三十五岁以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我认为，道格拉斯的这番略带讽刺的定论，不止适用于科技领域。

今天，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任时间最长的前首相遇刺身亡。铺天盖地的消息、评论，有人开始联想百年前的萨拉热窝，有人开始摩拳擦掌坐等某帝国霸权旁落，说实在的，我今天也刷了很久的知乎、微博、公众号等，但我扪心自问，我的态度？

没有态度。

在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在浮现的，是几个过往的片段。在此，与你分享。

（一）

2001年9月12日，我刚升上初二，开学没几天，那天是周三（特意去翻了一下万年历），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我们会按惯例做早操。这天的气氛让我觉得很不同寻常。往日排队总是拖拖拉拉、萎靡不振的男生，今天兴奋异常，三五成群，交头接耳，我好奇，便凑近了听，一个同学眉飞色舞，唾沫横飞——

“你们知道吗？美国被人炸了，死了好多人。”

第三节课是语文课，杜老师一脸沉重地走进教室，和大家说：“这节课我们不上课，大家看电视。”她说着打开了固定在教室左上角的彩电，切换到了中央一台。

整整四十五分钟，杜老师没再说一句话，她默默站在角落，和我们一起聚精会神地看。

时有更新的死亡人数，双子塔硝烟弥漫，断壁残垣，事发地作鸟兽散的平民百姓，不亚于过去看过的美国灾难大片，而且我清楚的知道，这不是特效，而是血淋淋的现实。911事发时北京时间是晚上，我已入睡。次日，虽然看到的不是现场直播，但我依然被震撼得，难以平静。

当时很多同学都在额手相庆，觉得美国遭到了报应，“活该。”那时，无论是南联盟使馆被轰炸，还是南海王伟撞机牺牲，我们外交上一直在隐忍，长大后我明白，那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韬光养晦”，打落门牙肚里吞的委屈，有一个更加冷酷的描述——技不如人。经济不如人，军事实力更是以卵击石。所以，对方所有明目张胆的羞辱，我们除了握紧拳头，咬牙切齿，不敢有任何的实际举动。

但同时，愤怒如暗流涌动。911发生后，这股愤怒的支流有了宣泄的堤口。那天放学后，好几个同学相约着要去网吧，一起打当时流行的《红色警戒·共和国之辉》，这是一个实时的策略对战游戏，可以选择主流的英美法德苏联等国家，还有中国。这部资料片里，中国拥有最强的兵种，他们说要应景地再虐一次美国。我同桌问我去不去，我摇了摇头。

一个人离开学校前，我经过杜老师的办公室，她还没走，我踟蹰再三，走了进去，怯生生地问了她一个问题：“老师，他们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平民？”后来，我知道这个数字，是2996人（含19名恐怖分子）。我至今记得杜老师那惨白的面容，她挤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悲切的苦笑，摇摇头，对我说了四个字，“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一直也没有想出答案。

（二）

九年后，2010年，我22岁，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正是“一生中的黄金年代”，当时我大学刚毕业，投奔了定居香港的母亲，辗转反侧两三个月后，找了一份做理财顾问的工作（销售）。那年10月某天，突然整个香港的舆论沸腾了，互联网上所有新闻网站都在讲述同一件事——

那个和王小波同名（字不同）的，刘姓的中国籍男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

我没等午休，就跑出写字楼，在报摊上买了三份报纸。回到办公室，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得益于宽松的管制政策，香港的舆论是分阵营的，政治立场泾渭分明。第一份报纸，是和苹果公司同名的那家日报，出了名的反G，几乎每天都有大陆的负面新闻，这次也不例外，延续着西方主流舆论之一，称刘姓男子是“顽强抗争的异见人士”，报纸用了好几个版面，细致描述了刘某过往的“彪炳业绩”。鉴于敏感，我不展开描述，有兴趣的可以百度（无需翻Q，但微信搜他的名字是没有内容的，百度能搜到，有人民网发布的长文）。

第二份，《明报》，这是金庸在1950年代创立的报纸，中立，略微亲G，也是我平日里买的最多的，几乎一期不落的报纸。我有一个高中学长，后来也去了明报当记者，还出过书，我给他写过书评。

扯远了。那天明报的报道就克制了很多，记得只有头版和次版，篇幅不大，措辞也中规中矩。

手里的第三份报纸，是《文汇报》，这是典型的亲G的报纸，也有对此事的评论，态度和大陆官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严重抗议”、“表示失望”跃然纸上。

我当时还做了什么，噢对了，那时校内网（人人网）还正当流行，我也是活跃分子，那天我发了一个相关的状态，记得大意是“XXX竟然获奖了。”没有什么激烈的言辞，但很快，被屏蔽了。

还有一个细节。我当时在尖沙咀上班，但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住在深圳的福田口岸，每天单程花一个半小时通勤。那天下班后按惯例过海关。入境中国的海关，一直以来的常规操作是会抽查所有入境人士的行李，此举主要是为了打击做代购的“水客”，他们会贴身携带香港免关税的数码产品，比如当时流行的iphone4来大陆售卖赚取差价，而数码产品并不在入境免税范围内，因此，如果被查获，就要按比例缴纳罚款。我也做过香港代购，但这不是此文描述的重点。我想表达的是，那天海关抽查的频次要高很多，往日大约20个人只有1个人会被拦住，开包查验。那天，大约6-8个人，就有一个被拦住，而且，海关人员重点检查了报刊杂志，如果是反G的媒体，比如PG日报，一律没收。当时我也紧张了一阵子，因为我包里也有“违禁品”，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查。

我走回住所，将包里的报纸铺开，饿着肚子，就着日光灯，又将相关的文字认真地浏览了一遍。此时的我，相比9年前的自己，价值观里已经被灌输了太多的所谓原则和立场，但不寻常之处在于，不知为何，同龄小伙伴所“流行”的，非黑即白、喜恶分明的��元论，好像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的主旋律。

初中时我没找到的答案，高二时，我自认为找到了。

六册语文书，我最喜欢的文章是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那时的我，以“荒诞派掌门人”自居，且引以为豪。

（三）

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知的。

我很喜欢的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更愚蠢的了。”结果他在1957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三年后，因车祸去世。

我22岁的秋天，那场曾闹得沸沸扬扬的舆论事件，也随着时光走远。两年后，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南方，回到浙江生活。我没有渠道去接收不知是否存在的质疑，看到听到的大都是网友们的“扬眉吐气”。

这次，我没有在网络上表态，但我充斥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仿佛2001年7月13日夜晚的重演。

那是初一结束的暑假，我在香港探亲。7月13日夜晚，我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等着一个老人的“判决”。当我听到“the city of Beijing”的时候，失态地大喊大叫，双手手掌大力地拍打着木地板，热泪夺眶而出。那天是人生头一次，从自己身上，体会到一种强烈到可以吞噬一切的辽阔而炙热的感觉。

那天，北京申奥成功。

现在，让我去描述这种情感，我会用帕斯卡的一句话——

“感情自有其理，理性难以知晓。”

（四）

我修改了一下道格拉斯的三定律，或许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普适性——

“我想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适用于我们对历史的反应：

1.我们出生到少年时期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普通而平常，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

2.我们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3.我们三十五岁以后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类似的态度——‘噢，我知道了。’”

200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出版了一部回忆录，名为《亲历历史》。书里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我意识到，不能因为你和别人意见不一致，就认定对方是坏人，而且如果你相信某事，你最好准备为之辩护。”

前天，我刚过完自己的35虚岁生日。

今天，我们都在“亲历历史”。

无论结局会怎么样，我只愿——

世界和平。

——写于上个夏天，2022年07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