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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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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与中国军队，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杨天石 2015-10-26

主讲人：杨天石主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时间：2015年8月29日主办：长宁区图书馆协办：蔚秀报告厅、季我努学社

【编者按】8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长宁区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讲座。杨天石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后所起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天石教授讲座内容：

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年均是9.9%。1937年，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大概是6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只有13.6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年产值是当时中国的4倍还要多。

打仗离不开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所以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当时日本的石油是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中国的129倍。

在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可以做到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每年是40余万吨，造舰能力每年5万吨。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零，我们不能够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口炮、一辆坦克、一辆汽车。当时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主要的部件和原件还必须要靠进口。在1937年的时候，中国只能够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200万人。当时的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只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为例，日本每个师共21945人，中国只有10923人。陆军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日本的步枪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只有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个师配备541挺，中国的每个师只能配备274挺。重机枪日军每个师是104挺，中国的军队只有54挺。野山炮这种重型武器，日军每个师装备64门，中国军队仅仅是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还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而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这是我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和国家的统一几个方面对两个国家所做的考察。总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想中日两国当时不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落后，因此一定要争取和利用外部的力量。早在1921年，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提出，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要尽快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天皇问日本将军，“你看打中国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将军回答，“一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日本人原来估计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百里将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战略，叫持久消耗战略。也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拖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合流。

蒋介石在1936年6月跟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有一段对话，蒋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蒋介石的意��是要拖延，打持久战。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蒋介石已经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它的前途做了一个正确的估计。

要争取外国的力量、要争取外国的帮��，首先靠谁？争取谁？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说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说英国、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子，蒋介石一定会按照他主子的命令去反抗日本。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反，蒋介石首先并没有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而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求援。

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把一位老外交家颜惠庆派到苏联去，跟苏联的外交部长商谈恢复邦交。中苏两国本来有外交关系，但是1929年断交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与俄复交，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使日本人害怕。”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跟苏联恢复邦交。

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是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有了这个条约，苏联人就可以向中国运送武器，运送飞机，可以派顾问、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所以，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是苏联。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才争取同英国、美国结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然后就是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之前，广州失陷。广州、香港地区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所以蒋介石就召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跟他讲华南地区跟英国关系密切，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你们要有所动作。也就是说，蒋介石想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但是最后这位卡尔大使只表示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早在1937年10月28日，当时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到苏州对军队干部发表演讲，题目叫《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如果单靠我们一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他对抗，我们建设未成，准备不足，当然不容易打败它。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为维护国际正义而战，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都要同情我们、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国际形势来压迫敌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想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压迫日本。

南京沦陷前夕，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他的演讲题目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已经��定迁往重庆。

在演讲里，蒋介石讲：“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定了，即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组成联合阵线，组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看看国民政府、看看蒋介石当年是怎么努力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1938年12月11日，蒋介石跟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1939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正在苏联访问，蒋介石告诉孙科，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督促英国政府尽快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且不仅英国、苏联在欧洲要团结，还要让它推广到远东和亚洲。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我们提供20万受过训练的军队。这20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在香港地区反对日本侵略。

之后又做法国的工作，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打电话，说这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是否可以将中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确定下来，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并且有所准备、有所决定。

此后，蒋介石又见了美国的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蒋介石告诉他，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但是四年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抗战，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蒋介石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促成英、苏两国与中国建立同盟，参加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的联防会议，借以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中国政府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

有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我，说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因为他的“主子”让他抗战，所以他才参加抗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英国这个国家老奸巨滑，对日本长期采取的是妥协、绥靖政策。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曾经回忆，“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利益的情况下，极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1939年，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克莱琪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有一个谈判，谈判内容是，如果日本不打英国，不侵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去碰香港、不去碰新加坡，那么英国会支持日本。在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法国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美国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跟日本再打起来。美国人可能陷入一个“两洋作战”的局面，什么叫“两洋作战”？即在大西洋跟德国打，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恢复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美国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当时日本需要大量战略物资，而日本是一个小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都是从美国买的。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宣布废止美国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另外，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大概有1亿多美元的储备。

此后，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生意要继续做，钢铁、石油也要继续卖，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要解冻。

结果，美国准备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

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备忘录的基础上又定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而且表示继续把石油卖给日本人，另外还从日本进口生丝。这就在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协了，结果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一段说“看到了美国人所考虑到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又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懦弱。”蒋介石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个“帝国资本主义者”骂的是美国。

当天蒋介石还写了一封给胡适的电报，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

他要求胡适把这个意思告诉美国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人还有那么多的幻想。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所以中国人心动摇，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藉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蒋介石一天之内给胡适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除了胡适，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个代表，即宋子文。蒋介石给宋子文打电报，说“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暧昧游移。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胡适和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说我们美国这个“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承认错了。

蒋介石除了通过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丘吉尔在凌晨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能跟日本妥协，说“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那么我们欧洲战场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抗议、丘吉尔反对，所以罗斯福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最后决定“抛弃这桩蠢事”，不再跟日本妥协。

美国不妥协了，向日本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火了，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那么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所有的成果都将付诸流水。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回答里面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12月8日4点20分，两个日本代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因此在12月8日，美国、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而且蒋介石提出，应该成立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应以美国为领袖。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议建立中、英、美、苏、荷五国的军事合作，订立互助协定。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产生一个永久机构来指挥。12月31日晚上，罗斯福约见中国代表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最坚强的保证。

美苏两国是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军

前几年日本NHK电台记者到北京访问，谈到日本的战败问题，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说，杨先生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为什么好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因为美、苏两国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当年美国打日本叫“太平洋战争”，采取的战术叫跳岛战术，太平洋上好多岛，怎么打呢？打下一个岛再跳打另外一个岛。例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另外一个战斗叫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1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牺牲。

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十万七千人。还有硫磺岛战役，在900余艘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万人的日军守卫的硫磺岛发起进攻。美军全歼岛上2.2万人的日军，但是也付出了2.8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战役使得美国陆战3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4师、5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这些例子是说明，在太平洋战斗中，每打一个岛屿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罗斯福要找寻一个“捷径”，减少美军死伤人数，这个“捷径”就是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号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在此期间，苏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经过一周激战，苏军伤亡2万余人，歼灭日本关东军8万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降诏书，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60余万关东军成为俘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苏武、屈原之争”。“苏武”是指靠苏联的武装、苏联红军打东北，“屈原”是指屈服在原子弹前面。这个争论从二战胜利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但是从我上面的叙述看来，日本之所以投降，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摧毁了日本侵略的主力，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的作用

那么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做了什么、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是蒋介石��问印度，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的地位很尴尬。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人为了独立，要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又是中国的同盟国，如果印度站到日本方面、站到德国方面，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法西斯阵营呢？可能性很大，因为印度国大党有两个领袖，尼赫鲁和甘地，他们都反对英国。

当时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人博斯在当时成立了一支军队，叫“印度国民军”，这个“印度国民军”就是跟日本合作的。如果整个印度都倒过去，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日本拉印度，德国也在拉印度，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我们帮你独立。

而且德国人还有一手，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叫洋克，洋克跟蒋介石的代表桂永清谈判，准备秘密签订一个条约 —— 中德军事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是，中国从缅甸去打印度，德国从中东去打印度，德国和中国打下印度之后，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会师。

这就很危险了。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想拉拢印度站到自己一边，而印度主要的政党又很有可能要站到法西斯一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宋美龄去访问印度。这是他们夫妇在抗战期间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对英国的殖民政府讲，对印度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印度自治。另外蒋介石、宋美玲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尼赫鲁、甘地）讲，你们要参加反法西斯阵营，跟中国合作打日本，至于印度独立将来再说。

蒋介石、宋美龄要去印度访问，英国的丘吉尔反对，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达去会见甘地，写信给蒋要他好好思索，说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的印度总督会见宋美龄，要求蒋不要首先会见在新德里的尼赫鲁，被宋拒绝了。

蒋要求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甘地，提出中印共同奋斗，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甘地没有回答。蒋回到中国以后，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1942年夏，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裂，逮捕了甘地与尼赫鲁，丘吉尔提出彼此不干涉内政，反对蒋介石要求释放国大党尼赫鲁和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不化，蒋曾经争取罗斯福的帮助，但是英美同盟使罗斯福不愿意插手，就劝蒋避免任何交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强调印度独立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要求无条件释放甘地、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写信，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法西斯阵营，要求他们站到反法西斯阵营，尽管这件事由于英国的反对没能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重点是，中国派遣远征军出战缅甸。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抗战需要接受外国的军火，首先靠香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这条路断了。然后靠滇粤铁路，云南到越南的铁路，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这条路也断了。最后只剩下滇缅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是先运到缅甸的仰光，然后通过缅甸的公路运到中国的西南方。日军为了截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一定要占领缅甸，一定要斩断这条公路。所以中国一定要援助缅甸，但是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中国的军队进入缅甸。

直到仰光被英国占领了，丘吉尔才勉强同意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首先打的第一仗是同古保卫战，同古是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作战的第200师，杜聿明是首任师长。杜聿明升为军长以后由戴安澜继续当师长。

戴安澜师长的军队到达同古的目的本来是支援英军守住仰光这个海口城市，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

中国的军队在同古奋战了12天，伤亡千人，消灭了日军5000多人，在一个夜里撤退了。

对中国军队的表现，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的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军一个军官叫横田，他说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过像这样的劲敌，劲敌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将军以少数部队把日军打败了，把7000个英国兵救出来，所以4月20日这一天就被定为克服仁安羌解救的日子，孙立人被英国国王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支那，密支那是缅北的重镇。这次战斗是由中国的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只想保住印度，控制香港、控制东南亚，所以反对在密支那进攻日军。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最后密支那这场战斗还是发生了，打了100天，把密支那拿下来了。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缅北的主动权，滇缅形势完全改变。

美国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士兵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从印度出发进攻缅北日军。兵力12万人，一年半中收复缅甸大小城镇50多座，挺进2400公里，解放了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在云南怒江以东的中国远征军16万人，1944年5月反攻，经过8个多月的苦战，收复滇西全部失地38000平方公里，毙伤日军21000人。

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两军合计打死日军48850人，中国远征军伤亡79154人，有2900人长眠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牵制、困扰日本，这个是中国军队做的第三个工作。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线作战，专心致志的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自然，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忠诚的，在中日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据统计，日本人曾经跟国民政府谈判过12次，想把中国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但是都被重庆政府、蒋介石拒绝了。

中国政府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以后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开罗会议。

1943年中期，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苏联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斯大林没有参加。第一次在开罗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讨论远东，德黑兰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主权，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会议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提出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提出来要实物��偿。

会议还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方面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但是英国提出来不讲独立，只写明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于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以后来《开罗宣言》明确表示，朝鲜要独立。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首脑跟美国、英国的首脑平等会晤，共商世界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开罗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两个联盟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胜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国内是以国共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统一战线。有了这个统一战线，才有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但是时间会更漫长，不止8年，可能会更长，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我想介绍毛xx在1950年代跟南斯拉夫代表讲的两句话，他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毛xx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困住日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毛xx讲“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这当然反映了毛xx的谦虚，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实际。

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原文链接

#抗日战争 #二战 #蒋介石 #中国远征军 #罗斯福 #丘吉尔 #斯大林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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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dongxier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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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爱好者周刊（第 176 期）：中国法院承认 GPL 吗？

这里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科技内容，周五发布。

本杂志开源（GitHub: ruanyf/weekly），欢迎提交 issue，投稿或推荐科技内容。

周刊讨论区的帖子《谁在招人？》，提供大量程序员就业信息，欢迎访问或发布工作/实习岗位。

封面图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一家公司展出了“爱因斯坦”人形机器人，使用中文向学生“授课”。（via）

本周话题：中国法院承认 GPL 吗？

开源软件通常带有许可证。大家一直很想知道，如果国内用户不遵守许可证，可以去法院告他吗？

上周有一条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违反了 GPL 许可证，赔偿侵权费50万元。

很多程序员很兴奋，认为这代表 GPL 许可证得到中国法院的认可。

我仔细读了判决书，觉得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这个案件很复杂，得不出法院认可 GPL 的结论。

我简单说一下案情。

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盒科技”）在 GitHub 开源了软件 VirtualApp，使用了 GPL 许可证。但是，他同时又声明，不得用于商业用途，除非购买商业授权。

大家觉得，这个声明有问题吗？可以既采用 GPL 许可证，又不许用于商业用途吗？

回答是，这个声明有很大问题。GPL 许可证允许商用，只要你用了这个许可证，别人就可以把你的代码用于商业用途。

[开源小知识]

如果想禁止商用，就不能使用 Copyleft 许可证（比如 GPL），而是要添加一个自己的许可声明，比如“源码只供个人学习，不得商用，除非购买商业许可证”。

因此，罗盒科技一开始的许可证选择，就有问题，后来果然出了问题。

有一个叫做“点心桌面”的商业 App，使用了 VirtualApp。罗盒科技就控告开发商福建风灵公司侵权，要求赔偿2000万元。

罗盒科技起诉的理由，不是对方违反 GPL，没有开源“点心桌面”，而是对方没有付款，就将代码用于商业用途。

所以，准确的说，这个案件跟 GPL 许可证没有直接关系，只跟风灵公司没有获得商业授权有关。法院最后判决被告败诉，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前面说了，GPL 许可证允许商业用途，风灵公司就抓住了这一点，为自己辩护，宣称自己使用的是项目的 GPL 版本，不是商业版本，因此可以商用。

他们没想到的是，GPL 许可证的第八条明确写明，如果使用者不开源自己的代码，GPL 授权失效。

第八条传播或修改代码时，如果不遵守规定的条件，授权自动终止。

法院因此认为，风灵公司不符合条件，不能使用 GPL 为自己的商业行为辩护。所以，这个案件不是法院认可了 GPL，而是法院认为被告不适用 GPL 许可证。

假如风灵公司遵守了 GPL，公开了“点心桌面”的源码，那还构成侵权吗？我的个人看法是，那样就不侵权。

总之，GPL 在国内维权还是很困难。它是按照美国法律写的，所有中文版都是网友翻译的，有没有准确表达含义都很难说。中国法院就算认可 GPL，也是作为代码作者与用户之间的合同看待。

这意味着两点。

（1）只有代码作者才能提起侵权诉讼，其他人没法控告违反 GPL 的行为。

（2）就算胜诉，最多就是对方软件下架或者赔偿损失，很难强制开源代码，因为中国合同法没有这种先例，而且法律允许对方拒绝继续履行合同。

使用 Node.js 开发一个 CLI 工具

Node.js 诞生已经超过10年了。因为它，前端开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今天，你要学习前端的主流技术，首先就要掌握 Node.js，因为所有开发都要在它下面完成。

很多同学都想知道，怎么才能掌握 Node.js？

对于新人来说，其实只要掌握两个知识点，就能上手了：一个是 CommonJS 模块格式，另一个就是命令行环境（command line，简写为 CLI）。其余部分就是普通的 JavaScript 语法。

上面两个知识点之中，CommonJS 比较简单，命令行有点难，因为内容多，需要了解操作系统，以及 Node.js 提供的各种系统接口，最常用的就是文件系统接口。

这一周介绍的课程，就是《教你使用 Node.js 开发一个 CLI 工具》，教大家快速入门命令行开发。

这是一门视频课，手把手带你从零开始写一个 JS 脚本，把它做成命令行工具，并发布到 NPM 上面，可以给其它人下载使用。

它不同于那些直接讲述技术点的课程，不是生硬的文档解读，而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带出知识点，立足于教会学习者，解决现实场景中的实际问题，属于“实务导向”。

课程的主讲老师崔效瑞，有丰富的前端开发经验，是 Vue 3 的代码贡献者，也是 Element3 技术负责人、mini-vue 作者。

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报名，就可以领取这门视频课，并了解课程的详细情况。课程推广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保证没有套路。

科技动态

1、二氧化碳捕捉工厂

世界目前最大的二氧化碳捕捉工厂，最近在冰岛建成了。它通过风扇吸入空气，过滤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将二氧化碳液化，注入地下1,000米深处的矿洞存储。

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目前没有好的方法吸收二氧化碳。该工厂每年只能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只相当于800多辆汽车的排放量，而全世界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360亿吨。（@emac 投稿）

2、搞笑诺贝尔奖

哈佛大学每年评选（似乎）无意义的研究，颁给搞笑诺贝尔奖。今年，日本学者（上图）获得了其中的动力学奖，他通过马路实验（下图）得到结论：

“如果两波人相向而行，其中有人边走边看手机，将引发人群的冲撞。”

这已经是日本学者连续15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了。日本网民也在议论，日本的学者是不是太多了，找不到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了？

3、违规跑鞋

9月12日的维也纳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以2小时09分22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但是随后就被取消成绩，理由是他的跑鞋违反了最新规定。

按照规定，跑鞋的鞋底厚度不能超过40毫米，但是该选手的鞋底厚达50毫米，多��整整一厘米。更厚的鞋底可以提供更好的弹力，帮助选手节省体力。

4、游戏厅的衰落

日本的电子游戏厅曾经盛极一时，各种街机玲琅满目，但是，现在已经盛况不再。根据警方的统计，1986年日本全国曾经有 26,573 家游戏厅，到了2019年只剩下 4,022 家，疫情爆发以后，数目更是继续锐减，可能不到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

互联网和手机游戏的兴起，是游戏厅衰落的主要原因。目前，游戏厅的最大顾客来源是传统游戏爱好者，以及老年人。一位65岁的老人说，他把游乐厅当作社交场所，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一些人认为，游戏厅最终会消失。另一些人则认为，游戏厅值得保留下来，街机有其独特的乐趣。南梦宫、Square Enix、世嘉等街机公司，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促进街机行业的发展。

5、漂浮式光伏电站

山东德州最近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单体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在水库的水面上，漂浮着面积2200亩的太阳能光伏板，设计总容量为320兆瓦，第一期建成了200兆瓦。

漂浮式光伏电站的好处是，对水体没有破坏性，比较环保，节省地基成本，施工周期短，还可以减少水库的水量蒸发、遮挡阳光抑制藻类生长。另一方面，光伏板放在水里，可以有效降温，显著提高发电效率。

6、果蝇独居的后果

科学家已经知道，果蝇是一种社会化动物，所以常常用它做实验，研究人类社会。

《自然》杂志最近报道，科学家将果蝇单独隔离，与群居的果蝇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独居的果蝇有更少的睡眠、更多的进食。

这个实验如果可以引申到人类，就表示长期独居对健康不利，群居、与他人的日常互动对健康更有利。

文章

1、WebOS 死亡十周年纪念（中文）

多年前，Palm 公司曾经发布过一个手机系统 WebOS，有很多令人难忘的特性，非常易用。2011年8月11日，该系统被宣布放弃。本文回顾了这个系统。

2、消灭后视镜（中文）

越来越多的小汽车使用摄像头取代后视镜，有的甚至连突出的门把手都隐藏了，本文讨论这样做的原因。

3、如何免费搭建一个 VS Code 网页版（中文）

VS Code 编辑器有网页版，本文教你怎么把它部署在免费服务器上，可以用来写笔记，或者偶尔远程编辑代码。（@DoctorLai 投稿）

4、你所不知道的 ASML（英文）

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工厂，都依赖一家公司生产的 EUV（极紫外光刻）芯片制造机，这家公司就是荷兰的 ASML（阿斯麦）公司。它一年生产50台 EUV，每台售价1.5亿美元起。

5、12 张视觉错觉图片（英文）

本文收集了 12 张著名的视觉错误图片。比如，上面这两张图片，看上去是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条街道，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张图片并排放在一起。

6、绝对值的计算并不简单（英文）

绝对值的算法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判断一个数是否为负数，如果是的，就去掉它的负号。如果你采用这样的算法，那你就错了。

7、React usePrevious 钩子（英文）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 useEffect 和 useRef 的官方钩子，写一个自己的 usePrevious 钩子，返回组件上一次渲染时的 props 参数。

8、浏览器的“包导入地图”（英文）

Chrome 89 开始支持 ES 模块的“包导入地图”功能（package import maps），可以为导入模块指定别名。

工具

1、Ventoy

一个 U 盘的启动盘制作工具，直接把系统镜像文件复制到 U 盘即可。它支持电脑启动时，从多个系统镜像文件里面选择一个启动。

2、WebDen

专供手机浏览器使用的网页代码编辑环境，提供 HTML、CSS、JS 的开发和调试。

3、View Source

一个 Web 小工具，输入网址，就可以高亮显示该网址的源码，非常好用。

4、fishdraw

一个 JS 脚本，可以自动生成鱼的图形。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自动画树的库。

5、MDvideo

一个桌面软件，自动将 Markdown 文档转成一段视频。文档里面的视频、音频、图片网址，都会抓取后插入视频，还可以根据文字生成人工语音的旁白朗读。

它非常适合快速生成产品的介绍视频。（@linqian02 投稿）

6、group-by-repo-on-github

油猴脚本，用来处理 GitHub 的网页搜索结果，可以根据仓库分类，并自动获取分页结果，即不用点击“下一页”了。（@foamzou 投稿）

7、iDraw.js

一个简单的 JS 库，用来使用脚本进行网页绘图。它基于 Canvas，可以绘制文字、矩形、圆形、图片、HTML 片段和 SVG 文件。(@chenshenhai 投稿)

8、PikaScript

这个项目用来为单片机提供 Python 支持，让你可以通过 Python 脚本操作单片机。（@pikasTech 投稿）

9、mini-stores

小程序状态管理库，方便管理页面状态，支持各公司的小程序。（@linjc 投稿）

10、Neumorphism

一个网页工具，用来生成照明阴影效果的 Flutter 代码。这里还有 CSS 版。（@xrr2016 投稿）

资源

1、Samantha Ming 个人网站

Samantha Ming 是一名加拿大前端工程师，她在个人网站上分享了很多前端代码的技巧，内容质量很高，制作精美。（@wxyudl 投稿）

2、糖尿病教育网站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主办的网站，全部使用中文，提供糖尿病、健康、运动、饮食知识，内容很不错。（@Stupid-Human 投稿）

3、程序员的数学导论

一本英文的数学教材，专门写给没有数学基础的程序员，主要介绍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并且结合编程实例（比如加密和神经网络）进行讲解。全书可以0元购买。

4、 SQL Bolt

一个交互式的英文在线教程，一共19课，从零开始讲授 SQL 知识，以及如何查询数据库。

5、国际数据管理手册

该网站提供全世界各国的各种数据格式，比如地址、电话、邮政编码、货币、车牌等的格式。

图片

1、手机学习网页开发

一个尼泊尔老师在网上贴出照片，他的学生没有笔记本电脑，只能通过手机架设开发环境，学习网页开发。

经过两个月，这个学生已经初步掌握 HTML、CSS 和 JS。

2、世界上最长的钢琴

钢琴的音质与琴弦的长度有关。琴弦越长，振动越慢，就能发出越低频的声音，所以高级的三角钢琴，体积都很大，长度都不短于2.3米。

一个新西兰青年阿德里安不禁突发奇想，如果制造一个特别长的钢琴，不就可以发出非常低的音频吗？

他决定自己来造一个，从图书馆找到资料，在钢琴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动手建造。

最后，他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钢琴，长度接近10米。

他说，本想造得更长，但是他家的车库放不下了。

果然，这架钢琴的音质相当好，吸引了很多专业音乐家专程来演奏，还灌制了唱片。

文摘

1、乔布斯的白板事件

摘自沃尔特·艾萨克森的《乔布斯传》。

1985年，30岁的乔布斯被赶出了苹果公司。

他随即创立了 NeXT 公司，继续开发符合他理想的下一代个人电脑。

1986年，一家叫做 Pixar 的图形硬件公司找到了乔布斯。那家公司濒临破产，急需资金。乔布斯经过思考，同意给钱，成为这家公司的最大投资者。

最初，这只是一笔单纯的风险投资。但是后来几年，Pixar 还是不断亏损，乔布斯不得不追加投资，最后索性成了公司的董事长，直接介入公司管理。

那时，乔布斯每周有一两天去 Pixar 公司办公，剩下的时间就去 NeXT 公司办公。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NeXT 公司和 Pixar 公司的业务都不见起色，看上去两家公司都会失败。这是乔布斯一生中的最低潮，他的压力很大。

有一天，Pixar 公司开会，乔布斯对 Pixar 创始人史密斯和其他高管破口大骂。因为他们一直拖延，没有按时拿出下一代图像电脑的电路设计。

那个时候，NeXT 的新产品也没有按时完成。史密斯就反唇相讥：“嘿，你的 NeXT 电路板做完了吗？不要光盯着我们。”

乔布斯听了勃然大怒。史密斯后来回忆：“他气到失去理智。” 史密斯说话有西南部口音，乔布斯就学他的口音，冷嘲热讽。史密斯说：“他欺人太甚，太过分了。我也气炸了，什么话都骂出口。于是我们几乎贴着对方的面，大约只隔一个巴掌宽，互相对骂。”

乔布斯开会时，一定要把白板据为己有，不轻易让别人使用。史密斯利用自己的大块头，一把推开他，迳自走到白板前，边写边解释。乔布斯吼道：“你给我住手！”

“咦？”史密斯回击：“白板是你的吗？我不能写吗？简直是胡扯。”乔布斯气得当场离席。

这场会议以后不久，史密斯就辞职离开了 Pixar，自己创业开了一件软件公司，专攻电脑绘图和影像编辑。

他很幸运，微软后来买下了他的公司。他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创立了两家公司，一家卖给了乔布斯，另一家卖给了比尔·盖茨。

言论

1、

如果你走得足够远，其实就再也没办法回去了。当你回到故乡，原来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归根结底，旅程才是你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

-- 《如果有无尽的推动力，宇宙飞船可以飞多远？》

2、

二战开始后，德国轰炸伦敦。伦敦市区每天晚上都有炸弹落下，郊区的炸弹比较少，可能每周一次。

战后的调查发现，在这段时期，市区居民的胃溃疡发病率显著增加，奇怪的是，郊区居民的胃溃疡发病率，增加得比市区还要大得多。这说明压力的不确定性比压力本身伤害更大。

--《学会减少不确定性》

3、

Dropbox 这个软件给人的感觉是，很早就达到了顶峰，然后随着开发团队尝试添加越来越多的功能，而逐渐变得糟糕。

-- Hacker News 读者

4、

赚到一百万美元以后，再往前走的动力都来自你的热情。

-- Joel Spolsky

5、

幸福的秘诀就是永远抱有低期望值。（the secret to happiness is low expectations.）

-- Hacker News 读者

历史上的本周

2020年（第 125 期）：数字人民币要取代谁

2019年（第 73 期）：数据统计的威力

2018年（第 22 期）：猴子自拍，版权归谁

这个周刊每周五发布，同步更新在阮一峰的网络日志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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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科技爱好者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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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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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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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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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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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evj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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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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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谌旭彬 2018-12-13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史实。

本文较长，共七小节，目录如下：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

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限。【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

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

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图：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

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

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

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

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

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

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

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图：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图为日军官兵拥挤在慰安所旁）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

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

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

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滞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滞��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

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

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

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

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

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

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

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

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

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

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

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

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

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1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前文所言，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网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

其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

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

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

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

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

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图：曾有人修改百度百科，将“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伪史加入到了“松井石根”词条之中【现已被删除】）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

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

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

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日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

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

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

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

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

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

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 ——“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

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

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

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

……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图：谣言中涉及的于芷山）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

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

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

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路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

“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 ——“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图：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提及于芷山部仍驻芜湖）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

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

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

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

“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 —— 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

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

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

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

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

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图：“朝鲜籍日本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

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

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

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

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

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

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

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完）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讨会，2010；【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20】高鹏程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22】同上，第867-868页；【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308页；【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32】《橡树 | 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第457~458页；【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第350~351页；【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10~111页；【37】同上，地111、114页；【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39】《战犯谷寿夫的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695~716页；【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41】同上；【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第08页；【46】崔吉平/口述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48】吴锡业/口述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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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交易提醒：大选日前恐继续震荡；多国GDP数据重磅来袭，全球疫情持续爆发，警惕股市大跌拖累金价 © Reuters. 黄金交易提醒：大选日前恐继续震荡；多国GDP数据重磅来袭，全球疫情持续爆发，警惕股市大跌拖累金价周一（10月26日）亚洲时段，现货黄金震荡走弱，盘初一度失守1900关口至1891.39美元/盎司，因上周美国两党刺激法案谈判一波三折，美国大选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另外上周末欧美新冠疫情进一步恶化，也给美元提供避险支撑，这令金价承压；不过，美债收益率周一走弱，美国大选前的不确定性仍给金价提供逢低买盘支撑。数据方面，本周重点关注美国、欧元区、德国等国第三季度GDP数据，另外关注美国通胀数据PCE数据。央行方面，本周加拿大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报告，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召开发布会并发表经济展望报告，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投资者也需要重点关注，如果央行释放进一步货币宽松信号，将有望给金价提供支撑。此外，本周市场焦点依旧是围绕英欧贸易谈判、美国两党刺激计划谈判、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民主党与白宫相互指责，美国刺激方案谈判再陷僵局美国两党关于刺激法案的态度牵动市场的关注，继双方一度传出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谈判又再度陷入僵局，预计将对金价形成一定压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史姆努钦上周五相互指责对方应出力推动谈判向前推进。大选前通过刺激法案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退。佩洛西表示，特朗普应该推动磋商，并让共和党人点头同意与白宫达成的关于近2万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的任何协议。“如果总统愿意配合，我们或许可以在选举前做到这一点。” 白宫的谈判代表姆努钦称，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他指责佩洛西不肯在民主党优先事项上做出妥协，导致磋商停滞。姆努钦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提供了让步。但佩洛西在许多问题上坚持己见。如果她想妥协，那就可以达成协议。” 特朗普上周五再次嘲笑佩洛西对于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的坚持，并指责她想推迟刺激计划，直到11月3日选举之后。佩洛西上周五在国会大厦的一次采访中说，她和姆努钦在进行下一次通话前，正等待国会委员会汇报下层工作人员的磋商结果。相关委员会的助手说，除非得到佩洛西和姆努钦的方向指引，否则他们也无能为力。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刺激方案谈判“目前进展不大”，时间在迅速流逝。佩洛西表示，众议院本周或可通过一份疫情救济计划，但仍然难以与白宫达成协议，且共和党牵头的参议院可能在11月3日的大选日之前不会有所行动。佩洛西和白宫幕僚长Mark Meadows上周日（10月25日）先后接受采访，互相指责在刺激立法上“朝令夕改”，反映出美国议员对大选前达成协议为何如此悲观。佩洛西提出，在抗疫资金方面和教育相关援助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本周众议院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的情况取决于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称，“我们希望越快越好，所以我们才会让步。” Meadows的态度并不乐观。“我们仍然在一个又一个地提出方案，佩洛西则不停地变”。目前市场对大选前出台新一轮刺激计划的预期较上周急剧降温，这给美元提供支撑，也令金价承压。周一美元指数震荡走高，最高触及92.93，涨幅约0.20%，收复了上周五大部分跌幅。 (美元指数日线图) 全球多地区新冠病例新增仍旧居高不下，彭斯幕僚长亦感染欧美疫情再度爆发来势汹汹，这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再度增加，这使得股市受到拖累，美国股指期货周一一度下跌0.8%，创两日新低，而这也给美元提供避险支撑，打压金价；当然，金价近几个月跟股市的正相关性较强，股市的下跌也对金价有所拖累。金价周一一度跌创一周新低至1891.39美元/盎司，目前交投于1898.61美元/盎司附近。 (现货黄金日线图)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日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65322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最高纪录。法国上周日新增45422例新冠肺炎病例，新增138例死亡病例。英国新增23012例新冠肺炎病例，新增174例死亡病例。意大利新增19644例新冠肺炎病例，再创单日病例新高，政府考虑新的限制措施。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截止美东时间上周六（10月24日），美国新增85317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连续第二天创出纪录。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飙升，意大利将实施5月份全国封锁以来最严厉的限制性举措，而西班牙也将实施全国宵禁。上周六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由403874例增至426110例，单日新增22236例，为记录新高；法兰克福成为德国疫情震中之后，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公共场所限聚令，取消了颇受欢迎的圣诞集市。意大利总理孔特已批准，限制酒吧和餐馆营业时间，关闭娱乐场所、赌场和健身房。还将敦促民众避免出行。这些措施将从周一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11月24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内阁上周日批准再度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赋予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他宣布，除加那利群岛外，全国从每晚11时至早晨6时实行宵禁。法国交通部长Jean-Baptiste Djebbari称，政府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包括再次封锁。周日早晨，由于重症监护室承受压力，法国南部的病患不得不转院治疗。Djebbari在Europe 1电台上表示，由于疫情在全国蔓延，跨地区转院的效果可能不及过去。澳洲国民银行(NAB)外汇分析师Ray Attrill说。“选前出台财政协议的希望消退，疫情方面的消息以及可能实施更严格的封锁，这些因素加总起来足以让股市受伤” 他表示，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影响外溢至汇市，外汇交易员在美国大选前也保持谨慎态度。欧盟谈判代表延长在伦敦访问时间，加大了英欧协议达成的希望据《星期日电讯报》报道，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尔计划将其对伦敦的访问延长至周三，目前他对英国脱欧后的贸易谈判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欧盟谈判团队原定于上周日返回布鲁塞尔。英国代表团将于周四前往布鲁塞尔进行更多会谈，而下周六实际上已成为决定双方能否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但渔业仍是最大的症结所在。不过法国正在为其在英国脱欧后渔业减少捕捞做准备，这加大了各方达成协议的希望。英国国务大臣刘易斯表示，我们很有可能与欧盟达成协议。这将降低欧洲投资者购买黄金避险的欲望。分析师：若拜登下周胜选，将对美元不利距离下周(11月3日)美国大选仅剩余一周的时间，投资者需要对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保持关注。目前民调显示，拜登胜选的可能性要大于特朗普。分析师认为，如果拜登胜选，将对美元不利，这有望给金价提供支撑。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日继续选战行程，尽管身边多名幕僚感染新冠肺炎；在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创纪录之际，总统特朗普却声称抗疫有所进展，招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抨击，称特朗普对疫情束手无策。分析师认为，若拜登在下周大选中胜出，特别是如果民主党也拿下参议院控制权的话，可能会出台大规模刺激方案，随着这笔支出将改善市场人气，美元将走软。澳洲国民银行(NAB)外汇分析师Ray Attrill表示，“并没有迹象表明拜登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但随着下周二的大选越来越近，还是可以预期风险情绪会变得较为谨慎，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我很认同，即如果到下周中，拜登清楚明确地胜选...短期的市场反应将是对风险偏好十分有利，对美元不利”。满地可银行基本和贵金属衍生品交易主管Tai Wong表示：“目前黄金的走势确实反映了美元走势。”他补充称，金价目前处于每盎司1890-1930美元的“停滞不前”区间内，每次触底都会被推高。本周重要风险事件和经济数据 10月26日（周一）交易日重要数据及财经事件；国际假期预告重阳节翌日，香港交易所休市一天；新西兰劳动节，新西兰休市一天 ①待定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国会★；②17:00 德国10月IFO商业景气指数★；③22:00 美国9月季调后新屋销售年化总数★★★；④待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⑤待定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至10月28日★；⑥待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西班牙关于如何分配欧盟复苏基金的讨论★； 10月27日（周二）交易日重要数据及财经事件；①05:45 新西兰9月贸易帐★；②09:30 中国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率★★；③14:00 澳洲联储助理主席布洛克发表讲话★；④19:00 英国10月CBI零售销售差值★；⑤20:30 美国9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⑥21:00 美国9月FHFA房价指数月率★；⑦22:00 美国10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⑧22:45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霍尔丹出席一场线上活动★；⑨次日04:30 美国截至10月23日当周API原油库存变动★★； 10月28日（周三）交易日重要数据及财经事件； ①08:30 澳大利亚第三季度CPI年率★★；②11:00 日本央行利率决议★★★；③17:00 瑞士10月瑞信/CFA经济预期指数★；④20:30 美国9月批发库存月率初值★★；⑤22:00 加拿大10月央行隔夜贷款利率★★★；⑥22:30 美国截至10月23日当周EIA原油库存变动★★★；⑦23:15 加拿大央行行长波洛兹价讲话★★； 10月29日（周四）交易日重要数据及财经事件； ①11:00 日本央行利率决议★★★；②16:55 德国10月季调后失业率★★；③18:00 欧元区10月经济景气指数★★；④20:30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初值、美国第三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率初值★★★★★；；⑤20:30 美国截至10月24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⑥20:45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⑦21:00 德国10月CPI年率初值★★；⑧21:3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召开新闻发布会★★★；⑨22:00 美国9月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10月30日（周五）交易日重要数据及财经事件； ①07:30 日本10月东京CPI年率、日本9月失业率★；②14:30 法国GDP年率初值★；③15:00 德国第三季度季调后GDP季率初值★★★；④15:30 瑞士9月实际零售销售年率★；⑤15:45 法国10月CPI年率初值★；⑥18:00 欧元区10月未季调CPI年率初值、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GDP季率初值、欧元区9月失业率★★★；⑦19:00 意大利第三季度GDP年率初值★；⑧20:30 美国9月PCE物价指数年率、加拿大8月季调后GDP年率、美国9月个人支出月率★★★★；⑨21:45 美国10月芝加哥PMI★；⑩22:00 美国10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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