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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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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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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王小川：盼每年拿下百度3%搜索份额；万达或一季度清偿全部海外负债

大公司滴滴三大措施应对春节打车供需失衡，10亿元奖励一线司机 1月30日下午消息，36氪获悉，滴滴出行官方发布公开信表示，和往年一样，2018年春节期间打车依旧会很难。为此滴滴将在春节期间尝试推出三个举措，并加大对春节期间坚守服务岗位的司机的奖励，以助力大众春运出行。滴滴在公开信中指出，为尽可能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又最大化保障司机收入，2月8日至2月21日滴滴将在全国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奖励，以感谢司机的辛勤付出。滴滴员工也将坚守一线为司机、乘客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腾讯苏宁京东融创注资后，万达有望一季度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澎湃新闻网1月29日晚报道称，340亿投资中，腾讯占100亿元，持股比例为4.12%，京东投资50亿元，持股比例2.06%。一位熟悉万达的市场人士介绍，万达的偿债压力主要来自海外，万达海外负债总额80亿美元左右，3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4亿美元，此前万达出售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物业已套现约13亿美元，万达在美国还有两处可售物业，至少可以回笼资金10亿美元，“偿还海外债务已不是难事。” 1月20日万达集团2017年会上，王健林说：“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万达商业H股退市资金也有了可靠方案。万达集团在全球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此前，穆迪、标普、惠誉均因担忧万达偿债能力而调低了万达的信用评级，唱衰万达的媒体文章也此起彼伏。9天之后，王健林兑现了他的大招。（财经）乐视网近3日出逃2671万元前五卖出席位包揽全部成交 1月30日，乐视网(300104)复牌后连续五个跌停。深交所披露近三个交易日（26日至30日）的龙虎榜，期间乐视网合计成交成交2671万元，其中前五名卖出席位合计卖出2671万元。华鑫证券郑州商务外环路卖出885.54万元，财富证券杭州庆春路卖出649.47万元，一机构专用席位卖出549.16万元，分列前三买入席位。前五买入席位合计买入312.85万元，中原证券郑州纬五路买入123.54万元居首。（证券时报·e公司）微博：集中关闭发布传播低俗内容的账号共计1132个微博管理员今日发布微博社区公告称，今日集中关闭了@熊猫TV丝丝刘雨琪@亚洲女神集中营@噼里啪啦啦2333@我和女票的那些事@小希--m@一只色影师的小号@裸腿高跟最性感等一批发布传播低俗内容的账号，共计1132个。在今年上半年，将监督员团队从目前的762人扩展至2000人。监督员职责扩展至低俗、违法信息。微博公司将实现对监督员线上考试、线上培训、复审、合规审查。将监督员从目前的网友自治组织逐步转化为微博内容监控体系的重要有益组成部分。近期，微博还会推出更多治理发布传播低俗内容的举措，对于集中发布低俗内容的账号坚决予以禁言关闭，形成巩固长效机制，维护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秩序和良好生态。（微博管理员）今日头条再反击百度，拿出六大证据和法院受理诉讼通知书今日午间，今日头条官网发布文章，直指百度“黑公关”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六点证据，主要还是围绕昨晚宣布将对百度正式提起诉讼的两点进行说明。其一，头条称在百度搜索“今日头条”相关内容，搜索结果排序第一来自百度旗下百家号，第二才是头条官网。其二，搜索“今日头条，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时，百度搜索首位虽然是头条官网，但却用红字标示警告，“提醒：该页面因服务不稳定可能无法正常访问”。对此，头条方面认为百度是在“造谣”。基于此，头条方面认为，这是百度利用搜索垄断地位，针对头条的“不正当竞争”，对用户有严重诱导性。据头条消息，目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百度金融否认寻求20亿美元新融资近日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百度正为旗下金融部门寻求新投资者，拟最多融资20亿美元，本轮融资之前估值约28亿美元，该融资预计于今年4月完成。百度金融计划利用其中部分融资来投资几家国内的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百度金融公关部有关人员回应称，不予置评，“现在都是传言”，并表示“百度金融的独立运营计划正在有序进行，但具体方案尚未确定。未来的独立运营方案，将帮助百度金融更好地达成发展目标。”（北京时间）搜狗王小川：希望每年拿下百度2%-3%搜索份额谈及和百度的竞争，搜狗CEO王小川说，之前百度的确因为一些原因对搜狗有一定的忽略，现在百度对搜狗的重视程度加强，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但也是得到了竞争对手的尊重。他称，搜狗希望每年拿百度2%-3%的市场份额。有了更加充足的资金储备，王小川称，搜狗在投资布局将有更大的举措，将更加关注一些内容、数据的公司，也可能投资智能音箱市场。至于是否关注和投资区块链项目，他称这是另一个“可以讲一天”的话题。（第一财经）谷歌11亿美元“买入”宏达电设计人才，要与苹果展开“厮杀” 谷歌正式完成与宏达电价值11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在台湾增加2,000多名智能手机专家，将有助于这家搜索引擎巨头在竞争惨烈的高端手机市场追赶苹果公司。这笔交易将帮助谷歌更深入地涉足设计自己的消费电子硬件和专用芯片--就像苹果公司那样。谷歌最新款的Pixel手机配备了一个新型的图像处理器，来改善相机效果。谷歌的硬件主管Rick Osterloh在采访中表示，将来的Pixel设备中将使用更多这种“定制芯片”。Osterloh为谷歌带来了原属宏达电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将帮助谷歌更多地控制其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包括与供应商更紧密的合作。三星涉足虚拟货币，量产比特币挖矿芯片要来了据韩国媒体 The Bell 报道，三星电子与中国的挖矿硬件制造商签订了代工合同，将正式批量生产比特币挖矿芯片。早在上个月 Korea Herald 称，三星电子已经成功研发出 14 纳米的 ASIC（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并与 Baikal 公司签署协议，为后者的挖矿硬件提供芯片。业内观察人士指出，由于三星之前都是和更成熟的公司合作，如苹果、高通，而这次与一家知名度较低的公司合作很罕见。这一举动意味着，三星公司正将未来业务押注在虚拟货币上。贾跃亭FF内部信：诉原CFO盗取商业机密网易科技独家获悉了FF的一封内部信截图，其中显示，Faraday Future近期对前CFO Stefan Krause 和前CTO Ulrich Kranz以及其创办的EVELOZCITY分别提起了仲裁申诉和联邦法庭诉讼，控诉其非法窃取Faraday Future大量核心商业机密及技术机密。据外媒报道，此案因为涉及FF以及目前备受争议的创始人贾跃亭而受到极大关注。据称，此案索赔金额或将高达数十亿美金。来自FF的内部员工称，Stefan Krause和Ulrich Kranz在FF任职期间，一直想排挤公司创始人贾跃亭，散布只要贾跃亭在公司就无法获得融资的言论，后发现此计划无法得逞，或继而采取从FF期间接触的投资人处获得投资创办新公司的方式与FF展开不正当竞争。（网易科技）星巴克CEO：已彻底解码中国市场，想把手工烘焙独立门店开到中国在业绩电话会议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说，“星巴克已经彻底解码中国市场，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家西方消费品牌比星巴克更有优势。我毫不怀疑星巴克在中国的门店数量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在随后的发言中，约翰逊还提到，由于看到了增加销售的机会，星巴克正在冒险尝试开设烘焙品牌Princi的独立门店。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2018财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全球净收入增长了6%，其中，由于最新并入了华东业务，中国增长了30%。第一季度，星巴克全球同店销售增长了2%，而中国增长了6%。（小食代）苹果联合创始人看衰特斯拉自动驾驶：绝不再信马斯克据CNET报道，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很少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对于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及其领导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而言，他却坦言对他们感到十分失望。他解释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特斯拉的粉丝。然而，他似乎对马斯克总是无法兑现承诺的时间表感到失望。举例来说，马斯克曾在2016年8月份表示，特斯拉将在去年年底前实现从洛杉矶到纽约的无人驾驶测试。然而，至今还没有发生。据报道，这导致沃兹尼亚克宣布：“现在，我不相信马斯克或特斯拉所说的任何东西。” 搜狗王小川：今年重点战略是输入法升级和发展机器翻译 1月30日，在搜狗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的第二天，搜狗CEO王小川对话媒体，解读了搜狗2018年的战略。王小川表示，上市前后搜狗有一个战略上的升级，之前是三级火箭，一直以搜索为核心，“但在搜索里我们毕竟还不是老大，今年会强化两件事。”第一是输入法本身的升级，输入法将不再是简单打字的工具，而是搜狗更厉害的武器，输入法是搜狗能否成为行业一线公司的关键原因。另一个重点是突破的是机器翻译，搜狗会投入非常大。（腾讯科技）财报显示搜狐2017年布局成功，张朝阳如何才能迎来第二春？搜狐第四季度总收入为5.10亿美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24%；全年总收入为18.6 亿美元，较2016增长13%，而去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下跌了12%和15%，可以说搜狐业绩重返上升通道。除了搜狗外，搜狐自有业务最具看点的是内容业务，也就是搜狐起家的媒体业务，具体来说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传统媒体业务，一个是搜狐视频，而这两个业务在2017年都实现了成功的转型。不论是搜狐视频还是搜狐媒体，都可归到内容产业上。在中国用户精神消费需求日益强烈、付费会员模式方兴未艾、智能算法推荐风靡的大环境下，内容市场发展正在越来越良性，成为后移动互联网市场的重要赛道，搜狐未来的机会也在于是否能否抓住内容风口。亚马逊实行新单个邀请项目，将解决愈加严重的库房拥挤难题亚马逊正在测试一个新的单个邀请仓库和货运项目，名为“FBA Onsite （在场亚马逊物流）”，这个项目将为卖家提供更有效率的仓储和运送选择，使亚马逊软件以及物流系统得以入驻卖家自己的仓库里。该项目是亚马逊力图解决其仓库拥挤问题的最新举措，旨在利用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自有仓库储备，而非建造更多的物流中心。 CNBC在查阅一封亚马逊发给卖家的邀请函后获悉，亚马逊称这个新服务为一个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项目，该项目不仅结合了亚马逊已有物流项目中的优势，而且也会降低运费。联发科要与苹果签下HomePod芯片订单，iPhone的订单还会远吗？根据台媒最新消息，联发科传出抢在 iPhone 相关芯片合作之前，将先拿下苹果智能扬声器HomePod的 Wi-Fi 定制芯片订单，成为双方第一款合作产品，最快2019年延伸至 iPhone 芯片供应。HomePod是搭载苹果智能语音助理 Siri 的首款智能扬声器，下周五在美国、英国、澳洲上市，售价为 349美元，直接挑战智能音箱龙头亚马逊Echo。而苹果这次之所以选择牵手联发科，或因苹果与合作已久的全球手机芯片龙头高通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化，两家公司就专利反垄断诉讼正在法庭上打得十分火热。供应链领域的消息称，联发科最快 2019 年有机会拿到苹果 iPhone 订单，无线充电芯片则仍在争取阶段。饮料业大并购：Keurig绿山咖啡收购七喜、Dr Pepper母公司 Keurig Green Mountain Inc.与Dr Pepper Snapple Group Inc.达成协议，以187亿美元现金获得后者的控股权，为其咖啡帝国增添业内名声最响的几个软饮料品牌。两家公司周一表示，Dr Pepper Snapple的股东将获得每股103.75美元的特别现金股息，并对合并后实体保留13%的持股。Keurig Green Mountain的股权高度集中，由JAB Holding Co.运营，其现有投资者将持有新实体87%的股份。JAB是亿万富豪Reimann家族支持的投资公司，该公司一边将Jimmy Choo等时尚类企业业务脱手，一边在食品和饮料领域加快扩张步伐。此笔交易令JAB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公司在软饮行业展开角逐，让公司业务从现有的快餐和咖啡领域向外延伸。之前公司已经收购了Panera Bread、Caribou、Peet’s等连锁品牌。四大巨头联合注资后，万达表示：不会选边站队，也不会退出房地产针对万达与腾讯等投资者签订战略投资协议，有媒体解读为万达在巨头新零售竞争中站队，万达今日上午公开回应称，纯粹从公司商业利益出发选择合作伙伴，不会“选边站队”，也不会做伤害其他方利益的事。万达仍然是万达商业控股股东，并拥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和决策权。对万达来说，腾讯、融创、京东、苏宁的入股，一来可以降低万达的杠杆率，让万达的现金流更为充足。二来，万达商业从港股退市，拟在A股IPO上市，腾讯、融创等公司的资金到来也会助其一臂之力。从另一角度来说，在阿里与腾讯正值“新零售”大战胶着之际，万达此时与腾讯、京东、苏宁等合作伙伴联手，意欲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难免引人联想。投融资超融合厂商「泽塔云」获招商银行 B 轮融资，加快布局金融和教育行业超融合厂商「ZETTAKIT 泽塔云」近日获得招商银行 B 轮融资，投资额未披露。这笔资金将用于布局国内市场渠道体系，并加大研发投入。泽塔云告诉 36 氪，此次引入招商银行的投资，是想让超融合服务加快进入金融行业，依托招商银行的行业客户资源，有利于泽塔云了解行业用户需求和业务特点。根据 Gartner 对超融合定义，超融合系统指提供标准的计算、网络、存储的模块化交付，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在通用的商业硬件和存储上搭建横向扩展的集群。超融合市场的火热已经持续两年，按照这一发展趋势，未来 2-5 年时间，超融合将真正成为市场的主流。（36氪）首轮即获2亿元投资，爱保科技正式成立 1月30日，以“科技+保险+服务”为战略定位的爱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宣布成立。爱保科技初创团队经过8个月的孵化，首轮即获得了人保金服、易车、58集团和美国Solera集团2亿元投资，是今年保险科技领域最大的首轮融资。爱保科技目标是成为一流的保险科技平台公司。据了解，在孵化期内，爱保科技已经初步验证了其商业模式，相关产品上线三个多月服务用户100万。（36氪）农业SaaS平台新农宝获2000万元A+轮融资，助力农企数字化转型 1月30日，农业信息化服务商新农宝宣布完成2000万元的A+轮融资，本轮投资方为夸克资本、甲子启航，融资主要用于业务扩张、人才引进和技术研发等。新农宝业务方向是面向于涉农农业提供信息化云服务，助力涉农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平台的特点是提供全渠道、全场景解决方案，以新农宝农业云（U-Cloud）为例，该云平台包含五大模块：U田（农田植保运营管理系统）、U智（全渠道营销与运营管理系统）、U问（农技专家在线问诊系统）、U易（企业专属营销商城运营管理系统）、U店（销售开单与会员管理系统），涉及了农企管理效率提升的多环节。目前，U-Cloud已为1000多家涉农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亿欧）移动机器人视觉方案商「上海深视科技」获千万元天使轮融资上海深视科技已完成了千万元级天使轮融资，晨晖创投领投，紫竹小苗天使投资基金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技术研发与迭代，优秀人才的招募以及市场方向的探索。上海深视科技现有两种盈利模式。一种是直接面向终端移动机器人产品公司，收取模组费用（如果客户自己解决硬件产品开发问题，也可以直接接入深视科技的算法）。另一种是面向上游芯片和传感器公司，收取一次性研发费用以及算法授权费。上海深视科技CEO李扬表示，其软硬件一体的移动机器人视觉模块将于今年4月正式上市，主要面向服务机器人行业。现阶段，上海深视科技还在对一些功能性的算法进行研发和优化。（36氪）喝奶茶吃地瓜，休闲零食品牌商「萌翻鼠」获数百万天使轮融资休闲零食品牌商「萌翻鼠」近日完成数百万天使轮融资，本轮投资方为进极资本。萌翻鼠向36氪透露，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扩大团队规模、发展零食业务、增加品类和增强运营。 “福建连城和山东是番薯干最大的产地，每年有30亿元以上的份额。”萌翻鼠创始人黄晓峰在此前采访中提及，但福建的地瓜市场缺少具有辨识度的大品牌，同质化严重，利润较低。因此在创业初期，公司选择以地瓜类产品切入零食市场，希望让地瓜品牌进行升级。（36氪）酷产品未来的自动驾驶警车能代替警察开罚单，必要时还可以“隐身”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最近公开了一项由汽车巨头福特两年前申请的专利，福特希望造一辆可以自动驾驶的警车，它能确定道路上何��发生了违规行为并且采取各种行动，比如追踪问题车辆、发出警告或开超速罚单等。这项专利申请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辆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 而且还使用了一种尚未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与违规车辆以及固定测速摄像头等设备进行远程交流。专利中还特别提到了无人警车的另一项能力：隐身。即在追赶超速的违规车辆时，警车可以找一些地方躲起来。（36氪）今日声音华兴资本包凡：阿里和腾讯“相互成就”，虚拟货币是典型的“庄家市场” 今日，在华兴资本媒体沟通会上，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包凡表示，2017年，腾讯、阿里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两巨头，彼此间战火也烧得愈来愈烈。对此，包凡认为短时间内互联网行业格局不会有特别大变化，阿里和腾讯两者“谈不上垄断，是在相互成就”，这样的局面“很健康”。同时也印证了，互联网行业的特征是“强者愈强”。但这并非意味着创业公司没有机会，“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新的事物出来，改变这行业的格局，”包凡说道，对创业公司而言找到自身定位很重要，站在企业角度，核心还是要自强。（36氪）李开复反驳《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请停止煽动人类对AI的恐慌在达沃斯参会期间，李开复接受了FT中文网主编王丰的视频采访。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教授提出，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掌管这个世界的人类，尤其是当AI技术开始和生物技术结合，开始介入基因编辑时，AI可以制造出拥有心智的怪物。他认为这个观点过于夸张，在科学上没有依据，要如何把信息插入大脑？还不是很清楚。像基因编辑这样的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一样，都是影响深远的技术突破，肯定会带来变化。赫拉利教授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擅长的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科学不是他熟悉的领域。（创新工场）诺奖得主席勒：比特币仍旧难逃泡沫属性在上周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主持人询问诺贝尔奖获得者Robert Shiller是否支持比特币，这位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反问说是否可以持半支持态度。Shiller说他很欣赏这项技术，但他认为目前这种技术的疯狂传播已经湮没了其本身的价值。 Shiller是行为经济学的支持者，写出了有关投机泡沫的开创性著作《非理性繁荣》。他认为人们并非总能保持理性，他们受某些经济思维影响，往往被情感驱使。上个月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可以就比特币这样的现象提出深刻见解。（未央网）每日优鲜徐正：流量思维失效，生鲜电商要延长用户生命周期天猫超市在夏天开始试运营生鲜1小时达服务，盒马鲜生则给出了3公里最快半小时达的承诺。更低的客单、更高频的购买，成了每日优鲜和对手们新一轮竞逐的关键。在徐正看来，流量思维会失效，如何延长用户的生命周期，提高用户忠诚，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课题。 2017年，每日优鲜接连宣布两轮融资，总额超过3亿美元。这笔融资将用于前置仓的扩展、供应链提升，以及用大数据和ai做更精准的购买预测。徐正在这一年把做多的时间花在了招人上，“平均每天见八到十个”。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对话《旅行青蛙》制作人：青蛙不会长大，正在筹划中文版《旅行青蛙》制作人上村真裕子表示，目前，青蛙还只在日本国内旅行也暂时没有让小青蛙长大的计划。也许将来可能会出国旅行，但具体的时机和方式还没有决定。他们有很多海外用户，尤其是中国用户，正积极研究海外版本。中国的安卓手机市场比较特殊（无法使用Google Play进行发布），所以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如何去应对将是需要考虑的课题。永远不会长大，永远有可能随时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上村希望借这只小青蛙传达的，正是这种自由而随性的生活形态。没有人能将一款游戏永远玩下去，但一种充满魅力的生活方式，却有可能对人产生长久的影响。（腾讯深网）年度网购app榜单：淘宝app渗透率达53.3%，京东为20.6% 极光大数据推出《2017年度网络购物app市场研究报告》，2017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约为7.18万亿，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6％，最后一周网络购物app渗透率为69.9％，用户规模达7.13亿。手机淘宝app渗透率达53.3％，京东为20.6％，折扣电商类app拼多多渗透率增长至19.4％，手机淘宝、京东、唯品会2017年12月MAU破亿，16-35岁用户为网络购物主力军，占比达85.5％，网络购物app用户偏好手机淘宝、支付宝和美团。（36氪） http://dlvr.it/QDFs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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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amin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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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夏明：达赖喇嘛会两次敲门吗？

——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部份留学生交流

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隆重仪式。从学生（包括博士生）角度来看，辛苦四年或近十年（对许多公立学校来说恐怕还要更长），终于穿戴上了学位袍和方帽，与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见证和庆祝获得学位的快乐时刻。从教授角度来看，更多时候他们都扮演着看门人的严厉角色，他们的天职似乎是有意为难学生，这时却是来欢送每一位弟子迈出校门，并为他们祝福，对他们寄以厚望，所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喜悦。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对母校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抹去他们在应付课业、挑灯夜战、挣扎竞争中积累的创伤，校方都会征求全校校友、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挑选一位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说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演讲人象征着毕业生手中接过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圣迭戈大陆学生的愤怒

据报道，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邀请达赖喇嘛参见该校今年六月17号的毕业庆典，并作主题演讲。该校的网页引用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Pradeep K. Khosla）的话，这样写到：“我们将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接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无比感激，他将与我们的毕业生和家长亲友们以及公众分享普天慈悲的讯息。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之士，致力于推进全球责任和服侍人类。这些正是我们力求传递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的。”

但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即刻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部份成员的抗议，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随即加入抗议行列。根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标明，它“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美国广播公司当地10台的消息标题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人激怒了中国学生”。该报道说：中国学生感到“恼火”、“不敬”、“震惊”（休克！）。一位叫列奥（Leo）的中国学生说：“邀请如此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非常不尊敬（我们）。”他还说，“如果他走上台，我也许就会离席退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此发布一项抗议声明，并用黑体凸显下列文字：“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样坚决反抵制何形式动机不明，污蔑与轻视中国历史，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行为。”“ 若是校方一意孤行，坚持在全校毕业典礼上邀请达赖喇嘛进行演讲，我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

现在，围绕该事件，中、英文媒体都开始跟进讨论，事态还有可能朝着影响扩大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想首先作为一位大陆来的汉人留学生，其次以一位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师身份，最后再以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亲角度，来和中国留学生交流一下我对此事的看法。希望��的经历和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帮助你们静心思考、独立判断，做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中国学人在美国的长与短

我是在1981年从成都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当时我16岁，也就是说，我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相差整整一代，应该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复旦时，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冲在高校改革的前沿，率先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所研究生院。随后，美国史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谢希德博士担任校长，再次引进美国教育体制来改革中国高校教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在复旦开始选拔5%的优秀生并配备导师指导时，我就连续入选，以后又免试直升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1986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的指导员兼班主任。

1991年我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来到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台湾人译为“天普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因为知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是我校的教授，所以该校与大陆交流密切。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还接受了我校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同窗苦读，在1997年双双分别获得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来到纽约工作。现在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CUNY）执教二十年，在CUNY研究生中心教授研究生、培养博士，在斯德顿岛学院的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科。

我说这些是要所有的留美学子意识到，就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知识结构，在学术成就、职业规划和成功目标上，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恐怕是，尽管我和妻子在上海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们都只是兜里揣着100元美金，相差一年，先后来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的目标的。我想今天在美国的35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窘迫了。

和所有志向高远、刻苦勤奋的留学生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学业上都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我的妻子连续成为院长名单上的表彰学生，最后以Beta Gamma Sigma荣誉协会成员毕业。我连续五年保持全额奖学金，还得到了博士论文奖学金，最后以社会科学、人文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毕业。在教职职位升迁上，我也是快马加鞭、捷足先登，从1997年到2006年，用了九年的时间爬完助理教授、副教授、终生教授资格和正教授的所有台阶。年收入也在2007年进入六位数，已是我刚来美国时全部资产的1000倍。

在别人看来，我已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但在我看来，我却愈发感觉到自己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太会笑。这一点在我2007年回到复旦做访问学者时，感觉尤其强烈、深刻。应该说，复旦作为中国拥有最好生源的、最昂贵的综合性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天子骄子、家中千金。但是很奇怪，在校园上，他们绝大多数的面部表情是阴沉、冷漠、忧郁、甚至是痛苦的，陌生人之间没有微笑和眼神交流。家境平常的，可能有自卑感；家境优裕的，可能又有极强的防备意识。而我在美国的校园里，看到的基本都是欢天喜地的笑脸，对着陌生人时常也会问候（记住，我是在纽约！）。

其次，尽管我们学识很好、专业很强，但由于缺乏个性、品德、美学、心理、宗教和大脑神经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在工作环境中，中国人容易表现出人格缺陷和社交障碍（所谓的无法做到well-rounded），由此妨碍华人群体在领导能力和魅力上的彰显。在美国的办公室、教会、社区和公共场合，你都会碰到“乐于助人的撒玛利亚人”，但我们的华人文化加上党文化，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还是夫妻的规劝，都是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缺乏公心、漠视公益、丧失义气、不敢担当，华人之间互相提防、猜疑、嫉妒、贬损，使得华人难以成为一股公益力量。

最后，当你在美国精英社会上升越高时，你会发现自己要克服的障碍、自身要扬弃的东西就越多。比如，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文体爱好层次之高，让人惊讶。我的一位牛津毕业的同事，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重新翻译了一遍。我的一位老师退休后专心于弹钢琴和绘画，画出许多上乘的作品。我的导师爱好航海，他会改进、修理他的帆船（有两卧室、厨房、厕所和雷达导航系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还是犹太人教会的教士，周末还要去讲经。而在我们华人中，较难找到在本职专业和休闲爱好二者兼优的。尤其让我感到强烈的是，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学者交流，也会发现差距。我自己承认，作为大陆一路文科培养的优秀生，台湾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会让我感到文字上读起来吃力。从繁体走到简体，大陆人的国学就失去了半壁河山。如果中国人的语言教育没法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全面升级到《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半文盲状态，丧失先人给我们创造出的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找到leadership、integrity（我试图把它译成“完和”）、empathy（我试图把它译成“移情互感”）等词汇的中文对应。

我总结的三点当然并非全部适合今天的大陆留学生。我注意到，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非常注重子女的才艺培养；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我们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恐怕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进都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力。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三大问题多多少少还存在。归结起来，他们涉及到我们人生是否能够幸福快乐，我们个人是否具有慈悲和移情互感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取得精神进化、求得“真、善、美、圣”。

生命中的灵性成长

我的人生进入中年后，我突然感到中年危机。从来没有人给我提醒过这些问题，原来给我指引的人也逐渐无力帮助。瑞士十九世纪著名伦理哲学家亨利ˑ 弗雷德里克ˑ艾米尔（Henri Frederic Amiel）在他的《私密札记残卷》中写道“祥和与安宁顶级术”时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身心痛苦；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与恐惧魔王的交往。有许多悲伤他人无法分担。良善本身指道我们把它们掩藏起来。一个人孤独地忍受折磨，一个人孤独地死，一个人孤独地把自己掩藏在四壁上下六面构成的房间里。但我们并未被禁止把这种孤独展示给神。因此，痛苦的独白变成了平和的对话，抵制变成了归顺，窒息变成了自由。”

我们许多人都试图思考世界的起始、终极、无限和永恒，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故居独处时，可能也会仰望星空，寻求与宇宙之神的连结。但有了饥渴、期盼之心，并非就会迎来神的能量、光芒和喜悦。由于世界所有伟大宗教几乎都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的500年之间）产生的，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产生出无数的圣人、宗教哲学家和大师，创造和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典籍，形成了教阶、教义和全职终身献身神佛的教士修女、僧侣僧尼团体。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传统，即便我们自己读遍经书，可能也永远无法入门，踏上身心升华、精神进化的阶梯。许多人生吞活剥，不得精义，反而误入歧途，遁入歪门邪道。洪秀全读到一本小册子就自认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天地会”和“太平天国”，结果引发内乱，招致几千万人的死亡，就是例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大师”，有的害人害己，结果自家小命不保；有的宣称自己既是上帝、又是创经者、又是先知，还是在地上行走的布道人，可以给予信徒现世报和来世报，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神学的专制政治。

还在中国时我就开始读《圣经》、《古兰经》、儒教经典、《老子》和各类佛经。我多次参加过徐家汇国际礼拜堂的礼拜、天主堂的圣诞活动和郊外佘山天主堂的敬拜，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更是我常去的清静之处。但由于中国大陆不鼓励传福音、广布法，各类寺庙、教堂基本上处于“文物保护”状态，所以“仅供参观、不许触摸！”当然我也就无缘找到高人、大师引领进入堂奥。到了美国后，我也参加了各类基督教教会活动，有周末查经、夏季退休、海外校园讲座等各类活动。我相信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们的论述（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ˑ詹姆斯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体验》）：首先，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神和神的敬拜者一定会沟通，所以成功的敬拜者会有通神的体会；第三，所有伟大宗教的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言辞和逻辑体系；最后，皈依之后教徒会感到收获（物质、精神或喜乐上的增长）。全球无神论和无宗教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换言之，全球50-80%（后者较高的数字是根据官方的数字认为中国有一亿多人信仰宗教）的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盖洛普民调几十年来都发现，95%的美国人“相信神或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皮尤（Pew）基金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或绝大多时候”相信“天使”和“恶魔”活跃在当今世界，而且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说，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他们祷告中的具体请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鲁尔曼恩（T.M.Luhrmann）在《当神回复时》（When God Talks Back，2012年）里写道：“许多美国人不仅总体上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还直接体验到了神，还报告说与超自然力量有不断的接触。”

总之，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你的盘缠不够丰厚，不是你的英语不够流利，也不是你的专业没有出类拔萃，更不是因为你是亚裔少数人种。最大的、涉及到你的身、心、业全方位的挑战，其实是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宗教情怀极强的美国（甚至远远超过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在2015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电话民调问如下的问题：“从现在到201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讨论总统的条件会涉及教育、性别、年龄、宗教、种族等因素。如果你的党提名一位总体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但他/她正好是下列一类，你会投票支持吗？”结果是这样的：（http://www.gallup.com/poll/183713/socialist-presidential-candidates-least-appealing.aspx）天主教（是：93%，否：6%）；女性（是：92%，否：8%）；黑人（是：92%，否：7%）；西班牙裔（是：91%，否：8%）；犹太人（是：91%，否：7%）；摩门教（是：81%，否：18%）；同性恋（是：74%，否： 24%）；福音派（是：73%，否：25%）；穆斯林（是：60%，否： 38%）；无神论（是：58%，否：40%），社会主义者（是：47%，否： 50%）。它们表明：尽管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民族，但无神论者是在宗教取向中最不受接纳的。如果在美国，有一群人还公开宣示自己是“无神论”加“社会主义”（这项民调还没有问到“共产主义”！），那基本上就是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宣战。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强烈偏见，华人新移民如果公开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来对抗任何美国的认同，都只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以政治力量来干预宗教和文化教育，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甚至恐怖的，因为它危及了这个国家建国的基本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贵格会、威廉ˑ佩恩、托马斯ˑ杰弗逊、《弗吉尼亚宗教宽容法案》、政教分离、摩门教创立、接纳犹太人、阻止反犹主义、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历史事件，都在创立、印证和弘扬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宗教体验和经历的大陆背景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一颗封闭、坚硬、从未经历过圣恩沐浴的心打开、并被滋润起来，需要有导师点拨、正教引路、团契巩固。众多的修心修行之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哪一条又最终给你带来喜乐和指导人生路径方向的罗盘？时常我们的人生都不是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经常我们要认准缘分、把握机缘，或者接受拣选、成全伟业。

专制体制和自由选择

在中国专制体制下成长，我们的个人自愿选择是非常少的。我们的一生总是被安排、被强迫和被动接受。比如，我报考复旦大学时填报的是“中文”、“新闻”和“经济管理”三个系，但当时负责在成都招生的国际政治系杨新宇教授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家庭背景红，英文成绩又很好，所以把我放进了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我在大学一年级仍然不忘作家梦，大学写作课得的“优”，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的中文老师张晓林教授热泪盈眶，他热情地推荐给《萌芽》杂志发表。可是1981年批白桦和他的小说《太阳与人》以及改编的电影《苦恋》又掀起一场所谓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我的小说涉及情窦初开主题因此被判为“小资情调”而遭撤稿。1988年我又完成书稿《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它被排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任主编，现在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任副主编，周老并为之作序。但因为遭遇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完成清样交付印刷的书稿就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应该说，人生已经��我了无数亲生经历来强化一个教训：在中共政权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1989年五月，我又被历史推向了一个“索菲的选择”：我的学生们（上我公共课的管理学院学生张才、新闻系陈雅君和我的国际政治系86级的文江平）积极参与了4-5月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呼吁中共反腐、改革、推动民主。他们要我表态并站出来支持他们。当时我在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党和学生、利益和历史、背叛理念和献身理想几乎把我撕裂。但我选择了后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年离校的自由、受到系内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干脆辞职离校去国来美自费留学。但我迄今不后悔，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到了美国，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展和我身份的转变，我的“罪过”逐渐被母校复旦原谅，所以我又回到复旦讲学、交流，参加会议、指导学生。我还帮助北京奥林匹克主委会完成了《奥运期间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方式和防控措施》的调研报告。但2008年，历史又再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两难困境：四川大地震后，我带了一队电影艺术家到我的家乡拍摄地震纪录片。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两次撞上了在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垮塌受难孩童父母的游行、抗议和示威。我们也因此记录到几百位父母的哭诉和孩子的冤屈。我们摄影组在成都被拘被扣，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纽约后，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处处长联络我，要我抵制电影后期制作，并许诺给予经济回报。我又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停止发声、忘却家乡的受灾孩童和父母、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保留畅通回国的机会，还是跟随良心正义、为灾区父老乡亲和冤死的孩童仗义执言、同时得罪中共政府和失去回国的机会。面对又一个公私两难全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们制作的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我们的团队走在红地毯上，一位记者问我走红地毯的感觉。我说，我走的不是红地毯，我选择了一条荆棘路。这部电影遭到国内政府全面封杀。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不用扛着十字架让灵魂受罚，而是毫无内心的罪恶感去踏上荆棘路。

2009年五月正好过44岁生日。对于有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上升的工作压力曲线和下滑的身体体能曲线构成一个剪刀口似的鬼门关。这恰好印证了《神曲》的开篇描述。出走佛罗伦萨流亡他乡的但丁这样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从2008年夏天翻译出五、六十小时的原材、到制作完《劫后天府泪纵横》，我已是身心两损、跌入抑郁状态。这时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报家门，说是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告诉我，五月五日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华尔道夫酒店与部分华人见面，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当然乐于参加，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当天晚上也是HBO举行《劫后天府泪纵横》首映式的时间。

其实，我要说实在话，我对西藏和藏人事务了解不多，除了听一些官方的灌输和看过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表演外，就是在成都看到和接触到藏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文化、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忽略也不会对我的身心和事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这种想法一到达赖喇嘛面前就证明是错的。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长者，不像是“农奴主的代表”，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他与汉人亲近，重点是要阐释他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同时要求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它包括宗教、文化和语言。国防、外交权归中央，而经济发展是有助于藏区的现代化的，也是藏人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提醒说，邓小平承诺过，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好谈。但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没有切实、真诚地推动双方互动。通过这次见面，我也了解了更多2008年所谓“拉萨事件”的真相、藏人的苦难和藏人自焚的悲剧和原因。

走进修心、沐浴阳光

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关心西藏问题，也把它纳入到我的《中国政治》课程中。当读到越来越多的有关西藏书籍后，就愈发体会到西藏文化、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我不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汉人党文化的教育里，我从来没有学到过如此深入的对心的讨论？沿着这个问题，我认识到矗立在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其实吸收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的养料，建立在印度教和佛教的两大支柱上。佛教和印度教两扇大门对我打开。我也潜心进入阅读达赖喇嘛的宗教著述、倾听和理解达赖喇嘛的讲法活动。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所以佛教经典需要由上师（喇嘛）亲自教导传授，弟子才能获得真传。这种师徒传承一直可以上溯到佛陀，由此保证佛经的规范解释。我有幸多次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释菩提心论》、《入菩提行论》、《修心七要》和《修次中篇》，获得真传。以此为基础，我也能理解《西藏生死书》、《西藏死亡书》、《心经》、《法华经》、《地藏菩萨经》和《金刚经》等著作。同时，也能够理解印度教的经典，例如《韦陀》、《薄伽梵歌》、《奥义书》等。最重要的收获，一是学会了修心并试图将肉体（车舆）、欲望（野马）控制驾驭在心智（车夫）下面；二是领略到修心如沐浴阳光般的温暖快乐。我人生抑郁的阴霾自然被驱散。

我叙述这些，并非要人们皈依佛门。正如罗素所讲的，佛教是智者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而人人都可以成佛。真理似乎就是佛教的上帝。所以，达赖喇嘛曾说过，你不信上帝没关系，如果信仰真理，真理就成为了上帝。达赖喇嘛的教导价值正在与此。在《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一书中，达赖喇嘛继承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尤其是圣雄甘地的思想，认为，“‘世俗’不是说与宗教或有信仰的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和宽容。它也意味着包容和公平的态度，甚至是对待无信仰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赖喇嘛努力促进全球宗教对话，用非暴力、慈悲的方式处理冲突和构建和平。当我们经历了千年以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创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战困扰后，甘地和达赖喇嘛提出的印度-佛教视角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我思，故我在！”心智至上显然要优于物质至上。我的生命首先是由观念指引的。因此，我的人生和学问发生了调整。我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延伸到印度和西藏文明。我也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为达赖喇嘛举办论坛、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桑东仁波切举办演讲会，讨论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等问题。我已经与达赖喇嘛在不下十五次的场合见面、求教和做工。我的岳母在辞世前向我转告来自国内有关方面的招呼，警告我与达赖喇嘛接触就是过了红线。我又不得不在生命、喜乐、慈悲和非暴力之路，和灭亡、恐惧、仇视和暴力之路两相选择。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亲近达赖喇嘛和他的教导，但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此我已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皈依佛教，真正得到“无声父母、真空家乡”，也算至当不易。再说，进了知识分子的教门，也就必然奉苏格拉底为始祖，一方面要做好社会的良心，不失“牛虻”的社会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只好坦然付出代价，作个“世界公民”了。总之，我觉得，为了达赖喇嘛，失去整个祖国，对我的生命也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书桌前放着一个从汉城国立大学带回的水晶镇纸，上面写道：“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幸见到世界第一僧人、世界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实在是前世今生修得来的佛缘。去年，我的女儿的学校史密斯学院也有幸安排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而且我们全家都被校方邀请。我们欢天喜地注册登了记，期盼全家第一次与他同时见面。可惜的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中，医生要求达赖喇嘛取消公务活动、强制休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我家的遗憾，而且整个史密斯校园和成千的家长都惋惜不已。我真想对所有的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说，达赖喇嘛的来访不仅会让你们学校上新闻，而且也会让许多大学羡慕不已。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的学生知道达赖喇嘛要到纽约，首先问我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然后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他们可都是交了六、七万美元学费的！如果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还要拿学费钱说事，就只能是“眼前不观”了。

藏传佛教天鹅到美国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陆背景华人，其实都是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受益者。在《天鹅怎样来到了湖畔: 美洲佛教演义》（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一书中，菲尔兹（Rick Fields）讲到，据《梁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就有高僧经由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扶桑，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佛教可能很早就传入美洲。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的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一批人到印度跟随达赖喇嘛学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乌玛ˑ瑟曼恩（Uma Thurman）的爸爸、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ˑ瑟曼恩，诗人艾伦ˑ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和藏学大师杰弗瑞ˑ霍普金斯。同时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ˑ艾利斯（Michael Aris）也到不丹学习，后来写作有关达赖喇嘛六世和藏传佛教的诸多著作。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佛法修行中心首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以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为中心。因为这个原因，好莱坞和那里许多艺术家成为达赖喇嘛的热心追随者（李察冀尔、Sharon Stone, 哈里森ˑ福特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华人开始赴美留学或移民之前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拓荒、扎根和耕耘。他们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充满好奇和尊敬，并让佛教及其瑜伽修行成为西方主流文明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新来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不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要对此释放敌视和仇恨，只会失掉“Cool”。

即便是猎奇，即便是“玩酷”，我们华人也应该知道一些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何况他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二者的精华是由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守护、提炼和传播的。不管达赖喇嘛对你来说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国家的大学校园，他也不会生吞活剥你，所以何不走近看个究竟，做出自己的判断？达赖喇嘛时常教导他的听众，对待任何一个宗教，要用佛陀教导的黄金鉴别方法：刮刮看，切切看，烧烧看。我也建议所有的大陆留学生，至少读一本达赖喇嘛的著作（上百本已经构成达赖喇嘛研究学）、看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Kundun或者Seven Years in Tibet）、听一场达赖喇嘛的演讲。为了帮助大陆留学生能够真正鉴别藏传佛教的价值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吾土吾民》（My Land, My People）、《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和《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可以做入门。如果要读大陆背景学者的著作，王力雄的《天葬》和他藏人妻子唯色的任何著作（尤其是《自焚藏人档案》）都会受益匪浅。李江琳的《拉萨！1959》（哈佛大学的英文版是Tibet in Agony）和《当铁鸟在天空翱翔》也都会让汉人读者唏嘘不已。

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诗《题李凝幽居》说到：“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今天，对圣迭戈分校的学生、学者来说，僧敲学校殿堂们，如果你们不应，恐怕不会再有“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到了美国的学术殿堂还想继续吃党妈的饭、喝党妈的奶，各位学子和家长倒真应该问一问，付出大把美金，到美国来干啥？

中国政府视之为弊帚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却被奉为圭臬。这也许是当今中国政权的问题所在。比如，三位大陆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流亡法国（高行健）不得归家，一位流亡印度（达赖喇嘛）不许过门，再一位更是深陷囹圄（刘晓波）、生死未卜。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多元民主体制，却能将流亡他乡的难民，双双成就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精神领袖：他（她）俩就是从阿尔巴尼亚到加尔各答的修女特蕾莎和从拉萨流亡到达兰萨拉的高僧达赖喇嘛。印度人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贫穷，其实他们很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裔美国人在政界、学界和商界都贡献出更多领导人的原因。如此理解，我就不奇怪，为何圣迭戈分校印度裔背景的科学家、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会对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敬有加。校长科斯拉为他的学校和社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因此警告和迁怒印度裔人群，真是错上加错。

总结和希望

说了这么多，我把我的意思总结如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为立国基础的，任何以集权政府机构为依靠在美国大学内部破坏这种多元精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涉及到严重的违法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官方在圣迭戈分校投下很多资金，就想以此为要挟，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既然中国留学生是到美国留学，就该随遇而安，而不是掀房顶。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排外情绪高涨，还要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双重价值观来冲击美国主流文明，确实不明智。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想想“断狼奶”的时候已到。用卢梭的话来说：“我的朋友们，挣脱掉你们的未成年期，醒来吧！”

其实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受中国政府使、领馆的领导和操纵，才是大陆留美学生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我要说：“美国的大学空气使你自由！敞开胸怀、吐出雾霾、自由呼吸吧！”

我反抗，所以，我自由！同时，我反抗，所以，你们自由！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和我们的后人做点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四个唯一从未举行过全国普选的国家（另外三个是萨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文莱），如果我们在民主国家从未为此感到过羞耻和愤怒，却认为达赖喇嘛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何等的弱智。

反抗带来的惩罚其实并不可怕，无非就是失去一些建立在牺牲弱者利益上的特权。当任何一项权利我能享受，而其他中国人却被剥夺时，我要么为他们争平权，要么我放弃自己的特权，绝不成为特权者鱼肉人民盛宴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由意志会让你充满喜乐和自豪。这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最起码的素质。

达赖喇嘛常说，万事无常。历史潮流总是在不断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永恒的空间，都是由当下积德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表达对印度文明的感谢，同时与所有的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华人、留学生共勉，我用泰戈尔的诗来结束我的长文：

泰戈尔：《我的祖国》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大地、水流、空气和果实甜美。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家园、集市、森林和田野富饶。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承诺和希冀、行为和言辞真挚。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儿女们的身心和谐归一。

2017年2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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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h666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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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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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钟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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