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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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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罗斯福是“臭狗屎现实主义” | 短史记

作者：钱锁桥 2019-01-20

林语堂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一个定律：在美国碰到财务危机，便去欧洲。

他在一战后在哈佛读研时碰到困难，便去了欧洲，现在二战结束后又在美国陷入经济窘境，于1948年又赴欧洲。这次是赴巴黎，担任新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1）。

林语堂于1948年7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此以后，法国（特别是海滨小城戛纳）将成为林语堂另一个常住之地。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上发现生活消费比纽约便宜多了，他告诉华尔希，每月花五百多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2）。

但他马上又发现，教科文组织是个��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真干点事太难了。许多人来到这个新机构，满怀理想，结果碰一鼻子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约瑟，林语堂到巴黎后和他结交上了（3）。李约瑟来时带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最终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撤了。

用林语堂的话说，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运行的：船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不是船长说了算，而是由（管财务的）事务长说了算。那这些“事务长”是谁呢？——“教科文组织有一帮刚退伍的美国小年轻，由他们来为专家��分管理，真是太滑稽可笑了。”（4）

林语堂开头尽量想干好本职工作，但干了一两个月，他已经肯定他得离开，最终在联合国仅做了一年。

林语堂做决定离开时，正好华尔希写信商讨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1948年12月，他告诉华尔希他已经决定赌一下：他在教科文组织拿的年薪还不到一万美元，他觉得他可以靠写作来挣够这笔钱，所以决定尽早辞职。

他写的下一本书叫《美国的智慧》（5）。

1948年下半年，正当林语堂在踯躅考虑是否从教科文组织脱身重获个人自由之时，中国的内战打得正凶，而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林语堂离开纽约，他和华尔希之间的来往通信增加不少，但信中基本上避谈政治。华尔希还在考虑编一本他和林语堂的通信集。

林语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要编这样一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他对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愚蠢时不时地爆发”（6）。

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没提，这时他又公开露面谈政治 —— 他在巴黎接受《纽约世界》电报的专访，猛批所谓的“客厅自由主义者”，误导美国公众舆论以及美国政府决策。

他对美国不应该干预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早就插手了，正如当年美国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英国，也可以同样“拯救”中国。不然，“总有一天，战争来时，美国人民便要付出代价”（7）。

策划《美国的智慧》一书本来没有政治考量。相反，它就是要让林语堂远离中美时局政治议题。

林语堂在兰登书屋的“智慧”系列很成功，华尔希和林语堂已经谈了好长时间，打算请林语堂写“西方的智慧”。林语堂现居巴黎，华尔希又重提旧事。

林语堂还是想重回写作，并提议写一本《美国的智慧》可能更合适。华尔希问了一下朋友和同事，看有没有市场，反应非常积极。林语堂很受鼓舞，1949年2月开始做系统准备，借了好多书来读，于5月15日正式辞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于1949年底完稿。

《美国的智慧》是林语堂眼中的美国文化名著精选，选有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爱默生、梭罗、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法官以及爱因斯坦的作品，并附有林语堂的评注，而且评注占了整个文本的五分之二。

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林语堂最为看重的是杰弗逊和霍尔姆斯法官，华尔希做营销时也是这么说的。

林语堂构思该书时，从结构、语调乃至整个趣味上欲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的美国版。

他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

“现代人太繁复了。我要做的是从美国智圣的作品中找到平和中庸的思想，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要做成真正的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8）

华尔希和赛珍珠都非常赞同，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只是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这次婉拒了。反而他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9）

然而，林语堂在写《美国的智慧》的同时，看着中国变成红色。如果该书里没有任何林语堂对政治的看法，那就奇怪了。

事实上，这正是林语堂和他的出版商朋友间主要的争执点。

华尔希收到林语堂写完的书稿后，十分吃惊。“赛珍珠和我都强烈质疑你对美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他告诉林语堂。

他提醒林语堂《枕戈待旦》一书的遭遇：“我早就预料到，假如你不删掉那些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作家的段落，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损害。但你不听，一定要坚持保留。”

他再次警告林语堂，如果美国读者觉得“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蒋介石，你就要贬损人家，他们就会掉头不再理睬你，说你已经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盲目维护一党之私的党棍”（10）。

这引来林语堂满满一页的爆发：“美国的自由主义！好吧，我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下，这样该问题读起来是绝对相关的了。美国那么多‘自由派思想家’，他们为了意念中的好社会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因而稀里糊涂成为真正的杰弗逊式自由的叛徒 —— 你真的确定没这回事？”

林语堂当然没有忘记《枕戈待旦》的遭遇，但他丝毫没有让步：“我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我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而写一句违心的话。”（11）

另外，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往来书信言辞更为激烈。赛珍珠读完书稿后给庄台公司写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转寄给了林语堂。

赛珍珠认为，林语堂在此重提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问题完全不合适，多半会遭到无情攻击，对书的销量危害甚大，林语堂和庄台公司都会遭受损失。

接着赛珍珠就美国人到底对中国一事怎么想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国民政府的普遍腐败夺走了美国人的同情心，是蒋政权让美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中国人（他们不是……！）曾跟我们讲，要是美国出面帮蒋，中国人自己也会反对我们。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除了国民党官员，持有语堂的观点。”

至于编辑方针，赛珍珠说：“我们施压有个极限，必须给作家写作自由，风暴来临时做好防范措施。好心的评论者会不理这一段。可悲的是，现在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对中国人展现善意了。”（12）

林语堂给赛珍珠的回复也表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他谢过赛珍珠的评语，并称“谁要为塌方负责，这话可能说不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

林语堂说，现在好多事实还没有曝光，并打赌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美国人看到的这段历史肯定还会是雾里看花。

“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溃败；蒋的失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包括像王云五、张嘉璈、翁文灏，以及一大批受西式教育训练的，差不多到了五十岁，而要是换在日本，应该可以让中国复兴起来，就像伊藤博文手下的人使日本走向维新之路一样。我以为我们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人，五十岁以上的工业家，诸如此类。蒋是失败了，没错，但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失败吗？那些腐败的官员，从上至下，包括最高层的（宋子文和孔家），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传统在和蒋作对，蒋自己当然也有局限。”（13）

林语堂坚持称，该章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当下的思想是相关的，“它不会冒犯谁……（要当一位哲学家就不能对政治充满激情，西人这种观念真是很奇怪）”。

华尔希和林语堂来往信函中一个主要争执点，围绕林语堂把美国总统罗斯福名字的缩写F. D. R.，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

其实书稿写完前，华尔希应该已经得到警告了。

当林语堂决定不写“西方的智慧”而写《美国的智慧》时，他曾告诉华尔希：“我们可以忘掉F. D. R.，正是这个奸商带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超级自私鬼梦想长生不老，和丘吉尔、斯大林把世界瓜分后想永远统治下去。”（14）

一年以后，林语堂把写完的书稿寄给华尔希，又有另一次警告：“我觉得整本书还可以。我对F. D. R.没有吝啬我的笔。论世界政府一章有一段，我写得挺狠的，但我觉得写得挺好，读者要到书的收尾处才读到这一段。”（15）

读完书稿后，华尔希的回复很简洁：“严重质疑F. D. R.被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这会被认为带有严重的侮辱性。请让我删掉。”（16）

林语堂做了一点让步，同时又有一次爆发：“难道你们的自由派总统没有和斯大林把国家当作买卖一样做交易，就像盗贼交易马匹一样？可就这样还是受到人们的拥戴。为什么？因为他把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卖作奴隶，从而确保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这算什么角度？……不要动Foul Dog Realism，删掉F. D. R.，行了吧？哎哟，哎哟，多么了不起的美国英雄！”（17）

读完最后校样后，华尔希还是觉得很受冒犯：“我仍然觉得Foul Dog Realism很具侮辱意味，即使没有直接和F. D. R.联系起来。”（18）但书中保留了“foul dog realism”，虽然改成了小写，也没有用F. D. R.：

“威尔逊宣布一战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当时多么鼓舞人心；而臭狗屎现实主义则宣布二战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胜利，无条件的胜利 —— 这种胜利为人类的福祉吹响了汉尼拔或成吉思汗式的杀戮声，而不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19）

《美国的智慧》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销售量最终达到一万册），但和林语堂的期望（重回《生活的艺术》那种火爆场景）相差甚远。

他很灰心，特别对“纽约知识分子”越发感到隔膜：“纽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我在纽约眼里就是个乡巴佬。美国思想和情感的中坚地域在内陆。”

他希望书的销量可以从西部多起来，再反馈到东部，就像《生活的艺术》那样（20）。

在纽约，那些自认为是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者，“你一讲到美、祥和之类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幼稚、乏味”，但林语堂说，“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得这种现代病，和‘现代脾气’不沾边，也没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尽力写了，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21）。

正当《美国的智慧》出版、在各地书店上架之时，麦卡锡议员指责国务院遭间谍渗透，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对拉铁摩尔的聆讯更是成为焦点新闻。

现在看来，听证会并没有澄清“隐秘的事实”，反而强化了美国政治的对峙，其遗产留传至今。

林语堂当时居住在法国，当然十分留意事态的进程。他1950年4月6日写信给华尔希称：“你们的麦卡锡只是在清账，看谁要对错误负责；但遭罪的是我们。”

对林语堂来说，美国国务院的问题不是能挖出几个“非美国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尤其体现于对待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态度上 —— 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一种“催眠术”（22）。

“对蒋介石一直都是用一种催眠术。有人安排胡适去见艾奇逊，艾奇逊说，‘胡适已经卖给蒋介石了’。这就够了。一种催眠。可是，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在上半世纪崇尚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算什么？他们去哪里？迪克，珍珠，你们认识的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中，……举一个名字出来。张伯苓，陈光甫，等等。他们都卖给蒋了 —— 起码都是蒋政权的合伙人。把这些人都列出来，质疑他们、怀疑他们？再把反蒋的人列一边，比如罗隆基，马歇尔在中国时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罗隆基在哪儿？真是可悲，就是不愿意信任留美的中国人，对他们玩催眠术。”

林语堂曾给华尔希的儿子阿尔伯特（也是庄台公司的员工）写过一封信，不经意间又一次爆发：

“国务院的政策明显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状态，把所有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成是事实上的卫星国，可以被任意拿捏、把玩。我想美国官员和军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状态，因而他们在远东的政策必定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这些，只知道一讲到这些，我就停不下来。”（23）

1950年底，华尔希给在法国戛纳居住的林语堂寄了一个圣诞礼物：牛皮精装本《美国的智慧》。

林语堂回信致谢—附带政治酷评：“非常感谢你寄来《美国的智慧》牛皮精装本，写于美国愚蠢至极之时，其总统如果是一位作家肯定会威胁不喜欢他作品的书评家，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想想看，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合作？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24）

林语堂这些政治酷评和爆发，华尔希和赛珍珠都没有回应（除了上文列出的对书稿的反馈意见）。

那是一段段既满怀激情，又充满孤寂的政治独白。

注释：

（1）据林太乙披露，给林语堂推荐这份工作的是陈源，他于1946年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首任代表，常驻巴黎。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04页。二十年代陈源和林语堂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他和鲁迅笔战时，林语堂可是站在鲁迅一边，写了好几篇攻击陈源的文章；

（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ugust 6, 1948)；

（3）假如要为《苏东坡传》物色忠实的读者，李约瑟可算一个。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长信，��细询问书中提到的宋代的科学发明。参见Joseph Needham, “Letter to Lin Yutang” (April 10, 1953)；

（4）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October 31, 1948)；

（5）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林语堂的“智慧”系列（《孔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老子的智慧》）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兰登书屋得知庄台公司要出版林语堂的《美国的智慧》后非常不悦，因为林语堂的“智慧”系列非常成功，于是他们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着手撰写一本《美国的智慧》。林语堂建议将书名改为“On the Wisdom of America”（《论美国的智慧》）作为妥协办法；

（6）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September 27, 1948)；

（7） William H. Newton, “Lin Yutang Blasts Parlor Liberals, Calls for All-Out China Aid Now, New York World-Telegram, November 9, 1948”. 林语堂的预言不幸言中，美国接着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8）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September 2, 1949)；

（9）Lin Yutang, “Preface” to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p. xv；

（10）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950年1月至3月，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林语堂信件上方打出的年份是1949，很奇怪；

（12） Pearl S. Buck, Memorandum on Y. T.’s manuscript, 23 January 1950；

（1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31, 1950)；

（1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15）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49)；

（16）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7）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8）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February 10, 1950)；

（19） Lin Yutang,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 p. 428；

（20）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uly 17, 1950)；

（2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2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罗隆基三十年代曾是胡适领导的“平社”一员，抗战时猛烈批蒋。1949年后出任中共政府的高官；

（2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r.” (August 19, 1950)；

（2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50).“混蛋”原文用的是s. o. b.，应是英文son of bitch的缩写，意为“混蛋、杂种”。

（注：本文摘自钱锁桥所著《林语堂传》第十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已获授权，编辑时略有删节。）

（题图：1966年，林语堂夫妇返回台湾）

https://chuansongme.com/n/27742455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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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incollapse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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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援政治的本质是外交困境

1. 金援外交的起源：固步自封的旧中国

中国的文化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儒家体系上，这个体系被视为一套治国驭民的方术，因此在文化上多少是过于内敛和拘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更适合一个偏安一隅的国家。然而当今世界却又是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因此在对外领域上中国就显得尤其被动。

政府一直以来的理想上是关上门独立发展，辅以一套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的法度进行自循环。但不幸远洋国家发明了航海术，此后就总有好事的人找上门，而且倘若你不开门，就用武器砸开.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因此很难放下自己的纲常，所以在对外交流上大都只接纳技术，不接纳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前清“洋务运动”，朝廷一面学习科技，一面巩固统治，将技术和思想分而治之，盘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于最后搞了个半吊子的改良，最终还是落得挨打的结局。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它试图传达一��信息：外洋都是夷狄之邦，非我华夏正统。朝廷对外邦的态度也素来是以邻为壑，以利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朝政府都竭力阻止洋学流入中土。名义上是怕子民沾染异域思想，实际上还是担心这群子民见多识广。所以政府将西方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为此还要搬弄些陈词滥调，前有“蛮夷之邦乱我华夏”，今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非封闭民智，以卫王笏而已。

而但凡有“不安分”的子民涉洋，看到的却是外国人一派和气，热情好客，也就不免纳闷，且对自己的朝廷产生了质疑。所以政府也就异常紧张，愈发妖魔化其他国家和意识形态。

但自从国门被打开，中国就再也做不了世界孤岛。但政府又要在思想上锁国，所以仍旧是与世界文化脱节。既然沟通不畅，又想在群体中混得开，就只能拿出全世界都容易理解的手段：钞票。

钞票撒出去，那么再没有价值共识的人也要给几分薄面。中国历来看重面子，尤其是洋人给的面子更觉弥足珍贵。因此花钱买伙伴也就成了中国独到的特色。

2. 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

中国建国后，正是毛泽东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先河，而其援助的手笔之大，世所罕见，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慷概大国的名号也是就此打响的。

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所述：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76 年以前，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至 1985 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 411.81 亿元。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蒙古：

蒙古向中国提出劳动力支援，要求的工人数量达 12250 之巨，以助其建学校、医院、工厂等基础设施，另根据中蒙经济和技术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越南：

从越南其抗击法国殖民军开始，中国便向其援助粮食。并在整个 60 年代对其进行包括基础建设，外汇，物资，军需等不附带条件的，大部分无偿的援助。

朝鲜：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的文章：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援除了周边几个“兄弟国家”之外，还遍及非洲各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印度等。

中国的援助有个特征，就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因此各国很容易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阜民丰，又正值加持着社会主义光环。因此大家提出条件也就毫不谦让。

这期间最大的壮举，莫过于中国在饿殍遍地的三年大饥荒中，还保持着庞大的对外援助甚至是粮食援助。而各个受援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却并非是救其所急。

— — 首先在 1959 年到 1960 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减产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

其中最特别还是对阿尔巴尼亚， — — 62 年中国因粮食紧缺向加拿大进口小麦，载着小麦的轮船正由大西洋驶往中国途中，正逢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中国便立即改变航向驶向了阿国港口。 — — 此举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因为长期接受中国赠与，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超过了自身所需，导致“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 — “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建了 1 万多个。”

同样荒唐的事件也见于对越南的援助，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越清单上除基础生活品外，竟包含葡萄干、酒及香烟这一类奢侈品。这完全脱离了援助乃是救急的宗旨。甚至在 70 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军粮袋上印的还是＂中粮＂。

不过最阔绰的援助举动，还是动用外汇以及使用举债的方式做支援，例如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就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为其订购。

此外为支援朝鲜战争，中国向苏联举债 56.76 亿卢布（加利息 5 亿卢布）。并于此后对朝鲜的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数据自《对外援助六十年》）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带有膨胀，虚妄，乃至于荒诞的色彩。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免不了浓烈的乌托邦氛围，认为不但要光耀自己，还要解放他国，这才算得世界大同。同时正值“东风压倒西风”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竞赛，要体现我方的优越性，就不能在硬实力的比拼中落下风。

其次又正逢苏联走了“修正主义”，因此恐怕在社会主义中也要体现“南风压倒北风”，证明中国比那走岔了道的前辈更具社会主义的嫡系正统。所以很多在西方和苏联那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都来求援中国，而这个新一代的“老大哥”也几乎有求必应。

3. 邓小平怎么看待第三世界

实际上，金援对于取得国际支持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国际公投上。然而充大头式的援助毕竟难以为继，政府内部也看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 — — 时值尼克松主政美国，开始与东方暗通款曲，这位总统于 72 年正式访华，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在 73 年开始放缓。

领导人的权利嬗递让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改变，这在于继任者邓小平认识到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一点当年王稼祥对毛泽东提过，但未获采纳。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依赖多边外交而不是拉阵线搞对抗，因此他淡化了意识形态冲突，并重新整合外交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治国态度是反复无常且过分理想化的。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以贯之且理性的。至少在他统治的时期，所有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不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上。

邓小平在 1978 年曾有一番表态：“如果中国翘起尾��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同时在 1982 年他再次声明：“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而他在 1984 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政治手腕上，毛泽东通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赌注都是押得过大的。而邓小平的政治目标则在于政权的长期存续。他善于总结经验，不但对毛泽东造成的毁灭性动荡收拾残局，还在其后观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他发现在一个阵营中当出头鸟的代价很大，正如社会主义苏联和那些东欧小国的决裂，以及这个大国怎么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 — 这一切都为他制定政策提供了帮助。

所以他对第三世界持保留态度，因为打交道的实利不多，而亏损却无止境。他明白重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合作，中国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散财童子。因此他强调的是“南南合作”。 1979 初中美建交，同年中国援外金额比率锐降，这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诸多荒唐政策的一个纠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具备外交上的斡旋能力，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和国际参与。他修正了中国病态的意识倾向，而此举也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中国很难得的，至少在利益考量上抱有了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4. 近代“向东看”金援外交

邓小平是罕见的不依赖于金援外交的领导人。并且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无人反对他的路线。这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权威，更深层原因是他的政策对他所代表的政党是有益的。

但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党内部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因此大多数领导人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

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权力高层对自己的处境担忧再度提升，且由于权力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外部环境。因此每一代领导人都拼命寻求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平衡。但后继的领导人们在国内外的掌控力都远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大都会回到第三世界去寻找缓冲。

“AidData”网站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共计外援 362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 万亿。140个国家地区接受经济援助和贷款服务。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开始超过美国，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援助内容包括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经济体援助和债务减免，不过是国际上的常规操作。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如此，正如他们常年对中国进行援助。不过这些行为会基于一套评估机制，会考虑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并不理解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例如津巴布韦因为长期拖欠 IMF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款项，大家都停止对其发放贷款。此后总统穆加贝便开始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后，津巴布韦也的确成了中国的“全天候朋友”。

实际上，非洲，亚洲，乃至发达国家，大都在“向东看”，终究是因为东方好面子，好说话，因此钱也更好拿。中国的援助遍及全世界，四年时间中对俄罗斯援助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且从 2000 年开始的 15 年间，中国还向 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66 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 1110 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参看这些数据便可以看出，不止津巴布韦，中国的很多贷款都提供给了诸如肯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这一类主权评级低劣的国家。除此外还有很多援助资金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无从考察，例如对朝鲜的援助。

其实国际机构难于理解中国的风控机制，根本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慷慨的本意是花钱买平安，同时是购买国际上的赞成票。如果观察那些国际会议中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原来大都是有“经济支援”的国家。

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际声援”，按照自己薄弱的外交能力，在很多场合就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劣势。所以很多冠以“贷款”，“投资”的项目最终会被“免除”，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给付钱找个名目，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留颜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让渡，到期后不是债务展期就是免除，如果不这么做，很多国家索性就赖账了，反而更觉难堪。因此中国也就顺势而为，来个账目减记，大家都有台阶下，道义上还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当然，政府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民间看出自己在国际上的窘境。因此还得依赖媒体去玩弄辞藻，将政府的一切举动都粉饰为“深谋远虑”。

但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各个国家难免形成惯性，彼此也就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拿中国的钱天经地义，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说过的一样。因此外援的本质就改变了，大家觉得既然你要当金主，那么给钱就是义务，所以对外援助也就逐渐变成了保护费的代名词。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上却是一个规矩的小弟，这缘于政府这些年在国际上给自己的定调。既然社会有社会的规则，国际也有国际的规则，那么小弟就应该交保护费，如果一段时间欠缴，或者说对外哭穷，那么免不了一顿敲打，挨几个耳光。因此只要对外援助一停，领土争端就来了，贸易争端就来了，好朋友冷落了，恶语相向的人多了，赞成票没有了，平时热络的圈子也没有自己一席之地了。 — — 大家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当了凯子，就要懂得规矩，就是告诉你别不识抬举。

金援外交的特点乃在于持续对外供血，一旦输血管道断了，仰赖你照顾的“老朋友”们可就心中不平衡，认为你背信弃义，或是修正主义，或是敌对国家了。到那时搞不好还要联合起来反对你。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早年那些盟友们翻脸的例子。

然而几十年一轮回，中国既然重启了金援外交，那么自然也有满足不了对方预期的情况，所以“翻脸潮”也就随之而至了。

5. 国际只是更大的社区

实际上，国际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社区，展现的无非是每个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国际和人际是一回事，自重者人恒敬之。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哪怕彼此的立场不同，长久交往的基础还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就像世界各国几千年来也战争不断，但大家打完之后还是能坐下来交流。

但中国从不试图融入世界。这就像人们你来我往，打交道或做生意，公务之外也免不了还有把酒言欢的时候。唯独中国像一个促狭的个体，办完公事便自我隔离，一点性情都不愿暴露，乃至于大家愈发觉得这个人阴私诡谲。

中国政府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和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包括俄国和朝鲜。或者说根本不重视价值观，而只讲兵法和博弈，因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官员们神经异常敏感，总担心他国意图颠覆自己。因此不停宣传“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就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在公益，人文，科学等领域总还可以抱着豁达的态度，好比中国与世界这些年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基金捐资了协和医院，司徒雷登成立了燕京大学，日本援助中国脊髓灰��炎疫苗和默沙东公司转让乙肝疫苗等等，也没见捎带什么意识形态。

并且微妙的是，作为援助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助国家，仅从 1979 年到 2003 年,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 1072 亿美元。世界银行 30 年间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500 多亿，而援助国大多是美国，澳洲，欧盟，日本等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帝国。

而中国反手就可以将这些钱支援俄国，朝鲜，亚非拉，培养反西方阵线。正如慈禧以洋人的技术“师夷治夷”，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精湛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本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他自身的底气和格局。层次越低的外交，越需要鼓动民族主义和花钱买朋友。观测中国的外交史，凡是对外援助多的时候，就越是外交困顿之时。所以判断政府的外交能力，只需要看他对外付款的积极性就够了。

中国在历史上有挨打的渊源，往往抗争的都是民众，赔款的都是政府，从大清到近代莫不如是，政府最担心的永远是外部稳定。换句话说，内部还可以镇压，但外来势力就没那么好打点，因此每每是破财消灾。

但究其根本，还是欠缺价值观纽带。好比同样是援助国的德国日本，你就很少听到他们援助了谁却反目成仇的。

这正像一个群体中总有个成员浑身带刺，恶意揣测，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那些一直在这里拿钱的“好朋友”，也永远不会将其平等对待。所以每每出现危机无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大家都是离心离德的骑墙派，自然家财耗尽就作鸟兽散。

6. 大国外交，一览无遗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国家在整体上更带有领袖的个人色彩，例如毛泽东是讲斗争的，自然在外交上是冲突不断。而邓小平是进退有度的人，所以能和不同阵营达成谅解。

中国各代领导人中，最讲“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实际是对外最不容易示弱的一个。他在保持立场之余却又具备一定的谦逊，因此让中国经历了一段“外交强盛期”。

不过在他之后，外交状况进入了一个下行阶段，尤其今年疫情的爆发更让中国在外交上严重失利。然而我们的媒体是一帮“谁当主子谁正确”的货色，所以为当前的处境辩解道：中国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中国不怕围堵，中国不怕锁国。

这无非是一派谵言妄语，正如一个人富于人格魅力，自然可以节约花费。如果不是在外面吃不开，脸面无光，谁会闭门抱怨。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难道不是反躬自省，反倒关上门在家顾影自怜？今日的中国脱离国际贸易自给自足无异痴人说梦。任何说辞不过是掩饰外交能力薄弱的困境。这就是中国的文宣， — — 即便主子暴露再多的丑态，下面一干人等还是要找出概念上的美来。一国政府能自欺欺人到如此境界，也是天下奇观。

欠缺外交能力就会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既然政府在价值观上难以与世界趋同，因此还是只能回到斗争老路，要重新“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对“朋友盟国”一味补贴讨好。而且最稀奇的是，付了钱，还能把地缘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世所罕见。

说白了，中国现在仍不过是延续着清朝的政治传统，就是“贫内以纾外”，对外援助是刚性支出，因此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盘剥力度。此外鼓唇弄舌的媒体也自有一套说辞去辩解“我大清自有国情所在”。

诸如“环球时报”这种佞臣观点也是足够奇诡， — — 反对饿肚子搞外交就是小农经济思维？那么显然全世界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因为我们委实没见哪个国家饿着百姓肚子搞援助，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没见过。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的政策很难调头。在民众极度卑顺的皇权政治下，一个领袖很容易把民族带向主观色彩的道路。其次是再次挑起了大旗，要结盟第三世界，就表示自己要当头了。

当然一方面还因为有人认为自己要超越前任，超越邓小平。既要超越，就要有所创见，正如邓小平当年否认上一代领袖的政策。不过做出改变，最终还在于手段行之有效，而反观现在的对外政策未必有多少明智之举，不过是还原了自己作为国际凯子的形象。

可以想见今后的援助请求和违约会越益频繁，形成外交上的恶性循环，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困境。

然而目前最大的困境还是，除了非洲，中国还有贵州，凉山州和其他州， — — 经济的疲软已很难维系当前的援助规模。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是经济先拖垮外援，还是撒钱先拖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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