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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骂得最狠的人为什么是郭沫若

作者：许纪霖 2016-09-08

导读：鲁迅骂得最狠的人，莫过于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则不然。

鲁迅一生骂过无数的人，在我看来，骂得最狠的，莫过于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

郭沫若被骂是活该，因为他先去惹了鲁迅，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性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甚至骂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 鲁迅

要论才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郭沫若当仁不让排第一，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各类桂冠于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归。

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义新诗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录，皆是无可否认的传世之作。

尽管立场和人品多有非议，他还是顺利当选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鲁迅在骂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那么，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之下，才子是如何变流氓的? 才子与流氓之间，究竟有何内在的精神脉络?

还是要从童年说起，一个人的秉性通常与他的家庭与生长环境有关。

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这个地方以盛产土匪出名，当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多次自称“我这个天生的流氓痞棍”。

一般人总以为中国读书人是儒道互补，进则兼善天下，退则归隐山林。独具慧眼的闻一多却指出，读书人在儒道之外，还有一个“匪气”。匪气、流氓气、痞子气，“三气”相通，它们都来自底层的江湖社会。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会有点迂腐气、书生气，但接触不到这“三气”。

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便会与“三气”有染。周作人曾经说过，我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

破落官宦家庭成长起来的周氏兄弟平时文质彬彬，一旦逼急了，会露出“流氓”的一面，尤以鲁迅为甚。

不过，鲁迅的“流氓气”是后天的，只是用来自卫，其为人行事有原则，讲是非。郭沫若的“流氓气”是先天的，带有家族的基因。

他的父系历代经商，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生意人。

这一遗传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权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

而他的文学天分，继承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郭的外公乃二甲进士，在云贵做官，官至相当于地级市的知州。

不料在苗民暴动中全家殉节，唯独郭的母亲时仅一岁，由奶妈抱着逃回四川，15岁就下嫁郭家。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将聪明的资质遗传给了郭沫若，成全了这位20世纪中国罕见的才子。

▲ 1911年郭沫若照片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脚先落地，后来他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从小聪慧异常，又调皮捣蛋，喜欢新鲜事物，好做翻案文章。这样的性格天生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与鲁迅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学的是医，更感兴趣的却是文，于是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团体创造社。颇具领导才干的郭沫若成了这个小圈子的领袖。

五四是一个思想狂飙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

创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们想崭露头角，天下大势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独领风骚，文艺是文学研究会的天下。

心志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们，认为举目神州，“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启蒙文章”，他暗讽文学研究会有“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创造社要挤进文坛，吸引眼球，从打擂台开始，先将台上的人干下来，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野心勃勃的创造社众人与胡适、茅盾以及后来的新月派打了几场大笔战，作为自己出道的成人礼。

▲ 郭沫若在日本

不过，郭沫若他们之所以初出茅庐，便爆得大名，乃是树起了一面浪漫主义的大旗。从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既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也有卢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启蒙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代表了五四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流，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来自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夹击。

保守一面来自“新派中的旧派”，哈佛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创办《学衡杂志》，继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狂批胡适学问的浅薄，不知天高地厚反传统。

而激进的一面则来自创造社的浪漫主义。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人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

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世界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与王阳明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喷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国。

自我，在传统中国何其渺小，总是被各种“网罗”压抑，个体的“小我”被家国天下的“大我”吞噬。

郭沫若的一声狂吼，激动了千万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发现，原来在理性人之外，自我还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间，原先膜拜胡适的激进青年，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了。

浪漫主义者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

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旧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

在破坏与创造之间，全赖意志的坚决与激情的燃烧。

浪漫主义其实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说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

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

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

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将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

▲ 创造社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

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内心膜拜的浪漫主义英雄是拜伦；而创造社、太阳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较起拜伦，他们更崇拜的是社会主义者雪莱。

郭沫若说过：拜伦“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拜伦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创造社从前期的浪漫主义走向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浪漫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来说，是同一回事。

太阳社的蒋光慈对郭沫若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这话深得郭沫若共鸣，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声音。

贵族的浪漫主义来自于爱，而平民的浪漫主义常常出自恨：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

创造社诸人都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

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堪：“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变得格外的敏感。

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

诗名显赫的《女神》作者一边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烧菜，一边与田汉聊天。

郭沫若对田汉说“谈笑有鸿儒”，恰好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田汉即兴地半开玩笑回一句：“往来有产婆”。

这一下尖锐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蔑”，心里抱怨：“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的时候，胡适约徐志摩到他家里去看望，见他手里抱着孩子，样子甚为狼狈。

出门后胡适对徐志摩悄悄地说：郭君“以四手两面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 1937年郭沫若回国，与于立群结婚，婚后生下四子两女

浪漫主义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愈发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因狂妄而自卑，因自卑而仇恨，因仇恨而更狂妄，满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

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会并不因此接纳他。

商务印书馆是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创造社无法染指；出版《创造》杂志的泰东书局又在经济上盘剥他们，郭沫若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哀叹“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被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北大教授刘半农博士在《语丝》上嘲讽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从“滩”字上读出了弦外之音，认定刘博士深得春秋笔法，是在讽刺自己只是一个“跑滩匠”的江湖派文人。

他承认“人在落魄的时候，也有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

他浪漫归浪漫，其实很有点世俗心，因而无法释然，难以超脱，终日愤愤不平。

田汉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对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评价，说他“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

浪漫而不超脱，就只有革命一途了。

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除了渴望向上流动的“烟火气”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

创造社后期转向了拥抱马克思主义，但郭沫若接受的马克思，不是那个写《资本论》“成熟的马克思”，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反抗精神、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青年马克思”。

因为处于被压抑的底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含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成分，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尔、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诗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换代的个人英雄，他相信神就是自我，自我就是神，但这个自我未必是他本人，而是一个拥有更强大权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

传统的圣人情怀与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织在一起，他放眼世界到处寻觅心中的偶像，最后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苏俄，在列宁身上发现了自己心仪的普罗米修斯：“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

列宁之后，他又寄情于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借古喻今，不惜为商纣王、秦始皇翻案，他说，历代都说纣王是一个“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这是不公平的，纣王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端正魁梧，古代中国的统一，其实是由纣王开启端，秦王收其果。背着千古骂名的商纣王、秦始皇，何其冤枉！

在郭沫若的眼中，没有是非善恶，只有枭雄豪杰。

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

他曾经痛骂过鲁迅，但鲁迅一旦被树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领袖，郭沫若的口径变了，他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到了晚年，甚至赖掉了曾经以“杜荃”的笔名骂过鲁迅，朋友问他是否用过这个笔名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用过杜衡、易坎人……的笔名，杜荃我记不起来了。”

鲁迅过世之后，在周恩来提议下，郭沫若成为鲁迅的继承者，担当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一旦摇身一变为左翼文化的旗手，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胀为真理的化身、宇宙的大神，在文坛上若有哪个开罪了他，或看谁不顺眼，郭沫若会以那支无比刻薄、霸气的利笔，携着权力的雷霆万钧之力，将对方横扫，决不手软。

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战斗檄文《斥反动文艺》，像当年对待鲁迅那样，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本来还算不上反动的中间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 沈从文

沈从文开罪郭沫若，始于1930年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

沈从文有一点“乡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讳地说，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情绪是诗的、动的、反抗的，但写小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不懂得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就是废话。郭沫若只适合写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纸通电。

读了初出茅庐的沈从文这番话，可以想见自负的郭沫若会如何地大光其火。

更要命的是那个“乡下人”还将郭沫若与鲁迅比较，说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

这几乎把参加过北伐的英雄描绘为一个投机时代的变色龙了，郭沫若焉得不记恨！

再加上之后几次文坛上的论争与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际，郭沫若等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将沈从文归为“桃红色”反动作家的代表，说“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化旗手郭公的这番判决，决定了沈从文下半辈子的命运，让他从此脸上刻上了红字，被逐出文坛，流放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了。

▲ 朱光潜

美学家朱光潜与郭沫若本无交恶，为了找一个“蓝色”反动作家的典型，郭沫若硬将他拉来当替死鬼。

郭承认，之前他连朱的书一本都没有读过，只是临时找了一篇朱的文章，便由此判了葫芦案。

郭沫若在文中提到一则当年在重庆流行的传说，宋美龄找冰心谈话。

宋问：“国民党中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冰心回问：“国民党中又有哪一位男作家？”

郭沫若借题发挥，阴森森地说：“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

郭沫若将这位“蓝色”反动作家与蓝衣社扯在一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个月，朱光潜与冯友兰一起，成为最早在《人民日报》被迫作自我检讨的文人学者。

▲ 萧乾

第三位萧乾也是躺着中枪。

这位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因为《大公报》报道田汉50大寿被老板批评，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社评，批评“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筵席，尤令人感到暮气”。

他提出要割除文坛上的元首习气，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这一下大大开罪了“文坛元首”郭沫若。

50岁便称公称老，大摆筵席庆祝，郭公乃是始作俑者，也是党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

如今被影响全国舆论的《大公报》批评，郭沫若便以“没有节制”的诗人气魄，将全部怒火发泄到萧乾这个小毛孩身上：“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罪行之一，就是当年郭沫若举证的莫须有的“鸦片”与“贡烟”。

1949年之后，旗手郭沫若集无数荣誉于一身：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与毛泽东是诗友，经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诗词的权威解读者。

然而，郭沫若深知，那么多的荣誉，并非意味着权力，自己只是文学侍臣而已，他小心翼翼，紧跟变幻莫测的形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读与唱和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差错。

1959年，郭沫若答��诗刊》记者问，批评《诗刊》主编臧克家不懂旧体诗，解读不了主席诗词，是外行。

他以权威人士的姿态，解读毛的新诗《送瘟神》，其中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郭沫若卖弄历史知识信口开河：“从前周穆王的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游月宫还要抖？”

然而，“不劳动”、“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无意之中触犯了最高领袖的尊严，郭沫若吓得半死，马上在《人民日报》上检讨，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总算躲过一祸。

▲ 郭沫若

越是接近权力中心，越是高处不胜寒，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

文革大幕拉开，郭沫若诚惶诚恐，公开发言主动表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他的儿子郭世英被中国农业大学造反派绑架关押，当晚郭沫若要参加一个宴会，会见到周总理，夫人于立群再三恳求，要他向总理求救。

郭沫若在总理身边坐了一个晚上，内心是天人交战，却一直不敢开口。

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儿子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绑着从三楼的窗户飞出，肝脑涂地。

于立群痛不欲生，痛骂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迟迟疑疑地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为了自保，他将亲生儿子作为祭品，献了出去。

一个20世纪中国难得的大才子，从“流氓”玩起，最后几乎被自己玩死。

自己的名字，死后究竟会列在文人祠，还是弄臣榜？通读历史的郭沫若临终前想必为此而不寒而栗。

难怪，按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没有留在八宝山，而远离都城，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下。

（注：许纪霖，著名学者。）

https://chuansongme.com/n/71982062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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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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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在不少共产党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一词，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而“列宁主义”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斯大林才系统的论述了列宁主义，称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也因此被视为马、恩之后的共产党的又一个“导师”。不过，列宁是化名，其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信仰

1870年4月出生的列宁的血统极为复杂，其祖父母都是蒙古人，他有着俄罗斯人、卡尔梅克人、犹太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瑞典人等血统。家族成员信仰东正教。列宁17岁时，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与谋杀沙皇行动而被处死，同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

应该是受到其哥哥的影响，列宁大一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在流放期间，列宁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从此宣称自己接受并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

不过，如马克思、恩格斯信仰撒旦教一样，青年时的列宁亦如此。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Trotsky在其写的《青年列宁》一书中提到，列宁16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

作家阿丽德娜曾多次见过列宁，她曾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著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另一个在1890年前后与列宁长期合作的斯特鲁威后来描述列宁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仇恨。列宁仇恨谁呢？

后来，列宁曾就苏联的状况写道：“这个国家并非按我们的意愿运作。它是如何运作的？这辆车不听使唤。一个人在车轮上，看似在引领它，但车子并非奔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它遵照另一种力量的意志而行驶。”

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竟能取代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他们是否为��握某种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到头来却发现这种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并使他们绝望？

列宁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透露了端倪：“我希望我们被吊在发臭的绳子上。我一直希望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责罚肮脏的官僚主义。若此愿望成真，那就太好了。”

这是列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后的最后愿望：被公正的吊在发臭的绳子上。对于他本人，这个愿望未有实现，但几乎他所有同事最终都被斯大林处死了。这些人被处死前，公开承认他们是假装帮助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为另外的势力服务。

有一个秘密是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的。在此前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篇章里，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共产党学说的鼻祖马恩并非怀着拯救人类之心创立其学说，相反是为了掩盖他们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地，而提出了“人间天堂”、“唯物论”等来迷惑众生。正如马恩其后的追随者列宁所言：“半个世纪之后，还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马克思。”不理解什么呢？或许不理解的正是那些“共产党导师”们毁灭人类的毫无人性与道德底线的做法，而列宁却早已参透并予以实行。

“六个墨水瓶”与流放生活

第一次流放结束后，列宁得到了沙俄政府批准，参加了大学毕业考试，并获得毕业证书。毕业后在进入彼得堡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加入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并参与活动。

1895年秋，列宁因组织工人活动被捕，被判14个月的监禁。期满后，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一个远离公路几百英里的偏僻村庄。在那里，列宁与也被流放到那里的克鲁普卡娅结婚。

大陆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六个墨水瓶》，作者正是克鲁普卡娅，讲的是被沙皇逮捕的列宁，被关押在一间狭小的黑暗的单人牢房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列宁仍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写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为了避免看守发现秘密文件，列宁将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有一次，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的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列宁被关押期间，不仅有面包吃牛奶喝，还可以看书、写文章，与外界保持联系，这是怎样的监狱啊。

而列宁受到沙皇的优待不仅如此，在流放地，列宁住的是一间不大但非常干净、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地毛毯的房间，有人给他做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而这正是因为沙皇给了他每月八卢布的津贴。

此外，在闲暇时，列宁还去打猎，有时和朋友谈打猎，“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俄国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等知名人物。

在周末，他还去给当地老百姓做法律顾问——虽然这不被允许，但因为没有任何监视，列宁还是可以做。他还可以看各种书，写作，与很多人通信，甚至还可以申请去周边旅游。其30多篇文章的产量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居然还能在流放期间刊发。

列宁以后又是怎样对待沙皇的呢？

反沙皇与出卖俄国利益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他被允许回到圣彼德堡，随后赴瑞士留学，并开始在国外从事反沙皇政府的活动。在德国慕尼克他与玛律托夫合作创办了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报纸《火星报》，列宁撰写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观点，化名“列宁”在此成为他的“本名”。

列宁的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进行暴力斗争的想法，遭到了党内走温和路线的玛律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俄国社民党逐渐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和以玛律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列宁回到俄国组织暴动。不过，革命很快失败，列宁再次流亡西欧。列宁在国外期间，继续写文章发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与德国是交战国，列宁一方面要俄国国内革命党人不遗余力的破坏捣乱，并号召借一战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在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外，还与德国相勾结，出卖俄国的利益。

历史研究表明，列宁除了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上的支持外，还由其派的一辆秘密专车从瑞士接到德国，其后，列宁和其同党被安置在一节密封的火车中，经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发动了十月政变。让德国人不寒而栗的是，在芬兰火车站，列宁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说了这样一句“俄国革命将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这句颇具意味的话演变到后来是列宁建立政权后，开始支持德国国内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毫无疑问，没有德皇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有钱有枪，就不可能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来影响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就不可能取得政变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误判也是临时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西方盟国认为即便左派的列宁夺取了政权，也不会超过三四个星期，那时的俄国政府就会过渡到右派手中。显然，他们想错了。

在十月政变胜利后，掌握最高权力的列宁立刻与德方和谈，于1918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的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后来中共为得到苏联的支持出卖中国利益，与此时列宁出卖俄国利益的所为是何等的相似。从这一点上看，中共确实向“导师”学的有模有样。

残杀沙皇一家

对于给了自己相对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列宁亦痛下杀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国，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在被转移关押后，尼古拉一家不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苏共曾经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维尔德洛夫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下”。这说明列宁负有首要的罪责。

农民对地主的劫掠

据俄罗斯雷巴斯撰写的《斯大林传》记载，在十月政变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军人复员的法令。一些士兵陆续回到了农村，农民们在士兵们的带领下开始抢夺土地和地主几乎所有的财产。

民众驾着大车，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一个一个村庄，有时同时在几个村子冲向地主的庄园。为了不被杀死，地主们纷纷求饶。“人们捣毁和焚烧了建筑物，但没有杀死地主。五六个小时后，地主的所有财产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贫农和中农的家里。地主被允许留在他们已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直到1920年。”

“农民们在抢光地主的财物后，立即开始分割他们的土地，并砍伐树木，重建自己的农舍。”而富农看到这样的恐怖情况，担心自己也被劫掠，就把值钱的东西都埋了起来。

这一幕与五十年后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地主的运动何其相似，只不过更为惨烈。

镇压示威者和暴动

十月政变后，列宁粗暴的做出了解散议会，即立宪会议的决定，这引起了民众的抗议。1918年1月5日，许多手持“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标语的示威者向列宁所在的塔夫里达宫进发，负责守卫宫殿的列宁卫队下令示威队伍停下来，但示威者没有听从。于是士兵们举枪齐射，造成8到10个人死亡，20人受重伤。示威者散去。士兵们烧毁了标语。

一小时后，又一支示威队伍出现。士兵们再次射击，又一次焚毁标语。总共近30人丧生，200人受伤。

随后，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示威游行者中包括不少工人，高尔基质问“人民委员们”，称他们在扼杀整个俄国民主。而这恰恰是列宁所要达到的目地。

在暴力威胁下，立宪会议最终解散。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

然而，解散议会后的苏维埃的政权并不稳固。2004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历史与现实》一书透露，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1918年（主要是下半年）在苏维埃俄国的32个省爆发了258次暴动。为镇压暴动，仅在15个省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而在24个省中，“因暴动”而死亡的人数约为900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省发生了8起暴动，造成约170人死亡。

其后的一些农民起义控制了部分省份。最著名的是1921年的坦波夫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苏共还使用了毒气，使用了如集体枪毙人质、焚烧农民房屋等手段。被镇压的人中就有后来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苏联“英雄”卓娅的姥爷：神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

除了出卖俄罗斯利益，扼杀民主，抢掠地主，镇压暴动，列宁还做了哪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呢？

镇压宗教

十月政变后，激进的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开始了。此时俄国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甯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当时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人生命。1921年，吉洪大牧首（注：东正教的首脑）建议捐出教堂器具中的“非神圣”物品以拯救灾民，但“圣物”仍留在教堂。建议被拒绝。以无神论协会主席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展开了一场诋毁教会并没收教会所有贵重物品的运动。

对此，吉洪大牧首向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列宁在3月19日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的密信中如此说道：“正当饥荒地区在人吃人、路上横着数以百计的饿殍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的、最无情的强力去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不能停止对任何对抗的镇压。”“无论如何，我们务必以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保障自己获得几亿金卢布的储备金。”“我们据此能够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越多越好。”

收到这封密信后，托洛茨基的行动更加猛烈了。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教会根本没有什么“上十亿”的资产。而多年后，在对德战争中，苏共又变了一副嘴脸，斯大林向教会寻求帮助。

迫害知识份子

“对革命而言，保证成功的可靠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列宁夺权后，也是这样做的，1917年他亲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查、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推行红色恐怖政治。

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

列宁还下令关闭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还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可以从2003年俄罗斯举办的一个展览中一窥究竟。该展览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劳改营始建

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

从列宁时代开始，深处红色恐怖下的苏联人，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在“国有化”名义下被剥夺，一句玩笑或对领导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后逮捕，喝酒之后的醉话可能引来入狱之灾……也就是说，轻微的犯罪或者是讲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笑话的人也会被关入古拉格。

据统计，在斯大林时期的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50多万劳改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作为肇事者的列宁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月政变后的成果

抢劫、屠杀、私刑、暴力，这就是“十月革命”后的成果。当时俄罗斯著名的作家高尔基深为震惊，他撰文批评十月政变，称其是对文化的摧残，它的赌注是群众的兽性本能和惨无人道的经验。（见《不合时宜的思想》）

可以说，十月政变后，俄国的其它党派都想要阻止国家的毁灭，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利用大众的破坏心理，继续进行摧毁旧国家的毁灭性行动，而这与几十年后的中共何其相似。

施宾格勒在2003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据此对布尔什维克有了个本质的认识：“布尔什维克不是人民，甚至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 的最底层，是一个异己的��西方的阶层。他们如同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充满着卑微的仇恨。正是人民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气概。人民出于治愈疾病的愿望，用这群败类之手摧毁了西方世界，然后又使自己重蹈覆辙。”

写下这段话的施宾格勒同时预言了日后的斯大林大清洗。

私生活及死于梅毒

与共产党其他党魁一样，教育大众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爱情的列宁，私生活同样糜烂。他与伊内莎有��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

而根据苏联1991年解体后开放的档案、验尸报告以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永保沉默的医师所做的解释，医师们推定列宁死于梅毒，而不是公开资料中所言的中风。

史料记载，列宁在革命之前，开始觉得无法忍受噪音。另据其同事在回忆录中透露，列宁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失控。三位医师中的神经学专家芬科史丹说，这正是梅毒侵入的症状。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治疗列宁的医师团包括梅毒专家，一位知名的梅毒专家在被问及列宁的病情时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治疗哪一种脑部疾病的”。据说，列宁死之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

为维护列宁的光辉形象，当年的验尸报告说列宁死于遗留于体内的子弹和脑动脉硬化，但列宁医疗团的27名医生中，只有8人签名，另外19人不同意上述结论，拒绝签名，包括两名列宁的私人医生。

众所周知，患上梅毒的人都是因为纵欲过度、乱交等，而共产主义信仰中的“共妻”思想，列宁应当并不陌生。

苏联的史料也表明，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上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力，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掌握大权的列宁“公有化”了多少个姑娘，包括其在国外流亡期间与多少人有染，可想而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28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但却终身没有子嗣。

无疑，在这一点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通之处，而其后共产党的另外两个导师斯大林、毛泽东也没有例外。

列宁的梦魇

列宁13岁时，曾写了一首堪称预言的诗，预示其生命将以彻底失败告终。他曾决定为人类服务，但却不要神明。他写道：“为他人奉献你的生命吧，可怜的是，你有着悲惨的命运，你的奉献将毫无成果。”

1924年，列宁死之前，如此说道：“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感到，我在无数受害者的血海中迷失了——这就是我的梦魇。太迟了，我们已不能回头，不能救我们的国家：俄国。我们需要像Assisi的Francis那样的人。如果有十个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救俄国。”

看透列宁的人

毫无疑问，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列宁死后的苏联完全按照其设计的蓝图行事：极权国家、官僚社会、单一的意识形态、无神论、军事化、计划经济、剥削劳工、制造新的敌人，等等。但这样的列宁，也曾被人看透。

曾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他曾说过，“1917年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临终时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这样的专制社会，苏联人再也无法忍受了，也丝毫不留恋，1991年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注脚。而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真相被还原，遍布前苏联的越来越多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毁坏，而这正是民心所向。

2016年1月21日，是列宁死去92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召开的科学教育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表示，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列宁主义的破灭

按照后来斯大林的阐述，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革命的部分，其核心是：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联其后的实践中，尤其是随着苏联的垮台，已经一个个破灭了。

比如除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20世纪并没有爆发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随着内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更新、完善，经济等各方面发展都有了巨大的进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列宁所言的“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伴随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垮台，出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昭示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

不过，列宁以及其继任者斯大林提供的残忍的专政模式却成为中共统治中国人的范式，迄今仍在戕害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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