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收緊社交距離成本高於成效 倡取消打針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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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認為收緊社交距離成本高於成效　倡取消打針寬限期

專家認為收緊社交距離成本高於成效　倡取消打針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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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俄國人》——青年

要概括出蘇聯青年的情況，正如要概括出美國青年的情況一樣，都同樣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所有的青年來說，談得最投機的一個話題就是「流行音樂」。

高爾基城有三個青年就談到他們多麽渴望改變那種專聽蘇聯電台和電視台硬塞給他們的愛國主義音樂、紅軍進行曲和半歌劇式的民歌的做法。「我們年青人需要娛樂，就是需要輕鬆的娛樂，科學和技術在不斷進步，人總得跟上一切事務的發展。你怎麼能要我們在艱辛、緊張的一天之餘，還要去唱民歌和聽進行曲呢？」 我碰到過不少「流行樂隊」或「垮了的一代派樂隊」（對蘇聯官方人士來說，「搖擺舞樂」仍然是一個極端危險的詞），不僅在莫斯科、列寧格勒、里加或塔林這類城市，而且在一度是穆斯林城的中亞城市布哈拉甚至是西伯利亞也都可以碰到。他們沒有一個人真正懂英語，然而他們卻快活而熟練的模仿著英文歌詞，他們感興趣的不是歌詞而是音樂。

蘇聯當局發現那垛抵制西方流行文化的石牆根本不起作用之後，便退而採取更加隱晦曲折的方法，以打消蘇聯青年那種追求新奇的慾望。六十年代，在官方倡議下，流行樂隊開始在工廠、大專院校以及「文化宮」裡很快地發展起來。當局鼓勵各種比較馴服的樂隊參加全國性的選拔會演，先在地方和州評比，然後在全國進行電視轉播。然而，這些樂隊的節目、歌詞、甚至服裝、動作和政治傾向都要經過審查，並且刪除掉一切在道德、兩性關係或政治上「不健康」的東西。有些曲調經常被無端地刪去，其唯一的罪名是它來源於西方。席位這些樂隊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才有地方排練，才有資格演出，有時甚至要有官方的認可才能搞到某些特殊的樂器，所以他們都對控制俯首聽命。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流行樂隊的演技越高，職業性越強，所收到的控制就越緊，對演出內容的審查也就越嚴。其實，最出色的樂隊並非是那些「歌唱的吉他」、「快樂的朋友」、「民歌樂團」等名稱古板、專演官方審定節目的職業樂隊，而是大專院校裡的一些名稱浮誇，象「時間機器」、「暴力的災難」、「紅寶石襲擊」等默默無聞的業餘樂隊。職業樂隊的演奏雖然也灌成唱片，但遠不如進口的西方搖擺舞樂唱片出名和熱門，其原因在於蘇聯職業樂隊無法施展身手。為了防止樂隊在電視台演奏時過於粗野瘋狂，當局禁止他們使用音量最大和最能發揮特色的樂器。在音樂會上，當局還規定了樂隊演奏西方樂曲的限額（一般標準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六十五是蘇聯樂曲，百分之二十是東歐樂曲）。文化部和共青團的音樂督導員還不允許樂隊演奏自己譜寫的樂曲，理由是這些曲子並不是國家批准的官方作曲家所創作的，這同樣也束縛了樂隊的手腳。

隨著情勢的發展，官方對於公開演奏西方樂曲越來越敏感。連餐廳的樂隊，甚至是那些純粹在私下場合演奏的樂隊都必須步步謹慎，因為當局在聽眾中安插了告密者，以加強監督樂隊的演出，不使超出官方批准的內容。

對於蘇聯當局來說，真正享有盛名的本國搖擺舞樂隊要比秘密流傳的西方唱片更為可怕。如果本國樂隊能獲得真正自由並吸引了廣泛的聽眾，那麼，他們比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運動員或科學家還要難控制。因此，更多的西方搖擺舞音樂唱片通過郵寄或走私流入國內，當局對此也睜一眼閉一眼。

西方搖擺舞文化的唱片和其他個人服飾的黑市買賣，生意十分興隆。有些黑市商人以廉價的粗斜紋布褲或稀有唱片作為報酬，利用學生為他們代銷商品。反之，警方則利用學生中的告密者來誘捕這些黑市商人。走私進來的唱片，一般都是隨外國旅遊者或回國的蘇聯旅客帶入國內的；有時，也有人設法把這類唱片夾在斯特勞斯圓舞曲或者巴赫大合唱的唱片套子裡，混過郵檢或海關檢查。

蘇聯當局曾大膽邀請波蘭、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爵士樂隊來蘇演出。觀眾蜂擁而來，盛況空前。因為對於俄國青年來說，間接地通過東歐樂隊那種比蘇聯樂隊更為大膽放縱的演奏風格和更為華麗的服裝，差不多可以瞥見西方文化的一斑。僅管如此，蘇聯當局還是不輕易批准西方有名氣的真正的搖擺舞樂隊入境，唯恐引起無法控制的反應。

這種追求西方音樂和流行文化的各種個人服飾的慾望，充分證明了在俄國存在著兩代人的隔閡。這是一種顛倒的兩代人的隔閡，至少在中產階級和有地位的青年中是如此。美國青年唾棄自己父母的富有，他們改穿粗斜紋布褲，離家出走，跳民間搖擺舞以示反抗；而蘇聯青年所嚮往的恰恰是有錢和舒適的生活，他們是新實利主義的急先鋒。青年人在暑假會去西伯利亞建築工地做小工，掙到一千盧布的現款，機關職員們則從牙縫裡剩下錢來，然後一下花掉近一個月的薪金去購買喇叭褲、假髮、齊膝高筒靴、厚底高跟鞋這些象徵西方安逸生活的物品，上述風氣在已婚青年和十幾歲的青少年中都很盛行。總之，凡是與戰前和戰時一代人的斯巴達使作風以及與戰後他們自己父母所過的那種單調乏味的生活背道而馳的東西，他們都極為欣賞。俄國青年並不炫耀五光十色的奇裝異服，也不故意打扮得妖形怪狀，他們懂得邋遢的衣著會導致當局的干涉。蘇聯追求時髦的風氣主要是趕上西方比較定型的樣式。

吸毒現象也出現了，憂心忡忡的蘇聯當局幾次加強了反吸毒法令，對吸毒集團和慣犯嚴加懲處。違法買賣毒品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從醫院竊取以及使用偽造的或使用過的處方來騙取藥用麻醉品。在敖德薩，一位青年醫生證實有人多次以鉅額賄賂要他提供一批麻醉品。雖然他並未上鉤，但他表示參與這類交易的大多是政府研究機構中製造麻醉品的製藥技師，以及從醫院竊取大量烈性麻醉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另外，有時嗎啡來自那些戰爭年代的老兵手中，他們在二戰時使用麻醉劑治療傷勢時有了癮，按照蘇聯的保健制度，他們領有一個小本子，憑此定期向國家領取一定劑量的嗎啡。流入地下交易的，既有嗎啡也有小本子。更常見的毒品是蘇聯中亞或高加索山區出產的大麻製品，一粒小小的、只有半個頂針箍大小的大麻丸（夠卷一隻大麻煙）要賣五個盧布（六點六七美元）。但是，同西方相比，蘇聯大學校園中尚未出現吸毒現象，最大的問題倒是酗酒——伏特加。

至於兩性關係，在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很少看見互相擁抱或接吻的情況，這種公開表現親昵的情況是會使人皺起眉頭來的。事實上，俄國人在公開場合，甚至在私下是忌諱率直討論兩性關係的。在蘇聯完全不存在西方那種肉體崇拜，舞台和銀幕中也看不到一點裸體場面。

蘇聯雖然在革命時期大談特談「自由戀愛」，但是今天社會輿論所依據的準則還是列寧的觀點：「青年人特別需要生活的樂趣和力量。增進健康的運動、游泳、賽跑、散步、各類體操和多方面的智力遊戲⋯⋯這些都會使青年獲得遠比無休無止地談論兩性問題更多的好處⋯⋯革命要求集中，要求增強力量⋯⋯它不能容忍放蕩的情況。性生活上的放蕩行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自我節制、自我嚴格要求並不是奴性，即便在愛情問題上也是如此。」

1969年，對列寧格勒大學學生的一次社會調查結果證明，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男學生和百分之七十的女學生在二十一歲之前都有過婚前的性關係。

為了節約的緣故，蘇聯大學早在美國大學之前就已改為男女同校住宿。莫斯科大學象其他大學一樣訂有嚴格的規定，不准男生於課後在女生宿舍逗留，並定時在走廊搜查作為一種防範措施。為了躲避搜查，男學生會爬出窗口躲在窗台上。如果某個小伙子留在女生宿舍裡同他的女友過夜，房間裡的其他女生就乾脆背過身去了事。「這麽幹了好多次都安然無事，只要同宿舍的人不抱怨受到打擾就行。」

放蕩的風氣也侵蝕了十幾歲的青少年。1973年，奧德薩的一位社會學家報告說，在對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中學生所作的一次考察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學生承認有過兩性關係。男學生們對於性關係已形成一種所謂的「工業心理學」，「認為性愛是一種生理要求。」

按照西方的標準看來，蘇聯的結婚儀式相當簡樸。在蘇聯的婚禮宮裡，星期六一天舉辦三、四十次婚禮不足為奇。有時父母也會來參加結婚儀式，但通常父母都是不來的，這裡沒有「把新娘交給新郎」的風俗。婚禮過程僅六、七分鐘，與其說是婚禮不如說是正式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儀式。婚禮後的喜宴是這一天的高潮，也是個人盡情歡樂和享受家庭溫暖的時刻。不過，這種大吃大喝，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種災難性的開銷，花掉一千個盧布的情況屢見不鮮，因為報上不時刊登新婚夫婦因辦喜宴而負債累累的悲嘆。

西方度蜜月的習俗在俄國人中並不十分講究。有的夫婦設法搞一張兩個星期的特別旅行證，有的則到某個地方去作週末旅行。但普遍的做法是雙親從公寓裡搬出去，讓新婚夫婦自個兒過幾天，然後全家再開始住在一起。老一輩和小一輩可以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但是，這並不能解決兩代人的隔閡，也不能消除俄國人所謂的「父與子」問題。

俄國的中年人當年曾飽嘗艱辛，可是他們有著哲學上的信仰。現在，他們發覺自己的下一代嬌生慣養，而且沒有任何信仰。「我對自己的孩子感到失望，他們意志薄弱、懶惰，不能約束自己。我的兒子才華出眾，智力超群，但他相當缺乏工作能力，不會支配自己的時間，也分不清哪些事情是應該先做的。」青年人的反應則是：俄國人為了享受生活樂趣已經等待得夠久了，現在沒有理由要他們重過父輩的艱難困苦的生活。

為青年一代在意識形態上的退化而憂慮不安的，不僅有做父母的人，還有黨的理論家。《真理報》稱這種現象為「寄生蟲主義」、「民族主義傾向」、「對於在青年中灌輸無神論思想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或者乾脆稱為「對意識形態問題漠不關心」。蘇聯報刊發表肆意誇大的統計數字，說有五十萬名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被「選入國家權力機構」，兩千萬以上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團，這種誇大宣傳恰是當局惶惶不安的一個標誌。

甚至那些並不熱情支持共產黨的中年人，也注意到了青年人已經失去理想。「我在戰爭時期加入了共青團，入團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可我的兒子卻不然，他感到入不入團無所謂。直到中學最後一年，他聽人家說入團對於考大學��好處，他才著手申請。我兒子對團組織毫無興趣，甚至連每月二十戈比左右的團費也不交。」

西方學者見過好幾份未曾出版的社會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指出，青年的思想覺悟很低，這同青年們自己的評價倒是相一致。「我不知道有誰是出於政治熱情而參加共青團的。在共青團所組織的活動中，人們所喜歡的只有建設大隊，因為男孩子們能在裡面掙一大筆錢；還有宣傳鼓動隊，因為我們可以自己譜寫歌曲到全國偏遠的地方去演唱，這樣就可以免費旅行全國。」

對於那些生活在思想保守的家庭的青年來說，留齊脖子的長髮是表示除個人抗議的一種溫和的象徵。而對於出身於顯貴家庭的青少年來說，仿效西方生活方式意味著他們對於父母一生追求飛黃騰達和政治權力表示鄙夷。憤世嫉俗是有的，但是沒有反抗。在蘇聯青年中看不到有反對普遍徵兵制的騷亂以及為在大學校務中爭取更多發言權而產生的校園騷動，也看不出有類似美國青年那種揭露社會黑暗面的行動。從西方輸入的流行文化沒有引發政治騷動或持不同政見的反主流文化，它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內容。

如果理解蘇聯青年所處的社會環境，就對他們政治上的唯命是從態度不會感到太驚奇。因為蘇聯當局花了很大本錢，絕不會容忍出現那種西方大學校園裡必然會出現的、攻擊傳統觀念的情況。一位英國留學生對國立莫斯科大學裡的蘇聯學生的主要印象就是「受壓抑」。「他們缺乏生活，缺乏自由發展，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在大學裡，自由自在的嘻笑打鬧比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學裡看到的要少得多。」基本原因顯然在於近年來蘇聯總的政治氣候和當局的控制。然而，這種控制與西方人士所想象的有很大不同，而且也遠為複雜、有效並帶有根本性。

這種制度並不是克格勃對於持不同政見份子進行的那種控制，那種只涉及極個別青年。它不僅為大學青年提供免費教育和並不十分寬裕的助學金，而且為他們規定了嚴密的，經過系統安排的生活。大體上講，他們進入工科學校、農業學院、藝術學校或者文學院，畢業以後就成了持有證書的工程師、農藝家、藝術家或作家。同時，經濟計劃工作者每年提出各個學科的招生名額，一旦學生修完了自己全部課程，就能保證獲得自己所學的專業範圍的工作——不僅是保證有工作，而且是被分配去幹這項工作。因此，考取大學就意味著進入「職業市場」的道路實際上已經暢通無阻。然而，學生一旦進入某個系學習，就幾乎沒有可能再改換專業。學校的課程是劃一的，由莫斯科統一規定。這是一種反覆灌輸專門技術的教育制度，不注意陶冶學生的作為通才的素養，如獨立思考，發展個性，以及表現個人情感等。

大學考試落第是學生一生中的轉折點。每年大約有七百萬學生從高中畢業，而能夠受到大學教育的只有一百萬人左右；其中近一半人還是上的夜校或函授學校。從夜校或函授學校轉入正規大學極為困難。許多名落孫山的青年應徵參軍，而在校大學生則接受比較輕鬆的預備役軍官訓練並獲得軍銜。僅管蘇聯極力吹噓和宣傳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如何受人尊敬，可是在中學生中進行的社會調查卻不斷證明，他們強烈希望有「知識分子前途」而把體力勞動擺在很低的地位。

為了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出現了極為劇烈的競爭，許多人臨時抱佛腳去死記硬背，或者請私人教師補課。他們的教長也十分緊張，有很多人對招生委員會及其他教育工作者暗地施加影響，賄賂招考官員的醜聞層出不窮。蘇聯六十年代期間的社會調查證明，知識分子的子女升入高等院校的機會是工農子女的二到八倍。在名牌院校，這種情況甚至更為突出。

畢業分配的時刻是蘇聯青年的又一個重大關口。這是學習成績、政治表現和家庭社會關係都發揮作用的時候。因為大多數青年都極想留在生活比較有趣的大城市，而不願被派往外省。一旦到了外省就很難再回到城市。分配工作和招生一樣，鼓勵學生既要有完美無缺的政治表現，還要有優異的學習成績。蘇聯大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都受到強制性的政治教育——有五門須修一年的課程：蘇共黨史、辨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以及科學共產主義基礎。「我們的大學生既不激進也不進步——他們屬於沈默的大多數，他們必須忠誠、聽話，要不然，他們就不會在現在這個地方讀書，尤其是莫斯科大學這樣的地方。對他們施加壓力的途徑是如此之多——助學金、宿舍，而最重要的是在大學裡的學籍。保住學籍就是保住前程。檔案裡一旦沾上汙點，就會跟隨你一輩子。我們的學生如此奉公守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蘇聯青年同西方青年另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他們對父母的依賴和濃厚的家庭觀念，因為這往往可以增強他們政治上的正統觀念。由於缺乏住房，很多人在上大學前，在求學期間，而且常常在畢業後都不得不住在家裡。住在家裡的日子並不好過，這會引起家庭不和睦，因為這使年青人更難找到自己需要的清靜獨處的場所，但是，這也會使家庭練習更長久地保持下去。它意味著父母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進行干預，美國青年或許會認為這是侵犯了他們的自主權利。此外，這裡並不存在類似美國的那種對青年的崇拜，父母的尊嚴還是相當強烈。蘇聯學生不象美國青年那樣隨意責備自己的父母，很多年青人依從父母的意見，在學業、旅遊、職業和婚姻問題上都同父母商量。家庭關係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比較有錢的家庭裡）也提高了父母的權威，在子承父業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今天的青年一代與歷史相隔絕的情況，比蘇聯歷史上任何一代更為嚴重。蘇聯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斯大林主義——已被隱諱不提，而且從一切外部跡象來看，在七十年代青年一代的成長期間，是嚴格禁止重提那一段歷史的。當然，一些家庭在私下裡還是談到這個問題，但兩代人竟站在了截然不同的方面。也許是因為在時間上父母那一代人距離他們所爭論的可怕事件更近，而且對那些事有著切身經歷。也有一部分青年深感自己對蘇聯的大部分歷史、二十年代藝術界和知識界的騷亂以及斯大林的鎮壓等所知甚少，因為坦率地表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