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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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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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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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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博士Janus Dongye：“那是什么？那是中国的‘海鲜农场’。”图为谷歌地图的中国沿海。（Public Domain）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为啥饿不死这组数据震撼外国人》，不仅震撼外国人，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感觉到那种如遭雷击的震撼。这篇文章是引证或摘录，原作者是一位名叫Janus Dongye的剑桥大学博士。文章说：“眼见方为实。打开你的谷歌地球，从天上看看中国大地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西方媒体一般不会报道这些东西。”博士先引导围观者来到福建宁德港，并给出一个精确的坐标：东经119°57’45.2″、北纬26°43’02.8″，解释说，这是福建沿海地区。

把谷歌地图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海面上漂着上百万个房子和网箱。从浙江到广东，这段1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网箱。那是什么？那是中国的“海鲜农场”。

与其出海捕野生海鲜，不如在同一个地方养海鲜。这样一来花较少的精力就能养出鱼、虾、蟹、龙虾、贝类等，挣的钱还多。中国农民不只海水养殖，任何开阔的水域，水库、河流、湖泊都能养水产品。

想象一下，每个网箱养几十条鱼或螃蟹，加在一起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海鲜消费量是多少呢？据估计每年全球海鲜消费总量1.44亿吨，中国是最大的海鲜消费国，以65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5%……

接下来，Janus博士举出一系列数字，证明欧盟、日本、美国和印度等国海鲜消费量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岂止比不上，我粗略计算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数字：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养殖水产品生产国，其产量佔到全球的60%。

——这的确是令人震惊的伟大成就。但对于我这个中国生态环境的长期追踪者来说，这种震惊感来自另一个方面：水污染，几乎所有水域及近海重度污染！——这巨量的养殖水产品敢吃吗？

Janus博士还十分兴奋而愚昧地说“在中国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海鲜里，只有1500万吨是捕捞的，其余5000万吨都来自水产养殖农场。而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多亏了海鲜养殖，普通中国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海鲜，日常三餐可以吃得起海鲜。”——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中国大规模、爆炸性养殖业的发生史之源头是灭绝性捕捞和灾难性的水污染。——近海捕捞业遭到彻底摧毁，只好用铁笼子围起来养。日本90%的海鲜都来自捕捞，不是人家落后，而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可永续发展的渔业。出海捕捞比养殖成本低，中国过去也是出海捕捞。在全世界渔业大国中，中国是唯一的养殖超过捕捞，并完全依赖于养殖的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不是伟大成就，这是灾难的结果，灾难的象徵。

壮观的中国近海养殖鱼排。（Public Domain）

Janus博士还晒出一张“典型中国家庭的团圆饭”照片，大都是水产品，确实令人馋涎欲滴，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最好别吃，尤其是发育期的青少年。前两年，发生过北京各大超市下架活鱼事件，媒体猜测或许与孔雀石绿有关。孔雀石绿既是染料，也是水产养殖杀真菌、细菌、寄生虫的药物，但孔雀石绿具有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人吃了很危险。因为这种药物高效，便捷又便宜，所以成了水产养殖户的必备法宝。虽然国家明文禁止使用，但仍然阻止不了其泛滥。孔雀石绿还有一种神奇效用，能使半死不活的鱼恢复生机：只要在集装箱里撒一把孔雀石绿，那些经长途运输而奄奄一息的鱼立即变得生龙活虎。这正好迎合了国人爱吃活鱼的喜好，而且这些添加了孔雀石绿的鱼的口感更好。记者在采访天津塘沽区一养殖户时，养殖户表示从不吃过自己养殖的鱼，并称：“你说哪个鱼塘不用药？不用的话，还有活鱼吗？”——这句话需要解释：养殖户之所以大量给鱼塘用药，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太脏了，鱼得病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只能用更多药物来保证不死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也是全世界动物用药量最大的国家。一位业界人士直言不讳：“庞大的产量背后，是禁药的滥用。”《经济观察报》曾刊登一篇报导，题目是《水产老板：海鲜100%都有抗生素避孕药1周喂2次》接受采访的宫先生说：“只要是海水养殖的鱼类，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宝鱼、大黄花鱼、黑鱼还有金凋，这些当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还没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赔钱的事谁做，这个算是行规了。”

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渔民多上岸另谋出路。图为青岛港闲置的渔船。（Public Domain）

Janus博士盛赞不已的近海养殖业，不过是中国近海生态灾难深化的一个象征。他激动万分的目光所看到的那些无比壮观的鱼排，本应是星罗棋布的渔船。现在鱼排代替了渔船，是因为中国近海生态已经崩溃了。摧毁中国近海的两大灾难，一是灭绝性捕捞，一是无法遏制的污染。这两大灾难，经媒体反复披露，其实早已广为人知。过度捕捞、灭绝性捕捞也称“酷鱼”，能“酷”到什么程度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东海曾发生过“鳗苗大战”，因鳗鱼苗越来越稀少，价格升至历史最高值。鱼讯一到，渔民与更多的并非渔民的淘金者驾船出海，海面上布满了成千上万的渔船。其场面壮观而疯狂，其结果无需智者预言。短短几年后，鳗苗灭绝，数以万计的渔船望海兴歎。以主要産地江苏省东台市而言，6 000艘渔船每天捕不到10 000尾，平均每艘船不到1尾半。接下来，不光是“软黄金”鳗鱼苗，所有的鱼都捕捞一绝。使用的网具越来越厉害，有一种“底拖网”，渔民们自嘲是“绝户网”，网口从海面一直张到海底，像扫地那样一遍一遍反复拖，扫荡一切。一位船长对记者说，“舟山近海早就没什么鱼了，甚至整个中国专属经济区也没太多好鱼了，只能偷偷去别国的海域盗捕。”

鱼没有了就捕虾。说是捕虾，其实是电虾。以电网扫荡大海，电流大到能电死人。新型的“电虾船”越造越大，越来越多，电流越来越强。有渔业专家感叹：“威力太大了，把虾子虾孙都给捕了！”谁都明白这种疯狂的后果，但渔民们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果不其然，鱼虾绝迹了，渔民也随之绝迹了。在这种情况下，近海养殖业应运诞生，壮观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鱼排代替了先前壮观的渔船。

再谈污染。中国几乎所有河流污染并重度污染，再加上海边数不清的排污口，中国近海在劫难逃。有害物质超标，动辄超标几十倍上百倍，甚至能达到上千倍。说超标上千倍，并非吓唬人。辽宁有条入海的五里河，其接纳的污水量大大超过原来的河水量，水质为“劣五类”，其实早已爆表。镉、铅、锌等重金属超标可达国家标准的数千倍。流入大海固然会稀释��但稀释过的海水仍然是毒水，没有任何生物可在其入海口存活。

从谷歌地图上看中国近海污染。（Public Domain）

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一书中，曾有如下评价：“中国近海北起大连南至北海，除了极个别地方，几乎全部海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按照中国国家标准，三类水质为最劣，但中国近岸海水水质以三类和超三类为主。”——按照那时的标准，三类海水已经是污染最严重的水质，所谓“超三类”则是超出了标准制定者当时最大胆的预想。后来情况继续恶化，“超三类”打不住了，1998年又制定了新的标准，增加了一个第“四类”，制定者们的想象力再次遭到摧毁，只好出来个“劣四类”。20年前我曾宣称“我们的海洋正在变成没有渔汛的‘空海’和五毒俱全的‘死海’。”现在灾难更加深重。“鱼讯”是早就谈不上了，鱼已经绝种了。岂止“五毒俱全”，不忍多言了。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在一个新闻节目中曾这样概括：“海洋牧场成海洋墓地，近海捕鱼似大海捞针”。中国已进入魔幻之境。写《百年孤独》何须去拉美，去哥伦比亚？有一位南非鲍鱼专家怀疑中国的鲍鱼养殖产量，觉得一个国家不可能养殖出那麽多的鲍鱼。当他站在福建的大海边，亲眼看到一望无际的养殖鲍鱼的鱼排，大为震惊。在南非，海水养殖业有极高的准入门槛。要兴办一个鲍鱼养殖场，首先要通过严格的环境评估和得到周边社区民众的支持，还要去办理一系列的认证和手续，条件苛严，时间漫长。这位南非专家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了头，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在中国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陪同他去参观的中国专家后来写了篇文章《鲍鱼产业的‘公地悲剧’该如何解决？》，很有见地。他认为这是一个“公地悲剧”：“反正海域是公用的，成本不高，而治理需要成本，即使我很遵循这一原则，但其他人不遵循的话，事情也是如此，于是乎，我们所说的「公地悲剧」现象是不是就这样在我们的产业中处处可见。”

——其实他不必这样过于委婉地问“是不是”。有什麽“是不是”的？正是。“公地悲剧”正是现在中国的悲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公地悲剧”这一概念解释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简单地说，所谓“公地悲剧”是指公有的资源如森林、草原、河流、海域、大气等等，由于属于公共拥有，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过度捕捞、高密度养殖、超标排放，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正如东海渔民所说：“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掠夺性发展、破坏性增长，都可视为“公地悲剧”。回忆起来，其发韧应该是始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改那一段不说了，后来又把公有的土地交给私人耕种，却不给土地所有权，造成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这种产权模糊或产权虚置的独特制度，使土地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掠夺性使用和短期内产量疯狂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与环境的毁灭。

剑桥博士Janus从谷歌地图上所看见、所赞美的浩瀚无际的鱼排，其实是近海污染和灭绝性捕捞这两大灾难叠加的结果，是“公地悲剧”极速蔓延的新一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把灾难视为灾难，而不是激情满怀地把灾难宣扬为又一伟大成就？

2019年5月27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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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评论 | 郑义：海水养殖业爆炸——近海生态崩溃的象征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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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gj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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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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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托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的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终。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误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在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以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多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适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又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后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无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压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连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况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已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福尔克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骂）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笑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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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longguoji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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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cubineofxi-blo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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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饶市委无心纪检，上饶市自来水公司魏翔杨斌共享情妇

魏翔，江西省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贪财好色豪爽霸道。

杨家诚，王曼郦的第二任丈夫，广东省梅州市松口镇人，菜贩之子，理发匠出身的毒贩骗子淫虫，香港不法商人，伯明翰环球（02309.HK）大股东，2014年3月因洗钱罪被判入赤柱监狱服刑6年。

王曼郦，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未婚，实为姘妇），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的贫穷破落农家，原住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现住北京中南海，大陆身份证名字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王丽飞。

杨斌，广东省梅州市松口镇人，放牛娃出身，杨家诚的堂侄，先为江西省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助理，后为中国水业（01129.HK）大股东、CEO，外号杨杨十七郎：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七，喝白酒一斤七，睡女人要一十七（17岁），男根长一十七（厘米），交配时间一十七（分钟）。

2007年连串的新闻震惊了梅州市松口镇，昔日放牛娃杨斌就任香港中国水业副总经理，2008年杨斌就任中国水业执董，2009年杨斌就任中国水业CEO，为大股东，真是火箭式暴富。松口镇曾出了大名鼎鼎的英超伯明翰球队老板杨家诚，现在又出个香港股市大亨杨斌，人杰地灵啊！

叔侄杨家诚杨斌是同个故事的主配角，杨家诚自贩毒洗钱发迹后开始在香港股市圈钱，杨用极小的代价取得了中国水业的控股权，为了方便违法违规操作需要找人代持股，放牛娃出身的杨斌时为江西省上饶市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杨家诚就将堂侄杨斌招至香港空降到中国水业任职并代持股。为报答杨家诚的重用杨斌呕心沥血地运作中国水业，为追求最大的利益干尽了合法非法事，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鲜血淋漓的，杨斌使中国水业股价上扬股份扩大变成了杨家诚的私人提款机。

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杨家诚贩毒洗钱诈骗终于事发，2011年6月29日杨被香港警方指控洗黑钱而被捕，保释后杨急于缩短战线回笼资金就找到堂侄杨斌要收回其全部股份，杨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杨家诚交给杨斌一头小母牛（中国水业），杨斌顶风冒雨在草场（香港股市）放养，母牛长大了还生出几头小牛，现在杨家诚不给任何报酬就要收回牛群，傻子才同意呢。杨家诚用5千万元港币买的中国水业股份在杨斌手里增值到了5亿元港币，杨家诚还借杨斌之手从中国水业非法转走了数亿元港币现金，杨家诚早已收回了投资的本钱，现在余下的股份全都在杨斌名下，杨斌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股份持有人。

杨斌拒绝交出中国水业股份令杨家诚进入了困境，天无绝人路，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王曼郦粉墨登场了。王曼郦一个脑袋却有两地不同名字的身份证是典型的骗子，大陆犯了罪就逃到香港，香港惹了麻烦就溜回大陆，交叉地用不同的名字在港陆都可不负责任。王曼郦在香港屡用“王曼郦”名字与人签借条签合同，赖账毁约后被起诉，可香港各级法院均以香港无王曼郦此人为由拒绝受理，王曼郦的香港身份证名字是王丽飞啊，受害人转到大陆起诉也被法院拒绝受理，因为借贷及合约关系发生在香港，大陆法院无司法管辖权。反过来，王曼郦在深圳用“王丽飞”名字与人签借条签合同再赖帐毁约。王曼郦最爱用此法演“双城记”，挣到了丰厚的第二桶金，使很多人吃了哑巴亏（王曼郦的第一桶金为自幼卖身所得）。

王曼郦从小就很得意自己的相貌，干爹们大哥们相好们夜场姐妹们也都说王曼郦是小李嘉欣。其实男人们的龌龊心思是睡不到李嘉欣，睡个山寨版的也算是体验；夜场姐妹们的潜台词则是：你与李嘉欣一样，呸，万年金牌小三。李嘉欣有脱俗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是因为她那1/4葡萄牙血统，王曼郦的五官身高则由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所赐，混血的后面是国仇家恨的辛酸屈��。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斯大林为与美国争夺远东利益派百万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三省全歼日本关东军，苏军占领东北后暗助共产党进入东北，林彪部得以在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库存军械组建了百万雄师的四野，共产党实力骤增从而打败国民党迅速建国。苏联红军把东北当成占领地以征服者自居，苏军士兵的组成良莠不齐，很多士兵大肆抢劫奸淫在东北留下了几十万中苏混血儿，当时还是黄花闺女的王曼郦奶奶也在抚顺市家中土炕上被一大群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射入王奶奶体内的哥萨克精液流湿了大半边炕，怀孕后的王奶奶没有选择自杀,强忍着屈辱把混血的王曼郦父亲生下，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嫁给了新宾县彭家屯上无片瓦的滚刀肉王二混子(几十年后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也是拖着混血油瓶野种女儿嫁给了骗子假百亿富豪杨家诚)。王奶奶惨遭凌辱可日子还得过，混血儿王父很快长大懂事了，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问王奶奶生父是谁。王奶奶想起往事心似万箭穿，下体又如被撕裂涨爆：当年可是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哥萨克骑兵啊。粗通文墨的王奶奶心想那些哥萨克骑兵是苏共红军，只好不乏机智地对王父说：你是党的儿子，红军的儿子。

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王奶奶知道应该恨那帮哥萨克骑兵，可偏偏恨不起来：他们畜生般夺走自己的第一次，播下洋种，让自己生了个无法确定生父但健康帅气的小洋杂种，给了自己未来和希望，无奈嫁给王二混子是想给小杂种找个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家，王二混子祖居抚顺县后安镇王家村，其爷爷因懒惰嗜赌无钱娶妻被迫到新宾县彭家村彭家屯“拉帮套”，器大活好的爷爷赚到了老婆丫鬟家产，在彭家屯繁衍了王姓子孙。懒惰嗜赌的家族基因最终败光了一切，连器大活好都失传，王二混子没有手艺，不喜劳作，只会喝酒吃肉打老婆，全家穷得只有外出穿的破衣，晚上一家人只能挤在土炕上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习惯睡中间的王奶奶最难入睡，每当王二混子酒后钻进被窝躺在自己身边打呼噜时，握着他鼻涕虫似的男根，王奶奶都会觉得身体空虚，竟会回味哥萨克骑兵们动作的粗暴男根的粗长，曾经沧海难为水，可王二混子雄风不振根本没水，东北的夜，长啊，王奶奶全身燥热口干舌紧小腹收缩下体湿润转身朝着早熟的混血儿子分开双腿一手揉按自己双乳一手抚握和引导儿子那日渐坚硬的哥萨克种的粗长男根，至泉喷似火山水涌如海潮王奶奶才湿漉漉地在羞愧和满足中入睡，从此母子身心相通夜夜欢愉，配合默契谨慎小心一直瞒住了夜夜醉酒的王二混子。哥萨克骑兵的轮爆撞开了王曼郦奶奶内心那羞涩紧闭的性欲之门，漫漫长夜里王曼郦奶奶与亲生儿子、王曼郦父亲(小王二混子)的媾合打开了王家祖孙四代乱伦滥性的潘多拉之匣。

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揭爆党和红军的孙女王曼郦读小学时被生父开苞破身后破罐破摔，不到十四岁因怀孕人流从初中辍学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后在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当头牌，与妹妹王丽双成夜场知名的双飞姐妹花，王曼郦兼当野模后成淫媒，专门插足富豪家庭，港深贵妇阔太圈中传出“防火防盗防曼郦”。

王曼郦王丽双姐妹义无反顾地去港深夜场当双飞姐妹花而不需顾忌父母的感受有深层次的原因：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在十一二岁就都被生父开苞破身了。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母小白鞋不是省油的灯，发现老公的兽行后也默许：风骚妖艳的小白鞋老成了黄脸婆已无法满足强壮好色的老公，老公的歪理是话糙理不糙，老公出去搞破鞋至少得买头巾发夹送人吧，可搞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女人嘛，谁睡都一样，闺女长大后爹来开苞尝鲜，这在东北农村不算个事，起码好过女儿放学回家时在高粱地里被其他禽兽男人白糟蹋啊。与生母和女儿们乱伦的禽兽不如的哥萨克野种王父成了坏榜样，多年后为人母的王曼郦把年幼的大女儿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侍寝，真是家学渊源。

哥萨克血统有大胆放荡的民族基因，做事猖狂狠毒，性关系混乱，王父及王曼郦王丽双姐妹都得真传。王曼郦父亲年少开始与自己生母乱伦，一辈子都无休止地糟蹋他人妻女，与小白鞋结婚后生下王曼郦王丽双姐妹，未待姐妹成年，王父就迫不及待地将姐妹俩开苞破身，享用多年；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夜场妹淫媒，与王丽双姐妹双飞陪睡卖身赚钱，假冒环球皇后诈骗，开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开曼郦珠宝卖假玉假钻，把被双开的刑满释放的红二代胡石英包装成“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把年幼的大女儿送给干爹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陪睡侍寝，龙袍加身当女皇，坐而论道弘扬传统文化当女神，王曼郦浪荡至极真是哥萨克的好孙女。

王曼郦有两个身份证（大陆及香港），结两次婚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大女儿是王曼郦头婚后年少轻狂时在酒药性的狂欢PARTY中群交后稀里糊涂怀上的，根本找不到爹，王曼郦和大女儿被带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扫地出门；二女儿Camilla倒是王曼郦与第二任丈夫杨家诚所生，贩毒起家的菜二代理发匠杨家诚因洗钱罪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三儿子的爹传是杨家诚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薄情寡恩的王洪军只为体验发泄，拔出男根就不认人更别提奶粉钱了。坊间也传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堂侄、原中国水业（01129.HK）CEO上饶傻B杨斌，但王曼郦坚决否认，偷情不丢人可乱伦毕竟不光彩。新近更有一骇人传闻，三儿子的爹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笔者托人数次询问，王曼郦均笑而不答。王曼郦三个娃的三个爹无一在家，王曼郦孤衾冷枕夜夜梦呓：孩他爹你们在哪？淫媒王曼郦先后当过两个公司的总裁：搞假医假药的康泰霖中医馆，卖假玉假钻的曼郦珠宝（Manli Jewelry）公司，康泰霖中医馆和曼郦珠宝公司被较真的媒体揭爆卖假后都名存实亡。杨家诚被捕后，为替其洗罪减刑上诉，山穷水尽的王曼郦在香港注册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到大陆诈骗圈钱。

“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是在香港注册的非政府机构，属自负盈亏的民间社团，注册资金为一万元港币。“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处于三无状态：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是个香港注册内地骗钱的山寨协会，此类李鬼社团有共同特征：未经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擅自在境内吸纳会员开展活动骗钱敛财，名称与依法登记的协会相似，容易造成视觉混淆的离岸民间社团。

Wang Manli,the chairman of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is the new concubine (mistr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 is a crime group：registered in Hongkong，organized in Shenzhen,swind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2011年6月，淫虫杨家诚在香港山顶白加道家中被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拘捕，被控2001-2007年期间洗钱7.2亿元，杨家诚的财产被冻结。2014年3月杨家诚因洗钱罪被判入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杨家诚的财产被没收。为杨家诚洗罪辩护上诉的费用是天文数字，再加上三个生父都不在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的奶粉钱，王曼郦穷得连仅剩的司机的工资都无力支付。山穷水尽以身偿债的王曼郦只得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各位干爹大哥小弟，王曼郦天赋异禀的女阴“花绽开玉玲珑”用后都叫好迷住了干爹胡石英，刑满释放的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是“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干爹忍痛割爱把干女儿引荐给发小死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王曼郦攀上高枝被钦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是新四军二代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力捧的“小国母”，后来居上叫板彭丽媛。

为从堂侄杨斌手中无偿收回其所持中国水业全部股份，杨家诚使美人计要小妾王曼郦设法色诱杨斌，并许诺分给王一半收回的股份。重奖之下必有猛女，仙女王曼郦电约杨斌至深圳五洲宾馆大堂咖啡厅，小堂婶梨花带雨地诉说老朽的杨家诚雄风不振造成的空虚并表明自己早已暗恋杨斌（两人岔辈分同年龄），王曼郦要杨斌交出所持的全部中国水业股份，待她接手公司后（杨家诚铁定入狱）就与杨家诚离婚再与杨斌结婚。早已暗中觊觎小堂婶美色的杨斌立刻进行头脑风暴：我先献出有价的中国水业股份再设法与低价的黄脸原配离婚，待杨家诚入狱后自己娶到小堂婶王曼郦即可抱得无价的美人归同时收回中国水业股份再霸占市值更高的堂叔杨家诚的伯明翰环球（02309.HK），财色兼收爽啊，傻子才守着眼下的5亿元中国水业股份呢。陶醉于自己精妙计划的杨斌怀着对当下及未来的幸福憧憬��随王曼郦进了豪华大床房，婶侄二人脱光衣裤，杨斌将头埋入王曼郦腹下双腿间疯癫地嘴吮舌搅直至郦花绽开玉玲珑，那场面：仙人洞开琼浆溢，憨傻斌狂精液喷。婶侄二人酣畅淋漓地不戴套噼噼啪啪了600回合(从监控录像计数)，高高在上的王曼郦高潮时高叫发誓：“好大，好硬，斌斌，婶的这辈子都是你的”，且疲惫而满足且麻痹而痴呆的杨斌签了中国水业股份转让书又成了一股不剩的放牛娃。十个月后，王曼郦的三儿子出生。

小堂婶王曼郦全程的呻吟尖叫给了傻B杨斌巨大的成就感，幸福爆棚的杨斌得意地大踏步走出五洲宾馆时两颗睾丸撞得叮当响，事后王曼郦却在闺蜜圈中抱怨：客家男人的鸡巴不大不硬，害得我老要装高潮。

男根的尺寸和硬度，真的很重要。

杨斌号称杨十七郎：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七，喝白酒一斤七，睡女人要一十七（17岁），男根长一十七（厘米），交配时间一十七（分钟），杨斌的单项指标虽不能比天赋异禀的嫪毐，但作为浸泡在酒色中的商场熟男，指标均衡全面也足以傲人了。

在商界谋生的杨斌不可能禁绝风月场所的涉猎定非善童却如此草率鲁莽地拱手交还市值5亿元港币的中国水业（01129.HK）股份，王曼郦已两度生育妇科感染不治下身腥臭松沓的身体还能有如此魔力？辽宁抚顺新宾彭家屯村姑王曼郦自幼从站街拉客起步再凭混血身体优势迅速窜红香港大富豪深圳翡翠明珠等夜场，王的俄罗斯哥萨克范力挫夜场中各路色佳胆大的失足女，“赛金莲”王曼郦把西门庆馋得要穿越回人间。王曼郦天赋异禀裙下之臣如过江之鲫，男人用过都叫好，奥秘就在“郦花绽开玉玲珑”。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为洗白转型上岸靠贿赂《芭莎珠宝》主编敬静刊登的造谣撒谎的封面人物故事《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软文中说：“曼妙峨眉压群芳，郦花绽开玉玲珑”是王曼郦自幼最爱的词，因为这当中暗藏着她的名字、她的精彩人生，仿佛在起名之初，就注定了她此生的光芒四射。弥天大谎！别忘了王曼郦原名王丽飞。这两句打油诗词不见于任何经传典籍，其实是王曼郦在深圳翡翠明珠接客时一个教授嫖客用她的名字曼郦藏头出的抵嫖资的淫诗艳词，前句夸她（曼妙峨眉）有姿色是头牌，后句赞她张开双腿露出的下体（郦花，曼郦身体之花即曼郦的下体）毛少色浅光洁滑润（哥萨克血统女性下体毛稀色淡，多白虎），精巧紧致好看好用。1/4哥萨克血统的王曼郦身形高大艳名为“母洋马”却有玉玲珑的下体，极致芳华啊。女人都虚荣爱炫耀，美女炫耀容貌，蔡依林炫耀腹肌，柳岩炫耀巨胸，郭美美炫耀干爹，王曼郦炫耀成名暗器之形状功能，王此举开风气之先成华夏第一人。在情色泛滥的日本，女艺术家五十岚惠散播自己下体3D数据被东京警方逮捕，控以电子形式传播淫秽色情素材，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以诗炫阴该当何罪？王曼郦把这淫诗艳词视为宝，当成其身体和人生的写照极为贴切，而“自幼最爱”的谎言则再次力证王曼郦是雏妓出身的骗子。王皇后出这个丑，是因自幼在夜场形成的思维观念过于超前，还是不读书的过？杨家诚器大活好得名“杨冠希”，王曼郦毛少色浅光洁滑润精巧紧致绰号“赛金莲”，杨王二人成绝配。（见文《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01-06）

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王曼郦与杨家诚的堂侄杨斌在深圳五洲宾馆苟合乱伦遭曝光是拜杨家诚第二任妻子周丹所赐。被夺夫杀子仇恨驱使的周丹一直跟踪王曼郦，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因洗钱案被拘捕后王曼郦上窜下跳地救夫，王曼郦为开展性公关伺候干爹们大哥们小弟们在深圳五洲宾馆长包豪华大床房被周丹探知，周丹买通保安后自然洞悉真相。

数日后已向原配提出离婚家中鸡飞狗跳的杨斌想与小堂婶重温春梦再获灵肉慰藉，王曼郦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了。嘿，傻B杨斌上当受骗了！精虫上脑想财色兼收的杨斌这时意识到自己已同王曼郦的面首、深圳设计师杜华林一样成了王曼郦嚼过的口香糖用过的卫生巾，归宿只能是垃圾堆了。香港毒贩杨家诚的代理人杨斌借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水业（01129.HK）平台在收购经营大陆自来水厂过程中贿赂官员侵吞民财祸国殃民实乃国贼。小淫虫杨斌与小堂婶王曼郦苟且偷欢后鸡飞蛋打失去了中国水业（01129.HK）股份实在是罪有应得。

凭“花绽开玉玲珑”的女阴王曼郦在裙下降伏了久经风月的深圳设计师杜华林、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深圳鸿烨投资董事长邓炜霖、美丽集团董事长欧阳祥山、深圳市燃气集团董事长李真等，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在夜场谋生已经修炼到舔老胖狐臭男人的痔疮屁眼都甘之若饴，血气方刚色迷心窍的傻小子杨斌岂能是王曼郦的对手。人品劣骗术拙的杨家诚与骚媚放荡心机幽深的王曼郦狼狈为奸，除了使精虫上脑的堂侄杨斌受骗交股，杨家诚王曼郦更使第二任妻子周丹被弃、伯明翰环球股东刘星成被拘、伯明翰环球副主席马瑞昌被殴。王曼郦只身智取杨斌5亿元港币中国水业股份成了轰动香港商界的传奇，王曼郦的”花绽开玉玲珑”的下体胜雄兵百万。

2012年4月24日中国水业(01129.HK)公布，杨斌因有其他事务须投放更多注意力，故辞任公司执董、行政总裁、投资委员会及授权代表，而执董刘烽获委任为授权代表，代替杨斌，由昨日(23日)起生效。

据爆料人李文军（前中国水业员工）透露，与小堂婶王曼郦颠鸾倒凤后失去了5亿元港币中国水业股份的杨斌从此郁郁寡欢，经常回老家梅州松口疗伤的杨斌总是骑在牛背上喃喃自语：“操了个5亿元港币的老骚B”！

坏事传千里，淫虫杨斌的壮举很快传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江西上饶自来水公司，杨斌曾经的上级、上饶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魏翔感触良多，当年正是魏翔力排众议把走投无路的放牛娃杨斌招入上饶自来水公司再刻意培养破格提拔为办公室主任，逐步得到魏翔信任的杨斌开始负责部分油水肥厚的采购项目，有职有钱后的杨斌对魏翔的回报是独吞回扣并暗中勾引魏翔的小三，小三怀孕后已婚的杨斌岂会负责，小三无奈只好瞒着魏翔独自去人流又因术后大出血几乎丧命，把上饶自来水公司搅得乌烟瘴气后杨斌离职投奔了在香港的堂叔杨家诚，屡替杨斌收拾残局从而对其恶劣品性极度厌恶的魏翔拿出手机删除了杨斌的手机微信QQ号，叹道：竖子不足与谋。

杨斌见色忘利失去市值五亿元港币的中国水业股份伤透了其父的心，杨老爹一辈子把脑袋扎在女人裤裆里无恶不作，嫖妓扒灰强奸保姆，一直暗中觊觎堂弟媳妇王曼郦的身体又苦于无从下手，咸湿杨老爹气急咒骂：“周丹说王曼郦是雏妓破鞋婊子，一点没错”。屡在女人裙下跌跤家业萎靡的杨老爹到晚年开始明白红颜多祸水，被寄予厚望的儿子杨斌在上饶自来水公司与上司魏翔的情妇私通，在中国水业与堂叔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王曼郦乱伦，杨斌贪色丢职失财真是老鼠生子会打洞，绝望的杨老爹悲怒交集血压剧升栽倒在地，脑溢血偏瘫了，色B杨斌的亲爹从此完全痴呆。

偷情通奸，轻则丢职失财，重则家破人亡！

生产女性护理品的公司声称99.99%黄金可杀菌消炎嫩肤，为治疗不愈的妇科顽疾并呵护玉玲珑的女阴，病急乱投医的王曼郦近年使用一种韩国生产专供中东女富豪使用的贴体面绣有纯金丝图案的卫生巾。杨老爹偏瘫，傻侄杨斌无业，走投无路的杨斌阖家哭诉请求，王曼郦遂恩准杨斌每月到深圳圣莫里斯A区16号后门垃圾桶中独家全部收捡王曼郦用过的卫生巾。杨将王用后弃的纯金丝绣织的卫生巾泡水清洗，去除血污，再用镊子将金丝逐根抽出，每月一收一卖，贴补家用，勉强度日。好色杨斌，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哦。

上饶市自来水公司魏翔评语：朽木杨斌蠢笨贪财好色乱伦，吃窝边草睡小堂婶痛失股权。

2011年6月贩毒起家的理发匠杨家诚被香港警方指控洗黑钱而被捕；2014年03月香港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所涉5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判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杨家诚入狱后不服定罪，反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最终在2015年8月获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结果；2016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5位法官一致裁定杨家诚终极败诉，须实时重返赤柱监狱继续余下4年半刑期。

附录一：

杨家诚王曼郦的个人总结：

杨家诚王曼郦勾搭成奸成雌雄双骗，“雌雄双骗”的描述极准。杨王二人骗术不高但贼胆大色胆巨。杨家诚，菜二代出身的发廊仔，香港不法商人，是个大淫棍人称杨冠希，贩毒洗钱发迹后收购英超伯明翰成名，对中国残联诈捐骗捐成假慈善家，濒临破产却敢自称百亿富豪，把亏损的《成报》说成是遵中南海密旨收购，逢人就吹与邓太子朴方关系铁，中央已安排自己当全国政协委员。王曼郦初中辍学到港深当夜场妹，装处女卖身傍干爹（假爹）捞到第一桶金，成立同越文化传播公司做淫媒在野模圈成恶霸，文化传播公司是假文化传播真性色传播。王曼郦隆了硅胶假胸后参加第19届环球皇后赛但在总决赛一无所获，为了利益假冒环球皇后诈骗，在夜场骗到了假百亿富豪杨家诚，杨王臭味相投勾搭成奸成雌雄双骗。王曼郦假冒环球皇后还觉得不过瘾，干脆龙袍加身当环球女皇，完成了从夜场小姐到环球女皇的人生飞跃，再用卖处卖身认干爹当淫媒诈骗得到的钱再度成立康泰霖文化传播公司，网络一批夜场小姐做商务模特传播性色，在网上发一批关于电子商务的假论文为康泰霖中医馆造势，平日得王曼郦身体奖励的打手们改行做中医馆的后勤保安，威胁病人，拳打同行，霸占市场；年长色衰的昔日夜场姐妹做市场行政，靠色相开路；年轻的夜场小姐妹商务模特外围女们在中医馆治性病做人流，同时色诱有钱病人；为找关系运作杨家诚脱罪，王曼郦送不足十四岁的大女儿给胡石英开苞破身，母女双飞陪睡；康泰霖中医馆靠假医假药残害欺骗病人赚取暴利,惹麻烦后又搬来假“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镇场吓唬病人及家属，在医院网站上称刑满释放的红二代胡石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康泰霖中医馆实际成了康泰霖妓馆，康泰霖假医馆，康泰霖文化传播公司传播性色，王曼郦成深圳第一淫媒。在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尝到暴利甜头的王曼郦又在香港深圳两地成立了“曼郦珠宝”公司（Manli Jewelry），自称是品牌创始人兼总设计师，运作方式非常简单：从深圳水贝珠宝市场批发购入价廉质劣的俄罗斯玉冒充新疆和田玉，用B货甚至C货翡翠冒充A货缅甸翡翠，用合成锆石冒充钻石。王曼郦出巨资设法上《芭莎珠宝》封面，也是为“曼郦珠宝”公司做广告骗人赚暴利。2013年11月假环球皇后夜场妹淫媒骗子王曼郦靠母女同陪睡贿赂评委被评为“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

雌雄双骗杨家诚王曼郦均为花样年华：杨家诚靠罂粟花之果发迹，王曼郦靠玉玲珑的郦花（曼郦身体之花即曼郦的女阴）走人生路。两人都曾轰轰烈烈，最终都将鸟兽散，还世界清静。王曼郦一家人很吸引眼球，且不说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的假百亿富豪骗子杨家诚，单说王家的女人们，从王奶奶到王母“小白鞋”，从王曼郦王丽双到Camilla姐妹，这帮女人裤裆里的破事从没消停，王家的女人们都是靠脱裤子混饭吃，嗨！

Wang Manli, the chairman of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is the new concubine (mistr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 is a crime group：registered in Hongkong，organized in Shenzhen,swind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附录二：

背景:

王曼郦家族女人们的人生路：王曼郦奶奶在1945年不幸被解放东北的苏联红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后生下王曼郦父亲，王奶奶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王父嫁给了雄风不振的王二混子，婚后守活寡寂寞难耐的王奶奶与男根强壮粗长的混血儿子乱伦通奸，王父成人后娶了邻村风骚淫荡家境富裕的小白鞋（年轻且白搞的破鞋），王母小白鞋生下了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姐妹俩在十一二岁就都被放荡的混血父亲开苞破身享用多年。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曼郦王丽双初中辍学到港深夜场当雏妓后成驰名双飞姐妹花。辽宁村姑王曼郦自幼从站街拉客起步再凭混血身体优势迅速窜红香港大富豪深圳翡翠明珠等夜场，王曼郦的俄罗斯哥萨克范力挫夜场中各路色佳胆大的失足女，绰号“赛金莲”的王曼郦把西门庆馋得要穿越回人间。王曼郦假冒环球皇后骗到第一任丈夫后大意失荆州露了夜场老黄底，不习惯婚姻束缚的王曼郦趁丈夫出差又参加了夜场姐妹们的酒药性狂欢PARTY，一夜滥交后居然怀孕生下了大女儿，戴了绿帽的丈夫发现女儿容貌有异后做了亲子鉴定，王曼郦最终被拖着混血野种女儿扫地出门净身出户。窘迫的王曼郦山穷水尽地回到深圳翡翠明珠夜总会坐台拉皮条，与淫虫杨冠希杨家诚激情碰撞出奸情，王曼郦不满足当小三欲上位扶正，遂与杨家诚合谋除掉杨家诚第二任妻子周丹腹中俩胎儿，杨家诚王曼郦勾搭成奸为雌雄双骗。杨家诚贩毒洗钱案发后，为运作杨家诚脱罪，王曼郦带不足14岁无法确定生父的大女儿陪睡红二代“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不顾人伦地母女双飞侍寝，胡石英是因诈骗罪被双开入狱的刑满释放的民间社团的骗子，王曼郦胡石英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王曼郦的大女儿与二女儿Camilla姐妹俩受雏妓出身的淫媒母亲影响近墨者黑，将来定与王曼郦王丽双一样，成艳名远扬的夜场双飞姐妹花。

2011年6月29日靠贩毒诈骗洗钱发迹的香港理发匠淫棍、英冠伯明翰球队老板杨家诚被香港警方控洗黑钱而被捕，杨在法庭上的自辩充分体现其骗子本色，为解释第一桶金编了很多故事：在香港开发廊在东莞开酒店在澳门赌钱各赚了几千万。香港警署很敬业，对杨案穷追不舍，可缺乏杨贩毒的人证物证，控杨洗钱是无奈的舍本逐末，杨就算因洗钱罪入狱，也躲过了贩毒的重罪，钻了香港司法的空子捡了天大的便宜。经此案后菜二代毒贩骗子淫棍杨家诚声名狼藉，His name will be mud。2014年03月03日香港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所涉5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案件押后至03月07日判刑，杨随后被押入囚车送香港荔枝角收押所。天理昭昭！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在宣读完逾百页判辞后，裁定杨5项洗黑钱罪成立，并极其罕见地当庭直斥杨作供不诚实，多次“讲大话”(撒谎)“作故仔”(编故事)隐瞒真正的事实及目的，向专家说不实之言，法官指责杨是“在有需要时，随时准备撒谎的人”。控方也立即向法庭申请充公令，要求把杨被冻结的4亿多元款项全部充公。03月07日香港法院判杨家诚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与专骗富婆钱财、因伪造龚如心遗嘱而判入狱12年的假风水大师骗子陈振聪为邻。杨家诚在赤柱监狱中要打好裤裆保卫战，要用钢链套铁锁当裤带，时时刻刻提防着，狱霸牢头多变态，杨铁定被爆菊，菊花绽开玉玲珑。

2014年03月18日，因抵押贷款后无力还贷被永亨银行收缴的杨家诚的白加道31号B座豪宅以3亿元放盘出售。

康泰霖中医馆董事长王曼郦初中辍学当了夜场妹，这个雏妓出身的淫媒假冒环球皇后与假百亿富豪淫棍杨家诚勾搭成奸成雌雄双骗。王曼郦结婚二次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大女儿是王曼郦头婚后年少轻狂时在酒药性的狂欢PARTY中群交后稀里糊涂怀上的，根本找不到爹，王曼郦和大女儿被带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扫地出门；二女儿Camilla倒是王曼郦与第二任丈夫杨家诚所生；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坊间也传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堂侄、原中国水业（01129.HK）CEO上饶傻B杨斌，但王曼郦坚决否认，偷情不丢人可乱伦毕竟不光彩。新近更有一骇人传闻，三儿子的爹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笔者托人数次询问，王曼郦均笑而不答。2014年03月03日杨家诚开始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逢场作戏偷腥尝鲜的王洪军家庭幸福夫妻恩爱事业发达桃花簇拥，不愿再见晦气色衰的王曼郦，就算王洪军负责任肯认子也绝不愿公开，能给通奸结晶的野种儿子几个铜板当奶粉钱就万幸了。王曼郦三个娃的三个爹无一在家，王曼郦孤衾冷枕夜夜梦呓：孩他爹你们在哪？

骗子王曼郦与贪婪无德的《芭莎珠宝》主编敬静合谋炮制了谎文《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高调炫耀杨家诚王曼郦的高风亮节家庭幸福生活甜蜜。真相最有力量，听听雌雄双骗杨家诚王曼郦儿女之心声：

杨家诚与前妻李咏诗所生儿子杨梓骢哀叹：爸爸去哪了？杨梓骢欲哭无泪：生母改嫁法国人，好色淫荡的爸爸杨家诚找个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给我当三妈,悄无声息地也就罢了,现在被二妈周丹在香港《壹周刊》火辣爆料,家丑外扬颜面扫地,爸爸犯洗钱罪被判送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在狱中被爆菊成大便失禁，就算能活着回家也会带着粪臭味，山顶的家宅抵押贷款后无力还贷被银行收缴正在公开出售。我的家在哪里啊？我成了无壳小蜗牛。

周丹与杨家诚结婚后所怀的两个流产夭亡的儿女哀叹：杨家诚爸爸与三妈王曼郦谋杀了尚在妈妈周丹腹中的我俩，妈妈周丹痛不欲生，我俩无法降临人世只能进清冷的天堂。杨家诚王曼郦是谋杀犯，定遭天谴。我们诅咒：谋杀我俩的主谋杨家诚爸爸必将在赤柱监狱服刑的六年中死掉并下十八层地狱，赤柱监狱将是恶魔爸爸杨家诚的人生终点站；谋杀我俩的同谋三妈王曼郦，你结婚二次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六年内一定会有一个你的娃到天堂里来陪伴我们。恶有恶报！

王曼郦的大女儿哀叹：爸爸去哪了？第一次结婚后仍不习惯婚姻束缚的王曼郦趁丈夫出差又参加了夜场姐妹们的酒药性狂欢PARTY，一夜滥交后居然怀孕生下了大女儿，戴了绿帽的丈夫发现大女儿容貌有异后做了亲子鉴定，王曼郦被拖着油瓶扫地出门。山穷水尽的王曼郦曾为大女儿寻爹，可王曼郦完全不记得当晚与哪些男人有染，费尽周折找到部分当晚参加PARTY的男人名单后也根本无法做亲子鉴定，因为这帮混蛋吸毒致死酒驾身亡贩毒入狱破产失联移民他国，艰难寻爹无奈结束。大女儿很可怜，年幼时就被妈妈王曼郦送给干姥爷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这样的身世，也只能破罐破摔像妈妈一样堕落放荡了。

王曼郦的二女儿Camilla哀叹：爸爸去哪了？我是爸爸的克星，家族的祸源，我这个孽种真不该降临人世！从我的百日宴开始，杨家诚爸爸的伯明翰球队从英超降级英冠、香港山顶家宅因抵押贷款后无力还贷被银行收缴正在公开出售、爸爸被捕受审入狱关在赤柱监狱遭狱友们性侵后大便失禁、妈妈与爸爸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王洪军偷情生下个野种弟弟，家门不幸，我真该在妈妈腹中时就被除掉，直接去天堂陪伴被杨家诚爸爸王曼郦妈妈谋杀的二妈周丹腹中的俩个流产胎儿。可怜的Camilla悲从胸涌，心如刀绞，仰天长叹。Camilla是雌雄双骗的父母在夜场相识后，在游艇甲板上勾搭成奸，在颠簸中苟合造出的，这注定了她的人生必定飘摇。父母造孽子女受罪，Camilla这个可怜的毒二代骗二代淫二代的哥萨克小杂种将在世人的鄙视歧视下艰难成长，在骗子夜场妹假环球皇后淫媒王曼郦妈妈的言传身教下，近墨者黑，Camilla长大后将与年幼就被胡石英开苞破身的无法确定生父的姐姐组成夜场姐妹花，艳名一定超过当年妈妈王曼郦和小姨王丽双的双飞组合。

王曼郦的小儿子哀叹：爸爸去哪了？肚里怀着小儿子的王曼郦为运作杨家诚脱罪满世界奔波求人，跪干爹哭大哥拜小弟，除了让年幼的大女儿献身救火，自己也挺着大肚子陪睡侍寝，子宫内的小野种被肉棒们冲撞得破水早产，小儿子五官长开后杨家诚家人都说根本不是杨家的种。早已发现王曼郦王洪军奸情的杨家诚知道吃了哑吧亏，可自己正被法庭审讯，亟需王曼郦的干爹们大哥们帮忙脱罪，只好忍气吞声暂时不与王曼郦翻脸，年老再得子的杨家诚没有搞任何仪式庆祝这个由铁哥们王洪军帮忙出来的野种男孩的诞生，家里也没有炖鸡汤煮红鸡蛋。肚怀王洪军儿子的孕妇王曼郦和时为幼女的王曼郦大女儿，这母女俩的身体成了终极秘密武器，玩4P（王曼郦当时怀孕）同时享受王曼郦母女身体充分体验乱伦乱性快感的重口味干爹们大哥们倒也真心帮忙，杨家诚洗钱7.2亿港币仅获刑6年，而香港法界及媒体的预测是14年，孕妇王曼郦及年幼大女儿的身体没被白用。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爆料：王曼郦雏妓出身，自幼到港深为妓，从站街拉客混到夜场头牌再转型当淫媒，王与杨结婚后仍不改放荡本性，色诱杨的死党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王曼郦的小儿子就是王洪军播的种。天啊，我的生父是杨家诚爸爸的密友王洪军，难怪这几年杨家诚爸爸在香港受审不能回深圳的家，王洪军叔叔老来家里探望妈妈过夜小住。可怜可恨的二妈周丹把这种丑事爆在杂志上，杨家诚爸爸在赤柱监狱服刑六年若能活着出狱也肯定不再认我了，我只能改姓王。王洪军爸爸家庭幸福夫妻甜蜜，也肯定不会承认和收留我这个衰神野种，我的家在哪里啊？

周丹与杨家诚婚后所怀的被杨殴打流产的俩胎儿在清冷的天堂游荡，杨家诚王曼郦的其他4个儿女也很可怜：杨的大儿子现在无家可归成无壳蜗牛，王的大女儿小儿子是婚外滥性生的野种，王的三个儿女出生就带着耻辱的哥萨克血统是杂种。杨王二人的4个子女身上都带着深深的红字烙印：毒二代骗二代淫二代，毒二代：杨靠贩毒发迹；骗二代：杨王是雌雄双骗；淫二代:杨是淫棍，王是雏妓出身的淫媒。雌雄双骗杨家诚王曼郦的儿女们的人生，必定黑暗！雌雄双骗杨家诚王曼郦的罪恶必定会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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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chengreads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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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刻骨铭心变成三言两语

2015-01-02 世相来源：《从出生地开始》，法律出版社出版。

Sayings

一个一个女孩，变成女人。她们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男人，在远处瞥过她一眼，多年之后还记得，记得非常深刻，并且混杂着那天的江风、脂粉的气味，深到成长里头。

人心远比想象的柔软，凿出很多印记。回头一个一个数过去，都是些模糊结，完全错过了被打开的机会。

我在看袁凌的新作《从出生地开始》。看完之后，发短信给他说：我很喜欢，但恐怕很多人没有耐心去读。作者挣扎着流着血，剜出自己成长的腐肉中所剩不多的新鲜组织，读者却只爱匆匆而过，浅尝辄止。写歌的人很难说不正经，听歌的人确实都太无情了。

于是我也无情地摘录，我摘出了一个一个女孩和女人的故事，讲的时候都还像花一样新鲜，读的时候已经干巴了。时间过得多么快，多少刻骨铭心变成了陈述时的三言两语呢？

从出生地开始（节选）作者：袁凌

一

班上有几个女生是西安市和其它城里的，和农村来的显得是是完全不一样的，精致的物种。开学的典礼上，她们站成一排唱《恋曲1990》。这是我知道的罗大佑的歌，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罗大佑。她们那个润泽而发光的世界，离我是何等远，虽然只是从大阶梯教室的座位到台上。

一个来自陕北的女同学接着唱了《黄土高坡》，她自告奋勇地说唱不来刚才的恋曲，只好唱歌家乡的歌。她的脸红扑扑地好像向日葵，这样的健康在座位上的我看来有一种难为情，感到她和我的一致。

实际上，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城里的姑娘不一样。先是从山村里到广佛镇上，知道镇上单位上的姑娘和村里的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后来又知道县城的姑娘和镇里的不一样，地区的的和县里的又有差别。现在我知道，西安或者咸阳，或许还有我不知名的其它城市的姑娘和我在高中时代以前见到的都完全不一样，她们是来自“市”里的。她们不是我熟悉并带着一份喜爱的镇子上姑娘的温情形象，有种我不熟悉的特殊物质。

二

我没有和班上城里的女生说过话。实际上在高中时期，我就很少和城里的女生说话，有一个女生似乎是作文科代表，有一次似乎是中秋，她喊我去市里广场猜灯谜，我跟着几个人到了那里，却猜不出来什么，觉得自己的愚拙，和她也就走散了，以后我忘了她的名字，也不知她是不是安康城的人，去了哪里，她额头的光洁，苗苗条条的身段和有些削瘦的手肘，却一直记得。也是在那个广场上，一个同学对我讲起女性的“维纳斯丘”，当时轰然震惊，却不由想起前两年在医院里看到邻居穿开裆裤的小女孩撒尿，似乎并没有他说的所谓小丘的东西，又想到邻居家里摆过的一个维纳斯像，一个断手臂的半裸女人，似乎是不小心跌坏了的，比起带我猜灯谜的苗条的她来，实在没有可爱处。

在大学的班上，有个女孩子的肘尖更瘦于她，似乎尖锐地要刺到旁人心里，面目也更削瘦，脸上偶尔带着微笑，男生们议论中的配角，似乎是可以亲切的，然而也终究不曾接近。只有几次擦肩而过的回想。像地上生出的某种东西，不长起来，也就自然消灭了。

三

几年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的老榆树下，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起了李二曲的名字。她就是大学开学电教室的联欢会上，在城市姑娘们的《恋曲1990》后接着唱《黄土高坡》的女生，后来我说过她长得像花一样，她问什么花，我说向日葵，似乎她也不反感，或者她本来是喜欢向日葵的。眼下她脸上红扑扑的颜色退了不少，告诉我工作两年后，仍旧回西北大学上了研究生博士，留校在行政上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很少回陕北，父母也进了县城，有时感觉心还在那里，只是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注定会一辈子分裂。只有到下一代，像我的孩子，他出生在西安，对于陕北就没有感觉了。”

她这次来清华是开一个李二曲的学术研讨会，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包括李二曲的关中儒学，虽然搞行政，却出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

她问到我单身的情况，劝我不要灰心，却也说到人要现实一些，最好能买个房成个家。最后问到有没有可能回西安工作？同学们都熟悉，离老家也近。我说一时回不去。她点点头，说下次你回西安联系我。

但我回到西安没有去联系她。

四

这个“作家”是我的老乡，在本校的作家班上课，第一次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几天后又来找我，那时没有手机，他只能到宿舍来叫我。

他住在西大和西工大之间的一带的两层砖房里，屋子矮小，这似乎使我体会到他在宿舍说的羡慕我科班出身，而这是我全然少有体会的。他住在楼上一间，屋里似乎有个沙发，桌上摆着一些稿纸和两本杂志，却没有多少书。我们聊着些别的，似乎到了这里，文学倒不再重要了，这使我有些不习惯。

他后来说到自己的妻子，原来同在魏汝的一家单位，现在离婚了。他为她写过一首诗，这诗已找不到了，只是在我心中唤起了青石板路的样子，一个女子闪动着腰身，挑着塑料桶下坡去河里汲水，不知是他提及的一两句，还是我自己的印象，疑惑他们是怎样离婚的。

他说，自己的收入不稳定，但给人写篇报告文学之类，一下子可得千把块，于是拿起案头一篇文章给我看，是写的湖北某个公司总经理的业绩。文章是铅印的字，却有一两处钢笔的修改，他说这是清样。

第二次去是冬天，奇冷，大约民房比学校宿舍墙更薄。他正在楼下的一间小屋里，和租住的一个女子捂着小火炉聊天。火炉在我看来极小，起不到作用似的。女子似与他很亲昵，拿手给他看相，我又想起那段青石板路面上的女子。看了手相，他似乎是说有文学天分之类，女子有些受用，他展示自己的手掌，说到哪条是文学气质的纹路，天生搞文学的。女子让他给我看。他拿起我的手来，女子说：“他自然也是文学家了”。他却沉默，过一会说：“形象思维很丰富，但不是文学家”。女子问那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实业家。

这让我失落。

五

在一个同学的相册上，我看到了他身后的宝鸡城。是在城郊的一处山坡上照的。季节是冬天，近处一片萧疏树木，远方城市的灰色楼顶隐现。天色隐晦，一个少年站在树丛后面，眼神有种似乎很合适的忧郁。这片隐晦的景致，和那样适度的忧郁眼神，是我没有过的。

其他的夜晚，他谈到自己在紫藤园里接吻的体验，说那个女孩是老手，接起吻来比他还熟。那女孩我见过，小巧清秀的，似乎是在梦境中才会出现，曾经来宿舍取过他的脏衣服去洗，我听到这里就嘴唇发干。这是一个只有他们能发言的话题。我知道即使不是西安而是宝鸡的同学，跟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遥远的，我们表面上住在一个宿舍，混用热水瓶喝水，他们还称赞我的黑漆大木箱，说土漆的质量好，实际上我们过的还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人出生之地总是在有些要点上决定你的一生，即使当初看起来完全相反。

六

大学开学几个月后，我知道初中同过一年桌的女同学考上了大学，在汉中上学。

我记得她似乎总穿着的白衣服，应该是在夏季，但似乎她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她家隐藏在一片竹林后边，就在公路坎上。有次上自习，我学其他的同学，把手搁在她座位上，她坐到了我的拳头上，站起身要打我，我跑出去了，她把我的书扔在地上。我似乎是不能容忍别人扔书的，回来看见书在地上，就骂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是我们那地方骂女生的最高限度了，当着全班的面，她一下子就呆住了，似乎全班的人也呆住了，停了一下子才发出杂音，这个可怕的效果同时吓住了她和我，她随后回过神来，哭着出教室要去告我。

毕业的时候，我和她已经不是一桌了。我们都到镇子上唯一的一个照相的人那里去洗小照片，用作留念。似乎这是那一年刚刚兴起的风气，那个留着小胡子，总是满不在乎的照相师门前煤灰堆里满是剪碎了的白色小照片，显影失败了的。对于我们的稀有之物，他却如此处置，似乎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好几年中一直引起我畏忌。他的洗影设备似乎就是两只洗脸盆，洗出来的小照片夹着挂在门前的一条绳子上，微微的飘着晾干。蔡红英的照片也在其间，仍然穿着白衬衫。我意外发现，她们看上去都很端庄好看，像是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有点像我在文学书里读到的那些。我想到了问她要一张。她给了我。

我开始给她写信。她的回信总是折成鸟的样子。这是那些年代里女生的习惯，好像这样信就不是坐火车寄过来，是在信皮内自己飞过来的。

我还收到过她过节时的一封明信片，是一片联翩的风帆，使人想到为国争光，鹏程万里之类的。这似乎符合她的专业。她的学校以前叫工学院，是三线建设时从外面迁到汉中的军事院校。我想到巨大的山洞，学校似乎半藏在山里面。

但我又想，怎样穿过秦岭去她那里呢？青春期的我，需要的是现成的近在手边的陪伴，和每天睡觉前手淫的压力那样实在。我停止了和她的通信。过了一段，她又来了一封信，用着似乎平素的语气，问候节日，又带着问一句我的近况。我没有回。就好像我不明白那些简单言语背后的含义。

那个年代，我的心和每天清晨催迫着的欲望一样，是坚硬的。

上大学有年回家，我和两个初中同学闲逛路过她家前面，正好在杀猪，被请到家里去，吃了一顿泡汤肉饭。那天她不在家。那时公路在加宽，竹林被砍掉了一大半，不成样子了，因此她家人能看见我们。我再也没见过她穿白衬衫的样子。

直到很多年以后，听说她毕业分配到宁陕县教书，并且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一直呆在那个县城里。

七

听欧阳说退休要回宁陕，我想起了上面这段记忆。

在北京五道口紧旁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里，欧阳说到升公司主任后的一些不顺心。她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大钟寺赶过来，虽然已经有了私家车。她脸上有了些纹路的阴影，眼睛还是高中的清亮。我想起在西北大学图书馆旁的凉亭下，她带着一个男同学来找我。那晚有一点月亮，她和蔡红英一样穿着白色短袖，感觉却不同，周身散发皎洁的微光，似乎没有地方是可触碰的。那以前我鼓起勇气，给她在一周内写了七封情书，表达在高中时隐藏的倾慕。我内心想，现在我的大学或许比她的略好，可以配得上她了。没想到的是，那个夜晚她告诉我不要再写了，并在以后托一个同学把情书退还给我，使我半年中不敢见几个同学的面。

以后我知道，她和小恒谈了恋爱，小恒那年考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她在放暑假时去北京，确定了关系。起初还听说她是去找班上另一个上北大的同学。似乎她是一定要把爱情的根子系在更远的北京。我虽然考分高，却报了西安的学校，对她还不够。

在安康师专的那年夏天，小恒突然带着欧阳来找我。小恒在地区法院工作，欧阳则分到地区医院。

她穿着红衣服，依旧是当初的眼神，我最初似乎没有认出，反应迟缓，使她或许有些不快，在我的木板床上随意坐下了。这张床，在我夏天放假回县的日子里，曾经被母鼠用来自由地繁殖，直到我开学时从被子里抖出几团蠕动的血肉。那时我感到母鼠的爱情和我凑成了一桩不幸。

以后我去他们的家，温暖紧凑的小套间，法院分配的集资房，布置得有情调。小孩子出生了，抱在婆母手里，“哦哦”地哄着，“宝贝来，喊一声妈。”当了妈的她，倒没什么大改变，像是不存在中间怀孕的那些日子。墙上挂着一个小飞镖盘，上面插着两只飞镖。听说我在考研究生，她的眼睛有些亮，没有接过婆母怀里向她伸手的孩子。小恒似乎不积极，他有点发福了。

以后她用了两年考上协和医学院，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听说她想出国，小恒说出国就离婚，作罢了。于是想在西安杨森找工作，却终于没去成。以后变成欧阳要求小恒来北京，不然就离婚。小恒辞掉了安康市法院研究室主任的职位，来了北京。

几年前同学在联想桥聚会，小恒刚到北京，他们坐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附近的街口赶过来，说花了5块钱。

小恒到北京后在一个律师事务所，业务一直没拓展起来，曾经说，不如我呆在家里，你养我好了。这句话让欧阳失语。

“他心里从没舍弃过地区法院那份工作，他觉得出来是为我做牺牲。可是他不想一想，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就去国外留学了。”

去年过年，她和小恒回了宁陕老家，小恒父母的户口没退掉，名下还有几亩地。算起来她还有十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孩子也大了，就回宁陕去，种点地，不在北京呆了。小恒赞成这个打算。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少有的意见一致。”

在宁陕县教育网上，找到一张蔡红英的图片，站在大约是在涨水浑浊的河边，穿着得体的蓝灰色短袖，发型还是当年的短发，脸容自然是苍老了，却在无心保留的一丝神气里，依稀透出那张小照的底色，或许仍然可以称作秀气。假如我们在火车站相遇，依旧能在迟疑停顿之下，认出来，明白一个人有个隐约的标记，不自觉保存在某个地方，是一生中难于改变的。

八

那时桥下通行的又都是大船，还有一处码头，其中有两个客轮的班次，分别往上游的紫阳，和下游的白河。班上有个动人的女同学家住白河，就是在这里下船回去。对于这个女同学，我有和其他男同学一样的好感，关于她回家的旅途，自然多了想象。有谚语说白河的美女紫阳的汉，两座县城都是从高坡上一直延伸入江，石板路绕曲而上，造就了女生苗条的腿脚。眼珠的清亮漆黑，似乎正是江水淘洗的证据，微黑的皮肤，想象中也出于江雾熏蒸了。

九

我谈了恋爱，对西安的街巷饮食渐渐熟悉起来。女友的学校在城南，附近有一家兰州拉面馆，我看她的时候总是去吃，三块钱一碗。

我们更多的内容，是在公园和南郊盘桓。大雁塔附近，有一块叫曲江池的地方，刚刚开发出来不收门票，地上安置了很多石头，刻着很多古诗。我一首一首地读那些古诗，想到李商隐的乐游原，杜牧的人面桃花，也想到韩东写的那首登上大雁塔看了看又下来，别的人也是登上看看又下来那首诗。由于门票贵，我们很久以后才登上一次大雁塔，在层层楼梯的转折攀升中，多少领会到老杜的意境。塔顶眺望的视线，自然不能和千年前相比，多少证实了韩东的话。印象深刻的却是，在塔底的地宫里，展示着“人体奇异现象展览”的展览牌，照片上泡在福尔马林药瓶里的各种畸形胎儿，让人周身发冷。在西门外城墙脚下，我曾看过一次这样的展览，不过主角是蛇。

十

有一次，我陪妻子在开元商场的地下超市里买东西，看到休息区有商场请的歌手演出。大概是最近时兴的。我在休息区等她，看到一个女生出来唱歌。她从一个小休息间出来，自己整理好麦克和音箱，坐在一个小凳上开始唱，音域不宽但还干净，唱的是徐若瑄一路的歌，装束也素净。我想，她大概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出来整点零钱。不知什么时候，妻子来到身边，无声地一起听完。女生收拾东西退场，我们搭扶梯去一层，缓缓上升中一路无言，妻子忽然问：“你在想她么？”

又说：“要是我当时有机会上学，我也可以像她这样。”

十一

在一个晴朗的秋天，我和新的女友一起登上了西安城墙，并排骑着骑自行车。城墙顶上比下面想象的宽阔，来往自行车交错没有障碍。城里的风景虽然翻修，多少保留紧凑，城外却在巨变，没有几个地方还找得出记忆的痕迹。我知道城外的这些地点，原来也在一座更大的古城里，一直到我曾经散步的曲江地界。也许因为它开初的命运太不同寻常，以后却难以承受了，在安史之乱后渐渐萎缩残破。以往繁华的朱雀大街，成为居民的菜园子。

十二

前不久，蕾给我发来短信，问是否可以给那个孩子起名叫袁蕾，她觉得是个女孩。将来在天堂里，我们还能遇到她，一个小灵魂，和别的孩子一样保存得好好的。

我不知道如果遇到她会怎样，或许她会提起自己撂在世间的身体，不曾得到安置，拥有一个小小的墓穴。

那年秋天，蕾在八达岭发短信给我，说她正处身墓地，蒿草枯干破碎，散发不可挽回的芬芳。这一刻想到我，她决意把对我的感情深深埋藏，因为“埋入泥土的感觉如此沁人心脾”。

但说出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表达。我们没有办法隐藏气息，很快像野蒿一样破碎。春天来时，我坐在复兴医院有来苏味的走廊里，等候做药流手术的蕾出来。她出来时手持一个杯子，我看到了杯子里的小小胚胎，具有最初两足岔开的人形。我略为看了一下，按医生的吩咐，把杯子扔进了塑料的垃圾大桶。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后悔了。为何不能把盒子拿出医院，为何不能哪怕将他（或她）埋在路旁的绿化带里？或者是带回小区，埋在楼下的院子。那是个半荒废的院子，有几棵松树和自己生长的花，一些花陷在了坑里生长，像是现成的小小墓穴。以后每次路过那些小小的坑穴，我都会想到这一点。

就这么一点点，我也没有替她做。我们为自己身体的负担所苦，血还从蕾的身体里流出来。我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件事，当做一件可以删除的插曲，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

但有些什么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我和蕾后来离开了那个院子，分了手。自从离开医院，她似乎难以再快乐起来，无法回到从前。在她的身体里，似乎有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

接到蕾的短信，我明白自己也不再完整。有一部分已经死去，和那个没有得到埋葬的胚胎一起。那个蓝色塑料大垃圾桶里的阴冷，进入了我的身体，一直留在那里。

这也是我们终究分手的原因。

十三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楼房。它不动声色地就在镇子上出现了。像一个不是真正长大的人，并不自信体格和力量，在不经意处露着幻想。在一篇作文里，我把它正面镶嵌的石子比作星星，得到老师一行长长的评语称赞。回想起来，它的结构也不是成熟的，微红色的肩上背着一道折弯的楼梯，有点像是背篓系，我一度以为，这是真正的楼房唯一的样式，直到学校的教学楼矗起，将三层宽阔楼道藏在内部。

我和妈妈还有另外的叔叔阿姨们顺着楼梯走上三楼，去跳舞。或者说看跳舞，大多数人在看，只有不多的人跳。这是小镇上第一场舞会，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只有住在我家搬到一楼后隔壁的毛阿姨和乡政府的扬帆，是男的和女的跳，他们后来成了一对又闹离婚，人们都说嫁给文学青年就是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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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无印良品否认“中国区利润大跌”；国产特斯拉交付，马斯克热舞庆祝；马云：阿里的十年员工无需关注生存

大公司戈恩称整件事是日产“政变”，背后有日本政府人士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1月6日，在美国一家媒体的采访中，戈恩称，东京地检搜查部将自己逮捕是日产公司内部“政变”，自己手里握有证据。戈恩还说，将自己逮捕并起诉这整件事背后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参与，他打算在8日新闻发布会上，将这几名日本政府人员的名字实名公布出来。谈及日产和雷诺计划合并一事，戈恩称：“他们就是想把我除去。”（海外网）特斯拉交付国产Model 3、启动Model Y，马斯克热舞庆祝 1月7日下午，备受期待的国产版Model3在上海超级工厂举行交付仪式。马斯克飞赴上海临港，亲自把10辆全新的国产版Model3交到了首批社会车主手中。交付仪式上，马斯克再次在舞台上即兴起舞，并宣布即将启动ModelY项目，开启国产版ModelY的预订图片来自特斯拉官方微博无印良品回应“中国区利润大跌”：不属实有报道称，无印良品（MUJI）中国区利润8年来首降。对此，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MUJI中国总部）表示，“我司从未公布过中国大陆市场具体销售额数值，且根据现已公布的官方IR信息，报道中所提及的数据存在多处事实性错误。”（21世纪经济报道）京东与打扮家达成战略合作，上线居家电商新平台“京东家” 今日下午，京东家上线暨京东&打扮家战略合作发布会举行，京东居家事业部荣宇在现场上线了居家电商新平台——京东家。京东零售居家事业部居家业务总经理何超表示，这次上线的“京东家”将依据京东的平台优势和大数据优势，借助场景化手段为具有装修需求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参考意见，甚至是一站式解决方案。（亿欧）阿里联合全球多家公益机构发起“爱灵计划” 36氪获悉，在第四届新“枫桥经验”大会现场，阿里安全、阿里巴巴公益宣布联合全球多家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爱灵计划”。据阿里安全介绍，用户即日起在淘宝搜索“爱你2020”，即可登录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小程序“灵憩”。阿里透露，目前，有超过3万物种在平台禁售；2019年，淘宝共拦截、清理相关违规信息135万条，4.3万人参与了举报，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宣传教育页面被浏览超过300万次。新加坡共收到21份数字银行牌照申请，包括蚂蚁金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周二表示，已收到21份数字银行牌照申请，包括7份零售牌照申请，以及14份批发银行牌照申请。这是新加坡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银行业自由化行动，旨在使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运作并提供不同于现有服务的在线银行成为可能。申请者中包括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蚂蚁金服、新加坡电信公司与打车软件巨头Grab的合资公司，以及很多新加坡当地的公司。（新浪财经）特斯拉宋钢：今年底国产Model 3将实现全部零部件国产化特斯拉上海工厂制造总监宋钢透露，在今年底国产特斯拉Model 3就将实现全部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目前，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零部件本地化率为30%左右，计划到明年7月提升至70%-80%。（澎湃）腾讯支持的Sea寻求在新加坡申请全数字银行牌照新加坡Sea Ltd.寻求在新加坡申请全数字银行牌照，成为目前为止第一个宣布申请此牌照的单独申请人。Sea是一家在线游戏和购物公司，腾讯控股是其最大的外部股东。Sea在一份公告中称，该公司的数字银行将专注于通过技术满足千禧一代和小型企业未被满足的需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周二表示，有21个团体竞标了数字牌照，其中有7个团体申请全数字银行牌照，14个申请批发银行许可证。（新浪财经） B站公布2019年百大UP主名单 36氪获悉，B站正式公布BILIBILI POWER UP 2019年百大UP主名单。从创作力，影响力，口碑力三个维度，评选出了过去一年拥有出色表现的100位UP主。其中包括很多新人UP主，例如“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在下哲别”“ 大翔哥来了”“zettaranc”等。波音宣布重新分配3000名737MAX工人据《华尔街日报》，波音公司当地时间本周一宣布，将重新分配多达3000名原先生产波音737MAX的工人。同时，波音最大的供应商Spirit AeroSystems宣布计划在737MAX正式停产之前就自愿裁员。（每日经济新闻） SpaceX第三批60颗星链卫星发射升空今日10点19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利用猎鹰9运载火箭把第三批60颗“星链”卫星发射升空。据悉，每颗卫星重量在260千克左右，60颗卫星共重15.6吨，几乎塞满了火箭的运载空间。猎鹰9一级火箭成功回收，并稳稳站立在大洋中的回收平台上，但回收船没能成功接住整流罩，整流罩掉入大海。（腾讯科技）新产品三星电子发布MicroLED、QLED 8K等新产品 36氪获悉，三星电子在2020年消费电子展前夕发布了MicroLED、QLED 8K等新品。其中，MicroLED产品拥有75英寸、88英寸、93英寸和110英寸的显示屏尺寸，能够适应多种家居场景和生活方式；三星旗舰新品Q950TS QLED 8K电视是三星首款将超薄外形、8K画质和环绕声音频融为一体的8K电视产品。 realme发布首款5G手机X50，售价2499元起 36氪获悉，realme正式发布旗下首款5G手机X50，采用120Hz屏幕，高通双模765G芯片，能覆盖主流5G频段，搭载侧边指纹解锁以及6400万像素摄像头，售价2499元起。此外，realme还推出无线蓝牙耳机Buds Air，售价399元。投融资 “谐云科技”敲定阿里领投B轮融资 36氪独家获悉，企业级容器云厂商“谐云科技”已于今日完成签约仪式，正式敲定由阿里巴巴领投、城云增投的B轮融资，本次融资的具体金额暂未披露。本轮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完善谐云科技市场体系和产品研发迭代。截至目前，谐云科技的合作伙伴覆盖证券交易所、银行、电信运营商、能源、化工、电商和政府机构等，其中包括：中国移动10086的中移在线客服平台和海信开放智能终端云平台。激光雷达制造商“禾赛科技”宣布完成1.73亿美元C轮融资 36氪获悉，禾赛科技今日宣布完成C轮融资，此轮融资由光速联合德国博世集团领投，美国安森美半导体、启明创投、德同资本、新加坡Axiom等跟投，融资总额1.73亿美元。禾赛科技起源于硅谷，专注于研发和制造用于机器人和无人车的激光雷达。苏宁易购正式入股国泰君安母基金中心 36氪获悉，天眼查数据显示，近日，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入股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20年1月3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泰君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股东信息中，还包括青岛国信下属的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10位股东。今日观点马云谈裁员传言：在阿里员熬到十年的员工已经不太关注自己的生存在马云乡村教育发展年会系列活动“重回课堂”上，马云回应“阿里裁员”传言时称：“在阿里的员工能熬到三年非常难，熬到十年的员工在阿里是宝贝，进阿里巴巴的时候25岁，35岁的时候这帮人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为什么把他们送出去，这批人经过阿里的严格训练，对数字经济、执行力、管理文化理解，超越了很多其他公司。”马云表示，这批人已经不是太关注自己的生存。（澎湃） 2019年中国网络作家影响力榜：爱潜水的乌贼、唐家三少位列男作家前二 36氪获悉，速途研究院发布了《2019年中国网络作家影响力榜》，评选出国内最具影响力男作家TOP50及女作家TOP50。其中，爱潜水的乌贼、唐家三少、辰东、猫腻、我吃西红柿位列2019中国网络文学男作家影响力前五名；丁墨、天下归元、囧囧有妖、叶非夜、墨宝非墨位列2019中国网络文学女作家影响力前五名。其他重要新闻银保监会：保险公司不得随意停售在售短期健康险近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向各人身保险公司、各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发《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对短期健康保险范围、产品设计、续保、停售、定价等方面进行了规范。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不得随意停售在售的短期健康保险产品，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中证网）教育部：将集中力量编写一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新教材 36氪获悉，日前，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在高等学校教材建设方面，将打造一批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教材。适应新形势，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网络空间安全、环境科学、海洋科学、能源科学等领域，集中力量编写一批新教材。 36氪每日商业精选商业精选是36氪的一个日更专栏，每天从海量信息中精选8条要闻，帮你省时间，主编条条做点评，帮你做判断。以下是专栏的一个小栏目——小数据，查看完整内容，请戳链接订阅哦。 http://dlvr.it/RMb7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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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滨

美国著名的总统山，但今天美国的传统价值却正被左派威胁。（图源：维基百科）

美国不行了，什么时候完蛋？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想过的问题。记得刚来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郁闷。我一开始落脚的地方是德克萨斯州的拉伯克，一个产棉区的小town。那里除了一所大学啥都没有了。周末跟中国同学开车四处瞎逛路过一个更小的小town，只有几十户人家，马路上的照明灯居然还是日光灯管，比当时的中国还要落后。有时可以看到年轻牛仔身穿格子衣服骑马赶牛，倒也挺新鲜，不过还是没劲，原始的畜牧业。美国跟我原来想象中的美国大相径庭。那时我想着赶紧毕业拿文凭，结束洋插队，回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去！

毕业后我没敢如期回国建设四个现代化，因为我参加了那年六月的示威游行，还接受了采访，铁证如山。国内亲友说回去怕要坐牢。我只好硬着头皮在美国找工作。我学的专业不好，工程物理，没啥工作机会。好在我修过一些电脑课程，想碰碰运气找个程序猿饭碗。我运气还不算特别糟糕，第一次面试就被录用了，而且人家答应帮我办绿卡。雇主是当年美国公立学校中最大款的堪萨斯城（密苏里）学区Kansas City,Missouri School District。我被告知我是打小工的，干的是建机房，拉网络，调试软件，码工，安装服务器这一类杂活，瞎忙。新学年一开学我傻眼了，原来那是个黑人学区，所有学校里都是清一色的黑孩子，有点吃惊。美国的大中城市学区基本上都是黑人学区。按理说黑人学区房价普遍偏低，税收不会很充足，那个学区哪里搞来的那么多闲钱又是建新校舍又是购置昂贵的电脑中心又是添置钢琴甚至建室内温水游泳池呢？原来那是赶上了“反种族隔离”的政治运动。一场历经十年的诉讼结果，法院判决整个密苏里州都要为堪萨斯城学区出资雇佣好的教师，添置最好的设备，建盖最好的校舍，让穷学区一夜暴富，这样一来就可以吸引白人的孩子去读书，解决了种族隔离的问题。想的很美哈。

虽然这么美，但当年的一件事让我开始看出美国快要完蛋了，这就是那个学区的一所高中——Westport High School。那是一所学生成绩很糟糕的高中，坐落于市区正当中，学生中白人和亚裔学生加起来不到10%，大楼很老旧但很坚固，硬件设施也很先进，每个教室里都有好几台电脑，大屏幕电视，学校还有跟电视台一样先进的全套电视广播节目制中心，这就是所谓的”magnet school”。但大楼入口处设有飞机场那样的金属探测器，哈！明白了吗？至于学生的学业，我就不说了，不好意思。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就是那所高中毕业的，我激动了，特地找了个借口去那里找到档案室老师，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泛黄的year book统统调出来翻了一遍，果真找到了埃德加斯诺的高中照片，还挺帅。我翻拍了十几张照片，打算写一个报道在国内发表，标题是《走访埃德加斯诺的母校》。为了这篇文章我采访了那个学校的几位老教师讨教校史，结果让我十分惊诧。原来那所学校在上个世纪初期和中期一直是堪萨斯城最好的学校，每年都向常春藤输送几十名毕业生。他们说埃德加斯诺并非知名校友，他们拿来一本本year book告诉我某某是某个大公司的CEO，某某是派驻某国的大使，某某是世界冠军，某某是大学校长。我眼界大开，感慨万千。原来堪萨斯城这所名校也有过辉煌的历史。抚今追昔，这所学校就连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快完蛋了，堪萨斯城快完蛋了。至于美国，有过辉煌的过去，有过非凡的经历，但我看也快完蛋了。我决定不写那篇报道了，心太闷，写不下去。

1991年克林顿和老布什争抢总统宝座，互相抹黑。我记得老布什屁股比较干净，但克林顿却丑闻连连。报纸上说他年轻的时候吸过毒，克林顿承认了，他那句“I did not inhale”成了历史名句。然后呢，克林顿跟一位名叫Jennifer Flowers的记者劈腿这件事在媒体上闹的沸沸扬扬。克林顿夫妇赶紧在媒体上秀恩爱，美国人民才放了他一马。抚今追昔，当年克林顿那点桃色新闻跟今天拜登家族的丑事相比，那算个屁啊！今天拜登家族的丑事，放在当年肯定是要被起诉的，还敢竞选总统？监狱里好好呆着吧。现在这么大的丑事媒体居然争先恐后藏着掖着蒙着盖着，唉！

在我当年那个环境中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人身安全。警察去学校抓人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所学校里都雇佣专职的security guard，以防学生打架出人命。虽然教师都是从全国各地高薪雇来的经验教师，但学生成绩实在哈哈。高中毕业率如果能够达到60%就算冒尖了。

尽管如此，当年还是有不少亮点的。还是那所斯诺母校，六十年代的一位校友名叫Ewing Marion Kauffman，开制药公司赚了大钱。看到母校一天天衰败，决定出资帮一把。他设立了奖学金：凡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他提供四年的大学学费。尽管如此，那所高中每年毕业并能够坚持读完大学的还是寥寥。而那寥寥的靠Kauffman Foundation Scholarship读完四年大学的，大多是越南裔学生。他们的家庭是靠难民身份留在美国的，住在政府提供的简陋的公寓里。

有一天我去那个学校的机房做网络升级，看见一位黑人女生学习很认真努力，我夸她：你毕业后一定能够拿到Kauffman Scholarship上大学。她说她不靠那个，她老爸在GM上班，当车间主任，算管理人员，GM不但提供子女上大学的学费，就连生活费也给一些。

这就是当年的GM。今天GM还敢有这样的员工福利吗？

克林顿当总统后开始吹互联网泡沫，经济很快就有了起色，我打工挣了几个钱就买房了，在郊区平地建起的崭新的四卧一厅一厨一车库single house，院子很大。那是我来美后的第六年。搬进新屋那天我心潮澎湃，心里不再犯疑“美国哪天完蛋”了，因为我实现了美国梦，嘿嘿。回想起六年前我手提两个行李兜揣两百美元来美国闯天下，心里翻江倒海。

那个学区当年为了反对种族隔离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为了吸引白人孩子前来上学，学区居然不惜使用出租车每天把白人学生从市郊送过来，可想这个成本是多么昂贵。当别的学区就连维修校舍的资金都不足的时候，那个学区居然有钱建造奥林匹克等级的室内温水游泳池，每个月光电费就是天价。别的学校的学生field trip不过就是去当地的工厂农村随便转转，那个学区的学生field trip是去欧洲亚洲随便转转。当年密苏里州整个州的中小学教育经费有44%都花费在这一个并不算大的学区，每年平均每年每个学生的经费支出达到一万一，这在当年是全美第一。但这些瞎折腾并没有解决种族隔离的问题，问题反而更严重。我整天心里犯嘀咕：这样烧钱能长久吗？果然，1995年，州政府忍无可忍了，当年的州检察长Jay Nixon（民主党，此人后来担任过两届州长）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控告堪萨斯城学区胡闹。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学区违宪，叫停了那些荒唐事，于是一夜之间那个学区被打回了原形。好在那时互联网热的冒烟，我跳槽跑到一个互联网公司去干网管了。那个学区后来每况愈下，那个斯诺母校早就散伙了。

今年民主党的初选辩论中，Harris（贺经理）严厉指控拜登当年是反对bussing的，种族歧视。所谓bussing，就是使用校车强行把郊区白人小孩拉到市区读书或反过来把市区黑人小孩拉到郊区白人学校读书，以结束种族隔离。当年圣路易斯学区就是这样做的。那种做法也是扯淡，不过就是逼迫郊区的居民搬到更远的乡下去，并不解决问题，所以后来被各地废止了。拜登当年反对bussing没啥错。而且并不是拜登一个人反对bussing，民主党很多政客都反对。贺经理调情很有一套，撒谎也很内行，问题是她把调情术滥用到煽情上去了，信口开河，就连民主党自己的历史她都不顾了。

当年克林顿上台后许多州发起了严打犯罪的各种措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进宫”法（Three strikes,you are out!）。克林顿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当年那些严打州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马里兰州，康州，威斯康星州等若干蓝州，也有红州例如德州、北卡、堪萨斯州等。今天在美国谁还敢提“严打犯罪”？

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很好，以至于他跟莱文斯基小姐的那段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不雅恋情都被美国选民忽略不计了。弹劾他是因为他撒谎。虽然被弹劾，他的两个任期还是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改革美国的福利，逼迫美国那些代代相传的welfare mom去工作。我对此特别赞成。美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的学区之所以很滥，既不是因为种族隔离也不是因为经费不足，更不是因为教师不好好教书，而是因为学生不好好学习。黑人孩子很多是单亲家庭，母亲为了拿政府福利就拼命生孩子，但孩子却不能有父亲，否则福利就会大打折扣。一家七八个孩子没有父亲，母亲根本管不过来，小孩子怎么安心好好学习？克林顿的福利改革做对了！今天民主党里谁敢提改革福利？

有一年西雅图有位退休的四星将军，黑人，John Stanford,当选了西雅图学区教育局长。他一不索取更多的教育经费，二不去反种族隔离，而是每天亲自去各学校检查出勤率。有的学生不交作业不上学他甚至亲自打电话催促家长并当面训斥学生。他去黑人社区督促家长监督孩子做作业。他打破陈规，逼迫各个学校加大家庭作业量，提高学业要求，完成教学大纲的各项指标。不到三年，教师叫苦连天，甚至有教师抱怨将军不懂教育瞎指挥，但学生成绩彻底改观，毕业率大大提高，当地工商业兴高采烈。1996年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他前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不幸的是那位退休将军于1998年病故。今天民主党内有谁还敢这样的勇于打破陈规大刀阔斧改革？

9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跟一位老美同事唠嗑，我问他：美国今天还能造啥？他想了半天，十分认真地回答：we still make cookies（我们还能生产点心）。我笑了，苦笑。那些年我看到了一个制造业衰微破败，城市破旧老化，吸毒者越来越多，大公司一个个破产的衰败落后的美国，我确实感觉过美国快要完蛋了。但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欣欣向荣不断进取的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消失了，但波音崛起了。希尔斯（Sears)在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零售链霸主地位后倒闭了，但沃尔玛横空出世了。王安电脑在垄断美国办公室自动化的市场十年后被苹果电脑和IBM PC取代了。莫特罗拉衰败了但英特尔后来居上。IBM的半个世纪独霸地位被微软和英特尔取代。AOL曾独霸美国的上网服务但很快就被高速上网打得一败涂地。都说苹果不行了，被微软歼灭了，但苹果公司鲤鱼翻身，从iMac到iPOD到iPhone，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力，称雄世界至今。今天的亚马逊、谷歌、脸书都是我来美国后横空出世的。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和挑战能力的SpaceX在上个世纪甚至还没有诞生。这不像一个快要完蛋的美国哈。

美国就像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有的树枝枯萎了，但新的树枝又长了出来。你如果只看到枯枝落叶，会以为美国老矣。你要是看远点，就会发现美国仍然长青不老。这是因为前人栽的这颗树栽的好。这棵树的树根就是美国宪法和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美国传统价值观。这棵树的树干就是美国的法治、民主、三权分立。有很多人一直想推到这颗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没有成功。但这棵树确实被撼动了，就在今年，就在今天。

90年代末我宣誓入了公民。那以后我可以投票了。一直到2015年我多半是投民主党，我自认为是民主党员。为什么我投民主党呢？因为那些年我对他们有好印象。当年民主党的州检察长打官司结束了堪萨斯城的荒唐的反种族隔离烧钱运动。当年堪萨斯城一个黑人市长Emanuel Cleaver（民主党，牧师）看见黑人因为一个毒贩被打死而上街暴乱后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制止。今天谁敢？克林顿打击犯罪改革福利，有骨气！奥巴马竞选总统的那一年我参加民主党初选，投希拉里的票，大选投的是奥巴马的票。2015年我还在为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参选人拉票。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对民主党开始抱怨了。不知哪一年开始，过圣诞节不可以在同事之间说圣诞快乐了，电视新闻里不再允许说“非法移民”了，大学招生要搞种族配额了，没人再敢说打击犯罪了，walfare mom们又回家吃福利去了，后来就连高科技企业招程序猿也要种族搭配了，最忍无可忍的是男厕所女厕所居然快要可以通用了。这个民主党跟我以前认识的民主党不是一个党了，完全变味了。

这些年让我对民主党感觉最不安的是他们总喜欢动不动指责别人种族歧视，什么事情都跟种族挂钩，打种族牌：电视上某个族裔的脸面不够多这是种族歧视，好莱坞发奖没有某个族裔获奖这也是种族歧视，董事会里没有某个族裔的董事这更算种族歧视。好吧，俺认了，不敢吱声。但大学招生也要搞种族平衡，这过分了吧？你敢乘坐一个靠种族平衡招聘的飞行员开的客机吗？你敢让一位靠肤色被招聘的外科医生给你开刀吗？你敢说这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吗？马博士说的，根本就不是种族平衡，而是刚刚相反：color blind society!

前些日子我还看见有人说目前对美国危害最大的是白人至上，是3K党。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看法。你要是去问问华人民主党，他们多半也会拿出弗洛伊德的照片跟你这么说。而且他们会一口气从陈果仁说到李文和说到陈霞芬，证明美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天堂是亚裔的地狱，然后还要提醒你：要不了多久华人就要被关集中营了，你赶紧去给杨安泽捐款，给拜登、贺经理投票吧！投拜登，得解放！但我就奇怪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亚洲人还一个劲没命地要移民美国？我们都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到底更愿意在哪些区买房？我们送小孩子上学，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哪些学区上学？我们到底是不是每天一上班就被白人老板没完没了地歧视？你真觉得3K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害吗？那些东西早就有了，并非今天才冒出来。那些东西跟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并不相融。据我的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那些东西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如果美国真的是个白人种族主义的天下，那奥巴马怎么可能当总统？如果华人在美国的一切成功都是平权运动的功劳，那么如何解释杨振宁丁肇中远在平权运动之前就获得诺贝尔奖？

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否认，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以及对美国本身的诋毁。现在住在市区的家庭，有几户人家还敢在家门口挂一面美国国旗？现在美国的警察看见罪犯危害老百姓的性命的时候有谁还敢开枪？现在有几家中餐馆的老板和员工可以毫无担忧地每天去打工？现在大学的教授们谁还敢在课堂上无忧无虑地讲真心话？三十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就连二十多年前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克林顿总统时期还严打罪犯，当时各地出台了“三进宫”的严打政策，现在美国谁还敢严打犯罪?奥巴马第一个任期还大力驱赶非法移民，现在非法移民都可以光明正大领福利甚至可以投票可以当民选官员了。贺经理当加州检察长的时候还把1500个吸大麻的关进监狱，现在吸大麻的都成了光荣的消费者、守法的纳税人了。如今在自己车上插一面美国国旗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如今你要是去推特公司门口举牌抗议删帖先要担心一下自己的大门牙会不会被安踢法打掉。如今你租出去的房子要是收不到房租就先要好好想想房客会不会把你给赶出你自己的家。如今你要是忍不住举报了民主党的黑官首先要想想自己怎样才能不被灭口。如今你去推特发帖你需要跟在微信里发帖一样小心翼翼，最好多多使用错别字以防止被删帖。如今你看见一群暴徒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你要是持枪保护自己就要想一想你会不会进监狱。美国的法治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自由在哪里？我们老百姓的安全在哪里？宪法保障的一切又在哪里？这还是美国吗？这都是白人至上的错吗？这就是所谓的progressive movement吗？

什么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多年前就有学者总结出来了，大致就是这些方面“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elf-Reliance Equal Opportunity and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Dream and Hard Work

看了这几条有何感想？如今Individual Freedom恐怕只是留给极左派了，Self-Reliance快要变成Government-Reliance了，Equal Opportunity在滑向Equality of Income,Gain,and Outcome了。Competition？？？你这是种族主义吧！现在就连学数学，STEM，都是种族主义了，懂吗？American Dream？哼哼！Hard Work?这太原始了吧！政府大包大揽了，谁还想Hard Work？

美国有进有退不要紧，美国有平静有骚乱也不要紧，美国有左派也有右派更不要紧。如果美国丢失了传统价值，那美国就真的完蛋了。一个国家只许左派打砸抢烧，政府开始包揽人民的一切，平均主义大锅饭，懒人成堆，这样的国家还想繁荣？这样的国家的人民还想过好日子？三年前我去游览过纽约、旧金山。今天您去看看纽约和旧金山那些曾经繁华的大街吧！

今天美国的哪一个党哪些人在竭力捣毁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在拼命摧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这还不清楚吗？

俺不会等闲视之，因为俺的后代都要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家。美国何时完蛋？估计那是很久远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不想让这个国家完蛋。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里面，很多人在努力让这个国家更加伟大！

美国宣布「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3笔对台军售案总额逾1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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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作者万维博客

原文链接：美国何时完蛋？——30年的回忆与思考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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