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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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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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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8/01/13

1988年1月13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再多的“客观规律”，再多的“大势所趋”，历史终究得由人来创造 ——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蒋经国在台湾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没有蒋经国，台湾的转型，会变得更加复杂、艰难和前途莫测。

（蒋介石夫妇对弈，蒋经国观战）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讲，蒋经国是主动在顺应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也有人讲，这种顺势而为其实是被动性质。

纵观其主政台湾的20余年，“主动”与“被动”或许都是伪命题。因为，蒋经国本身，也是这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个威权领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威权统治的实质。

蒋经国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亲信奉的传统儒家经典；青年时代长期滞留苏联，深受影响；回国后又曾接受父亲为其量身定制的“思想改造”。

1956年，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中，如此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家教：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学，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935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在苏联合影）

1956年的蒋经国，已能够充分理解父亲所交待的那些须特别重视的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他如此阐释：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回忆了自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针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身为宋明儒学信徒的蒋介石，最终将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一个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多年后，宋楚瑜仍记得蒋经国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这话背后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时，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如寻常老农般脱鞋涉水，如寻常路人般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

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认可了市场经济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无法消磨掉曾经有过的痕迹。

3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的实验，仍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 —— 严格控制百姓，以运动式手段搞经济文化建设。1945年后，蒋经国也曾对赣南时代的同仁承认，“赣南新政”并无多少效果，只是徒然让百姓受苦：

“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

但这种反思，似未及深入到体制和学理层面。去台后，蒋经国启动“十大建设”，仍明显带有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色彩。

（赣南时期，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这种“计划经济”，也体现在蒋经国对台湾“均富”的追求之中。据宋楚瑜回忆：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均富”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

不过，实现“均富”的手段 —— 国营企业、计划经济、价格管控，伤害了台湾的市场经济的完整性。

早在1952~1954年间，台湾经济学界就曾批评过国民党对“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恋，史称台湾政学两界的“财经大辩论”。

受此次论战影响，胡适于1954年3月6日公开站出来演讲，自我忏悔曾信奉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并敦促领袖和当局也出来忏悔对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迷恋：

“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忏悔。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所以我今天当众‘洗脑’给大家看。”

这场论战，只是台湾“市场经济PK计划经济”的历史的一小部分。不过，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

蒋经国的经济理念，也渐渐有所改变 —— 1985年，他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采访时，曾明确声明：台湾采行的是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

（赣南时代，蒋经国作演讲训话）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执政者，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认同者，是可以成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参与选举时，常不免受到体制种种刁难。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轻敌，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结果大吃一惊：赢下多数选票的人是高玉树。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获胜。

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1969年，蒋经国批准同意在“基层自治”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台湾自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民主转型路径 ——“自由先行”。

所谓“自由先行”，具体到台湾，扼要说来主要包括两点：1、50年代的“基层自治”，给予了台湾民众有限度（维持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治自由；2、同时期开启的对私营经济的扶植，则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大门。

这两大自由先行，为1986年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举措，被宋楚瑜等人称作“不流血的宁静革命”。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蒋经国当年，确实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是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该再有“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

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1985年，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又有一个公开声明。其内容是：

1、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2、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次年，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传子的决心；“军系中常委”缩减至四人，是蒋氏父子执政台湾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四人当中，袁守谦与高魁元早已不再统兵；宋长志和郝柏村中的排名，从上一届的第十四、十五名，降至第十七、十八名。这是在用行动宣示未来的台湾不会出现军政府。

（1970年，蒋经国与学者潘文渊握手留影）

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

“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这年5月，蒋经国又发出指示，让体制内人士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中的人士沟通。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组织”的政策，明显转向以沟通为主，不再是竭力压制。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新启动生效。

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据陶涵《蒋经国传》）

对于第三点，蒋孝勇晚年颇为感慨：

“他（笔者注：指蒋孝勇）强调，父亲辞世之前，实际上已通盘检讨了大陆关系及整体施政，并且已有相当雏型，‘这包括两岸统一在内，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的。’至于这几年有人表示曾担任过密使，为两岸领导人传过话一事，蒋孝勇表示据他所知，曾经表态过，但没有正式接触。在台湾，两蒋主政近四十年。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地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当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蒋孝勇说，他父亲讲‘我已经是台湾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除了认同台湾之外，更希望在台湾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国人’，后来却被断章取义。宁静革命，在蒋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亲辞世之前就展开了。他强调，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蒋经国的一连串民主改革措施，为台湾社会日后的安定祥和开创了先机。”（《蒋孝勇的最后告白》，蒋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

（蒋经国怀抱孙女蒋友梅）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民主进步党”。蒋经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陶涵《蒋经国传》）

不承认，不镇压，实际上等于默认禁令的解除。所差的只是一道正规手续。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类的讲话，1986年前后频繁出自蒋经国之口。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执政者，已看清了时代的潮流，并选择成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希望自己爱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

改革不会没有代价。沈昌焕曾警告蒋经国“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的回答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必须有新的观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

“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月10日，蒋经国在病床上回忆半个月前在“行宪纪念大会”所受的侮辱（有人对他高举“老贼下台”的横幅），“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对陪侍的蒋孝勇叹道：

“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

（1973年，蒋经国下乡走访屏东渔民）

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

他亲手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以及下一个“蒋经国时代”出现的可能性。

（题图：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登山远眺溪口故里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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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艾伦·尼 / 亚��·尼编剧: 奥伦·尤济尔 / 达纳·福克斯 / 亚当·尼 / 艾伦·尼 / 赛斯·戈登主演: 桑德拉·布洛克 / 查宁·塔图姆 /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 布拉德·皮特 / 帕蒂·哈里森 / 奥斯卡·努内斯 / 达明·乔伊·伦道夫 / 雷蒙德·李 / Thomas Forbes-Johnson / Héctor Aníbal / Danny Radhames Vasquez Castillo / Katherine Montes 类型: 喜剧 / 动作 / 冒险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上映日期: 2022-03-25(美国) 又名: 迷失D城 / Lost City of D / 失惊无神闯谜城(港) / 失落谜城(台) IMDb: tt13320622

迷失之城的剧情简介 · · · · · · 　　洛蕾塔·塞琪（桑德拉·布洛克饰）是一位才华横溢但与世隔绝的作家。在她的畅销爱情冒险小说里，总会出现许多奇异的地方。而作为本书的封面模特，艾伦（查宁·塔图姆饰）一生都在致力于展现书中英雄角色“达什”的个人魅力。 ” 在与艾伦一起宣传新书时，洛雷塔被一位古怪的亿万富翁（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饰）绑架。这位亿万富翁坚信，洛蕾塔的新书能带领他找到失落古城中的宝藏。与此同时，艾伦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成为现实中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洛蕾塔虚构的人物，决定前去营救她。这对极不对付的搭档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在险恶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并在亿万富翁赶到前找到古老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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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zhixinli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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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青年，老是怨自己时运不济，生活不幸，终日愁眉不展。

有一天一位须发俱白的老人走过问道：“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开心啊？”这个年轻人说：“老人家，你不明白，我想不通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穷。”“穷？呵呵，年轻人，我觉得你很富有嘛！”老人家由衷地说。

这个年轻人说：“从何说起呢？”老人家说：“年轻人，假如今天我砍断你一根手指头给你一千元，你��不干？”“不干。”

“��如我斩断你一只手给你一万元，你干不干？”“不干。”

“假如你马上变成80岁，我给你一百万，你干不干？”“我不干。”

“假如我让你马上去死，给你一千万，你干不干？”“不干。”“哈哈哈……”这个长者笑着就说，“年轻人啊！你身上的钱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了，说明你的人生超过了一千万的价值，你怎么不富有呢？”

其实感叹自己不幸、贫穷的人，并不是找不到幸福，而是因为他们心灵的空间充满着人间的欲望和物欲，无法因自己的拥有而感到幸福。台長告诉你们，人的痛苦在于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你就会痛苦和失望啊！

在美国,一个医生说病人换一个肾脏是12万，换一只眼睛是8万，换一个心脏是53万，换一个肝是38万。今天你不生病，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快乐知足不在于事情，而是在于我们对境界的感受，希望大家知足常乐。

中华文化显佛音慈悲仁爱遍香江（下）——2016年7月3日卢军宏台长香港《玄艺综述》现场解答会开示摘要

全文： http://bit.ly/香港法会201607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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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oryjh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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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终究是谎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弥漫侵蚀了整个世界，慌乱的国际社会中大家都想着如何自保，世界警察也忙着思考如何去甩锅卸责，在一个又一个阴谋论接踵而至之时，一个山东女人的身影逐渐清晰在世人面前。她在从中国香港逃往美国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不断接受美国各个电视台的专访，并在社交平台连续发布各种周刊和报告，言之凿凿地揭发所谓“中国政府故意掩盖疫情”、“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等的“真相”！那么她究竟是谁呢？她又是怎么走上了这样一条离心叛道的毁灭之路呢？请容我细细道来：

女人名叫闫丽梦，出生于青岛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由于勤奋于200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得眼科学硕士学位（临床七年制），后加入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流感研究中心潘烈文教授的实验室，成为一名博士后。但就是这样一个小有所成被科学给予厚望的女人却无法适应艰苦朴素的研究生活，热衷于追名逐利、兴妖作孽。有采访记录显示，2014年其刚刚拿到博士学位近日港大后便开始拉虎皮，自称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但却没有任何公开记录能够证明。此时的她仍不过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想要一举成名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上天总是在人打瞌睡的时候贴心的送上枕头，1月中旬，在香港做研究的闫丽梦听到一种关于新病毒的传言，称中国大陆政府正在将其淡化处理。从小喜欢投机取巧的闫第一时间心中就萌生出借机扬名四海的计划，她一边想办法架构自己的病毒理论，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外部支持。越跳越高的她不出意外的进入了逃亡国外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和特朗普的前顾问斯蒂芬·K·班农的视线，他们将闫丽梦送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为她提供食宿，指导她如何在媒体上露面，还帮助她联系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卢·多布斯(Lou Dobbs)等人气保守派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与此同时，积极拉拢饱受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失败挫折的美国保守派，迎合西方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分散人们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转移美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病毒来源的猜疑。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拆穿的时候。2020年7月15日，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日裔美籍传染病研究专家福田敬二发声明称，港大科研人员没有进行“秘密研究”，闫丽梦所谓的“病毒发现”是谣言。9月14日，闫丽梦在个人推特上放出“论文”链接后的不到两天内，推特封禁其账号。16日，脸书及其旗下的照片共享应用“Instagram”，将福克斯新闻节目“塔克·卡尔森今夜秀”（Tucker Carlson Tonight）的闫丽梦受访内容标记为“虚假信息”。18日，中国科普作家、网络名人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表一篇评论，以严谨的逻辑著文驳了斥闫丽梦有关“新冠病毒人造”的说法，并对其学术背景提出质疑。他表示，“闫丽梦在中国大陆受的是医学教育，读博士学位时的课题并不是研究病毒，而是眼科，和病毒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闫博士真的发现了在病毒基因组序列里头有什么样的秘密能够证明是人为制造的，别人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怎么轮得到她一个学医出身的、才研究了几个月的病毒的人来发现呢？”

随着真相的一步步清晰，一批又一批专家媒体的批评起底如海啸般席卷而来，闫博士的谎言转眼便已漏洞百出，阴谋小船倾覆在即，当班农和郭文贵发现闫丽梦再也无法给他们提供政治利益之时，且看其还能在伪科学的道路挣扎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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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ycandyvoid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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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郭文贵在背后操控傀儡闫丽梦

在香港做研究的闫丽梦就已经听到传言，称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新病毒，政府正在将其淡化处理。出于对个人安全和事业的担忧，她向她最喜欢的中文YouTube主持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名主持人以批评中国政府而闻名。几天后，该主持人就对他的10万名追随者说，中国共产党故意释放出来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他说，他不会给出信源的名字，因为中共官员可以将这个人“消失”。到今年9月时，闫丽梦已不再这么谨慎。她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露面，向数百万人宣布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闫丽梦一夜之间成了右翼媒体的轰动人物，同样迅速的是，社交媒体把她的采访贴上了含有“虚假信息”的标签，科学家拒绝接受她的研究，称那是用行话装扮起来的诡辩。闫丽梦从研究者到吹哨人的演变，是两个不相关但越来越联合起来散布虚假信息的团体合作的产物：一个是规模较小但很活跃的海外华人团体，另一个是在美国有高度影响力的极右翼团体�� 这两个团体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看到了推动自己议程的机会。对海外华人来说，闫丽梦及其毫无根据的说法，为那些意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提供了一件利器。对美国保守派来说，这让他们能迎合西方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分散人们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失败的关注。他们都利用了中国不愿提供信息的问题。中国政府拒绝分享病毒样本，一直阻止对病毒来源进行透明、独立的调查。它最初对疫情的掩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病毒来源的猜疑。大量证据表明，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起源于动物，最有可能是某种蝙蝠，然后演化成能感染人类的病原体。虽然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没有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发现任何支持这一看法的证据。闫丽梦的演变过程是由逃亡国外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和斯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精心设计。他们将闫丽梦送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为她提供了住宿，指导她如何在媒体上露面，还帮助她联系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卢·多布斯(Lou Dobbs)等人气保守派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他们助长了她认为病毒是基因工程产物的根深蒂固信念，对她提供的证据不论对错一概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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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wonghc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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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佛法的功德

玅境老和尚

我先讲几句闲话。我看见一本书上说到：在宋朝，差不多和司马光同时，有一位鼎鼎大名邵康节先生写的一首诗，我先讲讲这首诗。

水流任急性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不似人间忙里老，生来未始得开颜。

这四句话如果是在描写他自己内心的世界，也应该说是很高尚的一种境界了。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种譬喻，还不是正面地描述他自己的事情。

第一句「水流任急性常静」：指河里的水流动得很急速、很快，而水是无情物，它没有心识、没有感觉，虽然流动得很快速，但可以说水的本性还是寂静的，没有快慢的问题、没有迅速的感觉。

第二句「花落虽频意自闲」：这花或是指梅花、桃花、菊花，各式各样的花，当雕落的时候，花瓣谢得很快、很频繁；花也是无情物，虽然落谢得很频繁，但它的本性并没有频繁的感觉，还是很闲静的。

这两句话譬喻什么呢？

花譬喻如意的事情，花落就是譬喻一个人由如意的境界转变到不如意的境界；花开是如意的，花落就变成不如意了。我们平常的人，不如意的事情一来，喜欢的事情被破坏了，心情不快乐，但是这个有修养的人──意自闲──他心不动，没有被不如意所困扰，还是很自在！

水流是譬喻如意的事情没有被破坏，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一个如意的事情紧接着一个如意的事情，非常的忙啊！但是这个有修养的人──性常静──如意的事来了，心里面还是原来样，很寂静的，并不感觉到特别地欢乐。

这两句话就表示：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他心里面如如不动。不过，「如如不动」是佛教中的话，我想邵先生没到这个境界，只是表示他对于世间上这些冷暖的境界不那么执着，这也就很不容易了。

我从报纸上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森下台的时侯流泪了。这表示什么呢？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心不寂静。但是现在邵先生这两句话是：如意的事情来了，不感觉怎么如意；不如意的事情来了，也没有感觉不如意，还是那样地悠闲自在。

「不似人间忙里老，生来未始得开颜」：邵先生说他的境界是如如不动，和世间人不同。世间人如意的事情来了，欢乐得很！苦恼事情来了，心里痛！有时候欢乐、有时候苦恼，苦恼来了也是忙、快乐来时也是忙，就在忙碌中使令人衰老了。邵先生呢？他从有生以来，心情没有真的快乐过，但是他还是很自在的。

邵先生把广大社会人群的情况和自己相对照，写出他的成就。我相信这四句话有多少真实性，但究竟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修养的境界？他没有说。邵康节先生是一位数学家，对《易经》有研究，我并不是他的学习者，也没有特别研究他，但是他不是佛教徒，能有这样的修养，也还值得注意、学习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纠纷出现时，需要找律师解决这些烦恼问题，心为烦恼所苦，修养多数不如邵康节。

常观缘起趣智慧　创造生命得安乐

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是佛教徒，心里应该希望能有比邵康节还要高的成就，不要只安于现状。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子？就是苦来了很苦、乐来了就是乐，有时哭了、有时笑了，这是平凡的境界。我们若想要超越这个境界，不必去追究邵先生用的是什么方法，而应该向佛、向佛法学习，以得到更高更广大的智慧，有所成就了，就是所谓有功德。应该这样才是对的。

(注：席间有小孩哭泣！)

这位小朋友哭了，我认为这就表示：人生是苦！他在向我们说法，真实不虚呀！这个世界是非常的苦啊！但是，我们佛教徒非常幸运地遇见佛法，有解决一切苦恼之道；非佛教徒很不幸运，没有这条道路。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佛法为什么可以解决人生之苦？有什么道理能解除人生之苦，使令我们有广大的安乐境界？

佛教能解决一切的问题，道理就只是两个字──「缘起」。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观察世间、出世间都是因缘生起的，有因缘才有这件事，没有因缘就没有这件事。有这句话的开示，我们就有办法了！苦恼的境界是这样的因缘成就的，若不造作这样的因缘，就不会有这件事；我看别人很安乐自在，佛说：「那是因缘有的。」我创造这样的因缘，就能得到安乐，就从这里重新创造生命。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对于世间的贡献就在这里。

但问题是──我们要经过长时期地学习佛法，才能明白什么叫做缘起，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毕业的。明白了以后，还要采取行动──由信、解而行、证，就成功了。现在我们虽然仍在学习阶段，还没有成功，但是由因而知果，可以预知：将来绝对成功！如果我们不肯学习、也不采取行动，那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其实，这几句话已经把题目讲完了，讲完就应该停下来，但是我再讲一段事实。

佛法平等悉摄受　五百乞儿成罗汉

佛在世的时候，有五百个人，自己无法生活而向人乞讨，所以叫「乞儿」。加个「儿」字，也可能是年纪不太大。他们天天向人乞讨饭食，这样生活久了也是很苦，心情很不快乐，就感觉出家人很好，不必生产，还有信佛的人常常供斋、请吃饭，生活现成，并且能得到人们的恭敬。乞儿于是有了灵感：「我也可以出家嘛！」就向释迦牟尼佛表达出家作比丘的意愿。

佛陀说了一段话，意思就是：佛法就像水似的，不管是大人、小孩、老年人，是中国人、外国人，有学问、没学问，入到水里面，都能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佛法是平等摄受、利益、安乐，不轻视任何人。佛这样说，等于是同意了。所以五百乞儿就在佛法中落发、出家修行，不是很久，都得了阿罗汉果。

这一天，祇陀太子(频婆娑罗王之子，和当时尚未为王的阿阇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要请佛及大比丘们吃饭，但是声明：「我不请这五百乞儿比丘吃饭。」佛说：「你不愿意请，就不请吧！」

佛对大众宣布：「明天祇陀王子请大众到他家应供，但是五百乞儿比丘不在内。」佛又告诉这五百位乞儿阿罗汉：「因为王子没有请你们，所以你们先到北俱卢洲取自然的粳米，(这米和南阎浮提的不同，不是由人工栽培、种植，而是从地下自然长出来的米，非常香的！)然后，先把粳米放在钵里，再到祇陀王子家，依次而坐。」

第二天，佛领着众比丘去应供，而这五百位阿罗汉由天空飞来，从北俱卢洲来到祇陀太子家里。其实古人和今人差不多，对于神通特别地仰慕、欢喜、恭敬。这时候，五百阿罗汉可能飞得不是太快，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大家在叫唤，祇陀王子也出来。一看，是到他家里，心里很欢喜，就请他们入座。

王子问佛：「这五百比丘是怎么回事啊？」佛说：「就是你不欢迎、不请的那五百个比丘。」祇陀太子马上磕头、忏悔。又请问佛：「这五百位比丘原来是乞儿，是苦恼人，出了家，用功修四念处(四念处者，禅也！修四念处就是修禅)，也不是很久就得阿罗汉，真令人羡慕！怎么这么容易得圣道呢？」

佛说出以下的因缘：

久远久远以前，在南阎浮提有一位散陀宁大长者，财富无量；而这个时代正赶上饥馑，很久不下雨，老百姓种田没有收成，生活困难。在山里住有二千位辟支佛，道力都是高过阿罗汉的圣人。长者对家中管理仓库的人说：��我想要长时期地供养这二千位修行人饮食，仓库里的粮食有多少？能不能办到？」管理人说：「仓库里的粮多得很哪！长者愿意供养他们，可以做这件事！」

供给二千人吃饭，可不是那么容易呀！长者一共请了五百人在厨房里做事，又特别安排一个使人，时间一到，就去请辟支佛来吃饭，而这个通知者前往请辟支佛时，每次都带着所养的一只狗，天天如此。有一次他忘记通知，狗就自行到辟支佛那儿叫了几声，辟支佛就知道：「这是来请我们吃饭了。」

时间久了，在厨房做杂事的五百人感觉辛苦，就有怨言：「我们每天那么辛苦做事，都是因为这么多乞儿要吃饭的关系！」这个意思就是指二千位辟支佛都是乞儿，都是讨饭吃的。

过了一个时期，辟支佛对长者说：「天要下雨了，你现在可以种田。」长者本来就对辟支佛有恭敬心，所以就真实地准备稻、麦等各式各样的种子，并且都种植了。

果然，下雨了！各式各样的种子从地面长出来了，但每一个都长出像大瓠瓜那样的果实，不同于以前的样子。长者感到奇怪，就问辟支佛。辟支佛说：「没有问题，你继续栽培！」等到成熟了，把瓜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很好的稻、麦；平常长出的麦子只结一些小穗儿，现在每一个大瓜里都装满了稻、麦；长者的收成非常的多，不但供给辟支佛，还供给了亲友及很多地区的人民。

出现这件事之后，在厨房工作的这些人心里想：「唉呀！我们的大长者种田有这样的瑞相，一定是这些圣人的力量。我们以前呼他们为乞儿，这话有问题呀！」于是赶快去向这些圣人忏悔，并且发愿：「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遇见圣人，而且能修学圣道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接着说：「在厨房作务，口出怨言，说圣人是讨饭吃的乞儿的五百工人，就是这五百乞儿。但因为诽谤辟支佛是乞儿，故从那以后，五百世作乞儿，一直到现在。由于他们忏悔、发愿了，及以前曾供养过二千位辟支佛的功德，所以今天能遇见释迦牟尼佛、能出家、能得圣道。当时负责通知吃饭的人就是优填王，他养的小狗就是美音长者。」美音长者和优填王，和释迦牟尼佛出世在同时代，美音长者的个子很小，但是他说话的声音不得了！优填王会相面，当他听到这个声音时，说：「这个人最少拥有一亿黄金。」这个声音真是太富贵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出一件事，就是缘起。为什么作乞儿呢？因为诽谤圣人，所以自己作了乞儿。为什么遇见释迦牟尼佛，又容易能得圣道？因为他料理辟支佛的饮食，也出了力量，并且又发愿，所以现在遇见释迦牟尼佛就容易得圣道。这都是因缘！

学习佛法应该得到什么功德呢？得如是功德！能得圣道是因缘，作乞儿也是因缘，所以我们不要口出怨言、不要诽谤圣人，即便对一般人也要尊重赞叹，若要诽谤将来就有问题。

王子出家舍五欲　疲倦不寐道夜长

佛在世的时候，曾发生一件事。

释迦牟尼佛这一天在大众里说法的时候，来了一头狮子，它也坐下来听佛说法，佛就以三个因缘，而说了四句偈：

不眠者夜长倦者由旬长不明达正法愚者轮回长

《法句经‧愚品》

「不眠者夜长」：人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感觉夜间太长；如果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很快就过去了，所以都是人的心理作用、心的分别呀！

「倦者由旬长」：走路疲倦了，又还没到目的地，再继续走就感觉路很远。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修止观，得无上菩提之后，经过六年才回到祖国、回到父亲净饭王那里。父王看见儿子成佛了，相好光明的大功德境界，心情欢喜。这时候，佛所带领的很多弟子，原来是在外道修苦行的，之后随佛出家修行得阿罗汉，都成为圣人了。但是，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多数身体是又黑、又瘦，都不庄严，净饭王感觉师徒不相称，故对佛说：「我们释种姓里面，有很多王子俊美白润，让他们出家当佛的弟子，看上去庄严。」佛说：「好！」净饭王下令给释迦族的王子们：「若有兄弟两人者，就有一人要出家！」这样一来，就有很多的王子出家了。

佛命令舍利弗、目犍连两位大阿罗汉带领这些新出家的比丘，离开祖国，到摩竭陀国王舍城修行，并教导他们。有这两位大阿罗汉作师父，修学圣道，真是太幸运了啊！但是，这些王子原来都是富贵人家，到任何地方都是坐车的，而出了家却是要徒步走，所以真是感觉道长。又，王子们在家都是享受五欲、睡大觉、种种放逸的境界；出家后，晚间不吃饭、还得减少睡眠，所以就感觉到夜长。

这两句话，是以这些王子出家的情形所说的。

饱学梵志慢心害　一念之愚生死长

学习了佛法，我们才知道──人死了并没有断灭；生命结束以后，继续有新的生命，新生命以后也还是要死亡，而死亡以后继续地又有生命。这生命从那里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愚痴啊！由愚痴而创造生死的苦，无尽期地延续下去，所以生死是很长远的。

后面这两句话，「不明达正法，愚者轮回长」：这是对来听佛说法的狮子说的。这狮子是怎么回事儿呢？

距离释迦牟尼佛九十一劫以前，毗婆尸佛在世时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地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也有常随佛学的比丘众听佛说法。当时，在那个地区有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婆罗门，国王很尊重他，很多人随着他读书，是一个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普遍受到社会大众尊重的大学者。

毗婆尸佛出现世间，宣扬真理，这是一种大智慧的境界；这位婆罗门是个有学问的人，听到消息，心也动了：「在这个地区，我是最有学问的人，现在还有一个更高明的人，我也去拜见，听听他说法。」

这一天，婆罗门来到佛边。这时候，因为大家都专心地听毗婆尸佛说法，这位大学者来了，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婆罗门心里可是有分别的！他是个有地位的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人的尊重、赞叹，今天到毗婆尸佛这里来，没有人睬他，他心里不舒服，于是乎就愤怒地骂这些出家人：「都是秃驴，不懂礼貌！」回头就走了。

这位学者虽然很有学问，但是修养不够。他是来听毗婆尸佛说法的，其他人恭敬、不恭敬，应该不要介意。但是，他忘记了听法的本意，而去计较别人对他的态度，这就没有邵康节「意自闲」的修养。

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婆罗门死了以后，从毗婆尸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总共做了九十一劫的狮子！这么长远的生死是怎么成就的呢？就是在毗婆尸佛那里，动一念瞋心，说了一句骂比丘的粗话，创造了这么长的生死，真是「愚者轮回长」。

释迦牟尼佛还说：他当时如果没有这��分别心，专心地听毗婆尸佛说法，他是能得圣道的，就在一转念之间，变成了狮子──这就是缘起。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佛陀所说的般若智慧，明白缘起的道理，常常护念自心，不要高慢、不要骂人，用智慧来保护这一念心，教它清净、庄严，不要贪、瞋、痴，我们就可以得圣道，是名为缘起，是名为学习佛法的功德──我们应该这样学习！

修习止观护自心　伏断诸缠依定慧

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常常参加佛教的集会，常会听到：「我们学习佛法，应该用功修行。」什么叫做修行？就是常常地令这一念心清净。

若在那儿端坐，没有打瞌睡，这只是表现于外的相貌，即使是躺着，但是心里面清净，有止、有观，那就叫做修行；若是在这儿坐着，却一直地打妄想，这就不是修行。对表现于外的行住坐卧的相貌，我们没有慧眼、也没有法眼，不太知道，只有佛菩萨有法眼、有慧眼，都是明明了了的。

这且不说，我们就说真实的──内心清净就是修行。但是，什么叫做「内心清净」呢？就是要有止和观。「观」是般若智慧、「止」就是定，用定慧来保护这一念心，使令它清净，这就叫做修行。这样，在佛法里面，我们会成就功德而不会有过失。

我们放下了家里的很多事，到庙上、到佛法里来做什么？就是要学习令心清净的方法。学习以后，就要用这个方法来调伏这一念心。我们的贪、瞋、痴、慢、疑、我我所这些烦恼，从久远以来一直如此，一下子就能清净吗？不可能的呀！就是要今天也这样用功、明天也这样用功，长时期地用功、不懈怠，时间久了就会成功的。

四念处就是禅！今天中国佛教的情形，多数不学习禅，而只是念阿弥陀佛了。念阿弥陀佛也是好，《阿弥陀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经上这样说，当然我们也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念佛的情形怎么样呢？可能有的人念佛念得不错，也可能有人还没有念得好，这样的情形自己知道。但是，这件事谁也不要耻笑谁。有的人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今生学习佛法就容易有成就；过去生中懈怠，善根栽培得不那么理想，今生遇见佛法了，受到过去栽培的影响，就是比别人差一些，但不要紧，努力还能赶得上、能成功，若是懈怠就不可以。

佛在世的时候，波斯匿王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大象身体很大，它能从很小的窗户孔跑出去；大象的尾巴很细，但是挤住了，出不去。就去问佛。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梦是说末法时代的弟子，能放下难以放下的家，有如大象从窗户出去了；出家以后，放不下名利，如同大象的尾巴应该更容易过去，但是被挤住了。」

这就是说明出家人懈怠。本来家都能放下了，应该更容易努力地用功修学圣道，结果对名利放不下，就不能用功修行了。在文字上看，是指出家人说，但是我们现在把范围扩大，不光是指出家的佛教徒，在家佛教徒也在内。我们学习了佛法，再难放下的事情也能放下，但是名利放不下。放不下有什么问题呢？栽培不能成功，所以今生再来的时候，就不如人。

这么多年来，我在台湾、香港、美国主持过念佛七、禅七，发觉到一件事：有的人还是有善根的，大家同时坐禅，也不是很久，他就有成就了。有什么成就呢？比如说：一支香一个钟头，我们感觉时间很久，但是在他的感觉，止静才过三、五分钟，就开静了。你看！一样的六十分钟，但他感觉是五分钟，我们可能感觉有两个钟头，所以世间上的事情都是不决定的。这看出来，他前生栽培、成就的功德比我们好，所以今生用功修行时，也比我们快。但是，不要失望，若你现在肯努力，还能赶得上，只要努力就可以有成就。

唯识宗提到阿赖耶识──做了什么功德，它都能清清楚楚、如实地记录下来，一点儿也不差；过失的事情，它也是真实地记录。做了功德，将来会发生作用；有了罪过，将来也是发生作用的，没有人能占便宜，也没有人会吃亏，因果是很公平的，都是由自己的阿赖耶识负责的。所以，看这个人很用功，但是不相应，是有原因的；那个人用功的时间不多，但是有成就，也都是有原因的呀！

施水卖贫虔供养　生天闻法得初果

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摩诃迦旃延尊者走到河边，看见一个老女人拿着器皿在河里打水，一边打水一边哭，摩诃迦旃延尊者问：「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恼呢？」她说受到主人的虐待，很苦啊！向尊者说了一大堆。

迦旃延尊者说：「就是因为你贫苦啊！如果你富足，就不必帮人打工了，而能自主地做事情，不就快乐了吗？」「是的！」尊者说：「现在有办法解决，你可以把贫苦出售，卖给人家，你就不苦了啊！」这位年老的女人说：「贫苦还可以卖人的吗？」迦旃延尊者说：「可以呀！」「怎么卖呢？」尊者说：「很容易！你用一个杯，在河里取清水送给我，你的贫苦就卖掉了。」「这个很容易呀！」她就用杯取清水，很恭敬地、很欢喜地奉献给大阿罗汉摩诃迦旃延尊者。

尊者接受了，然后对老女人说：「你对主人不满意，心里痛苦、愤怒，多苦恼啊！现在不要这样做。」「那我要怎么做呢？」尊者说：「你念主人的好处！你为主人服务，他应该曾经对你好，你就念这个好，没有恨，心情会好一点，就能生出欢喜心。今天夜深的时候，你把主人的房门打开，铺点稻草卧在门后，然后念一遍主人的好，使令心平静，然后心里一直地念三宝：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听其自然地睡着。就这样做！」老女人说：「好！」

第二天早晨，女主人起来一看：老女人死了！老女人因为用欢喜心、恭敬心，以一杯清水供养阿罗汉(阿罗汉是圣人、是良福田)，心里又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所以死后生到忉利天了。

天上的人和我们人间的人不同。我们来人间以后，不知道前一生从那里来的。天上的人，若利根的人自己能了知，这位老女人属钝根，生天后只知道与五百天子享乐，这时舍利弗正好在忉利天，因而告诉她这些因缘──前生是大富翁的婢女，受虐待、很苦恼，因为摩诃迦旃延尊者的教导卖贫，供养了尊者清水，又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而生到天上来的呀！于是乎，她很感动！五百天人随着她一起拿着天花，从天上来到置放她尸体的地方。

再说她的女主人一看这个老女人死在门后，心里非常愤怒，叫人把她的两脚绑上，送到野外，弃舍在旷野。生天的老女人与五百天人，就到旷野去，向尸体散天花。天人身体放光的大光明境界、相貌庄严，是人间富贵人所不能比的。这样，很快地传到女主人那里，��也赶来看；就问：「这是一个很贫苦的老女人的尸体，散天花做什么呢？」天女说：「她是我的前生，多亏她做功德，我才能生到天上去，所以我散天花感谢她。」女主人感觉到：「我对不住她！」

之后，五百天人就去拜见摩诃迦旃延尊者，用天花供养尊者，听闻尊者说法后，都得了须陀洹果。

我相信摩诃迦旃延尊者先是入定了，在定中看见这个因缘，所以就到河边开导、教这个老女人卖贫，度化她。这即名为缘起，也就是学习佛法的功德。

通常学习经论，提到佛教徒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是要修六波罗蜜。

布施能得大财富　戒净当获尊贵身

修布施波罗蜜，有什么好处呢？将来能得大财富。一般的看法：这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做事，然后成为大富翁；这当然与他的专业知识、头脑好、善于经营有关，所以成功了。事实上，也是因为他前生有栽培布施的功德。有人头脑很精明，但是就不成功，也有这种人哪！

戒波罗蜜：佛教徒受三归五戒、八关斋戒、十善戒，或者是出家受比丘、比丘尼戒、受沙弥、沙弥尼戒、受菩萨戒，若持戒清净，将来能得到尊贵的身体。而老虎、狮子、毒蛇的这种身体是苦恼的；得人身，就比禽兽、饿鬼的身体好。

其次，我们能够相信佛法，对社会群众有苦难的人有慈悲心、同情心，用我们的力量解除他人的困难，比如一个年老的人眼睛有病，不方便到医院去，你能用欢喜心送他到医院治疗，将来就有可能会生天，享天福。原则上，在人世间行布施波罗蜜、还能持戒清净，将来就会在人间、天上得到尊贵的身体，这个人的身体、相貌看起来就是高贵。

如果不学习佛法，我们看到相貌端正的人，心里羡慕：「哎呀！我不如人家。」只此而已！若是相信、学习了佛法之后，就知道：现在我的相貌不如你，我买花供佛，将来相貌就会端正，这件事是可以取而得之的。看别人富贵，我怎么样努力也不如他，不要紧，只要多做功德，恭恭敬敬的用一杯水供佛，将来都可能生到天上享天福，这是世间上大富长者所不能及的呀！别人现在的智慧比我高明，不要紧，我就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习《华严经》、《法华经》，多多读诵受持，将来我的智慧就高！

学习佛法，了解缘起的道理，就会这样想：由如是因得如是果，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创造。

香港曾经有一个绑票案，歹徒打电话勒赎：「……在某某地方，有个手里拿标志的人，说一句『天官赐福』，你就拿五十万港币给他。」若不懂得缘起的道理，就是这样，不知道做土匪是苦恼的事，将来是有祸患的。佛教徒不做非法的事，我们合法地取得富贵──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所以我们若能行布施、持戒波罗蜜，不论是得人间或天上的富贵，都可以办到。

殊胜眷属大助伴　勤修忍辱为前因

忍辱波罗蜜有什么好处呢？经论上说：能得大助伴、得大眷属这种功德。

什么叫做助伴？就是帮助你做事的人。谁是眷属？就是指你的先生或是太太、父亲、母亲、哥哥、弟弟，这都是眷属。所谓的大眷属、大助伴，怎么讲呢？譬如唐太宗，他的父亲、儿子都是皇帝，那就是「大眷属」；有房玄龄、杜如晦做助手，这些都是大智慧人，不是平常人，这叫「大助伴」。当时和唐太宗争夺王位的人多得很，最后他胜利了，就是他的福德大、智慧大，所以成功了。

为什么修忍辱波罗蜜能得大眷属、大助伴呢？人与人相处时，不要随便发脾气，要忍耐一点，朋友的关系就能长远。大家共同地读书、学习佛法、做种种功德，和任何人都维持良好的友谊，现在共同合作，将来也能共同合作，这样就容易成功。如果仗恃自己的优点，感觉任何人都不如我，瞧不起人，同任何人都不合，虽然个人有优点很好，但是将来想成就大事，不行！单独一个人，没有助手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见，大约在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成立了，蒋介石那时候是总司令。他对部下讲话时，说：「在北洋政府时代，许多人很讲义气，但是现在的时代，人与人的关系特别的薄，而不够义气了。」我看张作霖的传，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但是当他作东北王，富贵了以后，和以前作土匪的这些旧识，始终保持良好关系，不弃舍他们，都还很有义气啊！所以我们想要成功，要忍！不要常常发脾气，要修忍辱波罗蜜。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这些人在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时，彼此就是在一起的。释迦牟尼佛以前行菩萨道做转轮圣王，舍利弗尊者是大臣，都是互相合作的。这样子，长期合作而心里不要多计较，对任何人都原谅，久了，别人也能原谅你，大家交情越来越厚，小小事情都不介意。

精进努力恒不懈如意果报不断绝

精进波罗蜜将来得什么果报呢？如意的果报不断绝！一个如意的事出现以后，接着又有另一个如意的事出现；如意的事，不断的出现。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行精进波罗蜜，作功德──今天也拜佛、明天也拜佛；这里拜梁皇忏，我参加；那里办念佛七，我也参加，功德一个又一个继续不断地做，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如意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来──果报不断绝。

修禅定得坚固身　进获神通胜外道

修学禅波罗蜜，将来得什么功德呢？能得到一个满意的、不易破坏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很容易就被破坏了，天气凉就可能伤风感冒，太热也受不了；人家毁辱我一下，我一愤怒，吃不下饭，胃不对、脾也不对了，心肝脾肺肾都容易有病。如果常常地修禅波罗蜜、常常坐禅的人，将来得到的身体没有病痛，有这样的功德。具有这样的功德会生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空居天。

欲界天有两种：一、在地面上居住的天(地居天)；二、在虚空中居住的天(空居天)。在地面上居住的天人，还有战争的问题，譬如说三十三天，帝释天是大福德人，但是他还得和阿修罗作战，有时候还会被阿修罗俘虏去了。还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天人的身体和我们不同，比如说四王天或帝释天，他们和阿修罗打仗的时候，若是胳臂被砍断了，立刻能长出一个胳臂，腿砍断了，也能再长出一条腿，不像我们人间，砍断了，想再长出一个？不行！这是因为天人栽培的功德比我们好，所以果报比我们强，即使如此，如果砍断重要部位，也会死的。但是，在空居天上的人，身体健康，没有战争的问题；若是色界天上的人，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得到的身体特别健康、坚固，所以没有这些被损坏的事情。

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可以得禅定，得了禅定的人，能引发广大的神通，但是佛教徒的禅定更高深，神通更广大，是外道所不能及，这是禅波罗蜜所得的果报与功德。当然，这里是有道理的，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多说。

圆满般若波罗蜜　利根悦乐大自在

般若波罗蜜得到什么功德呢？「诸根猛利，多诸悦乐，于大人众中得自在！」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比我们一般人都强！曾经蒋介石的一个将军告诉我，他是在前线统领几十万大军作战的人，但是要向蒋介石报告的时候，他的眼睛不敢直视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眼神一看过来，他就有点怕。那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有威呀！他应该也栽培过一点功德的，所以眼神不同。

因为以前的栽培好，眼耳鼻舌身意和一般人都不同！有大智慧的人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印顺老法师的眼睛也有威神！他年纪九十多岁了，记忆没有衰退，他说话的时候没有说：「我想不起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意根很强，也就是诸根猛利。这就是栽培的不同啊！

「多诸悦乐」：是指有很多快乐的事情。

「于大人众中得自在」是说什么？是指在很多的大人物里，他能得自在，这就是智慧高的人。有一句话：「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这话有道理呀！这是譬喻，当我们看见大西洋、太平洋，感觉这些大海洋的水很浩大，再看见其他的河流，会觉得都是小水而已；若是你随着圣人学习，得大智慧，若再与其它人谈话，会感觉他人的不及格，因为他的智慧不够，谈话很难接续下去。不过，在大智慧人中，得自在，这当然是要圣人才可以。若按佛法来说，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圣人，大乘菩萨众当中，初地、二地乃至第十地都是圣人，在这么多的圣人里，只有佛能得大自在！

我们若能够把世间上尘劳的事情放下一点，拿出一些时间学习佛法，开大智慧，将来在佛法里面，能成就大功德，不会辜负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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