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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5

导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

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

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

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

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 —— 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

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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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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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黑司令”朱德被批斗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朱德岌岌可危。

其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朱毛”分不开，朱德才免遭红卫兵的揪斗，但却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因军队紧急战备，朱德被疏散下放到广州从化，直到次年８月，才回到北京。内心的苦闷使其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朱德身体更加虚弱。7月1日，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6日，朱德离世。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然而，在朱德被打倒后，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中共造假的本事令人瞠目结舌。

彭德怀死于癌症

1974年12月17日，一具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事实上，这个名叫王川的人正是中共的前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

在中共内部，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较有正义感之人。1928年加入中共，发动平江暴动，失败后，退守农村，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中共北上逃亡期间，曾以三千残兵救毛泽东摆脱张国焘的挟持，从而为毛所倚重。

抗战时期，彭德怀主张中共积极抗战，而不是躲在西北一隅养兵蓄锐。其主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其违背毛泽东的只打“麻雀战”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屈指可数的抗战功绩，而且亦成为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携数十万军队入朝。毛的长子毛岸英以彭德怀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然而，到达朝鲜只一个多月，由于毛岸英没有遵守规定，在掩体内炒鸡蛋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死。毛十分难过，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责，但据说毛更对彭心生芥蒂。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1958年，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了毛发动的大跃进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了毛的强烈批评，毛以另立山头相威胁，迫使党内高层屈服，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不仅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

彭德怀离职后，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到12月26日，他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并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春，彭德怀基于大跃进后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无数的这个事实，再次以八万言上书毛，要求实事求是，改弦易辙，承认三面红旗失败，救民于水火。

这封上书不仅再度引发毛的不满，更引发了毛的担忧，他担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力。毛深知，彭德怀一旦翻案成功，毛氏江山就有可能姓刘。

为了不让依旧在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的彭德怀成为自己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绊脚石，善于权变的毛对彭德怀采取怀柔政策，将其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在彭德怀被调离期间，毛发动了以打倒刘少奇等人为目标的“文革”。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的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的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著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著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的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命丧空难

在元帅中，林彪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而其年纪轻轻就能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林彪地位逐渐上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深谙“毛太阳”心理的林彪早在文革前就率先在军队开展了将毛神化的运动，并在文革后推广至全国。林彪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文革爆发后，刘少奇等高官被打倒，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炙手可热。

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遂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有消息称，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毛除去了林彪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将文革的罪责归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而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示。另一方面，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二者之间充满了冲突。

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要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罪恶。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 (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陈毅死于癌症

1901年出生的陈毅，曾在法国留学，因受共产国际蛊惑，参与围攻使馆、进军里昂等活动，引起法国市民反感，最终被法国政府将其同另外一百多名留学生遣送回国。

陈毅回国后，通过蔡和森，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其后在中共军队中任师长、政治委员、总指挥等职。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副军长等职，参与了牵制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役。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为了夺取工商业者的资产，掀起了“五反”运动，残酷的运动导致不少商人自杀，尤其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更是如此。而据说，身为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都坐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杀。

1954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爆发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干被打倒。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据说此事发生后，陈毅还给毛写了封信，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等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

可以说，林彪的“背叛”，给了毛沉重的打击，他有意将迫害军方将领的帐算在林彪身上，借此化解怨气。在陈毅去世的同一天，毛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赶在陈毅闭眼前告知了毛新的“指示”。

然而，毛在“二月逆流”上的松动，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平反”。陈毅死时依然带着“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其追悼会规格到底如何其妻子张茜也不知晓。民间流传，张茜曾为此询问过周恩来，对陈毅心怀愧疚（曾参与批判陈毅）的周恩来于是给正在住院的毛打电话，询问如何定性。当时毛说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志”。凭借着这句话，周恩来通知了在京军队高层准备参加追悼会。据说，当时301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高层。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

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不知这些作古的老干部们内心是否曾明白，谁才是祸害他们的元凶？！

徐向前三次被抄家

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徐向前，在1949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爆发后，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面对着文革带来的乱局，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改由萧华主持。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 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蒐了又蒐。徐向前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都被劫去。因为叶剑英事前得悉有人要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他才没有被揪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声称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文革结束后，徐向前于1990年9月因多脏器衰竭离世。

聂荣臻被批判

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共的聂荣臻，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因为“二月逆流”事件，聂荣臻也遭到了批判，被批是“华北山头主义”。不过，因毛有意对其实施保护，聂荣臻没有遭到如其他元帅那样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聂荣臻于1992年因心衰离世。

叶剑英曾备受冷遇

对于叶剑英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毛泽东死后，主导抓捕“四人帮”，并力荐邓小平复出。而他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高官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的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事件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遭到批判，是因为他在中共党史上数次挽救过毛。

不过，虽然没有遭到批判，叶剑英还是遭到了冷遇。据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题为《叶剑英“战备流放”湖南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文革” 中，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备受冷遇与屈辱。期间，其次子叶选宁在下放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叶剑英想了解儿子的病情，但其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又因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但却遭到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时叶剑英的手在抖，眼里含着泪。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1986年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的九人的遭遇，在告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更遑论普通百姓，而这显然并非偶然，因为中共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做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那些“听党的话”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都没有好下场。这不仅仅是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简言之，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

» 本文标题：林辉：被中共迫害的“十大元帅”之结局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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