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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rt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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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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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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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6.30】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志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谎言之九：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中国大陆的《信访条例》第10条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

谎言之十：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奇的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笑着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导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像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影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影片的拷贝，以供派发。”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记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结语

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谎言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谎言作为中共“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中国人和世界的一个“毒瘤”。

认清中共的谎言，清除掉这个毒瘤，解体中共的党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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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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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2）

抛开球员问题，在甲A末年的最后几年，中国足球遇上了几个重要的大事。第一，就是2001年中国国家队终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创造了历史，让中国队走入巅峰。第二，就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这就表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国奥队将会作为主办方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在当时中国国家队实力尚处于历史巅峰的时间，这两件大事在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伟大未来的象征。刚刚打入世界杯，08年又会肯定参与奥运会，谁不会去猜想，中国足球会比90年代��加辉煌呢？但这些无数美好的猜想，全都在2010年全部破灭，而推进这些猜想破灭的一个原因，则又是足协设定的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化了甲A末年的各个矛盾。首先，就是足协为了推进中超的成立，以及为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从2001年开始各级联赛取消升级以及降级。取消升级与降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联赛的竞争性，使得参与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将精力放到备战世界杯，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狂热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下面列出了自2001年各级联赛的规则改变：

2001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原本升二不降，后改为升一降一。

2002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不升不降

2003年：甲A联赛只降，甲B联赛不升只降

除了2003年因为是甲A末年需要第二年重组为中超联赛所以会有球队降级外，连续两年没有降级制度，而对于甲B甚至乙级球队来说，除了2001年有升级机会，将会连续两年不论拿不拿冠军都只能呆在现在的低级别联赛，而且2002年甚至连降级都没有。如此不符合职业联赛规律的规则，助长了甲A末年的“假球”与“赌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既然在这几年，倒数不用怕降级，甚至低级别联赛就算夺冠也无法升级，那对于除了甲A最顶级的几支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他们这几年的辛苦踢球是为了什么呢？没有竞争性的足球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呢？没有看点的联赛怎么吸引球迷看球呢？没有球迷的参与球队怎么挣钱？既然没有多少利益可挣，联赛竞争性不强，那这些球队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非法的手段，不就少之又少了吗？这样，球员、球队怎么去避免他们不去参与赌球、假球？再加上足协本身对赌球、假球的限制少之又少，假赌黑在中国足坛怎么不会愈演愈烈？

2001年甲B联赛，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足协调整了赛制改制的方案后，当时只宣布2001年与2002年的升降级制度，拥有晋升甲A联赛实力的球队明白，如果想要升级到甲A，甚至是参与未来的中超，如果2001年没有晋级，最快也要等到2003年晋级成功，那就也要等到2004年才能参与顶级联赛，这对志在升级的甲B球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在2001年升级，就几乎变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1年甲B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进行晋级大战，最后上海中远靠着一个有明显越位嫌疑的进球绝杀广州吉利，3：2获得胜利，上海中远凭借此战确保了升级甲A的其中一个资格，而广州吉利也基本宣判升级失败。广州吉利主帅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对那个有越位嫌疑的绝杀球怒不可遏，质问到：“大家看到公平了吗？！”这场比赛虽然最后没有被列入“假球”名单，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各支球队为了升级，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而也就是同样的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对绵阳太极，在主裁判的“出色”监督下，成都五牛打出了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符合球队实力的比分，11：2大胜绵阳太极队！这比分打破了中国足坛单场进球纪录！在这个就算是刚接触足球的人都会觉得奇怪的一个比分，对于成都五牛的主教练余东风来说，却非常“正常”。而球迷们一看积分榜就会明白，为什么成都五牛要踢出如此夸张的比分。原来在上海中远战胜广州吉利之后，最有可能冲击甲A的球队就是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成都五牛赢下绵阳后将会和长春同积39分，而在这场比赛前成都五牛净胜球12球，长春亚泰18球，仅靠这场比赛成都五牛就直接获得9个净胜球，直接将净胜球拉到21球超过长春亚泰的3球。在假设最后一轮两队都获胜积分再次相同，必须要比较净胜球的情况下，赚取净胜球越多越有利，这也就是成都五牛不惜如此明显地踢假球都要获得这么多净胜球的原因。

成都五牛在倒数第二轮踢出如此悬殊的比分，给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都给吓一大跳，因为成都五牛此举不异于宣战，这也代表如果他们不在最后一轮采取任何行动，就相当于拱手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送给成都五牛。而在最后一轮之前，积分榜的形势如下：成都五牛39分21球；长春亚泰39分18球；江苏舜天38分。而这三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则是：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其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将直接对决竞争晋级名额，这无疑是对长春亚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成都五牛的提前“开卷作弊”，不仅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打假”的声讨，更是让足协开始谨慎起来，宣布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打。即使如此，这些都无法阻拦三支球队拼死也要晋升甲A的决心，因为如果冲A失败，就等于失去一大笔利益并将至少浪费一年在甲B踢球。于是三支球队各怀鬼胎，各自谋划利用金钱实现晋级的目的。但对于因为三家球队都要竞争，最后就变成了比谁出的钱多的游戏。

10月6日，甲B末轮开打，戏剧性的情况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两场比赛最终都变成了进球大战。首先是上半场长春亚泰1：0领先浙江绿城，然后江苏舜天连进2球2：0领先成都，形成了长春亚泰第二江苏第三的局面。但接下来风云突变，成都五牛开始疯狂进球，最后4：2逆转江苏舜天，净胜球达到23球。而长春这边，在打进第二球后，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冲进赛场抗议长春的进球有手球的嫌疑，并带领球员要求罢赛，导致比赛一度中断了6分钟。一开始，如此正义的行为似乎是那么正常，但6分钟后比赛恢复后，浙江主场的球迷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浙江的球员反而在抗议后集体消极比赛，并让长春亚泰接连又打进4球，最后长春亚泰6：0大胜浙江绿城，长春亚泰的净胜球最后为24球，正好比成都五牛多1球，从而压过成都五牛，保住了晋升甲A的机会。这时球迷才明白，原来浙江绿城中途的“罢赛”行为，其实是一场演戏，就是为了配合长春亚泰，为长春亚泰赢得6分钟的多余时间，使得长春亚泰能够晚于成都五牛那边结束比赛，从而确保长春亚泰的净胜球能够高于成都五牛。浙江主场的球迷压抑不了主队丢掉脸面打假球的愤怒，球迷们高喊：“假球！假球！”

比赛结束哨声一响，宋卫平直截了当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这场球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浙江球迷一个交待。”接下来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宣布开除队内5名涉嫌打假球得到球员，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场球的不正常表现而开除这么多的队员。宋卫平在发布会上激烈地批评道：“也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家乡亲情，或者说干脆为了钱。他们为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卖掉了俱乐部和浙江球迷，那我也认为他们会为他们的愚蠢得到应得的东西，这就叫报应。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活该！这些队员可以为了金钱卖掉良心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他们为什么不去卖爹娘？”

甲B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自从1999年渝沈之战以来，全国人民对足坛严重的“假赌黑”现象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并在这一轮比赛后集体爆发。与“渝沈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成都五牛提前以非常明显的“11：2”的比分宣告假球开始，使得许多球迷已经大量关注最后一轮比赛会不会还是有假球，足协也在“11：2”后通过安排最后一轮集体同时间开踢来暗示球队不要踢假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浙江绿城、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依然踢出了两场如此之“假”的比赛，毫不在乎外界对“假球”的痛恶。而且，加之自从“渝沈之战”以后，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对“假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能够更容易分辨哪些场次有问题，哪些场次可能是“假球”。所以，这次足协如果再不做任何手段，那么绝对平息不了全国球迷的怒火。而且，非常凑巧的是，10月6日甲B最后一轮的闹剧结束后，10月7日中国国家队在五里河1：0战胜阿曼，正式打进2002年世界杯。2001年10月7日成为了中国球迷永远的回忆，美妙的“出线日”。可这也正是中国足球让人痛爱相交的地方，也正好在“出线日”的前一天，是丑陋无比的“10月6日”。在中国国家队正式打入世界杯后，足协正好处在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刻，似乎国家队的荣耀掩盖了之前国内联赛一切的丑恶。足协也趁热打铁，开始调查并打击在甲B涉嫌打假球的几支球队。

与此同时，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联系上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打假打黑的决心。之后不久，宋卫平还主动向足协提交了一份自己认为有嫌疑涉嫌收贿赂吹黑哨的裁判名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令宋卫平心寒，更令全国球迷心寒。

10月16日，足协公布了处罚结果，在此之前，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慷慨陈词表示会让相关人士付出“沉重”的代价。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了上海中远的晋升甲A的资格不变，取消其他所有球队的晋升资格。

二：取消成都五牛对阵四川绵阳、江苏舜天对阵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阵长春亚泰三场比赛所有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参加过上面三场比赛的球员的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并取消上述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国内球员转会资格。

四：上述五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处罚2002年赛季禁赛一年。

五：取消四川绵阳的2002年甲级联赛的资格，勒令降级乙级联赛。

这份处罚，从明面上看上去是对五支球队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虎头虎尾，且根本不公平的处罚。首先，作为比赛的失利方，浙江绿城宋卫平即使已经提前向足协“弃暗投明”，浙江绿城还是有受到处罚的球员共13人，比实际上的假球最大受益者长春亚泰、成都五牛受罚的球员还更多。而本来就是比赛失利方，而且球队实力财力本来就不佳的绵阳队，更是直接处以降级的极刑！相反主动要求制造出假球的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却完全没有受到相对等的处罚。再其次，既然长春、成都、江苏都踢假球理应取消晋升资格，为什么还要取消其他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的无辜的球队的晋升资格？但最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假球明显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受益方是球队，那么球员和主教练就仅仅是俱乐部上层的工具罢了，那么实际应该为这次大型假球事件负责的俱乐部人士，或者说可能涉嫌的比赛的裁判，或者有可能接受贿赂的足协官员，以上人物通通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就相当于只是把听从上层指示的球员和主教练处罚，而假球的根基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足协第一次承认有假球的出现，第一次处理处罚假球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是好的，可是足协处理假球问题的摸棱两可，根本没有打击到真正应该处罚的人，依然还是所谓的“官官相护”、“相互照应”，这种力度的惩罚，就几乎像是在给“假赌黑”这个恶人挠痒痒。此次事件后，媒体称呼这五家俱乐部以及这次大型假球事件为“甲B五鼠”。可从历史角度看，甲B五鼠真的是这起假球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吗？如果不是足协内部腐败严重，放纵假赌黑现象泛滥，又设置种种不合理的联赛制度，球队怎么会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呢？

而在足协下达了处罚之后，先不说球迷对处罚大为不满，这个处罚导致了甲B联赛的一系列地震。首先，就是原先在倒数第二轮败给上海中远的广州吉利，本来如果没有对“五鼠”进行惩罚的话，那么广州吉利排在第四，是根本没有机会晋级的。但是现在排名第二的长春亚泰、第三的成都五牛和第五的江苏舜天全都有参与假球，那么晋级位置理应让给广州吉利继承，然而足协却直接一刀切将这个晋级名额直接取消。这让广州吉利一方大为震怒，更别说他们本来就对与上海中远的那个疑似手球的绝杀球感到不满，这下更觉得足协就是针对他们不想让他们晋级。而浙江绿城同样如此，宋卫平向外界表达自己对自己与球队有参与假球非常后悔，现在就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足球的一大痼疾，但没想到足协对这次假球事件的处理如此简单，宋卫平决定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打假扫黑”。于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打假扫黑”正式开始了。

一新闻来源说：宋卫平站在央视《新闻调查》镜头前大胆揭黑：在甲B联赛中，绿城绝大多数场次贿赂了裁判，最少是6万元，关键场次要提高3—6倍。另一新闻来源说：据宋卫平一次揭露，浙江绿城每场通过中间人付给裁判的钱是每场六万到八万元。这就是说，中间人可能收取或扣留了比裁判更多的黑钱，中间人比裁判更黑，更是“触目惊心”。他在面对媒体时指名道姓闫世铎：“能不能我们掀桌子（曝光），闫世铎来扫（足球）垃圾呢？” 接着浙江绿城拉起同样对足协不满的广州吉利，这也得益于吉利集团本来就是浙江的企业，浙江方面开始了革命。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上，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与广州吉利的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会上发言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支持下，浙江方面陆续搜集、寻找、提供自家球队贿赂裁判操纵比赛的证据，并准备了一些涉嫌接受贿赂操纵假球的裁判的名单。自然，自己揭露自己的贿赂行为，很有可能对自身导致严重后果。但是宋卫平说他并不后悔“揭黑”，“虽然说法律是严肃的和无情的，但最终球员、教练、俱乐部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严肃面对自己。”

而在浙江绿城整理收贿裁判证据的同时，一位拥有一定良心的裁判走入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眼中，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一开始2001年12月有一封匿名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及4万元寄到了浙江方面，信上表达了自己作为裁判吹过黑哨感到自责与后悔。之后不久，被认为是这封信的主人的龚建平就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宋卫平与陈培德认为，可以让龚建平的自首来做“污点证人”，开响“打假扫黑”的第一枪。老实人龚建平非常配合地将许多自己收贿或者其他假球的证据提交，然后，在掌握了多名裁判证据以及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之后，浙江方面不停与足协、体育总局联系，提交不少有关裁判的证据。

可是，令浙江方面没想到的是，他们掀起的“打假扫黑”的大旗，却反被千夫所指。媒体层面，以《新华社》为首的一众媒体纷纷指责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本来与裁判进行金钱交易后又尝试以寻找证据为由进行“私了”，这有违法之嫌，而且浙江绿城本来就是行贿人，其本身“贼喊捉贼”的动机和事件真实性无法保证，谁知道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可信的。而在2002年元旦之后浙江方面向足协提交完裁判名单后，上海一电视台就爆出了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这其中分别是：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龚建平是早早向浙江方面投诚，而陈国强则是执哨了成都五牛11：2的比赛，至于孙葆洁则是2001年甲A联赛的最佳裁判，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最佳裁判之一。此名单一公布出，以金哨孙葆洁为首的三百多名裁判上书足协要求讨个公道，这更是让宋卫平急忙向公众解释：“孙葆洁肯定不在名单之中！”但为时已晚，各路媒体以及足坛人士开始指责浙江方面根本就是混淆视听，徐根宝更是称宋卫平为“打黑假英雄”。而且，除了龚建平以外，没有任何被浙江方面指责的涉嫌受贿的裁判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些没有参与浙江绿城假球的一些裁判在外声称自己有过黑哨并支持打假，但这些声音对浙江方面于事无补。

但最令浙江方面感到绝望的是，在足协已经收到己方提供的大量假球、裁判的证据后，足协却似乎对这些证据“毫不理会”！如果除了龚建平以外没人承认不要紧，浙江方面提供的证据至少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可足协则是完全将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2002年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副主席南勇会上说道：“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继续使用。”这句话等同于在讲足协与假球收贿没有任何关系，而导致假球、黑哨问题的就是那些给钱的俱乐部。这次发布会后，看似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原来，足协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想要“打假扫黑”，根本没有考虑解决处理这些腐败、假球、黑哨的问题。足协方难道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掌握这些问题的证据吗？肯定不可能，而对于足协、体育总局来说，追求安定平稳，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足协为了平息这场运动，一边配合当时的“反腐败”的主旋律，一边又给浙江方面台阶下。3月4日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四川绵阳整顿态度认真且效果良好，对上述三队的处罚减半，将球队的转会禁令和一些球员与主教练的注册、转会紧令都减半或取消，而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则维持原判。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3月18日，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宣武分局看守所。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结果到最后，只有一开始的持有良心的老实人龚建平，成为了这起“打假扫黑”唯一一个遭到法律处理的足球人士。

2003年1月31日，龚建平案审判结束后，足协又下发了处罚：对涉及龚建平案的6名“送钱人”处以“终身禁赛”，另有6个相关足球俱乐部受到罚款处罚，6位俱乐部总经理被严重警告。其中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大连实德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给予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这样的处理对打击假球有用吗？极为不公平的是，肯定有行贿受贿的“甲B五鼠”、其余被质疑的裁判，甚至包括宋卫平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这种结果就连宋卫平本人都无法接受，浙江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有良知的足球人士都无法接受，甘愿成为污点证人的龚建平变成了足协内部腐败的牺牲品，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行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龚建平的判决对于宋卫平可能是件后悔终生的事，因为那封《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将龚建平拱了上去。对于这封悔过书，陈培德表示：“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没有和宋卫平对质过，但我倾向于龚建平律师和夫人的说法，就是这封信是宋卫平炮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他不想让被他曝光的裁判家破人亡，在他要把龚建平的材料上交的时候，就想出两个办法来帮龚建平减轻罪行，第一是把龚建平接受绿城的8万元贿赂说成是4万元，第二就是写了这么一封悔过信，希望审判的时候可以作为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但最终法院并未采纳，所以龚建平也没有获得自首的认定。”

对于这起运动结果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到惩罚，不少足球人士都感到可悲。足球周刊记载有人说：“龚建平在‘黑哨’的群体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坏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运气太糟，最终由他一个人顶包。”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几年间拿了几百万的也非极个别现象。一位曾在俱乐部当过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50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一个“黑哨”中间人在酒后吐真言：“希望就到龚建平这里打住吧。我还好办，只是在黑钱里提点成，况且我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判的，照这个标准，有些‘黑哨一黑’的钱足够枪毙的了。” 一位曾投资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据说受贿了37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20万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赛，我们给主裁的钱是两万元，边裁两千到八千不等。进入复赛阶段一般是主裁每场三四万，一局定生死的场次则更高，也有能达到十万二十万的。”一位感到忏悔的裁判说：“我们收‘黑钱’简直是一条龙，从我们的‘上级’参与，直到中间人虔诚地送来，再到俱乐部死乞白赖要给，你说谁能抵御得了？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钱’，要落个‘装孙子’的名声，在圈子里都没法混。龚建平的事一出，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简直给了我们一个狠狠的巴掌。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场上去。”

足协面对假球问题，尤其是最后一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般都只是用外籍裁判、同一时间、警告球队这些方法。当然，这些办法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更深层次的检查没有做到位，这些方法都是“无用功”。2002年足协为了防止“甲B五鼠”的事件再次发生，还搞出甲A球队交纳200万、甲B球队交纳100万的“道德保障金”，说“道德保障金”这种措施能够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算得上足协变相的收取“保护费”呢？

足协在处理“甲B五鼠“以及”宋卫平打假“的事上采用令人痛恨的冷漠态度，让不少希望、支持足坛恢复正常、打假扫黑的一批足球人士感到心寒。吉利集团在2001年12月11日就直接宣布退出足球，而吉利集团才刚刚在2001年3月16日宣布以2500万元买断广州队，并与广州足协签了30年的合同，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仅仅过了8个月就离开了充满了混乱与黑暗的中国足坛，这也创下了中国企业介入中国足球最短的纪录。而四川绵阳太极则更是最后直接解散，根本没有参与2002年的乙级联赛。但最令人心痛的，还是2004年，坐牢一年多后的龚建平，在7月11日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正好死在了生日的前一天早上，年仅43岁。中国足球曾经有过能够尽早解决自家问题的机会，可在各个层面上的“足球人士”的帮助之下，这个机会断送了，而这个机会的丧失，则更是导致了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甚至有可能更久的一蹶不振。到了2009年第二次中国足坛“打假扫黑”之时，人们才开始缅怀起龚建平起来。陈培德回忆说：“龚建平绝不应该是第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机会那么好，全国媒体都动了起来，形成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裁判准备交代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但是因为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个龚建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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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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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10-10

导语：一个不会有答案的伪问题。

最近看到一些人又在传这张“全球平均智商分布图”。图中（见题图），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拥有超过105的世界最高平均智商。

这是真的吗？

一、此说之由来

这张图（包括相似者）在中文互联网已流传至少十年之久，见过的人应该很多。

图中数据，出自英国阿尔斯特大学退休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2006年的著作《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在这本书里，林恩“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然后列出了一个“世界各大种族智商排行榜”。

根据这个排行榜：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其实应该叫中位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住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①

这个排行榜，在中文媒体及互联网上，被冠以“英国研究者称中国人是智商最高人种”之类的标题广泛传播 —— 虽然在林恩的排行榜里，新加坡、朝鲜人和韩国人的智商数据，其实是高于中国人的。

（林恩在《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一书中所制的智商排行榜[该数据后来还有调整，新加坡被提升至首位；另外，林恩将香港、台湾归入“Nations”是错误的，特此说明]）

二、不诚实的研究者

虽然中国媒体一再热炒林恩的上述论断（谁不喜欢这种赞美呢？），但林恩的研究，在处理材料时，却并不诚实。

早已有人指出：

“林恩号称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加以统计而得出结论。但是他在收集别人的研究成果时，做了巧妙的取舍，只选用有利于自己的结论的数据，而舍去不利的数据。这在处理非洲黑人的数据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有一篇研究报告报道了两项对非洲黑人的智力测试结果，一项低于白人，一项高于白人，林恩便只选取前一项。更有甚者，在6项有关非洲黑人的测试结果中，林恩只从中选符合自己的结论的1项。《科学美国人》在1995年2月发表的一篇书评曾尖锐地指出：‘林恩对数据的歪曲构成了真正恶毒的种族主义行为，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的可耻蔑视。’”②

这种结论先行、只选取对证实结论有利的材料的治学作风，贯穿了林恩的整个“智力研究”生涯。

2013年，林恩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三十一个地区的智力差异及其经济、人口关系》的论文，试图在“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智商全球最高”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境内汉族的智商最高”。

为证成该结论，林恩引用了很多中国学术界80、90年代关于智力测验的学术成果。据笔者观察比对，其引用同样非常地不诚实。③

比如，林恩在论文中提到：“有三份研究报告认为，汉族儿童平均智商高于蒙古族儿童。”

根据林恩的注释，这三份中文“研究报告”分别是：

娜岱、欧尔兰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岁蒙古族集体儿童瑞文测验》（1994）、杨蕴萍、龚耀先的《5-6岁蒙古族和汉族儿童智力的比较研究》（1994）、玉山的《汉、蒙、达斡尔、鄂温克等四个民族12～16岁青少年智力发展问题比较研究》（2008）。

（林恩的论文中关于汉族与蒙古族智商测试的中文学术成果的引用）

下面简略对照一下林恩论文的引用，和“研究报告”原始表述之间的区别。*

*对娜岱、欧尔兰的研究，林恩的总结是：“结果显示，汉族孩子的平均智力，比蒙古族孩子高出5.3个IQ点。”

娜岱、欧尔兰采用了非文字测验“CRT”来研究孩子的智力，这种测验被认为“可以较少受文化、经验的影响”。

论文写道：

“5~14岁智商均值及标准差为96.32±11.08。与巴州同年调查的5~14岁3213例汉族儿童智商均值及标准差101.59±12.16比较，P﹤0.001，在统计学上有极显著差异，但两者均属中等智力水平，无实际意义。”④

林恩取用了论文所提供的两个“智商均值”并将它们相减，但砍掉了原论文的后续结论：“两者均属中等智力水平，无实际意义。”

（娜岱、欧尔兰论文的原始表述）

对杨蕴萍、龚耀先的研究，林恩的总结是：“两组孩子一起住在内蒙古。汉族孩子测验所得平均智商值为99.1，蒙古儿童所得平均智商值为94.9，汉族儿童高出4.2个智商点。”

杨蕴萍、龚耀先论文的原始表述，远比林恩的总结复杂：

1、采用以汉文化为背景修订的“中国-韦氏幼��智力量表(C-WYCSI)”进行测验时，汉族儿童具有优势：

“蒙族儿童平均总智商(FIQ)和言语智商(VIQ)低于汉族儿童分别达4.2和10.2个IQ值，差异极显著(P<0.01)。操作智商均值(PIQ)与汉族儿童无显著性差异。”

“言语分测验中，蒙族儿童的知识、算术、图片概括、领悟四个分测验的成绩低于汉族儿童，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五项操作分测验中蒙族儿童成绩均略高于汉族儿童，但差异不够显著性水平。”

2、采用“非文字智力测验”时，两族儿童的智商均值没有了显著差异，且换成了蒙古族儿童略具优势（总平均成绩，蒙古族儿童101.3，汉族儿童98.7）：

“（四个分测验中）图形补缺、图形排列和数字填充三个分测成绩蒙族儿童均高于汉族儿童，其中在图形补缺的差异显著(P<0.05)，只有图形分类分测验的成绩低于汉族儿童，但差异不显著。”

3、论文的最终结论是：

“不能认为，在本研究中观察到的蒙汉儿童的智商差异，就是他们的智力差异。……C-WYCSI是以汉文化为背景来修订的，用于蒙古儿童时，虽然译成了蒙文，对其中一些明显不适合蒙族儿童的项目作了适当修改，就整体来说，它仍然有利于汉族儿童不利于蒙族儿童。众所周知，言语分测验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胜于对操作测验的影响，在C-WYCSI言语量表中的知识、图词、图片概括和领悟等测验中的许多项目均反映一定的文化内容。在操作分量表中的一些分测验，则反映文化内容的项目少，主要是反映视知觉，定向能力和手眼配合能力，它们受文化的影响相对为少。在本研究中，正好是在那些受文化影响多的测验成绩是蒙族儿童低于汉族儿童，而受文化影响少的测验则二者无多差异。这里再次说明，测验工具的文化差异对结果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我们采用以文化公平为宗旨的非文字智力测验时，两族儿童的成绩无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本研究出现的言语智商的民族差异是文化差异所致。”⑤

显而易见，林恩在这里做了两个手脚：

1、砍掉了原论文中的“非文字智力测验”部分的内容。保留该部分内容，将威胁到他对娜岱、欧尔兰论文数据的引用：

二者同属“非文字智力测验”，但得出的结论却南辕北辙，互相冲突 —— 娜岱、欧尔兰提供的数据显示汉族儿童的平均智力高出蒙古族儿童5.3个IQ点，杨蕴萍、龚耀先的研究得出的数据，却是蒙古族儿童的平均智力高出汉族儿童2.6个IQ点。

2、完全不提及“文字智力测验”中的汉文化背景对测验数据造成的影响 —— 尽管杨、龚二人的论文对此有明确的分析。

略言之，回避材料间的冲突，隐瞒关键要素，林恩舍弃了所有不利于证成其结论的材料。

其对玉山的论文的使用，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限于篇幅从略。⑥

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一个不诚实的研究者，给出了一项不靠谱的荣誉 ——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种，拥有全球最高的平均智商 —— 中国人要不要接受？

（林恩在《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一书中所列举的与中国人智商有关的学术论文）

三、“智商测试+优生学”的血腥历史

林恩抛出的这项不靠谱荣誉，是与他的带有种族歧视的优生学理念捆绑在一起的。

人类百年智力测验史，与优生学捆绑在一起，留下了很多教训。

当代智力测验的诞生，至晚可以追溯到英国绅士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

高尔顿认为，既然身体特征可以代代相传，那么智力的高低也应该同样可以。

故此，他坚信遗传能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进而主张应该只允许那些继承了前人的高等智商和勤劳品质、且积累了相当数量财富的人生育后代。

但高尔顿苦于没有合适的工具，来筛选究竟哪些人有资格生育后代。

1905年，法国人埃尔弗雷德·宾尼特（Alfred Binet）与希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设计出了当代第一套智力测试题。

这种智力测验，立刻与“优生学”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场漫长的噩梦。

1912年，美国学者亨利·戈达德出版著作《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之研究》，历数该家族的智力低下如何代代相传以至于祸害上千人。

该书风行一时。

如何阻断智力低下者生育，成了美国社会的热议话题。

戈达德主张把智力低下者“从每个角落找出来，把他们看管起来，以确保他们不再繁衍后代，不再使问题更加严重。”

受此影响，美国移民局开始推行所谓的“智力测验”，拒绝智力低下者入境；有至少超过6万美国人在经过所谓的“智力测试”后 —— 比如被问“水管结冰后为什么会破？”—— 被强制施以“合法”的绝育手术（另有许多“非法手术”，很多被送入收容所做手术的姑娘，并不知道她们其实被绝育了）。

1930年代，纳粹掌握德国政权，智力测验与强制绝育的结合达到巅峰。

“从1934年到1936年间，提交到（德国遗传病）法庭的个案有84%~92%被判定为执行强制绝育，导致强制绝育判决总数令人震惊地达到了38.8万件。……法庭判决之快，令医生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跟不上趟。……多数走上法庭的被告和三分之二被判强制绝育的人，被诊断为智力缺失。”

诊断的办法正是智力测验 —— 诸如“谁发现了美洲”这类问题，测的其实只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答错者却会被定性为智力低下者。

到二战结束时，约有40万德国人被强制绝育，大约100个生育人口（15~50岁）里，就有一个被强制绝育。

（1924年，Carrie Buck[左]与母亲Emma Buck[右]在纽约合影。Carrie Buck父亲早逝，母亲没有受过教育。在Carrie Buck很小的时候，母亲被当局认定为智力低下者送进了收容所。3岁开始，Carrie Buck与养父母一同生活，上了五年小学后辍学。17岁时遭养父的侄子强奸，养父母遂指其智力低下，将其送进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她被智商测验鉴定为智力低下，强制施以绝育手术 —— 事实上，辍学前，老师给她的评语是“品德和学习两方面都非常好”。）

四、百年智商测验，仍测不出智力

尴尬的是，各式智力测验将“智力低下者”不断送往手术台乃至炼尸炉的同时，心理学家们百年来，对何谓“智力”仍在众说纷纭，对自己的智力测验究竟能测出什么也难有定论。

比如，“韦氏智力测验”的创制者大卫·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曾经说过：

“测出的肯定不是某种单一因素能够表示清楚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人们常说的词汇进行定义，例如智能、演绎能力、智慧因素等等，更不用说常规智力指数了。智力可能是这个东西，也可能是其他东西。”

再比如，试题长期不变的“瑞文测评”，作为一种非文字测验，避开了足够多的后天习得的文化因素，被认为可以有效地测试先天智力水准。

但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等人的研究却证明：发达国家的瑞文测评分值一直在涨。

1952年，荷兰军队的入伍新兵，只有31%的人能在测试中及格，1962年提升至46%，1972年是63%，1982年达到了82%。

如果“瑞文测评”测出来的真是所谓的先天智力水准，这种提升比例，恐怕只能用荷兰人的遗传基因发生了突变来解释。⑦

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智力测验，可以测出人的先天智力。

智力测验更多的是在测人对知识的掌握（如韦氏测验里的“谁发现了美洲”这类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瑞文测评里的填补图片），这只是人的“智力”的一小部分，且多属于后天习得。

林恩搜集的那些中国80、90年代的测验数据，很多都提到了后天环境对测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

只是林恩习惯性地没有将这些结论和相关数据纳入他的“研究”。

比如娜岱、欧尔兰的统计显示：在对1481例5~14岁蒙古族儿童的智商测验中，“将其填写家长职业、文化程度等清楚的1135份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智商均值：科技家庭101.05±2.84、干部家庭97.11±2.91、工人家庭93.73±2.80、牧民家庭88.35±3.21。”⑧

显然，文化、物质条件更优越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智商测验中拿到的分数更高。

1989年唐彩虹等人利用韦氏测验法调查上海郊县儿童时，也发现“（郊县）各组小儿的量表分和智商均低于上海市区样组”。

具体可参见下表⑨：

（上海郊县儿童所得智商测验分值，全面低于上海市区儿童）

这方面最著名的实验，是1970年代由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和理查德·温伯格（Richard Weinberg）进行的一场跨种族收养研究。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15名白人孩子与176名非裔孩子。

实验结果发现：由白人家庭抚养的非裔孩子所获得的智商测验分数（约110），高出了白人的平均智商（106）。

斯卡尔和温伯格据此作出解释：智商测验无法测出人的先天智力，智商分数的高低不等于智力高低。

非裔儿童智商测验分数提高，并不是白人或中产阶级的环境让非裔儿童变得更聪明，而是智商测验本身偏向白人文化背景，被白人抚养的非裔儿童，获得了回应智商测验的更好的外部环境。⑩

所以，“中国人的智商是不是全球最高？”，其实是一个不会有答案的伪问题。

敢于给出答案者，只能是林恩这类不诚实的“学者”。

（瑞文测评，特点是极大地削弱了文字及文字所属文化给测验造成的影响）

注释：

①《专访英国学者：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北京科技报，2006年4月6日；

②方舟子，《中国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种？》，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14日。另可参见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elte Wicherts、Conor Dolan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erry Carlson等学者对林恩大规模“选择性使用数据”的批评：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0/01/100121155220.htm；

③Richard Lynn,Helen Cheng,《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across thirty-one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ir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 Intelligence 41 (2013) 553–559.下载地址：http://emilkirkegaard.dk/en/wp-content/uploads/Differences-in-intelligence-across-thirty-one-regions-of-China-and-their-economic-and-demographic-correlates.pdf。下文引自该论文者，不再赘注；

④娜岱、欧尔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岁蒙古族集体儿童瑞文测验》，《内蒙古医学杂志》1994年第1期；

⑤杨蕴萍、龚耀先，《5-6岁蒙古族和汉族儿童智力的比较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4年第2卷第2期；

⑥玉山，《汉、蒙、达斡尔、鄂温克等四个民族12～16岁青少年智力发展问题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29卷第6期；

⑦以上关于智力测验史的表述，引自：（美）斯蒂芬·默多克/著、卢欣渝/译，《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⑧娜岱、欧尔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岁蒙古族集体儿童瑞文测验》，《内蒙古医学杂志》1994年第1期；

⑨唐彩虹、钱冬梅、卢世英、朱月妹，《韦克斯勒学前儿童智力量表在上海郊县的应用》，《心理科学通讯》1989年第12卷第1期；

⑩（美）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s）/著、郭本禹等/译，《基因的力量：人是天生的还是造就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P112。

原文链接

#china politics #智商 #强制绝育 #纳粹 #优生学 #林恩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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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tts-blog-blo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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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滴滴13.75万股挂牌转让；百度网盘将推行单次付费模式；摩拜在上海宣布新版计费规则

大公司百度网盘将更改现有会员模式，推单次付费服务 7月24日，百度网盘总经理汤利华表示，百度网盘将改变单一式的会员套餐付费模式，推出更加灵活和精细化的付费模式。比如用户只需要解压功能或者在线观看时更加流畅等某一项功能的时候，只需要购买单次服务。此前，百度网盘会员的套餐分为包月、包季和包年模式，对应的价格是30元、86元和298元。（界面）滴滴13.75万股挂牌转让，整体估值550亿美元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获悉，滴滴出行13.75万股股份将被转让，但并未披露转让股份在总股本中的占比及出售价格。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不方便透露价格，因为“还没有评估”，同时，13.75万股在“总体上是一个很小的占比”。根据公告，滴滴整体估值（市场价）为550亿美元。不过，股权转让出售价按照475.44亿美元的估值进行交易。（每日经济新闻）喜马拉雅回应“明年计划IPO”：现阶段没有明确的IPO计划 36氪获悉，针对智通财经报道称喜马拉雅FM计划明年IPO，在香港或美国上市，集资5亿美元至10亿美元，整体估值约50亿美元，喜马拉雅回应称，现阶段尚未有明确的IPO计划，目前重心聚焦于音频生态建设。百度推出爱番番CRM开放平台，进军企业服务市场 7月24日，百度宣布推出爱番番CRM开放平台，百度官方介绍，爱番番的SaaS产品通过深度整合营销+销售全流程，帮助商家联结、洞察和转化顾客，实现数字化管理。在沟通会上��爱番番宣布发布AI-Powered的CRM开放平台，并推出“支点计划”，面向先期入驻的10个CRM服务商，提供数据、技术、研发、收入分成等方面的支持。（腾讯一线） Uber 将上线一站式会员方案，覆盖网约车、外卖等全套服务据科技媒体 TechCrunch 报道，Uber 目前正在旧金山和芝加哥两个城市，测试不同版本的会员付费方案 Uber Pass，此会员方案涵盖网约车、外卖、单车及滑板等多项业务，付费会员可享网约车折扣、Uber Eats 外卖免运费，免费使用脚踏车、滑板车等多项优惠。会员月费为24.99美元。腾讯再次胜诉，三款头条系产品被禁止直播腾讯游戏 36氪获悉，7月23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应腾讯公司主张，发布两个行为保全禁令，要求火山小视频停止以直播方式传播《王者荣耀》，要求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停止以直播方式传播游戏《穿越火线》。摩拜在上海宣布新版计费规则，起步价从1元涨至1.5元 36氪获悉，近日，摩拜（现美团单车）在上海宣布新版计费规则，起步价从1元涨至1.5元，时长费不变，维持每15分钟0.5元的价格，规则自7月26日执行。今年4月，哈啰、摩拜和滴滴接管的小蓝单车先后宣布在北京地区涨价，时长费皆从1元/15分钟调整为0.5元/15分钟。对于涨价，摩拜称，是为实现健康可持续运营京东健康CEO辛利军：未来会考虑单独上市 7月23日，京东健康CEO辛利军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京东健康）四大核心业务中，医疗电商目前占较大比重，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其他业务会持续并行发展，暂未有主次之分。对于京东健康在集团内部的位置，辛利军表示，独立融资已证明其重要性，未来会考虑上市。（南方都市报）中兴通讯与中国汽研达成战略合作 36氪获悉，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5G、C-V2X、云计算、MEC、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精度定位等技术与车联网领域的深度融合，在技术支持、技术创新、试验示范、项目推进、实施交付、服务运营等层面，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与实质性合作关系。 TCL回应拟并购JDI传闻：暂无一致性意向和协议关于近期TCL拟控股JDI公司并借此进入苹果产业链的消息，TCL今日回应称，公司正围绕下一代核心发光材料及重点设备领域投资下一代印刷打印OLED，并积极寻求业务拓展和战略合作机会。目前，公司与包括JDI在内多家公司进行了交流，暂无一致性意向或者协议，后续如有进展将按规定对外披露。（证券时报）微信支付推出“微信机上付”，在春秋航空试点上线 36氪获悉，7月24日，微信支付正式推出空中离线支付产品“微信机上付”，并在春秋航空往返上海与成都9C8887/9C8888两次航班试点上线。在7月24日至7月28日期间，乘坐该对航班的乘客可先行申请体验服务。今日头条联合23家移动平台发起“亲情守护计划” 36氪获悉，在今日头条“科技向善万家团圆”发布会上，主办方透露，自2016年2月今日头条公益寻人项目“头条寻人”启动以来，截至今年7月，已经帮助超过一万个家庭团圆。会上，主办方还宣布联合京东快递、达达等23家移动平台发起头条寻人“亲情守护计划”，加入计划的成员将陆续接入头条寻人技术接口，借由各自的地理位置推送技术，帮助更多走失者更快回家。荣耀智慧屏将配备NFC技术，打通平板电脑、手机 36氪获悉，据荣耀方面透露，8月初即将发布的荣耀智慧屏将会通过近场通信技术（NFC）打通屏幕与屏幕，实现平板电脑、智慧屏、手机之间的连接。众安获互联网医院牌照 7月24日，众安保险宣布已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并首次公开众安互联网医院的新布局。众安保险入局互联网医院后，将打造连接医院、药店、保险公司的一站式服务。（中证网）爽约巴菲特午餐的孙宇晨，发推自证身处旧金山北京时间7月24日凌晨，孙宇晨在推特上发布了其在旧金山家中的图片和视频，疑似回应其被边控传闻。图文显示他在旧金山的家中，从其家中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海湾大桥（bay bridge）。另一条是时长为9分40秒的直播，直播视频中，孙宇晨在旧金山家中侃侃而谈，其中也有海湾大桥的镜头。（澎湃）投融资 “尺度”完成千万级Pre-A轮融资 36氪获悉，近日，投资社区“尺度”已经完成千万级人民币的Pre-A轮融资。本轮投资方为深圳前海毅德，是港股上市公司毅德国际控股旗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尺度科技创始人、CEO黄利明表示，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尺度App在信息数据、技术升级、用户运营、商务拓展等方面的投入，尺度科技将进一步向投资社区平台和资本市场信息数据服务商转变。生鲜新零售公司“叮咚买菜”已经完成B4和B5轮融资 36氪独家获悉，生鲜新零售公司“叮咚买菜”已经完成了B4和B5轮融资，星界资本为领投方，跟投方包括了华人文化产业基金、BAI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启明创投以及龙湖地产。叮咚买菜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俞乐对36氪表示，团队目前会更关注业绩，对于具体融资情况，暂不作回应。新产品网易游戏宣布推出首款MR全息竞技游戏“刚枪大乱斗” 网易游戏宣布推出首款MR全息竞技游戏“刚枪大乱斗”（Blaster），该项目由网易游戏联合Ximmerse共同打造。该游戏是一款大空间多人对战的MR全息竞技游戏，就像是现实版的吃鸡，融合虚拟与现实，打破次元壁让玩家在全息图像中对决。同时，可以与真人对手面对面交流。（蓝鲸TMT）其他重要资讯福布斯2019中国慈善榜：许家印、杨国强、马云前三 36氪获悉，福布斯中国今日发布2019中国慈善榜，今年共有100 位企业家上榜，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碧桂园主席杨国强家族、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分别以40.7 亿、16.5 亿及9.8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前三。马化腾，卢志强，李彦宏、马东敏夫妇，黄朝阳，龚俊龙，陈发树，党彦宝分列4~10位。北京地铁测试人脸识别技术，未来市民有望刷脸乘坐地铁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消息，亿通行App年底前就可以实现扫码乘公交。此外，地铁车站也将支持微信、支付宝购票、充值和补票，目前相关设备正在调试改造中。不过由于各站设备不相同，具体投入时间也不一样。据介绍，地铁部门已开始测试面部识别技术，目前正在机场线内部小范围测试中。“我们正在验证照片库的精确度，一旦能够确保100%验证成功，将会在全路网铺开。”（北青报）原文链接朝外SOHO开通中国移动5G信号 36氪获悉，SOHO中国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朝外SOHO正式开通了中国移动的5G信号。根据测试数据，5G网络手机下载速度为1022Mbps，上传速度为102Mbps。 36氪每日商业精选商业精选是36氪的一个日更专栏，每天从海量信息中精选8条要闻，帮你省时间，主编条条做点评，帮你做判断。以下是专栏的一个小栏目——小数据，查看完整内容，请戳链接订阅哦。 http://dlvr.it/R90P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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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huanews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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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之罪》制片人齐康、导演吕行：要做更加符合欧美标准的内容摘要：“《无证之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机会继续接住，然后发挥出来，拍的越来越好，这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问题。”作者|邵乐乐以下是《三声》与《无证之罪》制片人齐康、导演吕行的对话整理： “《无证之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机会继续接住，然后发挥出来，拍的越来越好，这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问题。” 作者 | 邵乐乐以下是《三声》与《无证之罪》制片人齐康、导演吕行的对话整理：听说《无证之罪》最早是要做电影的。为什么后来改做网剧了？齐康：我们当时对于这个故事，定位是想做一个3000万左右的轻体量、风格化的犯罪类型片，也是按照这个既定的方向，找到了经验丰富的合作方和编剧、导演，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自身的行业经验较浅，对于商业市场和电影形态的判断上缺乏自信和方法，导致项目遇到了一些瓶颈。但幸运的是，在那个节点，爱奇艺版权中心总统筹何昌胜向我们年轻团队抛出橄榄枝，希望把我们手中的《无证之罪》和他们库里的《坏小孩》和《长夜难明》打造出一个系列感较强的网剧，这给了我们启发以及机会。再加上爱奇艺龚总、戴总盛邀韩总（韩三平），希望他来加持高品质项目，而我们的CEO何俊逸曾是韩总的部下，出于对何总的信任，韩总也愿意来给我们做监制，于是天时地利人和，就促成了网剧的出炉。齐康怎么找到吕行导演的？齐康：我跟吕行是同届同学，最早一起拍过东西。正好他也有档期，我们就一起聊，大家认识上都很一致，就一起做。吕行：这个剧的创作团队都属于我们生活中比较交叉和重合的，剪辑、摄影、美术大家都是同学和多年的朋友，编剧也认识，大家聚到一起，是一个团队。《无证之罪》有非常明显的电影感，这是一开始就决定要呈现的特色吗？吕行：对。一个剧的场景和人物造型、剧本，都是围绕一个故事展开的。在拍摄过程中，你用的电视剧当中惯用的手法越多，你离电影感就越远。所谓的电影感，就是你在一般电视剧常规拍摄方法中没有见过的那部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做足电影感？因为从产品形态上来看，影视产品会呈现一个金字塔的状态。底层可能是大量的网大，再往上是网剧，或者是电视剧，塔尖就是电影。现在这个基础市场上已经做得不错了，量也有了，如何向塔尖上走或者说突破产品的交界点？所谓的电影感是一种路径。同时，我们也会参考国外的产品形态和工业体系。付费美剧先天有电影的基因在，就很有电影感，当然如果美剧跟美国电影相比，电影感会有差别。但是拿美剧跟国内的电影相比，就已经很具有电影感了。所以《无证之罪》后来瞄准的目标，就是要做付费的季播剧，会更倾向于做有独特性的产品。吕行这个技法对于你来说是没有门槛的？吕行：对，因为你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相当于你是一个厨师，你会做肉。但是最近客观条件不行，你只能做青菜。但过两天来了肉，你还是会知道这个肉应该怎么做。第一次做网剧会有心理抵触吗？在认知上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障碍吗？吕行：还好吧。我刚毕业的时候就在电视剧剧组做执行，对于这个行业已经有一定的接触和认知了，所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网剧一开始的时候是段子剧，就几万块的预算，那个时候也没想过做这个东西。后来网剧的规格和体量实际上跟现在的电视剧没有什么差别，加上观看形��比较自由，大家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看，而且会真真正正去看，不是听，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以前电视剧的样式、题材和类型相对来说更严格一些，要求也多一些。但是在网剧这边，平台对我们的干涉更少一点，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用2C的思维去做项目。齐康：对于我来讲，最开始是有抵触的。因为我是想做电影的，毕业之后也一直在做电影，可能和教育理念基础以及产品认知偏差有关系。《无证之罪》中，属于吕行导演的东西是什么？吕行：这个没有办法条分缕析说清楚。但这个戏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一些对于做好剧比较痴迷的人，甚至属于“不择手段”的人。我们会对剧本、演员、美术、摄影，要求所有的主创部门在自己的技术动作上，一定要做到位，做不到位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比如从剧本阶段，我就跟编剧一起磨。只要这场戏没有人物性格，或者没有戏剧冲突，我们就要把它拿掉。因为我们只有12集，而且是付费剧，你一旦让观众不感兴趣，人家就不付费了，说起来很残忍。哪些重场戏的设计是你们特别有执念，一定要放进去的？吕行：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郭羽、黄毛、朱慧如在大桥下那场戏，演员脸上有火车经过照过来的光。实际上火车离现场很远，那个光不存在的，那是我跟摄影一起讨论，让灯光师做的。这个就属于一种设计、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没有也无所谓，观众不会去在意。但是有的话，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叠加在一起，观众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一样，观众是有感受的。李丰田抽烟那个其实也是经过导演、演员、摄影不断磨的过程。最初在剧本阶段，它只是“留在现场的一个烟头”这么一个细节。跟编剧聊的时候，觉得这个细节的感觉稍微差一点，它想把烟嘴给撕了。准备拍之前，演员试戏的时候发现，把烟头死了之后，一抽烟抽一嘴烟沫。后来宁理老师自己回家练，发现倒着抽很好。在这个基础上，我又跟摄影商量，李丰田出场就两个镜头，在他点烟之前，所有东西都是他的背景去完成，他点的那一下就让观众知道雪人出来了，一定要强调这一点。这种东西在你之前拍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很少有机会去实现？吕行：那当然了。第一，编剧、评审台、投资方大家能不能在一个层面上理解内容；第二，人家要求你一天拍七八页纸，你不能让摄影过来坐那儿等；第三，你要做这种独特性的东西的时候，制片层面愿不愿意跟你配合。齐总（齐康）本身对电影要求很高，对我们来讲这是好事。人家对品质有要求了，你才有机会在里面设计这些细节，你才有空间去把这个剧的独特性发挥出来。否则，人家从周期上、预算上很多方面给你要求，你就必须得在限定的范围内完成这个剧本。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一部分国产剧不是很好看？我个人理解从故事的完整性来讲，只完成了最基本的叙事。那你除了这些最基本要素的之外，有什么东西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东西就是导演的独特性。电视剧是严格的2B生意，网剧更偏2C一些，2B和2C对你们来说，在内容的把控、生产的思维上有什么影响？齐康：2B、2C对于我们的创作影响没有那么大，到最后其实都要有一个2C的思维。有了互联网平台的好处是，平台更像我们的战友一样，他们对于数据的收集，数据的积累，以及客户的积累这个层面上来讲做得更好一些，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它会帮助我们一起来判断观众想看什么，思考你的目标用户是谁。爱奇艺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思路和节点把控？齐康：我们是新团队，平台在开机之前对我们的要求会非常多，包括每次进程汇报、场景选择、剧本进展、团队组成、预算分配、演员选取和制作规划，他们会要求非常严格。比如，对于这种轻体量犯罪类型的剧来讲，他们希望在演员的选取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加入进来。这些要求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合理的，有要求，我们也才会更严格要求自己。但是真正制作层面，他们给我们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包括12集的形态、剧集的体验，给的空间都很大。他们只是在关键节点进行判断和把关，比如中间会探班看拍摄情况、看前期拍摄素材。后期剪辑阶段，也会给我们提哪些节奏慢了需要调整，哪些比较好可以坚持。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甲方乙方的状态，大家合作非常好，各自提供各自的角度和思维模式，因为目标都是希望把这种产品形态做成。从最早龚总（龚宇）去请韩总（韩三平），到总制片人戴总（戴莹）对项目整体方向的判断、沟通，跟我们对话，再往下制片人和执行制片人，爱奇艺的分工很细，每一个工种的沟通都很专业。这个项目也是他们希望做的产品升级，从《心理罪》《灭罪师》到《余罪》和《无证之罪》，犯罪悬疑这个类型，在爱奇艺整个的脉络上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把每一方面做到极致，时长、卡司、团队都更加精良。但这个升级只有你们才能去做吗？齐康：也不是说只有我们能做到，可能我们能想到了，努力实现了。制作成本有翻倍吗？齐康：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区别在于，我们只做12集。可能相同体量的投资，别人会做24集，那相对来说周期的控制、钱的分配就会分散很多。如何把监制韩三平拉进来的？他带给你们的帮助是什么？齐康：一方面是爱奇艺找到韩总。爱奇艺整个平台在做网剧整体战略上的产品升级，他们希望请一些韩三平、冯小刚、周星驰这样的大咖做监制，来加持优质网剧升级。另一方面，韩总跟我们公司CEO何俊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两个层面打通了就顺理成章了。韩总从大的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包括跟平台的沟通，对大的创作方向的把关和指导，对演员的选择等等，这些方面监制会有天然的信任感在。秦昊就是韩总监制《妖猫传》的时候，把剧本推荐给秦昊的。这些前辈更多的是给我们信心和支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挺重要的。否则，我们其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那怎么敢往前迈？回头来看，《无证之罪》的成功偶然性大么？齐康：我觉得不是偶然性，是我们这波人积累到一定程度上的发挥。但是会觉得很幸运。比如爱奇艺找韩总给我们做监制，平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宽容度让我们做12集的形态。这一切都挺幸运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可能都不会这么圆满。在所谓201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是被大家关注到的幸运的人。很快，明年（2018年）上半年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他们会成为新的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相互竞赛、互相参照着往前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以新人的态度不断的要求自己。但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新人出来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窗口期可能只有这几年。齐康：对。现在好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就出来了，相对来说时机上是比较幸运的。但是未来行业发展到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么跳了。但我们有文化诉求，有审美趣味，有专业技术，只要保证内容质量，总有一个生存空间，文化市场不会也不能有寡头和所谓的权力。《无证之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机会继续接住，然后发挥出来，拍的越来越好，这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问题。目前，网剧市场垂直化、类型化的东西做到极致会比较容易出来，你们之后继续做类似的片子么？有明确的厂牌意识么？齐康：会，比如我们肯定会尝试突破，把犯罪悬疑剧类型做不断的升级和突破。因为市场越来越细分了，大家的选择多了，尤其在互联网这个媒介下，所有的产品都可以挂在上面，在货架不成问题情况下，那就需要分类了，观众想去哪个门就开哪个门。对于轻体量的独立制片公司来说，你需要精耕细作，保证一年半到两年的节奏出一个作品，但是要保证每一个作品在市场中成为一个印迹，不能说今年没有作品就慌了。这才是导演、制片人、厂牌的价值所在。厂牌的价值不是眼前利益，不是你做出来一个《无证之罪》就怎么样，是需要五个甚至十个作品累积出来的。这是作品思维或者说创作思维、产品经理思维，而不是老板思维。你的创作经历是有限的，可能在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只剩下十部、十五部作品，那这十五部拍什么？所以从万年影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制片平台，能够先立足和依托于网剧市场，也不拍至所谓的电影梦和电影意识。现在我们已经聚集了几个制片人工作室，都有网剧项目在推进。吕行导演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吗？之前自己第一部作品是什么？吕行：我更希望把悬疑类型坚持做好，在产品形态、风格上做更多的创新。除此之外，也会尝试其他题材和类型。但归根结底，我们希望做更加符合欧美付费平台产品标准的内容。第一部我应该是拍了一个电影。从创作的结果来讲，它其实不能够代表我的创作水平和能力。但是对于我们艺术院校的人来讲，比较窘迫的一个现实就是你的理想追求，跟你的现实处境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所以我也想，在我不确定这个距离到底有多大的时候，我干脆做一次试试。因为你不做的话，其实什么也都不做了。也有同学花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磨一个作品，我也比较敬佩。但我我更愿意曲不离口，活不离手，勤学勤练，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自己的提高。做《无证之罪》的时候，会跟常犇、田里之间互相讨论请教么？齐康：会。当时常犇他们在海南拍，我们在哈尔滨，大家会沟通，你这有什么情况，我这有什么情况，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这个层面上特别好，大家会互相提醒，给一些建议。你们会怎么看包括田里、常犇、沙漠、刘畅这批人在内的共性的地方？吕行：我们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这是一个客观物理的属性。从主观上来讲，大家对于比较独特的东西，会追求的更多一点。常犇和田里前三套方案基本上都不会用，沙漠和刘畅也会跟我们聊，一个青春题材的网络应该怎么做得不一样。所以到市场上，先天就占有一定的先机，因为你独特，你就很难被量化和复制。齐康：我觉得对于所谓影视产品的工艺理解很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比较有一致性。这是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因为从一入学我们就开始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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