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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九年1920年1月10日

國際聯盟成立。

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成立於1920年1月10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後組成的跨政府組織，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主要任務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的成立目的如《國際聯盟盟約》所述，包括透過集體安全及軍備控制來預防戰爭，藉由談判及仲裁來平息國際間的紛爭。國際聯盟及其他同時期的條約也提到勞動條件、對原住民的公平待遇、人口走私與販毒、軍備交易、公眾衛生、戰俘待遇，以及保護歐洲的少數族群。1934年9月28日至1935年2月23日期間，國際聯盟達到極盛時期，會員國數量高達58個。

國際聯盟所體現的外交思維反映了數百年來世界外交方式上的根本性轉變。國際聯盟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因而需要依靠當時國際間的大國執行其決議、維持經濟制裁，或是在必要時提供軍隊，然而這些大國未必願意這麼做。經濟制裁也會傷害國際聯盟的成員，因此這些國家不願意配合。美國則因為參議院拒絕接受《凡爾賽條約》，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國聯。在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時，國際聯盟指責義大利軍隊將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醫療帳篷作為攻擊目標，貝尼托·墨索里尼則回應稱：「國際聯盟在麻雀大聲喊叫時運作的很好，但在老鷹掉下來時一點用都沒有」。

在1920年代國際聯盟有顯著的成功，也有一些早期的失敗案例，但國際聯盟終究未能阻止軸心國在1930年代的侵略行爲。德國、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均退出了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證實，國際聯盟無法起到維護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戰再度發生的作用。國際聯盟歷時26年，後來被1946年4月20日成立的聯合國所取代。此外，聯合國繼承了一些國際聯盟成立的機構及組織。

1920年到1945年國際聯盟各成員國的加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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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8日

首間華資百貨公司——先施百貨在香港開業。

先施（Sincere）是香港第一間華資百貨公司，1900年1月8日由在澳洲開果欄致富的香山（今廣東中山）籍華僑馬應彪創辦，是香港早年規模最大的百貨公司，亦為香港零售業創下多項創舉。先施的名字取自四書《中庸》篇「先施以誠」（原文：「經營之道，必先以誠施於人，而取信於人」）。先施的少東馬文輝是主張脫離英國政府殖民，香港民主運動與香港自治運動和香港獨立運動等活動的重要人物。

首間先施百貨開設於中環皇后大道中172號。當年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香港版本為中華百貨公司）與大新公司合稱後四大公司，全部都是香山同鄉人創立）。「先施」這個中文名源自英文「Sincere」的粵語音譯。

1917年，香港總店也遷往上環德輔道中173至179號，當時是一棟6層大樓，頂樓是先施樂園，是香港第一棟有升降機的大樓。1973年改建為27層大樓，而總部則於1995年3月13日遷往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

先施是香港首間推行貨品不二價及向顧客發出收據的零售商，先施亦是首間以女售貨員提供服務的機構（第一位是馬應彪的妻子霍慶棠），先施更是中國首間成立和製造自家品牌的汽水和化妝品及其工廠，當上海和廣州分店開業後，繼續興建工廠，為求每個地方的自家商品都各有特色。後來也是中國首間設有櫥窗陳列貨品。此外，當年是逢星期日休息，以宣講基督教義。1917年起先施在今日香港交易所的前身，四會合併前的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 然後，先施曾經與永安公司的禮券可以通用，更在港島分店舉辦瘋狂大減價，以慶祝地下鐵路港島綫（今港鐵港島綫）延伸至上環。

由於香港零售業的轉變，部份先施百貨分店先後結業，包括2000年九龍城��場分店及2001年銅鑼灣利舞台廣場分店。2003年8月，旺角亞皆老街分店則被中國大陸電器店國美電器代替。現時先施在香港有5間分店，由創辦人馬應彪的後人經營，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為馬景煊。

除百貨業務外，先施亦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經營家居傢俬業務「Sincere Living」、360全面體廣告公司、Uniglobe旅遊公司等等。先施亦曾在奧海城二期開設22nd avenue時裝店。

香港上市公司「先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是先施人壽有限公司及先施保險置業有限公司，兩者皆創立於1914年。

先施台灣分店「先施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號、台北捷運文山線南京復興站旁，2010年結束營業、改為慶城街1號商場。同年，香港旺角瓊華中心一個3萬呎樓面面積獲租予先施，租期10年。

先施台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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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1月5日

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就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布拉格之春運動開始。

布拉格之春（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才告終。

在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顯示出越來越強烈的獨立傾向。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樣，完全拋棄了舊有的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在冷戰期間，這是華沙條約成員國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絕蘇聯的援助而寧願屈服於希特勒的經驗，都依然清楚地存在於蘇聯每個人的記憶之中。在捷共內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數派—尤其在高層領導中—拒絕放鬆黨對社會的控制權，並且密謀在蘇聯的領導下推翻改革者的領導。

與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過一場平穩的政治變革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上台，並沒有發生如同匈牙利一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動盪。但是，蘇聯期望在其盟國中推行蘇式的政府模式，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武力來強制實現。這種政策因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而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其實這種政策最早從史達林時代就開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將其公之於眾而已。蘇聯的這種霸權主義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被戈巴契夫的辛納屈主義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大會已經��備支持改革派，並削弱史達林主義者的力量。在一個工廠里，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中只有少數批評，因為在冷戰時期，由於核對峙的存在，西方國家無法挑戰蘇聯在中歐地區的霸主地位。這次軍事入侵導致了約有10萬人左右的難民潮，其中包括了許多精英知識分子。這次事件也改變了在許多西方國家左翼分子對列寧主義的左翼人士的同情態度。

這起事件的名字曾由韓國的「漢城之春」（首爾舊名）和中國的「北京之春」所借用，也用來稱呼後來的政權變更，比如「阿拉伯之春」。

芬蘭赫爾辛基民眾遊行抗議多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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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日

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50卷出版。

《海國圖志》是清朝人魏源所編撰的一本古籍，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口號。

林則徐做欽差大���時，命人編譯英國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鴉片戰爭後，林則徐被遣戍伊犁，將書稿全部交給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魏源以這些書稿為基礎，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資料，一年後成書，初版五十卷於1843年1月刻印於揚州。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將《海國圖志》增補為60卷本；到1852年又擴充為百卷本。此書在中國未受到廣泛關注，「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流傳至日本後啟發明治維新及成為天皇和大臣必讀書籍。

《海國圖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現所謂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學家鄒漢勛和江寧名士汪士鐸皆曾協助校勘。1852年增為100卷後內容並無太大更動，「百卷本全書約88萬字，並有各種地圖75幅，西洋船、炮、器藝等圖式42頁」。其間魏源還與陳澧進行多次切磋，陳澧為此還寫了《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信中陳氏表示「以為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

魏源在書中亦附上自撰《釋五大洲》、《釋崑崙》，一方面說明現今世界民情，另一方面又否定地球五大洲之說，認為是「強割為五為四」，「華夏文化的優越感、天朝上國的自負意識，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礎，他並沒有視西方為真正平等獨立的國家」。

該書對日本國產生了深遠影響，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團到清朝考察，其成員之一高杉晉作在上海買書，詢問書店是否有《海國圖志》、陳化成、林則徐等開明知識分子的書，書店老闆回答都沒有；高杉晉作在日記里寫下：「清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清朝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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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年1月2日

林保全在澳門出生，並於出生地度過童年歲月。中學時來港、同時開始接觸話劇。畢業後於銀行工作。1971年，林保全因看到姜中平配音的電視劇《泰山》而對配音有興趣，便寫信到無綫電視自薦，面試後入選而加入無綫電視，並於同年3月15日加入無綫電視配音組。他成為了資深男配音員譚炳文及丁羽的徒弟，及後女兒林芷筠亦成為無綫電視前藝員及配音員，也是丁羽的乾女兒。

林保全在香港電影配音時代為影星洪金寶及傅聲本人指定的配音員，亦曾為內地演員王剛、台灣演員趙舜、葉民志、日本演員古田新太、岡山一、美國演員佐治·古尼的常任配音員。

林保全於1982年開始配演《叮噹》（現稱哆啦A夢）一角（他認為「叮噹」兩字比「哆啦A夢」較親切，但強調須依據作者意思。）深入民心，自此少有變更，是該動畫港版配音員中配音時間最長的一位（32年），陪伴幾代人的童年時代，可說與《叮噹》或後來的《哆啦A夢》畫上等號。亦因如此，他在香港配音界中知名度極高。常以「多啦聲」為賣點配演廣告，而��資訊遊戲節目《千奇百趣系列》中更直接代入哆啦A夢一角旁白。但他個人表示為哆啦A夢配音是很「嘥氣」（費力）的，由於日本配叮噹/哆啦A夢的聲音較尖 （由女配音員聲演，現任日配配音員為水田山葵），所以他配音時亦需盡量用一個較尖聲音來配音。對於哆啦A夢這角色，他表示喜歡哆啦A夢常常幫助大雄。除了哆啦A夢，林保全其他代表作包括足球小將的林源三、成語動畫廊的熊貓博士等。其後，他在1991年12月轉往亞洲電視配音組，1993年8月重返無綫電視配音組。

林保全在不少訪問中都表示沒退休打算，更指只要一天能發聲，一天都能配音，堅守「活到老，做到老」的信念。他在2014年獲頒無綫電視長期服務20年金牌。他在訪問中表示，他所配音的角色中，雖然喜歡哆啦A夢、但並不是他最喜歡的角色；他最喜歡的是《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當中的和珅。

2015年1月2日，林保全於早上突然猝逝，送往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搶救，證實不治，終年63歲。恩師丁羽表示：林保全生前患有糖尿病，之前曾得高山症。2015年農曆新年上映的哆啦A夢電影《STAND BY ME：哆啦A夢3D》成為了他的電影遺作。

消息傳出後全港嘩然。當日社交網站及各大討論區皆有各種進行悼念，翌日多份報章均以他猝死消息作頭版。有部分網民稱忍不住流淚，因為他多年來聲演的叮噹/哆啦A夢帶給大部份港人美好的童年回憶。林保全在影視圈中有一定知名度，圈中藝人得知噩耗後亦紛紛在社交網站留言悼念，其中張敬軒除在Instagram撰文懷念聲演叮噹的林保全，更於1月3日「慈善星輝仁濟夜」演唱《青春常駐》時，由褲袋取出一個鈴鐺向他致敬，歌曲的首句歌詞「叮噹可否不要老 伴我長高」則常被用作懷念他。

日本動畫界知名聲優古谷徹得知林保全去世的消息後，於Twitter發表悼詞。

2006年7月，林保全與日本知名聲優古谷徹（左）於香港動漫節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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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八年1929年12月28日

中國工農紅軍紅四軍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確立在軍中的領導地位。

古田會議，指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紅四軍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第九次全軍黨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此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的會議之一。

井岡山會師之後，紅四軍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力量最強的一支武裝隊伍，也招致了國民革命軍的大力圍剿。1929年初，紅四軍在巨大壓力下撤出湘贛蘇區，轉而轉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在此期間，作為南昌起義餘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義部隊代表的毛澤東，對許多問題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爭」。當時，中共對紅四軍進行領導的三個機構：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前兩個均是毛澤東任書記，後一個先後由陳毅、朱德任書記。1929年2月3日，紅四軍召開羅福嶂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成功地取消了紅四軍軍委，將其改為政治部，毛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9年6月，在福建龍巖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軍黨委和軍委書記，大多數代表都投票陳毅為軍委書記，只有林彪少數幾個人投票毛澤東為軍委書記。隨後，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到閩西蛟洋（今上杭縣蛟洋鎮）養病。1929年9月，陳毅化裝繞道香港去上海，參加黨中央召開的軍事聯席會議，向中央軍委彙報紅四軍七大的情況。根據聯席會議精神和周恩來的指示，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來信強調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指定毛澤東仍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29年9月召開過紅四軍八大。

12月28日至29日，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0多名。大會由陳毅主持。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與會者討論了中央指示和上述報告，總結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為前委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1931年4月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第一號中指出：「流氓路線曾經在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進攻，起了領導作用，統治了前委，黨的正確路線，一時失敗。經過八次大會，特別是九次大會嚴重奮鬥，流氓路線的領導又從事實上宣告破產，正確路線對於流氓路線的堅決鬥爭，才在這個時候作了一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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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七年2008年12月27日

加薩戰爭開始於2008年12月27日上午11:30（當地時間）。以色列國防軍對巴勒斯坦加薩走廊的哈馬斯目標執行代號「鑄鉛行動」（Cast Lead Operation）的空襲。摧毀了包括警察局、監獄和指揮中心等450個哈馬斯目標。聯合國說，頭兩天的空襲共造成32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1400人受傷。為報復以色列軍事打擊，哈馬斯向以色列境內目標發射火箭彈和迫擊炮還擊。同時以色列北部也受到來自黎巴嫩方向發射的火箭彈襲擊。

空襲持續一週後，以色列於次年1月3日派出地面部隊進入加薩走廊。

以色列聲稱，本次戰爭行動的起因是哈馬斯利用停火期秘密運入大量火箭彈，並在停火期滿後向以色列發射大量火箭，襲擊平民，僅12月24日哈馬斯就向以境內發射超過80枚火箭彈。

媒體指控以色列在人口密集的加薩走廊使用違禁武器白磷彈，如《泰晤士報》。以色列在2009年1月20日公開承認在加薩戰爭中使用了白磷彈。

此次戰鬥的軍事力對比，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只有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前蘇聯以坦克鎮壓群眾的情景可以相比。在美國的支援下，以色列的陸軍有高科技的梅卡瓦主戰坦克，海軍擁有先進的隱形護衛艦，空軍則有美國F-15和F-16戰鬥機，以及阿帕契戰鬥直昇機。相較之下，以色列的隔離牆讓當地成了150萬人的巨大難民營，哈馬斯只有火箭彈、迫擊炮和機槍等一些重型武器，兩者間武力差距有如天壤之別。再加上以色列在進攻前，對加薩地區進行了18個月的封鎖，當地物資極為缺乏，2009年1月3日以色列地面部隊入侵加薩後，更讓整個加薩城陷入了斷水斷電的情況。雖然哈馬斯在戰力上居於劣勢，但是與匈牙利十月事件不同的是，加薩地區有150萬民眾支持著哈馬斯，這也是哈馬斯也在以色列的封鎖與軍事打擊中屹立不搖的原因之一。

隨著以色列對加薩地區的轟炸與攻擊，加薩地區民眾的死傷直線上升，美國的喬治·沃克·布希政府，支援以色列對加薩的進攻。

2009年1月14日，恐怖組織頭目奧薩瑪·賓·拉登打破了長期的沉默，號召全世界穆斯林支援加薩人民。他特別點名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將是個關鍵，從1月20日起，歐巴馬就必須接下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游擊戰與2007年－2010年環球金融危機三大爛攤子。

而在1月8日，1月14日，分別有多枚火箭由黎巴嫩南部射向以色列，擁有3萬枚火箭彈的黎巴嫩真主黨表示：「如果真主黨決定襲擊以色列，並開辟第二戰線，那麼真主黨有能力向以色列同時發射數十枚甚至數百枚火箭彈。」

2008年12月28日，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譴責哈馬斯沒有延長6個月的停火協議，首先發動對以色列的襲擊，引發流血衝突；阿巴斯還指責哈馬斯武力奪取加薩走廊領土，破壞民族團結的會談。

此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曾公開嚴厲譴責巴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用武力控制加薩是一場「政變」，並表示拒絕與哈馬斯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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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12月15日

美國憲法第一至第十條修正案獲得通過，後被稱為《權利法案》。

美國權利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的統稱。這些修正案的提出是為了緩解那些反對批准憲法的反聯邦黨人的擔憂，其中保障了多項個人自由，限制了政府的司法和其他方面權力，並將一些權力保留給各州和公眾。起初這些修正案僅針對聯邦政府有效，不過在第十四條修正案通過後，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統稱合併原則的進程將權利法案中的大部分條款應用到了各州。

這些修正案由詹姆士·麥迪遜在第一屆聯邦國會上作為一系列立法細則提出，先由聯邦眾議院於1789年8月21日通過，再於1789年9月25日通過國會兩院聯合決議案正式提出，1791年12月15日獲得了足夠數量州的批准而正式成為憲法的一部分並生效。國會一共提出了十二條修正案，但這次通過的只有其中十條，另外兩條中一條於203年後獲得足夠數量的州批准成為第二十七條修正案，另一條從程序上來說仍在等待各州批准。

權利法案列舉了憲法正文中沒有明確表明的自由和權利，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保留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個人財物搜查和扣押必須有合理頒發的搜查令和扣押狀的權利，只有大陪審團才能對任何人發出死刑或其它「不名譽罪行」的起訴書，保證由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而公開的審判，禁止雙重審判等。此外，權利法案還規定憲法中未明確授予聯邦政府、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保留給各州或人民行使。這些條款受到了喬治·梅森1776年的維吉尼亞權利法案、英國的1689年權利法令和諸如1215年大憲章在內英國早期政治文獻的影響。

權利法案誕生後的150年裡幾乎沒有對美國司法構成什麼影響，但在進入20世紀後情況有所改觀，成為許多聯邦最高法院重要判決的基石。文件最初有14份副本，其中一份長期存放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向公眾展示。

喬治·華盛頓一共手寫了14份權利法案的副本，一份交給國會，另外13份各交給一個最初立國時的13個州之一。送給喬治亞州、馬里蘭州、紐��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副本先後遺失，其中紐約州的還是被火燒毀的，而賓夕法尼亞州的副本則是在1865年4月某個時候讓一位士兵拿走了。遺失的4份副本中有兩份後來得以找回（被認為是喬治亞州和馬里蘭州的副本），其中一份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另一份則放置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北卡羅萊納州的副本於1865年4月時被一位士兵偷走，之後在2005年由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勞勃·金·惠特曼找回並歸還該州。

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的權利法案副本是在自由憲章圓形大廳展出。這個大廳於1950年代興建，1952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為圓形大廳致詞：「只有當這些文件都反映在美國人的思想和行為中時，它們才能繼續作為能夠改變世界力量的象徵，這種力量就是我們對人類自由的信念。」

經過50年後，文件的外殼有出現惡化的跡象，但文件本身仍然保存完好。因此到了2003年9月17日，文件外殼進行了更新，圓形大廳再次將其展出。總統喬治·沃克·布希致詞稱：「（美國）真正的革命不是對抗一個世上權力，而是申明一個高於世上任何權力的原則——每個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政府的責任就是確保所有人的這些權利。」1941年，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宣布12月15日為權利法案日，以紀念權利法案批准150周年。1991年，維吉尼亞州的副本在全國展出，以紀念其批准200周年，先後到訪了全部50個州的首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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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和九年835年12月14日

不滿宦官專權的唐文宗聯合李訓和鄭注發起甘露之變，但反而造成數百名官員遭到殺害。

甘露之變指發生於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農曆十一月的一次政變，宦官勢力得勝，造成朝廷數以百計的官員遭到殺害。

安史之亂後，唐朝宦官勢力開始坐大，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軍並且成為定制，從此宦官勢力變得不可抑制。寶曆二年（826年）農曆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殺害，另一群宦官王守澄、梁守謙則擁立唐穆宗次子李昂為帝，是為唐文宗。

文宗向來不滿宦官專權，大臣李訓、鄭注知道文宗有反抗之心，便與文宗密謀誅滅宦官。李、鄭二人是由王守澄的引薦而得以進入朝廷高就，文宗認為與二人謀事不易引起宦官們的警覺。雖然李、鄭二人的共同目標是協助文宗消弭宦官專權，但王守澄死後二人開始爭功，「及祿位俱大，勢不兩立」。九月李訓被升為宰相，同時把鄭注派到外地任鳳翔節度使，表面上是作為助援，實際上另有打算，如果消滅宦官的計劃成功，下一目標便是鄭注。

甘露之變後，宦官更加緊握軍政大權，君主的廢立、生殺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為中國歷史的第二次宦官時代的開始。所謂「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但甘露之變仍未改變牛李黨爭的本質，李德裕黨人陳夷行將鄭注事牽連李宗閔。他對文宗說：「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李宗閔黨人楊嗣復反駁：「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中書省、門下省官員入朝都與家人辭別，因為不知何時會橫遭不測。開成三年（838年）農曆正月，宰相李石騎馬上朝，中途險遭刺殺，不久辭去相位。唐文宗更受到宦官欺凌，一次問當值學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嘆道，「朕豈敢比堯舜，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連忙說：「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說：「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說罷流淚沾襟，周墀聽了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後來還干涉唐文宗的繼承人問題並為此殺死唐文宗的楊賢妃、弟弟安王李溶、唐敬宗子陳王李成美。直到唐武宗年間，仇士良才失勢而死。唐宣宗年間，遭甘露之變波及的王涯、賈餗等無辜者才得到平反，但宣宗同時也為仇士良平了反。

唐朝的宦官勢力直到朱溫在唐昭宗天復三年（903年）大殺宦官後，才終告消失，然而，唐朝不久也因朱溫建後梁篡位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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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

日軍攻陷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對當地軍民展開長達六周的大屠殺，超過30萬人被殺害。2014年2月27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經表決將12月13日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殺（南京事件、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事件，Nanking Massacre, Rape of Nanking）是侵華日軍在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全面升級的初期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實施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開始持續6周以上，直到1938年2月才開始有所收斂。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20萬以上乃至30萬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在大屠殺第一個月內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1945年日本投降後，1947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認為南京大屠殺中有超過20萬的中國人被日軍殺害。在中國，自1947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認為約有30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對遇難人數則曖昧不清。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估計有20萬人、4萬人、2萬人等幾種，也有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否認派」的論調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勢力的支持，在華人區引起反感，這也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題之一。

許多曾在當時南京附近作戰的日籍老兵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日本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抵賴者等各種說法。

中國大陸與日本否認派都一致認為，國民黨當時的無能作為是導致南京軍民大量死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親身參與作戰的前國軍將領則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蔣介石消極抗日、屈辱投降、賣國投降所導致的結果。但是，日本的南京大屠殺責任否定派同時主張，對中國軍隊前期頑強抗戰所造成傷亡的報復是促成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另外，中國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王奇生在〈抗日戰爭研究〉中指出，國民黨軍習慣性假造數據，不管是戰績虛報、軍餉虛領或誇大日軍傷亡等等，經常性的擴大十倍來計算，因此相關數據並不可信。他並引述1943年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人所說：「中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採信」。這一觀點也被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否定派用於質疑遇難者人數等方面。

1951年9月8日，部分聯合國成員國在美國舊金山簽署了對日本國的和平條約《舊金山和平條約》。條約承認日本負有戰爭賠償責任，但是「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且不足以完全賠償前述之一切損害與痛苦」，條約規定簽署國放棄要求日本國提供勞役補償及打撈沉船費用等以外的權利。由於當時的聯合國成員中華民國沒有簽署該條約，1952年4月28日，日本與中華民國單獨締結《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所謂《中日和約》。該條約及補充文件規定中華民國放棄要求日本國賠償戰爭損失及提供勞役服務的權利。

1972年9月29日，日本國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並聲明廢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該條約隨之淪為單純記錄歷史的一張紙，曾經存在的相關法律責任和政治約束永久消失。同一天，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日中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2015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諮詢委員會對中國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進行審核。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公布2014—2015年度新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項目名單，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日軍正揮刀斬殺中國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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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

中國國民革命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拘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以迫使他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國共內戰末期的一場軍事政變。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並殺死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終，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釋；從而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建立。

事變中，共約800至1000人遇害。中央委員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士隊長高鳯梧、監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1937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同胞、同志書稱，經過西安事變，「實足以證明吾國家之統一基礎，確已穩固；全民族之集體力量，確已形成；吾全國同胞對於國事之關懷及對於本黨領袖之擁護，亦已為世界所共認」。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西安事變後，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停止安內攘外政策，建立蘇聯期望的抗日統一戰線。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出指示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紅軍及地方部隊應停止向中央軍及馬鴻逵軍之進攻，並請國軍亦勿再有攻擊行動。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獲得休整與壯大的機會。紅軍從陝北南下，占領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中國共產黨開始和中國國民黨合作談判。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中國共產黨政治犯釋放，如薄一波和陶鑄。中國共產黨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中共北方局工作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美國作家、《法蘭克福報》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記述：「對中國的未來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紛紛傳來了。第一個消息是有關汪精衛的報道。前任國民政府主汪精衛自從遇刺受傷後即僑居德國養病。他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立即趕赴柏林和希特勒開黑會，然後乘專機回國，醉翁之意顥然是要上台執政。日本侵華司令長官也在華北召開黑會，對南京國民政府提出警告，聲稱必須粉碎西北軍隊結成聯合陣線。」

史達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1937年3月29日，蔣當面逼楊虎城辭職出洋，楊被迫於4月27日提出辭呈，4月30日獲准，6月29日出國「考察」[4]:633。抗戰爆發後，楊返國秘密潛回香港打算以抗日之名重掌兵權。剛踏上國土即遭逮捕，長期被關押。

1949年，蔣離開中國大陸前夕，楊虎城被殺害於重慶。傳聞蔣指示毛人鳳，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殺害楊，楊虎城及兩名子女連同副官與秘書及警衛都遇害。

12月30日，軍事法庭審判張學良，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937年1月4日，蔣向國民政府呈請張「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動，努力自贖」。1月4日，林森主持召開第二十二次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張特赦，發布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張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之生活。從此張遭到長達數十年軟禁。1991年張學良獲准去美國探親，才算獲得自由。

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後，張為何要護送蔣去南京，當時，楊就極力勸說，而周恩來更是特別趕到機場打算把張追回來，但張聲稱要負起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最終還是護送蔣前往南京。

根據張後來自己的說法，隨蔣去南京完全是他的個人決定，沒有任何人影響到他。他認為兵諫蔣介石的「禍」是他闖的，他做為一軍統帥，有義務為手下兵士負責，不應該由於他一個人的舉動而牽連全軍官兵。故而事變結束後，張學良隻身隨蔣前往南京，聽憑蔣介石發落，希望一切西安事變的後果責任，全由他個人承擔，不要連累東北軍。

既然蔣已經同意抗日並成為了全國的抗日領袖，張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樹立起領袖的威嚴，張學良說：「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他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當時周恩來、楊虎城都反對張計劃隨蔣去南京，只有宋美齡支持，她認為張「能夠親自隨蔣返還南京，更說明這個事件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連叛軍將領都來親自負荊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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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六年1927年12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發動國民革命軍左派力量和工人組織攻占廣州，廣州暴動爆發。

廣州起義又稱廣州暴動，是1927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2月在廣州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策動的三次暴動之一，而前兩次分別是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

1927年下半年，由於共產國際在中國事業遭到嚴重挫敗，史達林的中國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評，於是，史達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陸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奪取政權，以此證明其中國政策的正確。不過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廣東、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歸於失敗。但是，共產國際仍然計劃在某一個省份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當南昌暴動部隊向南撤退時，共產國際計劃在廣州發動暴動，配合南昌暴動部隊佔領廣州，在廣州建立蘇維埃政權。10月，葉挺、賀龍的部隊潰敗後，廣州暴動的計劃一度準備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實行全國武裝總暴動，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時，張太雷、葉挺、徐光英、曹干延和一名朝鮮炮手，趁廣州周邊發生戰事，張發奎、黃琪翔派兵迎戰，城防空虛時，來到葉劍英教導團，進行部署，殺死代理團長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動分子」。

凌晨3時30分，工人赤衛隊攻打位於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廣州市公安局，釋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導團、特務營一部共2000餘人以及大約2000名工人赤衛隊參加了暴動，打敗沙河燕塘一帶的炮兵，大部分廣州城已經被攻佔，但是第四軍軍部、十二師師部和仰忠街軍械處始終未能攻下，於是放火焚燒。不過河南（海珠區）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張發奎、黃琪翔及廣東省主席陳公博均於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軍）駐地。張發奎請託一位商人譚禮庭出面，得以進入沙面英租界拍發無線電報，13日，張發奎調動外圍部隊回師廣州敉平暴動。

暴動的領導人包括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人。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公開開著領事館的汽車，插著紅旗穿過街市。

這時，張發奎部隊陸續抵達廣州，從四面攻入市內。於是在廣州發生激烈的巷戰。12月13日，張發奎部隊奪回廣州，中共軍隊撤離廣州，向東撤往海豐，紐曼也逃走，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則在被捕後遊街並被槍斃。郝史在試圖乘領事館汽車前往蘇維埃總部時被捕，隨身攜帶手榴彈。蘇聯領事館遭到搜查，領事鮑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婦遭到逮捕，由於駐廣州領事團的說服，領事夫婦才未被處死，在年底被驅逐出境。葉劍英和葉挺兩人在戰敗後化妝逃到香港。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關於死亡人數，中共方面認為包括5700多名中國人、100多名朝鮮人和5名蘇聯人。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東郊，即今日廣州市中心區中山三路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與其周圍繁華喧囂的商業氣氛形成強烈的對比。

12月14日，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暴動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蘇聯領事館。蘇聯則聲稱並不承認國民政府，各地領事館仍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如此（其實在張作霖搜查後，蘇聯代辦已離開北京使館）。至此，1923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徹底結束。

廣州暴動之後，張發奎、黃琪翔被認為負有責任，被迫將廣州交給桂系，北上江西，歸蔣介石節制；而汪精衛也受到壓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國，暫時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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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年1941年12月7日

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位於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致使太平洋艦隊重創，珍珠港事件發生。

珍珠港事件，又名突襲珍珠港，日本稱之珍珠灣攻擊（真珠湾攻撃）或夏威夷作戰（ハワイ作戦）、AI作戰、Z作戰，是大日本帝國海軍於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對美國海軍夏威夷領地珍珠港海軍基地的一次突襲作戰。

攻擊珍珠港的計劃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外交衝突。日本自1937年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後，長期無法脫身，經濟也每況愈下；為了繼續對中國的戰爭，日本國策逐漸走向奪取他國資源的計劃；1938年，時任日本首相近衛文博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嚴重威脅到美國在中國和亞洲的利益，引發了美國的強烈抗議。1941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從法屬印度支那撤軍，並連同荷蘭與英國對日本停止一切的石油出口。由於石油是日軍繼續戰爭的必備要素，美國此舉令日本最終決定南進政策奪取英國與荷蘭資源豐饒的殖民地；同時也因為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認為美國勢必加以干涉，因此必須給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致命的打擊，令日本在南進取得成果、鞏固勢力後，能在有利的條件下和美國和談。為此，山本擬定攻擊珍珠港的計畫。

日本海軍派出6艘航空母艦、共300多架戰機的兵力，分為兩波攻擊。由於美軍受到奇襲，日軍取得重大成果：擊沉及重創美軍8艘戰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摧毀188架戰機，造成2,402人殉職和1,282人受傷。然而，日軍的勝利並不完全：島上的發電站、維修設備、燃料和指揮總部大樓均未被破壞，未來海戰的真正主力——航空母艦均不在港內。即使如此，和美國的損失比起來，日本的損失甚微：僅損失29架飛機和5艘袖珍潛艦，共65名士兵陣亡或失蹤，並有一位日本潛艦乘員被俘虜。

這場軍事攻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由於日本這次未宣而戰的行動，美國公眾輿論憤怒不已，全國自孤立主義轉為支持參戰；而歐洲的德國和義大利也對美國宣戰，美國因此也加入歐洲戰場。美國強大的工業能力，給予各個反軸心國陣營大量的資源，導致最後軸心國的滅亡。另外，由於參戰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親同盟國、欲加入世界大戰的態度，出現知道日軍即將攻擊珍珠港、卻不加以警告的陰謀論，其至今仍充滿爭議。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羅斯福發表著名的《國恥演說》，聲稱12月7日是美國「活在恥辱中的一天」，後來成為該國的紀念日。

美軍戰鬥艦亞利桑納號中彈燃燒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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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1921年12月6日

英國和愛爾蘭代表簽訂把愛爾蘭分割成北愛爾蘭和愛爾蘭自由邦的《英愛條約》，次年同一日，愛爾蘭自由邦正式成立。

《英愛條約》（Anglo-Irish Treatyh），是英國與愛爾蘭代表於1921年簽訂的劃分愛爾蘭島歸屬的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屬英國的愛爾蘭爭取獨立的鬥爭更加高漲。新芬黨在都柏林召開國民議會，發表獨立宣言，宣布成立共和國，並開展游擊戰爭。1921年夏，英國自由黨的大衛·勞合·喬治政府被迫與愛爾蘭簽訂停戰協定。1921年7月雙方在倫敦開始談判，與新芬黨談判代表阿瑟·格里菲斯和麥可·柯林斯於12月6日簽訂此約。

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把原先統一的愛爾蘭島分割為兩部分，南部26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北部6郡（現北愛爾蘭），則劃歸英國。自由邦名義上享有自治自決的全權。但其對外政策和一部分內政仍置於英國監督之下。自由邦必須效忠英王，議會通過的法律，需經英國總督批准方能生效。

此外，英國藉口防務需要，繼續控制某些港口。1922年1月7日，愛爾蘭國民議會以64票對57票通過，1月14日，予以正式批准。據此條約，在愛爾蘭南部實現有限的自治，基本結束了長達70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但是北愛爾蘭被人為地分割出去。

愛爾蘭南北分裂後，自治政府軍與共和軍之間爆發內戰，即為愛爾蘭內戰，後來英軍加入戰爭。

《英愛條約》簽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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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12月5日

在七年戰爭期間，腓特烈二世率領的普魯士軍隊在洛伊滕會戰中戰勝卡爾親王率領的奧地利軍隊。

洛伊滕會戰（Battle of Leuthen），也常譯成魯騰會戰，是七年戰爭中普魯士與奧地利在1757年12月5日的戰役。以普軍大勝作結。此戰與羅斯巴赫會戰被譽為是腓特烈大帝最輝煌的戰績之一。

羅斯巴赫戰役之勝並不能改變科林戰役之後的劣勢。就在腓特烈奔向西南打擊法軍的時候，他留下來守衛西里西亞的貝費恩公爵，連續大敗於道恩元帥和卡爾親王的奧軍主力，西里西亞首府布雷斯勞陷落，全境幾乎被佔領，貝費恩公爵本人被俘。腓特烈聞聽噩耗，留下斐迪南親王少量部隊擋住西方向法軍北返，儘管他在西里西亞已經沒有可以立足的基地，但是腓特烈以奇襲突然佔領奧軍在Neumarket的補給中心，出乎奧地利統帥部的意料。他們以為腓特烈在羅斯巴赫戰役之後，應該進營地過冬了。奧軍卡爾（洛林親王）和道恩元帥有66,000人。腓特烈儘管疲於奔命，但是仍然信心十足地以36,000普軍，尋找奧軍主力決戰，因為腓特烈錯以為奧軍只有36,000。1757年12月5日，洛伊滕會戰展開。

此役普軍傷亡約6,300人，而奧地利在戰場上損失了22,000人，其中12,000被俘，戰後齊騰指揮騎兵窮追不捨，又俘虜奧軍2,000人。此外，整個西里西亞被收復，布雷斯頓的奧地利守軍17,000人也向腓特烈投降。

總共算起來，腓特烈在洛伊滕戰場上消滅的奧軍，在4萬人以上。軍事史家把洛伊滕戰役許為腓特烈大帝軍事藝術的巔峰之作，就象拿破崙的奧斯特里茨戰役一樣。也有評家把發生在1個月之內，互相有內在聯繫的羅斯巴赫和洛伊滕兩大會戰，看成一個整體的大戰役。僅憑這兩場會戰，腓特烈就完全奠定了其作為古今最偉大名將之一的地位。

洛伊滕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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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三年2004年12月4日

颱風南瑪都侵襲臺灣，為臺灣氣象史第一個十二月侵臺的颱風。

中度颱風南瑪都（Typhoon Nanmadol，國際編號：0427，聯合颱風警報中心：30W，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管理局：Yoyong）為2004年太平洋颱風季第二十七個被命名的風暴。「南瑪都」一名由密克羅尼西亞提供，是當地著名的遺跡南馬都爾。

中度颱風南瑪都最早是於2004年11月27日22時，由澎貝島（Pohnpei）南南西方155浬處的雷暴雨叢發展起來的。11月28日18時，在雅蒲島東南東方約690浬處再進一步發展成熱帶性低氣壓30W。11月29日0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和日本氣象廳（JMA）分別對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並被命名為南瑪都，當時它正在副熱帶高壓脊以南向西移動。

南瑪都其後繼續增強，11月29日12時，在通過薩塔瓦爾島（Satawal）南部以後到達颱風的強度，其路徑也轉向西北西。11月30日8時，南瑪都通過了雅蒲島北部，帶來了強大的陣風。12月2日0時，南瑪都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東方約220浬處，增強為一個JTWC分級下的超級颱風，其強度到達了其生命週期的顛峰130kts（節，亦即浬/小時），換算大約是每小時150英里（約240公里）的強風。其後，南瑪都很快地接近呂宋島的陸地，同時整個系統也開始減弱，並被降格為颱風。12月2日12時，登陸菲律賓奧羅拉省卡西古蘭（Casiguran）。

路徑此時已轉向西北的南瑪都以約6個小時的時間橫越呂宋島，於12月2日18時再度入海，在被主短波槽吸引之前，西北向的路徑使得南瑪都進入了副熱帶高壓脊的弱點。12月3日間，南瑪都的強度在其路徑轉為北向後，減弱趨勢更加明顯，12月3日12時，中心到達台灣高雄西南方210浬處，12月3日18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對其發出最後警報，日本氣象廳仍繼續發布定時報告。南瑪都的雲團在其路徑轉為東北東而橫越南台灣後，也變得愈來愈不對稱，日本氣象廳最後在12月4日6時中止發報。同日7時40分，南瑪都登陸台灣屏東縣枋寮鄉，也成為過去107年以來，第一個於12月份登陸台灣的熱帶氣旋（台灣的颱風記錄始自1897年）。 其後，南瑪都的殘餘雲系快速地以東北東轉東北方向移動，最後與另一個低壓區合併，形成一個強勁的溫帶氣旋。

根據臺灣中央氣象局的資料，南瑪都是於臺北時間（UTC+8）12月4日7時40分左右在屏東縣枋寮鄉附近登陸，9時30分左右由臺東縣太麻里鄉附近進入臺灣東南部海面，當日14時在西表島附近轉變為溫帶氣旋。

南瑪都造成台灣氣象史上極為罕見的十二月超大豪雨：花蓮縣秀林鄉布洛灣有高達907毫米的日降雨量，更於35小時內更累積了1090毫米的降雨量。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南瑪都共造成臺灣2人死亡、2人失蹤，農業損失估計達新臺幣6.7億元。

中度颱風南瑪都的巔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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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乾道三年1167年12月1日

倫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是一個成立於1167年的中世紀聯盟，其目的是為了對抗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義大利擴張勢力的企圖。在其巔峰時期，北義大利的多數城市都加入了同盟，並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隨著第三位、也是最後一位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在1250年去世，同盟的使命完成，並隨後解散。

同盟的前身是維羅納同盟，該同盟成立於1164年，由維羅納、帕多瓦、維琴察和威尼斯共和國結成，起因是「紅鬍子」腓特烈皇帝在1158年的隆卡格利亞帝國議會上宣告了帝國對義大利的直接統治權，並將當地的波德斯塔地方官員替換為自己選派的官員。同盟得到了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亞歷山德里亞即以他命名）的支持，他亦樂於見到腓特烈在義大利的勢力衰退。1167年11月1日在蓬蒂達成立的倫巴底同盟的成員除了原有的維羅納、帕多瓦、維琴察、威尼斯外，還包括克雷馬、克雷莫納、曼圖亞、皮亞琴察、貝爾加莫、布雷西亞、米蘭、熱那亞、博洛尼亞、摩德納、雷焦艾米利亞、特雷維索、韋爾切利、洛迪、帕爾馬等城市，甚至包括一些帝國貴族。

儘管並未提出明確的分離主義主張，但聯盟的成立意味著義大利城市公然地挑戰皇帝的權力。腓特烈隨後與諸城市交戰，尤其是米蘭，他們在1162年就遭受過帝國軍隊的占領和破壞。但這一次，腓特烈沒有成功將城市聯盟拆散。在1176年5月29日的萊尼亞諾戰役中，皇帝的軍隊最終被擊敗。1177年簽署的《威尼斯和約》規定了從1178年8月到1183年的六年休戰期，而雙方在後來續訂的《康斯坦茨和約》中達成妥協，義大利城市依然向神聖羅馬帝國效忠，但在自己的領土上享有司法權和內政權。在諸城市中，受到皇帝偏袒的米蘭獲得了特殊地位，但這引發了米蘭和其他城市（主要是克雷莫納）的衝突。

倫巴底同盟後來曾經多次重組，而當1197年腓特烈的兒子、皇帝亨利六世去世時，同盟重新崛起，而亨利未成年的兒子、被選為羅馬人民的國王的腓特烈二世此時還要面對韋爾夫家族的皇位競爭者奧托四世。在1218年成為唯一的國王、並在1220年加冕為皇帝後，腓特烈於1226年試圖召集義大利的親王們，準備參與第六次十字軍東征。

腓特烈二世試圖在義大利獲得更大權力的努力被諸城市成功阻止，倫巴底同盟因此被腓特烈宣布為帝國的敵人。皇帝採取的行動包括占領維琴察以及1237年在科爾泰諾瓦戰役中的勝利，這場勝利也為腓特烈贏得了能征善戰的軍事家的名聲。但是腓特烈錯誤地估計了己方的力量，拒絕了來自米蘭的所有議和的提議，堅持要求同盟必須無條件投降，因此葬送了和平解決的機會。米蘭和其他五個城市經受住了腓特烈的攻擊，使得他在1238年10月不得不結束了對布雷西亞的圍攻。 倫巴底同盟再次獲得了教廷的支持，當時的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在1239年對腓特烈二世處以絕罰，並一直以實際行動與皇帝的勢力對抗。在1248年的帕爾馬之圍中，帝國軍的營地被同盟軍突襲占領，在接下來的決戰中帝國軍一敗塗地。腓特烈二世失去了大量財富與領土，也同時失去了繼續與義大利的叛亂勢力以及教皇對抗下去的希望。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後，倫巴底同盟隨之解散。在此後的時期，帝國對義大利政治的影響力比之前要小了許多。

位於蓬蒂達宣誓的地點的紀念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