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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ybittyhuac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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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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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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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gj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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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至尊游戏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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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wa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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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H.H.第三世多杰羌佛，有些人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人，隐蔽於世，又不像隐士，反正与世人不太相同，祂的无私、广博，根本不在��人的潮流中，祂的社会地位，绝非一些佛教著名人物能沾边际的，今日有幸得见羌佛真原， H.H.第三世多杰羌佛从来不是坐在暗处的隐士，而是与释迦牟尼佛一样，声威宏广，普济众生，公开透明化的佛陀。羌佛的名声已向遍世界，众望所归，为此，我随便捡几条给大家认知，即可见羌佛之伟大。 1987年，中国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成立，年轻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担任会长，为此人民日报、文汇报、湖北日报等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该会名誉会长由廖井丹、吕骥、吴丈蜀、袁晓园、钱君匋、谢稚柳等国家名流担任，顾问有罗章龙、臧克家等。 26年前，羌佛被世界诗人文化大会48国专家学者评定授称为唯一的一位“特级国际大师”，证书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簽署，羌佛当时被列入“中国人物年鉴名人录”。 1995年羌佛到台湾访问，受到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最隆重的接待，到机场迎接羌佛的人达两万多，鲜花如海洋波涛，迎接羌佛的车辆共一千七百多辆，九十多辆摩托警车开道。羌佛在台北停留了七天，被台湾十三个高山族的酋长共同推举为整个高山族的总酋王，这是何等惊世的威德感召地位？！五年后羌佛定居美国，获奖无数。如“总统金牌奖”，“世界和平奖”，“总统爱国奖”，“马丁·路德金国际服务领袖奖”等等。2011年，华盛顿首府颁布1月19日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日。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定性H.H.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2000年，羌佛画的《威震》和《大力王尊者》两幅画，分別被甄藏拍卖，拍出美金212万5千多和220万7千多，成为当时亚洲古今名家拍出的第一最高价。2008年，羌佛画的《观音菩萨》等，以每一平方英尺33万美金售出，如果是八尺宣的大画，一幅就价值千万美金。2010年，由具有评估国稅局报稅和法庭专家作证评价的评估师，评定羌佛的画从每一平方英尺20多万美金到60多万美金不等，当时祂的大画一张就可超过2000多万美金了。祂的限量版复制品（非原作）都可以卖到三、四十万美金一张。2015年3月，羌佛的一张四尺宣的墨荷“满幅狼借”，在纽约春拍会期间夺冠，拍出一亿多人民币。第二年，一张小品“枇杷”拍出一千零五十万美金。2018年5月，美国在首府华盛顿国会上空，升国旗为羌佛祝壽。同时，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为羌佛贺壽，美国邮政总局发行了国会升旗为羌佛祝壽的首日封。2014年，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在洛杉矶建成，开馆当天，七架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专程飞到艺术馆上空喷洒彩烟，恭贺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开馆。至今，许多国家都用羌佛的肖像作为该国的正式通信邮票，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正式以佛陀的身份拍摄了羌佛的专题片 “究其根本，弘扬佛法”。由此，世人当知，H.H.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是暗洞山崖中的神玄隐者，羌佛是地球上唯一经合法认证的无上佛陀，圣量道境无与伦比！祂是与释迦牟尼佛一样，降生于众生世界，公开面对众生、教化救渡众生的巨圣德。羌佛说的法《藉心经说真谛》，义理至高纯正圆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羌佛是唯一发愿终生不收任何供养、只义务利益众生、弘法善行的佛陀，几十年来说到做到了，无有虚妄。从古至今，任何佛教领袖都没有如此无私圣洁的记载，一个也没有过。 2019年，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授予羌佛“世界佛教教皇”权位及权杖。面对这世界巅峰级的荣誉和地位，羌佛拒不接受。世界佛教总部再三恳请无果，无奈之下，只得代为出面接受封称。羌佛严肃��说：“我只是一个修行者，说什么世界佛教教皇？佛史上有佛陀、菩萨、金刚、罗汉，有尊者、法王、格西、堪布、方丈、住持，从来没有见到过佛教教皇。就算今天封称了佛教教皇又如何？教皇这两个字，对別人也许是无价之宝，对我这个惭愧行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纸笑话！我只是众生的一个服务员，要做一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我的能力虽然非常有限，但尽一点绵帛的善益之心总还可以吧？世界佛教总部代我去领受了教皇权杖，不是我委托他们去领的。这是总部领受的，是总部的事，我无权干预。我还是我，我在总部看到了权杖顶端坐有释迦牟尼佛，当时把权杖举起超过我的头顶，以敬释迦佛陀——佛教教主，而我照常永远都是一个惭愧行者。” 羌佛的言行，体显的是真正佛陀的无与伦比的觉境。事实上，任何时候，无论什么人讚叹羌佛，祂心无掛碍，无论什么人诽谤羌佛，祂应无所住，一切愿行皆是为了众生的解脱利益，羌佛掌持的是没有任何宗派之分的真正佛教正法、大法！祂教侯欲善、林刘惠秀的法，让他们先到极乐世界旅游，见阿弥陀佛后，返回人间作好準备，再按时往生；祂请来阿弥陀佛亲临传法给赵玉胜；因海老和尚修祂的法圆寂后返老回春；禄东赞“上尊”修祂的法证到生死自由，写信立据，分秒不差，说走就走；至於修羌佛的法往生净土、肉身不坏、化虹成就等的弟子太多了，羌佛成为世界佛教教皇，是佛陀本质的实至名归。羌佛“拿杵上座”上超59段，这是唯有佛陀的道行质地才能做得到的，这地球上七十七亿多人，就是没有一个能拿起上超59段的金刚杵上座！亲见羌佛拿杵上座的金艷萍、徐莅达二人，在报纸上公开悬奖两千万美金，声明世界上若有任何人能打破羌佛创下的“拿杵上座”上超59段的纪录，就能拿走这笔巨额奖金！到今天为止，无人能拿起羌佛的金刚杵！有人认为，羌佛单手拿金刚杵悬空13秒，才434.8磅，好像太一般了，有世界大力士双手提起了1200磅呢！这是未经实践的错误认知。照这样的说法，2004年5月，20个人合力都提不起来的4260磅的浴佛莲池，第三世多杰羌佛将它双手提起倒进浴天池了呢！那1200磅比起浴佛莲池，不觉得太轻了吗？另有吕潇壮士，在吉隆坡参加大力士比赛，夺得全亚洲第一大力士，他是中国拔河比赛冠军，2014年辽宁春晚，他拉184吨的火车20米远，如此强悍的大力士，单手用金刚钩“拿杵上座”，才拿到208磅，可想而知“拿杵上座”的厉害。 “拿杵上座”上超59段，是最实在的科学印证，应该说，整个佛教界从古至今的高僧圣德加起来认证羌佛，都不如羌佛自己“拿杵上座”证实佛陀的身心质地，来得铁证如山！因为是菩萨就应该有菩萨的身体结构，是佛陀就应该有佛陀的质地结构，一个真实的佛菩萨，难道与凡夫的体质一样吗？与凡夫一样了，不就还是凡夫吗？“拿杵上座”上超不了五十九段，号称是什么佛陀、等妙觉菩萨转世再来，就是欺世盗名的骗子！上超不到五十段以上，其身心就没有等妙觉菩萨的成份！这才是过硬的、真实的、符合科学验证的本质证明。因此，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是隐於世外的玄乎高人，而是以完美无缺的五明智慧，以铁证如山的佛陀质地，以无上圣洁的佛陀觉境，以至高至尊的威德地位，掌持著真正的佛教佛法，在这个世界公开行化渡生，已有许多众生依止羌佛，学到了真正的佛法而成就解脱，他们的身心筋骨，都在圣量中洗涤蛻变！如常随羌佛身边21年的弟子开初仁波切，学羌佛之法脱胎换骨修成了圣体，於2009年展示了羌佛传给他的如来正法“拙火定”道行，当众修法，用高科技红外线热感应仪，探测到他肚腹温度很快上升到高温摄氏92度！ 2020年5月27日，体重188磅、只差两岁就90岁的开初教尊，於圣迹寺“拿杵上座”，上超到20段，超过了36岁、体重350磅的亚洲第一大力士五倍的段位，真正体显了“圣人体质超越凡人体质”！开初圣德的圣体圣力，是从纯正佛法的修持中脱胎换骨而来，是任何一个没有真佛法的法王活佛法师，永远可望不可及的。开初教尊在羌佛座下，只是中等圣德的道行。由此可知，羌佛的大圣德弟子们，其圣量成就是何等的难料！更惊人的，羌佛把自己七八十岁的老人相，在十几分钟内变成青年人相，就算这个不稀奇，毕竟当今有医疗美容手段，我们暂且拋开不说，就仅凭以下三项，就是百分之百的“非佛莫属”！第一项，祂竟然把空中真实的雾气雕塑到了作品中，强风都吹不走！该作品现长期在美国国际艺术馆公开展览。第二项，地球上77亿多人，没有一个人能打破祂“拿杵上座”上超59段的世界最高纪录！第三项，羌佛曾当众发下公开誓愿（在二十几年前羌佛公开说法的很多法音带中都有记录）说：给大家五年的时间，无论哪一个人提出任何问题，只要有一个问题祂解答不了，祂就滚下法台，没有资格再说法！除了真正的佛陀，谁能具有如此无上圣智？这每一项，都真真实实存在于客观现实中，它们太惊世骇俗难以理解了，让人想不通，唯有一个理由：祂是佛陀！这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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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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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Bothmer, Bernard von. 2010. Framing the Sixties: The Use and Abuse of a Decade from Ronald Reagan to George W. Bush. First edition edi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Brown, Elaine. 1993. A Taste of Power: A Black Woman’s Story. 1st Anchor Books ed edition. New York, NY: Anchor.

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ngela Y. 2016.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4TH PRINTING edition. edited by F. Barat. Chicago,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Davis, Mike. 1999.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Verso.

Dawson, Michael C. 2013.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98.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2.2.1997 edi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Elbaum, Max. 2018.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Haider, Asad. 2018. Mistaken Identity: Race and Class in the Age of Trump.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Hoerl, Kristen. 2018. The Bad Sixties: Hollywood Memori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Antiwar, and Black Power Movement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James, C. L. R. 1989.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2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James, Winston. 1998.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London ; New York: Verso.

Léger, Marc James, and David Tomas, eds. 2017. Zapantera Negra: An Artistic Encounter Between Black Panthers and Zapatistas. Brooklyn, New York: Common Notions.

Leonard, Aaron J., and Conor A. Gallagher. 2018. A Threat of the First Magnitude: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 Infiltration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Revolutionary Union - 1962-1974. London: Repeater.

McAdam, Doug. 1990. Freedom Summer. 1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khtefi, Elaine. 2018. 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 Freedom Fighters, Revolutionaries, Black Panthers. Verso.

Robnett, Belinda. 1997. How Long? How L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1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ediger, David R. 2005.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Spencer, Robyn C. 2016. The Revolution Has Come: Black Power, Gender,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in Oaklan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Stevens, Margaret. 2017. Red International and Black Caribbean: Communists in New York City, Mexico and the West Indies, 1919-1939. London: Pluto Press.

Theoharis, Jeanne. 2018. 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Civil Rights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Ture, Kwame, and Charles V. Hamilton. 1992. Black Power :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Vintage.

Wallace, Michele. 2015.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Reprint edition. London: Verso.

Whatley, Warren C. 1993. “African-American Strikebreaking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4):525–58.

#社会运动 #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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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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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 #太平洋战争 #日本军部 #九一八 #中日战争 #国民政府 #国联 #罗斯福 #蒋介石 #明治维新 #日俄战争 #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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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limeduckqueen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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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恶要被澄清，有些原则要被端正；武汉肺炎的来源与去处

以上论述都显示，武汉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

“武汉台赵片”从武汉做出，流向全国和世界，使无数世人对法轮佛法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甚至仇恨，失去了得到这部高德佛法的万古机缘，它给武汉和武汉人民带去了多大罪业？所以害众生不得救赎之罪，很大程度起源于武汉。瘟疫在这个罪恶深重之地爆发，也就毫不奇怪了。今天席卷全球的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从武汉向全国和世界扩散，如此“巧合”，是不是一种警示和提醒呢?……

那么，法轮功是什么呢？

第一，法轮功自1992年以气功形式传出，以“真善忍”佛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数以几亿计的信仰者。其信仰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民族国家，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其中更不乏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士，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研究生，企业家等比比皆是。

第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之作《转法轮》，现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是被译为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受到各族裔的推崇。

第三，法轮功学员自2006年起至今已组建七个神韵艺术团，现已在全世界巡演14年，以顶级的艺术形式展现纯正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2006年获《Billboard》杂志评选为全美七大优秀大型舞台剧。《纽约时报》2010年〈一夜看尽五千年中华传统音乐与舞蹈〉报导，指神韵每年在全世界逾10城市巡演（至今未能前往中国大陆演出），2010年演出季，观众已超过一百万。

因为在中国内区域网（墙内）遍布了中共极尽诬陷抹黑、造谣栽赃之手段，花费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找尽各方面的人士，制作的无数的污蔑文章，无数诽谤的视频。

所以这些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看不到，亦无法触及的，但在海外，这是随处可见，无法编造亦无可辩驳的事实。

“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乔石，曾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于国于⺠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席李瑞环赵紫阳等，也都很支持法轮功。

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伪火”毒害了众生，二十年后的“武汉封城”让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海外人士惊醒。2020年1月23日农历29凌晨2点钟，武汉封城成为了这件事情的标志，武汉封城是习近平出手抗争瘟疫。往前推19年， 2001年1月23日，同样阴历29下午3点半，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在2001年那年沒有大年三十，今年有三十，那年沒年，出現了透天的罪惡。”

一个是人证，一个是天证。

那么，回看瘟疫，当我们从生命本质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就会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

瘟疫从武汉这个罪业最大的地方爆发，席卷中共国大陆和整个世界，一如当初中共与世人造下的罪业一般。

当中共邪恶在过去二十一年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种种非人的罪行: 无所顾忌的制造谎言 , 栽赃陷害 , 洗脑 , 关押 , 株连,酷刑 , 杀戮 , ‘‘活摘器官’’ 以至 ”活吸人脑" 等, 回看今天，回看被武汉肺炎蔓延的中国大陆之上，除了酷刑、活摘器官和吸食人脑等，其他的罪行都落到了大部分大陆人民和武汉人民的头上，甚至全世界头上——无所顾忌的制造谎言（管控疫情实情），栽赃陷害（推卸责任、管控造谣），洗脑（疫情可控等），关押（造谣、妄议拘留，封城封国），株连（一人染疫，全家染疫、一户封一栋、一栋封一区，循环往复，封一城，一城封一省），杀戮（没有人敢说现在的武汉在运了40台焚尸炉之后是个什么情况，但我能肯定的，是炼狱）。

这些迫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以另一种方式，落到了这片迫害正信法轮功的大陆的每一个人头上。我以为这就是说的这一份报应。

二十年後，同樣的「迫害」，同樣的待遇落在這片大陸每一個人的頭上，甚至全世界頭上，還是這同一個共黨。殺人者，恆殺之。殺人者，恆被殺之。

神的慈悲持续在展现，人没有能力认识神，是因为人太贪婪。这是人类的荒谬。那这种人类的荒谬呢，在这种现在缺少人的认知和信仰的背景之下，缺少生命本质的背景之下，包括今天所谓正常社会人类，都在经历着非常荒谬的一幕。因为他要考虑到政治的影响，他要考虑到社会的影响，他要考虑到尊重人家，他考虑了所有东西，他就是不能考虑生命的本质的尊严，与人本该有的那份对生命的敬重，就出现这种荒谬的做法。所以今天的人类就生活在荒唐中，荒唐的本身是中共用钱，买掉了人类环境当中的一切。中共用钱买掉，就吻合了圣经启示录当中说的大淫妇，全世界都跪倒在那个大淫妇的石榴裙下，所以很多人貌似很高雅，貌似很文明，掩盖着自己肮脏的生命的灵魂。

中共让今天的人仇视佛法，仇视神佛的信徒，仇视信奉“真善忍”的修行者，让今天的人只看利益，不分善恶，就是让神有理由淘汰今天的人。因为今天中共已经烂透了，它知道犯下的罪已经太大，已罪无可赦，它要让所有人都为它陪葬。

两千年前强大的古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招致了四次大瘟疫以致覆灭，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这场对相信神的正信的迫害，是否一如当初基督教遇到的一般呢？而这场瘟疫，是否也一如当初古罗马人一般，是神对那些麻木不仁，道德败坏，对迫害熟视无睹，甘愿被欺骗的世人的惩罚与审判呢？

法轮功以气功形式传出，以佛法洪扬全世界，在中国被迫害。那么，处于这个迫害下的我们，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犯下的是什么罪呢？

过去二十年中，数以万计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以待的法轮功学员，被人们无视，视为草芥的法轮功学员，今天的我们，到底对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对神佛的信徒，犯下了什么罪呢？

中共今天的所作所为，所有人认同的这种以利益来衡量生命价值的观念，所有人对发生在这个地球上毫无道德观念的类似活摘器官这种罪恶滔天的罪行视若无睹，甚至与之同行的态度，才是瘟疫的真正原因。

如果这场瘟疫真的是人类大淘汰，那么试问我们自己，这样的我们，真的能通过神的审判吗？

神對人最大的仁慈，大抵是，決定自己生與死的選擇權，永遠在人類自己手上吧。

可惜的是，

“修行者们的鮮血因此染红了大地,那圣殿也被邪恶破坏，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几乎被人类自己毀掉。”

“如果人类足够聪明，足够智慧，那么人类自己所塑造的耶稣基督将不会被人类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盲目至极。

可悲至极。

如何逃出武汉肺炎大难？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已持续快整整二十年，面对如此非人道的群体灭绝罪行，面对这个星球上从未出现过的邪恶，全世界这么多政府,这么多团体,这么多组织,这么多财团企业，又有几个真正认真面对了这个罪行了呢 ? 那每年数以万计的活摘后移植��器官,其实就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是血流成河的不容置疑的屠杀,可是面对与中共的利益,他们的嘴里吐出的却是毫无人道的话: 你怎么证明活摘的是你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了整整二十年，人们真正听进去他们的声音了吗？

人們所追求的人性，人权，信仰与自由，良知，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这是今天所有为中共邪恶站队的个人，团体，组织，甚至国家政府的态度。

‘‘末世的灾难,总是由于人们的错误和罪业引起, 邪恶的团伙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 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报应, 但是神会把加倍的灾难报应回他们的头上。可是如果人类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巨大的人道灾难却无动于衷，他们的行为又怎么称得上‘人道' 呢 ? "

而如今回看瘟疫肆虐的大地，我们便知道，谁是与那喝醉了圣徒的血的大淫妇行淫之人。

报应就是报应，是神的审判，是中共邪恶和世人当初种下必然的因和果。也是人们从中醒悟的过程。瘟疫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不信你们看一看,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与中共邪党走的近的,人也是一样。那么怎么办?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其罪罄竹难书，罪恶滔天，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如何逃出中共病毒大难？

罗马大瘟疫之后，公元680年，人们逐渐的清醒了，知道了真相的人们，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和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诚的向神忏悔，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彻底消失了。罗马人的忏悔也影响到很多周边地区，公元1575年米兰和1599年里斯本两地的大瘟疫中，诚心忏悔的居民也敬捧圣骨绕市而行，各自忏悔，瘟疫由此停止。这种现象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站在今天所谓“无神论”的角度更无法理解。

那今天的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罪业大了而来的。如果这瘟疫是神安排的,什么办法能管用呢? 因为这是神要做的。有人也知道是这样,也去求神保佑,可能还是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好了、罪业大到就是应该淘汰了,为什么保佑你?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

古罗马大瘟疫的幸存者约翰曾写过一段话：“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那么，还有另一种特殊情况是，在中国大陆之上，被中共蒙蔽甚至胁迫的无辜中国民众。对于他们来说，看清上述事实，彻底认清自己选择的善与恶，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

中共在過去70年中犯下的种种非人的罪行，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超四千萬人，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运动屠杀天安门广场为反贪污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再到持续二十年的灭佛謗佛，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人体器官，这一桩桩血案，都到了偿还的时候。

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天人灭不了中共，只能与神同行，与天意同行。但是与天意同行，是有条件的。中国民众上小学时入过少先队，上中学时又让入共青团，参加工作后让入党，立下了为中共奋斗终身，献出生命的血誓毒誓，誓言是会兑现的，只有顺应天意，彻底与邪恶划清界限，清除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党时立下的献出生命的血誓毒誓，才能不受牵连，这是其一；

几十年来中国民众在中共方方面面有意的宣传、灌输下，认为中国等同于中共，灭党等于灭国。这是荒唐的，听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听过一个朝代更迭，其百姓要全部陪葬的道理。我们要搞清楚的观念是，明白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决不是爱党，中华民族本不该被欺辱到如此地步。

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人间的是非善恶标准，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退出党团队是把你对共产党的毒誓解除干净，不受共产党的桎梏与操控，不做它的牺牲品。退党不是让你不当这个书记市长警察了，神佛只看人心，不看人的贫富贵贱，团体组织，地位高低。你照样过你的正常生活，只是你要从心底真诚与共产党决裂划清，不做它的一份子，不为其站队助恶为虐，从今而后时时刻刻心存善念，就你工作的方便范围内，善待并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

其二，最重要的，肃清对法轮功的偏见，不要犯下灭佛謗佛的大罪，这是天理不容的。法轮大法是信奉 “真善忍”的佛法。如有必要，可每天诚心敬念 “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

人类的每次大淘汰，都是建立在人们道德极端堕落，善恶不分的基础上。而瘟疫病毒从武汉爆发，与中共恶贯满盈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在做，天在看。瘟神的眼睛也会看。人将走回人本该有的正常的社会，走回正常人的尊严和环境。与神同在，才会看到未来。这是今天在人类环境中，真正的善与恶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分别，分别的本身就回归到个体上。因为中共是扼杀所有个体的，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就像纣王似的，你选择狐狸，你还是不选择狐狸？不是妲己，不是这个狐狸诱惑了纣王，是纣王因色欲贪婪，而选择了狐狸。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体人，你选择善？还是选择恶？所以他选择了色欲，他选择了狐狸，是狐狸被动选择的，而不是狐狸主动去搭上他的。所以在今天恶的环境中，在这种大的瘟疫的环境中，人们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这样的选择就一次。

这种命运在其中的成分，是指真正从生命上，去惠顾那些心存善念的人，这是一种选择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谁能珍惜却取决于个体者，这是今天这个人存在的价值，每一个国人，每一个人所存在的价值。

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7年之后1999年被迫害，到今年第21个年头；神韵演到今天第14个年头，成立了7个团；武汉1月23日封城，对应着19年前在世人心中种下毒瘤的天安门伪火，4月8日，武汉封城77天后解封，这里面有着相当的定数。

刘伯温600年前就说了，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任你铜打铁罗汉，难过七月一十三，说明什么？更大的东西还没出现呢。刘伯温讲了十愁，可不是一愁，刘伯温讲了十愁。那个大瘟疫真正发生的是九冬十月间，刘伯温讲的是猪鼠年，现在是鼠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今年还是润四月。预言在相当程度上是神的慈悲，人读不��，是因为在预言发生的时候，人堕落到那份上，遭到神的惩罚，他就读不懂了，其实本来是可以读得懂的。既展现神的慈悲，也展现了人不信神之后，遭到的惩罚的必然性，这就是人难逃劫难的缘由。预言的本身，就是一种慈悲的展现。慈悲的展现很显然它在告诫，对吧，但你能否读懂它的告诫，那是自己的选择。

而如今人们的醒悟也好，不醒悟也罢，都是踏着修行者的血，和字字血泪走过来的。未來，是人自己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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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oussharklight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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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视觉的肖慕漪

《纽时》视觉调查栏目发布了新的作品《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记者肖慕漪，一个曾经的中国武汉人。

视频中整体被黑色、灰色渲染，不禁奇怪肖记者真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吗？只听说过雾都伦敦，还没听说过雾都武汉的呢！由此可见，并不是武汉这座城市被黑色灰色包围，而是肖慕漪本身的视觉是灰色的，是企图以这种基色带给受众以压抑感从而陷入她希望的氛围中。将作者自身情感和意图植入一个作品中，这还能用“调查”这种词汇来强调客观中立性吗？一篇客观的调查报告不是这样的，这只能算是肖慕漪自己的文学作品，如果这种水准也能充数的话。

尽管如此，出于对《纽时》的尊重，仍花点时间继续看下去，看看肖记者到底在说什么故事。

李文亮医生的逝去，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悲痛的事情，即使是后来被评为了烈士。时隔两年多后，肖慕漪再次试图挑起受众敏感神经，试图解说出新的阴谋来，虽然这个作品也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做法是卑劣的。李文亮医生在新冠疫情中逝去，其前后过程早已经清清楚楚，就连肖慕漪团队聘请的专家都认为在当时对新冠病毒认识贫乏的情况下整个治疗过程无可指摘。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不会要求我们用现在的诊治技术标准去评价之前的治疗经过，如果可以追究的话，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也可能是个阴谋。据我所知，中国政府诊治新冠肺炎的标准已经颁布到第九个最新版本了，也就是说对新冠肺炎的预防、诊治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改的，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实际救治病例的积累。在报告中，肖慕漪苛责当时的治疗，何来客观性呢？

肖记者反复强调李文亮医生感染之后处于抑郁状态，之后又或暗或明的将这种状态归结到李文亮医生之前受到的不当训诫。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是否会抑郁？这一点的确存在可能性，但常识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患上了目前医学上处于未知状态的疾病之后，一个大概率的状态是处于焦虑抑郁之中。对比一下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为什么肖慕漪会选择性回避呢？在这里，肖记者成了一个任性的蹩脚裁缝，不管顾客体型怎么样，只管按照自己的审美去裁衣。一个挟带私货，不能客观对待真实性的人，怎么能写出向来强调客观性的“调查”报告呢？

肖的重点其实是在针对李文亮医生最后的抢救环节上，套用一个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医生的话表达她的观点：这是在抢救尸体。这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观点，也是一个没有了下限的观点。这个所谓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企图引导受众把关注点放到抢救环节，从而诱发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医生不想尽力挽救一个患者，更何况这位病人还是他们的同事。客观地说，在这件事上有可能存在过度救治的可能，但这本来就是一个临床医疗问题，而不是侮辱遗体。过度救治本来就牵涉到医学伦理学问题，在中国这么一个几千年讲究伦理传统的国家尤为突出。肖慕漪去了美国几年就很快能以西方社会眼光来评价中国医疗，不得不感叹角色转变得真够快的。至于肖记者说这是受到政府指令以便争取处置时间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说中国政府不能妥善应对这一事件，那就太轻看政府官员了。一个治理人口14亿的国家能够几十年来不断增加自身实力，这种事实是肖慕漪不会也不可能有能力去了解的，她的视野只有一小片灰色，宏大视野和格局她也不可能具备。如果这样也硬拉政府的话，不知道美国各州应对新冠疫情相互指责推诿，又怎么来评价美国政府官员的治理能力呢？肖记者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挖掘一下美国政府这方面的黑材料，说不定来个更劲爆新闻，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行动之前请先向老板请示一二，以免丢了饭碗。

透过这个��觉调查，感受到肖慕漪的怨念之余，倒是可以看出肖慕漪的窘境。从小的方面来说，肖记者投奔所谓西方自由世界后，时隔多年仍然只能将视线投于中国，时不时来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负面报道，其工具人的属性是洗不掉了。她只不过是一个中美斗争中一个不光彩的棋子而已。这一点既骗不了中国人也骗不了美国人，就这么尴尬的活着吧，为五斗米折腰的又不止她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若有廉耻的话稍微收敛点比较好。廉耻？对肖慕漪可能有点难度。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一个所谓海外自由人士都不得不承认的共性，他们远离了故土，已经失去了真切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思维往往停留在几年、几十年前，大浪淘沙之下这些人的绝大部分消失在时间长河中，有几个不甘寂寞的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只能为了泄愤为了面包偶尔吱声一二。至于肖慕漪，过几年后大家且再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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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blazelight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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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视觉的肖慕漪

《纽时》视觉调查栏目发布了新的作品《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记者肖慕漪，一个曾经的中国武汉人。

尽管如此，出于对《纽时》的尊重，仍花点时间继续看下去，看看肖记者到底在说什么故事。

透过这个视觉调查，感受到肖慕漪的怨念之余，倒是可以看出肖慕漪的窘境。从小的方面来说，肖记者投奔所谓西方自由世界后，时隔多年仍然只能将视线投于中国，时不时来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负面报道，其工具人的属性是洗不掉了。她只不过是一个中美斗争中一个不光彩的棋子而已。这一点既骗不了中国人也骗不了美国人，就这么尴尬的活着吧，为五斗米折腰的又不止她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若有廉耻的话稍微收敛点比较好。廉耻？对肖慕漪可能有点难度。从大的方面来看，有一个所谓海外自由人士都不得不承认的共性，他们远离了故土，已经失去了真切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思维往往停留在几年、几十年前，大浪淘沙之下这些人的绝大部分消失在时间长河中，有几个不甘寂寞的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只能为了泄愤为了面包偶尔吱声一二。至于肖慕漪，过几年后大家且再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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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wa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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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悦己容

【海外文轩】幽默过日子 |作者：吴玲瑶

海外文轩

2023-02-25 11:00 Posted on 美国

老同学聚会，菲菲打扮得特别亮丽。大家私下讨论着，她今天为谁打扮？有人说她是为了见那位曾经喜欢过她的男生，「女为悦己者容」。她自己则说：「打扮是给自己看，增加自信，现代女性奉行的是女为悦己容。」旁边更有人帮衬插嘴：「我猜妳是想赢过其他漂亮女生，应该改为：「女为妒己者容。」一句话延伸出这么多种不同的意见，有趣地成为大伙争辩的焦点。「女为悦己者容」出自《战国策．赵策》，还有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人没地位，需要从一而终地取悦男人，为了喜欢自己的人而妆容，为他打扮是必要的，有的女人不惜束胸缠脚迎合男人们的喜好。例如楚王爱女人细腰，宫中有人因此饿死。那时的女性没有你喜欢我，我却未必喜欢你，干嘛为你打扮的想法。但也有人说，对方已经喜欢你，就不需要再劳神苦思地装扮来争宠。这是另一种偷懒的想法。在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爱需要精心守护。如果女性可以选择悦己者容，应该会妆扮得更开心。喜欢某人而为对方打扮，是心甘情愿的事。爱一个人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对方。

图片来自网络

许多现代女性则说「女为悦己容」，漂亮的目的并非去迎合异性，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只管风情万种，自己开心。化妆的用意只是为自己加分，好好爱自己。女为悦己而容，女性自主地呈现美丽，妆扮是因为能够让人更有自信，让自己高兴，喜欢自己看起来更加美丽的模样。现代女性不再是只为了男性而妆点打扮自己，而是为了能够让自身感到快乐而去做的。至于「女为妒己者容」，则是一种奇妙的心理。女人之间难免暗地里较劲，争奇斗艳。美丽是一种竞争力，要让对手自叹不如，用的配件名牌要比对方的更高级。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走在街上，注视她的眼睛，通常女人比男人多了好几倍，「女为妒己者容」似乎更接近于事

实。每天外出工作的女人，斗志高昂地与女同事们争艳，不介意少睡一个小时，洗头护发做面膜精心化妆，以最佳状态出现在公司的女同事或竞争者面前，这是让自己变美的原始动力。顺口溜流传着：「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男人女人间的爱恨情仇一直纠结不清。一位男士说，他为喜欢的女人变穷后才发现，现代女性太会做假了，不只是美容化妆能变成另一个人，网络上每个女生的脸也越来越相似，原来的面貌经过手机软件处理，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尖下巴、长睫毛、鹅蛋脸。现��的女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化浓妆、修脸，不知面对面时，是否会见光死？（寄自加州）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吴玲瑶:西洋文学硕士，海外华文女作家第十届会长。文笔以机智幽默见长，美国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长期有专栏，影响深广，研究这一代留美学生历史，其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她受欢迎的专栏包括联合报的《辣妈在美国》，中华日报《幽默人生》，国语日报《孩子的幽默》以及上海新民晚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等，她幽默精彩语录深植人心，《明天会更老》被狂传转载上亿条。吴女士旅居加州硅谷，先生陈汉平为加州大学UCLA电脑博士，人称右手设计电脑，左手写文章的才子，九歌出版过他数本叫好叫座的书，陈先生在硅谷自创电脑公司，为美国上市公司高价併购。能写又能讲，吴玲瑶在世界各地的幽默演讲受到热烈追捧，带给人快乐与正能量。著有《女人的幽默》、《比佛利传奇》等五十六本书。《美国孩子中国娘》上美国中文畅销排行榜第一名，《幽默酷小子》为台湾教育部好书推荐，《笑裡藏道》获林语堂幽默散文奖，作品入选台湾高中文选。她也是北加州北一女校友会创会理事长，曾主持KTSF电视台《文化麻辣烫》极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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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hytgvvdgh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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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视觉的肖慕漪

《纽时》视觉调查栏目发布了新的作品《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记者肖慕漪，一个曾经的中国武汉人。

尽管如此，出于对《纽时》的尊重，仍花点时间继续看下去，看看肖记者到底在说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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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nlasdas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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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视觉的肖慕漪

《纽时》视觉调查栏目发布了新的作品《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记者肖慕漪，一个曾经的中国武汉人。

尽管如此，出于对《纽时》的尊重，仍花点时间继续看下去，看看肖记者到底在说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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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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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而言，袁世凯是一位爱国者 | 短史记

作者：于翰 2017-02-04

长期以来，对日“二十一条”交涉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教科书亦曾声称，袁世凯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

这种简单粗暴的定性，其实是有问题的。

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1、趁一战之机，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与日本存在历史恩怨。

日本对袁也颇多不满。

辛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绕不开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取依赖欧美抵制日本的策略，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造成了障碍。

一战爆发，被袁世凯凭借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

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认为欧洲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

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胶济路及青岛。

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战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均由日本监督，海关也派日人管理。

之后，中国就日军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并无撤出之意，反希望利用战争的有利机会，向中国提出更多权益要求。

（图注：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

在此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分为五号，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其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六、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三、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上列“二十一条”要求，以第五号最为严重。

该号欲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本国事务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亡国灭种”之条款。

如曹汝霖、顾维钧评价：第五号“直以朝鲜埃及待我”。

为避免英美等国干预并逼袁世凯就范，日置益在递约时使用了三种方式威胁袁世凯：

1、要求中国政府“严守秘密”并尽快答复，不得将内容泄露出去，否则将出现严重后果；2、“二十一条要求照会所用之纸，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以示威胁之意；3、日置益还警告袁世凯：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2、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对主权的侵犯，已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

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

在接到“二十一条”密约后，袁氏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且重点挑明第五号暗含之阴谋：

“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

在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当晚，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棋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

众人态度并不一致。

段琪瑞主张坚决拒绝，不惜对日作战。孙宝琦认为“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长曹汝霖也主张接受。

梁士诒则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

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

3、袁世凯关于“二十一条”的批示

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亲自就“二十一条”的要害所在，做出谈判的相关批示。

部分批示如下：

（图注：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来源：《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对于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袁世凯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收到限48小时之内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袁亦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决难承认。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

袁世凯主导了对日交涉的全过程。

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

“袁世凯总统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

（图注：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一为曹汝霖，左二为陆征祥，见题图）

对日交涉的四种策略

除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袁世凯亦竭力在谈判之外寻找着力点，力求将对损害降至最低。

策略一：更换外交总长并饬令谈判人员采取拖延战术

为能够给谈判赢得更多时间，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

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袁氏就更换了外交总长（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

袁氏这样做，有两重考虑：一是新官上任，要处理很多事情，会耗去很多时间，对日交涉必受滞后影响。二是陆征祥外交资历丰富，但不懂日语，会议过程中双方言词翻译必耗去不少时间，可起到拖延谈判的作用。

袁亦明确指示陆征祥尽量拖延时间。

陆为此可算使出了浑身解数。

据顾维钧回忆：

“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征祥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

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客套话后又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陆征祥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征祥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征祥言语，有需请他复述一遍。遇到困难时，陆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

依赖上述手段，陆征祥将对日谈判从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为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底线，发动国内报刊攻势，及联合美英俄等列强以对日施压，赢得了时间。

策略二：利用日本元老院与外交部的矛盾，游说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

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实要求，并利用日本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周旋。

这一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派人暗中结交日本政界要人，谋求软化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立场。

比如，袁世凯派曾遣其日本籍顾问有贺长雄，赴日与日本元老派人物联络。

据曹汝霖回忆，派遣有贺长雄是他的建议，因为“有贺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在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对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且有贺素抱一种意见，谓对中国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

在日本国内，元老们与外相加藤高明，在对华政见方面存在分歧。

元老们认为“解决对华问题武力不足恃……偏向于支持袁世凯”，而加藤则“利用革命势力威胁袁世凯，并试图完全吞并中国”。

袁世凯希望有贺联络元老们游说日本政府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条款。

有贺赴日后，先后拜会了日本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松方认为“五号一三四款有妨总统体面地位，亦非日本之利，当与山县协力忠告政府，并劝止勿用武��伤感情”。其他元老也有不满第五号条款者。

故此陆宗舆曾致电中国外交部，主张在第五号条款上面不要对日让步。

有贺在元老中的活动，对日本政府确实产生了很大压力，以致日本政府曾派警护卫有贺，拘束其行动，阻止其与元老接触。

俄国驻东京大使曾评价称，“日本之所以放弃第五号要求是由于元老们的力争”，此语或有夸张，但也可见袁世凯利用日本元老与日本政府间矛盾的策略，确实有其效果。

二是派曾叔度联络、结交有相当智识的日本浪人。

袁世凯对曾叔度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所想要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动静。例如最近来的日本人多，还是回国的日本人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时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一去不复返之势。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

袁氏之所以希望随时了解日本侨民在华动向，是为了弄清日本之威胁，究竟是虚声恫吓还是真有意诉诸武力，从而把握谈判的分寸。

策略三：无视日本之保密警告，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众，营造反日舆论

为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筹码，袁世凯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

根据袁政府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新闻媒体不得对外交秘密等进行报道。

如果袁世凯想禁止中文报纸刊登中日交涉事宜与相关评论，应不困难。

但为形成强大的国内舆论对日本施压，袁选择了通过不断“泄露信息”的方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和中日两国的谈判过程公之于众。

比如，在中日会谈之前，袁就秘密安排顾维钧、陆征祥、蔡廷干、莫理循等人，不同程度地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具体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

之后形成的爱国民意，确实对中国代表的谈判有所助益。

如陆征祥在第六次会议期间，对日置益解释他不能让步的原因时，即声称：不是他本人在为中国“极力主张”，而是“国民不能原谅”。

日本对袁氏这种策略心知肚明。

在反日舆论高涨之时，日置益即抗议称：中国政府“向以政府之势力取缔报纸，并版有严重之报律，今若任其随意言论，恐将生出枝节，于两国邦交及此次谈判均有不利。”

随之又恫吓说：“谈判万一决裂，皆系中国政府不取缔报纸之故”。

谈判后期日本向山东、南满增兵，其理由也指向袁氏的新闻政策：“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因用外人新闻政策，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甚为中政府不取。凡重要谈判不密，利少害多，本大臣非过急催，甚恐长此漏密，或致发生意外。”

对于日方提出的严格取缔报纸言论的要求，袁氏口头上给予承诺，但始终未认真执行。

策略四：寻求美、英、俄等国干涉，以牵制日本

利用报刊促成民意反日以增加谈判力量的同时，袁氏也在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希望使各国充分了解“二十一条”对其在华利益的损害，进而对日施压逼其让步。

袁世凯首先寄望的是美英两国。

美国在一战中处于超然地位；英国在华利益是其远东利益的主要部分。

中日会谈期间，袁指示顾维钧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顾维钧每次开完会后，都会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充当中国政府和英美使馆的联络员。

袁还指示顾维钧把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英美记者，以借英美舆论向日本施压。

美国方面的压力，对迫使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实有帮助。

国务卿布赖恩曾训令驻华大使芮恩施，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中日双方表明：美国不打算放弃在华任何权益，也不要求中国接受别国侵犯它的主权的任何协议或条款。

美国的态度让中方在谈判中态度趋于强硬。

日本最终在修正案中，暂时将第五号要求搁置。

当然，于美国利益有损的相关条款被搁置后，美国的态度亦有所变化。

布赖恩曾对驻中日两国之美使发出训电：“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寻求英国支持的努力，则以失败告终。

虽然英国媒体大都支持中国抗拒日本所提要求，但英国政府仅向日本外相加藤表态说：“若日本侵害英国权益，期望能与英国有所协商。”

加藤则不在乎英国的态度：“万一在英国……要我们把既已向中国提出的条项，再予以撤消或改变，那是断难做到的。”

日本之所以对英国如此强硬，与英国在一战期间对日本有所求有关。

1914年8月，英国在对德作战第二天，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

1915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发生暴动，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抽出足够兵力去镇压的英国政府，也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援。

日本应英国请求派出军舰平息了暴动。

略言之，英国政府考虑到其在远东的整体利益，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明显地偏向了日本。

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曾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 —— 英国公使朱尔典于5月8日对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

俄国则非但不同情和支持中国，反试图借机攫取更多在华权益。

1915年3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在致东京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说：“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此时日本政府正力求，在南满获得任便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倘若日本政府获得上述权利……亦要扩大到俄国人和所有外国人。”

北京公使则给俄国外交大臣回信说：“日本的势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而日本在南满取得的优惠，则可作为我们要求在北满获得同等权利的依据。此外，我们可以中国政府使日本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的某些特权为理由，补充作为我们从阿尔泰地区撤军条件的要求。”

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俄国公使曾主张，中国应立刻无条件同意接受日本的要求。

（图注：由袁世凯签字的《民四条约》）

蒋廷黻：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是爱国者

1、对日交涉有一定效果，但仍被迫签订《民四条约》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耐心，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力又贫弱至极的局面下，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

最终，中日双方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尽管最终仍无法避免丧权辱国，但《民四条约》较之“二十一条”原本，确已减少了诸多损害。

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

袁世凯的外交努力有其结果，当然，不是最好的结果。

《民四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的。

从提出“二十一条”起，日本从未停止武力威胁袁世凯。

比如，3月8日，日置益访晤曹汝霖，谓若于数日之内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

同时，日本不断地向山东和南满增兵，以示军事威胁。

国际力量干预无望，欲抗拒日方最后通牒，惟完全依靠中国自身实力；但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并无一战之可能。

袁世凯曾向段棋瑞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的答复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时，48小时以后，“听候总统指示。”

在5月8日的国务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独段棋瑞一人主张动员军队。

实际上，袁氏此前也曾有过与日本一战的想法，早在3月23日他就对美使表露过：“我准备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日本的行动可能迫使我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不过，鉴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袁世凯虽考虑至此，但终不敢轻启战端。

诚如英国大使朱尔典所说：“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民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大总统）遭此惨运。”

在反复权衡和战之轻重利害后，袁最终选择对日本妥协。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日实力对比，时人和后世学者对袁世凯的对日让步，颇具“同情之理解”。

比如，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吾因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近代史学者蒋廷黻则评价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陈恭禄分析袁氏让步的原因时，说道：“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2、袁世凯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

此次外交失败，被袁世凯视为“奇耻大辱”。

袁曾告诫国人：

“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

为警醒后人，袁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参考资料：

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郭传芹《“二十一条”外交事件中袁世凯政府新闻策略及传播效果考察》；周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国民外交》；郭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末》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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