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缅甸签单生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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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还是李鬼:揭秘“千万星星回家计划”
掩盖下一场英雄与伪装者之战!
我来自广东省茂名市,家里主要承包渔场做一点小生意。家里一共有3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是填写了被困求助信息的家属之一。我们一直都在等,我想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被骗被困受害者家属还在苦苦等待和寄托希望。
知道这个“千万星星回家计划”也是从微博另外一个“星星回家计划”开始的。我弟弟今年33岁,平时游手好闲,家里的渔场他不高兴管,一直是我老公跟我爸妈在顾。就是因为这份宠爱,弟弟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在我们这,哪家不是儿子当家做主的?哪里轮得到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来管。村里闲言闲语一直不断,说我弟“窝囊没本事”“太懒老婆都讨不到”。
然后事情就开始了。去年3月,我弟带了个姓施的朋友回来吃饭,4月底,我弟突然问我借5万,说要跟那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他说他朋友在河东有一家表行,最近业务量变大,要找人帮忙去泰国做代购,来回的交通费全包。到时候每个表抽成5%,轻轻松松日入3K。我就问他是不是在做走私什么的犯法的生意?他说就是帮商家代购手表,手表有发票合法合规,不犯法。他还给我看他朋友在河东表行的照片,营业执照什么的,感觉那个店很气派,老板看上去也不像坏人。他还给我看了他们代购抽水的水单,少的一两千,多的有好几万。我就把我压箱底的5万拿出来给他,就希望他这次能好好做生意,赚到钱了能早点讨老婆。
但是没想到,他5月5号晚上从广东茂名坐火车到广西南宁和朋友会合,6号凌晨坐飞机到泰国曼谷,到曼谷下机后就被接机的人安排车说接他们去取手表,直接把他们拉到妙瓦底的酒店房间控制起来。门外有拿着枪的人,他们意识到被骗想逃跑时被人持枪威胁并拿铁棍击打,没收手机和证件,胁迫他们签下12万人民币的卖身合同!还让他联系家人转15万赎人,我们当时马上报警,派出所也立案了,警察对我们说不要转钱,否则人没钱也没。已经8个多月了,我弟仍被困在园区。期间我们有找所谓的救援人员去救人,但被园区管理知道后说我弟泄漏公司信息,威胁要打断我弟手脚然后把他卖到山上,救援人员不但没有救出人,还骗了我们将近8万人民币。
我一直在关注那个叫王星的大明星的新闻,我觉得他能回来,那我弟就也有希望。直到在微博看到有个叫“稀薄20”的网友搞了个“星星回家计划”在线文档,大家都在填写家里人被骗到缅甸去的信息,于是我也填了,也时刻去关注,希望那个叫“稀薄20”的能看到我的信息。可惜11号晚上,那个文档就打不开了。
好在第二天我老公跟我说,外网有个叫“李颖”的“大神”级人物在搞“千万星星回家计划”,也在统计受害者信息,听说这个计划比国内的厉害。我们就找到了他的谷歌文档,详细填写了我弟弟怎么被骗的,什么时候被骗的,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人是在哪个地方失去联系的等等。
12号下午,我收到了自称是李颖团队的私信,说他们的团队主要在做缅北的,缅东的登记人数只有200多个,目前这个项目还启动不了,说资金有限。我说我希望大家一起集资,我们200多个缅东片区的,每个人拿几千出来也有几十万了。然后他说几十万根本帮不到什么忙,连打点当地园区岗哨的小喽啰都不够,别说是给雇佣军的钱了。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有个受害者群,把我拉进去大家一起商量。然后我就扫了他给我的码,进了一个叫“千万星星回家-缅东区”的微信群,群里一共237个人,大家在群里都在讲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的遭遇,有一直没有联系上的,也有像我家这样,联系上打了钱又没见到人的。
一开始聊得好好的,后来那个团队负责人找我私聊,说已经找好缅东那边的雇佣军了,但是各个费用算下来每个人需要出10万。我反复强调家里前前后后已经花了近30万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过来了,实在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10万。负责人先跟我说“每个人像你一样不肯花钱,那所有人都没有希望了”“早点给钱就能早一点把家人救出来”,看我一直在说家里已经没有钱了,那人又说“你们可以多办信用卡,很容易套现”“李颖的团队你还���相信吗?你可以去网上看看,李颖有自己的货币网站,资产上亿”。
我把这事告诉了父母,并找老公商量,最终大家打算放手一搏,到市里各个银行办理信用卡,又通过朋友的关系从信用卡上套出了10万,转账给了群负责人。但我还是不放心,通过各种手段在网站搜索,发现好多人都说李颖是诈骗犯,有好多人想退LI币在组织维权。将信将疑下,我又去加了群里其他的组友,有些人没有回我信息,有的加了好友后一直劝我给钱。我还是有点怀疑,问其中一个群友,让她把在谷歌文档里填的信息发我看看,随后就被拉黑了。最后我还抱着一丝希望找到群负责人,向他询问他口中所谓的解救进度,谁知我已经被对方拉黑。
当时我脑子一下就蒙了,人没救回来,全家又背上了10万利滚利的信用卡债。我还不死心,又去网络上找跟我经历相似的人,有网民一直在劝导我们这些填表格的人,说这是李颖在骗我们的个人信息。搜索发现原来开“星星回家计划”的博主也在微博里揭穿了李颖的丑恶面目,原来李颖只是打着公益旗号在收集受害人家属的信息以用于诈骗。
今天,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没救出家人又被榨干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但凡有点路子也不会上网去求一个陌生人。可惜这些人跟园区的恶魔一样,都是吃人血肉的骗子。
恳请大家站出来,一起举证,反对像李颖团队那样的诈骗犯对我们受害人家属二次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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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与中国军队,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杨天石 2015-10-26
主讲人:杨天石 主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时间:2015年8月29日 主办:长宁区图书馆 协办:蔚秀报告厅、季我努学社
【编者按】8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长宁区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讲座。杨天石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后所起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天石教授讲座内容:
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年均是9.9%。1937年,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大概是6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只有13.6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年产值是当时中国的4倍还要多。
打仗离不开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所以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当时日本的石油是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中国的129倍。
在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可以做到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每年是40余万吨,造舰能力每年5万吨。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零,我们不能够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口炮、一辆坦克、一辆汽车。当时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主要的部件和原件还必须要靠进口。在1937年的时候,中国只能够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200万人。当时的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只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为例,日本每个师共21945人,中国只有10923人。陆军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日本的步枪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只有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个师配备541挺,中国的每个师只能配备274挺。重机枪日军每个师是104挺,中国的军队只有54挺。野山炮这种重型武器,日军每个师装备64门,中国军队仅仅是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还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而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这是我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和国家的统一几个方面对两个国家所做的考察。总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想中日两国当时不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中国虽然是��国,但是落后,因此一定要争取和利用外部的力量。早在1921年,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提出,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要尽快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天皇问日本将军,“你看打中国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将军回答,“一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日本人原来估计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百里将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战略,叫持久消耗战略。也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拖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合流。
蒋介石在1936年6月跟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有一段对话,蒋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拖延,打持久战。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蒋介石已经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它的前途做了一个正确的估计。
要争取外国的力量、要争取外国的帮助,首先靠谁?争取谁?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说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说英国、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子,蒋介石一定会按照他主子的命令去反抗日本。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反,蒋介石首先并没有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而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求援。
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把一位老外交家颜惠庆派到苏联去,跟苏联的外交部长商谈恢复邦交。中苏两国本来有外交关系,但是1929年断交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与俄复交,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使日本人害怕。”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跟苏联恢复邦交。
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是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有了这个条约,苏联人就可以向中国运送武器,运送飞机,可以派顾问、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所以,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是苏联。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才争取同英国、美国结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然后就是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之前,广州失陷。广州、香港地区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所以蒋介石就召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跟他讲华南地区跟英国关系密切,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你们要有所动作。也就是说,蒋介石想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但是最后这位卡尔大使只表示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早在1937年10月28日,当时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到苏州对军队干部发表演讲,题目叫《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如果单靠我们一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他对抗,我们建设未成,准备不足,当然不容易打败它。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为维护国际正义而战,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都要同情我们、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国际形势来压迫敌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想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压迫日本。
南京沦陷前夕,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他的演讲题目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往重庆。
在演讲里,蒋介石讲:“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定了,即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组成联合阵线,组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看看国民政府、看看蒋介石当年是怎么努力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1938年12月11日,蒋介石跟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1939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正在苏联访问,蒋介石告诉孙科,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督促英国政府尽快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且不仅英国、苏联在欧洲要团结,还要让它推广到远东和亚洲。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我们提供20万受过训练的军队。这20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在香港地区反对日本侵略。
之后又做法国的工作,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打电话,说这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否可以将中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确定下来,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并且有所准备、有所决定。
此后,蒋介石又见了美国的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蒋介石告诉他,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但是四年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抗战,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蒋介石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促成英、苏两国与中国建立同盟,参加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的联防会议,借以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中国政府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
有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我,说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因为他的“主子”让他抗战,所以他才参加抗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英国这个国家老奸巨滑,对日本长期采取的是妥协、绥靖政策。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曾经回忆,“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极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1939年,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克莱琪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有一个谈判,谈判内容是,如果日本不打英国,不侵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去碰香港、不去碰新加坡,那么英国会支持日本。在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法国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美国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跟日本再打起来。美国人可能陷入一个“两洋作战”的局面,什么叫“两洋作战”?即在大西洋跟德国打,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恢复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美国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当时日本需要大量战略物资,而日本是一个小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都是从美国买的。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宣布废止美国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另外,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大概有1亿多美元的储备。
此后,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生意要继续做,钢铁、石油也要继续卖,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要解冻。
结果,美国准备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
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备忘录的基础上又定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而且表示继续把石油卖给日本人,另外还从日本进口生丝。这就在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协了,结果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一段说“看到了美国人所考虑到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又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懦弱。”蒋介石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个“帝国资本主义者”骂的是美国。
当天蒋介石还写了一封给胡适的电报,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
他要求胡适把这个意思告诉美国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人还有那么多的幻想。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所以中国人心动摇,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藉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蒋介石一天之内给胡适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除了胡适,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个代表,即宋子文。蒋介石给宋子文打电报,说“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暧昧游移。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胡适和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说我们美国这个“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承认错了。
蒋介石除了通过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丘吉尔在凌晨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能跟日本妥协,说“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那么我们欧洲战场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抗议、丘吉尔反对,所以罗斯福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最后决定“抛弃这桩蠢事”,不再跟日本妥协。
美国不妥协了,向日本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火了,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那么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所有的成果都将付诸流水。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回答里面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12月8日4��20分,两个日本代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因此在12月8日,美国、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而且蒋介石提出,应该成立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应以美国为领袖。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议建立中、英、美、苏、荷五国的军事合作,订立互助协定。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产生一个永久机构来指挥。12月31日晚上,罗斯福约见中国代表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最坚强的保证。
美苏两国是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军
前几年日本NHK电台记者到北京访问,谈到日本的战败问题,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说,杨先生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为什么好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因为美、苏两国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当年美国打日本叫“太平洋战争”,采取的战术叫跳岛战术,太平洋上好多岛,怎么打呢?打下一个岛再跳打另外一个岛。例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另外一个战斗叫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1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牺牲。
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十万七千人。还有硫磺岛战役,在900余艘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万人的日军守卫的硫磺岛发起进攻。美军全歼岛上2.2万人的日军,但是也付出了2.8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战役使得美国陆战3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4师、5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这些例子是说明,在太平洋战斗中,每打一个岛屿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罗斯福要找寻一个“捷径”,减少美军死伤人数,这个“捷径”就是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号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在此期间,苏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经过一周激战,苏军伤亡2万余人,歼灭日本关东军8万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60余万关东军成为俘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苏武、屈原之争”。“苏武”是指靠苏联的武装、苏联红军打东北,“屈原”是指屈服在原子弹前面。这个争论从二战胜利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但是从我上面的叙述看来,日本之所以投降,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摧毁了日本侵略的主力,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的作用
那么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做了什么、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是蒋介石访问印度,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的地位很尴尬。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人为了独立,要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又是中国的同盟国,如果印度站到日本方面、站到德国方面,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法西斯阵营呢?可能性很大,因为印度国大党有两个领袖,尼赫鲁和甘地,他们都反对英国。
当时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人博斯在当时成立了一支军队,叫“印度国民军”,这个“印度国民军”就是跟日本合作的。如果整个印度都倒过去,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日本拉印度,德国也在拉印度,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我们帮你独立。
而且德国人还有一手,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叫洋克,洋克跟蒋介石的代表桂永清谈判,准备秘密签订一个条约 —— 中德军事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是,中国从缅甸去打印度,德国从中东去打印度,德国和中国打下印度之后,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会师。
这就很危险了。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想拉拢印度站到自己一边,而印度主要的政党又很有可能要站到法西斯一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宋美龄去访问印度。这是他们夫妇在抗战期间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对英国的殖民政府讲,对印度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印度自治。另外蒋介石、宋美玲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尼赫鲁、甘地)讲,你们要参加反法西斯阵营,跟中国合作打日本,至于印度独立将来再说。
蒋介石、宋美龄要去印度访问,英国的丘吉尔反对,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达去会见甘地,写���给蒋要他好好思索,说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的印度总督会见宋美龄,要求蒋不要首先会见在新德里的尼赫鲁,被宋拒绝了。
蒋要求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甘地,提出中印共同奋斗,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甘地没有回答。蒋回到中国以后,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1942年夏,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裂,逮捕了甘地与尼赫鲁,丘吉尔提出彼此不干涉内政,反对蒋介石要求释放国大党尼赫鲁和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不化,蒋曾经争取罗斯福的帮助,但是英美同盟使罗斯福不愿意插手,就劝蒋避免任何交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强调印度独立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要求无条件释放甘地、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写信,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法西斯阵营,要求他们站到反法西斯阵营,尽管这件事由于英国的反对没能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重点是,中国派遣远征军出战缅甸。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抗战需要接受外国的军火,首先靠香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这条路断了。然后靠滇粤铁路,云南到越南的铁路,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这条路也断了。最后只剩下滇缅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是先运到缅甸的仰光,然后通过缅甸的公路运到中国的西南方。日军为了截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一定要占领缅甸,一定要斩断这条公路。所以中国一定要援助缅甸,但是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中国的军队进入缅甸。
直到仰光被英国占领了,丘吉尔才勉强同意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首先打的第一仗是同古保卫战,同古是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作战的第200师,杜聿明是首任师长。杜聿明升为军长以后由戴安澜继续当师长。
戴安澜师长的军队到达同古的目的本来是支援英军守住仰光这个海口城市,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
中国的军队在同古奋战了12天,伤亡千人,消灭了日军5000多人,在一个夜里撤退了。
对中国军队的表现,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的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军一个军官叫横田,他说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过像这样的劲敌,劲敌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将军以少数部队把日军打败了,把7000个英国兵救出来,所以4月20日这一天就被定为克服仁安羌解救的日子,孙立人被英国国王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支那,密支那是缅北的重镇。这次战斗是由中国的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只想保住印度,控制香港、控制东南亚,所以反对在密支那进攻日军。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最后密支那这场战斗还是发生了,打了100天,把密支那拿下来了。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缅北的主动权,滇缅形势完全改变。
美国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士兵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从印度出发进攻缅北日军。兵力12万人,一年半中收复缅甸大小城镇50多座,挺进2400公里,解放了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在云南怒江以东的中国远征军16万人,1944年5月反攻,经过8个多月的苦战,收复滇西全部失地38000平方公里,毙伤日军21000人。
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两军合计打死日军48850人,中国远征军伤亡79154人,有2900人长眠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牵制、困扰日本,这个是中国军队做的第三个工作。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线作战,专心致志的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自然,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忠诚的,在中日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据统计,日本人曾经跟国民政府谈判过12次,想把中国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但是都被重庆政府、蒋介石拒绝了。
中国政府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以后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开罗会议。
1943年中期,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苏联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斯大林没有参加。第一次在开罗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讨论远东,德黑兰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主权,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会议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提出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提出来要实物赔偿。
会议还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方面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但是英国提出来不讲独立,只写明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于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以后来《开罗宣言》明确表示,朝鲜要独立。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首脑跟美国、英国的首脑平等会晤,共商世界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开罗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两个联盟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胜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国内是以国共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统一战线。有了这个统一战线,才有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但是时间会更漫长,不止8年,可能会更长,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我想介绍毛xx在1950年代跟南斯拉夫代表讲的两句话,他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毛xx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困住日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毛xx讲“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这当然反映了毛xx的谦虚,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实际。
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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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绝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八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就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夏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卡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员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国。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到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面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谋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用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估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烈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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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果敢王”之称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创建者、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前主席彭家声2月16日去世,94年的传奇人生落幕。彭家声,如何去客观评价?生前是缅甸政治人物,被认为是一名果敢军阀。他身逢乱世,半生戎马,几度沉浮很具传奇色彩,外界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来界定他,但他就是果敢人的“王”。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个人不容易,就好比最近席卷海内外网站“方舟与中国”作者的四万字文章《客观评价习近平》。文章称:“习近平以反贪腐打掉政敌,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却陷于深刻不安和自我缺失;习近平喊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塑造自身为旷世英主;对内政策,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习近平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习近平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实际上他却缺乏这些领袖气质,在历任领导人中言辞最空洞、自我标榜假大空;习近平取消任期制以具备自己长期执政条件,问题在于他并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不过,《客观评价习近平》并不客观,因为在做评价的时候,不能只看表象,要看实质。要怎么去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应该从现时时代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出发,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者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去代替科学分析。无论是客观评价习近平、薄熙来、胡锦涛、邓小平等其他人暂且不谈,笔者现就缅甸“果敢王”彭家声作一番自己的客观评价。
早期经历
20世纪60年代,彭家声曾加入反抗缅甸政府军的革命军,后又随其指挥官一道投降政府军。后来他又加入缅甸共产党,在果敢领导第二次革命,与毒枭罗星汉率领的亲缅族五张展开游击战。彭家声战场失利后逃亡中国,并接受中共的训练和支援。他后来将其果敢部队重组为缅甸共产党东北军区,率部反攻果敢,并长期在缅共担任要职。
彭加声的“功”
彭家声的一生,评价争议很多,他的头上曾有“毒枭”、“果敢王”等各种头衔,但彭家声自认有“三个功劳”:开启缅北和平、禁毒和促进果敢经济发展。1989年,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地方武装第一个与缅甸军政府达成为期20年的和平协议,实现了停火。随后多个地方武装陆续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实现停火。彭家声认为,是自己第一个开启了和平之路。实现停火后,彭家声又在缅北第一个提出了禁毒,对果敢种植、贩卖鸦片采取严厉打击政策,“那时候果敢基本上铲除毒品,但是现在果敢毒品又开始泛滥,我是很痛心的。”“果敢是高山高寒地区,原来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经过从1989年到2009年20年发展,树立起高楼大厦,经济发展很好。”彭家声说。
是否有功,其实可以从诸多新闻报道及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彭家声对果敢的和平、禁毒以及经济的发展却有帮助体现在:
对果敢民族的和平起到重大作用。1989年彭家声又率部脱离缅共,与缅甸政府达成和解。缅甸政府承认果敢的自治地位,彭家声也被任命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主席,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从此缅甸境内的16支民族武装中,有15支放下了武器与政府讲和。彭家声成了一时"民族英雄"。因此,彭家声一直坚持维护果敢的民族利益,抗击政府军达数十年之久,为果敢民族争利益,这是符合民族大义的,他也因此得到了果敢人的尊敬。另外,他领导的民族民主同盟军是缅甸联邦第一支与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达成停战协议的民族武装,并带动其他十七支民族武装走上和平道路,也是有利于果敢民族,符合历史潮流的。
经济从早期的单一经济变为多产业经济。果敢早期也靠种植罂粟发展经济,但2002年开始了严厉的禁毒措施,同年果敢领导人即宣布全境禁种罂粟。果敢虽然是高原地区,但土壤肥沃,在中国政府特别是耿马、镇康两县政府的帮助下,果敢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等农作物来替代罂粟种植。目前,农业生产依然是果敢的主要经济来源,甘蔗、玉米、花生、茶叶、橡胶、咖啡等经济型农作物在果敢地区种植面积大,产量高,通过果敢与中国的边境口岸将这些农作物运到中国进行深加工,使得果敢的农作物不必发愁销路,这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果敢主要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这里的手机号码、移动宽带都是使用中国云南这一边的,可见果敢与中国经济往来之紧密。
禁毒发展确有成效。与其他的缅北武装一样,果敢也有一段黑历史,那就是罪恶的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彭家声在缅北第一个提出了禁毒,对果敢种植、贩卖鸦片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但彭家声承诺从 2002年秋季开始全面禁种罂粟。在中国政府特别是耿马、镇康县政府的帮助下,果敢地区已开始以大面积种植甘蔗等农作物来替代罂粟种植,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总而言之,果敢从进入和平年代至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
希望收复果敢。彭家声认为,在缅甸果敢人有近百万人,果敢人就是华人,就是汉族。缅甸政府一直是“大缅族主义”,不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大部分果敢人没有正式身份证,不能去首都,不能在缅甸国内自由迁移,也不能出国,买不了机票。”的确,因为几十年来持续的武装冲突,缅北的各少数民族普遍处于没有正式身份证的状态,果敢的难民也表示,他们大部分人从小就没有身份证,无法出行和享受各种权利。“上世纪90年代,缅族人对我们果敢人很客气,因为我们有自己武装,有自治政府。现在缅族人压迫、剥削果敢人。”彭家声说,希望寻找机会“收复果敢”,“果敢毒品泛滥,社会不稳,我相信会一呼百应,因为目前大多果敢人对现在的果敢不满意。” 彭家声说。彭家声表示,缅北问题只能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根据目前形势以武力光复果敢亦是我们一种无奈的选择。”2011年缅甸总统吴登盛上台后,先后与多支“民地武”签署停火协议,但全部停火很难实现。“双方没有信任,和平谈判也不会有结果。”彭家声说,他担心政府没有诚意,边谈判来边抢占缅北“民地武”的控制区。而且缅甸一直有军政府传统,军人脱了衣服参加选举,如果达不到利益,可能采取措施进行干涉行动,也可能让选举更加混乱。
彭家声的“过”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何会饱受争议呢?一个能被称作"王"的人,一个被人民称为民族英雄的人,为何会成为果敢地区的罪人呢?彭家声的“过”,经笔者收集汇总:
这要追溯到2009年,著名的88事件打破了果敢人平静富足的生活,2009年开始,缅甸开始不断与果敢特区政府密切基础,目的并不单纯,缅甸政府试图将果敢同盟军改编为缅甸边防军。彭家声作为果敢地区的统治者自然不愿自己建立起来的独立军队重新依附缅甸,于是明确拒绝了缅甸政府的要求。而缅甸政府却以发现毒品工厂为由,带领全副武装的军队闯入果敢,这一行为已经完全违背了果敢与缅甸之间签订的和平条约。而缅甸政府之所以敢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毒品"工厂的存在,更是因为彭家声的身份背后还有一个"大毒枭",这也是彭家声如今饱受争议的最大原因所在。
果敢地区是一个世界"集聚"的毒品贩卖区,在动荡的战争期间,为了战争的胜利和果敢的发展,彭家声也贩卖过毒品,且其影响力绝对不小于坤沙等人。彭家声的一生几乎做任何事情都是十分成功的,大毒枭是他所有噱头中最能找麻烦的一个"成就"。只是,彭家声没有避讳自己过去不好的名头,他更是提出了全果敢地区禁毒的主张。"禁毒上来了,我们才搞建设。"几乎就是在实现与缅北地区的和平之后,彭家声在果敢甚至更加广泛的地区推行他的禁毒主张,即"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缅北地区的人们长期都是依靠贩卖毒品生存和发展经济的,人们可以做到禁毒,但却无法满足生存,因而彭家声强力组织其他替代农作物的种植,在禁毒实现的同时,必须保证人民的正常幸福生活。
有网友称彭的最大败笔是2009年8月27日上午,彭将17名被其扣押的缅甸国家警察关进杨龙寨口岸的一处民房全部用手榴弹炸死,据说其中还包括了一名家有幼婴的年轻女翻译,此举彻底激怒了缅军高层,并为缅军将此次冲突全面提升为大规模军事进攻提供了口实。因此,媒体称彭进退失序乃至于完全不顾果敢百姓的身家性命,也完全不考虑同盟军全体干战的生死安危;还有就是围其绕私生活而展开,但该点却无从考证。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综上所述,可见彭家声在果敢地区"果敢王"的称誉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既是带领果敢人民走向独立和更高自治的民族英雄,又是在果敢地区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大富豪,彭家声在果敢地区的确的非同凡响的人物。与此同时,大毒枭的身份在整个世界都是被反对的,尤其是彭家声是一个在果敢地区生长起来的大毒枭。但彭家声为了果敢奉献除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孰是孰非,他始终都在为了果敢地区和人民的利益斗争,至少他不应该被当作果敢的罪人来对待。作为局外人,要解读一个领导,想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人,想去评价一个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应该从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理清历史真相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想人民之所以认为领袖伟大,是因为他心里只有人民。无论是普京、习近平还是彭家成,如果能做到心里有人民,世界和人民是抹不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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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东南亚:在差异与统一、传统与现代、高楼与棚屋之间
从2014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度假和旅游的首选,较低的物价、细腻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景,再加上异于中国的热带文化,都是吸引中国人涌入东南亚的原因。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上半年,到东南亚各国旅游的中国人数1520万,虽然在经过2015、201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速度开始减缓,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前往东南亚的主力,直到新冠疫情将这一趋势打断。
现在的东南亚包含了11个国家,从地域上来看,东南亚跨越了约35度的纬度和近50度的经度,整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与湄公河三大主要河流组成的中南半岛,往东南方向走,则是涵盖了一万多岛屿的大巽他群岛区域,再向北是菲律宾群岛。同时这一区域涵盖了一千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群体,分别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与各种不同的本地宗教,显示出非同一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东南亚简史》一书中,米尔顿·奥斯本认为尽管东南亚各个社会之间存在不一致,但是许多区域却存在广泛的相似之处,而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比如东南亚国家的宫廷都采用相似的礼仪,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家庭结构也基本相似,核心家庭或者说个体家庭是十分重要的。东南亚各地区的语言也具有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超越了国界,比如印尼/马来语(也就是“南岛语系”)的广泛传播,在现代文莱、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南部沿海地区、柬埔寨和越南,都存在这历史悠久的语言。
在差异性和统一性同样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东南亚?我们能将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吗?还是说其内部的差异太大,造成整体的理解其实不太可能?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直思考,而且可能永远没有确定答案,而是需要考虑特定的时期和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身观察到的现实和东南亚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马尼拉城市景观
边界的确定:东南亚国家的出现
奥斯本认为现代东南亚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在过去150年里,旧的松散边界和行政安排变得更加紧密,旧的国家存在得以确认,一些新生国家也确定下来。其中最后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是东帝汶,1998年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印尼向民主政治转变,在1999年公投后印尼做出了允许东帝汶独立的承诺,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长期抗争之后,东帝汶最终在2002年5月获得了独立。
地处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之间的通道,海风带动了这些区域之间的互动,每年的某段时间,赤道附近的信风会改变风向,在中国和印度(为当时两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海面上,为两国商船提供一条便于通行的运输航道。12月至来年3月,来自中国的东北风袭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东南风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
早在1世纪,东南亚国家就开始了所谓的“印度化”(Indianisation),在这一时期,有限数量的商人和学者僧侣把各种形式的印度文化带到了东南亚主要是中南半岛,而大部分文化被当地人吸收后再融入到他们自身的文化中。这并不是说本土文化完全被取代了,而是一个本土文化与印度的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理论相结合的过程,比如东南亚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印度的种姓制度。
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越南的直接影响,到了18世纪,越南王国与中国在宫廷和官员设置方面颇为相似,如政府结构和礼仪,包括官员的选拔体系,服装样式、职权明确等方面,这也造成了越南在很多方面都是东南亚文化圈里的“特例”。另一个是与“南洋”长期的朝贡关系,到了13世纪,中国开始自己同东南亚展开贸易,打破了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海洋王国室利佛逝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才达到的平衡。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开始从欧洲到达东南亚国家,他们开始成为影响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外部力量。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开始加入到殖民国家之列,到19世纪晚期甚至20世纪初,除了泰国之外,基本上所有东南亚区域都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之下。欧洲势力和思想对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各种影响,比如西班牙一方面使菲律宾成为了天主教国家,另一方面将其从以小型社区为单位进行统治的方式中变成了一种高度分层的统治模式,这种高度分层直到现在还是菲律宾人的一大特征。
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过程则用了300多年。因为地域广大的原因,由于经济需求(香料贸易)和在这一区域外国竞争压力,其殖民过程在19世纪末期开始加速。到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基本框架才构建起来,通过不断的战争和签订条约,荷兰宣布自己控制了从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到东边的新几内亚西部的所有群岛,除了帝汶岛东部小块区域受葡萄牙殖民。荷兰人建立的这一框架最终成为了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马来半岛的三个英属海峡殖民地虽然地处于马来区域,但是当时其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华人的涌入,以及后来的少量印度人,这也是现在这一区域冲突的历史来源之一。英国在划分新国界时也发挥了很明显的影响,婆罗洲成为了东马来西亚和文莱,曾经的文莱苏丹国被当作一个小飞地保留,在1888年成为英国的一个保护国。
东南半岛的国家,除了泰国未受殖民之外,缅甸逐步被纳入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国殖民下逐渐确立了边界。而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逐步被法国纳入殖民范围,以便利于他们与中国的贸易,老挝在当时其实还是由一些诸侯国甚至更小的国家组成。
欧洲国家的殖民本质上是复杂而且多样的,包括经济转型、资源掠夺以及关于“进步”的种种观念,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本地社区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为现代东南亚国家基本确立了边界,之后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漫长独立过程,现代的东南亚国家版图得以正式确立。
从马尼拉到雅加达:贫富差距的扩大
2017年2月,我坐宿务航空的红眼航班第一次去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凌晨五点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机场大厅里冷气十足,我坐在候机处的木制座椅上昏昏欲睡,对面的Dunkin' Donuts在营业,不知道是整夜未歇业还是刚开门。两个小时后坐上了转机,十点左右到达薄荷岛(Bohol)的塔比拉兰机场,走出机场大厅,室外的热烈气浪和略带咸湿味的海风扑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群本地人试图拉着我们打车,我跟几个同行的中国小伙伴拼了个车,路边是棕榈树、椰子树、蝎尾蕉以及大部分从未见过的热带植物,铁皮顶的房子是第一次遇到的热带特色。阿罗娜海滩附近的当地民宿简单干净,房间里的空调噪音声音很大,但是勉强能用,海滩边是各种奢侈酒店和潜水店,里面塞满了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年轻人,大多数店员是本地人,他们每月的工资比一晚的房费还低。
阿罗娜海滩
我决定去附近逛逛,转到海滩背后沿着一条土路向前走,路边有一些木房子,外墙已经破旧,很久没有修补,门外一个木棍上绑着几只斗鸡,旁边还有养着牲畜的木棚,从挂着布条的窗口缝隙看进去,室内只有几个简单的木制家具,母亲带着几个小孩坐在地上,十多岁的孩子穿着破烂的T恤,更小一点的则完全光着身子,他们看到我之后微笑着跟我挥手,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返回马尼拉后,我借住在一位菲律宾朋友位于马卡蒂(Makatti)的单间公寓,公寓不大,但各种现代电器齐全,大楼顶层是私人游泳池,公寓附近是菲律宾最繁华的金融商业区,包括马卡蒂街、阿亚拉(Ayala)街和最繁华的绿带商圈,到夜晚时分,穿着光鲜的本地男女开着豪车,出没于附近的高级饭店和酒吧。而跨越到帕西河之北,我们就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汤都区(Tondo),人们挤���简陋的棚屋里,有些甚至直接露宿街头,每天的生活是在垃圾堆里挑拣食物残渣,加工之后再次食用,人均寿命也极短。据统计,大马尼拉都市区接近1600万人口中,35%生活在贫民窟,其中三分之二是儿童。
Tondo贫民窟
以此为开始,我因各种机会去了东南亚的不同国家,而同样的感受不断重复,在不同国家的首都,从马尼拉、胡志明、吉隆坡到雅加达,总是可以看到钢筋和玻璃建成的商业大厦,人群涌动的商场,豪华的酒店和会议大厦。而在繁华的商业区之外,总存在着另一片与之完全相反的贫民窟,更不用说遥远的岛屿和乡村了,高速的城市化趋势带来的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
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普遍经历了一个增长的过程,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较高以及较稳定的社会,吸引力庞大的外资,也使得这些国家已经到达某种程度的稳定状态。而现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了3000美元,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长期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断增加。在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中,印度尼西亚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受惠者是20%的人群,其余80%的人口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而有40% 的人口的收入实际上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一天收入2美元的贫穷线。
来自欧美的观察者们都试图去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新近出版的《季风吹拂的土地》的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东南亚国家有如此大量的资本和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他认为在权力结构上因为赡徇制(Patronage)与犯罪免罚这两种属于过去王权统治的统治手法的存在,长期阻碍了人民获得自由。但是类似的答案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是在看似客观的立场背后,用西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去评判在此地发生的事情,对于本地文化规则要不是完全置之不理,要不就是从完全的负面角度去解释,赡徇制(也就是贪污腐败)在书中被当成了东南亚所面对的困境的中心原因,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并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
长期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爪哇人很可能像柏拉图一样,并没有抽象的权力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格限定,但同时他们对“具体的”权力有着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一种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灵魂和人类(包括他们的性器官)中被发现。在他看来,深入理解本地人的内部观念才是理解当地文化的关键,这样才可以一步步地从一个社会场域到下一个社会场域去(包括管理制度、外交、税收、农业等等)打探究爪哇人所理解的理性,从而去解释一些在外部人看来并不理性的行为。
多元统一:现实还是理想?
作为印尼的国家格言,“在差异中寻求统一”(Unity in diversity)在创立之初就被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苏加诺确立,他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中保持强势姿态,在西巴布亚岛、婆罗洲北部的争端中争取民心,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所谓的“指导式民主”在印尼的一万多个岛屿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到了苏哈托主政时代,每个星期六,从亚奇省到巴布亚省的全国公务员都会举行升旗典礼,他们一律穿着款式雷同的爪哇蜡染服,衣服上都饰有象征印尼建国五原则的老鹰图。
到了20 世纪70年代,为消除地方差异,使管理体系走向现代化,苏哈托努力帮全国建立统一的政府架构,也鼓励爪哇人施行“内部移民”,去其他岛上出任公职或谋生,但实际上这种移民并未与当地社区融合,而是自成一体。苏哈托努力想要“将不同的种族融合成为一种人——印尼人。”
但是差异并未消失,印尼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始终在不同层面上上演,在《印尼ETC.》一书中,伊丽莎白·皮萨尼介绍了不同的岛屿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拥有像炼乳或蜜糖一般“浓厚”或“粘稠”的传统的西松巴岛,岛上特有信仰马拉普教每年的习俗,“受苦月”期间,村民生活必须有所节制,妇女不得在天黑后捣米,也不能梳妆打扮、大声奏乐,敲锣、宰牲、庆典一律遭禁止,但庆祝受苦月降临的活动仍可如常举行。印尼许多岛屿的集体生活——出生死亡、结婚离婚、遗产继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动——全靠传统知识与先人智慧奠定根基。
除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印尼所面临的冲突还有分离主义,20世纪50年代,若干地区起而造反,西爪哇、南苏拉威西、西苏门答腊、亚齐省的叛乱分子渴望组成伊斯兰政权与雅加达政府分庭抗礼,信奉基督教的马鲁古省也打算独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帝汶、巴布亚、亚齐三地主动发起抗争活动,但只有东帝汶在1999年获得独立,但是内部的分离活动始终是印尼面对的问题之一。
而在马来西亚,主要的内部冲突发生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印度人相对较少),在19世纪殖民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马来西亚,华人进入了一些本地马来人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比如锡矿业的矿工和小商店的店主,再加上一些华人有经济上的优势,他们跟殖民政府一起成为了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群体。虽然马来西亚作为苏丹国,马来人作为“国家的人民”享有特殊权利,但是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嫉恨。
这种嫉恨的来源还来自于各种社会和宗教的因素,比如早期华人被当成了殖民征服的税收员和代理人,华人在遭遇冲突时也不愿用印度尼西亚的习惯法来解决,而是诉诸于殖民政府法律,这些外来移民很难被当地社区同化,他们自己也常常用“旅居者”(sojourners)自称,因此受到的怨恨也越来越强烈。在独立时,马来人和华人的政治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谅解,这些安排的要点是:马来人将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而拥有强大商业力量的华人则继续以一个特权群体活跃在经济领域。
这样相互妥协的安排并没有给马来西亚带来和平,在1969年马来人和华人在议会选举的游行中爆发了持续了四天的野蛮全体暴乱,年轻的马来人和华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数百人死亡。其后政府通过修正宪法的方式强化了马来人的特权,比如在包括议会的场所,马来人的特权不容置疑,通过配额的方式增加马来人进入大学的比例,以及“新经济政策”为马来人的企业提供支持,以打破华人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现状。
缅甸内部的冲突根源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以军方为代表的团体支持保守主义,而以民盟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则试图推动民主化进程。另一个则是由缅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长期对抗引起的,这种冲突的根源更长久,主要族群缅族和几个重要少数民族如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高地民族不愿接受缅族人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政府,原因之一在于缅族虽然人数上占优,却不像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那样主要民族占据了超过85%人口,虽然如此,这种高地少数族群和低地多数族群的分化状态,实际上在这些国家内部也很普遍。
今年2月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将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扣押,国内局势一度混乱。我们或许可以从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缅甸诸高地的政治体系》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本书中,英国人类学界试图突破当时学界主流的结构功能论,提出了著名的“钟摆论”,解释缅甸高地民族克钦社会中贡萨和贡劳制度近150年时间的转化。在克钦人的社会中,理想的贡萨制度是类似于生活在低地的掸人社会,有着等级严明的体系,而贡劳制度则认为所有的世系群都是平等的,但这两个制度都因其内在的矛盾,在现实克钦社会中是无法做到的,因而只是理想形态,而在现实的克钦社会中贡萨制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中间政体,它始终在贡劳民主制和掸邦君主制之间不断“摇摆”。
这种“钟摆式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缅甸社会当今的局面,在今年2月的军事政变之后,社会开始朝着类似掸邦君主制的集权社会转变,这一转变在西方社会看来是东南亚“民主”进程的又一次倒退。作为美国输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被当成治疗不同国家问题的良方,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输送到了世界各地,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各区域的现实政治,比如近期缅甸和阿富汗发生的变局,或是在学术界的不同意见也很多,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一种“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世界将重回冲突的时代。
一直以来,人类学都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无论差别有多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相互的理解的,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不同背景的族群都可以和平共处。但是东南亚的历史在不断提醒我们,理解是有限的,和平是暂时的,冲突是永恒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不断的重复。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的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期望通过关注近期的发展得到一个笼统的概括,似乎不太可能,更需要通过对特定问题和情况进行关注以期达到更深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位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交际处,东南亚国家都试图在两者之间获取某种平衡状态,而理想的“多元社会”的实现,还需要东南亚人自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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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黑手党:不惜一切代价执意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可萨黑手党疯了,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更新)
作者:Sajjad Shaukat 今日退伍军人
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除其他原因外,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在继续采取国际贷款政策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迅速扩大,而债务使国家濒临破产,导致了革命。
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是因为法国人民想要结束君主制和贵族制……人民签署了《人权宣言》,宣布所有等级平等……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革命珍视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民的真正愿望,这不仅成为法国人民的灵感,也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灵感。”
但是,当法国见证了 1793 年 9 月至 1794 年 7 月的恐怖统治时代时,这种热情就消失了。恐怖统治基本上是由革命的激进领袖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创建的。
据一位研究人员称,“断头台成为首选的处决方法,并被称为“国家剃刀”。医生约瑟夫断头台建议将其用于所有处决,因为这是一种快速、无痛的死亡……该装置是一个大木框架,底部有一个空间供囚犯颈部使用。在机器的顶部是一个大角度的刀片。一旦俘虏被固定,刀片就会掉落,切断头部并导致立即死亡。”
在恐怖统治期间,革命者通过断头台处决了法国精英阶层的许多高级成员,其中还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菲利普二世、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
恐怖统治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雅各宾派控制。罗伯斯庇尔治理国家,拥有八十万军队。在当时,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研究人员说,“有 20,000 到 40,000 人被处决。在审判中,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受害者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任何不同意雅各宾派的人都是对共和国的威胁。”
罗伯斯庇尔甚至处决了他的一些领导人,如丹东和其他在 1794 年被斩首的人。当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内的几位主要煽动者被斩首时,恐怖统治结束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自相残杀。
关于恐怖统治,大卫汤姆森写道,“恐怖不是阶级战争的工具,70% 的受害者属于农民和劳动阶级。”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 VD Mahajin 的说法,“恐怖统治被描述为戒严令发���…… [1793 年] 11 月 10 日,罗兰夫人被处决。当她登上脚手架时,她惊呼: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何等罪行!”
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趁着国家的恐怖统治和动乱之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成为了政府首脑,成为了第一任领事。后来他自称为法兰西皇帝。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完全相反,拿破仑通过建立独裁、君主制和贵族制统治了法国。他还使法国军事化,并在几场战争中与该国交战。
如果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后果,我们需要知道,在现代,可萨黑手党也发疯了,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个黑手党完善了断头台的策略,折磨致死了数百万人,属于各个国家。如果断头台导致人快速死亡,那么卡扎尔黑手党的技术不仅通过大规模谋杀,而且通过常年痛苦(也可能等同于缓慢毒药)来消灭人类。
至于卡扎尔黑手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联系,《今日退伍军人》的多位作家已经曝光了其邪恶的图谋。
📷可萨人
在这方面,在“极其邪恶的可萨黑手党的隐藏历史” 和“过去的可萨人,现在的可萨人”的标题下,普雷斯顿·詹姆斯和迈克·哈里斯在 VT 上写道,
以及他们为赢得这些战争和维持联邦而对美国和美国人进行报复的血誓。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上,《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任戈登·达夫在其主旨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色列……直到今天,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可萨黑手党 (KM) 正在通过使用假旗斗士式恐怖主义,并通过非法和违宪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对美国和美国人发动秘密战争。安全和 TSA。我们确信,KM 负责在 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部署内部工作的角斗士式假旗攻击,以及 1995 年 4 月 19 日的默拉大楼爆炸案……可萨人发展成为一个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国家,拥有古老的巴比伦巫术,神秘的寡头作为他的宫廷……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公民的抱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对可萨国王的最后通牒……他必须为他的人民选择三种亚伯拉罕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可萨国王选择了犹太教,并承诺遵守由俄罗斯沙皇领导的周边国家联盟制定的要求。
尽管他同意并承诺,可萨国王和他的核心寡头圈子继续练习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也被称为秘密撒旦教……可悲的是,可萨人继续他们的邪恶行径,抢劫和谋杀那些穿越可萨的周边国家的人。可萨强盗在杀害这些访客后经常试图伪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伪装和虚假身份的大师——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他们的祭祀神秘仪式,这实际上是古老的巴尔崇拜……可萨领导人有一个完善的间谍网络,通过它他们获得了事先警告,并从可萨逃到了西方的欧洲国家,带着他们的巨额黄金和白银。他们躺下并重新集结,在假设新身份的同时……为了完成他们的入侵,他们聘请奥利弗·克伦威尔谋杀国王查尔斯一世,让英格兰再次安全地进行银行业。这开始了持续近十年的英国内战,导致王室和数百名真正的英国贵族被杀。这就是伦敦金融城成为欧洲银行业之都并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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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黑手党 (KM) 决定使用巴比伦黑魔法(也称为巴比伦金钱魔法)或白手起家的秘密艺术渗透和劫持所有世界银行,并利用恶性高利贷的力量来积累利息……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重组并继续秘密尝试在美国境内安装他们自己的巴比伦货币魔法银行。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贿赂奸诈、叛国的国会议员,在没有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平安夜通过了非法、违宪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法案随后由一位被收买的歪曲总统签署,他是美国的叛徒,就像投票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一样。KM 实施了一个非法、违宪的税收制度,以确保美国人必须为美国政府的高级别支出买单,这些支出是由腐败的 KM 竞选活动实施的被收买的、歪曲的国会和总统傀儡批准的金融...... KM很容易获得足够的钱来选举他们想要的任何人,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由可萨黑手党 (KM) 创建和部署的,作为他们长期计划报复俄罗斯沙皇和无辜的俄罗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因反复抢劫、谋杀和身份盗窃而分裂了可萨人。来自可萨利亚周边国家的旅客。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解释了对俄罗斯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可萨黑手党(KM)长期以来的报复。
有些酷刑和流血太极端了,我们不会在本文中提及……他们将这种种族偏执的大规模犹太征服妄想称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巴比伦塔木德主义或路西法主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罗斯柴尔德 K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彻底化为乌有,为法西斯主义制造了真空,然后重建它,创造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作为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力量……希特勒成为了一个问题KM 挣脱并开始为德国人民和世界自由人民的利益行事,并发展自己的银行系统而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我们今天在可萨人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看到同样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摧毁世界伊斯兰人民如此直言不讳和咄咄逼人...... KM预计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二战,当他们支持双方时,这可以用来使整个世界工业化并最大化他们的银行家的金钱权力......二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王国部署了冷战,并以此为借口将纳粹科学家和精神控制专家带到美国进行回形针行动。
📷美国的回形针科学家

这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远远超过他们之前任何努力的全球间谍和间谍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下,他们继续渗透和劫持所有美国机构,包括各种美国教会系统、共济会(尤其是苏格兰仪式和York Rite)、美国军方、美国英特尔和大多数私人国防承包商、司法机构和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机构,包括大多数州政府,以及两个主要政党……罗斯柴尔德 KM 能够利用他们自己的错误被贴上所谓的“大屠杀”标签,作为思想控制的触发器,以挫败和抵制对其犹太复国主义方式的任何批评。”
事实上,犹太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大型卡特尔的所有者。他们以美国为基地,在国际层面经营着大型跨国公司、军火工厂、五星级酒店、石油公司、酒业、银行、电影业、印刷和电子媒体。犹太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有影响,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全球经济。因此,通过主导美国的内部政策,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已经为自己和以色列的利益塑造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通过把美国变成企业产业,他们把世界变成了企业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顾问、美国前总统布什(The Senior)协商后,以新世界秩序(NWO)取代旧的两极秩序,美国充当了一种保护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的全球警察可萨黑手党的成员。
在单极世界中,甚至联合国系统也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政策的工具。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被迫按照华盛顿的指示重新调整国内政策。美国为了获得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隐秘议程,将其突如其来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国有化等全球化条件强加于准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多数这些国家的贫困加剧,导致许多人因疾病和缺乏医疗而痛苦地死亡。它进一步扩大了穷国与富国或七国集团之间的差距。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杀害儿童制裁;遏制科索沃种族清洗的迟到行动、支持以色列侵略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否决联合国任何有效的遏制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极大地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
当乔治·W·布什总统成为美国总统时,他和新保守派跨越了所有限制,以牺牲穆斯林和爱国的美国人为代价来确保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合法性不是自然的或自动的,而是创造的。” 在9/11假旗行动的掩护下,美国总统布什精心策划了全球反恐大戏。
使用“讨伐恶人”一词的布什进一步认为正在进行的反恐“不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他还警告世界要选边站,他说:“要么你与我们或与恐怖分子。” 正是由于外交压力对弱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加入了布什的反恐战争所致。通过操纵9/11大屠杀,布什还得到了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情,包括也加入了假全球反恐战争的北约国家。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美英为首的军队)入侵和占领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了包括特种军事行动在内的先进战争机器的猛烈空袭和地面炮击等野蛮战术。司法暗杀杀害了数名无辜者。尤其是那些喜欢制造“震惊和敬畏”的麻痹效果的美国军事战略军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现了可怕的毁灭地狱。
就伊拉克而言,包括前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内的许多伊拉克人对费卢杰的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甚至美国周刊《新闻周刊》在其 2004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的出版物中也承认,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造成 400 多人丧生。[前]管理委员会的四名成员辞职以抗议美国在费卢杰的镇压……根据医生的说法,死亡人数无法核实,超过400人……一次空袭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阿拉伯语电视台声称,炸弹炸死了超过 20 名祈祷的平民。”
与阿富汗一样,美国士兵也在伊拉克屠杀了数名受伤人员和平民。2004年11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电视频道播放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平民避难的费卢杰清真寺近距离射击并杀死一名已经被俘和受伤的伊拉克囚犯的镜头。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是美国领导的国家恐怖主义或使用异常武力的最坏例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围捕,追捕疑似穆斯林男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印度秘密机构 RAW 帮助中央情报局官员逮捕了这些留着胡须和女士,戴着围巾的穆斯林男子。除了关塔那摩湾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情报局的酷刑牢房在几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还在船上设立了美国秘密机构和军事人员对激进分子和嫌疑人使用各种酷刑方法,如身体暴力甚至谋杀。美国臭名昭著的私营军事公司黑水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消灭了无数穆斯林。
2013年3月,英国卫报/BBC的调查报告披露,在美国高级官员的指挥下行事;中央情报局利用了一个由秘密监狱、外国情报人员和包括比利时、泰国等在内的多个伊斯兰国家的酷刑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国家的酷刑是由美国情报人员直接进行的。
报告还提到了美国支持的实体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阿富汗)、关塔那摩和伊拉克实施的暴行——释放了一支致命的教派民兵,恐吓逊尼派社区,引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内战,并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的生命。
它透露,“在那场宗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每月有 3,000 具尸体散落在伊拉克的街道上。在美国皮卡车上围捕逊尼派,俘虏被扔进图书馆、机场和政府部门设立的秘密监狱。反占领政客、人权活动家和记者被谋杀。目的也是恐吓反对美国占领的普通伊拉克人。”
在这方面,报告侧重于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合作的退休上校詹姆斯斯蒂尔的角色,后者还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蒂尔定期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发送备忘录,后者将其转发给副总统迪克·切尼和乔治·布什总统。然而,由于混乱和野蛮行径,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一些最新报告表明,包括平民在内的超过 300 万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死亡,这些国家并未遭到袭击,而是被中央情报局、RAW 和摩萨德故意破坏稳定,因为后者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国家.
继他的前任之后,奥巴马总统也继续对穆斯林进行无情的屠杀,以完成可萨黑手党未完成的议程。
除了对阿富汗的葬礼、婚礼和清真寺进行空袭外,他还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变成了集中营。作为美国双重游戏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创建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家组织(也称为达伊沙、伊斯兰国和伊黎伊斯兰国),包括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作战。 - 阿萨德和伊拉克政权应对内战中丧生的超过 200 万穆斯林和基督徒负责——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地面和空中打击——由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和炸弹爆炸伊斯兰国。此外,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在这些国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特别是在叙利亚,数百万穆斯林无家可归。难民的困境——无数的死亡,特别是由于缺乏医疗和饥饿而导致的儿童问题,震惊了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缅甸(缅甸)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做法,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残酷军事行动已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折磨致死,并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
奥巴马总统还通过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索马里、也门等地,特别是巴基斯坦的非法无人机袭击,通过法外处决无辜人民,打破了所有侵犯人权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通过反恐战争为以色列和印度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控制区的解放战争等同于恐怖主义来加速对巴勒斯坦人和克什米尔人的系统种族灭绝。他们的部队一直在使用宵禁、镇压、围攻、屠杀和定点清除等军事恐怖主义来维持外星人对这些领土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实验室核实的多份调查报告证实,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以及在巴勒斯坦起义的各个阶段,使用禁用的化学和放射性物质,导致严重的抽搐,与受害者有关的灼烧感、呼吸困难、呕吐和疼痛——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长远来看,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死亡。2006年,在对黎巴嫩的战争中,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使用磷弹等违禁化学武器,造成2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占有中亚和伊拉克的能源资源。以中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资源。因此,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叙利亚反对派叛乱组织和伊斯兰国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动机是为了占领该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
许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参与叙利亚战争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希望结束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公开表示要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F. William Engdahl 写道:“今天,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只不过是同一战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并打破欧亚大陆对美国控制的新世界秩序。在每个方面,控制能源管道,这次主要是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欧盟,从伊朗和叙利亚经叙利亚到欧盟——是战略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据已退休的北约秘书长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称,就在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计划在五年内攻击和摧毁 7 个国家的政府,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伊朗。克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控制该地区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样,在时任总统穆沙拉夫执政期间,2002年3月,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在俾路支省建设瓜达尔深海港时,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的首都拉响了警报。以色列将其视为对其全球和区域计划的威胁。
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海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超过 1700 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地处南亚、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理位置优越,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此外,俾路支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激怒了华盛顿、新德里和特拉维夫,他们为了集体目标而打算削弱巴基斯坦。
总部设在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 RAW 在 ISIS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中得到了很好的渗透,包括他们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团体,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恐怖分子破坏中国西��地区的稳定,伊朗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通过安排颠覆活动。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他们的特殊目标。
马基雅维利建议统治者外表要像狮子,内在则要像山羊一样行事。他还建议他们进行外国冒险和使用恐怖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在回应马基雅维利的同时,摩根索指出,有时,统治者会通过欺骗、欺诈、谎言甚至谋杀等不道德的活动来实现他们的自私目的。
Morgenthau、Palmer 和 Perkins 指出双重政策,“正如权力成为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一样,它现在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理由和合理化掩盖了政策的真实性质。”
尽管在当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世界中,这种险恶的政治已经被公平交易、和解和经济发展等现代趋势所取代,但可萨黑手党却按照旧的策略进行了最可怕的殖民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同时使用无情的恐怖主义技术,协助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因此,他们屠杀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数千人。
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宗方济各在指出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的同时,谴责全球金融机构,呼吁它们确保各国“不受压迫性贷款系统远非促进进步,而是让人们受制于产生更大贫困、排斥和依赖的机制。”
早些时候,教皇弗朗西斯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说,
“任何宗教都不能免受个人妄想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来打击以宗教、意识形态或经济体系为名的暴力……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注意到美国不接受叙利亚难民,弗朗西斯通过评论提醒立法者,美国“是美洲更大的美国整体的一部分,在那里移民是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这片大陆的人,不怕外国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外国人。”
弗朗西斯呼吁停止军火商的军火贸易,同时解释说:“致命的武器被出售给那些计划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无尽痛苦的人……沾满鲜血的钱,通常是无辜的鲜血。”
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政治必须真正为人服务,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奴隶。”
与此同时,自 2015 年 9 月以来,俄罗斯领导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联盟在未能推翻阿萨德政府后,开始对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叛乱分子和雇佣军进行成功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几次假旗恐怖袭击,实际上是摩萨德纵容一些中央情报局特工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以增加西方的反穆斯林现象——现在,人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反穆斯林现象更加不满。西方,甚至温和的穆斯林都有可能加入激进分子。另一个目标,尤其是摩萨德的另一个目标是使穆斯林激进化,反对西方基督徒,而后者反对前者。
操纵这些恐怖袭击的亲以色列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他的反穆斯林政策。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执行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这清楚地证明了他与以色列的联系。
最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自 9/11 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一方面,可萨犹太黑手党一直针对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实施其邪恶的计划,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正在迅速通过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来危害其金融利益。
同样,作为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盲目追求可萨黑手党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与可萨黑手党的双重政策一样,特朗普先生正在危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发起的针对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战战略就表明了这一点。
像拿破仑·波拿巴一样,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坚定的战士,正如他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战略所表明的那样。考虑到特朗普自相矛盾的做法和情绪化的言论,一些美国人称他为病夫。事实上,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特朗普总统也疯了。
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联军几乎击败了正在逃亡的伊斯兰国及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相关武装组织。
同时,根据可萨黑手党的秘密战略,除了支持狂热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外,美国极端主义总统特朗普还支持狂热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原教旨主义总理纳琳德拉·莫迪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反华、反俄、反巴基斯坦和反穆斯林议程。作为可萨犹太黑手党无形战争的一部分,他正在领导秘密的印以关系。
尽管如此,据估计,有超过 800 万穆斯林(不包括失踪人员)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恐怖组织的各种与恐怖有关的袭击中丧生。他们的死亡人数超过 6 或 700 万,而犹太人夸大了这一数字与大屠杀有关。虽然虚假的反恐战争没有尽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通过进一步煽动恐怖分子,加速屠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叙利亚、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军事人员。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通过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来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
如果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和佛教徒不及时制止,正在完成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未完成议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僵化和种族主义政策可能会导致内战由于长期的反恐战争(以及在阿富汗),美国已经面临多重内部危机。
虽然世界已经在宗教路线上变得激进,但这个阴谋集团可能会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引发一场大战。最危险的是,由于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阴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了战争般的局面。任何此类战争都可能以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告终,这将笼罩整个世界并使其进入自然状态。
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一样,可萨黑手党已经发疯并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
注意:可萨国王布兰(Khazar)选择了犹太教作为可萨人的宗教。因此,本文中也使用了可萨犹太黑手党一词。
萨贾德·肖卡特 (Sajjad Shaukat) 撰写国际事务,并着有《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无形的力量平衡:国际关系中的危险转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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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死而中国生
第四十象 癸卯 巽下艮上 ䷑ 蛊
谶曰:
一二叁四,无土有主。
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颂曰:
一口东来气太骄,
脚下无履首无毛。
若逢木子冰霜涣,
生我者猴死我雕。
本象历来众说纷纭,有各种不同解读。
我们知道,《推背图》其预言论题是唐以后的朝代更替及重大事件。所以,一定要围绕朝代更替这个重心来展开解析,把握这一点才是解锁关键。
本象所指的,正是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国的结束。划定这个节点,对照已经发生的历史,一切就都迎刃而解。
谶曰:“一二叁四,无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一二叁四,何解?其下文是无土有主。按历史发展我们推论本象是指新中国成立及中华民国的覆亡,那么,这个无土有主指的是谁呢?
新中国建国后谁是国家元首?
对,无土有主说的就是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政党。
为什么说他是无土有主呢?
建党之后,新中国前,从国共合作到破裂,再到八年抗战再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又国共内战,这些时间段里,事实上的现政府是中华民国无疑(此间中华民国内部尚有分裂局面存在,如北洋政府和南方孙中山重建的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两个国民政府)。
抗战时期,中国是席卷全球的二战的战场之一,在国际大背景下,蒋介石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指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的意思,正式当选为总统是1948年的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日本战败,二战结束,接受日本投降的也是民国政府——尽管在受降权的问题上国共有争议。
也就是说,在此期间,中华民国是仍在存续的现朝,而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在此期间是事实上的反对现政府的武装。
虽然毛主席所在一方在民国现朝事实上并不能代表国家——至少在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代表中国的仍是民国政府。但是,毛主席才是民国后下一朝之主。此谓无土有主。
“无土”之土指的是一国领土,毛主席所代表的一方其时虽有根据地,但在国内或国际上的合法代表这个身份是办不到的,而这也本是所谓朝代的应有之义。
“有主”之主是确定无疑的。在解放区和根据地的地盘上,有政府,有文武百官,有一国的相关配置,当然也有其主——虽然并不为当时的现政府所承认。而且这个主所自称的也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
另外,1935年红军长征后,成立于1931年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移到陕北,首都迁到延安。两年后,抗日战争开始,随后这个共和国就取消了,成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国共再次合作,名义上陕北也是中华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才撤销。
在陕北期间,也是标准的无土有主——土是中华民国之土,主是未来新中国之主。
明白了无土有主说的是毛泽东,前面的一二叁四就好理解了。
有两层意思。
其一,五行之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分别代表北南东西四方,缺什么?没有五。五是什么?五是土,居四方之中央。一二叁四就是无五而无土的意思,合下文的无土有主。
有人会说一二叁四不光缺五啊,后面数字还多着呢,至少还有六七八九十吧。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以此类推,在五行的框架里,这句缺的只有五,也就是没有土。
其二,其所指的正是毛泽东上位的顺序。
未来之主毛泽东所在的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以前各朝代的一个家族。
在共产党的发展史上,任党的总书记或主席的,分别是陈独秀、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就是毛主席。
中共一大(1921年7月)到五大(1927年4月至5月)选举或推选陈独秀,六大(1928年6月至7月)选举向忠发,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为博古,遵义会议(1935年1月)选举张闻天。
一二叁四,分别是陈、向、博古、张等四人,然后就到无土有主的毛。
当然,历史上还有两段插曲。
陈独秀五大当选后不久被共产国际停职,由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代理。
向忠发六大当选后,1931年6月,其被捕并叛变,随后由王明代理其工作,到9月,王明就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去了莫斯科。王明走后,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做临时中央总书记,直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博古,其任期从1931年9月直到1935年1月。
瞿秋白、王明这两段算是陈独秀和向忠发各自的一个意外尾声。
谶曰:“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明白了无土有主说的是毛,自然这个小小天罡说的也是他了。
天罡是什么?
在道家文化中,天罡是星体的名字,指北斗七星或单指其斗柄。中国对北斗七星的观测可能很久远,但有七星的完整命名,则见于汉代,《春秋运斗枢》称其为:
“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
古人观星,有我们听说过的二十八宿,此外还有三垣之说,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其中紫微垣在北天中央,北极星则在中央之中,所有星辰都围绕这个中心旋转,就像人间的君临天下一样,所以紫微垣又称中宫、紫微宫,是天帝所在,相当于人间的皇宫。紫微垣中的各个星名也是依据人间的后宫、太子、御厨、文臣武将等等来命名的,北斗也是其中重要的星体。所以,本象的小小天罡,也就是帝星的意思,代表真龙天子,将由他开启一个新的朝代。
此外,还有在北斗丛星里有三十六个天罡星的说法。《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好汉,就被附会成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如其第七十回称“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
以抗战��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红军解放军的称谓可知,天罡之名不正合适么?
共和国历史的前半段所发生的种种混乱、暴虐、荒唐以及累累白骨,杀伐之气何其重也。
“小小天罡”,在当时的情势下,国共双方势力几何?恐怕也只能称之为小小了。
为什么说“垂拱而治”呢?
垂拱而治意为垂衣拱手丝毫不废力气就能治理天下,《尚书》说“垂拱而天下治”,这个词一般用来称赞帝王无为而治。
对于未来之主毛泽东而言,那时还是无土有主的身份,名义上有土有主而事实上其土其主也大打折扣的那位代表国家在国际社会游说斡旋在抗战前线炮火纷飞。毛身在陕北,日本人最终也只打到了河南,对于民国之后的新朝代来说,运筹帷幄的新领袖确实是垂拱而治。西安事变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成为未来新朝代的陕北力量统一在民国的旗帜下,国共双方联合共同抗日,主导正面战场的当朝国民政府行使治权,而委身其中的陕北以垂拱而治的从容最终将其逐出大陆。
至于有人说“垂拱而治”是谐音“随共而治”,略显牵强。
谶曰这四句说的是新中国开国之主。
与新中国成立相伴随的,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灭亡。这就是后面的四句颂说的事儿了。
谶曰说新中国生,颂曰说中华民国亡,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意思。
事实上,这两个政权确实是曾经合和一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迁都陕北后)也曾经相互对抗。新中国正式成立后直到现在,中华民国也还偏安于海岛。更有意思的是,现在的新中国和中华民国双方都同意一个中国,并各自以自己为正统。
颂曰:“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
东来,谁由东而来?当然是日本。
时间顺序上,正是在日本侵华后,才有了中华民国的败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一口,或也可看作一个字谜,两字相合即成日字。
本句讲的是民国灭亡的时代背景。
何谓“气太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作为其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以日本与东亚、东南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作为目标。
作为区区岛国,不仅有这样的主张,而且分兵出击,不光侵入中国,其战线拉得还很长,所以后来还有了中英军事同盟,国军派出远征军到缅甸。
这样的主张,这样的做派,是有点“气太骄”吧。
国共两党分分合合,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两党达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
日本人来到中国,面对的正是国共两方。
国军统帅是光头,“首无毛”。
共军发动的是无产阶级,打土豪分田地的不正是“脚下无履”么?
在抗日期间,虽然事实上国共是分治的,但两股力量的最高统帅仍是首无毛的蒋校长——中国战区总司令。新四军、八路军,从名字就知道,“脚下无履”的这股力量是纳入民国政府这个现朝中的。
也是巧合,毛主席正好姓毛。首即是头,指的是军队的统帅,国家的元首(以前叫皇帝)。在日本东来后的抗战期间,统帅者并不是毛,这也是“首无毛”。
“脚下无履”的真正领导者是“无土有主”的毛,后来在大陆亡了民国现政府的也正是这支曾经——当然也是名义上——由蒋领导过的军队。这一点也可印证上面的“垂拱而治”。
履不仅是鞋的意思,如《左传》中齐国的管仲曾对楚国的使者说: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这里的履,是国地、领土的意思。
寄居陕北的新中国是下一个新朝代,但此时的国共合作,将陕北和边区政府纳入了中华民国的版图,未来之主毛主席是“无土”的,颂曰的“无履”亦即谶曰的“无土”。
颂曰:“若逢木子冰霜涣,生我者猴死我雕。”最后这两句说的正是中华民国之亡也。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下来,国军家底都差不多打光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同日民国政府的中央社发表新年文告,承认戡乱失败,呼吁国共和谈。
1月5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
1月14日,中共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蒋名列战犯名单榜首。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和谈前提之一就是不以蒋为谈判对象。而除了和谈,国民党已别无选择。
于是,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结果大家都知道,谈是谈了,但李拒绝在北平提出的和平协定上签字。此后李宗仁出走美国,再后来到1965年回大陆这就是后话了。
木子为李,所指正是这位代总统李宗仁。在其任上,终结了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统治。
“冰霜涣”何解?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此时为腊月廿四日,正是冰天雪地之时。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终结。此时为三月廿六日,谷雨已过,再过十余天即进入立夏,正当冰消雪融之时。
“若逢木子冰霜涣”,当李代总统上任到冰雪消融之时即是民国终结之日。
“生我者猴死我雕”,一猴一雕,颇让人费解。
东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说:“猴,侯也。”在民间文化里,用猴来代表侯也是大众文化之一,如马背上一只猴,寓意马上封侯。
猴,即侯,即诸侯。民国政府内忧外患,内忧之一即国内各诸侯势力,也就是各地的军阀,如桂系、西北军系、晋绥军系、东北军系以及川军、滇军、粤军等。这些诸侯名义上属于民国政府,但各自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派系之争固有,但抗战还是主流。而在之前的二次北伐成功灭掉北洋政府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过程中,诸侯之力也是关键,孙中山为了讨袁护法建立的军政府不就是依赖南方的军阀力量么?没有这些诸侯(军阀)的帮扶,国民政府怕是早就挂了——得诸侯之助而民国生。
此外,猴与猿在生物学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人们经常是猿猴混称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选举产生的正式大总统为袁世凯,生我者猴或也可指此事,正是通过袁而实现了清帝退位,完成了民国与清朝的朝代更替。
袁世凯历任清廷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领太子太保衔,武昌起义后又被重新启用任湖广总督南下平叛。虽然没有爵位,以其地位和权势,称其为侯也不为过。
雕,哪国与雕有关系?
白头海雕是美国的国鸟,是美国的重要象征之一,在国徽军服等地方都有雕的形象。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撑不住,蒋曾派宋美龄继续赴美国寻求援助,但继任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拒绝了。美国的拒绝不仅代表着中止援助,更相当于在国际政治博弈和地缘战略中放弃现任民国政府。
事实上,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是获得了美苏认可的,苏联也一度接受了中国与美国同盟的现实。
内战爆发并不是美国所愿看到的,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其实是希望中国像美国那样两党执政。
但蒋校长错估了美国立场,也低估了陕北的力量,在内战中败下阵来。此时的民国政府已是血流殆尽,曾大施援手的美国选择了袖手旁观,也就相当于宣告其死亡了。
当然了,死我雕,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原因而导致民国在大陆的败亡,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档案解密才能得出结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共内战背后的美苏两国,在当时的时局变化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朝代结束这件事上,雕所代表的美国是当时时局的重要关联者,也是蒋介石最后抱有莫大希望的对象,是中华民国扭转败局的唯一可能。
美国拒绝援助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灭亡前最后一个重大事件。
至此,中华民国在大陆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后来退守台湾,这和唐后面有后唐南唐、明后面有南明明郑等一样,作为一个朝代的终结,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
有人说“死我雕”指向的是现在还存续的台湾政府,个人以为不太恰当。
对一个朝代来说,事实上民国在大陆是灭亡了,取而代���的是另一个朝代。所以,“死我雕”指的就是民国退出大陆。
至于退出大陆的民国最终结果如何,这在后续的卦象里有,而本象所指的就是朝代更替的大事件:民国死而新中国生。
关于“死我雕”与美国的关系,还可以把时间稍向后延长一些,看看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以后发生了什么,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莫大的关系。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同年十月,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华民国的国家地位在联合国不再被承认。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的美国虽然基于政治博弈、区域制衡等利益诉求而继续干涉台海事务,对台湾提供保护和援助并延续至今,但此时的台湾已经无法得到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国家承认了。中华民国在国家意义上的没落,美国的选择无疑是有很大关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再回头看本象所配的图,三个小孩,代表的其实就是当时的三个政权。
抗战时期,进入的是中华民国这个朝代,此时上一个朝代还有个小尾巴即满洲国在东北,而下一个朝代则酝酿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
你可能会说那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呢?别忘了,汪与蒋,都是中华民国,按国家和朝代而论,汪蒋是民国内部之争。
三个小孩各拿一个轮盘。其中一个交出去了,这是东北的满洲国。最小的那个还拿在手里,这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胜出的,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新中国诞生了。
当然,再来看谶曰的“一二叁四”,重庆南京一蒋一汪两个中华民国,江西瑞金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取消��最终取代中华民国),以及东北的满洲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土地上,事实上先后出现甚至同期并存着四个政权。前三个都号称以整个中国为界,但事实上都和未来之主毛泽东一样处于“无土有主”的状态(各自治理一部分中国国土)。满洲国虽然仅限于东三省,但毕竟也算是原来代表整个中国的大清朝的余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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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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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略与牺牲:弱者的“苦撑待变”之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05
本文系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坚忍》第六集《政略》之文字稿
一
1943年12月7日,蒋介石出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典礼。
蒋以校长身份发布训词后,突然宣布:自己已下令,将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判处死刑。
理由是:“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竟然弃城而逃,并遗弃伤兵数百名于不顾,致使功亏一篑。他这种贪生怕死违抗命令的行为,还配做我的学生吗?还配做一个革命军人吗?”①
但是,蒋的判决,并不能令人信服。
譬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就认为:余程万以区区八千之师,面对数万装备精良的敌寇,死守常德、浴血奋战达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虽在最后关头率200余人弃城突围而走,但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发言质问当局:受命率部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投了敌,为什么还能够回到重庆,为什么还能够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摇过市”?这里面究竟是何缘故?军部必须“明白回答”!
蒋介石责备道:所谓方先觉投敌,乃是共产党造谣,王昆仑代共产党发言,是何居心?王昆仑起立为自己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②
但是,蒋的拍桌大骂,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虽然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浴血死守衡阳达47日之久,直至弹尽粮绝。但其最终选择了投敌,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已查清,并不是什么秘密。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对蒋介石无视事实一味袒护方先觉的做法相当不满,在日记里记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辞:“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③
那么,问题来了:余程万、方先觉均是蒋之爱将,其问题也很相似。
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后关头未能与城池俱存亡,选择了弃城突围;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阳,最后关头未能以身殉国,而选择了投敌。
蒋的处理,却有天壤之别 —— 余程万浴血之后弃城突围,所犯军纪,严重程度远不如方先觉浴血之后投敌,但蒋却坚持要判处余程万死刑;方先觉投敌逃归的真相,在重庆传播甚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却一意孤行,坚持要将其打扮成“抗日英雄”,并重新任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的要职。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何解释这种荒唐的反差?这种不公正,是否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情绪化所致?
如果将视野从战役本身,扩展到国内外政治、外交层面,其实不难发现,问题相当复杂 —— 蒋介石对余、方二人的处置,看似矛盾,其内在逻辑,却惊人一致。
二
先说余程万。
常德会战,正值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称希望在11月下旬,与他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蒋表示同意。
次日,日军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11月21日,蒋介石抵达开罗。
25日,蒋介石电令余程万所部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12月2日,蒋再次亲自致电余程万,称自己已出席开罗会议并会晤了罗斯福、丘吉尔,此次会战,关系到国际视听,“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
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除补志日记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事实上,常德已在当日失陷,蒋尚不知)
蒋之所以如此关注常德会战,一再要求余程万必须“与常城共存亡”,乃是因为:蒋对开罗会议,存有两大期望。
一是不能让英、美看不起中国,要保持民族尊严;
二是与美、英两国讨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计划。
但中方抵达开罗后,立即就发现,尽管在英、美的计划中,中国将为缅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但两国却无意邀请中国人参加开罗军事会议的实质讨论。
直到蒋介石因此震怒,表示将因此拒绝向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宋美龄也向罗斯福提出抗议,双边讨论才匆忙被改成中美英三边会议。
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仍无意将其拟定的缅甸反攻计划的具体内容告知中方,直到将要开会讨论前几个小时,才扔给中方代表团一份简短的大纲。
英国将军蒙巴顿,甚至过分到将一份中方从未见过的作战计划,说成是充分融合了中方的意见和要求的成果。④
整个开罗会议,弥漫着浓厚的对中国的蔑视。
期间,罗斯福、丘吉尔曾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在会晤中一再对罗、丘提到:“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
罗斯福则相当关心常德会战的进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罗斯福即询问史迪威:“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道:“情势十分严重,蒋可能垮台。”
罗斯福说:“如此,我们就需要觅取别人或别派,来继续和我们合作了。”⑤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回国途中,写下了他对开罗会议上中国被歧视的痛切感受。
蒋说:或许,中国人还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话,则将永远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对待。中国赢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国必须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
如此,自不难理解,对余程万未能遵命“与常城共存亡”,蒋介石的失望、恚怒之情。
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会议的闭幕总结发言中,蒋介石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扔下伤兵自己突围出去?在开罗的时候,我向罗斯福总统介绍过57师正在守卫常德的事情,罗期福总统很感动,还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余程万师长的名字。难道这就是余程万师长么?我現在還沒有親自審問余程萬,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但是,余程万师长必须交军法审判,当时其他同时退却的官长一律要按革命军连坐法来处置,决不宽贷。”⑥
此外,蒋介石震怒欲枪毙余程万,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与争取美援有关。
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斯福当面请求10亿美援的贷款,但未能得到答复。12月9日,国军收复常德,次日,蒋即再次正式致电罗斯福,请求贷款10亿美元。
显然,蒋介石认为,如果余程万能够死守常德,将更有利于其向美国请求贷款援助。
三
再来看方先觉。
衡阳会战发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间。战事初期,尚较为单纯。
进入7月份,即迅速与中美关系纠缠到了一起。
时为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史迪威自缅甸召回,“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
据罗斯福解释,其动机,是欲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
一位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位盟国领袖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在世界近现代史范畴,实属罕见;况且,尽管当日中国面对日军“一号作战”,呈节节败退之象,但亦未至崩溃之局。
罗斯福此举,带给蒋介石的突兀与震惊,可想而知。
蒋介石接获该电报,正值抗战7周年纪念日,故其反应异常强烈,认为该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
7月15日,蒋再接罗斯福电报,语气粗暴,且威胁称:若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之基础。
此事折磨蒋介石极深。
7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
8月2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自本年七七以来,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以其非威胁即压迫之电,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
9月1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蒋介石不愿意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美国人史迪威手里,并不是因为蒋本人贪恋权力。
而是因为:
第一,美国此举侮辱中国国格太甚。
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曾表示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不过考虑到中国军队派系背景复杂,为防引发混乱,须有一定准备时间。同时蒋还要求,两国政府应仿照欧战成例,就此事签订一项正式协议,以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避免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但是,如此重大的人事问题,美国军方却拒绝循美英、美苏之先例,与中国签订任何正式协定。
换言之,“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
第二,中国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更多的时候是靠私人关系在维持,即便是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与下属的交流中,也不得不采取称兄道弟的称呼方式。
蒋不认为史迪威有能力驾驭内部派系如此复杂的中国军队,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够如其所宣传的那般的,能够真正指挥得动中共的军队。⑦
在这样的背景下,寄望于方先觉所统率的第10军,希望他们能在衡阳保卫战中打一场胜仗,以驳斥罗斯福来电所谓“中国战事将要崩溃”乃是妄言,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在罗斯福逼迫蒋交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当下,国军能够在衡阳有杰出的表现,显然可以增加蒋对抗华盛顿的筹码。当蒋越来越感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时,衡阳的情势也同样越来越紧张。
他在研究增援时曾写出:“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这之力耳。”(1944年7月20日)
可见蒋对衡阳会战所寄予的外交层面的厚望。
有相当多的日记,足以表现蒋的这种迫切期望。
譬如:“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5日)
祈求神祗到如此地步,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
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越大,蒋给予衡阳前线的压力也越大。
7月26日,白崇禧曾委婉建议蒋,衡阳难守,不如命城中部队突围,另外可以着手部署衡阳失守后其他战略要点的防守事务。
但蒋在27日给方先觉发电报,命其继续“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并不让方再向外发电报求援:“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偷译。”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
同日,蒋甚至发电报,告诫方先觉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并提醒其注意以死报国:
“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之胜利与光荣。”
8月7日,衡阳战事岌岌可危,蒋介石“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8月8日,蒋“于凌晨4时起默祷能转危为安”。
当日,衡阳失陷,方先觉投敌。
当衡阳的陷落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蒋介石能够很清楚地预料到,来自罗斯福和史迪威的压力将随之加大。
蒋采取的挽救方式是:通过宣传方先觉等守城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牺牲精神,来责备美方破坏中国抗战
—— 当衡阳战事吃紧时,史迪威不允许陈纳德将军用物资交付给中国陆军,陈只得选择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迈后来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后来愤然向罗斯福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蒋的宣传,从衡阳失陷的当天,即全面铺开。
其核心宣传资料,是一份方先觉等人的“最后一电”。据说,该电报发于8月7日下午三时,方先觉等在电报中说道:“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不过,这份“最后一电”,极有可能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所伪造。事实是,就在当天晚上,方先觉已开始与日军谈判投降条件。⑧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建议蒋介石暂缓发布方先觉的“最后一电”,因为方是否殉国,尚未可知。但蒋的意见是:不待证实,立即发布。
蒋的目的,是希望赶在美国施压之前,迅速造成舆论优势。
果不其然,8月9日,重庆各大报刚刚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的“最后一电”,8月10日,罗斯福就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
同日,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和证据陆续传抵重庆。
12日,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议关于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建议谨慎从事,宣传上要留有余地,蒋的意见是:不留余地,继续宣传,即便方先觉被俘后变节,也没有关系。
12月,方先觉在军统的运作下被从衡阳救出,送返重庆,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了方,并指示重庆媒体再掀对“抗日英雄”方先觉的宣传高潮。
四
综上,弃城突围的余程万,自1943年12月,被蒋介石送交军委会执法总监部,羁押长达整整一年,直至1944年12月,才被免除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
相比之下,投敌归来的方先觉,蒙蒋介石亲自接见,媒体一片颂扬之声,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被重新任命为军长要职……就战事本身而言,这种惩罚与奖赏,确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然究其根源,蒋命令余程万与常德共存亡,命令方先觉与衡阳共存亡,都不是从战争本身层面来考虑问题,而是为了在政治、外交上应对盟国。
对余程万的严惩,代表了蒋对盟国压力的响应,对方先觉的吹捧,则代表了蒋对盟国压迫的反抗。
换句话说,无论是常德会战,还是衡阳会战,本质上,都是“政略”第一,“战略”第二。
关于“政略”与“战略”的正确关系,陈诚曾有精辟的表述。
陈诚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⑨
蒋一再以“与城共存亡”为命令,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的决策逻辑里,为了达成“政略”,可以不考虑“战略”的可行性。
陈诚的说法有他的道理,但蒋介石也有他的苦衷。
其之所以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乃是因为,对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言,要对抗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落实到具体会战,“战略”上本就没有多少胜算。
对于这一点,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军军官训练团已讲得非常明白:
“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⑩
亲历八年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得更加直白:
“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所谓“时间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苦撑待变”,也就是“政略”的运作问题。
所以,从淞沪会战开始,整个八年抗战,对“牺牲”的强调,始终重于“胜利”—— 当日军在淞沪陆续增兵至20万之众,蒋仍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期待着用“牺牲”,而非“胜利”,来引起“政略”(国际干预)的反馈,是整个抗战史最基本的特征。
弱者“待变”的前提是“苦撑”,而“苦撑”的手段,唯有“牺牲”。
注释:
①毕群,《常德守将余程万被扣押内幕》,收录于《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②《唐纵日记》,1945年5月10日; ③徐永昌日记,1945年1月7日; ④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417-425; ⑤《开罗、德黑兰会议纪要》,收录于: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综合月刊社,1973,P929; ⑥蒋介石,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二),1944年2月14日; 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P519-585; ⑧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⑨陈诚,《沪战的经过与教训》,1938年2月28日; ⑩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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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or援交?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土豪”。他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常常需要人们的救济,但是这个土豪又特别“有志气”,认为好心的人们的救济根本就是看不起他,他不屑于这种救济。白天说完这话,他又在晚上悄悄开了后门,等待救济者上门援助,而第二天,他就会把接受到的救援连同家里的余物余钱,慷慨大方地赠送给邻居们,以求得邻居们一句好话一个好名声,但是大部分的邻居都当他是“冤大头”。家里人责怪说家里都还没吃饱,孩子都快饿死了,怎么可以那么大方?土豪说:虽然我们家里人多,还是发展中家庭,但是我很享受这种被依赖的、群星环绕的、万邦来朝的感觉!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1949年建政之初,蒙古国和越南最早伸手要援助,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即使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义无反顾地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对内竟宣称苏联逼债勒紧裤腰带,在此间数年,中国人民饿殍遍野。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
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曾经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根据2011年首次对外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先后6次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其次,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
援外的建筑物涉及“国家面子”,因此绝无“豆腐渣工程”,以至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感慨道:要看中国最好的体育设施,请到非洲去。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还为友邦援建了近100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30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119个发展中国家共计70627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1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名。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共计建成100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30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膛目结舌,但以上数据仅供参考。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外交政策》则指出,中国的援助或贷款“没有附加条件”,许多条款都是秘密协定,变相地支持了当地的腐败(这一点,我在旧文《国际援助,你是谁为了谁》中有具体分析)。
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种援助有(按年月列举,欢迎补充):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对朝鲜的援助:枪6.7万支,火炮92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辆,汽车1233辆,无线电台200部,有线电台500部,炮弹61万发,子弹5929万发,手榴弹39.6万个,地雷2万个。
1950年-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950-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枪11.6万支,火炮4630门,数量不详的各类弹药和工程通信器材。
1954年,外蒙古向中国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5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援建越南,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1955-1963年我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24万支,,火炮2730门,舰艇28艘,飞机15架,汽车100辆,舟桥1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台6300部,有线电台2万部,炮弹144万发,子弹1.5亿发,数量不详的服装和食品。
1956年,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
1958-1963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援助:枪15万支及少量火炮。
1959年,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中国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0年11月,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0-1963年我国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枪1830支,无后坐力炮800门。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1月,中国支援阿尔巴尼亚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
1962年,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64-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77万支,火炮3万多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舰艇117艘,汽车1.5万辆,地对空���弹449枚,炮弹1660万发,子弹10.4亿发,地雷19万个,1.5万吨,雷达260部,无线电台3.2万部,有线电台4.9万部,工程机械4834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器材和食品等。
1964-1978年,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数量不详的武器弹药,援建海军基地一处,援建飞机场一座,各类军用器材870套等。
1964-1978年,中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汽车773辆,炮弹267万发,子弹1.7亿发,手榴弹92万个,地雷25.4万个,无线电台2530部,有线电台2654部,军服257万套,食品800吨等。
1964-1978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包括:枪75.2万支,火炮1.1万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舰艇46艘,地对空导弹224枚,鱼雷196枚,汽车4230辆,炮弹822万发,子弹15.64亿发,援建阿尔巴尼亚全部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设备。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
1970年,中国决定提供给阿尔巴尼亚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国对越南签署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并拟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
1975年,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5月,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
1976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向老挝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为老挝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南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1998年朝鲜周年国庆时,中国向其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47万余吨,价值达7646万美元。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92%。2004年—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2010年,中国继续援助朝鲜100亿美金。
2005年,中国政府无偿援助马达加斯加政府5000吨大米。
2006年,中国政府又向东帝汶无偿援助五百吨大米,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东帝汶提供了两次粮食援助。三月,中方向东帝汶政府捐赠了四千五百吨大米和五十吨食用油。
2009年5月,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肯尼亚政府价值1300万元人民币波形铁皮物资。
2010年,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8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两项协定总额合计为1.1亿元人民币,将用于实施两国政府商定的项目。向印尼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现汇人道主义援助,再向巴基斯坦提供2亿美元援助,向柬埔寨提供3亿多美元优惠贷款援助。
2011年,中国向利比亚人民提供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向马其顿捐助23辆校车,帮助改善当地学生学习环境。同年,向科特迪瓦捐赠180台笔记本电脑、250套台式电脑、250台打印机、600部手机和6台复印机。
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近10年来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
2012年,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向埃及提供9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还将在著名旅游景区卢克索建立一个中国公园。向津巴布韦灾民无偿援助的近1.5万吨大米和小麦。向也门提供1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援助尼日利亚500万元物资用于防治禽流感。今后三年,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个“为了支援你们”,是否征求了当时三餐不继的中国人民的意见?而又是谁给了权力让你们肆意牺牲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呢?莫非真如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以往我们经常说,是蒋介石带了很多黄金去台湾,才导致中国大陆的贫穷。蒋介石带走的黄金数量,大陆出版的《中国通史》说法为277万两,对于全中国来说,这个数字,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提供两组数据作参考:(1)为了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下苏联的外债为40亿美元;(2)截至1978年,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援助总额为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也就是说,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金银,仅仅相当于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苏联外债的八分之一,是大陆支援越南的四十分之一。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纽约有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
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对外援助再多,也得不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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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台学者的旧文火了:中国前途不在台湾在大陆
@Jiulinghou写道:
近日,一篇原载于台湾《海峡评���》1991年第2期,后被收入何新编著的《为中国声辩》一书的文章,在微信平台上突然再度热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台湾文学批评界先驱、英语教育改革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颜元叔于2012年12月26日因肝癌逝世,但他的这篇文章经久流传。文章全文如下: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3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注:现在是十四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
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和载人飞船,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夺回整打的奥运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之世界模范市……
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
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美国?
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
为什么有些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中国人就不爱中国?
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几十年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
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
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这才是爱中国!
大陆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
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
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
几十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几十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成就的么?
以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回,现在中国的奥运成绩已扬名世界。
谁敢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
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
累死,多值得的死!
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
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怎么出头?
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中已经崭露头角了。
所以这几十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
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
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
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
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他们、她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
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
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
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这样的人真是太可悲了!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作战;你若战死,你的仆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成为“美国人”)!何必骗自己啊。
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就不配拥有华夏之魂。
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
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就连一群背祖忘宗的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
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有党派,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得一份“中国之光”。
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么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
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
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致12人死亡
也门政府军2日说,政府军当天在也门南部达利阿省与胡塞武装发生激烈交火,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也门政府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告诉记者,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的掩护下,政府军在达利阿省多个地区与胡塞武装发生激烈交火。交火导致12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此外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武装冲突仍在进行。
达利阿省位于也门南部。数周以来,胡塞武装在达利阿省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报道,达利阿省北部部分山区地带被胡塞武装占领,政府军则控制该地区的部分村庄。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后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富豪被曝花4千万送女进名校:曾为陕西首富 被称神医
近日,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在震惊全美的知名高校招生舞弊案的众多“富翁”家庭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庭,向案件背后的“操盘手”威廉·辛格(William Singer)支付了高达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4万元)的贿赂。辛格本人对此供认不讳。
而今日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位以帆船特长生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女生名叫Yusi“Molly”Zhao,今年三月底已经被斯坦福大学正式开除,而她正是国内知名中药上市公司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的女儿。
2017年,一名女生在斗鱼上开了直播,以“美国高考状元”的身份给各位有意向前往美国升学的中国考生传授经验。而从斗鱼直播上的信息看,该女生名为赵雨思。
5月2日,界面新闻就此事向步长制药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蒲晓平进行求证,蒲晓平回应称正在研究这件事,他表示步长制药“是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大股东和我们关联性不是很强的,上交所还没有问询我们,一切以公告为准”。
那么,肯花4000多万人民币送女儿去上斯坦福的赵涛又是何人?他的步长制药又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公开资料显示,赵涛生于1966年,目前是新加坡籍,西安医科大学学士,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除了担任步长制药董事长职务外,还担任空中商学院主席、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侨商协会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席等社会职务。赵涛家族是胡润百富榜常客,在2018年排名82,比2017年下滑17位,总身价320亿元,比上年缩水3%。2016年时,赵涛曾问鼎陕西省首富宝座。
2003年,赵涛还曾荣获当年“·十大中华英才”第十名,这份名单上还有杨利伟、邓朴方、钟南山等人。2016年还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
2013年《科技日报》的一篇对赵涛的报道称,赵涛在初二时通过学习物理,利用物理的光电磁波,学会了做电铃之类的东西。需要用到铜线,父亲赵步长便去他的一个朋友家给他借。他还捣鼓无线电,组装收音机、电视机、防盗报警器。报道中还称,“学生时代的赵涛品学兼优,大学攻读西医临床专业,后又跟随父母亲研究中医药和针灸治疗心脑血管病。
如今,心血管疾病正是步长制药产品的主要治疗领域。
该报道还称,大学时赵涛就表现出了其商业天赋。
大一时赵涛学着磨咖啡,骑着三轮车把从家里熬好的咖啡送到学校以及附近的店员门口叫卖;大三时他还做过游戏机生意,赵涛父亲赵步长把他全部的积蓄拿出来给赵涛做生意,后来赵涛赚一万多块钱全部交给父亲。
赵步长与赵涛同为步长制药创始人,“步长”二字正是出自赵步长的名字。
而关于步长制药创立的起源,还有一个“神医”故事。
1992年,27岁的赵涛和赵步长一起去新加坡出席“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安排赵涛针灸治疗的现场表演。30分钟后,赵涛让瘫痪6年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了”。
在赵涛的自述中,此事轰动整个新加坡,南亚众多媒体送给赵涛“中国神医”的赞誉。这也成了他创业的契机——“而在新加坡期间,赵涛用自己的高超医术90天赚了90万美元,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也萌生了自己创办企业的想法。”
此后,赵涛从新加坡汇了40万美元给赵步长让他创办制药公司。1993年8月,赵涛回国创业,和赵步长一起注册了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外资),这也就是今日A股中药龙头之一步长制药的前身。
赵涛称,自己当年针灸表演的成功,是运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田忌赛马”的东方哲学。赵涛会事先选好十几个病人,先拍这些患者脑部CT片、检查患者的筋力、肌肉萎缩的程度和病变的原因,再加上中西合璧的医学经验。把最容易成功的排在第一号,然后往下排。表演的时候排在第一号的病人就最有可能会一次性成功,而失败的可能在下边。
除了“神奇”的医术外,赵涛在药品研发上有独到见解。有报道称,赵涛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于是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一条独特有效捷径。据此,赵涛研发了含有地龙/全蝎/水蛭的脑心通。
脑心通胶囊正是步长制药四个知名独家、专利品种之一,2017年在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份额排名第11位,占比2.81%。
而步长制药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四项产品2018年的合计收入达91.43亿元,是步长制药的主要营收来源。
不过实际上,步长制药近些年多次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情况,如2016年7月脑心通胶囊就被消费者投诉出现类似毛发的不明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口碑和形象。另外,在中药注射剂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步长制药的相关产品也面临被限制使用的局面。
此外,重营销也是步长制药的一大特点,2018年公司销售费用达到80.36亿元,而研发费用仅有4.802亿元。
而他的步长制药在2016年底顶着当时“最贵新股”的光环上市后,步长制药股价却一路“跌跌不休”,截至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仅有31.91元,距55.88元的发行价跌去了四成多。
业绩增长乏力、扣非后净利润徘徊不前的情况下,步长制药的主要品种还要面临着国家未来出台辅助用药目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转型生物药也已在时间上落后许多,市场还能留给步长制药多大空间值得思考。赵涛此前提出的“做中国的辉瑞”的目标不会是一条坦途。
来了!社保缴费降了!咱领的养老金会少吗?
从5月1日起,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正式实施,这个方案也被网友称为社保新政,新政带来了哪些变化?对老百姓又带来哪些影响呢?
五一开始实行社保新规看看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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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保险,里面包含了养老、医疗、工伤等5大���险,是国家和企业单位对于职工的保障之一,与每一个在职和退休的职工都息息相关。
从5月1日开始实施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社保新政的第一个变化,是大家最关心的养老保险。新的方案中最大的变化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将降低,目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低于16%的地区,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这也是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措施,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缴费负担1900多亿。
养老保险的第二个变化是,要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社保的缴费基数,以前我们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是按照本省的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来核定的,现在计算方式加上了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所以理论上这个缴费基数会降低,也就是对于在职职工来
说,养老金少缴了一点,到手的工资多了一点。
而今年养老金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1月1日起,为企业退休人员上调5%的养老金,此次调整是从今年2月开始执行,7月15日发放到广大企业退休人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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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新政的第二个变化,是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费率之前已经经过了一轮下降,现行的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到期后再延长一年至2020年4月30日。
社保新政的第三个变化,是生育保险跟医疗保险将会合并,传统的社保五险变为四险,但是这部分变化对于个人影响并不大,只是个人不再单独缴纳生育保险,待遇跟之前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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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通过这次下调费率,可以减少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这方面的缴费负担有1900多亿。
在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方面通过下调进一步保持这种低费率,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缴费大概1100多亿。
整个这次降费率的方案可以使企业减负3000多亿,应该说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
专家:社保新政不会影响个人养老金领取和发放
社保新规中单位缴费比例下降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领的养老金就少了?对此,专家进行了解读↓↓↓
我国的养老金待遇是怎么发的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老王今年退休,他已经缴纳养老保险有40年的时间了,那他的退休金就是上一年他所在地区的平均工资和他个人工资平均值再乘以他缴纳年限的百分比。
假如老王平均工资与所在地区的加权平均数是1万元,那老王得到的退休金就是10000*40%=4000,而这4000元来源于2个账户,一个是老王一直缴纳的个人账户,另一个是国家的统筹账户。
与公积金不同的是,城镇职工单位缴费比例其实是降低了企业往统筹大账户缴纳的资金,并不会直接影响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包括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同时也包括财政的补助,今年还相应地调整了中央调节金的上解比例,从去年的3%,今年调到3.5%,这样它也可以加大对于一些收支困难地区的调剂力度。
2018年底,我国养老金已经累积结余4.8万亿元。降费后,未来几年仍能保持当期收支略有结余。除了财政补助和中央调剂外,我国还会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开展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工作,保证养老金制度运行公平可持续。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我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金,现金的市值大概有2万亿左右就是来应对老龄化风险。
从空姐到“保镖”再到泰国王后,她到底啥来头
还有两天,泰国国王拉玛十世将正式加冕。
然而,当地时间5月1日,拉玛十世却出人意料突然宣布与自己的“保镖”结婚,并授予她“苏蒂达王后”(Queen Suthida)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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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泰国王室公报于5月1日公布了这一消息,称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也称拉玛十世)已经与国王护卫队副司令官苏蒂达(Suthida Vajiralongkorn na Ayudhya)正式结婚。当天稍晚,泰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了国王的婚礼视频。
泰国王室公报称,拉玛十世已经与苏蒂达王后根据泰国法律规定登记注册结婚,是合法夫妻。自5月1日起,拉玛十世正式授予苏蒂达王后的称号,她将作为王室家庭一份子享有王室称号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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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十世现年66岁,于2016年在其父拉玛九世去世后即位。他的正式加冕仪式定于今年5月4日-6日举行。
苏蒂达王后是拉玛十世的第四任妻子,一直被认为是泰王的配偶,但王室此前并未正式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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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姐到“保镖”再到王后
据美联社报道,苏蒂达王后现年约为40岁,此前曾是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据悉,苏蒂达与当时还是王储的哇集拉隆功初次相遇就是在一架飞机上。
而在与哇集拉隆功相遇后,苏蒂达的人生就此改变。
2013年,苏蒂达加入国王护卫队。2014年,苏蒂达被任命为时任王储哇集拉隆功护卫队副司令官。2016年12月,刚即位不久的国王哇集拉隆功任命苏蒂达为上将,同时授予了她“Thanpuying”的王室称号。2017年,拉玛十世任命苏蒂达为他的个人卫队副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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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间,苏蒂达多次与拉玛十世公开出现。一些泰国王室观察员及外媒也多次报道,苏蒂达与拉玛十世之间有着情感关联,但泰王室一直未曾公开承认两人的关系。
在5月1日的公报中,泰王室称国王已经与王后根据泰国法律与王室传统举行了婚礼。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照片上苏蒂达王后匍匐在国王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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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致2死亲子园曾因事故被叫停 街道办:偷摸营业
原标题:成都致2死亲子园17年就因事故被叫停 街道办:偷摸营业不可能天天盯着
据中国之声报道:本月一日,小长假的第一天,位于成都天府新区太平镇的一家名为“孩子的院子”的游乐园,发生了一起游客冲出滑梯防护设施事故。事故造成2名成人伤者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他12名受伤游客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涉事负责人已被控制,游乐场已暂停营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亲子园此前就曾发生事故,网上关于其安全性的差评很多。记者进一步调查还发现,有关部门早已勒令其停业,但一次次的整改通知,似乎一再成为一纸空文。
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游乐场已停止运营
根据网友的视频显示,至少有三名成年人受伤躺在地上,边上的游客着急的说赶快打120。游客受伤的地点是游乐园的高速滑梯附近,游客乘坐轮胎从橡皮滑梯上滑下时,发生了意外。
官方的通报显示,受伤的12人中,有6名成人和6名儿童,目前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该游乐园已被责令停止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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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游乐园过去曾发生安全事故
今天记者在去游乐园采访途中,看到警察进行交通管制,去游乐园的道路入口处已经挂着设备检修、停止营业的牌子。
游乐园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以前就发生过事故。
村民:刚开业,头天闹热,第二天就出事。
记者:就是以前也出过事?
村民:出过两次,这回三回了。
记者:这是第三回啊?
村民:啊。
附近不少村民告诉记者,2017年该游乐园在刚开业后,就发生过安全事故,有三人受伤,随后还发生过一起小事故,有一个小孩冲出滑道受伤,这次发生的事故是第三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
实际上,网上关于孩子的院子的质疑有不少,某知名点评网站上就有不少差评,设备简陋、安全人员不到位、项目危险度高等三项质疑频繁出现。昨天上午的时候,该网站还能打开看到跟“孩子的院子”相关的购买信息和评论,到下午的时候,
该网站跟“孩子的院子”乐园相关的信息全部删除了,无法打开。
采访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蓝花楹公司从最开始建设,就有诸多违法之处,比如没有通过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安全验收,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少,不可能天天派人盯着蓝花楹公司,这样地方政府也很头疼。目前设施园区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
历时48小时 河北石家庄铁警破获百万玉镯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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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5月3日消息(记者 张佳琪)4月26日,国际珠宝展览会上,一支价值百万元的缅甸翡翠玉镯突然失踪,石家庄铁路公安处接到报案后连续作战,历时48小时的缜密侦查破获了这起特大盗窃案。记者从北京铁路警方获悉,目前价值百万元的被盗玉镯已被追回,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了解到,26日石家庄老火车站正在举办石家庄第二届国际珠宝展览会。当天9时许,警方突然接到报案称,357号展厅一支价值百万元的缅甸翡翠玉镯丢失。接到报案后,石家庄公安处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专案组民警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和信息研判,发现一名年龄约50多岁,头戴棒球
帽,上穿深色上衣,手里拎蓝色手提袋男子有重大嫌疑,遂围绕此人进行深度调查。在获取线索后,专案组民警迅速对展览会会场布控,安排警力控制出入口,于当日10时左右在展览会现场将李某云抓获,但在其身上没有发现被盗的玉镯。因其曾多次在玉石展会中实施盗窃,被地方公安打击处理过,有较
强的反侦察经验,面对专案组的审讯,其拒不承认盗窃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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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视频侦查组发现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显示,李某云在进入展厅前与一名光头男子有过交谈,进入展厅后俩人在展厅内徘徊。监控录像显示光头男子走到357号展柜后,主动上前与参展商搭讪,趁展商店员摆放物品时,在其身旁的李某云趁机将手伸入柜台内窃取了价值百万元的玉镯,之后二人迅速离开。
在办案过程中,为查明光头男子的真实身份,专案组进一步工作,发现李某云和一名叫李某芳的人接触频繁,通过对李某芳的进一步研判,发现其与多名曾在铁路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联系密切。经过具有丰富侦���经验的老侦查员反复查看,最终确定光头男子就是李某芳。
4月28日下午14时许,专案组侦察员在石家庄东马路附近将李某芳抓获。经过侦察员多次对的李某芳审讯,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交代了伙同李某云在珠宝展览会盗窃玉镯的犯罪事实,侦查员从其家中捜查出被盗价值百万的玉镯,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云、李某芳对4月26日在石家庄老火车站玉石展会357号展柜合伙盗窃缅甸翡翠玉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石家庄铁路公安处依法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海口制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
海南日报海口5月2日讯 (记者计思佳 叶媛媛)日前,《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获海口市政府常务会原则性审议通过。根据《办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次申请有效期3年。《办法》的出台执行,将推动实现海口普惠性民办幼��园在园幼儿数占全市在园幼儿总数50%
以上。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执行保教费收费控制在本市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收费标准1.5倍以内,政府通过量化奖补、定额奖补方式予以资金支持。
据介绍,海口现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共83所,占全市幼儿园的11.3%。按照《办法》给予综合奖补,可争取收费3500元至4999元的幼儿园加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理论上能纳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的幼儿园可达到75%。
根据《办法》,申请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取得办园许可证1年以上且年检合格,办园等级评估达到市三级幼儿园及以上;幼儿园规模不少于3个班。在园幼儿总数,城市幼儿园不少于90人,农村(乡镇以下)幼儿园不少于60人;租赁办园的,从申报起至租赁
合同到期,期限不少于3年;认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不高于本市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收费标准的1.5倍的规定,并同意与教育部门签订普惠性服务协议;招生规范,班额合规,科学保教,无“小学化”倾向;管理运行有序,无安全隐患和违规办园行为,3年内无处罚记录。
江西新余一货车与燃油助力摩托车相撞 致3人死亡
中新网5月3日电 江西新余市公安局官方微信2日发布通报称,2日18时23分许,新余市渝东大道孔目江大桥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空载货车在渝东大道孔目江桥上由东向西行驶右拐下匝道时,与一辆由东向西直行的燃油助力摩托车相撞。事故造成助力车上三名成年女性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目前,肇事货车驾驶员已被警方控制,事故调查取证、善后处理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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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台学者的旧文火了:中国前途不在台湾在大陆
@Jiulinghou写道:
近日,一篇原载于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后被收入何新编著的《为中国声辩》一书的文章,在微信平台上突然再度热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台湾文学批评界先驱、英语教育改革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颜元叔于2012年12月26日因肝癌逝世,但他的这篇文章经久流传。文章全文如下: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3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注:现在是十四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
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和载人飞船,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夺回整打的奥运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之世界模范市……
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
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美国?
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
为什么有些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中国人就不爱中国?
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几十年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
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
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这才是爱中国!
大陆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
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
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
几十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几十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成就的么?
以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回,现在中国的奥运成绩已扬名世界。
谁敢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
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
累死,多值得的死!
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
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怎么出头?
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中已经崭露头角了。
所以这几十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
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
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
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
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他们、她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
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
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
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这样的人真是太可悲了!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作战;你若战死,你的仆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成为“美国人”)!何必骗自己啊。
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就不配拥有华夏之魂。
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
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就连一群背祖忘宗的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
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有党派,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得一份“中国之光”。
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么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
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
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致12人死亡
也门政府军2日说,政府军当天在也门南部达利阿省与胡塞武装发生激烈交火,造成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也门政府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官告诉记者,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的掩护下,政府军在达利阿省多个地区与胡塞武装发生激烈交火。交火导致12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此外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武装冲突仍在进行。
达利阿省位于也门南部。数周以来,胡塞武装在达利阿省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据报道,达利阿省北部部分山区地带被胡塞武装占领,政府军则控制该地区的部分村庄。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后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富豪被曝花4千万送女进名校:曾为陕西首富 被称神医
近日,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在震惊全美的知名高校招生舞弊案的众多“富翁”家庭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庭,向案件背后的“操盘手”威廉·辛格(William Singer)支付了高达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4万元)的贿赂。辛格本人对此供认不讳。
而今日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位以帆船特长生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女生名叫Yusi“Molly”Zhao,今年三月底已经被斯坦福大学正式开除,而她正是国内知名中药上市公司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的女儿。
2017年,一名女生在斗鱼上开了直播,以“美国高考状元”的身份给各位有意向前往美国升学的中国考生传授经验。而从斗鱼直播上的信息看,该女生名为赵雨思。
5月2日,界面新闻就此事向步长制药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蒲晓平进行求证,蒲晓平回应称正在研究这件事,他表示步长制药“是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大股东和我们关联性不是很强的,上交所还没有问询我们,一切以公告为准”。
那么,肯花4000多万人民币送女儿去上斯坦福的赵涛又是何人?他的步长制药又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公开资料显示,赵涛生于1966年,目前是新加坡籍,西安医科大学学士,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除了担任步长制药董事长职务外,还担任空中商学院主席、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侨商协会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席等社会职务。赵涛家族是胡润百富榜常客,在2018年排名82,比2017年下滑17位,总身价320亿元,比上年缩水3%。2016年时,赵涛曾问鼎陕西省首富宝座。
2003年,赵涛还曾荣获当年“·十大中华英才”第十名,这份名单上还有杨利伟、邓朴方、钟南山等人。2016年还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十大慈善家”称��。
2013年《科技日报》的一篇对赵涛的报道称,赵涛在初二时通过学习物理,利用物理的光电磁波,学会了做电铃之类的东西。需要用到铜线,父亲赵步长便去他的一个朋友家给他借。他还捣鼓无线电,组装收音机、电视机、防盗报警器。报道中还称,“学生时代的赵涛品学兼优,大学攻读西医临床专业,后又跟随父母亲研究中医药和针灸治疗心脑血管病。
如今,心血管疾病正是步长制药产品的主要治疗领域。
该报道还称,大学时赵涛就表现出了其商业天赋。
大一时赵涛学着磨咖啡,骑着三轮车把从家里熬好的咖啡送到学校以及附近的店员门口叫卖;大三时他还做过游戏机生意,赵涛父亲赵步长把他全部的积蓄拿出来给赵涛做生意,后来赵涛赚一万多块钱全部交给父亲。
赵步长与赵涛同为步长制药创始人,“步长”二字正是出自赵步长的名字。
而关于步长制药创立的起源,还有一个“神医”故事。
1992年,27岁的赵涛和赵步长一起去新加坡出席“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安排赵涛针灸治疗的现场表演。30分钟后,赵涛让瘫痪6年的病人“神奇般地站起来了”。
在赵涛的自述中,此事轰动整个新加坡,南亚众多媒体送给赵涛“中国神医”的赞誉。这也成了他创业的契机——“而在新加坡期间,赵涛用自己的高超医术90天赚了90万美元,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也萌生了自己创办企业的想法。”
此后,赵涛从新加坡汇了40万美元给赵步长让他创办制药公司。1993年8月,赵涛回国创业,和赵步长一起注册了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外资),这也就是今日A股中药龙头之一步长制药的前身。
赵涛称,自己当年针灸表演的成功,是运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田忌赛马”的东方哲学。赵涛会事先选好十几个病人,先拍这些患者脑部CT片、检查患者的筋力、肌肉萎缩的程度和病变的原因,再加上中西合璧的医学经验。把最容易成功的排在第一号,然后往下排。表演的时候排在第一号的病人就最有可能会一次性成功,而失败的可能在下边。
除了“神奇”的医术外,赵涛在药品研发上有独到见解。有报道称,赵涛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于是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一条独特有效捷径。据此,赵涛研发了含有地龙/全蝎/水蛭的脑心通。
脑心通胶囊正是步长制药四个知名独家、专利品种之一,2017年在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份额排名第11位,占比2.81%。
而步长制药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和谷红注射液四项产品2018年的合计收入达91.43亿元,是步长制药的主要营收来源。
不过实际上,步长制药近些年多次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情况,如2016年7月脑心通胶囊就被消费者投诉出现类似毛发的不明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口碑和形象。另外,在中药注射剂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步长制药的相关产品也面临被限制使用的局面。
此外,重营销也是步长制药的一大特点,2018年公司销售费用达到80.36亿元,而研发费用仅有4.802亿元。
而他的步长制药在2016年底顶着当时“最贵新股”的光环上市后,步长制药股价却一路“跌跌不休”,截至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仅有31.91元,距55.88元的发行价跌去了四成多。
业绩增长乏力、扣非后净利润徘徊不前的情况下,步长制药的主要品种还要面临着国家未来出台辅助用药目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转型生物药也已在时间上落后许多,市场还能留给步长制药多大空间值得思考。赵涛此前提出的“做中国的辉瑞”的目标不会是一条坦途。
来了!社保缴费降了!咱领的养老金会少吗?
从5月1日起,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正式实施,这个方案也被网友称为社保新政,新政带来了哪些变化?对老百姓又带来哪些影响呢?
五一开始实行社保新规看看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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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保险,里面包含了养老、医疗、工伤等5大保险,是国家和企业单位对于职工的保障之一,与每一个在职和退休的职工都息息相关。
从5月1日开始实施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社保新政的第一个变化,是大家最关心的养老保险。新的方案中最大的变化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将降低,目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低于16%的地区,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这也是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措施,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缴费负担1900多亿。
养老保险的第二个变化是,要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社保的缴费基数,以前我们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是按照本省的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来核定的,现在计算方式加上了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所以理论上这个缴费基数会降低,也就是对于在职职工来
说,养老金少缴了一点,到手的工资多了一点。
而今年养老金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1月1日起,为企业退休人员上调5%的养老金,此次调整是从今年2月开始执行,7月15日发放到广大企业退休人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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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新政的第二个变化,是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费率之前已经经过了一轮下降,现行的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到期后再延长一年至2020年4月30日。
社保新政的第三个变化,是生育保险跟医疗保险将会合并,传统的社保五险变为四险,但是这部分变化对于个人影响并不大,只是个人不再单独缴纳生育保险,待遇跟之前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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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通过这次下调费率,可以减少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这方面的缴费负担有1900多亿。
在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方面通过下调进一步保持这种低费率,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缴费大概1100多亿。
整个这次降费率的方案可以使企业减负3000多亿,应该说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
专家:社保新政不会影响个人养老金领取和发放
社保新规中单位缴费比例下降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领的养老金就少了?对此,专家进行了解读↓↓↓
我国的养老金待遇是怎么发的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老王今年退休,他已经缴纳养老保险有40年的时间了,那他的退休金就是上一年他所在地区的平均工资和他个人工资平均值再乘以他缴纳年限的百分比。
假如老王平均工资与所在地区的加权平均数是1万元,那老王得到的退休金就是10000*40%=4000,而这4000元来源于2个账户,一个是老王一直缴纳的个人账户,另一个是国家的统筹账户。
与公积金不同的是,城镇职工单位缴费比例其实是降低了企业往统筹大账户缴纳的资金,并不会直接影响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包括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同时也包括财政的补助,今年还相应地调整了中央调节金的上解比例,从去年的3%,今年调到3.5%,这样它也可以加大对于一些收支困难地区的调剂力度。
2018年底,我国养老金已经累积结余4.8万亿元。降费后,未来几年仍能保持当期收支略有结余。除了财政补助和中央调剂外,我国还会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开展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工作,保证养老金制度运行公平可持续。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我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金,现金的市值大概有2万亿左右就是来应对老龄化风险。
从空姐到“保镖”再到泰国王后,她到底啥来头
还有两天,泰国国王拉玛十世将正式加冕。
然而,当地时间5月1日,拉玛十世却出人意料突然宣布与自己的“保镖”结婚,并授予她“苏蒂达王后”(Queen Suthida)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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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泰国王室公报于5月1日公布了这一消息,称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也称拉玛十世)已经与国王护卫队副司令官苏蒂达(Suthida Vajiralongkorn na Ayudhya)正式结婚。当天稍晚,泰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了国王的婚礼视频。
泰国王室公报称,拉玛十世已经与苏蒂达王后根据泰国法律规定登记注册结婚,是合法夫妻。自5月1日起,拉玛十世正式授予苏蒂达王后的称号,她将作为王室家庭一份子享有王室称号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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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十世现年66岁,于2016年在其父拉玛九世去世后即位。他的正式加冕仪式定于今年5月4日-6日举行。
苏蒂达王后是拉玛十世的第四任妻子,一直被认为是泰王的配偶,但王室此前并未正式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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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姐到“保镖”再到王后
据美联社报道,苏蒂达王后现年约为40岁,此前曾是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据悉,苏蒂达与当时还是王储的哇集拉隆功初次相遇就是在一架飞机上。
而在与哇集拉隆功相遇后,苏蒂达的人生就此改变。
2013年,苏蒂达加入国王护卫队。2014年,苏蒂达被任命为时任王储哇集拉隆功护卫队副司令官。2016年12月,刚即位不久的国王哇集拉隆功任命苏蒂达为上将,同时授予了她“Thanpuying”的王室称号。2017年,拉玛十世任命苏蒂达为他的个人卫队副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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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间,苏蒂达多次与拉玛十世公开出现。一些泰国王室观察员及外媒也多次报道,苏蒂达与拉玛十世之间有着情感关联,但泰王室一直未曾公开承认两人的关系。
在5月1日的公报中,泰王室称国王已经与王后根据泰国法律与王室传统举行了婚礼。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照片上苏蒂达王后匍匐在国王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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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致2死亲子园曾因事故被叫停 街道办:偷摸营业
原标题:成都致2死亲子园17年就因事故被叫停 街道办:偷摸营业不可能天天盯着
据中国之声报道:本月一日,小长假的第一天,位于成都天府新区太平镇的一家名为“孩子的院子”的游乐园,发生了一起游客冲出滑梯防护设施事故。事故造成2名成人伤者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他12名受伤游客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涉事负责人已被控制,游乐场已暂停营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亲子园此前就曾发生事故,网上关于其安全性的差评很多。记者进一步调查还发现,有关部门早已勒令其停业,但一次次的整改通知,似乎一再成为一纸空文。
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游乐场已停止运营
根据网友的视频显示,至少有三名成年人受伤躺在地上,边上的游客着急的说赶快打120。游客受伤的地点是游乐园的高速滑梯附近,游客乘坐轮胎从橡皮滑梯上滑下时,发生了意外。
官方的通报显示,受伤的12人中,有6名成人和6名儿童,目前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该游乐园已被责令停止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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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游乐园过去曾发生安全事故
今天记者在去游乐园采访途中,看到警察进行交通管制,去游乐园的道路入口处已经挂着设备检修、停止营业的牌子。
游乐园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以前就发生过事故。
村民:刚开业,头天闹热,第二天就出事。
记者:就是以前也出过事?
村民:出过两次,这回三回了。
记者:这是第三回啊?
村民:啊。
附近不少村民告诉记者,2017年该游乐园在刚开业后,就发生过安全事故,有三人受伤,随后还发生过一起小事故,有一个小孩冲出滑道受伤,这次发生的事故是第三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
实际上,网上关于孩子的院子的质疑有不少,某知名点评网站上就有不少差评,设备简陋、安全人员不到位、项目危险度高等三项质疑频繁出现。昨天上午的时候,该网站还能打开看到跟“孩子的院子”相关的购买信息和评论,到下午的时候,
该网站跟“孩子的院子”乐园相关的信息全部删除了,无法打开。
采访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蓝花楹公司从最开始建设,就有诸多违法之处,比如没有通过第三方有资质公司安全验收,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少,不可能天天派人盯着蓝花楹公司,这样地方政府也很头疼。目前设施园区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
历时48小时 河北石家庄铁警破获百万玉镯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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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5月3日消息(记者 张佳琪)4月26日,国际珠宝展览会上,一支价值百万元的缅甸翡翠玉镯突然失踪,石家庄铁路公安处接到报案后连续作战,历时48小时的缜密侦查破获了这起特大盗窃案。记者从北京铁路警方获悉,目前价值百万元的被盗玉镯已被追回,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了解到,26日石家庄老火车站正在举办石家庄第二届国际珠宝展览会。当天9时许,警方突然接到报案称,357号展厅一支价值百万元的缅甸翡翠玉镯丢失。接到报案后,石家庄公安处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专案组民警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和信息研判,发现一名年龄约50多岁,头戴棒球
帽,上穿深色上衣,手里拎蓝色手提袋男子有重大嫌疑,遂围绕此人进行深度调查。在获取线索后,专案组民警迅速对展览会会场布控,安排警力控制出入口,于当日10时左右在展览会现场将李某云抓获,但在其身上没有发现被盗的玉镯。因其曾多次在玉石展会中实施盗窃,被地方公安打击处理过,有较
强的反侦察经验,面对专案组的审讯,其拒不承认盗窃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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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视频侦查组发现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显示,李某云在进入展厅前与一名光头男子有过交谈,进入展厅后俩人在展厅内徘徊。监控录像显示光头男子走到357号展柜后,主动上前与参展商搭讪,趁展商店员摆放物品时,在其身旁的李某云趁机将手伸入柜台内窃取了价值百万元的玉镯,之后二人迅速离开。
在办案过程中,为查明光头男子的真实身份,专案组进一步工作,发现李某云和一名叫李某芳的人接触频繁,通过对李某芳的进一步研判,发现其与多名曾在铁路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联系密切。经过具有丰富侦破经验的老侦查员反复查看,最终确定光头男子就是李某芳。
4月28日下午14时许,专案组侦察员在石家庄东马路附近将李某芳抓获。经过侦察员多次对的李某芳审讯,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交代了伙同李某云在珠宝展览会盗窃玉镯的犯罪事实,侦查员从其家中捜查出被盗价值百万的玉镯,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云、李某芳对4月26日在石家庄老火车站玉石展会357号展柜合伙盗窃缅甸翡翠玉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石家庄铁路公安处依法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海口制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
海南日报海口5月2日讯 (记者计思佳 叶媛媛)日前,《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获海口市政府常务会原则性审议通过。根据《办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次申请有效期3年。《办法》的出台执行,将推动实现海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全市在园幼儿总数50%
以上。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执行保教费收费控制在本市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收费标准1.5倍以内,政府通过量化奖补、定额奖补方式予以资金支持。
据介绍,海口现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共83所,占全市幼儿园的11.3%。按照《办法》给予综合奖补,可争取收费3500元至4999元的幼儿园加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理论上能纳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的幼儿园可达到75%。
根据《办法》,申请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取得办园许可证1年以上且年检合格,办园等级评估达到市三级幼儿园及以上;幼儿园规模不少于3个班。在园幼儿总数,城市幼儿园不少于90人,农村(乡镇以下)幼儿园不少于60人;租赁办园的,从申报起至租赁
合同到期,期限不少于3年;认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不高于本市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收费标准的1.5倍的规定,并同意与教育部门签订普惠性服务协议;招生规范,班额合规,科学保教,无“小学化”倾向;管理运行有序,无安全隐患和违规办园行为,3年内无处罚记录。
江西新余一货车与燃油助力摩托车相撞 致3人死亡
中新网5月3日电 江西新余市公安局官方微信2日发布通报称,2日18时23分许,新余市渝东大道孔目江大桥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空载货车在渝东大道孔目江桥上由东向西行驶右拐下匝道时,与一辆由东向西直行的燃油助力摩托车相撞。事故造成助力车上三名成年女性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目前,肇事货车驾驶员已被警方控制,事故调查取证、善后处理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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