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拱财门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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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white2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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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托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的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误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在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以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多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又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后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无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压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连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已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 朔伊布勒和福尔克 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 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骂）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笑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independence-of-mind]

抵制皇权残酷暴政的东林党，是鲜见的历史亮光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4-06

中文互联网乃至整个中文知识界对“东林党”的责备，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批评多集中在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阉党是实干家，阉党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实质上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使……，一言不合就杯葛。好比一个班级，一小撮学生总是反对大多数学生同意的活动，抵制加捣乱，导致班级活动不能展开。

这些批评，全部与史实不符。

反对考成法，是在反对暴政祸民

责备东林党以道德为标榜、为了反对为反对，一条所谓的重要“证据”，是他们反对“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措施。

这纯属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指的是张居正执政时期搞的“考成法”。

按照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有问题，由六部进行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有问题，由六科进行考察揭发；六科的工作有问题，由内阁进行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这种“考成法”，披着“绩效考核”的外衣，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机制”。

六科言官原本拥有超然地位，负责监督朝政，甚至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是皇帝耳目，代皇帝对国家的行政、司法、人事进行全面监察。

通过所谓的“绩效考核”，“考成法”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自己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尚未成型（其成型时间，大致在万历十年~万历二十年之间）。

东林党日后的领袖人物，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到万历三十年左右，他们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舆论力量），但他们不惧后果，针对“考成法”，已有相当严厉而精准的批评。

比如，万历四年，巡按御史刘台不堪言论压制，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

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头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舌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和突然暴毙。

再如，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去世。

按规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职务，回家服丧。

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张不用卸职，也不用回家服丧）。

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邹元标，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制度必须遵守。

这种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做道德层面的苛求。

邹元标们所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残暴的“考成法”—— 除了迫害言路，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对民生造成了巨大伤害。

邹元标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

“先时决囚，初无定额。居正任事，限各省决囚有定数，以致首鼠私窜者，欲盈其数以免罚，有滥及无辜者矣。”

大意是：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此种祸害，在所谓的“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地方官员在执行“丈量田亩”的工作时，为了应付“考成”，普遍采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田亩虚增后，民众需要缴纳的赋税变多，但实际产出并未提升，地方官员需要根据丈量结果完成征收钱粮的“考成”，只好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

于是乎，国库充盈，民不聊生。

与残暴的皇权代理人张居正作对，结局可想而知。

等待吴中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艾穆、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狱三日，流放边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落下终身残疾。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体制内批评”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

明神宗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

（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拿到皇帝面前讨论。

这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全面封杀“体制内批评”。

小部分体制内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赵南星），冒着被廷杖、被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的这两条规矩。

自然，和当年反对“考成法”相似，除了招来皇权的报复，这种抗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反对矿税，是在反对皇权肆虐

中文知识界责备东林党最最核心的理由，是说他们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的开支需求，站在东南地主、富商的立场，代表他们的利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贫苦的农民身上。

亦即：东林党是一群把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

这同样是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朝廷派遣矿监、征收商税，指的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荼毒天下百姓至深的“矿税之祸”。这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新关卡。

这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套新的敛财系统。

明神宗对外公开宣称，这套新的敛财系统，是为了应付“三大征”（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与皇宫三殿失火重修。

实际上，这套新敛财系统，只是为了满足明神宗个人的穷奢极欲。

试举几例（不耐者可跳过）：

饮食方面。

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曾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的铺张浪费，曾将光禄寺的年费压缩至“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其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年费迅速翻倍，增至“二十六七万”。

金银珠宝方面。

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将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川陕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耗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

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各样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珍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后共耗银88000余两。

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珠宝无数。

明神宗长公主婚礼，朝廷耗银12万两；七公主婚礼，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长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

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强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布匹瓷器方面。

丝织品：万历九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套匹；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00余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000余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套匹。

羊绒袍服：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00匹（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

瓷器：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瓷器96600多件；万历十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有增派8万余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土木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

下面这张表格，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张表格中的土木工程，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但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时间为标准（个别以竣工为标准）统计一次。

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每一��都在大兴土木。

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揣知其大体情况。

比如，万历十二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相似的宫殿建造，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另外，木料、石料方面的采伐费用，并未体现在上述表格之中（因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政府，而户部、工部的奏折向明神宗诉苦时，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

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政府因之苦不堪言。

比如，万历三十一年筹划修筑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块，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

另另外，上述针对地方政府的摊派，其统计数据官方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披露，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民众的实际消耗，“费不止万金”。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一百万两金花银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另增20万两）。

但明神宗如此挥霍无度，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私欲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

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其死之日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仅仅过了五、六年，这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

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由皇权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

仅仅三年时间，明神宗就利用太监，就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史称“矿税之祸”。

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

具体敛财办法有二：

（1）皇权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亦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配。

（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只在乎每年能拿到多少金银，对探查矿洞毫无兴趣，为了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他们更热衷于把敛财额度直接摊派给地方，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是否开采顺利，都要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来一个旱涝保收。

税使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

具体办法有三：

（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们来了之后，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

（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

（3）直接把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不管具体营业额，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

至于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让人家破人亡，自然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些宦官们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所得，约为进奉给明神宗的3~10倍。

如派往广东的税使宦官李凤，将所征敛的白银51.7万余两据为己有，另搜刮了不计其数的珠宝。派往山东的矿监陈增麾下的一个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派往山东的税监马堂，七年时间里，隐匿税银130余万两。

矿监税使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惟独民不聊生。

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皆倾，商农交困”。

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

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

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

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

比如，税使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两人；段（缎）店32座，关门21家；布店73座，关门45家；杂货店65座，关门41家。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众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

同年，湖广民众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

万历二十九年，民众又包围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

同年，苏州织工两千余人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其爪牙黄建节被击毙，并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之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

万历三十年，江西民众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

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将杨荣杀死，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欲杀死高淮为民除害。

万历四十二年，福建民众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

以上种种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监税使”政策；所有参与暴动的领头人物，均被明神宗严旨捕获杀害。

皇权残暴如斯，才有了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

比如，李三才在奏折里强调，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痛骂万历储存黄金珠玉“高于北斗”，却无视民众家中已经连“糠粃升斗之储”皆无。

田大益骂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个人私库，从不用在国事之上，并警告他，一味“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长此以往，“家之盈者，国必丧”，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往自己家里搬，国迟早要亡。

魏允贞直接骂万历“爱贤士不如爱珠玉锦绮”。……

对这些批评，明神宗一律斥之为“卖直”—— 你们动机不纯，攻击皇帝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你们自己的道德高度 —— 然后对批评者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这种不问是非、只问动机、乱扣帽子的诛心手段，可谓无耻至极。

遗憾的是，今人评价东林党，却又有意无意把明神宗的无耻手段重新捡了起来，胡说什么东林党是“道德控”、“不干实事”……

体制内批评毫无成效。

万历三十年前后，顾宪成等知识分子，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人士，对朝政做在野品评，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时代进程的产物。这个时代进程，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知识分子出来为民请命。

张居正时代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矿税”。

（2）两套敛财系统 —— 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 —— 发生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升影响力的机会。

在任何时代，有理想、愿意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少数。

这少数人在张居正时代，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时代，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东林党知识分子，将他们拱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党在万历时代成型的关键背景。

把皇权关进笼子？皇权直接搞肉体消灭

明神宗时代，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明光宗时代，曾介入“红丸案”（涉及光宗之死）；明熹宗即位，又深度介入了“移宫案”（涉及李选侍的后宫地位）。

很多人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不该干预皇帝家事。

其实，在这三场风波当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皇帝及后宫须按既定制度章程办事，亦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自批判“考成法”以来，东林党人对明帝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明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

天启初年的“东林方盛、众正盈朝”局面，到了天启四年就已是过眼云烟（“众正盈朝”缘自东林党人按既定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

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

明熹宗登基初年启用东林党，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天启二年，皇权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

兵科言官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

也是在这一年，皇权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在此之前，东厂和锦衣卫长期处于近似瘫痪的状态），宦官们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

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

同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

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先后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东林七君子之狱”……

肉体消灭的同时，对东林党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

天启五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权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并用上谕的形式，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

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问题形成历史决议，下令编纂《三朝要典》。

这部历史决议的核心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

今天所有不合史实的针对东林党的批判，都可以在这份由阉党一手炮制的历史决议中找到。

（附带一提：东林党“众正盈朝”的短暂两三年里，最受今人诟病之事，是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被削职。事实上，熊虽然在明神宗时代攻击过东林党，但他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比如，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当中，也有五人属于东林党人。把熊廷弼之死说成是东林党人搞党争、不问是非只看立场的结果，是阉党篡改舆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时代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任用宦官的方式与明神宗大不相同，有直接关系。

万历时代，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地方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吞了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蛋糕。官僚集团为自身利益计，多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

天启时代，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约束，同时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出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试图弹劾魏忠贤使之远离国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其勇气与理想可嘉，但命运也可想而知。

崇祯上位后抛弃魏忠贤，同时吸取天启时代的历史教训，重新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分离。

东林党的余绪“复社”的知识分子，再次获得了一些言论空间。

和当年的东林党一样，复社这种脆弱的言论空间，远不足以构成改革明帝国政治体制的的力量。

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在于不惧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 —— 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云：“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云：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即屈原）之遗则”……

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饱受秦制摧残的数千年里，极为鲜见的的思想亮光。

传递至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这般痛彻心扉的认知；及至晚清，始被重新发掘，成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资源。

痛骂东林党，实可谓无公道、无是非到了极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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