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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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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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抵制皇权残酷暴政的东林党，是鲜见的历史亮光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4-06

中文互联网乃至整个中文知识界对“东林党”的责备，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批评多集中在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阉党是实干家，阉党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实质上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使……，一言不合就杯葛。好比一个班级，一小撮学生总是反对大多数学生同意的活动，抵制加捣乱，导致班级活动不能展开。

这些批评，全部与史实不符。

反对考成法，是在反对暴政祸民

责备东林党以道德为标榜、为了反对为反对，一条所谓的重要“证据”，是他们反对“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措施。

这纯属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考察任用官员”的改革，指的是张居正执政时期搞的“考成法”。

按照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有问题，由六部进行考察揭发；六部、都察院的工作有问题，由六科进行考察揭发；六科的工作有问题，由内阁进行考察揭发。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这种“考成法”，披着“绩效考核”的外衣，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机制”。

六科言官原本拥有超然地位，负责监督朝政，甚至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拒否权（尽管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是皇帝耳目，代皇帝对国家的行政、司法、人事进行全面监察。

通过所谓的“绩效考核”，“考成法”取消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自己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

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尚未成型（其成型时间，大致在万历十年~万历二十年之间）。

东林党日后的领袖人物，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到万历三十年左右，他们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舆论力量），但他们不惧后果，针对“考成法”，已有相当严厉而精准的批评。

比如，万历四年，巡按御史刘台不堪言论压制，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

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命运被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头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舌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无忌监督、批评朝政？

等待刘台的，是削籍、流放和突然暴毙。

再如，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去世。

按��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职务，回家服丧。

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张不用卸职，也不用回家服丧）。

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邹元标，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制度必须遵守。

这种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做道德层面的苛求。

邹元标们所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残暴的“考成法”—— 除了迫害言路，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对民生造成了巨大伤害。

邹元标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

“先时决囚，初无定额。居正任事，限各省决囚有定数，以致首鼠私窜者，欲盈其数以免罚，有滥及无辜者矣。”

大意是：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此种祸害，在所谓的“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地方官员在执行“丈量田亩”的工作时，为了应付“考成”，普遍采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田亩虚增后，民众需要缴纳的赋税变多，但实际产出并未提升，地方官员需要根据丈量结果完成征收钱粮的“考成”，只好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

于是乎，国库充盈，民不聊生。

与残暴的皇权代理人张居正作对，结局可想而知。

等待吴中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艾穆、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狱三日，流放边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落下终身残疾。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体制内批评”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

明神宗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

（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有关机构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拿到皇帝面前讨论。

这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全面封杀“体制内批评”。

小部分体制内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赵南星），冒着被廷杖、被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的这两条规矩。

自然，和当年反对“考成法”相似，除了招来皇权的报复，这种抗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反对矿税，是在反对皇权肆虐

中文知识界责备东林党最最核心的理由，是说他们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的开支需求，站在东南地主、富商的立场，代表他们的利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贫苦的农民身上。

亦即：东林党是一群把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

这同样是对史实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胡说八道。

所谓朝廷派遣矿监、征收商税，指的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荼毒天下百姓至深的“矿税之祸”。这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新关卡。

这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套新的敛财系统。

明神宗对外公开宣称，这套新的敛财系统，是为了应付“三大征”（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与皇宫三殿失火重修。

实际上，这套新敛财系统，只是为了满足明神宗个人的穷奢极欲。

试举几例（不耐者可跳过）：

饮食方面。

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曾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的铺张浪费，曾将光禄寺的年费压缩至“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其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年费迅速翻倍，增至“二十六七万”。

金银珠宝方面。

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将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川陕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耗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

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各样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珍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后共耗银88000余两。

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要“各色金2300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珠宝无数。

明神宗长公主婚礼，朝廷耗银12万两；七公主婚礼，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长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

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强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布匹瓷器方面。

丝织品：万历九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套匹；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00余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000余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套匹。

羊绒袍服：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00匹（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

瓷器：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要瓷器96600多件；万历十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有增派8万余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土木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

下面这张表格，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张表格中的土木工程，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但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时间为标准（个别以竣工为标准）统计一次。

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

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揣知其大体情况。

比如，万历十二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相似的宫殿建造，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另外，木料、石料方面的采伐费用，并未体现在上述表格之中（因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政府，而户部、工部的奏折向明神宗诉苦时，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

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政府因之苦不堪言。

比如，万历三十一年筹划修筑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块，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

另另外，上述针对地方政府的摊派，其统计数据官方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披露，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民众的实际消耗，“费不止万金”。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一百万两金花银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另增20万两）。

但明神宗如此挥霍无度，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私欲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

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其死之日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仅仅过了五、六年，这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

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由皇权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

仅仅三年时间，明神宗就利用太监，就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史称“矿税之祸”。

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

具体敛财办法有二：

（1）皇权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亦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配。

（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只在乎每年能拿到多少金银，对探查矿洞毫无兴趣，为了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他们更热衷于把敛财额度直接摊派给地方，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是否开采顺利，都要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来一个旱涝保收。

税使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

具体办法有三：

（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们来了之后，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

（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

（3）直接把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不管具体���业额，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们缴足敛财额度。

至于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让人家破人亡，自然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些宦官们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所得，约为进奉给明神宗的3~10倍。

如派往广东的税使宦官李凤，将所征敛的白银51.7万余两据为己有，另搜刮了不计其数的珠宝。派往山东的矿监陈增麾下的一个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派往山东的税监马堂，七年时间里，隐匿税银130余万两。

矿监税使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惟独民不聊生。

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皆倾，商农交困”。

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

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

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

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

比如，税使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两人；段（缎）店32座，关门21家；布店73座，关门45家；杂货店65座，关门41家。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众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

同年，湖广民众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

万历二十九年，民众又包围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

同年，苏州织工两千余人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其爪牙黄建节被击毙，并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之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

万历三十年，江西民众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

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将杨荣杀死，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欲杀死高淮为民除害。

万历四十二年，福建民众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

以上种种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监税使”政策；所有参与暴动的领头人物，均被明神宗严旨捕获杀害。

皇权残暴如斯，才有了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

比如，李三才在奏折里强调，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痛骂万历储存黄金珠玉“高于北斗”，却无视民众家中已经连“糠粃升斗之储”皆无。

田大益骂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个人私库，从不用在国事之上，并警告他，一味“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长此以往，“家之盈者，国必丧”，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往自己家里搬，国迟早要亡。

魏允贞直接骂万历“爱贤士不如爱珠玉锦绮”。……

对这些批评，明神宗一律斥之为“卖直”—— 你们动机不纯，攻击皇帝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你们自己的道德高度 —— 然后对批评者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这种不问是非、只问动机、乱扣帽子的诛心手段，可谓无耻至极。

遗憾的是，今人评价东林党，却又有意无意把明神宗的无耻手段重新捡了起来，胡说什么东林党是“道德控”、“不干实事”……

体制内批评毫无成效。

万历三十年前后，顾宪成等知识分子，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人士，对朝政做在野品评，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时代进程的产物。这个时代进程，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知识分子出来为民请命。

张居正时代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矿税”。

（2）两套敛财系统 —— 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 —— 发生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升影响力的机会。

在任何时代，有理想、愿意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少数。

这少数人在张居正时代，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时代，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东林党知识分子，将他们拱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党在万历时代成型的关键背景。

把皇权关进笼子？皇权直接搞肉体消灭

明神宗时代，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明光宗时代，曾介入“红丸案”（涉及光宗之死）；明熹宗即位，又深度介入了“移宫案”（涉及李选侍的后宫地位）。

很多人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不该干预皇帝家事。

其实，在这三场风波当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皇帝及后宫须按既定制度章程办事，亦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自批判“考成法”以来，东林党人对明帝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明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

天启初年的“东林方盛、众正盈朝”局面，到了天启四年就已是过眼云烟（“众正盈朝”缘自东林党人按既定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

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

明熹宗登基初年启用东林党，只是权宜之计，到了天启二年，皇权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

兵科言官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

也是在这一年，皇权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在此之前，东厂和锦衣卫长期处于近似瘫痪的状态），宦官们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

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

同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

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先后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东林七君子之狱”……

肉体消灭的同时，对东林党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

天启五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权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并用上谕的形式，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

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问题形成历史决议，下令编纂《三朝要典》。

这部历史决议的核心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

今天所有不合史实的针对东林党的批判，都可以在这份由阉党一手炮制的历史决议中找到。

（附带一提：东林党“众正盈朝”的短暂两三年里，最受今人诟病之事，是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被削职。事实上，熊虽然在明神宗时代攻击过东林党，但他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比如，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当中，也有五人属于东林党人。把熊廷弼之死说成是东林党人搞党争、不问是非只看立场的结果，是阉党篡改舆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时代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任用宦官的方式与明神宗大不相同，有直接关系。

万历时代，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地方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官集团还直接侵吞了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蛋糕。官僚集团为自身利益计，多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

天启时代，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同时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约束，同时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出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试图弹劾魏忠贤使之远离国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其勇气与理想可嘉，但命运也可想而知。

崇祯上位后抛弃魏忠贤，同时吸取天启时代的历史教训，重新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分离。

东林党的余绪“复社”的知识分子，再次获得了一些言论空间。

和当年的东林党一样，复社这种脆弱的言论空间，远不足以构成改革明帝国政治体制的的力量。

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在于不惧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 —— 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云：“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云：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即屈原）之遗则”……

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饱受秦制摧残的数千年里，极为鲜见的的思想亮光。

传递至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这般痛彻心扉的认知；及至晚清，始被重新发掘，成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资源。

痛骂东林党，实可谓无公道、无是非到了极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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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摆脱贫困和减少碳排放不可得兼，我们还有希望阻止全球变暖吗

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从那��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市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俯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我们还有希望吗？”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个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比如，中国的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

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印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往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市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其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定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 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看，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 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 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 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投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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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厅官受贿获刑10年半 工作3地均养情妇(图) 国土部厅官受贿获刑10年半 工作3地均养情妇(图) 　　从贪色到腐败，这是许多官员堕落的轨迹。孙英辉是极典型的一个。想要“金屋”藏“娇”时，想给情妇买钻戒钱不够时，想为情妇买豪车时，孙英辉都会想起那些商人“朋友”们。 　　这位国土资源部厅级官员，先后在海南、陕西和北京三地工作，曾任海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副局长、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国土法律中心”）主任，三地均养有情妇。正常的工资收入难抵昂贵的“感情”支出，孙英辉似脱缰野马，在贪腐路上“驰骋”、堕落。 　　 　　孙英辉和李某在受审。 　　记者近日获悉，孙英辉最终因受贿670余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同案受审、获罪的还有孙的一个情妇李某，她原是陕西省安全监督生产管理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调研员，因与孙英辉共同受贿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宣判后，孙英辉和李某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 　　“友情”是“腐蚀剂”，帮“朋友”拿工程安排工作 　　落马官员身边几乎都有商人“朋友”。“朋友圈”正成为导致官员贪腐的一大“陷阱”。这些“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深层多隐埋着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孙英辉在海南省地矿局任副局长期间，分管行政管理、基建等工作。据其上司、时任局长回忆，孙任职期间，地矿局主要搞了三项基建工程，分别是海南省地矿局博地东苑职工住宅楼、海南省地质医院改扩建项目和海口市南沙路88号工程。 　　在这三个项目中，孙英辉均未能抵住“友情腐蚀”。他供述，2004年9月，地矿局所属的地质医院改造扩建及配套工程启动，他让朋友蔡某提前介入了图纸的设计和工程报建，并让蔡某以南通一公司名义承包了地质医院改造工程。 　　同是2004年，海南省地矿局启动老楼改造建设工程（即88号工程），孙英辉也让蔡某参与项目前期工作。2005年底招投标时，他让蔡某找了很多公司进行围标。最终，一广西公司中标并签订了合同，该公司背后实际是蔡某。 　　另一个工程被行贿人何某拿下。何某作证，2002年，他听说省地矿局要盖职工集资房，就通过在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当领导的亲戚找到孙英辉。后来，孙英辉同意把博地东苑工程给他做。2002年底，何某挂靠海南省第一建筑公司中标。2003年4月，何某作为省一建合同委托代理人，跟地矿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孙英辉还帮朋友的儿子安排工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领导吴某承认，他想让孙英辉帮助其大学毕业���儿子进入国土法律中心工作。2009年10月，他到北京请孙英辉吃饭，并给了孙30万元。当月，孙英辉便安排他儿子到国土法律中心实习，后正式调入。次月，他再次到北京请吃饭，并给了孙英辉20万元。 　　孙英辉的下属证实，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的人事权是独立的，当时招录人员由主任孙英辉说了算。2009年，按照孙英辉决定，吴某儿子调入法律中心工作。孙英辉也承认，实习一段时间后，在没有参加考试、走公开招聘的情况下，他安排人把吴某儿子转为正式编制。 　　金钱是“催情药”，买车买钻戒取悦情妇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美色的巨大“能量”，让孙英辉在贪腐之路上疯狂。 　　孙英辉说，因为帮忙承揽上述项目，蔡某要表示感谢，给他买房。蔡某回忆，孙英辉看好了海口市西海岸长信海岸水城的两套房子，他直接去付款。由于资金紧张，蔡某提出先把大的那套房落户在自己名下，由其贷款，房贷还���再过户给孙英辉的情妇刘某。房子他和家人从没入住过，一直是孙英辉和情妇刘某居住管理。 　　刘某承认，这两套房子从收房到现在，都是她负责打理和居住、使用。2009年，她向孙英辉提出，由于蔡某还不起贷款，她想把那套房过户到自己名下，孙英辉同意后她和蔡某联系，办理了过户。 　　与孙英辉同案受审的李某，算是他的特定关系人。他们在工作中相识，后来发展为情人关系。2007年10月，李某要过生日，让孙英辉给她买个戒指，价值23万余元。当时，孙英辉刷了3万元订金，余款如何支付，他想到曾帮何某中标地矿局基建项目，对方仍未表“心意”。 　　何某回忆，2007年的一天上午，孙英辉打电话说，向他借20万元，并让他去西安。三天后，何某去了西安。当天下午，孙英辉打过电话后，一女子把他接到附近一家工商银行，说孙局让把钱存到她账户里，何某在柜台办理了转账，这笔钱孙英辉一直没还。 　　行贿人吴某提到，2014年2月，孙英辉给他打电话说，之前有一个车祸赔款，需要20万元度过难关，他让家人给孙英辉汇款20万元。但这20万元实际被孙英辉用于给情妇胡某买车。孙英辉供述，女友胡某要其给买车，他以车祸赔款着急要还的理由，向吴某“借款”20万元。 　　钱是2月13日汇款到账，2月14日被孙英辉用于给胡某买车。胡某亦证实，2014年情人节，孙英辉刷卡给她购买了一辆MINI COOPER汽车，孙英辉说其中的20万元是从他一个黑龙江朋友处借的。 　　贪欲是“恶之根”，帮人协调矿权月月受贿 　　在孙英辉的犯罪事实中，有一起受贿频率极高，一度达到月月“伸手”。行贿人张某回忆，2009年二三月，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孙英辉，向孙提出他和一个伙伴想合办郝家梁井田的探矿权，孙同意帮忙。当晚，他送给了孙10万元。此前，他还主动送孙英辉1万美元，给他女儿在加拿大上学用。不久，又主动给孙英辉送2万美元，目的是加快办理郝家梁井田的进度。 　　2009年3月，孙英辉对他说，其要找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因受贿已被判刑）办郝家梁这件事，张某在孙英辉情妇李某家小区门口又给孙2万美元。 　　2009年4月，孙英辉说要请陕西省公安厅和陕西省发改委等有关领导吃饭，张某在西安北郊一个饭店停车场给孙送了10万元。 　　2009年5月，孙英辉回京工作，张某还请托孙英辉办理大梁湾煤矿划定矿区范围延期的事。他在国土部北门的羊肉胡同又给孙英辉送了10万元。 　　2009年底，张某和孙英辉在北京金融街茶座喝茶，孙说再找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领导催一下郝家梁的事，张某在酒店地下车库又给孙英辉10万元。 　　2010年上半年，郝家梁井田探矿权的事彻底办不成了。2010年，马某提出让张某找关系办理半坡山井田探矿权，张某向孙英辉请托，孙同意帮忙。 　　2010年年中，孙英辉说去找王登记谈半坡山的事，张某准备了10万元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附近送给孙英辉。 　　2010年下半年，张某约孙英辉在东直门吃日本料理，饭后送孙10万元，让他办半坡山用。 　　2011年清明节前后，孙英辉提出要在怀柔区杨宋镇买影人四季的房子，张某同意给他买一套，花了140多万元，还交了契税。 　　2011年9月，张某到国土部羊肉胡同北口阜内大街路北，给孙英辉送了10万元，也是为半坡山的事。 　　…… 　　督察是“照妖镜”，地方政府进京行贿百万 　　十八大以来，巡视、督察等监督成效显著，许多“问题”单位、官员被追责。为推动各地落实国土资源监管责任，持续加强对土地、矿产开发利用情况的全面监管，促进国土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每年都会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2012年9月18日至9月27日，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组成8组联合督察组，对河北、广东等16个省开展201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督察暨遥感影像问题图斑实地检查工作，其中第五组负责广东省揭阳普宁市等地区的执法检查，组长由孙英辉担任。相关文件要求，对违法用地严重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员和其他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普宁市市委主要领导等人证实，2012年9月，孙英辉带领督察组到普宁实地勘察违法用地情况，为顺利通过督察组的检查验收，时任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经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后，从国土局支出100万元港币，于2012年10月5日到京请孙英辉吃饭后，送给了孙英辉。10月8日，孙英辉总结发言时，肯定了普宁市的整改结果。普宁市国土局相关财务人员证实，上述款物发票经领导同意予以报销。 　　2012年10月15日，孙英辉所在的第五督察组向国土资源部上报对浙江、广东两省的督察核查情况。同年12月，国土资源部内部签报文件的警示约谈以及委托约谈名单中均无普宁市。 　　孙英辉将这100万港币部分给了情妇。胡某证实，普宁方面来京汇报并宴请督察组，饭后送了若干礼品，孙英辉曾送给过她港币。刘某证实，她坐飞机到北京，孙英辉把20万港币送到了首都机场，她回海口买了一辆朗逸轿车，剩余部分用作日常开销。 　　贪腐是“黄粱梦”，多年经营终会付诸一炬 　　人情关、金钱关、美色关，是考验官员的一道道难题。守不住廉，贪得再多，终究是“要还的”。疯狂过后，便是尽头。 　　2015年11月20日，孙英辉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同年12月7日被逮捕。2017年1月3日，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将孙英辉及其情妇李某一同公诉至法院，当月19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之后，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5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蔡某承揽该局及下属单位建设工程事项中提供帮助。2005年，孙英辉收受蔡某给予的房屋两套，价值94.9万余元。案发后，房产或房产变价款已被查封在案。 　　2002年至2003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何某承揽该局建设工程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10月，孙英辉向何某索贿20万元，用于购买钻戒送予同案被告人李某。该钻戒封存在案。 　　2007年至2009年间，孙英辉伙同情妇李某，接受王某请托，为西安天合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揽西安督察局建设工程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12月，孙英辉、李某向对方索取100万元，由李某占有使用。案发后，李某家属退缴100万元。 　　2009年至2010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为吴某之子进入国土法律中心工作提供帮助。2009年至2014年间，孙英辉多次收受吴某给予共计57万元，并以借用为名向吴某索取20万元。 　　2012年间，孙英辉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广东省普宁市相关领导请托，为该市在2011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事项中提供帮助。2012年10月，孙英辉收受该市相关领导给予的港币100万元。 　　2009年至2013年间，孙英辉接受张某请托，向时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已因受贿获刑）等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利用后者职务上的行为，为张某获取煤矿探矿权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此，孙英辉多次收受张某钱款共计人民币117万元，美元5万元，索取一套价值150万元的房屋。 　　最终，法院认定，孙英辉和李某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孙英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李某受贿数额巨大，依法均应予惩处。鉴于孙英辉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家属代其协助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对其可从轻处罚；李某认罪悔罪，其家属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对其可从轻处罚。综合，法院作出前述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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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7】2017年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海内外法轮大法弟子精心制作贺卡图片，寄往明慧网，向师尊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恩。恭贺师尊新年快乐！

大陆4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2017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工作和学习在4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给尊敬的李洪志师尊发来贺词，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救度。明 慧网收到来自航天、兵工、检察、教育、金融、医药卫生、电信、通信、卫生、石油、气象、交通、新闻、政法、农垦、畜牧业、林业、矿业、铁路、电力、环卫、 供销社、税务、水利、政府机关、法律界、商业界、音乐界、艺术界，还有银行业、保险业、公共交通业、出租车行业、建筑业、美容、家政、服务行业、出版发 行、维修、运输、个体经营、会计、军队等，40多个行业和部门的大法弟子的贺词，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师尊传世二十五年，修炼者近亿人， 虽经中共江氏集团打压迫害十七年，大法弟子们在艰辛的环境中，在大���的引领下，越来越修炼的成熟、坚定、纯净。

大陆注册会计师、评估师行业大法弟子说：“师父您为了挽救苍宇众生于坏灭之际，您辛苦了！弟子们非常想念您！弟子们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中走过了看似崎岖却有惊无险的一年。弟子们一定利用各种环境讲清真相，精進实修。”

北京顺义、怀柔大法弟子说：“我们来自不同的职业，我们有着不同的年龄，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我们恪守共同的信念──坚修法轮大法到底，跟师尊回家，不论前面还有多远的路程。”

全国技工教育系统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谢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唯有精進再精進，修好自己、跟上正法進程，去掉求安逸、麻木、怠慢之心，抓紧时间、兑现誓约多救人。

大陆法律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丁酉年新年快乐！

拜大年 谢师尊 不辱使命 再精進

大陆法律界大法弟子跪拜

航天部部份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平稳的做着三件事”

在即将到来的丁酉年之际，我们恭祝伟大慈悲的师尊新年好！

在中共恶党这十七年的迫害中，我地区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正行的做着三件事，助师正法。无论邪恶怎么迫害，我们多以法为师平稳的做着三件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多的救人，让师尊少操心。我们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感恩之心。

恭祝师尊新年好！ 弟子叩拜师尊！

航天部部份大法弟子跪拜

安徽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千言万语化精進，救度众生随师还”

安徽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

安庆检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千言万语化精進，救度众生随师还。

唐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弟子也替得救的教师与学生们谢谢师父！”

唐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春快乐！

作为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在大陆现代科学充斥各个领域、无神论、進化论和对大法欺世谎言的毒害、对大法弟子残酷的迫害的环境中，深知师父救度众生的艰难，弟子肩负助师正法的重担。感恩师父！

回首过去的一年，师父为了不落下一个弟子，救度更多的迷中众生，用怎样的承受拖延着时间，化解了宇宙中一个又一个旧势力已定好的劫难。作为弟子深深知道，要不是师父传宇宙大法，就没有我们和世人的今天。

弟 子们的点滴進步都浸透着师父的慈悲与辛苦，作为大陆教育系统的弟子，虽看不到师父，但师父的话儿在心里牢牢记住。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在修炼 的路上，跌倒了是师父把我们扶，慈祥的指出我们的不足；微笑的鼓励着我们走好以后的路。作为弟子，我们紧随师父，我们要学师父对众生的态度，把世人都当作 亲人，甘愿付，出多多救度！弟子也替得救的教师与学生们谢谢师父！再一次问候师父：师父过年好！谢谢师父把我们救度！

中国兵装集团重庆一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了，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我们要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河北华北油田大法弟子：“忍苦不懈，多救人”

河北华北油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春快乐！

在新年来临之际，弟子们一定以法为师，精進实修，形成金刚不破之整体，忍苦不懈，多救人，兑现誓约，不负使命。

工业和信息化部南京第十四研究所全体大法弟子：“辗转轮回数千载 得法圆满返天台”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南京第十四研究所全体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好！

鹤立鸡群尘世外 寒梅熬霜香飘外 辗转轮回数千载 得法圆满返天台

在大陆公检法司、政府工作的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在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公检法司等机构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洪大无比，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士都能修炼，在政府和公、检、法、司系统工作的人士同样能修炼。特别是在中共江氏集团迫害大法至今的将近十八年中，这些系统被中共当作“专政工具”来参与 迫害，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大法弟子讲真相。这些年来，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大法弟子们也是这样做的。

北京市司法系统的大法弟子表示：十七年助 师正法路，多少艰辛多少坎坷。中原大地江鬼当道，豺狼横行，法徒受难，众生呻吟。司法系统成为邪党行恶工具、残害人民的帮凶。作为大法弟子，他们曾压力重 重，有过彷徨和消沉。但是，有师父大法指引方向，最终放下了人心，丢掉了怕心，站起来，走下去，揭露邪恶，讲真相。

他们说：“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精心看护和为弟子的承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个人要获得什么，而是洪扬佛法，救度劫难中的众生。”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大法弟子以一首《颂师恩》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精進实修的决心：

多少泪，师恩语难颂，翘首西望远洋隔，每忆师恩泪泉涌，恩重意难平。 多少愿，修炼无止境，精進路上更加劲，莫负师尊恩情重，精進永不停。

江苏南京公安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好！

辽宁省大连地区国家机关大法弟子叩拜师尊！恭祝师父过年好！感恩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慈悲伟大的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弟子们一定紧跟师尊的正法進程，抓紧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抓紧救度更多的世人，决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

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全体老年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紧跟师尊正法步伐，认真做好“三件”大事，决不辜负恩师教导，敬请师尊放心。

颂师恩 多少泪，师恩语难颂，翘首西望远洋隔，每忆师恩泪泉涌，恩重意难平。 多少愿，修炼无止境，精進路上更加劲，莫负师尊恩情重，精進永不停。

山东省济南市政府机关全体老年大法弟子

江苏省司法系统大法弟子恭贺师尊新年快乐！

法轮大法佛光普照 众生得救穹宇昌耀

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新年到来，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和各行各业青年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在道德败坏、天灾人祸连连不断的当今社会，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对生命和人生不断探索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疑问。

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写道：“古今中外上所有著名预言都提到了，人类走到最后时，会有一件大事发生，留下来的人类将走入无比美好的新纪元。”“真善忍宇宙大法传出，在挽救人类的道德，救度末劫危难中的众生，给人类给宇宙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北京一组年轻弟子表示，救度众生中他们体会到了使命感和幸福感，“虽然地处邪恶中心，但不觉的有压力。因为信师信法，知道师尊在身边，做的又是世界上最正的事”。

黑龙江省青年大法弟子感恩师尊：“历尽了多少艰难经历了多少坎坷，您都鼓励我们面对挫折才能超脱自我。”一位伊春市大法弟子表示，十八年后还能做师父的弟子，师父依然慈悲看护他，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湖南科技大学大法弟子对师父说：“您为弟子操尽了心，您为我们受苦了！在修炼的路上您不断的指点、修正我们各种不正的人心，使我们越来越纯净。”

南京师范大学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叩拜师尊！谢师恩！

湖南郴州全体青年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师尊拜年！

金鸡唱晓开新日 阴霾扫尽复青天

二零一七丁酉年新年来临之际，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向至尊至敬至高无上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恭祝慈悲伟大师尊丁酉年新年快乐！师父过年好！师父谢谢您！师父您辛苦了！

当 今社会，道德败坏、天灾人祸连连不断的，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古今中外上所有著名预言都提到了，人类走到最后时，会有一件大事发生，留 下来的人类将走入无比美好的新纪元。人类逐渐会明白，是至高无上的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将“真、善、忍”宇宙大法传出，在挽救人类的道德，救度末劫危难中 的众生，给人类给宇宙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我们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要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学好法精進不怠，广传真相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丁酉年新年敬拜，合十！

大陆30省市大法弟子齐向师尊拜年！

“飞雪舞新春 朗朗日月新”，“迢迢路万里 弟子谢师恩！”丁酉大年来临，从黑龙江中苏边境到新疆的哈密；从内蒙草原到亚热带的海南，囊括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中国大陆二十二个省、四个直辖市、以及广 西壮族、内蒙古、宁夏回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各地大法弟子，纷纷给师父发来充满喜庆、欢乐的对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节日恭贺、问候和感恩，令人倍感 温馨！贵州大法弟子想念师父，他们写道： “新年来临想师尊　青丝白发添几根　唯有精進不懈怠　才慰师尊殷切心”。

新疆大法弟子说：“大法恩泽众生　众生感恩无限　新年就要来临　齐向师尊拜年”！

每张都包涵对师尊���悲救度的无限感恩和跟随师父一修到底的决心。广东省茂名大法弟子表示，“弟子要以金刚志、磐石心坚修大法，勇猛精進，多学法，按师尊要求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甘肃省靖远县大法弟子说：“不论残余的邪恶有多么凶恶，我们都要坚定的做的更好，在维护大法、兑现对师尊的誓言中，尽最大的努力和付出，争取救更多的世人与生命！请师父放心！”

天津全体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时时的呵护与谆谆教诲，叩谢恩师！

天津全体大法弟子不忘师尊教诲，心怀慈悲，救度众生，愿更多众生能登上救度的法船。感恩师尊时时的呵护。

新年之际，天津全体大法弟子叩谢恩师！叩拜恩师！

人生短暂悲与苦，幸得大法红尘出。 精進实修不迷途，师尊慈悲把路铺。 旧势干扰挡前路，弟子立掌炸魔窟。 风雨无阻神佛助，心如净莲正念出。 众生得救皆醒悟，喜迎新春脱寒冬。 今生有幸为法徒，了此夙愿回天宫。

新疆哈密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感恩

苍宇太久远 面临大劫难 师尊降慈悲 救度大劫前 众徒随师下凡间 助师正法了洪愿 旧势阻　江鬼乱 师尊挽狂澜 带徒除恶灭乱 真相传遍世间 正法洪势将至 旧势灭　江鬼被审判 大法恩泽众生 众生感恩无限 新年就要来临 齐向师尊拜年 师尊您好！师尊您辛苦了！

新疆哈密大法弟子跪拜师尊 2017年新年

贵州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丁酉年好！

在丁酉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代表贵州全体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师尊您辛苦了！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们一定遵循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漫漫长夜无尽头 雄鸡一唱天大亮 冬去春来挡不住 万物更新众有望

大法就是指路灯 师尊擎灯照前程 弟子随师救众生 横扫烂鬼驱邪灵

天清地透寰宇正 天上人间同欢庆 无量慈悲无言表 弟子叩首谢师恩

新年来临想师尊 青丝白发添几根 唯有精進不懈怠 才慰师尊殷切心

弟子有约与师尊 您的教诲记在心 无论前方有多远 修炼如初随师尊

翘首盼望师尊归 阖家团圆满目亲 普天同祝与同颂 大法光辉照众生

贵州全体大法弟子敬上叩拜 2017年1月11日

湖南长沙市三老年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祝师父过年快乐！

弟子坚信师父正法必成！师父辛苦了！

弟子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恩，为此特制作一张，代表中国三个老年学法小组全体大法弟子祝贺师父过年快乐！

师父正法必成，在新的宇宙中，真、善、忍的光芒照耀大穹，世间五谷丰登，天上龙凤呈祥，生机勃勃，无限美好。

弟子们正加大助师正法的力度，让更多的生命拥有未来。

上海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又是一年新春到，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

师尊为弟子和众生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谢谢师尊的一路看护，使弟子有机会随师尊走过这万古不遇的救众生的历史时期。弟子携两个小同修与我们这个小组的所有同修及明真相的家人一起跪拜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弟子会尽力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再次跪拜师尊，谢谢师尊！

上海黄浦区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好！

师尊辛苦了！上海大法弟子想念您！在新的一年中，完成史前誓约，让师尊少一份操劳。

江苏无锡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五彩缤纷轮飞旋 天女散花在眼前 法轮大法开新宇 法正天地辉煌显

海外法轮功学员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全球电话组DHT平台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视频）

海外各讲真相组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

伊朗、阿联酋、塞浦路斯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马来西亚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台湾、香港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欧洲法国、瑞典、英国等12国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美国旧金山、纽约等17地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印度尼西亚各地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

澳洲、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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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适去世55周年 —— 重温七十年前旧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 短史记

2017-02-24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原载1947年8月24日《大公报》

今年八月一日，我在北平广播一次，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我说：几百年来世界交通便利的结果，文化渐渐趋向混同一致。在那个自然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共同的大目标：第一是用科学的成���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这本是很平常的看法，可是也引起了一些批评与抗议。多数的抗议都是对于我说的第三点。

我在广播里曾说：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反自由、反民主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怀疑或抹煞那三四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这几句话引起了几位听者的抗议。

有一位听者来信说：

历史的潮流并不是固定在走的那个方向，若说历史只有一个潮流，而且这个潮流一定获胜，那就未免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了。

又有人说：

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倒未尝不是可以乐观的。假如世界成了清一色的文化。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好的。若说这一个是大潮流，那一个小波折，那是看得过于单纯，也有点偏袒了。

我很欢喜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

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这个基本立场，也许值得申说一遍。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

自从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得发动宗教革新以来，争取各种自由的运动渐渐成功，打开了一个学术革新，思想多元发展，社会革新，政治改造的新鲜世界，如果没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进化的新理论当然都不会见天日，洛克，伏尔泰，卢骚，节浮生，以至马克斯，恩格尔的政治社会新思想也当然都不会流行传播，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显事实，用不着我多说。

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

这个同意权，起初只限于贵族绅士与教会领袖，后来推广到纳税的商人，后来经过了长时期的推广，一切成年的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了。

这样包括全体人民的政治制度，不须采用惨酷的斗争屠杀，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

因为这种民主政制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从历史上看来，社会主义的运动只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是民主运动的一个当然而且必然的趋势。

在这六七十年之中，社会化的经济立法逐渐加多，劳工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执掌重要国家的政权，积极推行社会的经济政策。

这也都是明显的史实，使我们明了民主政治确是可以扩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会化的经济政策的。

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

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

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

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这容忍反对党，尊重反对党的雅量。

我们看报纸上记载，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上个月病愈后回到议会时，全体一致热烈地欢迎慰问他，我们读那天工党议员同他说笑话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觉这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

以上说的三点，是我“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

我承认这个潮流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潮流，一个最明白的文化趋势。

学历史的人，当然都知这个争自由，争民主的潮流曾经遭遇到无数次的压迫，无数次的摧残。

当他在幼弱的时期，这个自由民主的运动往往禁不起武力与战祸的毁坏。

最近几年���的例子，如丹麦，如挪威，如荷兰，如比利时，如法兰西，都是文化最高的民治国家，都禁不起希特拉闪电式的武力的侵略。

这种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都应该使我们觉悟这个民主自由的运动，正因为这是一个有人味的爱好和平的文明运动，时时刻刻有被暴力摧毁的危险。

所以在这三四百年之中，第一个民主自由运动的中心是在英国，第二个是在北美洲，第三个是在南太平洋的澳洲与纽西兰，这都是海洋保障，不容易受外来武力摧毁的，等到这三四个大中心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力量培养的雄厚了，他们的力量才成为这个运动的保卫力量。

在最近三十多年之中，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果都是这个民主的联合力量的大胜利，于是世界的人才承认爱自由，爱有人味的文明的人民也会变成最有力量的战士。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可以放胆推测，这个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了，将来“一定胜利”的了。

至于那个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他自己至今还不敢自信他站得住。

关于这一点，证据似乎不少。

第一，这个专制集团至今还不敢相信他自家的人民，还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

第二，这个集团至今还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还不敢容许外国人到他国里去自由视察游历，也还不敢容许他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国或和外国人往来。

第三，这个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广大的整片疆域和最丰富的原料矿藏，然而他至今还在他的四周围扩充他的“屏藩”，树立他的“卫星”，同时他至今还不放弃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还迷信只有在世界纷乱里才可以得着自己安全的保障。

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都是害怕与气馁的表示。

所以我们很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

因为他是一个反动，一个逆流，所以他在最近十年之中，越走越倒回去了，马克斯不够用了，列宁也不够取法了，于是彼得大帝被抬出作民族英雄了，甚至于“可怕的伊凡”也被御用的史家与电影作家歌颂作民族英雄了！

这不是开倒车吗？这不是反动的逆流吗？

这个专制集团，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时期，也曾宣告放弃帝俄时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国权益。

现在呢？！

他在中国东北的行为，他在大连旅顺的行为，处处是回到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动心理的当然结果。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逆流，应该是不错的。

开历史的倒车，所以说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气馁，所以说是小的反动。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

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题图：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https://chuansongme.com/n/160245715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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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什么痛恨东林党？|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4-05

这两年，中文知识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论调：

明朝亡于东林党。

这论调不新鲜。

往前追溯，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早已将之发扬光大。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明言：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

他这样讲的逻辑是什么？

很简单。

他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 

有人讲学，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就会国破家亡，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 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陈鼎《东林列传》旨在赞颂那些不惧死亡的东林党人。

乾隆将这种赞颂直接斥为“邪说”。

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这些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在诗里直接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 足见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这人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 在东林书院宣传歪门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成为国家的祸患。（见《题顾先成解论语四勿》诗及注）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后，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许多更详细的阐释。

这些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

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朝廷于是灭亡了。（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

有些阐释，可以说是非常露骨，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势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大意是：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对朝廷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对朝廷影响不大。

将民众打散成原子化的个体，杜绝任何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存在，是自商鞅之秦而下，中国所有秦制政权共同遵循的一种治理经验。

乾隆及其御用文化走狗，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要批倒批臭东林党及其讲学活动。

其实，早在东林党形成之前，朱元璋和张居正，也已经注意到了“讲学”这类活动会对秦制政权造成冲击。

未雨绸缪，朱元璋在“卧碑文”里明确规定：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也就是学生不可以。

朱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

较之作为资源存在的普通耕战之民，“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若允许他们介入现实事务，很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万历三年，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度重申、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学生参与一切政治事务。

张勒令天下：

“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除了官办学校，不许任何人自己开设书院讲学。脱离官办学校的游学者，允许各级衙门将之抓捕流放。

张居正说到做到。

万历七年正月，他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制，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有超过六十所被查封（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已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在禁止学生干预政府事务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更为具体：

“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学生不许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出门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去功名贬为平民。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前任秦制政权的统治技术，且有所发展。

顺治九年向全国颁布的“学生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学生们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权利。

顺治十七年，又下诏规定，如果各级教育系统官员（学臣）不能将之前的种种禁令落到实��，不能切实根除学生“结社订盟”的现象，一旦事发，相应官员（学臣）要与犯罪的学生“一体治罪”。

以上，乃是秦制政权批判东林党、批判东林书院、批判讲学与游士的基本逻辑。

再简单说一下东林党。

东林党的出现，与朝廷“闭塞言路”的暴政直接相关。

整个万历朝，言路，也就是批评朝政的路径，遭到了皇权的严厉打击。

先是有张居正通过实施“考成法”，将包括言官在内的百官纳入到内阁的考核范围，使百官不能批评内阁，言官也不再拥有监督政府运作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张居正死，万历亲政，“考成法”虽废，又搞出“百官出位越职之禁”，不许官员批评本职工作之外的朝政事务，言官的批评也必须经过拣选过滤，才能上呈给皇帝。

随后，很多官员因为“出位”（实际上是所提意见不合皇权之意）遭受廷杖、被赶出朝廷。

皇权还变更旧制，将原本应该送往六科抄写的奏疏留中 —— 送往六科，意味着即便皇权不采纳批评，批评意见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公开与流传；留中则意味着这些批评意见，到了皇帝手里就会石沉大海，毫无声息，等同于不存在。

赵南星、顾宪成等人与上述暴政对抗，要求保障“言路”、反对残暴的“考成法”（比如按照处决人数是否达标来考核刑部官员）、反对秘密政治、反对六部沦为皇权及其代言者内阁的应声虫（顾宪成主张六部有决策权，皇帝有批准否决权）、反对把下级官员批评上级政府的行为视为“妄论国是”……

其结局，便是在万历二十一年，这批人被皇权公开指责为“党”，驱逐出了朝廷。顾宪成、赵南星等，遂也坦然以“公党”、“君子之党”自居，于东林书院中汇集同道，议论时政，批评朝中“私党”、“小人之党”。

万历时代，东林党人（注意，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实体）曾有意将公开上奏反对矿税之祸的李三才推入内阁，以改变皇权肆意妄为的腐朽政局。

矿税之祸，是万历皇权祸害民众的典型案例。

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万历以募集三大征经费与宫殿失火重修经费为由，派遣宦官前往全国各地，用开发矿山、征收商税作为名目，越过各级地方政府，对民间进行放肆的掠夺。

宦官们拥有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约束的权力，只对皇帝的个人私欲负责，所以，他们到了地方，“务劫夺以应上”，只以剥削民众满足皇帝为要务，“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宦吏农工，皆入税人”，根本没兴趣真的去开发矿山、没兴趣去甄别对象是否商人，官吏也好，农工也好，宦官们说谁该纳矿税，谁就得纳矿税，“公私骚然，脂膏殚竭”，不纳到家破人亡不算了事。

主政淮阳的李三才与顾宪成等人交好，政见相近，连上三道奏疏反对矿税之祸。

奏折中，李三才对君主重新做了政治定性：

“（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

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这样才能做“百姓之主”，百姓则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

李三才把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无疑需要过人的胆识与相当的觉悟。

具体到矿税，一般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但李三才不同，他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年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大意是：皇上你喜欢珠宝，百姓们想要温饱；皇上你追求千秋万代，百姓们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你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们家中存有升斗糠粃；皇上你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们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作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这种政见，与陈述政见的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有不少缺陷，比如被政敌指责挥霍无度）。

但这种支持，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 东林党是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了言路，并没有切实的政治实力，而万历皇帝一心要将秦制进行到底，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诉求格格不入。

万历之所以起用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秦制国家的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正是因为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之声，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这种空缺严重影响政务的日常运作，也不愿对空缺进行填补。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宦官，他们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的皇权代理人。

尽管在搜刮矿税的过程中，宦官们所贪墨的数额，是皇权最终所得（超过560万两白银）的数倍 —— 各地宦官贪墨程度不同，总体而言，多在3~10倍之间。

这种秦制之路，在天启时代走到了一个更远的程度 —— 宦官魏忠贤手握军队、东厂与锦衣卫这样的暴力机构，成为更具力量的皇权代理人。

东林党与皇权的冲突，也进入到了一个更极端的地步（东林党不反对皇权，但主张改造皇权，重塑明朝的政治体制）。

所谓的天启朝“众正盈朝”，实际上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

天启二年，魏忠贤已然势大，开始倾轧官僚系统，到了天启五年，发生了“东林六君子之狱”，次年又发生了“东林七君子之狱”……东林党人不断被流放、被诛杀，天下书院也尽皆被毁。

崇祯时代，东林党已然残破不成气候，南明时代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众人。

这些人的命运，也与天启时代大致相似。

崇祯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 用宦官控制官僚系统，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系统，是崇祯自认为“更务实”的做法。

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致力于扩张言路，但并未形成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势力。面对皇权及建制化的皇权代理人阉党，东林党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

将国家灭亡的责任，归之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 —— 坊间一些人认为天启朝和崇祯朝乃至南明时代东林党人获得了实际执政的机会，纯属胡说八道。

天启朝“众正盈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代真正左右时局的乃是军阀 —— 的松散同道组织，无疑不是检讨历史的客观态度（当然，东林党若有施政机会，也未必有办法应对民变与外敌）。

所以，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如此写道：

“明朝，与其说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之手。”

皇权起用阉党治国，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要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 —— 阉党与官僚 —— 之间的内部分裂。

北宋自建立至元祐130余年，用宰相不过51人；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同时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

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系统，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削弱秦制政权的统治力也是必然。

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这党争、将政见分歧变成政治杀戮的，也是那皇权自己。

但崇祯皇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反思明朝的灭亡。

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这种民间非原子化组织，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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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年出台“排华法案”，其真实原因是什么？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8-09-02

问：能介绍下美国19世纪80年代出台排华法案的背景和原因吗？包括加拿大也出台过相关法案，1923年更是出台法案完全限制华人，而且这种性质的法案据说只对华人出台过。

国内讨论美国排华法案时，通常将其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对华人的歧视，是美国限制中国移民的主要原因。

其实，排华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华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中国人较大规模进入美国，始于1848年。

当时，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急需劳动力，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前往中国招工。1849年来到美国西部的中国人有325名。过了两年，这个数字在1851年上升到了2716人。

19世纪60年代，美国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西段期间，同中国签署含移民条款的《蒲安臣条约》，再次大举招募华工。至1880年，美国境内的华侨总数已超过10万人。①

（在加州淘金的华人）

美国人对于华工的带来，起初持欢迎态度，但很快由经济原因转变为排华。

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华人矿工工作效率较高，往往能淘得比白人矿工更多的黄金，以至白人矿工认为，华工抢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财富。1849年，美国发生第一起排华事件 ——“图卢穆恩暴动”，60多名华工被白人矿工赶出营地。

此后，不断有华人遭到袭击。1862年，华侨组织向加州议会申诉，称有88名华侨被杀害。

1869年，太平洋铁路通车，原先参与铁路修筑的上万名华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刚刚得到解放的黑人，及从东部乘火车西来的白人成为竞争者。

由于华工愿意接受更繁重的劳动和更低的工资，往往比美国白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加之经济危机爆发，大批美国工人失业，于是华人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抢了白人的工作机会。

在此种情势下，从1852年~1882年，美国地方性的排华立法多达20余个，包括对华侨额外征税、禁止华侨拥有土地等（其中一些由于违宪，出台后即被废止）。②

当然，中国人在美国被敌视，也有自己的原因。

首先，早期华侨大都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大都希望在美国攒钱，然后回国，于是被视为美国财富的掠夺者。

其次，大多数华侨孤身在外，空闲时常常嫖妓或吸毒，导致唐人街妓院、鸦片馆林立，这是当时占美国主流的清教徒无法容忍的。

第三，华侨遇事时常唯唯诺诺，在美国眼中有若“奴才”，自然难以得到美国人的尊重。③

（美国当年表现歧视华人的漫画，见题图）

支持排华者占了上风

以上矛盾不断积聚，至1878~1879年，美国西部和南部议员联合起来，向国会提交了排华议案，要求限制中国人入境美国。

美国总统海斯以该议案和《蒲安臣条约》相悖，予以驳回，但排华问题从此成为全国性议题。

在国会中，民主党议员为争取工人支持，倾向于支持排华；而共和党出于廉价劳动力有利经济发展的理由，反对全面排华。

他们在议会中展开辩论，支持排华者称：

“中华帝国有四亿人口，构成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一片笼罩在太平洋沿岸处女地上的巨大阴云。”；中国人“会如蝗虫一样蜂拥而至”。④

反对排华者则认为，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不过10.5万，仅占美国全部人口五百分之一，不足为虑。他们反问：

“这样的人数怎么会造成威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易于治理的民族……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中国人加起来还不超过我国人口排名第十六位的城市。加州的全部华人加起来还不如上海租界里的多，我们在上海只派了一百个警察就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为什么在加州就会成为问题呢？”

此外，种族歧视也是美国排华的原因之一，有议员指出，当初引进黑人就是一个错误，因为黑人不能被白人同化，中国人同样如此，美国不能重蹈覆辙。

有议员反驳说：

“中国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歧视，美国的法律规定只有白人和本土出生黑人的后裔能成为美国公民，如果说中国人不可同化，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权利。他们在加州的遭遇能够让他们接受被同化吗 ? ”

最终，在美国工人团体的巨大压力下，支持排华的议员在国会中占了上风，1882年参议院20票对15票、众议院167票对66票，通过排华法案 —— 十年内禁止一切华工赴美，华侨为“不合格成为美国公民”的人。

此后，该法案的有效期被一再延长，直至1943年方告废除。⑤

2011年、2012年，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全票通过有关《排华法案》的道歉案，正式为当年歧视华人的行为道歉。

（1892年，美国又通过法案，在美华工必须申领“劳工证”）

加拿大排华的原因及过程，同美国极为相似，也是由地方性排斥华工，逐渐发展为全国性排华。

1885年，加拿大联邦议会立法，向华工收取人头税，缴税金额从最初的每人50元，逐渐增加至每人500元。

1923年，加拿大通过《中国移民法案》，严防外交官、商人、留学生及在加拿大出生者之外的中国人入境，直至1947年，该法案才被废除。法案有效期内，仅有20多名中国人进入加拿大。⑥

除美国、加拿大外，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也引入《排华法案》，对中国人进入菲律宾做出严格限制。1924年，菲律宾曾发生排华风潮。⑦

日本人也曾被限制入美

曾经被美国立法禁止入境的族群，除中国人，还有日本人。

第一批向外移民的日本人，是1868年去往夏威夷（当时尚未归属美国）。日本人移民美国本土的时间较晚，但至1910年，美国的日本移民已超过了7万人。

同华工一样，日本工人在美国同样受到敌视。

1900年，旧金山劳工组织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将日本人也列为排华法案的限制对象，他们声称：

“太平洋沿岸、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间各州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和日本廉价苦力劳工的侵袭。”

他们要求国会：

“重新制定排华法，增加排斥所有蒙古人种劳工的条款。”⑧

及至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美国国内盛传“黄祸论”，舆论更倾向排日，以免日本成为美国劲敌。其后，旧金山出台法令，禁止日本儿童和美国白人一同上学；大多数地方禁止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等。

最终含有排日条款的《1924年移民法》获得通过：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几乎全部亚裔族群（菲律宾人除外）都被禁止获得美国国籍。

此外，该法对欧洲、非洲等大多数地区，都设置了移民配额，只有南美地区的族群能较为自由地移民美国。⑨

如日本方面的声明所言：

“日本政府已严格执行了双方的协议，美国政府将日本移民包含在被严格排斥的范围内，是错误的，将会给日美双方间的和谐互利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⑩

果然，美日关系从此日益恶劣，直至爆发太平洋战争。

综合来说，虽然当时中国人、日本人在美国都受到了歧视，但两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无力保护侨民，而日本政府在谈判中，不断对美国据理力争，有效防止了排日运动的扩大化。

这就是为什么同遭美国排斥，日本人的损失要比中国人小得多。

（2012年，众议院通过有关《排华法案》的道歉案后，美国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右3）及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右2）等伸大拇指庆贺。）

注释：

①③万晓宏：《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研究（1848—2001年），暨南大学2002年； ②刘英俊：《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初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④⑤曹雨：《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的立法过程分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⑥巫乐华：《华侨史概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94—101页； ⑦庄国土等著：《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0—299页； ⑧祝曙光、张建伟：《19 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⑨胡生璐：《美国1924年移民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⑩李帅：《美国历史上“排华”与“排日”运动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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