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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平民书店2018  昨天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1984》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1984》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1984》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1984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1984》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1984》

1949年，《1984》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1984》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1984》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1984》。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1984》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1984》，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1984》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1984》，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1984》，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1984》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1984》。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1984》。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1984》。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independence-of-mind]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有一个“亚洲老大哥”之梦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31

蒋介石的努力，使“韩国的战后独立问题”，在开罗会议得到保障

抗战八年，除了击败侵略者这一现实目标之外，国民政府还长期存有一种理想目标；

即努力争取战后亚洲的政治格局，能够摆脱旧的殖民体系，实行“民族自决”。

为达成这一理想目标，蒋介石对亚洲各国多有援助。

以韩国为例。

早在1932年，蒋介石即指示国民党中组部与力行社分别援韩，为韩国独立志士提供资金、枪械支持。

蒋并劝导其��袖金九：不可过度依赖暗杀，“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①

为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助其组建了一支“光复军”。

（题图：韩国“光复军”成立，中方代表刘峙发表讲话，右一者，乃是金九）

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蒋介石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竭力为韩国争取“民族自决”—— 出发前，蒋就曾向金九交底：

“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辅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

其结果，如韩国学者朴明熙所评价：

“1943年11月27日的开罗宣言中，热切希望独立的一百多个弱小民族中，唯有韩国的战后独立问题，以首脑会谈的声明书的形式，得以保障”，“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谈上倾注了特别的努力”。②

因是之故，1953年，蒋介石获授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大韩民国奖(章)”。③

再如越南。

在为独立志士提供资金、枪支、训练等方面，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方式，大致与韩国相同，唯因越南紧邻中国西南抗战大后方，故援助力度较韩国更大。

对越最重要的援助，也同样在于国际外交。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关于支持越南独立和恢复泰国独立地位的主张，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赞同，惟国民政府当时无力以武力援助越南摆脱日本的控制 ——

“三国参谋长会议，对于越南问题作了简短的讨论。美国主张原‘法属印度支那’不再还给法国，由中英美协商处理，美国请蒋介石作从云南攻入越南的作战准备，在适当时期攻入越南。蒋说他的兵力不敷分配，如将其部队再分配到越南方面，势必减少进攻缅甸的兵力。美国建议请蒋派出两万名士兵，由美国组织装备，并派美国军官担任训练指挥，进攻越南。蒋未同意。

最后决定，攻克缅甸后再对越南进行军事行动，仍由中国自缅甸战场抽调部队担任向越南进军的任务。”④

（图注：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

理想缺乏实力支撑，蒋未能做成越南“老大哥”、扶助其完全独立

然而，当二战进展至1945年时，国民政府又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政治理想。

韩国方面，蒋介石曾一度决心先于英美列强，第一个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这种承认，一方面有利于使韩国在战后避免被列强以“托管”名义瓜分；

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渗透 —— 朱家骅曾一再提醒蒋介石，苏联训练了数万朝鲜军队，若韩国没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权，将来日苏开战，苏联“必即建立韩国苏维埃政府”，唯有中国率先公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才能使苏联“不能制造韩国苏维埃政府，届时只有随我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⑤

但最终，蒋介石选择了放弃。

放弃的原因是美国表态反对，并把中国排除在讨论韩国战后安排的会议之外。

越南方面，1942年秋，罗斯福曾通过私人特使，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主张由多国进行“托管”。

蒋则担心这种“托管”，可能成为模式，被用于中国的东北、西藏等地，所以，“主张由中国充任‘老大哥’，战后单独托治越南，扶助其获得完全独立。”⑥

蒋的这种要做“老大哥”的诉求，正吻合其1942年迅速膨胀的“亚洲独立运动代言人”心态 —— 在该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蒋明确写道：“力求解放亚洲各民族，为我今后惟一之责任。”

蒋有这样的“责任感”，一方面，固然有中国跻身同盟国“四强”后，被“民族复兴”的荣耀感激发的缘故；

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抗英美，一直以亚洲黄色人种“保护者”自居，以“扶助亚洲弱小民族之解放”为口号。

东南亚各国民众，因不满殖民统治，多有响应者。

如国军在缅甸，即不受当地民众欢迎，屡遭��击；印度“国民军”数万人，自1942年起也一直在与日军联络，蠢蠢欲动。

所以，在蒋介石看来，若不能打破旧的殖民体系，就无从在道义上击败日军，抗战也就会更加艰难。⑦

1942年访问印度时，蒋也曾劝说过丘吉尔，希望其能承诺在战后给予印度独立，以换取他们协助同盟国共同打击日寇，却被丘吉尔强势拒绝。⑧

最终，蒋介石也没有能够将做越南“老大哥”的诉求坚持到底。

1944年双十节，蒋秘密接见了戴高乐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

据贝志高次日向戴高乐汇报之电文，蒋在会谈中表示支持法国重回越南殖民：

“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⑨

蒋之所以如此转变，乃是因为此时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之破坏已跌入谷底，故有联络法国感情之需要。

不过，“民族主义”情结旺盛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扶持。

1945年3月，因法国光复，日本对法印当局发动突袭，全面接管越南。

蒋立即下达指示，要求负责越南事务的相关部门，对法国，“务须维护盟友并肩作战之关系，表面上予以极友好之印象”，对越南革命同盟会，则“实际上积极扶植”，“务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准备于盟军驱除倭寇出境时宣布独立，成立新政权。”⑩

不过，该计划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实施，越南最终被托管。

“须知精神道义的胜利，一定要有真实的力量，为之保障。”

1944年2月，蒋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这番感慨，用来形容国民政府关于“民族自决”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可谓恰如其分。

（图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是主要的援越机构）

注释：

①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②朴明熙，《开罗会议上的韩国独立问题和蒋介石、宋美龄的作用》，收录于《宋美龄及其时代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③(韩)国家动态处：《大韩民国独立有功人物》，首尔：国家动态报，2002，P625-626。韩国“建国勋章”分六个等级，以“大韩民国奖(章)”为最高。截至2002年，该勋章共授予四十四人，其中有五名中国人获此殊荣。他们是：孙文、蒋中正、宋美龄、陈果夫、陈其美； ④杜建时，《忆开罗会议》，香港《镜报》，1983年5月号； ⑤吴景平，《关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若干思考》，收录于《韩国研究论丛》第5辑； ⑥⑦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⑧段瑞聪，《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民国研究》2009年冬季号； ⑨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108-114； ⑩“越南政治占领计划”,194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3—316。转引自：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

原文链接

[gravitysworm]

原始的网络：互联网的早期想象

（帮政见的新项目“针尖”写的，也是对霍炬老师互联网已死论的回应和补充，难得配这么多图...）

当年轻人在智能机的各种社交媒体应用中切换时，他们大多不会想到曾经的网络并不是如今的模样。这两年，面对网络高速的集权化和寡头化，怀旧的情绪也开始悄悄滋长。老人们怀念论坛时期的公共说理，博客年代的内容独立，前脸书时代的数据隐私，如同怀念一个早夭的生命。

不过“老人们”口中那个年代，在更老的一辈人看来，也已经算是新鲜事物。如果说这代网民还有部分人对博客和论坛有着模糊的记忆，那么再往前的岁月可谓踪迹难觅。著名的Wayback Machine从1996年开始运作，但纪录下的内容也只是冰山一角。更早以前的互联网模样，很多只有在口述史出没了。

事实上，早期网络史上涌现过不少独特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所包含的对互联网的种种想象，值得今日深陷数字帝国中的我们重访并反思。

Usenet和Minitel：前万维网时代的平等主义 虽然如今的蒂姆·伯纳斯-李堪称去中心网络运动的旗手，万维网远非第一个进行去中心尝试的平台。万维网起步时，Usenet已经在去中心的道路上走了很久。事实上，伯纳斯李正是在Usenet上宣布了万维网的诞生。

图一：Apple II上的Usenet截图，今天没人可以忍受这样的界面了吧

由两位杜克大学学生构想的Usenet类似于后来的BBS和邮件组，但采用更开放的内核。与有着中心服务器和管理者的论坛和贴吧不同，它是一个不需要注册，完全去中心的信息交换系统。一个服务器发出的消息和文件，会被自动转发给别的服务器备份，最终连接起网络上的所有用户。Usenet是80年代互联网文化政治讨论最关键的平台。在谷歌保存的历史档案中，你可以读到对威廉吉布森《神经浪游者》的评论，也可以一窥当年地下摇滚圈的粉丝对战。

当然，Usenet并不是自由言论的天堂，很多不加审核的群组都涌进大量垃圾信息，这也成为SPAM的起源。另外，Usenet上围绕Linux等话题的骂战（Flame War），也可以被看作最早的网络巨魔文化。

另外值得一书的网络则是法国政府推行的Minitel网络。70年代在前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在科研上投入巨资，从而研发出Minitel系统：与电话相连，具备网络功能的家用终端机。只要家庭缴纳电话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台Minitel设备。于是，80年代连纽约人都需要在中央车站排队买票的时候，巴黎人已经可以足不出户订购各种服务。Minitel当然不只是一个订票终端，更是新闻网、游戏厅、讨论室和二手交易平台。

图二：一种Minitel终端，可以看到用的是AZERTY键盘

由于资费便宜，操作简单，Minitel实现了高度的大众化，90年代末有九百万活跃的终端。所以直到2000年以后，万维网用户才逐步超过了Minitel订购者。又因为网络非商用，每个终端都有平等的被访问的权利，也省去了网络不中立的烦恼。如今由于美国的网络中立���议题出现倒退，人们又想起了已于2012年关闭的Minitel。它的硬件已经过时，哲学却超前于时代。

行动者的实验室：早期的万维网政治 进入万维网年代，独立项目更是呈现井喷的态势。1993年4月，10位UCSD的激进学生创建了BURN!项目，希望借助互联网的革命潜质连接起全世界的抗争运动。与如今很多行动者的想法一致，这群大学生很快意识到，必须搭建自己的服务器，才可以有真正的数据独立，同时又可以帮助到很多别的团队。

图三：DeeDee Halleck，独立媒体行动者，BURN！的主要支持者，当时在UCSD传播学任教

很快，这些学生通过拼装废弃的电脑，制作好了原始服务器，并通过学校宽带发布了站点。在网站的背景介绍中，团队成员们写到：“我们的理念是直接参与报道，而不是被动接受商业媒体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提供信息，人们可以自行判断。我们创造了这个激进的社会媒体（radical social media），发布其他致力于改变社会的项目信息，最终推动根本的社会变革。”

BURN!团队将自己看作保卫互联网公共属性的行动者，避免网络被私有化力量所收编宰制。这种看法在早期的互联网上非常有代表性，人们普遍认为网络象征着公司权力外的另类场域，值得被珍惜和守护。BURN!始终恪守着这一初衷，也使其成为当时各个激进团队和争议站点的庇护所。在鼎盛时期，BURN!存放了另外20个网站和5-10个邮件列表的数据，开设了一个讨论组，提供了几十个激进组织的外链，并保存了大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历史资料。虽然BURN!的网络于2000年被UCSD切断，他们的理念，成为了后来声势更浩大的独立媒体运动（Indymedia）的雏形。

几乎与BURN!的激进媒体运动同时，大西洋对岸的阿姆斯特丹也在实验他们的数字城市（Digital City）项目。1994年加入万维网后，阿姆斯特丹人迅速打造出了全体市民皆可参与的虚拟城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入“市政厅”、“图书馆”、“报社”等场所参观，新建住宅和商业设施，也可以在公共会议上与其他市民讨论社会��题。这种平等审议的模式之所以得以实现，与荷兰当时的本地文化息息相关。

图四：1995年的数字城市界面，每个八边形代表一个组织或者区域

早在60年代，先于欧洲自治运动，荷兰就经历了频繁的房屋占领行动。以无政府组织Provo为代表的社会团体，把所有权不明的房屋屋门涂成白色，邀请需要的人入住。到了80年代，各种之前弃置不��的屋宇已经被改造成音乐场所、独立电台和画廊。占领运动不仅将自治的理念推广给了更多公众，也培养出了最早一批具备实验精神的文化人。正是这些文化人积极参与到90年代数字城市项目的搭建中，其中一位还成为了虚拟市长。

如果说BURN!的行动是为了与主流信息环境进行坚决的对抗，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城市实验则反映出行动者试图与普通人对话的努力。依托于基金会的赞助，虚拟城市运作到了2001年，最终因为资金不足而被迫关闭。

乌托邦设想与技术决定论 不管是万维网出现之前的Minitel和Usenet，还是90年代初的激进媒体项目，其网络从形态到内容，都比现在的数字空间来得平等和民主。在有限的网速和原始的界面下，网络只能承载得起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信息与沟通欲望，还未能成为资本血拼的战场。

如今的另类媒体、另类社交网络、和去中心网络的尝试，在设想上未能超越三十年前激进学生们的讨论笔记，在实际传播上也没有Minitel和数字城市那般贴近普通人。而反观它们的敌人，却进化神速。为什么理想主义者总是在原地打转，任凭野心家们平地竖起高楼？

从自由软件运动到维基、从暗网再到最近的零网，都被捆绑上了强烈的技术乌托邦设定。创始人和早期用户们往往是教育良好、熟悉代码的极客，相信网络超越于现实，后者的问题可以利用前者解决。正如媒体运动研究者Todd Wolfson所言，这些人与线下日常政治的脱节，影响到了他们对技术前景的看法。往往正是对技术平台民主潜质的乐观主义，让用户们忘记了践行日常生活的革命。最终，美好的期待一次次落空，新技术一个接一个被体制化。

更何况，早期万维网那种繁荣的民主，往往是中产白人青年内部契约的产物，他们���年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多元社会的挑战。1993年，整个互联网上只有不到1000个站点，没有政治极化、没有过滤泡泡，每个新加入的独立站点，都自然可以吸引全网的目光。到了1996年，77%的美国成年人也还没有连上互联网。早期理想主义者的成功，建立在发展不均、资源稀缺、精英垄断的基础之上，与真正并肩战斗的国际主义相去甚远。

二十年过去了，发达社会的互联网话题已经被算法、隐私、和政治机器人所包围，而非洲等地的互联网连接率，还远未达到美国1996年的水平。古巴人依然在黑市和哈瓦那的wifi公园里秘密交换着游戏和视频，缅甸人的互联网资费依然是美国的成千上万倍。脸书的成功，在世界地图的映照下变得稀薄无比。那些处在主流互联网历史边缘的人们，会复制一条通往奴役的老路，还是会顺利躲开那些暗礁与乱流？如果我们无法完整讲述已有的故事，就无法阻止后来人堕入黑暗。

延伸阅读： Crecente, Brian. 2017. “Cuba: Where Underground Arcades, Secret Networks and Piracy Are a Way of Life.” Polygon. May 15. https://www.polygon.com/2017/5/15/15625636/cuba-video-games.

Driscoll, Kevin, and Camille Paloque-Berges. 2017. “Searching for Missing ‘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 (1–2): 47–59. doi:10.1080/24701475.2017.1307541.

Mailland, Julien. 2017. “Minitel, the Open Network Before the Internet.” The Atlantic, June 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7/06/minitel/530646/.

Nevejan, Caroline, and Alexander Badenoch. 2014. “How Amsterdam Invented the Internet: European Networks of Significance, 1980–1995.” In Hacking Europe, 189–217. History of Computing. Springer, London. doi:10.1007/978-1-4471-5493-8_9.

Wolfson, Todd. 2014. “Activist Laboratories of the 1990’s.” Cultural Studies 28 (4): 657–75. doi:10.1080/09502386.2014.88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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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错了，他一直很想要…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8-25

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演变

坊间传言，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实际上，面对罗斯福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对琉球问题的询问，蒋介石乃是以“愿与美国共同占领管理该地”作为回应。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放弃琉球，事实上，直到1948年，蒋氏还在以各种手段谋求“收回琉球”。

一、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始终认为“琉球……是保卫民族生存之要塞”

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即必须收回。

1932年9月13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1940年9月，蒋氏再次翻阅当年这段日记，“昨夜偶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与十八日日记，预定民国卅一年中秋节以前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仍深信收回琉球“自有可能”。

1942年11月3日，《大公报》刊登宋子文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战后的中国领土是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还是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

宋回答说：“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美国方面有一流行口号，即‘日本为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

6天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拟定了一份与美商讨事项计划，其中第三项就是“台湾、琉球交还中国”。

1943年3月宋美龄访美。

行前，蒋介石特意嘱咐宋美龄向罗斯福表明中国政府对琉球问题的态度。

据蒋氏日记记载，“去年（1943年）交妻与罗谈话要点：甲，东三省、旅顺、大连与台湾、琉球须归还中国，唯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

同月，蒋氏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国之命运》，书中重点强调了琉球对中国国防的特殊地位：“琉球、台湾、澎湖、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之要塞，这些地方之割裂，即为中国国防之撤除。”

稍后，宋美龄也从美国传回消息，称罗斯福在战后领土问题上认同“琉球群岛、满洲及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

二、但外交部从法理角度出发，反对蒋介石收回琉球的主张

虽然蒋介石至晚自1932年以来，对收回琉球一事念念不忘，但国民政府的专业外交团队，却对收回琉球一事持消极态度。

1942年1月，外交部拟定的一份《解决中日问题基本原则》草案，就明确表示反对收回琉球。该草案建议将“琉球划归日本”，不过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

1.“不得设防，并由军缩会设置��会加以监督”；

2.“对于琉球人民不得有差别待遇，一切应遵照少数民族问题原则处理”。

外交部的这种态度，受制于两个因素。

其一，从法理角度上出发。

如代理亚西司司长徐淑希在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基于对琉球历史的了解，徐认为，琉球与朝鲜类似，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与台湾不同。若要求将其划入中国，恐引起国际上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戒惧。

徐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唯一现实的办法是促使这些岛屿从日本独立出来，为此，战后可先在琉球建立国际监管。

总之，绝不允许日本再使用这些岛屿作为侵略基地。

其二，顾及美国的利益。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国内舆论“收回琉球”的呼声甚高，美国方面对此非常关注。

1942年6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曾就中国国内的这种舆论，探问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杨氏向谢伟思表示：

关于琉球，很遗憾在战争期间不免出现个人关于战争目标的夸大言论；事实上琉球居民不是中国人，那里的中国居民不过数10人；琉球曾经向中国朝贡，已同中国脱离近80年；琉球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并不重要，现为日本的一部分，与日本在地理上紧密相连。因而，他确信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长都不打算把琉球收还中国。

在是否应该收回琉球一事上，蒋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显然与外交部不同。

外交部的职业技术官僚们奉行“技术理性”；蒋氏作为政治领袖，则最多地受“民族感情”所支配 —— 

1942年2月7日，蒋氏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初次经缅抵印，所经��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

在蒋氏看来，缅甸、暹罗、越南这些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旧日之国土”，至于“古代朝贡体系”与“现代外交体系”之间的区别，蒋氏并不关心。

三、开罗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决定不在会议期间讨论琉球问题

与外交部相反，国防部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曾积极支持蒋介石收回琉球。

在开罗会议准备期，军委会参事室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等部门都提交过关于琉球的提案。这些提案要求：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即便无法收回，也须将其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

但随着开罗会议的临近，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和军委会参事室的态度发生了软化，在提案中对琉球问题一致选择了避而不提。

与智囊团队的变化同步，蒋介石对琉球问题的态度也在开罗会议临近时发生了转变。

11月14日，蒋氏准备首脑会谈的资料与提案。但其提案只字不提琉球的归还问题。

次日，蒋氏在日记中透露了不提琉球问题的原因：“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而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

由此可见，至晚在11月中旬，蒋氏已经决定在开罗会议上不提琉球问题。

但这只意味着蒋氏不愿意在开罗会议上解决琉球问题，而不代表其已经放弃琉球。

四、罗斯福突然向蒋提出琉球问题，但并没有明确是否要将其归还中国

令蒋介石没有预料到的是，11月23日，罗斯福主动向他提起了琉球问题。

美国外交档案文件对这次谈话的记录很简略，原文如下：

The President then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and 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China would want the Ryukyus. The Generalissimo replied that China would be agreeable to joint occupation of the Ryukyus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tually, joint administration by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trusteeship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文字大意是：“罗斯福总统提及琉球群岛问题，并数次询问中国是否要求该群岛，蒋介石答称，将很愿意同美国共同占领琉球，并根据一个国际组织的托管制度，与美国共同管理该地。”

仅就字面意思而言，罗斯福仅仅是询问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美国政府是否有将琉球归还中国的意图，则未可知。

蒋介石后来对这次谈话的回忆，与美国外交档案所记载的基本上一致。

据蒋回忆说：当时罗斯福总统问他，“在台湾的东方还有一个什么群岛，你的意思以为如何？”

蒋反问：“你所说这个群岛是不是指琉球而言呢？”

罗说，“就是琉球”。

蒋表示，“这个群岛从前是属于中国的小王国，可是在甲午年以前，早已被日本占领了。所以琉球是与台湾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此时对于琉球不想要单独的归还中国，我只希望由中美两国共管。此事并不急要，留待将来再说吧。”

从蒋氏的这段回忆中，罗斯福的问话仍然只是一种试探，还不能看出美国是否有将琉球归还中国的意图。

五、蒋介石对美国心怀警戒，认为罗斯福的询问别有深意

11月23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主张“中美两国共管”琉球的理由：“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就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

所谓“安美国之心”，可参考蒋氏1943年3月3日的一条日记：“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

蒋氏对美国有如此认识，而据美国外交档案文件，罗斯福在此前的谈话中，又曾明确向蒋氏表示“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各基地保持适当的军事力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当罗斯福向蒋氏询问其对琉球的态度时，蒋氏多半会将其理解为美国对琉球有意，希望将其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军事堡垒。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11月24日，当中方收到美方提议“日本所攫取的领土，小笠原（中方指出美方写错了，实系琉球群岛）当然归还中国”的草案时，蒋氏的答复是：

1.“琉球虽曾为中国藩属，但究系一独立国家。战后对于琉球之处置，至少在原则上，应同于战后对于朝鲜之处置”；

2. 但同时又认为：美方草案中已有“凡系日军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土地，一概须使其脱离日本掌握”，这已可包括琉球，故不必再明确写出放弃琉球。

仔细揣摩蒋氏这一双重态度，不难感到其微妙之处：对收回琉球的高度克制，可以“安美国之心”；而拒绝将放弃琉球写入开罗会议宣言，则又为中国政府日后运作收回琉球，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正如有些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并未明确提出对琉球的领土要求，只要求共同托管。其背后存在如果战后琉球如经托管，而琉球当地人民又表示愿意归并中国，中国理应接受的可能发展。”

蒋氏对罗斯福询问琉球的真实用意的判断是否准确，学界本无一致意见，此处也就不再讨论。

但蒋选择“安美国之心”，则实属形势所迫。

开罗会议虽然使中国跻身战后四强（美、苏、英、中），但蒋氏自己很明白，这个“四强”水分很大，极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美国的支持。

若无美国支持，蒋氏恐无法在开罗会议上维护中国主权，譬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

中方自然是强烈反对，但若没有美国的支持，开罗宣言是否会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则未可知。

蒋氏当日的处境由此例，可想而知。其在琉球问题上的低调与谨慎，也都根源���此。

六、二战结束后，在蒋介石推动下，国民政府致力于通过秘密途径收回琉球

因为蒋介石开罗会议期间坚持不将放弃琉球写入《开罗宣言》，所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仍有空间运作琉球问题 —— 但直接收回已无可能，毕竟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军事占领已是不容忽略的事实。

与开罗会议之前类似，职业外交技术官僚主持的外交部主张对琉球实施“托管”；而蒋介石和当时的主流舆论民意，则对收回更感兴趣。

1947年2月，外交部向蒋介石报告了其处理琉球问题的两点意见：

其一，“不赞成以全部或一部归还日本，防止日本再以琉球为侵略台湾南洋之跳板，及威胁我东方海防”；

其二，“反对除由中美两国联合托管以外之任何其他办法”，“（中美托管）应有一确定而短速之时限，如以五年或十年为期，以完成其关于自治及独立之各项准备，并防止其他势力侵入琉球。”

但蒋介石似乎对外交部的“托管”方案缺乏兴趣，故而国民政府也就迟迟未能就琉球问题做出最后的决策。

蒋氏此一时期，曾寄希望于通过“琉球革命同志会”来实现琉球的曲线回归。

该组织早在1946年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归附中国，蒋氏是否看到其上书不得而知，但到1948年，蒋氏对该组织的活动已经相当重视。

该年6月15日，他授意吴鼎昌密电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要求其考虑如何运用琉球革命同志会达成收复琉球的目的。

蒋转达国民党党内的意见如下：“琉球原属我国领土，现虽有美军管治，人民均甚内向，拟请秘密运用琉球革命同志会人员秘密组织掌握政权，冀于将来和会时琉民能以投票方式归我统治，或由琉球地方政府自动内向，以保持我在太平洋之锁链。”

因为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行动迅速，于该年8月份即秘密出台了收回琉球的“五点意见”，该意见随即被秘密送往外交部，责成外交部严格照办。其内容如下：

1. 由台湾省党部秘密与琉球内向团体联络，并商同台湾省政府及警备司令部，协助各该团体或个人从事回归祖国运动；

2. 各地政府对留居当地琉胞之管理应特予放宽，俾增加其内向情绪；

3. 请台湾省政府修正雇佣琉籍技术人员登记规则第五条，对船只雇佣琉籍技术人员不作比例限制，并准许该项被雇佣人员及其家眷在雇佣市镇辖区内居住；

4. 请台湾省政府及台湾警备司令部对被雇用琉籍技术人员之有家眷在琉者，准其自行设法以用品送返其家中，勿予留难；

5. 由台湾省方面选派小学教员分赴琉球各小岛施教，以争取第二代并藉以从事宣传。

此后，国民政府事实上制定了一种“对外公开宣称托管，对内秘密筹划收复”的双重琉球经营策略。

结语：

蒋介石开罗会议期间，是否误判了罗斯福的本意，而失去了一个收回琉球的好时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讨论。

但若说“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恐怕就不符合史实了。

附：

调查显示，今日冲绳（琉球）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极低，国人不要误信罗援少将所谓的“2006年3月，琉球全民公决，75%的民众投票要求独立，恢复与中国的自主往来。剩下的25%因属日本血统，虽不要求独立，却也赞成自治。”

注：

a 的问题是：如果日本政府允许冲绳人民自由选择冲绳的前途，您认为冲绳应该独立吗？

b 的问题是：如果日本政府不允许冲绳人民自由选择冲绳的前途，您认为冲绳应该独立吗？

资料来源：根据由日本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林泉忠博士所主持的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

调查以18 岁以上的冲绳定居者为对象，共成功收集了1029 份（2005 年）及1200 份（2006 年）有效问卷。

该问题是：请问您觉得定居在冲绳的居民是冲绳人，是日本人，还是两者都是？

资料来源：根据由日本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林泉忠博士所主持的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

调查以18 岁以上的冲绳定居者为对象，共成功收集了1029（2005 年）及1200 份（2006 年）有效问卷。

本问题是：如果三支球队一起比赛，一支是日本队，一支是中国队，另一支是美国队，您会支持哪一队？

注：调查资料来自林泉忠与琉球大学国家关系学系于2007年11月进行的电话抽样调查。该调查以18岁以上的冲绳居民为对象，成功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样本。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5485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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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略与牺牲：弱者的“苦撑待变”之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05

本文系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坚忍》第六集《政略》之文字稿

一

1943年12月7日，蒋介石出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典礼。

蒋以校长身份发布训词后，突然宣布：自己已���令，将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判处死刑。

理由是：“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竟然弃城而逃，并遗弃伤兵数百名于不顾，致使功亏一篑。他这种贪生怕死违抗命令的行为，还配做我的学生吗？还配做一个革命军人吗？”①

但是，蒋的判决，并不能令人信服。

譬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就认为：余程万以区区八千之师，面对数万装备精良的敌寇，死守常德、浴血奋战达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虽在最后关头率200余人弃城突围而走，但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

1945年5月10日，在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发言质问当局：受命率部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投了敌，为什么还能够回到重庆，为什么还能够以“抗日英雄”的身份“招摇过市”？这里面究竟是何缘故？军部必须“明白回答”！

蒋介石责备道：所谓方先觉投敌，乃是共产党造谣，王昆仑代共产党发言，是何居心？王昆仑起立为自己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②

但是，蒋的拍桌大骂，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虽然在1944年8-10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浴血死守衡阳达47日之久，直至弹尽粮绝。但其最终选择了投敌，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已查清，并不是什么秘密。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对蒋介石无视事实一味袒护方先觉的做法相当不满，在日记里记下了某友人的激烈言辞：“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③

那么，问题来了：余程万、方先觉均是蒋之爱将，其问题也很相似。

余率部浴血死守常德，最后关头未能与城池俱存亡，选择了弃城突围；方率部浴血死守衡阳，最后关头未能以身殉国，而选择了投敌。

蒋的处理，却有天壤之别 —— 余程万浴血之后弃城突围，所犯军纪，严重程度远不如方先觉浴血之后投敌，但蒋却坚持要判处余程万死刑；方先觉投敌逃归的真相，在重庆传播甚广，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却一意孤行，坚持要将其打扮成“抗日英雄”，并重新任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的要职。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何解释这种荒���的反差？这种不公正，是否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情绪化所致？

如果将视野从战役本身，扩展到国内外政治、外交层面，其实不难发现，问题相当复杂 —— 蒋介石对余、方二人的处置，看似矛盾，其内在逻辑，却惊人一致。

二

先说余程万。

常德会战，正值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称希望在11月下旬，与他及丘吉尔在开罗附近会面，蒋表示同意。

次日，日军发起进攻，常德会战拉开序幕。11月21日，蒋介石抵达开罗。

25日，蒋介石电令余程万所部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12月2日，蒋再次亲自致电余程万，称自己已出席开罗会议并会晤了罗斯福、丘吉尔，此次会战，关系到国际视听，“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

次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除补志日记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事实上，常德已在当日失陷，蒋尚不知）

蒋之所以如此关注常德会战，一再要求余程万必须“与常城共存亡”，乃是因为：蒋对开罗会议，存有两大期望。

一是不能让英、美看不起中国，要保持民族尊严；

二是与美、英两国讨论盟军在缅甸的反攻计划。

但中方抵达开罗后，立即就发现，尽管在英、美的计划中，中国将为缅甸反攻提供最大的兵力，但两国却无意邀请中国人参加开罗军事会议的实质讨论。

直到蒋介石因此震怒，表示将因此拒绝向盟国提供中国关于缅甸战争的行动计划，宋美龄也向罗斯福提出抗议，双边讨论才匆忙被改成中美英三边会议。

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仍无意将其拟定的缅甸反攻计划的具体内容告知中方，直到将要开会讨论前几个小时，才扔给中方代表团一份简短的大纲。

英国将军蒙巴顿，甚至过分到将一份中方从未见过的作战计划，说成是充分融合了中方的意见和要求的成果。④

整个开罗会议，弥漫着浓厚的对中国的蔑视。

期间，罗斯福、丘吉尔曾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在会晤中一再对罗、丘提到：“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

罗斯福则相当关心常德会战的进展，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6日，罗斯福即询问史迪威：“你看蒋委员长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道：“情势十分严重，蒋可能垮台。”

罗斯福说：“如此，我们就需要觅取别人或别派，来继续和我们合作了。”⑤

1943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回国途中，写下了他对开罗会议上中国被歧视的痛切感受。

蒋说：或许，中国人还需要2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话，则将永远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对待。中国赢弱的主要原因，在��才缺乏，中国必须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实地位。

如此，自不难理解，对余程万未能遵命“与常城共存亡”，蒋介石的失望、恚怒之情。

1944年2月14日，在第四次南岳会议的闭幕总结发言中，蒋介石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扔下伤兵自己突围出去？在开罗的时候，我向罗斯福总统介绍过57师正在守卫常德的事情，罗期福总统很感动，还特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余程万师长的名字。难道这就是余程万师长么？我現在還沒有親自審問余程萬，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但是，余程万师长必须交军法审判，当时其他同时退却的官长一律要按革命军连坐法来处置，决不宽贷。”⑥

此外，蒋介石震怒欲枪毙余程万，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即与争取美援有关。

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斯福当面请求10亿美援的贷款，但未能得到答复。12月9日，国军收复常德，次日，蒋即再次正式致电罗斯福，请求贷款10亿美元。

显然，蒋介石认为，如果余程万能够死守常德，将更有利于其向美国请求贷款援助。

三

再来看方先觉。

衡阳会战发生在1944年6月到8月间。战事初期，尚较为单纯。

进入7月份，即迅速与中美关系纠缠到了一起。

时为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将史迪威自缅甸召回，“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

据罗斯福解释，其动机，是欲挽救中国战事免于崩溃。

一位盟国领袖要求另一位盟国领袖交出全部军队指挥权，在世界近现代史范畴，实属罕见；况且，尽管当日中国面对日军“一号作战”，呈节节败退之象，但亦未至崩溃之局。

罗斯福此举，带给蒋介石的突兀与震惊，可想而知。

蒋介石接获该电报，正值抗战7周年纪念日，故其反应异常强烈，认为该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

7月15日，蒋再接罗斯福电报，语气粗暴，且威胁称：若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之基础。

此事折磨蒋介石极深。

7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

8月2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自本年七七以来，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以其非威胁即压��之电，皆为余之耻辱临到之时也。”

9月1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蒋介石不愿意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到美国人史迪威手里，并不是因为蒋本人贪恋权力。

而是因为：

第一，美国此举侮辱中国国格太甚。

在7月8日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蒋曾表示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不过考虑到中国军队派系背景复杂，为防引发混乱，须有一定准备时间。同时蒋还要求，两国政府应仿照欧战成例，就此事签订一项正式协议，以明确军事指挥权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避免未来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但是，如此重大的人事问题，美国军方却拒绝循美英、美苏之先例，与中国签订任何正式协定。

换言之，“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

第二，中国军队远未实现国家化，更多的时候是靠私人关系在维持，即便是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与下属的交流中，也不得不采取称兄道弟的称呼方式。

蒋不认为史迪威有能力驾驭内部派系如此复杂的中国军队，更不相信史迪威能够如其所宣传的那般的，能够真正指挥得动中共的军队。⑦

在这样的背景下，寄望于方先觉所统率的第10军，希望他们能在衡阳保卫战中打一场胜仗，以驳斥罗斯福来电所谓“中国战事将要崩溃”乃是妄言，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在罗斯福逼迫蒋交出全部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当下，国军能够在衡阳有杰出的表现，显然可以增加蒋对抗华盛顿的筹码。当蒋越来越感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每闻罗有来电，无不疑惧战兢”时，衡阳的情势也同样越来越紧张。

他在研究增援时曾写出：“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这之力耳。”（1944年7月20日）

可见蒋对衡阳会战所寄予的外交层面的厚望。

有相当多的日记，足以表现蒋的这种迫切期望。

譬如：“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944年7月25日）

祈求神祗到如此地步，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

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越大，蒋给予衡阳前线的压力也越大。

7月26日，白崇禧曾委婉建议蒋，衡阳难守，不如命城中部队突围，另外可以着手部署衡阳失守后其他战略要点的防守事务。

但蒋在27日给方先觉发电报，命其继续“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并不让方再向外发电报求援：“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敌军偷译。”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

同日，蒋甚至发电报，告诫方先觉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并提醒其注意以死报国：

“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效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之胜利与光荣。”

8月7日，衡阳战事岌岌可危，蒋介石“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8月8日，蒋“于凌晨4时起默祷能转危为安”。

当日，衡阳失陷，方先觉投敌。

当衡阳的陷落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蒋介石能够很清楚地预料到，来自罗斯福和史迪威的压力将随之加大。

蒋采取的挽救方式是：通过宣传方先觉等守城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牺牲精神，来责备美方破坏中国抗战 

—— 当衡阳战事吃紧时，史迪威不允许陈纳德将军用物资交付给中国陆军，陈只得选择私自授予的方式，魏德迈后来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后来愤然向罗斯福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蒋的宣传，从衡阳失陷的当天，即全面铺开。

其核心宣传资料，是一份方先觉等人的“最后一电”。据说，该电报发于8月7日下午三时，方先觉等在电报中说道：“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不过，这份“最后一电”，极有可能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所伪造。事实是，就在当���晚上，方先觉已开始与日军谈判投降条件。⑧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建议蒋介石暂缓发布方先觉的“最后一电”，因为方是否殉国，尚未可知。但蒋的意见是：不待证实，立即发布。

蒋的目的，是希望赶在美国施压之前，迅速造成舆论优势。

果不其然，8月9日，重庆各大报刚刚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的“最后一电”，8月10日，罗斯福就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

同日，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和证据陆续传抵重庆。

12日，张治中与蒋介石商议关于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建议谨慎从事，宣传上要留有余地，蒋的意见是：不留余地，继续宣传，即便方先觉被俘后变节，也没有关系。

12月，方先觉在军统的运作下被从衡阳救出，送返重庆，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了方，并指示重庆媒体再掀对“抗日英雄”方先觉的宣传高潮。

四

综上，弃城突围的余程万，自1943年12月，被蒋介石送交军委会执法总监部，羁押长达整整一年，直至1944年12月，才被免除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

相比之下，投敌归来的方先觉，蒙蒋介石亲自接见，媒体一片颂扬之声，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被重新任命为军长要职……就战事本身而言，这种惩罚与奖赏，确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然究其根源，蒋命令余程万与常德共存亡，命令方先觉与衡阳共存亡，都不是从战争本身层面来考虑问题，而是为了在政治、外交上应对盟国。

对余程万的严惩，代表了蒋对盟国压力的响应，对方先觉的吹捧，则代表了蒋对盟国压迫的反抗。

换句话说，无论是常德会战，还是衡阳会战，本质上，都是“政略”第一，“战略”第二。

关于“政略”与“战略”的正确关系，陈诚曾有精辟的表述。

陈诚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⑨

蒋一再以“与城共存亡”为命令，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的决策逻辑里，为了达成“政略”，可以不考虑“战略”的可行性。

陈诚的说法有他的道理，但蒋介石也有他的苦衷。

其之所以强调“牺牲”多于强调“胜利”，乃是因为，对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而言，要对抗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落实到具体会战，“战略”上本就没有多少胜算。

对于这一点，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对国军军官训练团已讲得非常明白：

“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⑩

亲历八年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得更加直白：

“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所谓“时间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苦撑待变”，也就是“政略”的运作问题。

所以，从淞沪会战开始，整个八年抗战，对“牺牲”的强调，始终重于“胜利”—— 当日军在淞沪陆续增兵至20万之众，蒋仍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期待着用“牺牲”，而非“胜利”，来引起“政略”（国际干预）的反馈，是整个抗战史最基本的特征。

弱者“待变”的前提是“苦撑”，而“苦撑”的手段，唯有“牺牲���。

注释：

①毕群，《常德守将余程万被扣押内幕》，收录于《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②《唐纵日记》，1945年5月10日； ③徐永昌日记，1945年1月7日； ④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417-425； ⑤《开罗、德黑兰会议纪要》，收录于：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综合月刊社，1973，P929； ⑥蒋介石，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二），1944年2月14日； 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P519-585； ⑧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⑨陈诚，《沪战的经过与教训》，1938年2月28日； ⑩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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