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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tdyg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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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49天，香港反送中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

07-27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可能回答不了「为什么黑衣人打白衣人媒体不报道」「机场打人真相是什么」「何君尧祖坟被挖为什么媒体不谴责示威者」「警察执法有错吗」这些问题。我知道这些问题在大陆网络传播非常热烈。此前我一直没办法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但梳理完这篇，好像获得了一点能量，可以继续写一篇QA，专门针对中国语境里的香港，写写我的回答。但这篇文，就让我先回到香港，回到运动本身，从我自己认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与值得记录的点，做一次全局梳理。

运动的民意支持从何而来？上一篇文章写过。这篇里，我会从六句抗争口号的演变，和当权者的五次策略变化，梳理这场运动如何一路走来。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口号是无名抗争者自己提出来的，它的演变正是集体抗争状态的体现；而当权者的策略变化，则能看到镇压剧本的逐渐演变。这场运动，每个经历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记忆与沉淀方式，希望更多人一起写写自己的这个夏天。

正文：

「这是意志的对决。」7月27日前几天，两个香港人不约而同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6月到7月，他们几乎每周都出来游行。白天，与动辄十万百万人一起，在烈日下走几公里路，到了晚上，黑衣口罩，潜入夜色，占马路，围政府，站在素不相识的陌生黑衣人旁，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峙。

这两个朋友，以往并不是游行常客，行动理念是香港人常说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一次，他们吃过几次催泪烟，但从没有与警方冲撞过，离前线很��，也没有经历元朗黑夜，没有遭遇黑社会的暴力。他们一般在地铁停运的12点就会离开现场回家，晚上尽量留久一点，只是担心最前线那些戴着头盔、口罩、保鲜膜，拿着水瓶和雨伞就站在第一排的年轻人。

他们是这场运动里很普遍的面孔：无名，中产，生活安稳，凡事求个公道，爱惜香港。

和其他人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夏天，没时间出去度假，魂魄仿佛被困在西环到湾仔的这三公里路上，在政府��部、警察总部、立法会大楼、中联办之间游走。就算度假，也是在风景如画的地方，一路刷着脸书、连登，刷现场直播，焦虑不已。他们也没想到，在这个夏天，会学习这么多武器、急救、法律、隐私、抗争手语这些和平年代不曾想过的奇特知识——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的区别和伤害是什么？telegram怎样设置不会被追溯？胶纸、束带、保鲜膜的手势分别是什么？陷入抑郁有自杀倾向的抗争者失踪了，怎么救？

从6月9日到7月27日，整整49天，香港从百万人上街和平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发展到运动如水一般全城蔓延。由于修例事件，及其后政府响应抗议的方式，触发了长久以来香港人对自由、法治核心价值受损的担忧，运动获主流民意支持，民气源源不绝。同时运动没有中心领袖，呈现「无大台」状态，每个参与者都以自组织方式参加，参与感与归属感极强，人人自己寻找角色，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做」。这两点关键因素，令运动持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层次与能量。

于是，在整个运动中，你看到行动的光谱不断拓宽：从最温和的把各区域墙壁公共化为表达意见场所的「连侬墙」，到和平非暴力模式——经警方允许的游行集会、未申请但打个擦边球的唱圣歌式集会、购物团式集会，再到公民抗命模式——占领、堵路、包围，一直延伸至「勇武」模式——破坏标志性公物（如立法会大门、有主权象征的国徽）、与警察冲突时不排斥使用武力。

香港主流社会一向和平理性，以往对示威中使用武力（主要指警察丢水瓶、破坏公物一类的行为）的接受度极低，过去十数年的大型游行示威中，只要有人这样做，往往会被身边的同行者谴责。但这些年，随着港人对政府管治体系的信任和接受度逐渐降低，主流社会对抗争不同光谱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一次运动中，许多人就算从不参与前线，也对激进抗争者心怀同情。

在运动中，你还可以看到运动的空间与时间一起蔓延。除了港人熟悉的港岛区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这条常规游行路线，以及5年前雨伞运动曾占领过的金钟夏悫道，这次运动的无中心特性，还令集会、游行乃至冲突的画面，蔓延到港岛区的湾仔、上环、西环，九龙的尖沙咀、旺角，新界的上水、沙田、元朗、大屿山，从街道空间蔓延到大型商场、地铁站、机场。表达意见的连侬墙，更是在十八区遍地开花，把市民常常经过的交通、消费与居住小区空间，随时转化为公共空间。

我们看到一场形态上非常离散、内核极为团结的运动，而它所面对的，是形态上极为坚固、内部结构如骨牌般松动的执政方。随着运动延续，两边的博弈与张力，不断升级。到了第49天的现在，不论身在其中、还是置身事外的人，都能从来自中国的大量威胁性谣言（解放军已进城）、舆论战的拉开帷幕和中间派的急切表态感觉到，运动的终局近了。

没有人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

但我们知道，正如抗争不是剧本写就，终点也不是宿命。回顾这场运动，梳理双方如何一步一步令局势翻天覆地，又会沉淀下什么给未来的香港，这些，才是终局之后，香港会如何走下去的关键。

本文提供一个角度，从六句抗争口号的演变，和当权者的五次策略变化，梳理过去49天，香港因何走到此处。

一、「不撤不散」

你不撤，我不散。这是贯穿运动全场最主流的口号。它集中出现在6月16日，第二次过百万人的游行集会中。它所针对的，是特首林郑月娥6月15日下午三点在记者会上，宣布修订逃犯条例「暂缓」。

6月9日，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香港爆发百万人游行。这次游行的规模，打破主权移交以来的历史记录，远超2003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规模直逼1989年百万港人上街，支持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而在当晚，正在经过了整个白天的群情激荡，人群还大量聚集在游行终点附近的金钟、中环一带，并未散去之时，政府响应了一则非常简短的声明，大意是：很多人游行，我们看到了，恩，「条例草案于本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紧接着，防暴警察出动，以警棍与胡椒喷雾为主近距离对在立法会附近示威区和平聚集、还未散去的年轻人武力清场。

面对沸腾民意，政府的轻简处理和强硬压制，令抗争者感到愤怒。民意在三天后又一次大规模涌出，6月12日，金钟重现了5年前雨伞运动时的画面，心脏地带的夏悫道被占领。但这一次，政府显然不打算让持续占领发生，当天下午3点，警方就出动了空前的武力密集压制：2小时之内，发出了150发催泪弹、20发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有示威者眼部中弹，重伤接近失明；这比起5年前雨伞运动初期的压制，密度与强度高出了好几倍。警方又迅速将612的和平占领口头定性为「暴动」（其后又改口），并在医院搜捕示威者。强硬手段，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愤怒民众的诉求不再只局限于条例撤回本身，还要求调查、追究警队滥权。这也令运动再也难以结束。

6月15日，林郑月娥为安抚民情，做出让步，「暂缓」条例。但此时已经不是6月9日。经过了612的激烈武力，这个时候，这个用词，已经无法令示威者止步。

「不撤不散」，人们在街头喊出这句口号，延续至今。

二、「不受伤、不流血、不被捕 / 不割席、不笃灰、不指责」

这是运动前半场最重要的一句口号，大规模出现，正是在6月12日占领及武力清场之后。

这一天，人们意识到，不会游行完就算了，这是一场会持续下去的运动了。但它的形式是什么？继续游行吗？占领吗？公民抗命吗？冲击吗？谁说了算呢？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但6月12日前后，无数人自发开始在网络、现场讨论，运动「无大台」的状态已经初步形成。没有领袖，怎么团结？没有中心，怎样凝聚？所有人几乎是自发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没有领袖告诉你该怎么做时，每个人都开始为运动的种种难题自己找解决方法。这六个词的并列使用，就在人们的磨合与讨论中，以逐渐迭代的方式生成了。

前三个词，「不受伤、不流血、不被捕」是对前线示威者说。这三个不包含了对「勇武抗争」路线的理解与宽容，意思是年轻人在前线，运动无人指挥，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尽量不要被警棍打中，不要被子弹打中，不要死守不退，不要恋战，不要被捕，来日方长。后三个词，则是对不在前线的抗争者说，他们可能在现场远距离地看，可能在家中看直播，「不割席、不笃灰、不指责」——不要跟前线抗争者切割，不要怀疑自己人是「内鬼」，不要只顾指责前线太冲。

这六个词的出现，一方面源自本次运动没有中心指挥，各个参与者需要在各个位置照顾好自己，团结彼此的内在诉求；一方面，也来自雨伞运动之后五年，香港公民社会大撕裂，本土派与民主派相互攻击，非暴力路线与武力抗争路线相互攻击的惨痛教训。

这句口号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奠定了整个运动的基本气氛：不强占，不硬冲，被驱散了就退，回头再来，前线不要指责后方毫不付出坐享其成，后方也不要指责前线冲击太过授人口实，大家在各自的位置各自配合，前线体现运动的意志，后方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正是这种很早出现的运动自觉，让整场运动几乎奇迹般地渡过许多陷阱与危机，依然团结，创意百出。

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不是抗争现场的口号，却是网络中最流行的一句，也在612之后开始大量出现。

「六不」是对运动现场说，这一句就是更广泛地对所有抗争者讲。在没有指挥的时候，凝聚抗争者的只有「山」——也就是共同的目标。这目标包括了运动的核心诉求，也包括诉求背后的核心价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呼吁的是，只要有这个最大公约数，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努力就可以。不论是在运动中，还是日常生活里，你在平时的职业岗位、社会角色，尽小小的力气，践行运动相信的价值观——守护自由，就够了。

如果说「六不」口号在现场最大程度地团结了抗争者，那「兄弟爬山」，就意味着人们把运动带回日常生活，让运动的界限彻底模糊。去中心化，因而处处都是中心，没有广场，结果处处都是广场。能做到这样，恰恰是无数普通人在自己的专业岗位——医疗、消防、社工、学术、法律、金融、市场营销、国际事务、语言翻译、视觉设计、新闻、音乐、工程施工等努力「尽做」的结果，我们才会看到，在无人领导的情况下，短短49天，涌现出诸如超大规模游行、多次游击式占领、数百万众筹广告、G20 Campaign、大大小小的创作项目、自发救援队、物资组、心理救援小组等无数有条不紊，由无名者发起的，创意、效率和执行力均世界一流的项目。

四、Be Water

洛杉矶时报最早将香港反送中运动比喻为是一个会自我学习的超级AI，如蚁群或蜂群一样，靠所有人开放的自我学习彼此协作。香港人自己，则选择了李小龙的讲法：be water。

作为武术明星的李小龙，是念哲学出身，在1971年接受美国脱口秀节目访问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东方魅力十足的话："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Put water into a cup. Becomes the cup. Put water into a teapot. Becomes the teapot.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6月21日，运动关键性的一幕转折，是抗争者包围了警察总部。这一天开始，be water 这句原本在网络论坛偶尔被人提及的话，被拿到现场自我提醒，事后，也被更多香港人作为口号、hashtag，形容运动。

这一天，为表达对警察使用过度武力、涉嫌滥权的不满，数万示威者在当天包围了位于湾仔的警察总部。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包围警察总部。警方高度戒备，示威者神经也高度紧张，民主派议员、社工、牧师都竭力居中调停，所有人都害怕出现流血冲突——毕竟，一旦冲击警察总部，换来的就不只是催泪弹或者橡胶子弹这么简单了。而奇迹一般地，尽管现场愤怒情绪高涨，但所有戴口罩的年轻示威者口耳相传：「可以留，可以走，但一定不可以冲」，「Be Water」。人群拥挤，为避免信息偏差，他们发明了各种手势来传递信息：前方需要口罩、眼��、需要水，后方坐下、休息，往后退，不要冲……。到了深夜，冲突最容易激化的时刻，示威者在现场提议，以投票方式决定去留。虽然投票最终未能成行，但人群依旧遵循 Be Water 的原则，如水散去。7月1日占领立法会，这一画面再现：蒙面示威者花了五六个小时砸开立法会大门，却可以在12点警方清场之前，水一样和平散去。不愿出来的四名「死士」还被场外支持者冒险冲入「抢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仅在现场悬心在喉的人惊叹不已，连看画面的世界各地的观察者，也为这种灵活性感到惊讶。

按照李小龙的说法，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在乎杯子或壶的形状，只在乎水？是你要对水有充分的自信，你知道水不会离你而去。回到运动里，be water可以成为口号，前提是运动者相信，民心在我这里。

事实上，反送中议程一直以来都有6成以上的民意支持度，这是运动可以be water的前提，也才反衬得政府一方，响应起来显得笨重、缓慢，格外无力。

五、齐上齐落 / 一个都不能少

6月16日，两百万人的游行多了一个口号：「一个都不能少」。示威者也首次从白衣转换为黑衣。

因为前一天夜晚，有示威者在金钟自杀身亡。

35岁的梁凌杰，身穿象征民主诉求的黄衣外套，在金钟一个约10层楼高的停车场平台棚架边缘，站了整整五个小时。他身边挂着「反送中No Extradition To China」的横额，上面写有「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的诉求标语。在现场的警方、消防、立法会议员均劝告不果时，他跳下平台，不治身亡。

这是第一个在这场运动中，清晰表达政治诉求后自杀的人。其后，随着运动情势紧张，前后共有至少4位运动的参与者，在社交网络公布与运动诉求相关的遗书后自杀，另有1名参与者，在抗争归家后与家人发生意见争执，怀疑醉酒从高楼坠落身亡，难以判断是否自杀。

5名示威者离世，给运动蒙上厚重的阴影。它一方面激起悲观，另一方面激起愤怒。

社交网络的扩散效应，令自杀事件在传播与讨论时，无法限定在传统新闻伦理守则的框架内，6月下旬，悲观绝望情绪在网络蔓延，各大机构的心理救援热线都出现一天20-30个求助案例的爆发期，而各区都发现提前写下在网络上写遗书、宣告要自杀的人，专业社工与网友组成大大小小的救援队，疲于奔命，去到各区可能的地点找人、劝说、救援。「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人都在线下、在线对同行者喊话。

另一方面，人命的代价也给前线抗争者，注入更为决绝的愤怒。不只一位前线抗争者在未公开的采访中，表露了死志：已经有战友牺牲，我不会再退让，子弹也好，暴动罪也好，我不会再退让。运动的前线冲突，因此也越来越激烈。警方驱退示威者的难度越来越高，胡椒喷雾不退，警棍不退，催泪弹不退，橡胶子弹出动也会僵持很久。整个运动的张力在这一阶段推倒了极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方示威者喊出了「齐上齐落」的口号。如71立法会发生的那一幕，在少数「死士」不肯走的时候，��数人会把他们抢行架走。「齐上齐落，一个也不能少」，七月之后，这种前有沉重死志，后有战友情谊的团结意志，成了运动的主旋律。

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时间来到7月末，运动的情势也前所未有地紧张。

7月中旬，我在新界大埔的连侬隧道，第一次看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心里咯噔一声。到了7月21日晚上的上环，就是示威者包围中联办、投掷鸡蛋和向中国国徽泼墨的那一晚，也是警察打出55颗催泪弹，24枚海绵弹，5枚橡胶子弹的那一晚，在现场，黑衣年轻人大声喊的口号，正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是5年前，梁天琦在旺角骚乱事件后，喊出的口号。这也是24岁的他参选议员的竞选口号之一。当时，倡导「武力抗暴」、「光复香港」的他，同时挑动了香港主流社会最敏感、当局也最戒备反感的两条神经，一是提倡武力，二是港独倾向。这两点，同样也被香港民主派主体所排斥，传统民主派呼吁的抗争，一向是非暴力，且不隔绝于中国，甚至要参与建设民主中国。梁天琦没有胜选，但获得了6万6千张选票，多半来自年轻人。

他和他所代表的香港激进本土力量，年轻支持者众多，但在其后几年，在政治空间上遭遇了严厉打压，议员被DQ、社团资格被取消，2018年6月，他本人被香港最高法院，判处在旺角骚乱期间「袭警罪」与「参与暴动罪」罪成，获刑6年，实时收押，这一年，他27岁。

7月中下旬，随着反送中运动深入到各个小区，行动光谱越来越阔，主流社会对「武力」的宽容度也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想起梁天琦，这个转瞬即逝的年轻政治领袖。「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标语，开始在沙田、大埔的连侬墙出现，有时旁边还会写「感谢梁天琦」，直至在运动最激烈的现场，被大喊出来。

这八个字的复杂含义，已经很难用梁天琦当年使用它的语境来解释。喊出这口号，更像是在运动无果几十天之后，仍在最前线坚持的抗争者，召唤一种强烈的行动升级与革命愿望：这一代人，要让香港，成为香港人的香港。有一个更通俗的粤语说法「揽炒」，也在同一个时期流行，或可以作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脚注来理解。「揽炒」的意思是玉石俱焚，连侬墙上一句英文标语解释的简单明了：“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运动进行到后半场，当抗争者这些口号逐渐压过、甚至替代了前面的be water、不流血、不割席，人人都能感到，运动的临界点近了。

临界点的另一个信号，来自中国官方。

官方策略演变的五个阶段

7月中下旬开始，中国宣传机器启动，从此前通过审查机制把香港消息隔绝得毫不透风，到这时释放经过歪曲、造假的片段回大陆，煽动民意仇视香港，迅速在大陆网络营造了「解放军怎么还不出手管一管」的民意氛围。新华社、外交部、国防部对香港局势均有不同程度的强硬定性和威胁。同时在香港，有不明势力开始催化暴力事件。中联办国徽被泼墨挑动14亿中国人情绪，元朗黑社会无差别袭击令社会人心惶惶，均发生在7月21日深夜。运动前方，彷佛开启了一条黑暗通道。

官方的这一动作，同样不是没有脉络。从6月到7月，无领袖的抗争者发展出了一流的自我成长、演化机制，与之相嵌套的，则是当权一方的剧本演变。这里的当权一方，当然不只是香港政府，从6月事变一开始，港府就不可能独立决策，北京一方面在追究从港府、建制派到整个港澳系统情报失责、毫无预警的问题，一方面必定在林郑月娥背后直接督战，制订策略。

从结果来看，策略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6月9日-6月12日，林郑政府试图把抗争在萌芽中就强压下去，将法例强行推进，但彻底错估了民意，和运动不同以往的组织方式。结果策略失败，引发更大、更坚决的民意反弹。

第二阶段：6月15日，林郑月娥第一次让步，宣布「暂缓」修例。但这时已错过了第一次让步的关键时机，不但未能抒缓民意，反而带来更大爆发。再次失败。

第三阶段：6月16日-7月9日，冷处理。有报道称北京正在多方收集情报，制定对港新策略，而在运动层面，则通过不回应、不理睬、避免冲突，甚至放任运动失控的方式，等待民意反转，积蓄镇压的正当性。621包围警总、71冲击立法会，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但除了留下砸坏玻璃门的影像之外，因为前文所说的「如水」特性，并没有爆发任何激烈冲突，也没有引起民意明显反转。

第四阶段：7月9日，在71冲击立法会事件之后，彷佛为了阻止更大伤害，林郑月娥做出第二次让步，宣布修例「寿终正寝」。然而到了这个时间点，积累了警民对峙的怨气，积累了自杀潮的悲怒，对「撤回条例」做修辞上的处理，已经无法满足抗争者。运动无法收场。

第五阶段：7月中下旬，如前文所说，中国宣传机器启动，煽动民意仇视香港，同时在香港，有不明势力开始催化暴力事件。7月21日，元朗黑夜彷佛开启了运动的黑暗通道，7月27日，大批示威者到元朗表达对警黑合流的愤慨，遇到警方强力清场。

熟悉极权管治机器的人，对上述阶段的发展，充满担忧。这一剧本往后推展，似乎很容易朝「运动失控、香港管治失效、中共以某方式接手」的趋势前行，至少，鹰派力量越来越容易兜售这一套解决方案。这也是目前，运动处于临界点时，无数社会中间派别、各个领域中坚力量出来大声喊话，试图促成和解的原因。

不过，剧本是剧本，历史是历史。历史所有超越性的可能，都会回到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份子，从来都还有万千种办法，不是听从它，还是创造它。

（完）

作者：張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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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ge-blog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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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任化民：亡命兴安岭

亡命兴安岭

2016-02-02 任化民蔻蔻年华

“生命像条河，生活的道路越是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中学时，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在日记中写下的感想。没料到，命运真的让我的生活道路变得崎岖艰险，大学生成了“反革命”、通缉犯，逃亡大兴安岭，过着野人般的“盲流”生活。十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吉林大学数学系找回落实政策。

往事不堪回首。但在大兴安岭的那段艰险的亡命生涯，却常常勾起我的回忆。这不仅是越苦的越耐人回味，更主要的是，浑厚粗犷的大兴安岭铸就了我生命的根、生命的魂，影响着我全部人生。就是后来我参军入伍，多次立功受奖，参加国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我都想到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它是我登上天安门的主要台阶。

在太平世道，妒忌人的坏人，他们的妒忌心只能压缩在胸内，不能释放；到了坏人当道的动乱时代，人间正气消减，他们的妒忌心猛烈膨胀，便乘机干起原先想干不能干的各种卑鄙的坏事来。狼要吃羊，随便都能找到借口，我无尽的灾难从我的一首小诗开始了。

一九六零年十月五日，农历八月十五，我十六岁，在高中二年读书，农忙假回家秋收。在村北的一棵杨树上用镰刀刮掉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了一首诗《回故乡》：“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文化大革命”时被我的同乡上纲上线：六零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我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无尽的灾难就从这首小诗开始了，公社造反派与吉林大学造反派一联合，我这个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县高考状元，数学系六二级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狱最底层。

吉林大学数学楼被改为专政楼，关押着二百名牛鬼蛇神。说也巧，关押我的307牢房，恰是我入学时的第一间教室，也是十年后我落实政策走上数学系讲台的第一间教室。同号的还有党委书记刘清，学部委员数学系主任王湘浩，中文系诗人公木张松如, 法学教授贾毓麟，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师大给李大钊烈士写碑文的地下党员，外语系主任王昆，物理系书记刘凯，法律系讲师张哲，最小的是我。罪名是“反动学生”。

我曾逃亡一次，被抓回来后又加个罪名“企图叛国投修”，刑罚加重了。老虎凳、灌凉水、烟头烧，我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在地上，让牛鬼蛇神们像告别遗体一样围着看不服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下场。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科研处长张英华跳楼自杀了，物理系朝鲜族讲师金正占跳楼自杀了……专政人员训我：“任化民你也想死吗？那便宜了你！判你十五年是轻的！”我不言语。无论我遭受多残酷的折磨，身心有多痛苦，我都没想到死，也没想到在铁窗里被关押十五年。我没罪，我渴望的是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要为自由而抗争。

六八年十月五日，国庆节期间没提审，同号人吃不了的饭菜都给了我，我身体康复很快。黎明前，我在改造日记上留小诗一首：“清清南湖水晶坟，碧波荡漾掩孤魂。浮萍为伴鱼为侣，阳间难觅此幽阴。”趁看守不备，从三楼厕所窗口跳下，摔在楼后湿地上，幸好没有跌伤。就这样，在其他同学正领取毕业证走向工作岗位时，我逃离专政楼，消失在长春黎明前的黑暗中，去追寻被无辜剥夺了的人生自由。我逃跑了，307号的人们遭了殃。地铺与我左右的刘凯和张哲老师被打得线裤都被血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说是他俩知道我逃跑迹象而没报告。

比我还快的几百张通缉令贴遍东北三省各地车站、码头、边境口岸。我跑到沈阳，在东北灯泡厂工作的哥哥办公室里都有抓我的通缉令；我跑到哈尔滨，在道里区江上派出所，没见过面的表姐夫一下认出了我，我感到惊异。他用身子挡住我，指指派出所门旁的通缉令，原来我与照片一模一样，很好辨认。这通缉令是吉林大学专政队在吉林日报社印刷的，至今还欠报社二百元印刷费没给呢。我跑到朝阳、赤峰、白城等城市，都无法安身，城里太紧张了。有一次，我在七十多岁的老王大娘家里，忽然街道有人敲门进来，大娘把我藏在日本式房子的小壁格里。大娘左右周旋，才使我脱了险。救我命的大娘今年一百一十岁了还健在，生活自理。每逢过年过节我去拜访他老人家，她都说：“我救化民积德了，活一百多岁。”

于是我改变逃跑路线，从城市转向农村，认为农民善良朴实，能安全些。没想到，农村更难藏，村子小，几十户人家，谁家来个生人，不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传到大队革委会就是危险。那年月，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被发扬得淋漓尽致。派别不同、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现象真是司空见惯。农民积存的那点古朴善良也多被邪恶潮流涤荡殆尽。真正善良的人们也很害怕，把善念存在心里而不敢有什么善的行为。

田野里的庄稼都进了院子，我连苞米、大豆都吃不到；过夜的谷码子、高粱垛都没了；天寒地冻，无处藏身。风雨夜，趁着站岗的民兵不注意，我潜回自己家。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全靠父子兵。危难之时方显骨肉亲情。父母兄弟冒着灭门的危险，把老任家历代唯一的大学生藏在地窖里。外面风声紧，搜查一阵接一阵。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一躲就是一年多。多亏我自幼长在农村穷人家，能吃一般人吃不了的苦；也多亏父母给我一个好身体，熬过了那黑暗的岁月；也多亏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弟弟们借着备战挖地道的机会，改造了地下室，搭了火炕，安了电灯电炉。

不能总这样躲在地窖里，给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压力，在针毡、地雷上过日子，应该到外地去谋求生存。趁民兵看的不紧，在无月的下半夜，母亲摸黑为我做顿饭。我吃不下，父母兄弟无声的哭作一团。父亲再三告诫：到外边再苦再难，也别走下道，别干伤天害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母亲也叮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前我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身上带着几个鸡蛋、一把电工刀、一盒火柴，斜出家门，翻过墙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踏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漫漫长路。

飞出牢笼的鸟儿是自由的，哪怕是在黑夜里飞。我必须跨过洮尔河、罕达尔河，到内蒙绰尔河西去找一门子不曾来往过远房一家子。为了认一家子，我按宗谱编排改了名：任启学，老家顺天府玉田县任各庄，孤儿，高中毕业，知识青年，不愿下乡，出来散逛。为了尽快逃离平原地区，有时一天要走一百五十多里，双脚都磨起了水泡。避免麻烦，尽量少进村子。饿了，抠地里刚出土的黄豆芽，有点豆腥气，吃一会儿就甜丝丝的了。我想，这总比长征吃草根树皮强。渴了，用帽子过滤路边的泡子水，仰脖接着喝。晚上藏在生产队场院的柴禾垛里，冻醒了再走。实在太累了，找个背风的地方倒下就睡着。天亮一看，吓一身冷汗，原来是旧坟坑，里边还有烂棺材板子和破布片呢。细一想，也没啥可怕的。其实，世上可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饿得实在挺不住了，才敢进屯子。不能进房舍好的院子，那多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家。要进村头门面破旧的人家，那是地道农民的家；穷人，善良的多，向着弱者的多。也不能进有知识青年点的屯子。进入内蒙地界，下乡的是天津青年。据当地社员讲，天津知识青年可凶了，生产队长都得听他们的，特革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我还穿着一身棉衣服，太扎眼了。我到一户人家，说是邻近公社的知识青年，马跑丢了，出来找马，走得太热太渴了，找点水喝。我是农村长大的，唠农村嗑滴水不漏，不仅博得他们的同情，供我一顿饱饭，而且用我棉衣换他们几件单衣，轻快上路了。

一天，我饥肠辘辘，钻进刚蔫巴樱的苞米地，啃青苞米。正吃得甜丝丝的，发现地边有一个看青的人，握着镰刀走过来，但没发现我。我觉得偷吃苞米不好，地里出现了空杆棵，看青的也不好交待。就迎出来打招呼，想说明情况，赢得他的同情和谅解。谁知那人一见我手里头的青苞米，不容分说，上来就要抓我，并操着天津老太腔大喊：“抓偷青的啦！”我见遇到天津知青了，撒腿就跑。附近干活的知青们也都拎着家伙冲过来。让知青抓住，打个半死是轻的。他们下乡的怨气没地儿发，内讧、自相角斗的事常有发生，巴不得每天都能打一仗出出气呢。我仓皇奔跑，突然，一条河挡住逃路。我站在高高的河崖子上，河水静静的没有浪花，越是这样的地方水越深，老百姓叫这王八汀。追的人群很近了，镰刀都飞过来了，砸的河卵石哧哧冒火花。我从河崖子上一头扎进深水里，潜游一会儿，浮上水面。一群天津人站在河崖子上叫骂着，飞过来的石子打得水面扑扑响。我向下游对岸漂去，心想，多亏上大学时我在长春南湖练就一身游泳的本领，不然，我这祖籍顺天府玉田县的人也要死在河北老乡天津人手里了。

快上岸了，我正得意，突然，脚被捕鱼的丝挂子缠住，将我绊倒，喝了一口汤。我意识到了危险，忙奋力浮上水面，摘下腰间的电工刀割断鱼网。可是，刀不快，网结实，割不断，网上挂住的鱼又往深处挣，我又被拖倒，又喝了一口汤。就在这千钧一发、生死瞬间的关键时刻，一位老汉跳下水来，拉住丝挂子，将我和几条活蹦乱跳的细鳞鱼拖到岸上。

老汉从丝挂子里摘出我，我跪在地上就给他叩头，谢他救命之恩。老汉忙扶起我说：“别谢我，谢老天爷吧，你小子祖上有德，大难不死。我也得谢谢你，要是你淹死了，我罪孽就大了，是我下的丝挂子呀！走，快到我家去吧。”

几句话，就知道老汉是个善良的人，我痛快地跟他进了屯子。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蒙语叫驼门扎拉嘎，汉语叫骆驼沟子。老汉姓刘，汉族，在离家三十里地的公社粮库打更。老伴是蒙族，两个女儿，大的叫格日乐，21岁，中学毕业，小学民办教师，小的叫达古拉，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刘家蒙汉联姻，在屯里威望很高。

刘大叔一家盛情款待我，多长时间没正经八摆地食人间烟火了：热腾腾的小米干饭，酱焖细鳞鱼，粮库酿的高粱酒。当听了我的孤儿身世后，大婶更热情，不住的说：“这是缘份，这是缘份，打鱼打个儿子回来。”她对不肯上桌的两个女儿说：“对没妈的孩子要高看一眼。”说得我心里酸酸的。当提到要找一家子时，刘大叔说：“你不能去找，他被打成‘内人党’（内蒙人民革命党），斗死了，家里正倒霉呢，你投奔他能行？先在我这住下，慢慢想办法。”

他们的善良和热情还是使我留了下来。大叔去粮库上班，我帮大婶侍弄房前屋后两块大园子，采菜喂猪。我是农村人，干农活不仅内行，而且有窍门。劳动，显出我的聪明能干，也透视出我的本份，绝不是那种不正经的二流子。劳动使我赢得她们母女的信任和喜欢。格日乐开始夸奖我：“没想到你文质彬彬的，还能干活。”达古拉有不会的数学、物理问题问我，我忘了自己的处境，解答的比老师都明白。身世可以造假，知识难以掩盖，它总要化为智慧溢表出来。她们同我谈电影、讲小说，发现我古今中外知道那么多，简直就是大知识分子。

我向她们学习蒙语、蒙歌、拉马头琴，说不定啥时候用着。大叔是屯里有名的打鱼郎，跟大叔下河打鱼、钓鱼，跟格日乐舅舅哈斯布赫上山打猎，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炮手，山里通。了解风土人情，以便更好地融进当地人群中，不像山外来客。当地人都信神，在动荡年代，神灵是弱小无助人群的保护者。格日乐领着我到东山峭壁上拜胡仙洞，说胡仙显过圣，可灵啦。拜每个山头上用石头堆成的敖包，那是蒙古人敬神的地方。到萨满（巫神）家看跳大神、给人治病。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萨满就是医生。这里，与红旗招展口号连天的都市比，真是同一时代不同天地。在交通不发达、通讯不方便的那个时代，时空显得真大。一个人一天拼命走，活动范围不过百八十里，一条新闻从山外传过来，不仅是旧闻，而且完全走了样。多狂的政治风暴，到了大山深处，几乎都失去了威力，被大自然削弱平息了。这是“山高皇帝远”真义的具体展现。山外恶浪翻滚，山里依然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刘大叔在粮库给我找活，扛麻袋，是阎王活，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多,一袋绿豆二百斤，压在我这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身上，那真是刹骨的疼啊。做囤时要扛一百二十斤麻袋上六级跳板，十多米高，摔下来不死也是重残，粮库养着两三个这样的正式工人呢。为了生存，有享不了的福，没遭不了的罪。我咬牙挺过来了。刘大叔常叮嘱工头多关照我，格日乐到公社供销社买东西时来看我，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的小妹达古拉也常来看我。粮库里从上到下都以为我是刘家的大姑爷呢。人们开始高看我，工头也不再欺负我了，我日子好过多了。雨季粮库没有活，我回驼门扎拉嘎帮大婶种地、养猪。大婶对人们的传言早有耳闻，也看出自己姑娘格日乐对我的爱慕之情。只是我不太进入那种角色，总像儿子不像姑爷。大婶总试探我家里是不是有对象。

一天，屯里来了位算命瞎子，大婶把这人领回家吃饭，要给我算一算。我不想算，大婶不依，只好算一卦。算命的按我生日时辰掐算一阵说：“此人正在难中，但无牢狱之灾，他左脚心有个红痦子，是走星照命，流浪他乡，十年后出头露日，以后出人头地相当不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楞了，大婶看着我的眼睛，格日乐盯着我的左脚。达古拉爽快，一把撸下我左脚袜子，让我抬起脚，八只眼睛都盯着脚心那颗暗红色的痦子。连我都不知道，真神了！

事到如此，面对善良的救命恩人，只好实话实说了。达古拉像听故事一样，好像我在讲别人，听得颇有兴致。格日乐低头沉思，大婶泪水滴滴。全家人沉默许久，大婶擦擦眼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光复那年（一九四五年）秋天，大婶十七岁，日本兵在五岔沟被老毛子打败，有七个日本兵跑到驼门扎拉嘎，挺可怜的，都是农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大伙就把他们分开藏起来。大婶家藏的叫依哇一兹尼，名字咬嘴，就叫他一挖一锹泥。白天大婶的父亲领他钻山，采榛子、橡子、木耳，晚上才敢回来。大婶帮他缝洗衣服，听他教日语阿衣屋也敖，看他媳妇照片。老毛子来抓好几次，也没逮着。一年后消停了，他们才去齐齐哈尔回了日本。大婶说她父亲积德了，那年着山火，烧死八个人，她父亲逃了出来。

大婶说：“你没杀人放火，就说点啥写点啥，没犯法，别怕，就在这儿呆着吧。”大婶善良得不明白，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大叔回来了听了我的事儿，一个劲抽那袋蛤蟆烟。好久才说：“你要留大叔家不撵你；你要走，我让哈斯布赫送你出去，到外蒙去，他那儿有亲戚，挖“内人党”时，他送过好几个人。边界好过，咱们中国双日巡逻，他们单日巡逻，双方不见面，怕冲突。

我沉思良久说不行。我出去再也回不来了，能回来也是当特务，老毛子克格勃不能放过我这个会俄语的理科大学生。我在国内躲一躲，形势一变就有出头的日子。出去是汉奸，哪个朝代也不会给汉奸平反的。历史证明我的抉择是正确的。吉林大学化学系六三级学生李洪舒外逃苏联，当了特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入境被俘后为我方工作，帮助揭露了苏联驻华使馆特务行动。并以他为原型，拍成反特电影《熊迹》。

夜里，全家都没睡好。我必须离开刘大叔家，不能让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上哪去呢？我进入梦乡：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铜盆，闪闪发光，把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邻水的小镇照得如同白昼。我在河水里畅游，胜似闲庭信步。醒后，我决定向北走，找我梦想的北斗七星镇。人顺的时候，可能啥都不信，不顺时，信天信地信命信梦。

要离开的那几天，全家人都不爱讲话。大叔让我记下他在北山（大兴安岭）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大婶则是缝补衣服，格日乐拉着马头琴，呜呜咽咽诉说着《嘎达梅林》，不知北飞的大雁哪年再飞回来。

大叔大婶达古拉送我到屯外，我身上有钱，大婶又塞我手里三十块钱说：“穷家富路，大山里可不能步行啊，要坐车走。实在呆不下去就回来，大婶我还留你！”我泣不成声：“等我得好那天，一定回来看你们！”大婶说：“别哭，吉人自有天相。”格日乐领着大花狗送我到北山口，临别时说，祝你心在流水，志在高山。我领悟她的心思：要我心在流水不腐，志在高山不移；也要我人在高山兴安岭，不忘故地绰尔河。她一直望着我消失在远方……

离别，撕心裂肺，刻骨铭心。这次离别比当年离别父母家乡还难受，那时是逃离魔掌奔向自由，而今天是离开善良温暖的港湾去闯大风大浪。后来演电影《归心似箭》，我竞连看了三场，看三场哭三场。现在，每当电视画面出现大草原、大森林、腾格尔、德德玛和马头琴时，老伴儿总要叫我快过来看。她知道，内蒙是我的第二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大兴安岭南麓这段生活，奠定了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生存的基础：身体彻底康复，能干各种吃苦的活；了解山里的风俗习惯，能应付各种情况，不是当初文弱书生，而是闯荡江湖的老手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大兴安岭林海深处遇到的更为严酷。

按大叔提供的线索，我到过海拉尔牧场，领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光，但这不是我的去处。我到过乌尔其汗林业局、图里河、伊图里河、克一河、甘河、吉文、加格达奇等地，都不适合我生存，也不是我梦想中的北斗星小镇的模样。这时，我的身份也变了，不再是吉林省大安县人，而是内蒙古绰尔河人，因为那是我再生的地方，我对它太熟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地方了，那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如果这里呆不下，那只好去更北方塔河或呼玛林业局了。

那天上午是个大晴天，当我走出阿里河火车站时，看见蓝天白云之下，周围山岭长满青松，阿里河流水碧波荡漾，这不正是我梦中的北斗星镇吗？我兴奋异常，很顺利找到林业局仓库工作的“亲戚”。姓徐的主人非常欢迎我，他身体不好，孩子小，家里的地没人种，牛车没人赶，奶牛没人放，正好需要一个劳动力。于是，我成了他家的长工。

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家的面貌：新板夹泥房子盖了起来，前后两亩多荒地开成长满土豆、大头菜、布留克的园子，院里堆满了松树桦树柈子，连周围的“墙”都是木柈子砌成的，草垛像小山一样，够几头牛吃一冬天的。

周围的邻居也经常使唤我：修房、种地、打草等，活不白干，一顿好酒好菜和一些夸奖的话。也常帮邻居写信，修电灯，修收音机、自行车、牛车，以及辅导孩子学习等。邻里关系好了，他们帮我找活干。我在粮库干过，那是我在绰尔河粮库学的本事；修过汽车，筑过铁路，当过木匠，放炮开山采石等。采伐倒套子（用牛从山上往下拖原木）是最苦最危险的活了。零下38度是正常气温，一有寒流就零下42度。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半夜喂牛，摸黑出车。踏着半米深的积雪，抱着鞭子，蒙蒙愣愣地进山。一颗大松树底径有七、八十公分，用弯把子锯得拉一个小时。放倒后要截成四米长件子，用爬杠装车。一千多斤重的大原木，一个人装上牛车需要很高的技术。用铁压机把钢丝绳紧好，车后拖根小口径原木，刹车用，防止跑坡。伐木危险，下山更危险，经常翻车伤人。连饿带冻，三更半夜到家。

一天，二十多米高的松树锯断了，晃晃悠悠就是不倒。人不敢离开，怕突然倒下躲不开。我按伐木工人说的，给山神爷磕头，树不倒；又把白茬皮袄抛出去，期望树倒下去砸皮袄，树还不倒。人不活动，一会儿就冻坏，真急人。忽然，一阵山风窜过，大松树吱吱呀呀一阵叫，旋转着倒下去。坏了，拧砟啦！这是不定向倒法，大树会横扫一大片的，这样砸死砸伤的人最多。我急忙窜到一颗松树后，轰隆一声巨响，倒树扫在这颗松树上，又砸到雪地上，树上的积雪往下落，地上的积雪往上飞。我吓傻了，回过神后赶忙向山上叩头。

真是祸不单行。下山时，车后拖的原木猛地卡在积雪下看不见的树桩上，钢丝断了，牛车猛地向山下冲��。我抱着车里辕，用双脚蹬雪刹车，无济于事。突然，车左轱辘又垫在倒木上，车轮腾空而起，向外翻去。我被里辕挑到空中，甩到一边雪地上。车翻了，幸好人秋毫无损。我吓破了胆，心想今天就不应伐大家称为山门谁都不敢动的那颗大松树，何况它上面还蹲个猫头鹰。打开压机，卸掉木头，空车回家。这是我上山第一次空车回来。别人三天两头出事，不是翻车就是冒泡（爆车胎），他们称我是“神车”，今天我也不神了。

空车下山，牛奔家，跑得很快。这时，从林子里窜出来三个打飞龙（学名榛鸡）的小青年，要坐我车下山。我说牛腿瘸了，拉不了。其中一个突然一拳打在我左眼上，疼的我捂着眼睛直不起身来。泪水、血水顺手缝流下来。他们一看打坏了人，又都窜进林子里。我满眼血红，视力模糊，幸好眼球没瘪。空车到家，已是半夜了。第二天早，邻居们都来看我，送来云南白药。他们都说那是三个地癞子，老子是当官的，谁也惹不起。一个多月，我的眼睛才好。

聪明、能干、老实厚道，人缘儿好，家里又没啥人儿（光棍）,我成了有姑娘人家评品的对象。东院邻居来介绍对象，是她的侄女，姑娘我见过，挺不错的。但我房东担心别人抢了他的好劳力，让他外甥女从讷河县特意赶来介绍给我。邻居一看抢不到我，就起了歹心：我得不到，谁也别想捞着。

大兴安岭是卧虎藏龙的地方，有十万“盲流”。有右派、反革命、走资派，混不下去的农民。那里的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盲流干，就像现在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干建筑、筑路等力气活。当地离不开盲流，可上边又经常清理抓捕遣送盲流。说人都跑山里来，影响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阿里河镇就有盲流人口收容遣送站。抓住先一顿胖揍，然后干苦力，挣够路费押人上路返乡。别人抓住了有处遣返，我往哪儿送？所以，我与邻居关系非常好，真是有求必应。房子着火，我第一个冲上房；人喝多了冻在雪地里，没人敢管要冻死了，我背他送回家；三更半夜，老人老了（去世），也来喊我，儿子不敢抬大头，我来抬。我给公安分局的人干活，打好招呼，让他们多关照。

尽管我辛勤营造安全环境，也难防叵测人心。在清查盲流运动席卷全镇时，邻居女人到收容遣送站告密，说徐家有个身份不一般的盲流。一群人来徐家抓我。多亏我早有提防：院子的木障子高三米，上有铁丝网，房子按蒙族风俗留西窗，窗下障子留有活门。抓我的人在东大门砸门，我跳出西窗，抽开活门，跑了，躲到盲流朋友家。第二天，我迎着棒棰（人参）鸟的“盲流好苦，盲流好苦”的一声声凄厉的哀叫，背着简单的用品，钻进了阿里河镇北面的大森林里。

有句口头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到山里住。每当盲流被逼无奈时，就背着粮盐、火柴、猎刀、铝盆、狍皮等，到大森林里去采木耳。那时一斤干木耳也能卖十来元，运气好时一天能采一斤木耳，一两个月回来，也能对付五六百元，在那时可是个不小数目。就像淘金热一样，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吸引着全国各地（山东、四川、河南、安徽最多）盲流来淘金。有的不知大森林的险恶，没有与大森林亲和的本领，许多人葬身林海之中。大山里的河水虽然不深，但只有零上几度，很难游过去。一些南蛮子会水，只知深浅，不知冷热，结果抽筋溺水身亡。山林里草木茂盛，沾火就着，不会打防火道，不会野外用火，常引火烧身又烧山。可怕的还有一猪二熊三迷路。要是不慎闯到猪窝熊洞边，或碰上带崽的母猪母熊，或碰上追情逐爱的它们，都要与人拼命的。没有经验的人最容易迷路，干走走不出来，失去信心，精神崩溃，人就完了。其实，山里最可怕的不是自然不是野兽，如果能像鄂伦春人一样与之和谐相处，也都相安无事。最可怕的是人。过去进山的人讲山礼山规，很义气。主人不在撮罗子（窝棚，鄂伦春人称仙人柱）里，你可以做吃做喝，完后原样放好，东西一样不动。就像鄂伦春人留下的规矩：猎人打到大的野兽一时运不走，把猎刀插在野兽身上。别的猎人见了，可以割肉吃，但刀不能倒，更不能动。如果动了，他要拼命的，这就是山里的法。现在的人可不行了，尤其是山外关内来的盲流，把打砸抢的造反精神也带到大森林里来。为了抢木耳、药材、偷粮盐时而发生血案，纵火烧山的恶性事件也常有发生。

在大森林里安家很简单，不用办理户口迁移，不用申请房号批地皮，只要符合大森林的规矩，相中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搭撮罗子。我相中一块风水宝地：背风朝阳山南坡，河水在山谷汇成一个湖泊。湖水明亮如镜，鱼在云中游,鹰在水里飞，青山蓝天尽在倒影中。临河近水，可防山火；临林不入林，可防林中野兽突袭，遇到民兵搜山，又能钻进林子逃走；两厢山坡上长满柞树、桦树，是采木耳的好场地。我为湖水命名：卧龙潭。

清理枯枝烂叶和杂草，烧出防火道。一把猎刀又当斧子又做锯，用松木杆做骨架，桦树皮做瓦，苫上厚厚的小叶樟，一个撮罗子就搭成了。用桦木杆做床，铺上干草、狍皮，天然弹簧床。为防火，门口几米外，就地挖坑，架上铝盆当锅灶，一个家就建成了。吃的是盐水煮苞米面尜。要想吃到油水，就得抓青蛙、泥鳅、蛇、松鼠、桦鼠、石兔。运气好时，能捕到大一点的猫头鹰、野鸭、雪兔。野菜满山都有：最多的是蘑菇，蘑菇生蛆没毒，煮出的汤上漂着白花花一层蛆蚜，木耳、柳蒿芽、黄花菜、山芹菜、山韭菜。野果更丰富：山丁子、稠李子、都柿、雅各达、水葡萄。最好吃的是都柿，又酸又甜，营养丰富。现在人们极力推荐的抗自由基的蓝梅，又称越桔，就是那满山遍野的都柿。坚果只有一种：榛子。野猪、松鼠、桦鼠、石兔等都吃榛子，不多日子就只剩下一地空壳了。大自然是慈悲的，总是给想活下去的人一条生路。

大兴安岭的气候也反复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晴朗朗的天，来块云彩就下雨。雷电冰雹是常见的天气现象。一天，风云骤变，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我躲在撮罗子里，看老天爷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突然，天地一亮，轰一声，一个闪电打在湖面上，击起几十米高水柱，夹杂着银白色的鱼，又散落在湖边的草地上。天老爷严厉又慈悲，赐我鲜鱼吃。

采木耳是个苦活。多是阴雨天采，好天头晾。林子里闷热潮湿，不下雨也是露水淋淋，浑身一点干处都没有，衣服要到中午才被自身热气溻干。蚊子小咬多的如同扬糠一般，钻到头发里咬人，痒的钻心。二十斤湿木耳才晾一斤干的，背木耳的后背总不见干，往下淋水。长木耳的是柞树、黑桦、白桦，三年发烧四年长耳子，站干很少，多数都倒在深深的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怕蛇咬，又怕窜出黑熊野猪来。

大森林里，白天还好过，山清水秀有活干。最难过的是夜晚，“盲流好苦”的鸟声没有了，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一堆人类从远古传下来的篝火，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那黑暗中似乎藏着无数的狗熊、野猪向我逼近。特别，一声声凄厉的猫头鹰笑，一阵阵长长的野狼嚎，令人毛骨悚然，紧握着猎刀，不敢入睡。当熄灭篝火钻进撮罗子倒在潮湿的铺上，一下摸到冰冷的一团蛇，如同触电一般，大叫一声，跳下地，点着火，把蛇用刀躲成泥。害怕别的蛇闻味儿来报复，不敢睡觉，不停地抽烟，因为蛇最怕的就是尼古丁了，一直抽到天亮。

人怕逼，马怕骑。为了生存，我也适应了跑山生活。有一次我碰到三只黑熊，俩大一小，在河边塔头甸子的蚂蚁堆上舔吃蚂蚁。我急忙钻进树林，谁知被它们发现了，跑了过来。我飞快地逃跑，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当我停下来时，迷路了。大兴安岭没有突起的奇峰，都是漫漫山岭，山头上尽是树，登上山头也看不清方位，心一慌就完。只有镇静，顺着河水走，准能转出山来。我小心翼翼往山下摸索，在野猪沟遇到两个采木耳的盲流老粱和刘景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自然就相识。老粱是龙江济心河干一天才挣七分钱的生产队会计，刘景林是碾子山雅鲁河生产队长，人称刘老大。他俩盲流比我资深，经验丰富，能用铁锹烙饼，下套子套狍子。当二位用二合面（白面加苞米面）大饼子款待我时，一只大耗子从撮罗子苫的茅草里钻出来，到桦皮笸箩里捞个大饼子就想跑，我手快，抽刀刺去，草厚没扎着。

夜里，我仨个睡的正香。突然，我觉得有什么小动物从我身上腾腾跑过，蹬我头一下，跳到地上。我多年养成睁只眼闭只眼的警觉习惯，猛地睁眼一看，撮罗子门上方着火了！是炉筒子过热，烤着了门上的塔头垡子。我翻身跳起来，一边用上衣扑火，一边大喊着火了。可是老粱和刘老大白天太累又喝点酒，就是不醒。我冲出门外，端起灶上的锅，一锅涮锅水压住了火势，又一锅水泼在他俩头上。他俩惊醒，光着屁股跑出撮罗子，端几盆水才浇灭了火。吓得不敢睡觉，坐着抽烟唠嗑到天亮。说多亏我精神，救了大伙的命，也多亏白天没扎住那大耗子，是它发现着火了，从我身上逃生，才弄醒了我。我们仨发誓：再也不吃耗子，是它救了我们仨的命！老粱说我住的那条沟叫黑瞎子沟，木耳虽多，老跑山的没人敢去。那黑瞎子被人撩骚过，见人就撵。特别现在有小崽，更凶。刘老大就被它们仨个撵得上过树，蹲了好几个小时。今天黑瞎子把我撵到这儿来，是山神爷让我来救他们俩的命。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吱声。八月��要到了，他俩要下山，让我搬来住。

我搬到野猪沟，老粱和刘老大留下他们的不少用具就背着木耳下山了。又一次离别，刺痛我孤独的心。人啊，应该是群居的。八月十五，大森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篝火，望着明月，思念故乡，思念吉林大学，思念绰尔河畔刘大叔一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愁了瞎嘟嘟。我把会唱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苏武牧羊、满江红、惜别、嘎达梅林、芦笙恋歌、敖包相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露营之歌、鄂伦春小调……夜幕沉沉，山野空旷，悲怆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嫦娥不语，山神不应，只是偶尔有野兽唤伴的欧欧声应和，加深着思乡人的悲伤。

忽然，一股糊焦味儿顺风飘来。我向北一看，着山火了！大火借着北风，迅速的向野猪沟推进。烈火生风，风助火威，铺天盖地都是红彤彤的大火。大火照亮了天地，吞噬了黑夜，也吞噬着一切生灵。一切植物都烧毁在火海里，松树、桦树烧得嘎嘎作响，那是死亡前的呼叫。一切动物都放弃了世代的生存斗争，争相奔突逃遁。大鹿用身子挡住湍急的河水，小鹿紧贴在母亲身旁，母子偎依着游过河水逃离火海。野猪黑熊收敛了往日的威风，狼狈的向南逃窜。快腿的獐子，细腿的狍子都飞快的奔向黑暗。火苗跟着小松鼠窜到树梢，一个小火球飘落在火海里。夜间弱视的乌鸡、帮鸡、飞龙在火光中盲目飞窜……比红旗似火、斗声如雷的人间灾难不差分毫。劫难，大森林的劫难。

我把东西搬到卧龙潭南岸，点起火，大火向南推去，烧出防火道。我用湿帽子捂住脸，趴在干河沟里，眼看着大火烧毁了撮罗子。大火在卧龙潭两侧飞过河向南烧去，卧龙潭和防火道救了我的命。必须趁黑夜下山，要是在火场里被民兵抓住，纵有千张律师嘴，也是一个个零。

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我救了老粱和刘老大，现在无处可去，只有回阿里河找他们。老粱帮我卖了木耳，托人弄张叫胡林的空头户口。在阿里河许多人都认得我，叫胡林不行。我回到绰尔河找刘大叔，可惜格日乐嫁到扎兰屯，全家都搬到那里。哈斯布赫舅舅托人给我换了个新户口，名叫任启学。回到阿里河落了户。摘掉“盲流”帽子，成为阿里河正式居民，有了安全感。老粱当过会计，到西山酒厂谋了个保管员干，也把我介绍到酒厂当了一班班长。我钻研技术，产量高于别的班，被选为先进生产者。其实，我造酒，老粱保管酒，合作很融洽。我们的朋友没少白喝西山酒厂的六十度白酒。老粱见我精明能干，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不可。我不同意，他揪住我耳朵说，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高中毕业生吗？人家姑娘不嫌你是盲流就不错了。老粱一封电报，他亲戚的姑娘来到了阿里河。姑娘挺像格日乐。端庄稳重，心灵手巧，善良贤惠。

那天，我们正在老粱家议论这件事，一位相面先生在门外吆喝，老粱说正好，让他看看，你俩合不合婚。说也奇怪，那先生进屋就打量着姑娘说：“今天相面，别人我收五角钱，这位姑娘的我不收。她是福相，大富大贵之人，别看现在有点寒酸，不久便能时来运转，给夫君带来好运。我了解老粱，不然会以为相面先生是老粱的托儿。在绰尔河刘大叔家算命先生说我颠沛流离十年，现在只剩下一年多了，也许就应在这姑娘身上。十年来，可能我千里奔波万里寻觅的就是她？是夫妻棒打不散，不是夫妻捆绑也不成，也许是缘份吧。我说跟我过日子要受苦。她说：“俩个人受一份苦，总比你一个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穷三富过到老，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何况你这么能干。”这话使我动了心。她屋里屋外啥活都会干，这些年是劳动救了我，我觉得与她曾是相识，很合得来。就这样，大伙一撮合就成了。买间土房，大伙送点锅碗瓢盆，猛喝一顿我们自己酿的老白酒，就算结婚了。当时，我不得不隐瞒身世，从户口上看，我比她大四岁，实际上十二岁，俺俩都属猴。以后知道了真情，她哭了：没想到你遭了那么多罪，我早认识你好了。她也常开我玩笑：你真能装，我咋就没看出你比我大那么多。别看她小，但比我懂事，过日子里里外外全靠她，和她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结婚不到十个月，母亲带着吉林大学数学系党总支关连弟发出的寻人启事找到绰尔河，又找到阿里河，在茫茫的盲流人群中找到了我们夫妇。母子团员，婆媳相逢，悲喜交加。母亲说，当年跑一个，现在回来三个（已怀孕）。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后来知道，陷害折磨我的那几个人有的自杀，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进了监狱。

告别阿里河，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多少年后我还经常梦到绿色的大兴安岭，山山水水，那牛那车，那粮库那酒厂，那撮罗子，那黑熊那山火……泣不成声，被妻子推醒。

我向盲流朋友及酒厂领导告别时讲明身份，大家��是一愣，有点不相信，接着就是欢快的笑声。有的说，我觉着任启学不像高中生，高中生哪能看懂《黑龙江发酵》；有的说，这小子评上先进生产者，代表临时工讲话时，不用稿讲得那么好，原来是个大学生。那几位平时爱慕我关心我，但又觉得不门当户对的正式女工，真有说不出的后悔，只好说没那个缘份。

户口和粮食关系早已注销的人，回到吉林大学，成了大新闻，报纸、电视、广播都报道了“野人新生”的故事。很多人都说：“任化民，也就是你能活下来，换上我早死了。”一位记者问我生存下来的原因，我说：“我的遭遇是当时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被赶到蛮荒时代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文明群体，迟早要解放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罪，我渴望自由，我想活下来，这是生存动力。保护我的是劳动和劳动大众，我学会了各种劳动，劳动使我与劳苦大众融合在一起，深深的掩��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不被发现。善良人与善良人在一起，是人世间最大的安全屏障。另外，也只有劳动才能消除孤独寂寞，使生活每时每刻充实丰富，不是度日如年。其实，当年用劳动惩罚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想错了，正是劳动成全了知识分子。在劳动中养成的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像什么的品质，在我教学科研工作中都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包括我多次立功受奖，获得金质学雷锋荣誉奖章，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都是那十年艰苦劳动奠定的基础。”

我拿着农村户口给妻子儿子落户，长春市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为难地说，我们从来没落过这样户口。当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我亡命兴安岭的经历后，立刻签了字，并对我说，你爱人有福也不简单，是她给你带来好运，你们患难夫妻，要白头偕老。是这样，二十七年了，我们相依为命，携手共进，我的每颗军功章上都有她的一多半。

生命像条河，最值得回忆的是九曲十八弯，生活的道路越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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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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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曾文祺

本文写于2001年。

曾文祺在台北市迪化街长大。迪化街是一条古老的街，从厦门向台湾跑的一批人，一进淡水河，就地落户做起南北杂货生意，就形成了迪化街。迪化街是台北最繁华的一条街，曾文祺家在迪化街开了一家杂货店。

小学时的曾文祺时常踩自行车，载比他还高的包裹，四处送货。曾文祺家有7个小孩，父母对子女没有很严的要求，放任他们成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有生意要照顾，顾不过来。

除去曾文祺三哥高中毕业不想念了之外，曾文祺家其他孩子都念完了大学。曾文祺很自豪自己的家庭既有商业气息，又有人文气息。他特别喜欢和人说，他的叔叔在纽约当画家，他的姐姐姑妈都是老师。在台湾，书香门第是一个让人景仰的称呼。

曾文祺念书不算用功，当他接到台湾交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和父母一起去放鞭炮。曾文祺喜欢交大，不喜欢台湾大学，只是因为交大在新竹，台大在台北，已经在迪化街上呆了18年的曾文祺想换个地方住住。

曾文祺考分不高，只能上航运技术系，这是交大倒数第二差的系，倒数第一是应用数学系。

跑船的

曾文祺拎一个小包裹，走到船边，抬头望悬梯，很高，顺悬梯爬了上去，曾文祺既好奇又担心。海上的风浪可想而知，海外的新奇从未尝试。怀着不一定要去的心情，曾文祺登上远洋的海船。

大二暑假，曾文祺第一次出远门。先到了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洛杉矶，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站在甲板上的曾文祺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做宽广，以至于他后来爱和人说“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宽广。”穿过巴拿马运河，经百慕大三角洲，海船抵达纽约。在迪斯尼乐园玩过，曾文祺跑进美国水手酒吧长见识。西洋以及东洋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下冲进了曾文祺19岁的胸怀。

大二“跑船”跑得高兴，大三、大四暑假，曾文祺都出去“跑船”，曾文祺将他的大学生涯概括为“跑船”的。在新几内亚，曾文祺和当地土著人开烤肉晚会，烤肉召来成堆的苍蝇，他还得吃，不吃不礼貌。曾文祺从小在商业环境中长大，接触过很多人，他喜欢《苏东坡传》，喜欢苏东坡那种“白天上朝跟皇帝弄朝政，退朝跟乞丐下棋、聊天”的生活。曾文祺能和船上的水手们处得很好。

“跑船”的确很有趣，那是因为每次只跑两个月，去玩一样，真得将它当成终生的职业，曾文祺有些含糊。虽然“跑船”是一般收入的五倍，但“跑船”在台湾地位很低，在台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农工商”观念很浓厚。曾文祺“跑船”的同学，最后只有一个真正“跑船”的当了船长。

台湾工研院

曾文祺坐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设计室里画汽车引擎，窗外阳光灿烂，看到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曾文祺扔下手中的设计，和同事骑着摩托车，横贯台湾去了。

曾文祺既然已经体验过了“跑船”的乐趣，他就可以觉得自己大约不适合“跑船”。交大毕业，他考到台湾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研究所，去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曾文祺照例去金门当了两年兵。几十年不打仗的封闭军队，会形成另外一套价值观，其中的官僚体系，会让曾文祺们经过很多洗礼，脱一层皮。当兵是很多台湾青年由男孩变成男人必经的历程。

蜕完皮，曾文祺进了台湾最高的研究单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张忠谋那会儿当院长。曾文祺在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汽车引擎。

工研院里，大家背景基本相似，彼此承认对方是台湾精英，在一起很有认同感。而且，工研院社会地位很高，薪水也很不错，但曾文祺很快觉得自己不是吃这碗饭的人。一则，他看到旁边做汽车引擎的人都比他优秀，更为重要的是，曾文祺觉得台湾研究汽车引擎没前途。“台湾没有汽车工业，即便投很多钱做出好的汽车引擎也没市场。既然不对，为什么还要投资？这个决策到底是谁在下？为什么下这个决策？”想不明白的事，曾文祺不会用力做。

因为只是做计划，偷懒比较容易，同时不会有人盯上下班，环境很宽松。曾文祺大部分时间用在郊游、网球、桥牌、看书上，放任自己去过快乐的生活。但是，太快乐了，曾文祺也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来哪里怪，可能是因为太无忧无虑了，曾文祺有时也问自己，这么年轻怎么可以这么快乐？怎么可以这么无忧无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曾文祺又捧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觉得他就像书中所形容的那样，轻浮在半空中，可以向这个方向飘，也可以朝那个方向飘，但��竟朝哪个方向飘，一时还拿不准，所以，就这么在半空中轻轻地浮着……

由于不能承受在工研院不知道做什么的“轻”，曾文祺离开了工研院，尽管在工研院很快乐。

曾文祺来到了美国，本想修个博士，回台湾教书。曾文祺在工研院的同事离开工研院一般都会在大学当教授，在台湾当教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曾文祺后来放弃了读博士回台湾教书的计划，他觉得他尚且不能说服自己留在工业研究院设计汽车引擎，他又怎么能教他的学生这样做？在美国的曾文祺比他在台湾更没有依托，轻飘飘地没有着落。

曾文祺最终决定到企业里面实际看一看，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美国进修了一年多之后，他返回了台湾。

曾文祺进的第一家企业是做玻璃的，他们要转高科技，需要找人做规划。曾文祺名校毕业，又留过洋，还有工研院研发背景，显得特别合适，曾文祺一干才知道自己不合适。

“如果没有实际经验，做出来的规划，绝对都是学院式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在做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曾文祺的确能将规划做得很像样子，因为他念过很多书，但曾文祺知道这样不行。“我规划完了，老板要不要投资，是老板的事；老板投资会不会成功，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样做了一年，曾文祺决定不做了。

《京都陶瓷》

曾文祺又进了一家上市公司。曾文祺进去那天，董事长开大会说，今后就是要进像曾文祺这样的人才，这是公司未来的方向。五天后，曾文祺离开了这家公司。

就这样，曾文祺在很短时间内，换了七八份工作。后来，他实在烦了，就跑到花莲，帮他哥哥打理Acer专卖店，有时写写程序，每天看着大海跑步，自我放松，像他在工研院的生活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仿佛无忧无虑，曾文祺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不是事，但他又不知道去做什么，不是没做过努力，但越努力越觉得没有目标，所以，只好不做。

一天，同学来访，邀他去做硬盘的马达，说日本人的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曾文祺和很多台湾人一样不喜欢日本人，但他去了以后，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敬业。“六点下班，台湾员工都跑光了，日本人会继续工作，没有人去吃饭，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才回家吃饭。”曾文祺后来也养成了一直工作到八九点然后回去吃饭的习惯，因为即便“五点半吃完饭再回来工作，工作也被打断了。”曾文祺原来吸烟，后来他戒了，因为厂内禁烟，要到厂外吸，但走到厂外实在太麻烦，太耽误工作。曾文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工作习惯是：每天从走进办公室到出办公室，不会有超过五分钟想自己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敬业的氛围中，曾文祺一下找到了依托。“我原来老在半空飘着，因为怕错了方向而没有方向，生命就在等待中失去了意义。”敬业让曾文祺一下找到踏实感觉，他以前不是不想努力，只是不知道往哪努力更有价值。让曾文祺一下全身心投入的理由是：他满足于向日本人学到的技术——研发技术、量产技术、品质技术、管理计划技术以及客户管理技术，这些技术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曾文祺找到了摸到世界边缘的感觉，他很兴奋。那一年他30岁。

那两年，曾文祺公文包中时常装着稻盛和夫的《京都陶瓷》，稻盛和夫在《京都陶瓷》中说：“成功从追求完美的一天开始”。曾文祺向日本人学到了积极的态度，学到了“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以前，曾文祺做什么都无所谓，都觉得没多大兴趣，是因为他总在想以后。现在，他不会再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将当下的事情做好。

《京都陶瓷》使曾文祺从半空中回落到大地。

明基苏州

1996年底，明基急于从台湾派一名总经理打开市场，却没人敢来，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妈妈不让我去。”半个月过去了，曾文祺实在看不过去，主动请缨。

和日本人学完，1994年，曾文祺加入明基电脑有限公司，担任光驱产品经理。曾文祺前任做这个工作做了半年，累到胃出血住院。曾文祺做渠道、选料、采购、协调、销售，每天忙到十一二点，也很累，但此时他已经学会了以苦为乐。

曾文祺的职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Acer CD-ROM，所以，他要不停地去韩国，到日本，看欧洲，跑美国。

两年间，曾文祺经历了光驱技术从两倍速四倍速向六倍速的飞跃，经历了光驱价格从100美元转瞬间降到80美元再降到60美元的波动，这些极端的变化培养了曾文祺的预测能力，要不然“一下就活不下去了。”

两年间，曾文祺开拓了Acer CD-ROM在全球OEM业务并贯通了全球行销通路，使Acer光驱成为全球前五大光驱品牌。

光驱做成了，曾文祺被转到做显示器，显示器是明基电脑的看家产品。曾文祺负责全球操盘，刚做半年，遇到苏州明基成立两年多，急需打开国内市场，但无人敢来的情况，“我不是为我自己来的，我是为了明基电脑策略性增长而来。”

曾文祺一个人来的，抵达苏州立即到明基苏州工厂里抓了四个人：一个做助理，一个做市场，一个做渠道，一个做OEM sales。

曾文祺从自己最熟悉的OEM业务入手，带着OEM sales全国跑。曾文祺去敲联想和方正的门的时候，很自信，因为他敲开过HP和DELL的门。有着丰富国际OEM经验的曾文祺知道客户选OEM，是在选策略合作伙伴，不是在做一单生意。所以，在OEM三个要素（价格、交货期、品质）中，曾文祺将品质放在第一，价格放在最后。“光驱坏了，用户不会将光驱抽出来返修，电脑由十三大件拼在一起，如果OEM不能承诺品质，整机厂商仅仅因为返修就没法做。” 国际大OEM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一套沟通品质的表单，曾文祺知道如何运用。给客户看自己的品质，有些客户还不懂看这些表格，曾文祺就教他们怎么看，国际化和专业化使曾文祺倍受信任。另外，“客户催货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货，日本厂商就是因为交货期延迟被干掉的，韩国厂商交货期也不是太固定。”

曾文祺也有自己坚持的地方，他有句名言：“如果非要喝这杯酒才和我做生意，这个生意我不做了。”曾文祺有他的道理：“如果我的服务都做得很好，你仅仅因为我不喝这杯酒而不和我做生意，我也不要和你做生意，为什么？因为我认定你这家公司没有未来，我也不要投资在你身上，我只投资在有潜力有未来的公司身上。全世界生意不可能一家公司全做，我就挑价值观与我相符合的公司做。” 曾文祺最高兴的事是，去OEM客户演讲，最高兴别人喊他老师，他觉得他讲的理念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觉得这比喝酒重要。

《领导革命》

曾文祺站在苏州，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Acer是台湾惟一的世界性品牌，曾文祺觉得他来国内就是来跟SONY、三星、飞利浦抗衡的。OEM的单子虽然已经装进了口袋，但曾文祺将它看成暂时目标。

曾文祺来到苏州，同时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短期成材的泡桐，一年之后成才就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红木，渠道品牌的红木要慢慢长。

2000年，曾文祺读得最好的书是《领导革命》，书上说，要超越竞争对手，就不能模仿竞争对手，必须另寻商业模式，另建游戏规则，只有在新的游戏规则中，才有可能将竞争对手原来的优势扭转殆尽。曾文祺用这一招在DIY市场上屡试不爽，使自己种的红木长得和泡桐一样快。

键盘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选择键盘主要问价格，然后是形状，最后是性能，没人关心触感好坏。曾文祺知道Acer键盘触感好，是按人体工学做的。

曾文祺做键盘之前，做键盘没见谁打过广告，卖键盘拼的就是价格，拼命搬货就行。台湾总部也说，键盘是不可以行销的产品。曾文祺不信，曾文祺心说，“我是做行销的，你告诉我键盘不可以行销是什么意思嘛。”仗着自己以前的业绩，曾文祺拿出销售额的5%做广告。触感的广告一出，不到一年，再做市场调查，6成的人选键盘，首选触感，选触感就是选Acer，Acer键盘从原来的零增长到现在的三成或者四成的市场份额，如果算上假冒Acer键盘，市场占有率可以超过五成。

光驱

曾文祺冲击SONY光驱之前，深知其品质卓越，但无论品质多好的光驱，读盗版碟都不会好。曾文祺抓住这一点，让总部赶快调整光驱内的程序，使之遇到质量不好的盘片降低速度多读几遍或者跳过。曾文祺为此还特地给这种光驱弄了个鳄鱼形象，取意“鳄鱼什么肉都吃，Acer光驱什么碟都读”。一年时间，Acer光驱也做到了配套市场第一。

鳄鱼光驱赢了，曾文祺将眼光盯住了刻录机。当时HP第一，高高在上。曾文祺赌刻录机进入家庭的转折点，突然将刻录机价格降到了999元人民币，受美国总部指挥的HP刻录机依然像卖金子一样卖刻录机，2000多元人民币一台。

一年以后，HP刻录机的用户满意度依然是第一，Acer可以打六七十分，但曾文祺已经将刻录机的游戏规则由商用专业改成了家用价格与渠道的竞争，而Acer刻录机的新定位太有优势了。也是一年时间，曾文祺赢过了HP，在内置式刻录机市场成为第一。

显示器

显示器方面，曾文祺现在还在和飞利浦打仗。14、15寸，曾文祺不求量也不杀价，靠OEM维持一个不太难看的数字，等于半放弃，曾文祺腾出精力专做17寸显示器，17寸做完，曾文祺做17寸纯平。到2000年，曾文祺预感液晶显示器会上来，所以，在2000年Acer液晶显示器每月只有两三百台销量的时候，砸很多钱做液晶显示器广告。2001年，国际液晶显示器价格果然大幅下调，国内因销量不高，众厂家不愿意降价，曾文祺看透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于2001年4月，宣布液晶时代到来，准备大打出手。但这一次曾文祺的对手不只是反应缓慢的国外厂商，联想在6月加入了液晶显示器的角逐。“他炒作的力量一定比我大，他一炒作，波浪一来，我就站在浪头冲浪，现在液晶显示器市场报告显示我是第一名。”

曾文祺在中国市场上杀得起兴。

读书会

2001年8月24日，下午3时，明基北京公司停止办公，所有员工集中在会议室，听曾文祺讲课到下午6点半，而曾文祺所讲的内容并不属于紧急情况，一份营销的案例，一份GE用人之道。

但曾文祺将这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每隔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礼拜跑向明基各地分公司和员工们一齐开读书会。读书会的形式和大学里面的讲座类似，曾文祺连续讲3个多小时，讲到声音沙哑为止。

在苏州总部，读书会一般会安排在晚上六点到八点，在分公司则会辟出专门时间多讲一点，而且，很可能连续开两个读书会。曾文祺两三个月才能到分公司一次，他总觉得分公司因此失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尽管曾文祺要求他不在的时候，他们自己开读书会，但曾文祺还是不放心他们自己读书的效果。

传统管理学认为，一个人可以直接管理7到13个人，曾文祺想直接管理更多的人，想让更多的人跟着他学。所以，他推崇彼德·杜拉克，彼德·杜拉克说，理想的组织类似交响乐团，每个人都学有专精，指挥可以用一张乐谱指挥两三百人的乐队。读书会就是曾文祺的乐谱，对于指挥来说没有比乐谱更重要的了，所以，曾文祺不可能不重视读书会。

为了将乐曲奏好，曾文祺亲自挑选乐队成员。他面试新员工，只问转折点、价值观、社团活动，不问学业，在曾文祺眼里，“平实务本，追求卓越，关怀社会”的态度比一时的技能更重要，因为，“技能可以培养，态度是先天遗传。”

曾文祺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用超过两三倍的薪水挖走，曾文祺不会生气，他认为，这说明了他这个做老师的价值。而且，“人才是一条河，有流进流出才会川流不息。”如果他乐队的人被其他公司加500元就挖走了，曾文祺就会反省“为什么人家多加500块就可以把他挖走？”“他留在我身边的价值难道还不超过500元？”此时，曾文祺会感到很失败。

曾文祺也不怕自己培养的人到竞争对手那里去，调回头来和他竞争：“第一,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我自己，他跑过去就真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难道我就没成长了吗？如果我被我教出来的人打败，那是活该失败。第二,如果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不会恶性竞争，我会和他成为很好的良性竞争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根本在我这里学习不到东西。”

4年前，曾文祺只身从台湾来到苏州；4年后，曾文祺站在苏州，身后跟了一支队伍；曾文祺在最有挑战性的中国市场业已成功，现在他站在苏州望向西南，渴望征服东南亚市场。

手记

2001年8月30日9点30分，我收到曾文祺（michael）秘书应昉的email：

刘韧：

早上好！昨天又听到michael提起您，您是不是和他在聊天的时候说过您会推荐给他十本书，十本影响过您的书。michael 对您“许诺”他的书非常感兴趣，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是哪十本，这样我在转告michael的时候也可以顺便copy一份留给自己。waiting for you!

Thanks & Best regards,

fannie应昉

我随即将书单发给了曾文祺和应。9点38分，应“Thanks a lot!”；10：44分曾文祺回复：

Dear Liu,

Thank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Dear Fannie,

Could you help me to buy those books.

Michael

没想到曾文祺会在意一个文学青年的书单，那天晚上，我和曾文祺随意聊起影响我的10本书时，曾文祺说他看过书单里面的《梵高传》。我说，我在《梵高传》中看到了激情以及埋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进步渴望；曾文祺说，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人文关怀。

曾文祺希望，他能像梵高倾其所有关怀矿工那样关怀自己的员工，曾文祺不仅要求自己有同情心，他也十分在意自己的员工是否有同情心，他不愿意教没有人文关怀的人，甚至不愿意招聘他们，在这一点上，曾文祺义气得像个文学青年。曾文祺有自己的道理，他说，行销是一种文化，没有“同情”基础无法行销成功，他说，到成都喜欢成都人，到东北喜欢东北人，到广州喜欢广州人是他的天性，是他吃行销这碗饭的基础。

曾文祺利用一切机会和他的员工“同情”。2001年8月24日晚6：30分，读书会结束，曾文祺和作者一起吃饭，然后接受采访。在公司过道上，曾文祺不停地喊手下同去，由于事前没打招呼，有几个手下有事不能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继续喊另外的人同去。曾文祺喜欢热闹，喜欢跟随。曾文祺喜欢读书，记忆力也好，但他不掠人之美，谈到管理，谈到管理思想，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他会说，“这个问题韦尔奇的论述最经典，一二三四五……你去看他的准没有错。”他不会将韦尔奇的观点从他口中直接说出，混淆主谓。

晚11点，采访结束，曾文祺拎个包，起身打车去酒店，他的身影像少小离家闯天涯的徽商，不像台北市里后现代的青年。曾文祺说，他现在已经不太习惯回台湾了，纷繁的政治纷争让他厌烦，他说，他更喜欢国内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氛围。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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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hngjc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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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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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洛

受到沙漠化侵袭的若尔盖草原（网络图片）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民歌描写了内蒙古一带草原茂盛牛羊肥壮的景象。中国曾是世界上草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曾有过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原。可以说游牧民族就是靠吃草而生存发展。2018年月10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可见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包括草原生态系统。本文讨论中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就是吃草问题。

中国人吃草也能活。若尔盖草原上的草在哪里？

一、前言

都说中国大数据技术名列世界前茅，但是一些最最基础的也是最最简单的数据，如中国的面积有多大？中国的耕地有多少？中国的森林面积有多少？中国的草地面积有多少？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有多大？近年来各类用地间的变化如何？许多年以来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而且逻辑上能解释得通的说法。无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高瞻远瞩，没有这些最最基础的数据，他们的任何决策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喂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依然是垃圾，在错误数据基础上做出来的决策必然也是错误的。

在德国，联邦统计局每两年更新一次土地利用数据数字。联邦统计局发表的这些数据，与市县、州政府发表的土地利用数据都能对起来，也能和历史的数据对起来。而这一点，中国做不到。如果没有这些最最基础的数据，搞什么两个一百年的规划，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下面一张表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1996年发布的土地利用状况，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面积也换算成亩，因为中国媒体中常常出现耕地红线18亿亩这样的说法：

下面一张表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9日发布的土地利用状况：

对比两张表,草地和可利用草地以及内陆水域面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国土总面积、耕地、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国土总面积从96093万公顷，即960.93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5820万公顷，即958.20万平方公里，整整减少了2.73万平方公里。习近平说过：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不能丢。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表上，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会儿是多了，一会儿又少了。到底丢没丢？丢了多少？怎么丢的？大家都想知道。最好大家都不要去知道。外交部告诉大家，不用你们管，这是国家秘密。知道了国家秘密，最轻的罪起码是窃取国家秘密。

从1996年到2008年，耕地面积从14.2455亿亩增加到19.5060亿亩，森林面积从19.2945亿亩增加到26.2365亿亩。1996年到2008年期间，大量的农田被开发成房地产用地，但是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三分之一。

中国土地利用数据的最大秘密就在“其他”这一项。从1996年到2008年，其他土地利用从47.9790亿亩减少到35.3670亿亩，减少了12.612亿亩。“其他”这一项包括了哪一些土地利用呢？这里包括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还有就是所谓的荒山，最后就是城镇建设用地，工矿企业和交通道路等。中国的沙漠占国土面积7.4%，戈壁占5.9%，石山占4.8%，寒漠占1.6%，冰川和永久积雪占0.5%，把这些土地面积加起来，一共占20.2%。可见，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表的土地利用状况数据，比1996年更不靠谱。

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发表土地利用数据，而是采用国土资源部的数据。下面是2016年国土资源部发表的土地利用数据（2015年末）：

国土资源部发表的数据，只涉及960万平方公里中的684.050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利用数据，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这样就避免了国民对老祖宗留下的领土是否有所丢失问题的追问。同时也避免了由于重复统计、或者夸大某种土地利用而带来的各类土地利用面积之和大于国土面积的问题。684.0501万平方公里只包含了两大类土地利用，一是农用土地，一是建设用地。没有被包括在内的就是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荒山，一共占百分之二十九，比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点二多出许多。

在国土资源部发表的2016年数据中，耕地和园地的面积进一步扩大。面积扩大更快的是林地面积，已经超过牧草地面积。如果从美国航天局发表的卫星照片来看，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出这么多的林地。

从上面简单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要谈吃草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基础数据不牢靠。让计算机分析，输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也是垃圾。只有牛羊，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是奶，吃草也是能活的。

二、中国草原面积减少近半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1996年发布的数据还是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有天然草地面积40000万公顷（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41.62%，是世界上草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世界草地面积的12%，超过当年的苏联。在中国诸多土地利用类别中，草地也是最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超过森林，超过耕地。

中国政府最喜欢说18亿亩耕地是保证中国人吃饭需要守护的最后红线。按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1.385亩耕地。如果把60亿亩草地分摊在13亿人头上，每人有4.615亩草地。

中国的天然草地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到黄土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联系到西藏高原和新疆的大草原。

可是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发表的数据，牧草地只有32.91亿亩，与之前的60亿亩相比，减少了27.09亿亩，减少了45.15%，差不多减少近半。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吃草可以活一年的话，那么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发表的数据，中国人吃草最多可以活200天，或者说，只有一半的中国人可以靠吃草活一年。这是草原面积数量的减少对中国未来的危害。

三、中国草原质量大幅度下降

中国不但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大草原面积，还曾经有过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场。比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四个质量最好的草原之一（其他三个为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新疆伊犁草原和西藏那曲高寒草原），曾被誉为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原。

可惜汉族人不懂游牧文化，只认农耕文化，并且认为汉族的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最先进的文化。几千年来，汉族人和少数民族争斗，当汉族人取得胜利时，就把农耕文化推广到草原地区，最著名的如汉武帝，屯垦戍边，最后的结果是农耕文化破坏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灾难，也造成了汉族人的失败。最近的例子有如新疆建设兵团。曾在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九年的美国女作家韩秀说：“兵团在那里没干什么好事，绝对没干什么好事。大力地破坏资源，比如说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周围本来有千年的胡杨林，密密麻麻，等于是包住了塔什拉玛干大沙漠，让这个大沙漠不会再继续扩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十万人在那砍树，砍十年，连根挖掉，所谓屯垦戌边。”相反，当少数民族取得胜利后，他们并不把游牧文化强制推广到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也没有强迫汉族人，一定要吃草。只是当朝的共产党领导人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

1958年之前，呼伦贝尔草原只有零星的耕种，耕种面积很小，只是为了满足游牧民家庭的粮食和蔬菜需要。1958年，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皇上英明，呼伦贝尔随即建立了25个农场，成为国家开垦草原和种植粮食的重点地区。到1962年末已经把19.8万公顷的草原变成了种植粮食的农田。结果如何？“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场”。但是汉族干部还是一味坚持以粮为纲，坚持吃草不是方向，继续加大开垦力度。文化大革命中派去了大量知识青年，在广阔草原上施展开垦农田的力量，让许多人至今还感到“青春无悔”。这样，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呼伦贝尔草原就逐步消失了，变成沙漠化最严重的地方。

呼伦贝尔草原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草原。中国最大的草原在西藏高原上。哲夫在《黄河生态报告》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西藏高原草原退化的问题。以黄河源头的玛多县为例，玛多县是青海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县，面积25253平方公里。曾经这里64.7%的土地为草地，牧草主要为禾本科、莎草科等140属429种。曾经玛多县的草原上牧草生长茂密茁壮，平均覆盖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单株的高度最低也在10厘米，高的可达50厘米，虽然最高大的草棵不能盖没牧牛，但是足以淹没羊群的身高。

玛多县的县委主要领导人都是是汉人，有一位的妻子孩子都在香港，是裸官。由于你懂的原因，玛多县的草原发生退化和沙漠化。曾经玛多县的5亩草场可以养一只羊；后来30亩草场可以养一只羊；最后需要1000亩草场才可以养一只羊。

前面谈到了草原面积数量减少对中国人靠吃草存活的潜在危害，那只是线性的减少，面积减少一半，一半中国人没有草吃。这里谈的草原质量的下降，其危害更大，是指数式的减少。如果中国过去的草原可以供13亿人吃草，那么由于草原质量的下降，只够不足一千万人的吃草。最后的结果不是吃草，而是吃人。

四、人能胜过老鼠？

中国人吃草能活，必须首先战胜老鼠。

哲夫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西藏高原上的鼠害问题。

“玛多的草场上老鼠种类中最多且为害最严重的便是这种名为达乌利亚鼠的鼠兔。这种贪吃会打洞个体硕大繁殖力十分旺盛的啮齿类动物，和它的不同种族界别的同类们，已经在这片超载、超生、过牧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它们不事声张，悄然崛起，抓住人类犯错误的这个空当，抓紧时机繁衍自己的族类。它们为人类的愚蠢，欣喜若狂，它们为鼠丁的兴旺，弹冠相庆。”

“玛多人是谈鼠色变。如果说超载过牧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那么鼠害便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的帮凶。它们的危害，加剧也加速了草场退化的速度。这些象早期人类一样盲目生育盲目吃喝的小动物，先天的近视使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光景，无计划地生育使它们鼠口大量过剩，为了肥硕现在的自己，吃跳蚤都不留后腿，连鼠子鼠孙的窖藏，也敢挖出来吃光喝尽，超前享受和消费。最为可恶的是它们喜欢吃牧草的根茎，它们将牧草的根从土地里铇出来，连须带根一点不剩地吃个精光，这种吃法如同人类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吃得牧草断子绝孙，连来年再生的指望，也被它们毫不留情地吃进肚子里了。更加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它们还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版图，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它们盲目地不断地开辟自己的疆土，到处挖掘它们的地下通道，将翻出来的黑色沙土，堆满了草场的地面，压灭和窒息了残有牧草的最后一线生机。”

改革开放后，汉族人蜂拥到西藏高原去挖发菜、挖冬虫夏草，去挖矿藏去挖玉石，也把汉族地区的老鼠带到了西藏高原。西藏高原本有雄鹰，是老鼠的天敌，保持了自然界的平衡。汉族干部相信耗子药可以毒死老鼠，可惜毒老鼠的药也毒死了西藏高原的雄鹰。也许老鼠的智商超过人类，当老鼠看到同类被耗子药毒死，它们绝不会再去碰耗子药的。

根据笔者这些年来种植菜园的经验，没有三头六臂，是无法战胜老鼠。所以中国人要吃草，还得问��老鼠是否能够同意。

五、草原的生态环境功能

占国土面积的41.62%的60亿亩草原，不仅仅可以用于放牧，而是中国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理中心副主任刘加文认为：“如果把森林比作立体生态屏障，那草原就是水平生态屏障。草原承担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刘加文指出，科学研究已经表明，草原的防沙作用明显。当植被盖度为30%～50%时，近地面风速可降低50%，地面输沙量仅相当于流沙地段的1%；盖度60%的草原，其每年断面上通过的沙量平均只有裸露沙地的4.5%。在相同条件下，草地土壤含水量较裸地高出90%以上；长草的坡地与裸露坡地相比，地表径流量可减少47%，冲刷量减少77%。草原的这些重要生态功能是其他生态系统无法比拟的，更是无法替代的。中国沙尘暴灾害的增加，与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有直接关系。当沙尘暴直接威胁到北京时，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学学汉武帝，下个罪已诏，检讨一下发展政策的错误。

中国的母亲河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源头水源都来自草原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原是中华民族的水源和“水塔”。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东北河流50%以上的水量都直接源自草原。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过草地就是经过西藏高原上的若尔盖草原。若尔盖草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由草甸草原和沼泽组成。若尔盖草原位于黄河、长江上游。若尔盖湿地和草原涵养大量水分，为黄河及长江提供充足水源，特别是黄河百分之三十的水是来自若尔盖湿地。近年的研究发现，若尔盖湿地正在消失，若尔盖草原正在快速沙漠化。如今若尔盖草原经常沙尘漫天，沙尘直接威胁成都市和周围的城市。黄河中下游缺水，和若尔盖草原的沙漠化有着直接关系。如果红军现在再过草地，可能就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野菜了。

六、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耕地的保护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中国的红线。但是对于草原面积的减少和草原质量的下降，则不够重视。中国政府主观认为，中国草原面积大，那里地广人稀，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会很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源研究所的杨光梅、闵庆文与李文华曾对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估算结果令人震惊。

锡林郭勒草原是中国四个质量最好的草原之一，面积1970.17万公顷，占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面积的24.17%，草原东西绵延700余公里，是京津冀的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

2002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1.0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47.9%，锡林郭勒总GDP的13.5%；

2002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间接经济损失为12.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52.9%，锡林郭勒总GDP的14.9%；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之和为23.3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100.8%，锡林郭勒总GDP的28.5%。换句话说，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大于第一产业的GDP，锡林郭勒草原第一产业的绿色GDP为负数，第一产业的GDP的产出不如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济活动失去真正的意义。无论锡林郭勒的总GDP每年以百分之七或者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十五增加，也不能抵消草原退化一年的经济损失占总GDP的28.5%。

从杨光梅、闵庆文与李文华给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算的这笔经济账，可以看到锡林郭勒的真实损失，也能看到内蒙古的真实损失，看到中国西北部的真实损失，乃至中国的真实损失。

七、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是罪魁祸首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退化最严重的地区。那么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汝荣在《我国西部草地退化原因及可持续发展分析》一文中例举了下列一些原因：

——开垦草原变耕地；

——畜牧数量超载；

——投资少；

——乱砍滥伐；

——乱挖滥搂；

——滥用水资源；

——干旱；

——病虫害等。

笔者以为已经退休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对中国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问题的认识最为深刻和尖锐。刘书润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定居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牧区推广的草原家庭承包制度是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定居政策还是家庭承包制度都不适合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生产组织（如村）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形式。这种承包制度是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农民提出来的，后来在大陆推广，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后来中国共产党把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少数民族游牧地区，把草原也分块承包给每一户牧民家庭。共产党认为，在大陆农耕区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的推广，中国共产党也强迫要求牧民改变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规定的某一个居住点定居下来，便于管理领导。

刘书润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蒙古并不是一个十分干旱的时段，但是是内蒙古草原退化最厉害的时段，原因是在这个时段，共产党在内蒙古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

刘书润教授反问道：“蒙古包只是简单的住所吗？”“不是！是蒙古包拯救了草原，房子将把草原一块块吃掉，蒙古包是不动土的进行游牧的住所，是游牧民族的天才发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殿堂。只有蒙古包水草才能很快得到恢复，只有蒙古包牲畜才能天天就近吃到新鲜牧草。只有蒙古包才能使人类摆脱坏名声，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村民。圆圆的蒙古包把朋友和亲人紧紧围拢，它好象白莲花的花蕾，孕育着忠于大自然的人们，成为当代的诺亚方舟。”

刘书润教授用一个蒙古人著名的谚语告诉大家，为什么游牧才是适合草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孩子问妈妈：“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不停搬迁？”妈妈回答：“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移动，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就感到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捶背，妈妈会舒服，如果固定在一处会怎样？”

这个谚语就是特别深刻的生态学原理，为什么蒙古人、西藏人、新疆人是移动的民族，他们又比汉人更好的对自然、对生态、对环境、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八、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美国华尔街大佬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可惜，中国人在这之前已经把草原生态系统破坏了。中国人无法再靠吃草苟且生存！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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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王维洛：中国人吃草也能活那草原上的草在哪儿？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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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饶贤君

房产售出无望、新工作杳无音信，徐坚强选择了‌‌“断供‌‌”

‌‌“你等会儿，我先去切两片生姜，一说到这事儿我就燥得很，抓头挠皮，得往脑门上贴两块姜。‌‌”徐坚强（化名）称，在焦躁失眠的这几个月里，生姜和风油精是他提神醒脑的最佳伙伴。

2018年7月，徐坚强正式成为了‌‌“失业大军‌‌”的一员，此前，他是一名培训机构的特级培训师，专门为江浙一带的中小外贸企业老板做‌‌“高端培训‌‌”，包括外贸整合营销、企业管理技能、市场开发拓展、跨境电商培训等等，平均每月收入超过二十万。

然而，今年的市场环境让徐坚强的‌‌“金领‌‌”生活走到了尾声，‌‌“以前我们最多的客户就是一些暴富的地方小外贸企业老板，稀里糊涂成功了，赚了点钱来镀镀金、探探资源，出手阔绰，买课都是全包，还经常请我去他们公司单独授课，但是今年小外贸企业太难做，到处都是倒闭的‌‌‘江南皮革厂’。‌‌”

失业对徐坚强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其失去了用于偿还名下四套新增房产贷款的最可靠收入来源，‌‌“2017年年初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跑了几趟外地，陆陆续续投资了四套房产，用了各种形式的贷款，连本带息总共贷了1100多万，平均每个月大概还十万的样子。‌‌”

原本，十万的新增房贷只占徐坚强每月收入的30%，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开支，‌‌“我在杭州上海南京还有几套房子在租，每个月能收到六七万的租金，还有一些个人的投资在外面，一个月也能有四五万的回报，但是没了工作，这些也就刚好够还上新的贷款，关键是我之前还有两套房的贷款还没有还清，还有两个孩子、四个老人要养，现在压力巨大，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一地的头发发愁。‌‌”

11月初，在持有的名下房产售出无望、新工作杳无音信的情况下，徐坚强选择对其在安徽购置的一套新房‌‌“断供‌‌”，同时，也做好了对其在山东购置的新房‌‌“断供‌‌”的准备。

‌‌“跌就算了，还卖不出去‌‌”

‌‌“如果有办法，谁愿意那么多钱打水漂啊？一套房的首付就是上百万，断供一套就是亏个首付，你知道么，就这么几个月，什么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感觉我都快憋出来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我又不是什么英雄。‌‌”徐坚强称，银行打来电话确认的时候，他的‌‌“心在滴血‌‌”。

断供，即指房贷贷款人不再向银行支付每月所需缴纳的贷款本息，而原本贷款人贷款购买的房子则归银行处置，一般来说，银行会委托法院对该物业进行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归还银行欠款，如果清偿欠款后还有剩余会归还贷款人，如果不够清偿欠款，则银行还会查封贷款人的其他资产。

在决定断供之前，徐坚强尝试了各种方式缓解现金流的困境，包括将在租的几套名下房产挂出交易、与贷款银行协商进行其他资产的抵押贷款等，但最终都无法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很多房子我都降价几十万的挂出去卖，到现在也没有一套能成交的，看房的人倒是多，真想买的没几个，中介和我说，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差，卖房的越来越多，买房的越来越少，要么就是再降价，要么就再等一等。‌‌”徐坚强表示，此前压根没想到市场会冷到这个地步。

以徐坚强在上海的一套房产为例，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85平米小户型，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上是备受关注的‌‌“硬通货‌‌”，周边小区房源挂牌价格均在750万左右，而他的价格已经挂到了不到690万，‌‌“已经比高点的时候降了一百多万了，再让我降是不可能了，我宁愿不要那几套外省的新房，这是一线城市，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有空间。‌‌”

记者统计上海中原地产、贝壳找房等中介机构的数据发现，上海楼市在2018年进入了长期地位徘徊的冷冻期，二手房成交量、成交均价均处于历史低位。上海二手房指数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则显示，上海二手房指数已经连接11个月环比下行，11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为1.3万套，与2016年同期相比近腰斩。

不仅是上海，徐坚强称，其名下分布于浙江、安徽、江苏、山东等地的房产今年大多以跌为主，仅有位于三线城市的两处房产仍处在缓慢的上涨中，且其涨价与当地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

在一轮又一轮的房产调控政策下，一二线城市的楼市过山车纷纷踩下刹车甚至挂上倒挡，中国社科院12月发布的《中国住房需求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全国房地产调控次数高达405次，同比2017年上涨近80%，创下历史记录。

与调控的谷峰对应，一二线楼市在下半年一路下滑，社科院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房价增速同比显著下滑，一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长自从2018年3月下降到-1.12%后，基本全部保持负的增长率，二线城市同比增速也由2017年11月的22%逐渐降低到2018年7月的-3%。

楼市的遇冷使得‌‌“买涨不买跌‌‌”的购房者观望情绪愈发浓厚，多家中介机构给出的交易数据均显示，由于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的下滑趋势，全国重点城市的带看量、成交量出现明显下滑，同时，购房者的平均成交周期出现显著拉长，例如，上海链家的客源成交周期相比低点已经拉长超过21天，周期涨幅达到83%。

断供案例增加

与徐坚强不同，尽管同样面临稳定收入骤降的问题，在杭州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担任高级客户经理的周铭还没有下定断供的决心。‌‌“一断供，不但首付没了，房子也没了，之前的房贷相当于白还了，我和妻子都很不舍得，我倒还好，妻子压力特别大。‌‌”

2016年底，尽管名下已经有了三套房产，但禁不住家中老人的百般劝说，周铭和妻子一起在厦门再次投资了两套住宅，‌‌“妻子本来就是厦门人，老人在厦门的买房名额也一直在，当时厦门的房价又一直涨，两家人一咬牙，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再投资两套。‌‌”

然而，妻子的失业、自身的降薪以及厦门楼市的遇冷，使得周铭不得不考虑舍弃其中一套房子，‌‌“今年8月的时候，妻子所在的P2P公司倒闭了，出来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也自身难保，算上基本工资和应该有的业务提成，大概工资能拿到去年的一半，这都是乐观的，关键是厦门的房价也跌起来看不到头。‌‌”

2017年3月，厦门出台了‌‌“最严限购令‌‌”，对厦门户籍、外籍户口买房都进行了严格限制，厦门楼市出现转折。记者统计了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表发现，厦门二手房价自2017年4月开始，已经连续下跌20个月。

周铭所买的一套集美区住宅在今年10月跌破了其购买价格，这击碎了周铭的最后心理防线，‌‌“每隔一段时间中介就来告诉我，这个小区又降价了，隔壁业主挂牌价又低了几万，有一次他发短信过来的时候，正好那个月的工资短信也发过来了，不到一万，整个人都要崩溃。‌‌”

与投资厦门住宅时的工资水平相比，周铭觉得自己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2015年的大牛市，一个月十几万的收入也有过，2016年平均一个月也有三万多，2017年比较惨，大概是一万五到两万的水平，但是真没想到，现在惨到只能拿基本工资，我们公司还有一些新入行的直接被裁了，真不敢想明年会怎么样。‌‌”

周铭称，其所在的券商行业正在进入难熬的寒冬，中小型券商都面临着裁员降薪以保住利润的境地。记者计算对比了31家上市券商的2017年及2018年半年报数据发现，有9家券商员工数量同比下降，超过20家券商支付的职工薪酬同比下滑，其中国海证券下滑32%，国元证券、国金证券、浙商证券、西部证券、海通证券下滑比例均超过20%。

一些在经济转型中，率先感到寒意的行业正传出裁员、降薪的消息，经历转型阵痛。例如，仅12月单月，互联网行业就有美团、知乎、京东、斗鱼、ofo等企业被爆出裁员风波，此外，滴滴也传出员工年终奖减半、高管无年终奖的消息。

周铭妻子的P2P行业更是在一轮又一轮的爆雷后成为了谈之色变的‌‌“雷区‌‌”，周铭称，因为在P2P公司的从业经历，为其妻子后续的求职带来了极大不便，‌‌“我妻子是做销售的，去应聘其他行业的公司，人家都觉得你这几年积累的客户资源被P2P坑完，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P2P很多失业的，好几个月的补偿金和工资拿不到。‌‌”

杭州民生银行一名个人信贷业务经理对记者表示，今年年末，咨询断供的贷款人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贷款人都是近几个月失业了，打电话过来问断供的事，如果是信誉比较好、我们评估觉得还有能力还贷的贷款人，在解释情况后，一般我们会做延期的处理，今年（断供）的数量比往年是要多，我们觉得有一些特殊性。‌‌”

追逐暴利成幻影

除了徐坚强、周铭这样因‌‌“中年危机‌‌”失去稳定收入而不得不断供的群体，P2P、比特币、股市、投资的失利也‌‌“套牢‌‌”了一批炒房客。

杭州我爱我家的一家门店经理齐飞告诉记者，在P2P爆雷的那段时间里，有不少投资客想让他帮忙寻找合适的买家，‌‌“炒房的人，基本上是以房养房的，用房子和收入加杠杆，每一笔收入到了手里马上就转成支出，资金链很紧凑，我的一个大客户，除了投资房产，还投了P2P，结果P2P这一环出了问题，钱拿不到，他的整个养房链条就垮了，负债越积越多。‌‌”

齐飞称，他的这个大客户目前把手里的五套房源全部交给他低价出售，其中有两套未还清贷款的房源需要他帮忙找到转按揭的靠谱人选，‌‌“虽然价格都比市价低很多，但是还是比较难出手，转按揭的房子存在比较大的风险，纠纷很多，而且也比较难申请贷款，购房者一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房子，再有一两个月卖不出去的话，他就只能断供了。‌‌”

曾经的炒房太太团成员刘敏也对记者表示，虽然大部分炒房客尚未断供，但资金链都已经十分吃紧，‌‌“（太太团）老公一般都是江浙这边中小民企的老板，要么就是跑外贸的，今年的大环境差，又在搞贸易战，很多改行的、关门的，而且啊，我们（太太团）都是手里有钱闲不住的，什么比特币、P2P我们都搞了，现在都亏到只能吃老本了。‌‌”

刘敏称，其在2017年12月买入了六百万的莱特币，短短几天一度涨到一千多万，但如今只剩下一百多万。记者查阅火币网莱特币价格发现，2017年12月，莱特币由76美元暴涨至369美元，后又连续大跌，如今价格为不到30美元。

徐坚强也对记者称，在中美贸易战的火花下，江浙一带数量众多的小微外贸企业已经出现了不良反应，‌‌“尤其是做一些简单的机电零配件的厂子，还有一些做塑料加工、纺织的厂子，不少都停工了，这些厂子的老板，副业就是炒房投资，我发了断供的朋友圈，第二天就有不少小老板过来问我，断供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也考虑断供。‌‌”

2018年7月，美国连续公布了两轮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江浙一带小型外贸企业的主营业务——机电音像产品、轻工纺织、家具寝具成为了加税名单中的重点，其中，两轮加税清单中纳入了累计1261.9亿美元的机电、音像设备，预计带来行业损失121.99亿美元。而根据杭州海关发布的数据，1-11月，浙江省出口机电产品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3.5%。

招商银行一位负责小微企业贷款的业务经理对记者表示，‌‌“浙江省这两年也一直在推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要从简单的加工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转型，所以实际上做简单加工的小微外贸企业本身今年就面临很多挑战。‌‌”

不过，对于由此引发的断供，该业务经理坦言，‌‌“其实每年都有断供的人，今年比往年有一定的增加，逾期的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比例有所提高，主要和今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系，但总体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更到不了之前外界传言的深圳‌‌‘断供潮’那种地步，我就是从深圳调过来的，房贷还是深圳各银行很看重的优质资产。‌‌”

11月，一篇题为《断供潮！深圳大量房子被七折拍卖！》的文章引发了热议，随后，相关部门进行辟谣称，法拍房数量大幅增加是由于年内加大司法网拍推广力度，网上录入拍卖房源数量增加，而非断供人数暴增。

前述民生银行个人信贷部业务经理表示，具体有没有出现断供潮，还要看各大银行年末统计的逾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总量，但从业务层面来看，有断供意愿的炒房一族有所增加，而从近年住建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来看，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及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良率也在逐年上升。

记者查阅住建部发布的2016年及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发现，2017年公积金贷款逾期总额为10.58亿元，同比上升34.6%，与此同时，发放的公积金贷款数量为9534.85亿元，同比下降了24.93%，也就是说，贷款发放数量减少的同时，逾期的数量在增加。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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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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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公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进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研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明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于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有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打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间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该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龙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途。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在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广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毁，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份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的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联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离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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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德平

母亲生于1921年，祖籍是湖南省宁乡县偕乐桥镇东务山的扛厅屋场。外公名叫李仲候，字光五。家谱上，外公是“启”字辈的，名字又称李启菘。外公生于1889年，毕业于“两江陆军测绘学堂”和“安徽讲武堂”，青年时期加入国民党，1938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台儿庄、徐州一带，具体地点不详。外婆名叫高慧兰，安徽宿县人，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大户人家，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1933年，她带着母亲又一次离开外公的家乡，回到宿县娘家居住，这是她最后一次离开。从此，她单独抚养母亲，供养母亲上学，一直上到高中一年级。宿县是淮海战役的旧战场，战役结束以后，在1949年麦收时节，母亲接外婆到石家庄和家人一起生活。父亲对外婆的境遇十分同情，对她在旧社会历练和见识也给予了相当的包容。外婆在家中生活，我们的奶奶也在家中生活，父亲对两位老人一视同仁，俩人每月的零用钱是一样的。吃菜时，父亲给奶奶夹菜，也给外婆夹菜。外婆于1973年初去世，父亲还动笔写了一篇《纪念外婆》的文章，分送给我们兄妹。

抗日战争期间，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后，母亲于当年10月离开了家乡的淮西高中，参加了宿县教育人员战地服务团，不久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救亡社。1938年至1939年在皖北战地服务团，豫东保安三总队参加抗日工作。母亲的名字原来叫李淑秀，以后改名叫李昭，这是她自己改的名字。具体时间她没有说过，我想可能是在上中学的期间，也可能是在皖北、豫东工作期间，母亲积极参加了街头活报剧的演出活动。其中有一个叫“阿昭”的角色，是宣传抗日斗争的女青年。她说，这就是她改名叫李昭的原因。

1939年，母亲由组织介绍来到延安。1940年3月20日，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俄文。学习期间由黎岩、白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母亲的政治生命就有了终生的归宿和重要的人生目标，她倍感欣慰。我上初中时，母亲带我看过一次话剧《上海屋檐下》，散场回家时，母亲讲了一个娜拉出走后的故事，这是瑞典作家易卜生的作品。作品向人们提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反对家庭歧视，勇于背叛，选择了离家出走的道路，那么生路、活路又在哪里呢？母亲这番话是否也反映了她年轻时，一直在寻求的一个终极答案呢？这也是当时所有知识女性考虑的问题。当她有了组织依靠，又和父亲结婚后，我想她的人生出路也就逐渐明确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母亲随父亲所在的华北部队活动，做地方上商业贸易工作。在晋察冀根据地，父亲在前线，母亲在后方。在骡马大车上，我多次听到她和别的同志谈工作，总是说，“决心”“决心”什么的，什么“有没有决心呀”，“决心大不大呀”，我把“决心”理解成了“脚心”，怎么也搞不清楚“脚心”有什么好谈的。现在想起来，这大概反映了她们当时的精神面貌和对战争必胜的决心吧！

建国后，我们全家在四川南充生活过两年半时间，1952年夏天来到北京。母亲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了两年，任人事科科长。一次，全总副主席兼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同志找她谈心：“李昭呀，你不要老呆在机关，要想学习知识本领，要到工厂企业中去，要和工人在一起。”

母亲在川北南充时，就担任过那里“西南蚕丝公司三厂”的监理员。那是民族工商业者的工厂，母亲十分着迷那里的生产，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现在有了新中国建立的新工厂，陈少敏主席的话，点燃了母亲走向生产第一线的兴趣和决心。她回家后，和父亲一说，俩人一拍即合。全总为母亲办了去北京国棉一厂的手续，任副厂长。办手续的是栗再温同志，他那时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母亲上任以后，看到那么多青年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她便决定办起了“业余职工学校”，行政部门增设了教育科。国棉一厂是东德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建设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建设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后改为京棉第一厂。父亲为表示对母亲工作的支持，还在一天晚上进厂看了看母亲新单位的工作环境。更有意义的是，周恩来总理也曾视察过京棉一厂，毛泽东主席还在中南海观看过京棉一厂细纱女工刘惠英纺织技艺的操作表演。

1971年秋，父亲从河南潢川干校回来，他一定让我代他看望两位老同志，一位是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她身体健康，走路如跑，一位就是陈少敏同志。我去陈少敏家时，她已经不能自由行走，是家中的人半抱着她出来的。以后我才知道，陈少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一位杰出的沙场女将，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治委员，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的中央委员，不举手的唯有她一人。当时父亲就坐在她旁边，无疑她的态度让父亲终身铭记。陈少敏同志对母亲工作的建议，完全是一个革命前辈对一个年轻干部如何更好成长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母亲在北京的纺织系统中工作了26年，文革中“靠边站”的3年不算。这是她工作的黄金时期，她和广大的纺织工人、干部和市委领导建立了亲密、深厚的感情。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也给她提出过一些意见，如“好胜心太强”，“有时主观主义”。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人。“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委改组，母亲也受到冲击，父亲也曾向我们子女坦言，说出他对母亲的看法：“你妈妈的历史我还不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点官僚主义，运动来了，冲击一下也好。”实际上也是这样，对她的批判，归拢起来也就是一个问题：不抓革命只抓生产，只讲革命要落实到生产上。整个“文革”十年，母亲也弄不清楚，革命不落实到生产上，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1969年，母亲获得了“解放”，停止了对她的审查。纺织局的干部，敲锣打鼓把她从北京通县土桥“五七干校”接回来，并成为北京纺织局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不久担任了生产组副组长、副书记的职务。她工作的劲头又和以前一样，工作干脆利落，敢做敢为。当时企业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很多政策还没有落实，他们的专业知识无从发挥。她在领导��位上积极工作，并和领导班子一起努力，解放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行政干部重新工作。如恢复纺织系统中有影响的徐可卓、王治平同志的工作，解决了戴秀生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戴秀生爱人为何长期不能调来北京工作，据说是因为她的父母有历史问题。我和刘湖的一位同学李铁林，当时在山东潍坊一个染厂工作。北京一个染织工人希望和他调换工作地点。但北京方面不同意，认为对方的家庭有问题。母亲知道后，认为调换工作要求合理，各方面都有个落实政策的问题，企业发展急需专业人才，况且要来的人又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大学生，对换工作不应存在问题。在她的干预下，1973年李铁林调到了北京纺织局研究所。当时北京的东郊印染厂因在生产中经常出现废品搓板布，而京棉三厂在生产中又经常出现经纬线的断头问题，铁林同志参与了这些问题的攻关工作。他们更换了交流电机，代之以直流电机，解决了搓板布的问题；用光电自动报警的��法，解决了及时发现断头线的问题，从而把自动化技术应用到传统的纺织生产中。由此还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1974年，国家形势稍有好转，不想全国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母亲当时已在北京纺织局工作，她的见识没有父亲高，但也不是母亲一切都不如父亲，她在政治上也很勇敢！有一次母亲让我帮她整理一下她的“批林批孔”发言稿，母子俩句句推敲，字字斟酌。父亲在旁听着听着，越来越担心，突然拍着腿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不要发言，要发言也要少讲，少讲。”看到父亲那么真诚实意的阻拦，那么为母亲着想，我们母子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就是谈认识嘛。”父亲知道批孔号召下的政治险情，他又不能直白说出他的担心，最后只能无奈地说：“好嘛，好嘛！你们以后看嘛！”父亲虽然这么说，但奇怪的是，以后父亲似乎更爽朗了，开玩笑的时候更多了，有事和母亲商量的时候也更多了。

全国结束“文革”，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人们为打破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枷锁和组织锁链，从而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正确处理“文革”及历史上许多遗留问题，解决党内外的冤假错案问题，落实政策问题。没有想到北京市纺织局，东单三条33号的门口竟成了第二信访站。那时每天母亲步行上班，途经八面槽、王府井大街，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拐弯，进东单三条。路不算远，但总有一些人，一碰面就塞信给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有的写信人把她的名字写成李超、李姣、李招、李照，看来都是一些和母亲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的基层群众，当然也有要求面谈的人。这是以前我国运动不断、长期藐视法制造成的问题，既然积案如山，那么就会造成上访如潮的局面。母亲理解大多数上访人员的心情和处境，总是尽可能地把收到的信转送有关部门，或和来人面谈，特别重要的信她送给父亲也是常有的。在母亲收信、转信的同时，全国大规模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开始了。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同时展开了该项工作，在纺织系统内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都为他们补发了全部工资。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正当母亲激发出更大劲头，想为北京的纺织工业继续工作的时候，时光不饶人，1981年她已年满六十岁了。父亲从年轻干部的培养、新老干部交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真诚希望母亲能从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为年轻干部做些咨询辅助工作。说句老实话，母亲的心理准备不足，但她仍能理解父亲的考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1983年退出了北京纺织局的工作岗位，以后在北京市办理了离休手续。

母亲坚强的毅力有时让我们子女吃惊。父亲刚刚去世，有人劝她：节哀、保重，注意身体。她的一句话直击子女之心：“放心，我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压力！”父亲去世最悲痛的应是母亲，但她首先想到的是子女、后辈。对第三代未成年的孩子们，她的一句口头语就是“才下心头，又上眉头”，一片舐犊之心。母爱的无我和纯净让人深感家庭的温情。

一些母亲生活、工作的花絮，并不只限于她所在的纺织局。上世纪90年代，我和统战部的干部去北京北部山区看那里的养殖业，那里的乡镇干部回忆说：我们这里的养羊产业还得到过北京纺织局的帮助。一次，母亲和我路过江西高安县，没有想到该县的瑞华棉纺厂也得到过北京纺织局的帮助，母亲还为他们争取过一笔日元贷款。纺织局的老同志和北京纺织有限公司的同志，最近向家中子女介绍了北京纺织系统建国后一些发展情况，让我们深受教育。

第一点：坚定向纺织原料的化纤混纺方向发展。

中国传统的纺织原料是棉麻丝毛。建国后，虽然我国的纺织厂使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机器，但其原材料还是自然生成的植物、动物纤维。1963年，国家第一次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化纤生产的成套设备，纺织部立项，日本提供设备，在北京顺义牛栏山建厂。首次生产出维纶化工纤维，品种则有维纶纤维、绦纶纤维、丙纶纤维等等，并与棉纱混纺，生产出维棉布。1965年，北京纺织业的发展已有10大类产品，4000多个品种。同年，纺织部派了技术人员顾秀莲同志到维纶工厂协助工作，母亲和她相遇，曾有过一段非常融洽的合作共事时光，并成为好朋友。

母亲对此发展方向十分坚定，因为她有一种信念：人民服装的原料，应尽量少占良田，逐渐减少棉田。为此，母亲大力推动北京化纤工业基地的建设，以解决无米之炊的原料问题。因为她工作的努力和执着，大家不无尊敬地称她为“化纤局长”。风靡全国三十多年的“的确良”，就是京棉一厂最早试制成功的时尚绦棉布。“的确良”受到消费者意想不到的欢迎，一些女性从牙缝里抠出钱来，也要置办一件“的确良”服装。当时，最有名的“天坛”牌衬衫就是“的确良”面料做成的。北京纺织系统还打造出雪莲牌羊绒衫、双鹿牌毛线、双羊牌毛毯等全国驰名的纺织品品牌。从1976年到1985年，累计化纤工业产量为18.4万吨，相当于1800万亩棉田一年的产量，累计利税2.45亿元。这些数字并不显眼，但却反映了我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化工纺织产业的真实情况。谁会想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第一批大规模引进的国外成套项目中，化纤生产的地位获得空前提高。如新建的江苏仪征化纤、扬子乙烯。我国混纺化纤产业由此奠定了不可憾动的雄厚基础。

第二点：发展丰富多彩的服装业。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衣冠文物”文化昌明的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衣着服装十分单调乏味，服装分几大类：干部的中山装，工人的职业装，军队的军人装，农民自制的农民装，蓝、灰、绿、黑就是服装的主色。上世纪80年代初，组织上曾安排母亲到北京市政府或纺织部工作。父亲知道后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1984年，北京市准备成立一个经济社团组织——北京服装协会，市委领导准备请母亲担任会长职务，父亲知道后十分放心并且很高兴，他说：“组织信任，群众拥护，可以干一番事业，老有所为嘛。”母亲于是年的10月7日被选为全国首家“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消息一出，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成都、大连、深圳、安徽、山东等十二个地市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服装协会、服装商会。各协会展开了积极的横向联系，开办服装展览展销会，组建信息联合中心。自1984年至1994年的10年中，母亲以北京服装协会会长的身份，先后会见了日本、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来华交流团体，参与了三十多次国际服装交流活动，还和这些国家的服装设计师建立了友好的业务往来。1986年，母亲提出举办Ｔ台的模特表演的设想，并和北京服装开发公司于1987年试办成功。北京市先后办了十二所服装职业学校，六所高等院校开办了服装专业，以后国家纺织工业部又把“北京化纤学院”改办成“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和外地兄弟协会在关系处理上，母亲提出了“北京不牵头，不出头，轮流坐庄”的工作意见。各地服装业的兴起发展，群众衣着时尚的打扮和春夏秋冬多样化的男女服装，自然而然地把什么“奇装异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等等论调，消弭于无形之中。

第三点：中国《服装时报》的诞生。

中国的服装业兴起以后，服装市场造就了我们自己的服装设计师、高级服装设计师、服装工艺师、高级服装工艺师和众多的讲师、教授。各地开展了服装设计群星比赛，给那些有手艺的工匠师傅授以相应的职称。

1986年7月，母亲响应北京市政府“为把首都建成时装中心”的号召，接受了《北京日报》的采访。她讲：“要使首都的服装业呈现新面貌，必须切实发挥服装、设计��员的积极性，”我们的方针是“创新为主，古为中用，博采各国之长，追求文明雅致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把服装、服饰与人的体型美结合起来，使其格调高雅，有风度，去除低级庸俗的东西。”

由此出发，在她思想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设想，即要办一张服装专业性的报纸。终于在1994年，全国第一家彩印的《服装时报》创刊了，发行量达20万份。母亲不管在职还是离职，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奉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母亲已经95周岁了，现在她正平静地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我们认为母亲自从投身于她认可的崇高事业以后，每个人生阶段她都有自己清楚的工作日记，都能交出一份工作功过账目的明细单。以上许多材料，都是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老同事和组织上提供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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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胡德平：回忆母亲李昭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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