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首都计划,日本军国的大东亚迷梦 | 地球知识局
作者:苏黄米 2017-03-03
本文为我局的第101篇观察文章,今天我们讲讲伪满新京的故事
春告鸟,夏鸣蝉,秋落叶,冬吹雪。
四时的景致映衬着日本人移民“满洲”的梦。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力掀起了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的高潮,企图不止从经济上,更从人口上殖民东北地区。若日本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一计划,世界历史或将因此改写。
1932年6月,日本拓务省制定了移民计划,并派出开拓团前往东北。
9月,关东军制定《满洲移民要纲》,强调武装移民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目的是为了扶植日本��东北的"现实势力"。
(图为立在山海关角山上的“王道乐土大满洲国”之碑。所谓五族,是指日、鲜、满、汉、蒙五大民族)
这些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简直就是军屯)。
他们到达东北后,强行霸占土地,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国土。
后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离开本土,来到了“满洲”。
(和东亚大陆相比,日本列岛的耕地实在是不太够,关于生存空间的争夺)
(日本开拓团在脱谷)
新京(今长春)是东北铁路系统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伪满洲国的首都。
日本人将其视为“大东亚共荣”思想的物质体现,是他们骄傲的新家园,所以要投入大量精力加以规划和建设。
(新京与东北地区铁路网)
(伪满洲国——吉林省——新京【长春】)
新京
早在1908年,加藤与之吉就主持对长春附属地进行实地勘测,在第二年完成了一期规划方案。
新京的规划融合了各家所长,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新京设计规划图)
在规划中,道路系统采用直角交叉与方格状结合,设置环岛广场,加宽道路设计,绿化带结合公园形成绿化系统。由于日本大力实施绿化,1934年新京整个城区已几乎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而获得“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
到1942年时,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
(彼时的大都市新京)
建筑风格也很多样,有伪满八大部这样的充满军国主义特色的帝冠兴亚式建筑,有哥特式教堂,还有鸟居、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和神武殿等日本本土特色的建筑。
(伪满八大部之一满洲国综合法衙)
(神武殿)
新京最初的规划始于1932年3月。在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编制新京城市规划之后,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满洲国国都建设局”承担新京“制订到实施规划的全部任务”(也可见满铁在当时是多么强势的存在)。
1932年8月,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满洲国国务院三方举行联席会议,对满铁调查会和国都建设局的两个方案进行比较。
(1932年伪满首都新京都市计划记入图【第七图】)
11月,国都建设局再次制订了城市建设规划范围,确定新京的建设规划区为200平方公里,除近郊农村的100平方公里以外,以100平方公里为建设区域,规划人口为50万。
该规划报请关东军司令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最后定案,成为《大新京都市计划》。
(1932年11月伪满首都新京都市计划图【第四案·乙】)
根据《大新京都市计划》的规划,行政中心位于安民广场至顺天广场的顺天大街(今长春市新民大街)一带。
这里建设满洲国新帝宫、国务院及政府各部。
新帝宫面积为51.2公顷,包括大广场、正门、本殿、正殿、宫内府、尚书府及花园... 城郊铁路西侧另有200公顷的“帝宫保留地”。
(这是1939年顺天大街两侧的地图)
(这是新民大街和新民广场的现状图,图中正北的大街就是新民大街,绿树成荫已难见街景)
(中国最后的“皇宫”,伪满皇宫博物院)
城市中心位于大同广场,周围建有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国都建设局、首都警察厅,这些在今天的人民广场附近。
(大同广场地图)
(如今的人民广场)
文教区设于南岭及协和广场,建设亚洲最大的动植物园和综合体育中心(这么丰富的文体生活?),动植物园改名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至今仍在使用,而南岭至今还是充满活力的“文教区”,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均有校区在此处。
(这是当时南岭综合运动场和动植物园的地图,下边的“协和广场”就是能容纳40万人集会的大型广场)
(如今的文体动植物综合区...)
社交中心规划在盛京大路与和平大路,这深刻地体现了殖民的特点和本质,中日分离。
日本人娱乐区设于开运街,建有高级饭店、酒吧、赌场、高级妓院、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
中国人娱乐区则在“新天地”。
铁路在市区内采用地下通行,交通中心为新京驿和南新京驿,规划为大型的国际中心车站。
(曾经无比繁华的新京驿)
(1934年时的新京车站,以汉字【兼表示日语】、威妥玛拼音【兼表示英语】和使用西里尔字母的俄文)
(1939年春季时的南新京站,图中奔跑的列车为“亚细亚”号...)
在长春机动车辆的车辆的左右转弯,老长春人并不常常说“左转”或者“右转”,而是说“大回”或者“小回”。
这是源于当时的日语,左大回,右小回。至今,日语没有了这种说法,而长春人却保留了下来。
新京的干道网采用放射状、环状与方格状结合的多心形式,重要路口都设置了广场,如直径300米的大同广场、直径244米的安民广场。
(伪满国都建设计划用途地域分配并第一次施行区域图,此图刊行于1937年,各种放射与网格...)
道路按不同功能分为主干道(宽26—60米)、次干道(宽10—18米)和辅道(宽4—5米)。干道由绿化带分割为汽车道、公共汽车道、马车及自行车道,两旁为人行道。
路旁建筑不得超过23米,办公楼和大型商业建筑要从道路界限后退10至15米。
规划建设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
(1933年国都建设鸟瞰图【长春】——绘图本身并不过时啊)
城市的供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新京的给排水规划采用分流系统,国都建设局对城区水源进行调查后设计了拦截台河为城区供水的方案,日供水能力为4万立方米。
排水系统方面,强制推行厕所水洗化,因而使新京成为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此外利用伊通河的若干支流改造为人工湖,实行雨污分流制排水,同时利用人工湖修建临水公园带。
满映
其实,提到新京就不得不提满映 ——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即在满映旧址。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大肆武力侵占的同时,就开始了思想上的宣传。
伪满洲国建立后,“满映”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用以迷惑中国人民。
(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电影)
同时还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集了日本关东军、满铁、伪满政府、伪协和会等各方面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
满映生产的影片大致分为“娱民电影”“时事电影”和“启民电影”三种。实际上就是故事片、新闻片和宣传教育片。
满映的明星李香兰曾经红极一时。
(满洲映画的宣传照,画风清奇)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日本人,1938年,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在中国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并动员她入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李香兰)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被大众所熟知。
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帝国末日
1945年,日本投降,满映的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而日本人的新京,其实还没有建完。
“新京”的建设,本计划为三期:
第一期为1932—1937年,体现出了“新京”规划的全部重要特征:用地功能分区制度、设定城市绿地系统、低洼地带的城市公园化、放射加环状路网结构、禁止高架线、城市卫生(冲水厕所)设备的强制安装等。
第二期为1938—194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建设停止)最初限定在充实第一期区域未建成的内容,而不将城市范围向外扩展。
因此,以城市南部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公园绿地的整顿,成为第二期建设的重心,并相继整饬、兴修了南岭综合运动场(其目的为举办远东奥林匹克大会...)及“新京”植物园。
(第二期新京规划·新京国都建设计划图)
后因1940年时,新京人口已经突破了预定的50万,国都建设局在1941年对原规划进行修改,将市区面积扩大到160平方公里,取消帝宫保留地,在环城绿化带以外建设卫星城。实为人口增长,迫使城市扩张。
至于第三期,第二期还没完成,日寇便战败投降了(⊙v⊙)
(曾经的满洲国最终走向灭亡)
由于新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行政中心及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工业只有食品加工、印刷、卷烟、造纸、胶合板等服务性企业。
而军事用地超过了原定的9%的比例,在市区周围修建了大量关东军营垒、机场、靶场和细菌部队。其军国主义和殖民特点尽显无余。
1945年8月17日,满洲国灭亡。
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并实行军事管制。
12月20日新京改回旧名长春。日本人的伪满新京梦就此破灭。
满洲依旧是四季分明,夏日有接天莲叶,冬季有千山暮雪,是长城内外的东北人高粱肥、大豆香的乡情,是崛起之路上高低起伏的乐章。
而建筑,有时只是超越了国界的建筑本身而已,负责伪满中央银行的建筑师西村曾把“中央银行”设计成了立柱包围的正统西洋式会堂建筑。
他说“当时的要求是,将中央银行设计成一个像样的银行,因此,就设计成那个样子”。
至于所谓“满洲国的概念”“一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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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战狼”们的研究:西方文明史纯属虚构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8-11-09
近日,一本名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作者杜钢建称,人类文明发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后来远古华夏人西迁,开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网友由此将杜建刚戏称为“学术战狼”。
其实,杜建刚的观点并不新颖。
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出书“论证”过“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古罗马文明是虚构的”,乃至“西方文明是虚构的”。
“全盘推翻西方文明史”
在所有质疑西方文明真实性的学者中,何新是最有影响的一个。
他在2013年和2015年将博客文章结集,分别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
此外,“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年),以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2017年)等也相继问世,几乎成为一个“学派”。
包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在内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证伪,来衬托中国文明的古老及先进。
(图:所谓“光明出版社”并不存在,该书应未正式出版)
比如,何新在《希腊伪史考》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
“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
“伪造古希腊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4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
生民无疆在天涯社区的帖子,后整理为《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出版。
作者在序言中痛心疾首地表示: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某些专家自己,也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解释这个世界。”
“有鉴于此,我主要借用西方专家的著作说西方的事,专说‘哈洋族’不说的事……我的主题很简单:洋人、华人都是人,我们的祖宗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权’—— 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中华就一定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该书第一章即将矛头对准古希腊文明:
“克里特岛是仅8000平方公里、几无耕地的小岛,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里可供养的人口最多不过数干人。论证这里诞生过‘高度文明’、强大的‘米诺斯王国’。无异于论证今天的月球是人间乐土。”
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为《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所写的序言,更直接题为《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 ——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他称诸玄识此书,
“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 —— 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原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图:《虚构的西方文明》部分目录)
荒唐的“论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何新、诸玄识、杜建刚等人是如何论证这些观点的。
何新的《希腊伪史考》是他博客文章的结集,并无任何体系,只是一篇篇短小的博文,如 《西方伪造古希腊史的目的与方法》《古希腊语言与文字的东方来源》《所谓“古希腊哲学”是一个虚构》《希腊作为独立国家是近代共济会建立的》等等。
在书中,何新称《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著作”、拜占庭帝国等,都是“意大利共济会银行家和学者”虚构的。
他们虚构希腊文明的目的:
“一方面用假古董可以赚钱,另一方面文化上,是要为西方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一个冒认的假祖宗。”
于是,并不精通的希腊文的薄伽丘,将《荷马史诗》手抄本“编译”为拉丁文本。
按照何新的理解,由于《荷马史诗》希腊原本失传:
“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但是,近代西方和当今中国讲述希腊历史的著作,竟然都以这样一部,完全不可信的杜撰作品为信史,编写出来,然后让信众们顶礼膜拜。”
(图:《希腊伪史考》部分目录)
以上推断看上去颇合逻辑,事实上全属臆断。
北京大学的高晓枫即撰文指出,现存《荷马史诗》残篇极多,它们被写在古埃及从2世纪至7世纪的“纸草”上。
比如大英博物馆编号126的《荷马史诗》写本,内容包括《伊利亚特》第二、三卷,加起来有1000多行。
要想知道现在各种《荷马史诗》译本是否准确,只要和以上所说残篇对照,立刻就能得到答案。
何新指控薄伽丘“伪造”《荷马史诗》,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至于《荷马史诗》所记的英雄故事,更是从未有学者将之视为“信史”。
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几部书,也不比《希腊伪史考》更高明。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全书共九章,前面两章是在何新所论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荷马史诗》,乃至古代希腊的两部名著《历史》和《伯罗奔尼亚战争史》,全部为后人“伪造”。
其后各章,董并生把西方人假造古希腊、古罗马史的“过程”全盘呈现给了读者。最后一篇结语是《严格来说,西方并无“文化”》。
(图:《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在豆瓣只有2.4分)
本书共有500多页,这里不可能将其中的荒谬内容逐一列出,只能以董并生对古罗马史的怀疑为例,略谈一下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董并生写道:
“仔细考察所谓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所谓罗马帝国,也不存在所谓的罗马皇帝。拉丁文‘罗马皇帝’(im-perator)一词,实际上意指将军。罗马皇帝所管辖的范围不出罗马城邦。历史上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所谓的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由于留存下来的古罗马早期史料很少,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的著作早已有之,董并生大量征引的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即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着地中海地区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古罗马史的怀疑已越来越少。
著名世界史学者廖学盛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
“一度盛行的对古代作家关于古希腊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持过分怀疑,乃至全盘否定态度的学术氛围,近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意大利及其周边所作的广泛考古学研究,使人们对过去长期视为传说的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
(图:2017年,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发现被淹没的古罗马城市尼波利斯,见题图)
即便是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成书于1948年),在“早期罗马历史的可靠性”一节的最后,也同样说:
“现代的学术界承认,对文献传统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即史料的综合利用,使我们能够确定罗马远古历史的一般进程,虽然并不是细节。”
显然,对古罗马史真实性的怀疑并不新鲜,董并生不过拾人牙慧,故做惊人之语而已。
他无视相关考古发现,固守旧说,极大地误导了读者。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尤为大胆,称西方文明是“欧洲神职学者”按照中国文明虚构而来。
全书分为5编,共18章,从西方虚构历史的“证据”说起,继而“论证”西方科学与民主都是由中国传入,最后以“文明分合几百年九九归一”作结。
在诸玄识看来,西方科学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下产生的:
“中华文明的物质与思想的成果,不仅奠基近代科学与文明,而且启迪了现代与后现代。”
之所以中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则是因为中国古人“担忧人类自毁”:
“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大悯人;与其说是出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
(图:诸玄识所认为的现代科学发展路径)
诸玄识认为,西方民主思想亦是由中国传入。
他在书中说: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观念的故乡。”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
中国的政治文明,随后在西方发生“倒退”。
诸玄识说:
“在法国,一方面,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被偏激化地���于血腥的暴力革命 —— 反宗教、反暴政(18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特权家族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概言之,欧美文明及政治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
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征引了大量中、英文参考资料,看上去较其他同类著作严谨、可信,事实上董并生只是将伏尔泰、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称赞中国的只言片语汇集在一起,并大谈“四大发明”、科举制度、中国哲学等在西方的影响,无不属于陈词滥调。
按照现有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西方启蒙运动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能成为西方文明来自中国的证据。
伏尔泰称赞中国文化,也不过是想借之表达个人观点。
另外,诸玄识刻意回避了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批评。
如孟德斯鸠严厉抨击中国的专制主义: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凶暴。”
在孟德斯鸠那里,中国显然不是法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有《希腊伪史考》《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这样的“珠玉在前”,杜钢建的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也就没什么可让我们惊讶的了。
(图:《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部分目录)
杜钢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
比如“古希腊的希克索斯人,是夏朝塞种人的一个部落集团,祖先是黄帝裔子少昊金天氏”,古罗马的“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等等。
这些说法完全同现代考古及研究相悖,可以说是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了。
战狼式的“新疑古学派”
在何新看来,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都是共济会成员,他们推动的“古史辨”运动,使“中国人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自此遭受沉重打击”。
于是他撰写《希腊伪史考》,号称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制造的迷信”。
如今,以何新为代表,生民无疆(黄忠平)、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等,都通过枕戈创建的“大同思想网”联系到了一起。
2017年10月,在《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的长沙研讨会上,诸玄识、杜钢建、董并生一起出席。
杜钢建在会上发言:
“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我们不仅自己读,自己学,学了还教学生。而经过诸老师和董老师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对早年崇拜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开始反省和重新审视。”
(图:2017年,《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长沙研讨会上,依次为: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枕戈)
2018年4月,大同思想网又在长沙举办了“‘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出席嘉宾包括何真(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黄守愚(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黄石(中南大学教授)等。
对于这个“新疑古派”的著作,绝大多数人仅仅视之为,历史民科的一种自娱自乐,不过,由于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著作不断出版,加之媒体宣传,也迷惑了不少对历史缺少了解、逻辑常识欠缺之人。
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图:2018年,长沙“‘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研讨会)
参考资料:
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何新《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高晓枫《“学术义和团”的胜利?》、崔婕《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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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 和 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 更是“傲”得嚣张。 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也是 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 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 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 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 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 《英汉大词 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 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 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 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 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 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 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 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 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 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 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 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 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 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 作。 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 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 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 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 的求职竞争。 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 有些人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 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 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 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 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 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 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 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 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 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 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 当然 ,也有个 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 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 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 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 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 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 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 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 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 中国通。 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 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 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 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 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 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 个地道的“上海人”。 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 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 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 酒吧餐厅里 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 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 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 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 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 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 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 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 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 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 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 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 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 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 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 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 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 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 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 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 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 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 传教士 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 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 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 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 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 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 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 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 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 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 希望 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 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 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 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 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 教会组织也从事 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 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 故乡之感。 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 橄榄球、曲 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 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 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 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 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 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 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 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 来也没劲 ,��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 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 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 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 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 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 在 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 特色。 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 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 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 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 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 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 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 会、舞厅和剧院。 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 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 样”。 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 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 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 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 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 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 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 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 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 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 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 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 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 的雇员的教化着手。 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 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 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 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 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 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 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 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 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 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 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 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 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 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 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 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 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 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 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 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 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 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 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 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 队的利益”。 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 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 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 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 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 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 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 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 象。 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 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 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 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 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 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 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 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 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 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 侨所难以接受的。 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 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 国流行。 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 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 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 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 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 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 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 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 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 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 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 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 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 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 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 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 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 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 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 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 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 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 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 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 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 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 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 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 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 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 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 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 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 十分隆重。 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 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 他们 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 对于 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 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 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 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 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 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 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 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 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 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 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 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 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 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 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 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 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 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 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 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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