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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首都计划，日本军国的大东亚迷梦 | 地球知识局

作者：苏黄米 2017-03-03

本文为我局的第101篇观察文章，今天我们讲讲伪满新京的故事

春告鸟，夏鸣蝉，秋落叶，冬吹雪。

四时的景致映衬着日本人移民“满洲”的梦。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力掀起了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的高潮，企图不止从经济上，更从人口上殖民东北地区。若日本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一计划，世界历史或将因此改写。

1932年6月，日本拓务省制定了移民计划，并派出开拓团前往东北。

9月，关东军制定《满洲移民要纲》，强调武装移民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目的是为了扶植日本在东北的"现实势力"。

（图为立在山海关角山上的“王道乐土大满洲国”之碑。所谓五族，是指日、鲜、满、汉、蒙五大民族）

这些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简直就是军屯）。

他们到达东北后，强行霸占土地，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国土。

后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离开本土，来到了“满洲”。

（和东亚大陆相比，日本列岛的耕地实在是不太够，关于生存空间的争夺）

（日本开拓团在脱谷）

新京（今长春）是东北铁路系统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伪满洲国的首都。

日本人将其视为“大东亚共荣”思想的物质体现，是他们骄傲的新家园，所以要投入大量精力加以规划和建设。

（新京与东北地区铁路网）

（伪满洲国——吉林省——新京【长春】）

新京

早在1908年，加藤与之吉就主持对长春附属地进行实地勘测，在第二年完成了一期规划方案。

新京的规划融合了各家所长，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新京设计规划图）

在规划中，道路系统采用直角交叉与方格状结合，设置环岛广场，加宽道路设计，绿化带结合公园形成绿化系统。由于日本大力实施绿化，1934年新京整个城区已几乎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因而获得“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

到1942年时，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

（彼时的大都市新京）

建筑风格也很多样，有伪满八大部这样的充满军国主义特色的帝冠兴亚式建筑，有哥特式教堂，还有鸟居、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和神武殿等日本本土特色的建筑。

（伪满八大部之一满洲国综合法衙）

（神武殿）

新京最初的规划始于1932年3月。在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编制新京城市规划之后，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满洲国国都建设局”承担新京“制订到实施规划的全部任务”（也可见满铁在当时是多么强势的存在）。

1932年8月，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满洲国国务院三方举行联席会议，对满铁调查会和国都建设局的两个方案进行比较。

（1932年伪满首都新京都市计划记入图【第七图】）

11月，国都建设局再次制订了城市建设规划范围，确定新京的建设规划区为200平方公里，除近郊农村的100平方公里以外，以100平方公里为建设区域，规划人口为50万。

该规划报请关东军司令部，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最后定案，成为《大新京都市计划》。

（1932年11月伪满首都新京都市计划图【第四案·乙】）

根据《大新京都市计划》的规划，行政中心位于安民广场至顺天广场的顺天大街（今长春市新民大街）一带。

这里建设满洲国新帝宫、国务院及政府各部。

新帝宫面积为51.2公顷，包括大广场、正门、本殿、正殿、宫内府、尚书府及花园... 城郊铁路西侧另有200公顷的“帝宫保留地”。

（这是1939年顺天大街两侧的地图）

（这是新民大街和新民广场的现状图，图中正北的大街就是新民大街，绿树成荫已难见街景）

（中国最后的“皇宫”，伪满皇宫博物院）

城市中心位于大同广场，周围建有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国都建设局、首都警察厅，这些在今天的人民广场附近。

（大同广场地图）

（如今的人民广场）

文教区设于南岭及协和广场，建设亚洲最大的动植物园和综合体育中心（这么丰富的文体生活？），动植物园改名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至今仍在使用，而南岭至今还是充满活力的“文教区”，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均有校区在此处。

（这是当时南岭综合运动场和动植物园的地图，下边的“协和广场”就是能容纳40万人集会的大型广场）

（如今的文体动植物综合区...）

社交中心规划在盛京大路与和平大路，这深刻地体现了殖民的特点和本质，中日分离。

日本人娱乐区设于开运街，建有高级饭店、酒吧、赌场、高级妓院、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

中国人娱乐区则在“新天地”。

铁路在市区内采用地下通行，交通中心为新京驿和南新京驿，规划为大型的国际中心车站。

（曾经无比繁华的新京驿）

（1934年时的新京车站，以汉字【兼表示日语】、威妥玛拼音【兼表示英语】和使用西里尔字母的俄文）

（1939年春季时的南新京站，图中奔跑的列车为“亚细亚”号...）

在长春机动车辆的车辆的左右转弯，老长春人并不常常说“左转”或者“右转”，而是说“大回”或者“小回”。

这是源于当时的日语，左大回，右小回。至今，日语没有了这种说法，而长春人却保留了下来。

新京的干道网采用放射状、环状与方格状结合的多心形式，重要路口都设置了广场，如直径300米的大同广场、直径244米的安民广场。

（伪满国都建设计划用途地域分配并第一次施行区域图，此图刊行于1937年，各种放射与网格...）

道路按不同功能分为主干道（宽26—60米）、次干道（宽10—18米）和辅道（宽4—5米）。干道由绿化带分割为汽车道、公共汽车道、马车及自行车道，两旁为人行道。

路旁建筑不得超过23米，办公楼和大型商业建筑要从道路界限后退10至15米。

规划建设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有轨电车道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

（1933年国都建设鸟瞰图【长春】——绘图本身并不过时啊）

城市的供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新京的给排水规划采用分流系统，国都建设局对城区水源进行调查后设计了拦截台河为城区供水的方案，日供水能力为4万立方米。

排水系统方面，强制推行厕所水洗化，因而使新京成为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此外利用伊通河的若干支流改造为人工湖，实行雨污分流制排水，同时利用人工湖修建临水公园带。

满映

其实，提到新京就不得不提满映 ——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即在满映旧址。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大肆武力侵占的同时，就开始了思想上的宣传。

伪满洲国建立后，“满映”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荣”“日满一体”“王道乐土”，用以迷惑中国人民。

（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电影）

同时还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集了日本关东军、满铁、伪满政府、伪协和会等各方面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

满映生产的影片大致分为“娱民电影”“时事电影”和“启民电影”三种。实际上就是故事片、新闻片和宣传教育片。

满映的明星李香兰曾经红极一时。

（满洲映画的宣传照，画风清奇）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日本人，1938年，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在中国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并动员她入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李香兰）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被大众所熟知。

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帝国末日

1945年，日本投降，满映的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而日本人的新京，其实还没有建完。

“新京”的建设，本计划为三期：

第一期为1932—1937年，体现出了“新京”规划的全部重要特征：用地功能分区制度、设定城市绿地系统、低洼地带的城市公园化、放射加环状路网结构、禁止高架线、城市卫生（冲水厕所）设备的强制安装等。

第二期为1938—194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建设停止）最初限定在充实第一期区域未建成的内容，而不将城市范围向外扩展。

因此，以城市南部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公园绿地的整顿，成为第二期建设的重心，并相继整饬、兴修了南岭综合运动场（其目的为举办远东奥林匹克大会...）及“新京”植物园。

（第二期新京规划·新京国都建设计划图）

后因1940年时，新京人口已经突破了预定的50万，国都建设局在1941年对原规划进行修改，将市区面积扩大到160平方公里，取消帝宫保留地，在环城绿化带以外建设卫星城。实为人口增长，迫使城市扩张。

至于第三期，第二期还没完成，日寇便战败投降了(⊙v⊙)

（曾经的满洲国最终走向灭亡）

由于新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行政中心及军事指挥中心，因此工业只有食品加工、印刷、卷烟、造纸、胶合板等服务性企业。

而军事用地超过了原定的9%的比例，在市区周围修建了大量关东军营垒、机场、靶场和细菌部队。其军国主义和殖民特点尽显无余。

1945年8月17日，满洲国灭亡。

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并实行军事管制。

12月20日新京改回旧名长春。日本人的伪满新京梦就此破灭。

满洲依旧是四季分明，夏日有接天莲叶，冬季有千山暮雪，是长城内外的东北人高粱肥、大豆香的乡情，是崛起之路上高低起伏的乐章。

而建筑，有时只是超越了国界的建筑本身而已，负责伪满中央银行的建筑师西村曾把“中央银行”设计成了立柱包围的正统西洋式会堂建筑。

他说“当时的要求是，将中央银行设计成一个像样的银行，因此，就设计成那个样子”。

至于所谓“满洲国的概念”“一点也没有……”

- END -

原文链接

#地球知识局 #伪满洲国 #长春 #新京 #满映 #李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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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sason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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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地赌场

站在中国向周边看，不计澳门，东起韩国和朝鲜，西至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北起俄罗斯，南到东南亚诸国，无不合法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赌场，也就是说，中国陆地边境的14个接壤邻国，几乎都有赌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也在酝酿陆地赌场合法化。虽然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开放赌场，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法律采取禁止或限制本国人进赌场的“国民隔离”政策。“有赌场的地方就有华人赌客”，赌性坚强的华人是亚洲乃至全球赌场最受欢迎的赌客。

1.远东地区赌场

韩国地处视赌场为“投机性产业”而不允许运营的日本和中国之间，可谓得天独厚。韩国赌业兴盛于有“韩国赌王”之称的田乐园之手，他于1967年取得韩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赌牌，1968年在首都喜来登酒店开设了华克山庄赌场(Walker-hill Casino) ,2006年以前几乎控制了整个韩国赌场业。2006年年初，韩国通过《观光振兴法》修订案，决定全国所有特一级酒店和国际会议设施内都可以开办外国人专用赌场。2006年1月27日，韩国旅游发展局子公司韩国娱乐休闲株式会社旗下的七乐赌场(SevenLuckCasino)开业，这是一家国营赌场，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希尔顿酒店内，从而打破了华克山庄赌场在首尔的垄断。

截止到2012年，韩国拥有17家赌场，其中16家是外国人专用赌场，允许本国人进入赌博的只有一家，即距首尔62公里的江原道旌善郡的江原游乐场株式会社(Kangwon Land）旗下的江原大世界赌场。该赌场在一座已废弃的煤矿村基础上建立起来，2000年10月29日开业，这也是一家国营赌场。该赌场开业之初即在赌场内悬挂有钟表和镜子，对本国赌客有一个月限制进入赌场15次以内的规定，并于2011年实行全面禁烟。韩国西海岸赌场吸引的是中国东部、北部游客以及日本游客。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济州岛，它是韩国的一个自治区，岛内有8家外国人专用赌场，赌客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韩国博彩业的中文广告遍及对博彩广告监管相对宽松的澳门，在澳门街头的部分出租车身上，也可以看见华克山庄赌场的广告。互联网上也有不少韩国博彩业的中文网站，内容有以高回佣以吸引赌客及博彩中介人的文字，如中文名“韩城博彩娱乐”(www. hsluck.com)的网页上，号称高额码佣可达1.6%，并现场返还，远高出澳门官方的规定。

预计2017年可落成的乐园集团旗下的仁川赌场，将成为该国最大的赌场之一。赌场距离首尔国际机场仅几分钟的车程，新赌场预计日均吸引旅客16万人次。[53〕供职于澳门威尼斯人赌场的受访人N先生在内地服兵役时的朋友常去韩国赌场，他所听到的关于韩国赌场的描述是(2012年9月9日):韩国赌场的装修、场地规模没有办法和澳门的大赌场相比，但是他们的服务态度好。我的战友在那里玩，遇见同赌桌有日本赌客，就专门买他的对面，有时朋友已经翻牌好长时间了，日本客人就是不着急看牌，站起来转悠来转悠去，赌场荷官很规矩地等着他,不会催他。

一向以封闭示人的朝鲜境内也有两家赌场。离吉林省延边州晖春圈河口岸中国边境54公里的朝鲜罗先特区东海边的“英皇娱乐酒店”，也称为“英皇赌场，与澳门英皇赌场为同一个老板，香港著名影星成某人也占有一定股份。该酒店始建于1998年，2000年酒店及赌场开始营业。赌场筹码以美元结算,赌具有老虎机、轮盘、百家乐赌台等，有大约500名员工，管理人员来自澳门，一般员工则中方和朝方各半。.民间传闻,开业一年即收回投资成本。2004年，一位中国蔡姓官员挪用公款豪赌事败，导致吉林省官方于2005年1月14日起关团赴朝鲜罗先岛的旅游线路，英皇赌场也因此停业，以至于有媒体引用知情者的话说，如果英皇赌场知道该事件会引起如此大的后果，他们肯定会把蔡姓官员亏空的公款补上。不过有消息指，该赌场于2010年9月重新开业，背景是当年8月朝鲜领导人的访华。[541

该赌场广为人们所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2007年3月，中国一家有颇高知名度的公共论坛网站上，曾经出现了一名该赌场女性荷官所写长篇帖子，她生动描述了自己在该赌场长达4年的生活和所见所闻。56]

大同江边的羊角岛饭店，是平壤为数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饭店内设有赌场，并附设有桑拿区，被称为朝鲜境内唯一的红灯区。赌场总面积500平方米左右，赌客可以使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1999年开业的羊角岛赌场由澳博负责运营，合伙人为朝鲜妙香集团，传说牵线人为澳门商人黄某。该赌场管理层来自澳博，普通工作人员20名左右，都来自中国丹东。受访人女士曾被她所在的公司派往该赌场工作，她描述说(2011年10月8日):赌场是2000年左右开业的。2003年我在那里时，平壤还没有移动电话，靠公用电话和家里人联系，现在有了。当时我是公务，公司除了付给我正常的工资外，还有一定的补贴。赌场的荷官都是大陆东北的丹东过来的，他们的工资大约2000元港币左右。赌场是黄××承包经营的，赌场营运人员则由澳博提供。赌场内也就是五六张赌台，记得有2张百家乐、2张21点、1张大小，还有几台角子机，每天的营业时间是9点到深夜3点。赌客基本上是东北人，黑龙江的多，一般赌一天就走人，也有一些外国人。赌场收入一般，大豪客少，有时客人赢了钱就再也不来了。当地居民不能进入赌场，有政府的人监管。这个赌场政府占的应该有股份，利益看得很紧。J皮士认为外派虽然辛苦，但很长见识,她说:在那里可以锻炼人的能力，平壤赌场小，各个部门都会有交集，很快就会熟悉不同部门的运营状态。在澳门，你局处于赌场的一个小角落，永远不会了解其他部门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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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dtu12596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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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ytrcg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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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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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5）

当我们回顾甲A，经历过甲A、曾经为处在甲A的球队鼓舞呐喊的球迷们回忆到甲A时，可能会回想到甲A时期的万人空巷的火爆、四川全兴、陕西的球迷氛围、北京和上海的“京沪大战”、大连与上海的“连沪大战”、广州太阳神的“胡椒”组合、95年上海申花徐根宝的抢逼围战术、北京国安9：1上海申花、大连万达5年4冠、大连万达55场不败纪录、99年山东鲁能双冠王与“辽小虎”的奇迹、大连实德三连冠……可如果让没有经历过甲A时代的“新球迷”提起甲A，可能只会想到甲A时期假赌黑严重，或者只是听其他老球迷对甲A有些碎片化的印象，亦或者，只有“假A”。

就算对于许多老球迷来说，他们很多人更多的是怀念1994年到1999年的甲A，而2000年到2003年的甲A，却没有多少可回忆的事情。这其实可以从当时的联赛上座率就可以看出来，2001年国内足球环境不仅遭到“假赌黑”问题的困扰，还遇到取消升降级的事情发生，《球报》就有报道2001年的球市问题：“没有降级，甲A联赛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经历联赛初期的短暂辉煌后，全国球市迅速走入低潮，继联赛第18轮平均每场不到一万人后，联赛第24轮更是创造了每场7400人的新低。由于缺少降级的刺激，商家对足球的投资热情也大为降低，各俱乐部依靠市场的收益大幅减少。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八年以来，首次遭遇如此强大的生存危机，一年元气的耗散，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复原。”2002年，之前一直坚持直播甲A比赛的央视也与足协产生了矛盾，由于价格产生分歧，中央电视台仅与中国足协进行了首轮一次性签约，在第一轮比赛中对京沪的两场精彩赛事进行了直播，而从第2轮一直到第6轮比赛都没有直播，直到世界杯之后的第7轮比赛才重新恢复。而随着假赌黑问题越来越严重，联赛观赏度逐年下降，相比于甲A初期的上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甲A末期的上座率是令人惋惜不已：

1999年甲A：场均1.99万

2000年甲A：场均1.99万

2001年甲A：场均1.83万

2002年甲A：场均1.41万

2003年甲A：场均1.50万

到了2003年末代甲A，上座率竟然都比不了甲A刚刚职业化的1994年。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经历了十年，甲A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甲A推动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国字号足球能在90年代末20世纪00年代初能够达到顶峰、中国足球市场急速发展、中国球迷数量暴增、中国足球推广流行到社会各阶层……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甲A的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甲A，可能现在中国球迷的人数、踢球的人数还会更加少。但是，甲A在飞速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解决许多从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问题，比如官僚足球、“城市名片”、默契球、关系球、官员腐败贿赂，导致了为了“城市荣誉”、领导政绩而出现的假球和黑哨，导致了贿赂官员、裁判、球队人员的事情连绵不绝，使得体育总局、足协内部腐败严重，致使后来的假球、赌球现象严重以后，从上至下一直都无法采取有效手段制止这些行为。当甲A进入职业时期使得资本大量涌入以及球市火爆之后，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假球、黑哨情况越来越严重，但球队、足协都因为内部问题无法根治这些现象，使得最后假球、黑哨现象成为了路人皆知，但却屡禁不止的难题。随着破坏规则的事件越来越多，违法违纪成为了中国足球的风气，又引入了赌球、黑社会、球员素质低下、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导致整个中国足球的崩��。2002年中国打入世界杯成为了甲A后期的遮羞布，但只靠国家队的成绩来撑场面的手段能够长久下去吗？

甲A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有最严重的“假赌黑”现象，还存在着许多足协制定的规则不完善、企业球队急功近利、青训急功近利的问题。同时存留着许多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比如球队俱乐部依然与当地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自1992年以来，足协是“伪民间组织”，看似靠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际上仍然由体育总局直接管辖，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为足管，始终掌控着足协，而实际上足管的领导与足协的领导都是同一批人，足协的存在只是用来欺骗国际足联的“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的规定。中国政府干涉足球的事情，到10年代由于中超的纸醉金迷，连欧美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他们还在网上发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足球被政府干涉得如此明显，怎么国际足联不处罚？”比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队频繁集训、长期集训、练体能等等。有关体制时代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笔者将在下文通过长篇提出。

与此同时，部分球迷、媒体、社会舆论、足协的急功近利也是逼迫中国足球走向崩溃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甲A联赛办的红红火火，球员们拿着大钱，那么国家队就应该踢到他们期望的指标，一旦失败，则一切可以责备的人都要被他们痛骂。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大连金州体育场总是发挥失常，最后被淘汰。在十强赛进行期间，就有人给当时国足主教练戚务生家里打电话，告诉他家90多岁的老母亲“戚务生走了”。组建甲A职业联赛的创始人、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出门带着妻儿逛街，上了出租车听到广播里球迷将他比作明朝奸臣严嵩、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要脸还敢出门、商店女售货员骂他带着晦气……李承鹏就在《足球报》里有回忆到主场2：3输给卡塔尔后的场景：“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现在想来，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而此时，一个痛心疾首的球迷老榕，在当时传播度还是不高的网络上写下了2000多字的著名网文《金州不相信眼泪》，这篇文章竟火遍全中国，成为新中国网络时代初期的代表作之一。

李承鹏在《足球报》还记载道：“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20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而在2年后，1999年由霍顿率领的国奥队冲击奥运会，结果在九强赛再次失败。当时李承鹏记载：“中国队输球后，“八万人体育场”满座的六万七千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6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齐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在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很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狗血淋头的人，脑子很昏乱的样子，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有时候，大家会怀念起1992年到2002年的那段时光，全国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足球，哪怕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足球的气氛。那些狂热的球迷的氛围，至今已经很难再看见了。而这种狂热的球迷氛围，就好像点燃的导火线，转瞬即逝。社会、球迷、媒体、足协、政府对成绩的极端看重，不仅导致了各类决策只实施几年就又以新决策覆盖，还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极端的不平衡。如果没有这些重重压力的话，如果中国足球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的话，甲A也不会这样被逼着走进“假赌黑”的深渊，中国足球也不会在到达顶峰之后迅速陨落。甲A就是如此，一边代表着中国足球的美好巅峰回忆，一边却又代表着中国足球堕落的开始。

《北京青年报》在回首甲A时曾经这样描述两个缔造职业联赛诞生的人物：王俊生—“将职业足球引进中国的人”。这是1995年亚足联某官员向国际足联官员介绍王俊生时作出的评价。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1993年他领导制定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甲A联赛的他成功当选了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保证了中国足球在亚洲说话的分量。性格豪爽的许放为人正直、清廉，早在职业化之初，主管纪律委员会的许放就对裁判们尖锐地指出：“你们掂量掂量，是一两万元红包的分量重，还是你们一生的前途分量重？”1996年9月30日晚，工作过于劳累的许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中国足球痛失一位英才。值得一提的是，在许放逝世后，足协官员到他家里为他找最后的穿戴，竟找不到一双崭新的皮鞋。亚足联为表达对这位好人的敬意，曾自发捐款4万美元转交给许放的家人。

许放是那届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之一，他和王俊生是在1992年红宝山会议上认识的。许放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1994年足协遇到最艰难的境况，原来当时尽管已经确定了职业化，可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同时远在巴西的健力宝少年队也急需一笔支援资金，这让足协陷入两难的局面。在许放的同意下，足协将这笔资金转给健力宝少年队以解燃眉之急。之后，许放、孙宝荣等人立刻飞赴日本，向日本足协讨教职业化的经验。新浪有新闻记载：“1994年开赛前几个月，足协掌门人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取回邻国的火种。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他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批。”王俊生、许放对此置之一笑，都快要饭了还在喋喋不休！谈判小组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声言破裂几度发生，熟谙外语的许放与对方进行了3个月的“礼尚往来”，许放也每天都向王俊生汇报。谈判接近尾声，王俊生发现许放眼内有红红的血丝，他关切地说：“老许，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许放打起精神说：“有两三个吧。”最终足协与IMG达成了协议，由IMG（国际管理集团）负责联赛赞助资金（每年120万美元，每年递增10%，合作期为五年）来包装首届甲A联赛。

如果没有许放的谈判，可能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都无法如约进行。因此，也难怪1996年许放不幸猝死的时候，不仅是中国足球的人士在惋惜，亚洲足协的许多重要人士也对他的离去感到难过。许放去世的开始几年，依据李承鹏的记载，人们是这样纪念许放的：”在许放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假如老许还活着”几乎成为每次中国足球受到黑哨欺负后，从足协官员到国脚，必然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许放还活着，也许健力宝回国后不会被拆散；如果许放还活着，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或许也不会被分进死亡之组。”再过好几年，到了甲A结束后中超头几年那段时间，又有人在惋惜许放的去世，说如果许放没有在1996年去世，可能他还能够阻止假赌黑从1997年开始逐渐蔓延。但是，即使许放还活着，当时他真的能够凭他一人力挽狂澜吗？有球迷非常后悔当初因为国家队失利谩骂王俊生，认为他相比于后面的阎世铎、郎效农、谢亚龙、南勇和杨一民等辈相比，至少是干了很多合理的实事的。话又说回来，就算这些人都会想办法要制止假赌黑，假赌黑就一定会被解决吗？也许会的，但更有可能的，应也只是螳臂当车。甲A的假赌黑泛滥到后期如此严重的地步，已经不是几个人的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明明都知道有假赌黑的问题，明明都知道这些会危害足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就这样，甲A在很多球迷的心目中，其真正的名字，早已变成了“假A”。

于是，中国足球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间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嗖的一下就飞到了天顶，然后轰的一下，坠向比地面还深的地底。然后，就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过山车就再也没有往上开过了。直到中国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中国足球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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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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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社会运动

非正式劳工，与正式劳工对应，指的是那些工作性质不稳定的劳动者。他们包括领取月结甚至日结工资的工人，比如家政工和建筑工，也包括自雇佣群体，比如街头小贩和黑车司机。

对非正式劳工的污名化古已有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曾经引用历史统计，指出工业革命时期，拾荒者、流动商贩、流浪艺人等典型的非正式劳工，和赌徒，窃贼、未婚同居者等同被归类为犯罪阶层。不仅如此，经典左翼劳工研究通常也只关注工厂中的劳力，认为他们才具备足够的阶级和组织意识。发源于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研究，则把注意力投向环保和LGBT等新社会运动，更不会对非正式劳工的动员产生兴趣。

如果说统治者对流民阶层的恐惧出于纯粹的利益考量，各类正统社科理论对非正式劳工的轻视态度，则反映了各个时代社会运动想象力的贫瘠。��会运动理论假设，运动参与者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资源、闲暇时间，并且和其他潜在参与者建立全方位的社会纽带，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非正式劳工工作性质零散和暂时，缺乏社会保障和法律支持，加上大部分工作报酬极低，因此被认为不可能被组织起来。

然而，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很多国家都涌现出非正式劳工的工会和网络，部分国家甚至形成了有政治诉求，有长期组织的社会运动。部分社科研究者也终于开始重新发现非正式劳工的潜能。本文通过三个个案介绍，勾勒目前社会学界对非正式劳工的主要研究进展，也期为各领域的实践者提供思路。

街头商贩如何介入墨西哥政治出版于1998年的<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是最早关注非正式劳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书籍之一。作者John C. Cross基于1989年到1995年间对墨西哥城街头小贩的参与式调研，解释了这一非正式群体为何不仅在严酷的政策打压面前生存下来，而且可以左右当地的政局。

尽管墨西哥城法律并不允许在大街上从事流动商业活动，主流传媒也对此持负面态度，街头商贩一直都是墨西哥城的一道旅游风景线，与政府所构想的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至少有20万名摊贩活跃在墨西哥城街头，大部分都是非法经营者。尽管收入不高，这些商贩并不觉得自己是社会边缘人口，而是带着强烈的职业认同。不仅如此，摊贩结成了紧密的政治网络，其领导者的社会地位堪比毒枭和黑帮老大。

Cross的调研显示，街头商贩之所以可以生存壮大，归功于几大因素。一是典型的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和侍从主义。市级官员没有激励有效执行上级的政策，反而倾向于和街头商贩合作，来获取选票上的支持（这一解释也符合政见团队介绍过的另一篇论文的发现）。90年代中期开始，比索和制造业因为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进一步崩盘，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PRI的绩效合法性进一步被动摇，因此更需要底层的政治支持来巩固政权。PRI和崛起的反对党都希望街头摊贩组织可以隶属在自己机构旗下。

另外，上级的政策在实施上也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比如在统计街头非法商贩人数上，因为1973年后，收集信息的次级行政部门有16个，缺少中央协调机构，各个单位都可以虚报人数而不受制裁。加上街头商贩的流动性，如果不是持续监测，汇报的数据过了半年可能就失效了，这进一步让信息采集部门失去了工作动力。

如果说上述政府结构的原因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十分普遍，本研究更独特的地方在于指出街头商贩组织的动员策略。Cross发现与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不同，墨西哥城街头商贩的动员结构，往往和PRI一样威权主义。组织领导地位大大高于普通商贩，他们有权制定规则，允许或驱逐个体商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领导人还常常以权谋私，赶走一些手下的异议者，然后高价出租空出来的摊位。久而久之，这些领导成了政党和普通商贩之间的沟通中间人，负责给成员提供正式的商贩牌照，并动员他们参与各种集会和抗议。而很多集会，则是向PRI释放信号的手段，参与者一边提出政治诉求，一边又表示自己对PRI合法性的支持。

这当然不是个让人乐观的发现。墨西哥城商贩尽管获得和国家博弈的筹码，但这种胜利是建立在另一种威权管理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社会运动参与是被规划好的，不听话的个体会受到惩罚。这种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结合政府的恩庇侍从策略，也许是之后拉美社运排斥中心化动员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选举政治与印度非正式劳工运动印度是非正式劳工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93%的劳动力都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在2013年出版的书籍<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中，霍普金斯社会学系的Rina Agarwala 考察了印度的选举政治生态，经济政策和各类非正式劳工运动的交互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了Cross的政党政治视角。

印度的传统工会只吸收正规产业工人，和大公司的雇员，排斥女性、文盲和低技术劳力。由于不被正式的工会所接纳，印度的非正式劳工采取了和正式劳工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正式部门员工依赖传统工会，往往致力于寻求经济上的好处，比如最低工资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改善。相比之下，非正式劳工的策略则是绕过私人雇主，以公民和选民的身份走政治动员的道路。他们以政府忽视公民权作为申诉理由，以在政客面前示威和绝食的方式，直接向国家施压寻求教育和医保等社会福利。也由于这样的策略，印度非正式劳工动员的程度和政党政治存在更大程度的勾连。

正式与非正式劳工抗争策略的分野根植于印度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历史。1970年前后，由于先前工运的成功，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劳工权利的法案。为了规避法律职责，建筑和卷烟（Bidi）等行业开始重组，大公司关门，小承包商进入并大量雇佣非正式劳工。以卷烟行业为例，1968年喀拉拉邦政府通过了卷烟法案保护劳工权益，几个月内当地最大的卷烟公司就裁员一万二，关闭了所有大型工厂。到1970年代中期，其他工厂也全都停业，卷烟业重新回到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女性和儿童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卷1000根烟才能拿1美金报酬。由于劳动力被完全打散到各个家庭内部，剥削变得隐蔽，卷烟工会的维权成本直线上升。于是，80年代起，多个非正式行业组建了新的独立工会，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

Agarwala不仅总结了非正式劳工一般抗争策略的形成，也解释了不同地区非正式劳工动员能力的高低。她的数据基于她在孟买、金奈、加尔各答三城市的田野，和有关喀拉拉邦的二手文献。这四地都有辉煌的左翼和劳工运动历史，工会密度都很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发展指数也相近，为比较研究剔除了干扰因素。

数据显示，非正式劳工的动员能力高低取决于该地地方选举的竞争性。例如金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主要被两大党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DMK）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所垄断，两党虽然都不算典型的左翼政党，但都十分民粹。与墨西哥城的例子类似，对底层选民的收买意愿，为该地非正式劳工的动员提供了机遇。非正式劳工工会在公开宣传中，常常突出自己庞大的会员基数，强调劳工们会统一投票给提供福利的候选人（vote bank）。另一方面，工会又鼓励会员根据自己居住社区的实际情况投票，这样就避免了被一个单独的党所支配。在作者的访谈中，泰米尔纳德邦的非正式劳工确实也获得了四地中最好的福利。相比之下，加尔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尽管从70年代起就是印共执政，左翼色彩浓重。无奈该地选举毫无竞争性，非正式劳工也鲜有机会利用选举为自己博取筹码。作者访谈的加尔各答劳工，只有建筑工人获得了工会提供的一些福利。

但是，即使处在激烈的选票竞争中，政党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工运的诉求。90年代初，印度全境开始推行减税、取消商品管制等自由化的政策。ADMK和DMK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福利色彩，来正当化自己对自由化政策的支持。比如DMK对外宣称自己是劳工政党，和印共一样认同马克思哲学，但实际上却和右翼BJP推行类似的政策。DMK为了招徕跨国企业入驻泰米尔纳德邦，向对方提供了免费的厂房，并声称企业内不用设立工会。

所以，尽管非正式劳工获得了社会保障，他们促使政府作出的福利让步，却成为经济政策进一步自由化的诱因之一。这也是印度这个案例最值得人深思的一点。

回收站里的革命：私有化与哥伦比亚的拾荒者运动如果说Cross和Agarwala主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解释劳工运动的涨落，伯克利社会学系的Manuel Rosaldo对1986到2011年间哥伦比亚拾荒者运动的研究，则突出了私有化政策对非正式劳工运动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本文最令人振奋的个案。

拾荒者在绝大部分国家都被污名化，是鲍曼所定义的后现代体系下“废弃的生命”。然而在哥伦比亚，拾荒者却有自己的合作社，法律支持和政治动员网络。

这样的网络当然是多年抗争带来的结果。曾经，哥伦比亚的拾荒者们只能把收集到的废品卖给中间人，赚取只相当于行业回收价5%的报酬。此外，警察的骚扰和富人的歧视也是家常便饭。不少人在大街上被无故拘捕，没收推车。

讽刺的是，为拾荒者运动出现提供动力的恰恰是废品回收业的重组和私有化。80年代中期，顺应环保需求，国有的大型垃圾倾倒场被私人公司运营的卫生垃圾填埋场（sanitary landfill）取代。无数个体拾荒者没法再进入露天垃圾堆，而是只能每天行走20-30公里在市区各条大街上翻找垃圾。结果，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突然出现在中产和富人住宅区。

这群不速之��的来临引发了部分中上层的社会恐慌。很快，以清洗低端人口为名的极右翼势力集结起来，他们组成保卫社区的民兵团，累计杀害了2000多名拾荒者、乞丐和性工作者。

对边缘人口的杀害迅速登上报纸头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震怒，也成为了拾荒者运动的由头。首先，大规模抗议使得全国政府被迫出台法律，要求地方政府为拾荒者提供教育和必要的住宿。其次，基金会、国际NGO和大学开始出台各种培训项目帮助拾荒者，为运动注入了初始资金。

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拾荒者自身。他们以地区为基础成立了合作社，与雇主、国家进行集体谈判，大幅提高了工资。这种合作社运作在拉美并非孤例，巴西的无地工人和阿根廷的失业工人运动，都曾经在它们各自占领的土地和工厂中采取类似的组织生产模式。

合作社只是社区层次的骨架，在其上还有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负责指导社运和汇集各类社会资源。第三级是全国性网络，第四级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协会，最后则是有28国民间组织参与的全球拾荒者联盟。这种多层嵌套的组织模式在墨西哥查巴达的国际支持网络中也可以看到。往历史上追溯，18世纪末最早的工人阶级团体伦敦通讯会也是采用类似的布局。

当然，以城市为单位的政治动员网络是最核心的社运机构。哥伦比亚最出名的拾荒者运动网络是首都波哥大地区的ARB，旗下包括17个合作社，社员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其他个体拾荒者。ARB曾经是个非政治的服务网络，但由于一次突发的财政危机，他们被迫精简全职人员，增加志愿者，出租一半的办公场地，并削减服务项目。虽然人员大批出走，留下的却是政治上更激进的成员，使ARB能够推动超越普通经济利益的议程。

通过多年的运作，ARB成功将拾荒者塑造成受人尊敬的职业。除了组织日常抗议，他们还选派劳工参加专业培训，与媒体接洽，在公共论坛和学校开讲座，树立起拾荒者的专业形象。另外，ARB与公民社会各领域广泛结盟，招募到了一批善于死磕的维权律师。在立法不利于非正式劳工时，律师们及时介入申诉扭转了危局。

目前，哥伦比亚的拾荒者是全世界最有政治行动力的非正式劳工群体，他们的组织模式也传播到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工运中。

破碎的团结: 非正式劳工的运动前景

选取以上三个个案，绝非暗示只有这三地的非正式劳工组织了起来，而是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运动的多元策略和结构限制。

除此之外，非正式劳工运动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80年代后阿根廷的非正式劳工主要和失业者结盟，组成浩大的拦路者运动（piquetero movement）。与哥伦比亚单一的拾荒者运动网络不同，拦路者运动为了团结更多部门的劳工，实行各社区自决，去中心程度更高。

在中国，虽然非正式劳工尚未发起受到传媒关注的社会运动，他们却一直有着丰富的个人和集体抵抗形式。在Sarah Swider对中国北上广建筑工人的研究中，她既观察到斯科特式的日常抵抗：故意损坏工具，偷偷抽烟等，也发现了集体抵抗行为，比如几十个人轮班装病罢工，盗窃少量建材去公共市场销售，甚至集体威胁承包商多付工资。

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众包，以及数字劳工变得普及。在Hardt和Negri看来，这些非物质、非正式劳工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帝国”进化到现在的必然后果，也是组建诸众生力军的关键。数字劳工政治动员的前景并不清晰，不过一些在线工作社区已经酝酿出运动家组成的小圈子。2014年圣诞节，亚马逊旗下MTurk的部分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发布公开信要求亚马逊提高劳工待遇。Turker们还建立了多个论坛，给雇主打分，并商量用脚投票去别的平台工作。

虽然每个国家每种非正式经济都有自己的运作特色，旗下的非正式劳工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斗争策略，然而，不同的案例都揭示出双向运动的逻辑：私有化常常能联合起更广泛的抗争，早前社运的成功却可能引发建制力量的反扑。我们也许只能视团结为一种破碎的状态，视胜利为一条深渊前的坦途，将不确定性看作逆流而上的动力。

参考文献： Agarwala, Rina. 2013.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1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s, John. 1998. Informal Politics: Street Vendors and the State in Mexico City. 1 edi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Manuel. 2016. “Revolution in the Garbage Dump: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Colombian Recycler Movement, 1986-2011.” Social Problems 63 (3):351–72. https://doi.org/10.1093/socpro/spw015.

延伸阅读： Eaton, Adrienne E., Susan J. Schurman, and Martha A. Chen, eds. 2017. Informal Work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1 edition. Ithaca: ILR Press.

Rossi, Federico M. 2017. The Poor’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 Piquetero Movement in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ider, Sarah. 2015. Building China: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 1 edition. Ithaca ; London: IL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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