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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piyayun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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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

美国自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以来，在240年的历史中，没有战争的时间仅有21年，即在美国223年的历史中，美国一直在世界某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军队处于交战状态[1]。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世界有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为由，发起了其中的201场，占到81%，导致3亿人死亡[2]。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于2016年底发布的世界各大国军费统计显示：2016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排名世界第一，军费开支为6220亿美元，占GDP的3.59%[3]，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在100多个国家建有大约1000个军事基地。据2017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白宫公布了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纲要报告，该报告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提议增加军费开支540亿美元，以凸显“军事优先”，进一步增强美国国防安全和“硬实力”。

现以时间为序，历数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以此考察美国频繁发动战争背后的种种动因：

一、入侵朝鲜

（1950.6.25—1953.7.27）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其中，朝鲜战争起源于朝鲜半岛上朝韩之间的内战，分别支持朝韩双方的苏联、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致使内战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成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简称“三八线”），在朝鲜划界而治，留下内战隐患。1950年6月25日，朝鲜不宣而战，进攻韩国，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队在韩国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历经数次战役，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战后，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4]

二、武装干涉黎巴嫩

（1958.7.15—10.25）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属于中东国家。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冷战中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区域之一。

1957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中东的特别咨文，中心思想是“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5]，要求国会授权他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他还提交了中东决议案，宣称保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从而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这些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可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以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装侵略”。3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该决议，决议的基本原则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7月，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出兵黎巴嫩，干预黎巴嫩内政。

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引起人民的反对。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夏蒙政权的武装起义。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应黎巴嫩政府请求和“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侨民”为由，批准了“蓝蝙蝠行��”（Operation Blue Bat），宣布出兵黎巴嫩，保护其“被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权”，以加强亲西方黎巴嫩政府，支持夏蒙总统反对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7月16日下午3时，在美国海军第6舰队护送下，1400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贝鲁特以南国际机场附近的哈尔迪湾实施登陆[6]。尔后，美国又通过西德“空中走廊”不断增兵。到8月上旬，美国侵黎兵力达到4.8万人。

美国的武装干预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直到要求援助的夏蒙总统完成其总统任期。美国和黎巴嫩政府部队成功占领了贝鲁特港口和国际机场。危机结束后，美军于10月撤出。

三、侵略越南

（1961—1975）

越南战争简称“越战”，其本质是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武装干涉越南，支持南越（越南共和国）与由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相对抗的一场战争。[7]

1965年，北越向南越发动攻击，美国出兵援助南越，代号为“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该行动由美国空军、海军和越南共和国空军于1965年3月2日至1968年11月1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由于北越获得盟国援助，拥有了精良的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使得该行动成为冷战时期最激烈和艰难的空战[8]。一年未到，美国已损失170架飞机，南越空军损失8架飞机。空袭北越耗资约9亿美元，整个越南战争花费美国约7380亿美元，期间有超过5.8万美国士兵阵亡。1965-1975年间，美国空军在越南、老挝及柬埔寨投放了大约760万吨炸弹，几乎是二战的三倍。美国最终在1973年撤军，北越于1975年统一了越南[9]。美国最终战败。

关于美国在越战中为何失败，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身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是美国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斗不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将此归咎于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大师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则认为，越战是美国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武装干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必然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命��[10]。

越战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败得最惨的战争。越战极大改变了冷战态势，使美国由冷战中强势一方转为弱势。越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四、入侵格林纳达

（1983.10.25—11.2）

北美洲岛国格林纳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向风群岛最南端，是加勒比海通向大西洋的门户，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79年3月，格林纳达国内发生政变，亲西方政权倒台，新政权亲苏联、古巴倾向日趋明显。为遏制苏、古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借格林纳达内部发生政变之机，联合中美洲七个加勒比国家，对格林纳达发动了代号为“暴怒行动”（Operation Urgent Fury）的武装入侵，这是自越南战争失败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983年10月25日拂晓，美国出动“快速部署部队”，采用突然袭击方式，对格林纳达实施伞降和机降着陆，陆海空联合作战，揭开战争帷幕。1983年10月26日，美军攻占格军司令部。28日，美军控制首都圣乔治，主要战斗基本结束。此后，美军派出小分队，对撤至格岛北部山区的对方残部进行搜剿，查缴了岛上所有武器弹药库。至11月2日，美军完全控制了格林纳达，战争遂告结束，整个过程历时仅8天。此次战争的结果是，美军仅19人阵亡，116人受伤，损失直升机9架。格林纳达军方亡40余人，被俘15人，其余逃散。

美军控制格林纳达后，由英国女王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重新组织新政权，美军陆续撤出。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是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遭到包括其西欧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大为受损。

五、空袭利比亚

（1986.4.15）

20世纪60年代，北非国家利比亚政局动荡。1969年9月1日，以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后改国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76年，美、利关系紧张，卡扎菲下令收回美国在利比亚德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受损。70年代，利比亚为抵制美国的影响和渗透，废除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技术协定。卡扎菲在推行反美政策的同时，积极向苏联靠拢，尤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10.6—10.26）以后，苏利关系发展迅速。1980年，美国宣布利比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关闭了驻利比亚大使馆。

1986年4月5日，在西德柏林，美国驻军常去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土耳其裔德国妇女死亡，另有230人受伤，其中包括50多名美军人员[11]。美国声称从东德的利比亚特工处获得了有关袭击事件的电话记录。在与欧盟和阿拉伯合作伙伴进行数天外交谈判之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于4月14日下令对利比亚进行打击。

1986年4月15日，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代号为“黄金峡谷”（Operation Eldorado Canyon）的行动，对利比亚实施海空联合打击行动。在此次行动中，美国使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战、精确制导、高速反辐射雷达和远程航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利比亚实施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空袭作战。美国海空军以电子战飞机为先导，首先压制干扰对方的防空系统，尔后再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确打击，仅用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在此次袭击中，卡扎菲本人受伤，其一岁半的养女死亡，两个5岁左右的儿子炸成重伤，美国达成了所谓“降低了利比亚支持和训练恐怖分子的能力”的作战目的[12]。

其间，美国飞机从英国基地起飞，准备对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轰炸，但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拒绝为美军飞机开放领空，美军飞机通过空中加油才得以完成轰炸任务。

六、巴拿马战争

（1989年—1990年）

中美洲最南部国家巴拿马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巴拿马战争是指1989年底，美国为争夺巴拿马运河权益、悍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政府的军事行动。

1989年12月15日，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采取紧急措施，任命军事强人曼纽尔·诺列加为政府首脑，授予其绝对权力，并宣布巴、美处于战争状态。12月16日晚21时，4名美国军官乘车经过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所在大街时，与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美海军陆战队一名上尉死亡，另一名军官受伤，巴拿马3人受伤，其中一人是路边女童[13]。

1989年12月20日凌晨，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出动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2.6万名精锐部队，趁着夜色对巴拿马实施“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首次动用了6架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向巴拿马军队的27��重要目标同时发动突然袭击。巴国防军司令、政府首脑诺列加指挥巴军及准军事部队“尊严营”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仅8个小时就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能力。美国作战行动在48小时内完成，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诺列加政府。1990年1月3日，诺列加被迫走出梵蒂冈驻巴使馆，向美军投降。1990��1月12日，巴拿马战争结束。

美国总统布什声称，美军入侵巴拿马的目的是“为美国人创造安全的环境；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完整；为自由选举的安达拉政府提供稳定的环境；把诺列加捉拿归案”[14]。在此次冲突中，美军23人阵亡，325人受伤；巴方205人阵亡，1236人被俘，产生难民约2万人左右[15]。

七、利比里亚武装撤侨

（1990.6.3—1991.1.9）

利比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1980年，原住民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军士长率领士兵发动政变，结束了美国黑人移民后裔的统治，建立军政府。1989年，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领导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率部打回国内，内战爆发。

1990年6月3日，美国以利比里亚内战威胁到本国侨民的安全为由，宣布实施“利刃行动”（Operation Sharp Edge），派遣一支由4艘战舰、27架作战飞机和23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地中海驶抵利比里亚附近的海域待命。8月5日，位于利比里亚海岸的美国特遣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攻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控制了美驻利使馆及周围地区，开始了撤离行动，最终撤出2690人，其中包括330名美国公民，以及利比里亚、意大利、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的国民。美国海军支持了这次行动，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6]。

八、海湾战争

（1991.1.17—2.28）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美苏之间结束长期冷战状态，全球战略格局从两极向多极转换，国际政治力量失调，局部地区力量失衡，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

在中东，伊拉克为了解决与科威特的边界纠纷和石油争端，于1990年8月2日凌晨向科威特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引发海湾危机，成为海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在海湾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8月7日凌晨2时，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了“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计划，向海湾地区紧急增兵，以阻止伊拉克进一步入侵沙特，并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发动了局部战争。此次战争代号“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持续仅42天，是人类战争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使用新��武器最多、投入军费最多的一场战争。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取得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磁优势。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实施空中作战，对伊军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空袭。战争开始前，美军使用电子作战飞机对伊军电子设备实施强烈干扰，压制伊军的通信和预警雷达系统，保证空袭行动的突然性。在作战过程中，美军针对伊军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实施强大的电子战，对伊军电子设备、防空雷达和通信网络等进行了压制，致使伊军指挥失灵，通信中断，空中搜索与反击能力丧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此外，美军飞机、坦克、步兵战斗车乃至单兵武器都装备有红外夜视装置、激光夜视仪和红外热成像设备等夜视夜瞄器材，能够昼夜不停地连续作战，有效打击了伊军。最终，多国部队以较小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伊拉克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军。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损失惨重，2—3万名士兵阵亡，超过7万名受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贫化铀武器，造成伊拉克军方和平民的癌症发病率在4年内上升了大约20倍[17]。

关于海湾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如此阐释：“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8]

九、武装干涉索马里

（1992.12.4—1994.3.21）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上，因其突出的地形而被形象地称为“非洲之角”，是各国货轮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索马里局势长期动荡，内战连绵不断。

1992年12月4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由，组织名为“重建希望”（Operation Restore Hope）的维和行动，宣布派遣一支2.8万人的部队，参加在索马里的援助行动。索马里势力最大的军阀法拉赫·艾迪德认为维和部队阻碍其扩张势力，因此伏击了巴基斯坦部队，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

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艾迪德。10月2日，“线人”报告，艾迪德的两名高级助手出现在摩加迪沙奥林匹克饭店。10月3日，美军开始抓捕行动。该行动由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合作进行，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及情报错误，导致该行动陷入混乱，两架美军160航空团的黑鹰直升机被先后击落，机上幸存人员陷入民兵的包围之中，原本计划1个小时完成的秘密抓捕行动衍生成战争事件。陷入索马里民兵甚至平民重重围攻下的美军在摩加迪沙激战15小时后，才在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掩护下撤回安全区。行动中，共有19名美军丧生，1人被俘，70余人受伤；除上述两架直升机被击落外，还有3架被击伤，数辆卡车和“悍马”车被击毁，索马里平民和民兵伤亡超过1000人[19]。此次行动成为美军自越战以来最为惨重的军事失败。10月4日下午，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反复出现索马里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一具美国特种作战队员的尸体游街示众的画面，被俘美军也上了电视[20]。美国舆论一片哗然。1993年底，美国克林顿总统最终下令撤军。1994年3月21日，美军从索马里撤出[21]。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拍摄了反映这一事件的影片《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黑鹰坠落”后也指代美军失败的索马里军事行动。

十、科索沃战争

（1999.3.24—6.10）

科索沃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面为塞尔维亚其余部分，南临马其顿共和国，西南面为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原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中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区。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管控下，民族矛盾暂时掩盖。铁托去世后，多种势力涌动。科索沃战争便是一场由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直接引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动下爆发的局部战争。

科索沃阿族人希望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致使局势动荡。1999年3月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声称“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于3月24日起对南联盟发动代号为“盟军行动”（Operation Allied Force）的大规模空袭[22]。在持续78天的轰炸中，联军投射的炸弹总数超过2.5万枚，其中精确制导攻击炸弹约8千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打击弱势的南联盟，通过武力，迫其就范。此次战争的作战样式为典型的非接触式交战，即双方始终都未在战场上近距离作战，这在世界战史上极为少见。在交战过程中，北约主要采用三种战法：一是在距战场上千公里处发射巡航导弹进行攻击；二是从美国本土或盟军基地出动隐形轰炸机，��电子干扰机的支援下，深入战区，投射精确制导炸弹；三是在掌握战区制空权的前提下，使用作战飞机从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攻击预定目标[23]。

南联盟作为弱势一方，在战争初期利用山多洞多、地形复杂的地形优势，修建了许多洞库和地下设施，在北约空袭前将大部分飞机、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藏于地下，躲过大规模空袭，保存主战装备和作战部队实力，但没有有效的反击手段。6月中旬，北约同南联盟签订停战协议，由3.7万人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打着联合国旗号开进科索沃[24]。

这场战争造成南联盟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1700名平民死亡，约1万名平民受伤。境内7个地区的20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中，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央的中国驻南大使馆也遭到轰炸，死伤超过20人。此外，北约盟军至少向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境内投放了1.5吨的贫化铀弹，被认为是造成该国癌症病发率激增的主要原因[25]。

十一、阿富汗战争

（2001.10.7—2014.12.29）

“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提出了一反国际法规则的所谓“先发制人”政策，被称为“布什主义”，即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对恐怖主义和谋求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上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部署为基础，采用强硬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反恐”名义下，布什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将“布什主义”推向了极致。

“9·11”事件后，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涉嫌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为由，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塔利班政权[26]。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由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于1994年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成立。“塔利班”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学生”，如此命名源于成员多是当地不满军阀混战的学生。

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持久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军事打击行动，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发起战争，标志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军动用15架轰炸机，25架战斗机，6小时内实施4轮轰炸，攻击30多个阿富汗境内目标[27]。截止到2001年12月31日，美军共出动作战飞机5000架次以上，投射炸弹导弹1.2万多枚，其中60％以上是精确制导弹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基本被摧毁[28]。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以空中精确打击为主要打击样式的战争。由于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属于非对称战争。2011年5月1日，奥巴马宣布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了本·拉登。2014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

十二、“第二次海湾战争”

（2003.3.20—2011.12.15）

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由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

美英联军从2003年3月20日起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和“震慑行动”（Operation Shock and Awe）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伊拉克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2003年4月9日，美军进入巴格达。5月1日，乔治·布什宣布，伊战主要作战行动结束。2003年12月13日，美军在提克里特抓获萨达姆·侯赛因[29]。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此次战争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1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

美国撤军之后，伊拉克叛乱激增。恐怖主义活动转为伊拉克叛乱组织反对中央政府以及伊拉克各派之间的冲突。美国撤军后的头两个月，伊拉克有一千多人遇难。2003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4491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30]。

然而，直至伊战结束，指控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两大罪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串通恐怖分子均查无实据，战前情报的错误及其出兵理由使美国在国际上面临广泛的批评。根据2007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服务节目调查报告显示，在25个国家超过2.6万人中，73％的人不赞成美国操纵的伊拉克战争[31]。2006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多数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无正当理由”，英国人批评其政府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32]。英国广播公司（BBC）2007年9月调查发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应从伊拉克撤军[33]。

十三、利比亚战争

（2011.3.19—10.31）

在政治上，卡扎菲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为此，1979年，美国将利比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2011年2月15日开始，利比亚和平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交战双方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军和由赫夫特领导的反政府势力。据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料显示，在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赫夫特于1988年建立了利比亚国民军[34]。2011年3月14日，赫夫特返回利比亚，负责发起推翻卡扎菲的运动。并非巧合的是，奥巴马总统也在这一时间签署“总统调查令”，授权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行动，推翻卡扎菲政权[35]。

2011年3月17日，美国及北约自称为落实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结成“广泛联盟”联合行动，执行武器禁运、设立禁飞区、保护平民等任务。3月19日起，美、法、英等国战机和舰艇打击利比亚当时卡扎菲政权的相关目标。3月31日，北约正式从美英法等国手中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权。8月22日凌晨，反政府武装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于10月20日完全占领卡扎菲武装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被抓，因伤重不治而身亡。10月31日子夜，北约结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36]。

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在开始阶段动用战机空袭利比亚，随后由北约接手指挥权。美国之外的国家执行75%的空中任务，美军主要负责情报收集和空中加油等辅助任务。整个行动中美国一直没有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只向反政府武装提供非武器援助并支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向利比亚派遣军事人员[37]。

结语

可以说，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其为“和平时期的总统”。譬如，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任期期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第35任总统肯尼迪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古巴猪湾、干涉越南；第36任总统约翰逊任期期间，美国武装介入越南战争、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任期期间，美国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武装入侵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以及策动智利政变；第38任总统福特任期期间，美国继续越南战争；第39任总统卡特任期期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第40任总统里根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格林纳达、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并发动海湾战争；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任期期间，美国突袭索马利亚、海地和南联盟；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任期期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下令空袭利比亚；第45任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4月21日发布的《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统计，美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2001-2011年间，每年约有1.4万至11万名平民死于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38]。2017年3月9日国新办发布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2009年以来，美国无人机攻击仅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就造成超过800名平民伤亡[39]。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19日，美国空袭伊拉克7258次，空袭叙利亚5828次，造成733起平民死亡事件，共导致4568－6127名平民死亡[40]。人权纪录援引制止战争联盟网站2012年6月14日的文章说，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制造了生态灾难，致使伊拉克战后儿童出生缺陷率“惊人增加”[41]。

关于美国为何频繁发动战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总结出五个最主要原因：一、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面对微弱的军事力量，很难抵制住诉诸武力的诱惑；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任何地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三、美国实行志愿��制度，由自愿参与行动的人完成军事行动减少了公众反对战争的压力；四、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多奉行行动主义，往往赞同美国使用武力；五、美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在总统和少数野心勃勃的顾问手中，篡夺了美国国会宣布战争的权力，致使“政府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系统在实际中无法操作[42]。

然而，美国不断发动海外战争还有其深层动因。正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免遭敌对国家的破坏，是成功的霸主应有的前提条件。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在其军事力量的后盾下，美国以多元化原则和制订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为基础，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为保护其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发挥作用的。”[43]可见，在军事安全上把控局势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过程中可资利用的王牌。从上述战争可以看出，美国主宰亚洲和中东的计划在二战结束时便已显现。亚洲人口多，消费力强，资源丰富；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带，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波兰裔美国地缘政治专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便曾指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44]所以，亚洲和中东自然成为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在亚洲、中东以及欧洲发动的战争是其二战后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实战演练。

可见，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绝对优势的美国以“保护美国利益”为由进行各种军事干预，其目标随着时间和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背后主要动机基本一致，即为了占据地缘优势、攫取资源、开拓市场，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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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独立，该把主要责任算在蒋介石头上吗？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5-28

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

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但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

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

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

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

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

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

沙俄政府的回复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

其二，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又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元“共戴”。

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

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

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

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

库伦方面的回复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

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

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

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

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任尊崇。”

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尽全力。

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

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所谅解。

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

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

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教仁对此毫不掩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

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

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民众及舆论的欢心。

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

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

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

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

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

中国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

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

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

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

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

徐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

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

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

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

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

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

直奉两系为此大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

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

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

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

次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

尤其是该《大纲协定》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

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

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李大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了”。

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

由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

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

“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

认为该密约很可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

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

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

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

（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

（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

（3）如我政府承认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

蒋介石还表示：“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独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

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

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

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

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

（1）恢复旅顺港之��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

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

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其具体内容如下：

“（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

（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

（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

（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

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

电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

宋子文反驳称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

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也不提此难题。

斯大林强硬回复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

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题。

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

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

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有切身感受。

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

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

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

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

次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

“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

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

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

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

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

蒋介石曾就外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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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zhouzi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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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推特合集（226）2018.6.26-30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Tweets 20.1K Following 44 Followers 1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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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ISAAA报告称，反对转基因导致道德灾难https://mp.weixin.qq.com/s/Yeasc8dGL0gFghDqQYSb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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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今天《纽约时报》长篇报道河北张北县玉狗梁村怎么被扶贫书记变成瑜伽村，村里老人人人练瑜伽，世界闻名了。这村名听着耳熟，我好像曾经路过，不过那时候还不是瑜伽村。 https://pbs.twimg.com/media/DgmmhaAU8AEV_p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mmhaBUwAAae_x.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mmhaEUYAE5su4.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mmhZ_U8AAoPj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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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我家种的多肉植物（184）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OmWEUYAEzCh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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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概是史上意识形态分化最厉害的，关键的案子都可以猜出判决结果：5:4，四名自由派对四名保守派，一名中间偏保守的法官决定判决结果。如果不是共和党参议院耍赖拒绝对奥巴马提名的中间派听证，把位子留给了川普提名的极端保守派，这种情况本可以改变。这个危害是长期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aoFAUEAAtUr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aoE-UYAAkPFf.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aoE_VQAAtKja.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aoFBUcAAV3Iy.jpg

Ciq19533@nitech. Jp ?

@ciq19533 Follow Follow @ciq19533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保守派三名女性？难道说在美国不表现的更为保守的女性就不能打破玻璃天花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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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Ciq19533@nitech. Jp 这个排列是从左到右越来越保守。三名女法官是最自由的自由派。

Alexis ?

@Alexis95747214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我觉这案纯粹是自由派有意识形态，抓住川普的推特不放。自由派其实也知道川普推特都是bullshit。其实看实际政策文字，一点毛病没有，川普赢得没问题，也说明美国司法还是有公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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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川普搞旅行禁令就是为了实现其“禁止穆斯林入境”的竞选承诺，川粉知道，区法院和上诉庭的法官们也都知道，他为了蒙混过关在第三版禁令让委内瑞拉、朝鲜陪绑，保守派大法官们就假装信了不是为了禁止穆斯林入境。如果把此前各个下级法院不分派别的法官的判决都算上，这5个法官是少数，怎么成了代表“公正”

Andy Tu ?

@canhuatu Follow Follow @canhuatu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川粉压根还是胜者为王的垃圾中国文化教育，没有公正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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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Andy Tu 川粉以为最高法院判的就是“公正的”，即使多数法学家、法官有异议也没什么。以前最高法院维护排华法案、日裔美国人进集中营，他们想必也认为是公正的。其实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才是公正的，否则就不公正，例如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照顾少数族裔入学合法，他们就认为不公正了。

mountain ?

@rolftwt Follow Follow @rolftwt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最高法院认定的是川普政府有下那个命令的权力，而非该命令是否恰当，即那是川普的职权范围，且命令内容未触犯宪法。至于命令的后果，未来选民会投票判决。个人认为政府应该有权力管控外国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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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mountain 总统有为了国家安全限制移民的权力，但是该权力的使用不能违宪，例如不能违背宗教信仰自由。川普的旅行禁令究竟是真的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还是歧视穆斯林，是争论的焦点。自由派法官引用川普众多言论说明该禁令实质是以国家安全为幌子禁穆斯林，保守派法官则认为禁令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全就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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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一些川粉到红母鸡餐馆外面抗议，有一个朝餐馆扔鸡屎，被捕。别人抗议的是有权有势的高官，川粉抗议的是表达自己权利的小店主，真有能耐。2012年拜登副总统被一家蛋糕店赶出去，当时共和党可没说这样做不文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还把店主当成英雄请去，自由派没人去抗议改店，奥巴马也没发推特开骂。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i9CNUEAAafu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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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纽约时报》记者来到了玉狗梁村，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q_QnVAAAb_AI.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q_PoUEAAK-eq.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q_PqVMAAX5r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qq_QoVMAEkku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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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发表新文章：听说数学大师丘成桐笃信风水https://mp.weixin.qq.com/s/Az2Dw2b91cTltOWU4rF0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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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2012年以来，大气中的氟利昂含量又逐渐回升，现在发现是中国乡镇企业又在偷偷生产氟利昂。这真是造孽，等臭氧层被氟利昂破坏了，紫外线挡不住，谁都得死。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CLkMVQAAVlbJ.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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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文怀沙无数头衔里头有一项“书法家”，还曾经在国家博物馆搞过“105岁书法展”。我们来见识一下其“书法作品”。难怪现在的“书法家”也常常被当成骗子。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JEE0U0AAuHx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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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一家保守派媒体报道说，著名导演大卫.林奇说“川普有可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川普乐滋滋地转了。他好像很看重一个导演的评价，尽管美国研究总统的专家不分党派一致投票认为川普是史上最差总统。然后林奇给他写了封信：那句话是断章取义，按你现在的做派，你没有任何可能成为伟大总统……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R1buU8AES70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R1btU8AAgieM.jpg

Big Cities' Daily ?

@BigCitiesDaily Replying to @adorewb @fangshimin @wenyunchao 左派见不得真按竞选承诺逐条落实的总统，他们更希望是：竞选时说一套，竞选后做一套，这样比较习惯。川普这样按竞选承诺一条一条去落实，太不符合套路了，太意外了，必须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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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这些川奴无法明白，主张弹劾川普的人是因为其犯罪和腐败，而不是什么“落实竞选承诺”。希特勒上台后也实现其竞选承诺，川奴想必也是很赞赏的？川奴又在吹牛川普一一落实竞选承诺，难道让墨西哥出钱建边墙了？难道奥巴马医健被推翻了？难道所有穆斯林都被禁入入境了？难道他公布报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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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6 More 哈雷摩托车厂成了欧美贸易战第一批牺牲品。欧盟报复，把美国摩托车关税从6%增加到31%，平均一辆哈雷要贵$2200。哈雷受不了了，宣布要把部分工厂迁往国外专门生产给欧洲的摩托车。川普气得连发推特骂哈雷投降并威胁。川普以前称赞哈雷员工为其当选立下汗马功劳，这下很多人要被裁员，自作自受。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c-FJUYAAgqyq.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c-FLVAAM0iD1.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c-FKU0AASsq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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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媒体和文怀沙的徒子徒孙还在胡吹文怀沙年轻时写过两句诗：“平生只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其实这出自民国��世鼐的《笛怨辞》十二首之一：“笛怨箫清听未真，江湖旧雨散成尘。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被文怀沙剽窃而已。文怀沙自己写的诗都不通，我早说了，此人语文水平很差，哪会写诗？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qAnKUwAAPf4y.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rqCckV4AEp1e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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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科骗公园贴了一长篇大字报，拿着中学课本要来教我物理，坚定地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身体转一圈就是在反向转动整个宇宙，开车上北京就是北京跑到其轮子底下。不过现在只敢用化名来骂我了（从化名看应是某个资深方黑），还是知羞耻的嘛。要是浪费时间去教训这种钻阴沟的蒙面大侠，那才真上当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WdBUV4AA1yDx.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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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美国最高法院的中间派肯尼迪法官宣布退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尼尔宣布今年大选前完成新法官任命。同样是这个人，2016年以大选前不能任命新法官为由不确认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此人代表着美国政治最肮脏的一面。川普任命的新法官肯定非常保守，自由与保守的平衡彻底打破，对美国的危害至少一代人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et3-UcAAXhlo.jpg

方舟子 ? 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Jun 27 More 昨天示威群众到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尼尔家门口示威，播放集中营里小孩的哭声，其妻子、交通部长赵晓兰怒气冲冲过来和示威者吵起来：“为什么你们不能放过我老公？”赵晓兰自己也是移民，8岁的时候从台湾乘货轮移民美国。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lruDV4AA5kk6.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lruDVMAUee3J.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lruCV4AAXvjW.jpg

邓自闲 ?

@zixian Following Following @zixian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地点是乔治城大学，他们参加一个活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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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邓自闲哦，没细看文中推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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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美国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是人工流产问题。肯尼迪法官虽然左右摇摆，但是是维护人流合法的关键一票。他退休后川普任命的肯定是反对人流合法的保守法官，以后人流在美国将逐步非法：先是保守州通过禁止人流法案被最高法院维护，然后共和党国会通过法案全国禁止人流。美国妇女的黑暗时代来临。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rjYjWkAAXlh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rjZdWsAE9Bo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vrjZSXcAA-sqV.jpg

方舟子 ? 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Jun 27 More 企鹅FM节目方舟子讲科学第245讲：再说说少量喝酒是否有益健康https://fm.qq.com/luobo/radio?_wv=4097&aid=rd001USq1949X1mp&showid=rd00388otj165mLR&sourceInfo=adpos%3D20034&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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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韩寒《新老师》为韩仁均代笔的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g2g9zp3VU3j_vs50-BOOG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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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上个月川普在美国各州的支持率，供中国移民团参考。红色的是反对率高于支持率，绿色的是支持率高于反对率。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MLvhU0AAYuM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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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昨天纽约第14区众议员候选人党内初选，民主党第四号人物出乎意料落败，川普幸灾乐祸发推特说：他不尊重我，所以完蛋了。其实获胜者更不尊重川普，是名28岁的女性，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以前社会主义者在美国不是好词，今年却出现了一批年轻候选人公开说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还有望获胜。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abzUYAEJZZ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ab3UYAAa4I_.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ab0UYAA3jfp.jpg

Shawn Wong ?

@lemmingshawn Follow Follow @lemmingshawn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貌似昨天早上看到这个Ocasia-Cortex胜选的新闻，还有很多她的支持者在喜大普奔。不知道她具体的政治主张有哪些？跟Nancy的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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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Shawn Wong 她原来是桑德斯竞选团队的，主要诉求和桑德斯一样，要求向北欧、西欧学习，全民医保、大学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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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7 More 美国最高法院索托梅耶法官对川普旅行禁令的反对意见应该比判决书更会成为经典：“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宗教自由的承诺之上的国家。我国创建者通过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包含宗教中立原则郑重做出了这个核心承诺。”她一条条列举川普反穆斯林言论的时候，保守派法官们面无表情。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ngBhVAAASDBR.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ngBvVAAAHJ4t.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ngBiVQAAu4o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ngByU8AAs0l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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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肯尼迪法官退休后，美国最高法院就没法保障妇女生殖自由、所有美国人的平等权利、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两个自由派法官一个85岁一个79岁，他们退休或去世后如果还是共和党掌权将会使美国最高法院成为史上最保守。《纽约时报》社论：肯尼迪法官退休是美国史上黑暗时刻，黑暗得多的时刻即将来临。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fUiUYAExt_c.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fUdVQAEG43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fUdU0AAp37P.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wvfUeVMAIwCPm.jpg

李明 ?

@xXC920ozDqG4I5G Follow Follow @xXC920ozDqG4I5G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太搞笑了吧，竟然不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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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李明在翻墙美国通看来，《纽约时报》果然没有他们懂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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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肖氏手术不仅继续在害人，还涨到了九万八，而且用的手术冒充以便报销。患者家属显然没有先上网查查我当年对肖氏手术的揭露，或相信了肖的媒体帮凶的洗白，才敢上肖传国医院。实名举报：肖传国医院骗人手术致人瘫痪http://bbs.tianya.cn/m/post-free-5925815-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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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这是一个没在美国学习工作过的人胡编乱造的知音体小说，被很多读者信以为真了。美国没有一个经济学教授叫何以生，当然可以狡辩这是化名，但作者对美国学习、生活的描述显得很无知，完全是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例如以为美国人过了18岁父母就不管了），而且这个经济学教授竟把《经济学人》当成学术期刊。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jsv8VAAA0zh9.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jsv5UEAAGgj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jsv5UwAEvVdj.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jsv5UwAALlp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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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刘记面片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sW-YUcAAGiX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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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等川普任命了新的最高法院法官取代肯尼迪，红色的这些州很快就会通过法律禁止人工流产，橙色的州也有危险，黄色的州则比较安全（除非共和党国会通过法律在全国禁止人工流产）。爱荷华已通过法律禁止在胚胎有心跳（一般孕6周）后流产，实质禁止了流产，现在等着法院判决，看来会成为禁止流产第一州。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0yDuUwAAy7L4.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0yDvUYAAmQFz.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0yDuUwAERd-N.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0yDwU0AA2Vy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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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佛蒙特是美国唯一曾经短暂要求转基因标识的州，2016年7月1日实施，7月27日即被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停，但这段时间上市的有转基因标识的食品在该州卖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对该州的调查发现，与学术界设想的相反，实施转基因标识反而有助于消除人们的担忧，对转基因的反对下降19%。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9XwDV4AAy7hQ.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09XwCU0AEPkjy.jpg

三七五十八 ?

@tmxlcf Follow Follow @tmxlcf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中国特贡二十年我再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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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三七五十八你吃不吃关别人什么事，还要公开宣布，怕别人不知道你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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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常吃大蒜能强身健体吗？https://mp.weixin.qq.com/s/s0cGKVzT_BulujiIj_07c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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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习惯性说谎】川普很喜欢幻想别人给他打电话说好话，以前说过童子军领导、墨西哥总统、朝鲜官员给他打电话，都被否认了，现在又说美国钢铁厂总裁、脱口秀演员佛伦给他打电话，也被否认了。佛伦说：“我这辈子没给这个人打过电话。我没他的号码也不想要他的号码。”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TYAaU0AAIV7j.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TYAbUEAAcTKa.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TYAcUEAAMm7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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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对妇女最危险的十个国家：印度、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沙特、巴基斯坦、刚果、也门、尼日利亚、美国。看来中国妇女晚上还是可以打滴滴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cbMYV4AEGih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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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为什么把前“堂堂央视记者”、现“新京报记者”王志安同志叫做“鳏夫”？发现他有过老婆，并非“初受”？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lG41UYAEkyl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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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8 More 科骗公园说我经常“散布一些伪科学谬论”、一贯“破绽百出”，他们曾经盗用过我800篇文章，还妄图永远据为己有，难道看中的就是“破绽百出”的“伪科学谬论”？此人貌似就是“方学家”亦明的化名，以后科骗公园不愁没有人投稿，亦明那几千万字“方学研究”购他们发一辈子，不妨从为肖传国洗白的那几百万字发起。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riO-U0AEpiI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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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分析卫星照片发现，朝鲜正在扩建核研究中心。川普曰：来自朝鲜的核危险不再存在，大家放心睡觉吧。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2R7uVAAAeG4h.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12R7sVQAALfK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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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科骗公园拿着一张星轨图证明不仅太阳围绕地球转，整个宇宙都围绕地球转。要不要算一下，旋转速度是多少，超过光速多少倍？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lmTVVQAMYTw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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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方舟子文科生看不懂就不要乱说，说的就是参照系不能乱取。//@吉家凡：方先生不能断章取义吧？人家都说了：以地面为参照系。不过后面的我看不懂，文科生飘过。

Hang Wong ?

@frenselW Follow Follow @frenselW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應該要他們算線速率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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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Hang Wong 我说的就是线速率。他们不会算的话，可以请那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帮忙，文中不是把他当成物理权威嘛。

Charles Zhang ?

@CanadaBlueSky Follow Follow @CanadaBlueSky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圆心是北极星，怎么成了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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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Charles Zhang 那是地球自转导致的假象，北极星刚好在地轴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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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大家都很奇怪肯尼迪法官为什么这时候宣布退休。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的儿子是德国银行全球地产市场部的头，在没人愿意给川普贷款时给了他10亿美元贷款，两家关系密切。川普任命了肯尼迪法官的几名亲信当联邦法官，包括戈萨奇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促成了他今年大选前退休。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sNb5VMAAoO8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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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这个变态的恋童癖现在还是新浪的红人。中国警方不管，美国警方会管，把她的微博翻译了寄给联邦调查局，列入恋童癖黑名单，敢去美国就会被抓起来判个十几二十年。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z-zEUEAEx_oo.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z-zXUwAAuthB.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z-zEVMAAvr1z.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5z-zUUYAAk3j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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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亚裔某些群体觉得自己的子女会读书，就不把自己当少数族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对立，在别的方面受歧视还指望别的少数族裔替自己发声？溪边愚人《究竟谁是大学AA政策的受益者？》https://mp.weixin.qq.com/s/aGIr6RrTEfEM0uvgb-v6U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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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美国司法部律师在法庭上承认，联邦政府从来就没有计划让那些被分离的小孩与他们寻求避难的父母团聚。联邦法官命令已被关押的2000多名小孩5岁以下的14天之内、5岁以上的30天内还给其父母，估计难以做到。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G7XpUYAAIOkV.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G7XrVMAAqJZB.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G7XpU8AAqEB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G7XpUcAE9RR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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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大豆是不是健康食品？https://mp.weixin.qq.com/s/LTUJqr1tf4khn5H4y4hU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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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winding Follow Follow @mywinding More Replying to @fangshimin 文章写的较早，一些内容需要更新。动物脂肪和食品胆固醇已经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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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方舟子 Retweeted mywinding 被崔永元的营养师平反了？可以安心让小学生吃肥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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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美国住房部新发布的报告，旧金山四口之家年收入$117400属于“低收入”家庭，年收入$73300属于“很低收入”家庭。目前旧金山湾区房价中位值达到$935000。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dOobV4AAqPL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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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我已经被“国家彻查”这么多次了，还在“查”啊？这回据说查的是我接受孟山都贿赂上亿元想让中国14亿人断子绝孙。拜耳公司记着：孟山都欠我上亿元呢。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lmrbUYAA6ALq.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lmreUYAIHs_-.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lmrcUEAEo1fz.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lmrdUEAAIjm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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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钻石乌贼（国家地理）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xGqEVQAAK2e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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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29 More 美国情报部门官员称，朝鲜在秘密地点增加核武器生产。这很意外吗？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4_V6U0AA-JC5.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g64_VsVAAEhXRk.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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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本草纲目治鱼刺卡喉的窍门是：拿一张渔网烧成灰，加水喝了，立马就好了……别笑，“江阴发布”说的这两个窍门和本草纲目的没什么区别。如果鱼刺卡喉，赶快上医院找医生取出，别信什么窍门，信窍门大出血死掉的不罕见。最保险的当然是吃鱼先把肉刺分离，不要把鱼刺往嘴里塞。 https://pbs.twimg.com/media/Dg7AWXbU0AAEbg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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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刘记葱油饼 https://pbs.twimg.com/media/Dg_Ffr_V4AAJzjq.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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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发表新文章：“周立波事件真相”的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INxVS1jxgB3SU9C29fvCr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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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科骗公园还真成五毛公园了，宣扬起“中国化宗教”，这跟“科学”有个五毛钱关系。 https://pbs.twimg.com/media/Dg_30giU0AAfO1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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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shimin Jun 30 More 在中国，公职人员与未成年少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只是道德问题，受记过处分。 https://pbs.twimg.com/media/DhAE5EIVQAAsdf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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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justice-seekin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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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iaobo and His Charter 08 in Quebec, Canada

Face the democracy in reality! RIP, Mr. Liu Xiaobo! It sounds good because you have never been there. Charter 08 in Quebec, Canada. 民主很好听，现实很不堪，刘晓波先生��息！-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在魁北克

刘晓波先生往生了，虽然不苟同他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但对比柴玲之流一边要学生付出血的代价，一边自己跑路到美国转型成商人的“民主人士”，刘晓波先生是学生从广场安全撤离的功臣，功德无量，此外，他还因为鉴证了这个事实而摈弃政见在电视上说实话，遭到那些为政治而政治的政客的指责，我只想说，他的人格，担得起中国历史上大写的人！

刘晓波先生参与的《零八宪章》被认为是推进民主进程的标杆，我只想从一个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人视角，告诉已在天国的刘先生：您会不会太天真？

《零八宪章》有十九点基本主张，本人就加拿大魁北克的现实，结合部分基本主张，来谈谈刘先生的民主理想在北美的民主国度是怎样的：

1. 修改宪法：众所周知，魁北克有一个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法语语言宪章)，把法语的权力凌驾于英语等其他语系至上，其结果是：任何商标标志必须有法文，而且法文在先；母语非英语的移民家庭孩子，如果上不起英语私立学校，就必须上法语公立学校；可是最近在土豆的穆斯林优先政策影响下，这个语言法的实施有了双重标准，有证据表明，不会讲英语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孩子，可以选择上英语学校。

2. 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这两点放在一起说。民主的基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拿加拿大魁北克来说，regie du logement（租房委员会）、移民上诉庭等都被称为administrative tribunal（行政裁决庭），它们隶属于行政系统，而不是司法系统，其裁决结果通常可以拿到司法庭（court of Quebec）去要求上诉。所以，从司法庭是否受行政庭的前判影响，能否独立裁决上诉请求，可以看出司法权和行政权是沆瀣一气，还是互相制衡，维护社会公义。此外，魁北克的administrative tribunal（行政裁决庭）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庭，但也不能太离谱是不是？有起码举证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诉讼方都不能用证据突然袭击对方，也就是说，诉讼任何一方都要给足抗诉的准备时间；然而魁北克的regie du logement（租房委员会）公然剥夺租客的抗诉基本权利，默认房东庭讯时才提出证据，庭讯后撤回证据，骗骗法官，不留痕迹！至于Court of Quebec, 居然有法官出庭不穿法袍，先是默许诉讼方的陈述用时需求，然后变脸直接驳回动议，对法律的侮辱践踏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魁北克的司法部对于已经到达诉讼流程顶级的司法不公结果的投诉又是怎样答复的？很遗憾，我们是为政府效忠的。而政府在竞选时，是骗选民选票的！这就是加拿大的“民主”真相！难怪150周年的加拿大国庆日，老天都悲泣！

3. 立法民主：这一点很高大上。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有法律规定公共事务机构的议事程序要透明。比如：如果我怀疑驾照申请被拒不合理，我可以按照该法要求驾照颁发机构把相关人、事的文件，甚至是部分内部往来信息都对我公开。很高大上，是不是？然而，从以往案例分析来看，由个人对公权机构比如魁省政府、警察局、公立医院等提出的此类要求几乎都被公共机构以“滥用法律”（abusive）的名义回绝并胜诉！所以说，这一类的立法，真真就是败絮其中的“民主”西洋镜！

4. 公器私用：这是腐败的根基，魁北克被Google的搜索结果暗示成加拿大的最大腐败省份，不是没有道理的。拿魁北克的工商管理机构（REQ, registraire des entreprises）来说，Thomson Reuters在蒙特利尔的法务分部在给客户开的发票里虚开不存在的政府费用，这样的欺诈行为被揭露后，REQ的相关信息竟然被明显篡改，配合公司主管、犯案嫌疑人的造假说辞！如果没有公器私用，腐败怎么会成魁北克的代名词？！

5. 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既然我身在这里，就说明这里的自由度还是有的。但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崔晓明、李建萍、陈慧失踪/死亡案、大温新西敏华裔女子梁凤鸾(FlorenceLeung)，曼省温尼伯（Winnipeg）的MaggieLiu，以及多伦多的李迎春案，都无一例外有大量证据显示与澳大利亚冷梦梅案类似的作案模式：让人放松警戒的熟人作案。比起澳大利亚冷梦梅和在美国冤死的章莹颖，发生在加拿大的华人失踪/离奇死亡案有更悲哀的一面：案情得不到重视，连个伸张正义的机会都没有！！！说到言论自由，脸书、谷歌都有专职的敏感信息账户封杀职位，以及揭露黑暗、触及大公司商业利益的言论被封杀的事实都说明，“言论自由”很高大上，现实的“钱权说话”很骨感！更讽刺的是，在这方面，一些海外华人媒体（蒙城**网，加拿大*园网）为钱封杀言论的事，做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

6. 环境保护：这是加拿大的优点，没说的，和普遍的公民素质有关，但也和地大人稀有关。我不知道从何时起，那些没有社会公德的事情，几乎都被或多或少地贴上华人的标签。即便是海外华人的唐人街改造，也是各方势力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滥用民主权益的战场。没有公益心，又岂止是国内的社会问题？民主化？先在海外华人身上试点看看。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民主最近也成了煮豆燃豆箕的国际笑话，台湾国会的文武斗一直都是有潜力的观光景点，华人社群的民主？只怕还太遥远！

7. 转型正义：最好笑的就是这一点了！这世界上哪一个政权不是拿出看家本领维护自己的统治？颠覆罪在哪个民主政权不是罪？马英九在位时，民进党操纵学生占领国会；民进党当权后，政客周玉蔻居然喊出“对蔡英文构成威胁的抗议要格杀勿论”。用《法语语言宪章》凌驾于公民自由选择两个官方语言的基本人权之上，用白人至上、非裔有话语权、穆斯林有特权、而华人是千年社会底层的现实扭曲所谓的平权，转型正义？魁北克不可言说的taboo.

无论是加拿大的“民主”、还是美国的“民主”，对照刘晓波的《08宪章》都是被戳得千疮百孔的西洋镜。不错，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但是，一个政权是否能面对现实，有承认错误的坦荡，并诚意改进，才是锐意进取，或是虚伪龌龊的指标。土豆在国会18次拒绝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w-Y9hQULM 魁北克租客的基本司法权益被regie du logement 系统性践踏、被Court of Quebec的法官不穿法袍肆意剥夺羞辱: 《魁北克的“民主”-漏洞百出的破渔网》蒙特利尔的某著名高校，为逢迎政府官员而肆意撕毁合同，把一位填补魁北克医学空白、为该校从零打造一个国际一流中心的IVF专家扫地出门，过河拆桥；同时政府方面也一唱一和，不给他的诊所发IVF执照，窃其名誉、断其财路：《文革式迫害、资本主义的无情，魁北克，你都占了！》美国一干政客今天（July 14, 2017）举行刘晓波听证会，Give me a break! 在刘晓波有机会延续生命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民主“的画皮扒掉之后，是他们政治利用、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冷血冷酷和虚伪无情！

民主很好听，现实很不堪，刘晓波先生安息！

上面说到，刘晓波先生的那些言论，我并不苟同，如果他在世，我可能会驳��他一番，但是，他看上去就是一位有些臭脾气的臭老九，有点天然呆的执拗，仿佛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君那样“始终微笑着”，就算有错，可是也：从抗议学生手中夺过枪砸坏来传达和平信息；通过谈判保护学生安全撤离；又在政府被海外政治势力栽赃时挺身而出在电视上作证的不同政见者，他真的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谢世吗？没有必要对他的善良正直心存一点感念吗！不可以有吗？！

-律政混混，IForYou博客, Critical Thinker for the little people, ordinary people and minority people in Quebec, Canada!

#刘晓波 #Charter 08 #Quebec #fake news #fake justice #thomson reuters #corporate fraud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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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funmedia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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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演的黄渤

原创：盖饭GetFun 盖饭人物ThePeople

特约作者 | 袁玲玉编辑 | 顾纯出品 | 盖饭特写工作室一、序成名之后的黄渤回忆自己早年的艰辛，大概意思是这样的。1996年，我顶替请假半个月的满文军在北京一家酒吧唱歌，之后满文军那小子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上唱了一首《懂你》，一夜成名。那时一块儿唱的周迅、满江、沙宝亮都火了，可是深受中年女性欢迎的我没火起来。「周迅他们来唱歌就是玩，可我，得养自己啊。」北漂期间过着朝不保夕的的生活，每次唱完后会小心观察观众的鼓掌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我就觉得饭碗保不住了。演出完了有人耍赖不付钱，酒端上来，我一饮而尽，一口一个大哥地叫。一边应着别人粗鲁的挑衅，一边得嘻嘻哈哈，陪着笑。以上细节都来自黄渤自述，真假难辩，尤其是只有自己知道的心路历程。要说起来有富裕家庭做靠山，黄渤本不至于如此，但是成功者如果没有艰难奋斗的早年，显然套路不对。

二、学习这事儿给我带来的基本都是耻辱

黄渤的脸看着非常沧桑，和大街上的农民工兄弟有一比，很有迷惑性，会让人误以为和王宝强有相同的贫困史。但他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是青岛机关单位的处级干部。虽然父母年轻时都是大学生和学习尖子，舅舅还是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美国组专家。但这丝毫没阻止他学业跑偏。成绩倒数、动不动留校，妈妈经常「白天在单位批别人，下了班被老师批。」黄渤决定「曲线救国」。他下了一番功夫练习爸爸的笔迹，终于学得有模有样，在老师那儿经常能蒙混过关。一到最头疼的英语课，黄渤就呈现出很高的表演天赋。有次英语考试，坐在第一排的黄渤坐立不安，他的余光瞥见老师一直在盯着他看，他佯装镇定地听英语听力，一本正经地在试卷上胡乱填写ABCD，心中窃喜，觉得自己表演完美。等他把听力写完了，广播传来——「试音结束，听力考试正式开始！」「学习这事儿给我带来的基本都是耻辱。」不过跟上房揭瓦的「皮小孩」不太一样，黄渤从不打架闹事，但「对上学不感冒」这事让把他当清华北大苗子培养的父母苦不堪言。黄渤家客厅灯绳上挂着个字条，「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每一分钟」，类似的字条还常出现在他的文具盒和书包里，他厌恶至极。初中时，黄渤连逃过一个星期学，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在海边的水泥石墩中找到了一个正好能容身的洞，用草垫做了屋顶和房门，把零食藏在里面。每晚，他们按时回家吃饭、假装写作业，早上背着书包假装上学，然后窝在这个「小屋」里，烤着炭火看武侠小说。他每天怏怏从客厅的字条前踱过步子，一头钻进卧室，打开单卡录音机，把作业本压在底下，模仿卡带学歌，一听就是一整天。家里仅有的几盘港台流行音乐盒带都被他给听秃噜了。上世纪90年代时兴霹雳舞，电视上偶尔放一下，一遍过去了，黄渤就凭着脑子里的印象自己练习，慢慢探索出了自己的舞蹈风格。

三、黄渤的父母觉得儿子做的事很不体面「需要在晚上干的工作，只有小偷。」

初二那年，学校元旦晚会上，黄渤表演了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中间有短暂间奏，黄渤学着电视上的歌手在舞台上来回踱步，他听到有人在台下鼓掌。第二天要穿越女生群时，看到她们窃窃私语，「快看快看，那就是黄渤！」他开始考虑是把手放在裤兜里还是衣兜里。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成绩一般长相也不好」的男孩，都能这样引起女生的注意，他们顶多只能靠捣蛋、出洋相甚至成为笑话的一部分来建立存在感。元旦过后，黄渤代表学校参加青岛电视台举办的「龙城杯中学生卡拉OK大赛」，获得第三名。这次比赛上，他结识了日后率先成为演员的高虎，此人在黄渤的演艺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渤常瞒着父母在卡拉OK厅走穴唱歌，��会搞气氛，15岁时一天就能挣15块钱。青岛的歌厅老板觉得这小伙子很讨喜，很快涨到了一天60。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学习不好已算「异类」，更何况还出入歌厅这种「不正经」的地方。黄渤的父母觉得儿子做的事很不体面，「需要在晚上干的工作，只有小偷。」黄渤不和父母正面硬杠，等他拿到一个月的工资1800块，自己又凑了200，跑到银行柜台把2000块换成一张张10块，厚厚一叠钱放到他父母面前，他爸妈不再嘀咕。当时妈妈工资是一个月300。那时起，黄渤就意识到要抓住自己的长处。

四、把女孩衣服浸湿，贴在身上，观众就嗨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很火，满大街都是愤怒的摇滚青年。1993年，上中专的黄渤主修工商管理，他看不到未来前途，「到最后我们同学毕业了，谁也没有去干商业管理，被别人管的倒是有」。他和一哥们找了两位广西女孩，组建了一支乐队——「蓝色风沙」，给自己取了艺名叫「小波」。中专一毕业，他们就开始走南闯北地演出。黄渤江湖行的最后一座城市是西安，后来黄渤特意把《一出好戏》全国路演的第一站也放在了西安。2018年的黄渤已经变成「中国内地知名演员」「金马奖影帝」「70亿先生」和「在中南海与总理面对面交谈的优秀演员代表」，而彼时的他还是个留长发穿喇叭裤，在台上又蹦又跳、不知道是谁的「流浪歌手」。虽然听起来很惨，其实他已经强过一般驻场歌手。黄渤做的是嘉宾演出，报酬比普通歌手高十倍左右，主要负责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内，将现场气氛推至沸点。什么歌应该放在什么顺序唱，什么时候假装退场效果最好，什么时候收钱时机最佳，黄渤琢磨出一套能将失误率控制到最小的表演套路。他还喜欢琢磨舞台效果，绞尽脑汁让观众喜欢。别的舞群里的女孩带着各种珠子、链子，弄得金光闪闪的没意思。他给他们舞群的女孩想了一辙：简单的黑色文胸，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衬衣，下面一条平角打底裤，表演中间穿插玩水，把女孩衣服浸湿，贴在身上，观众就嗨了。这些灵感来自于港台或国外的演唱会，说明黄渤一直是善于学习的人。

五、黄渤穿着一身贴身豹纹，扭着屁股唱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底下的中年女性欢呼雀跃，高潮迭起

「小波」渐渐小有名气。不过歌厅演出带来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家境不错，姐姐生意做得也挺大，父母退休了，工资也不低，家里不怎么需要钱。黄渤经常问自己，挣这些钱有什么用？「天一擦黑，心情就开始不好了，因为意味着又要开始演出了，之前演出带来的那些快乐没有了。」他当时的真正理想是签一家唱片公司，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黄渤在广州加盟了一家叫太平洋唱片的公司，同时期加盟的还有毛宁和杨钰莹。后来，这对金童玉女很快火遍大江南北，而「师弟」黄渤，因为长相问题，被公司拒绝包装，只能给杨钰莹伴舞。黄渤又折腾回北京，在京郊的农民房里租了间屋子，大冬天里每天蹬两个钟头自行车去酒吧跑场「驻唱」，最多一天连赶11场，当黄渤穿着一身贴身豹纹，扭着屁股唱着应该是没有版权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底下的中年女性欢呼雀跃，高潮迭起。经商颇为成功的姐姐，看着黄渤在外漂泊，觉得很不靠谱，她允诺黄渤，只要他回青岛，房子车子都给备齐。姐姐越「诱惑」他回家，黄渤越不稀罕，他还在腰部文了两字——「绝不」。但是那段时间他有些彷徨，有时早��起来在床头呆坐半小时，想今天要干什么。「必须找有意义的事去做。哪怕今天我谈了一家唱片公司，成不成没事，哪怕我写了一首歌，也觉得今天没白过，觉得心里挺踏实。如果一天从早荒到晚，早上又一觉醒了，觉得青春跟月份牌一样。」他有好几个歌本，上面记录着晚上对着大海，就着啤酒写的歌。他曾写过一首叫「寂寞王国」的歌，身边有人看上这首歌想要买走时，黄渤一律拒绝：「这是我给郭富城准备的。」他还猛着劲儿给张学友，王菲写歌，厚厚的，几摞。写完后也都没什么下文。

六、你说我这么一个2B，让我去干工厂。我怎么可能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呢

23岁的黄渤还是决定回到青岛，开了个制鞋的机械厂。「挣点钱，自己给自己发唱片行不行？」他每天穿着西服奔赴各种酒局，「这是远东不锈钢的李老板，这是轴承厂的王厂长……」「最近钢材价格怎么回事啊……」他一边听着一边喝酒，受罪。喝得五迷三道了，每次都被司机抬回来。开工厂后，黄渤第一年赚了一百万，那是1996年。有次去韩国出差，黄渤带着机器来到一家好几万人的大型制鞋企业。自己的工程师当时没在，黄渤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动化操作程序来演示。当着十几位韩国资深专家，黄渤在那里满头大汗地编程。好不容易编完，黄渤按下测试钮，一只鞋像炮弹一样从机器里弹出，没有了踪影。「你说我这么一个2B，让我去干工厂。我怎么可能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呢？」他一边当着「黄老板」一边「兼职」唱歌，「钱肯定是不缺了，心痒痒。」晚上唱歌，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开例会，经常眼睛都睁不开。他也开始看书，别管以前看得懂看不懂得名著，都拿来看。「老觉得心里有惴惴不安的东西，你得填进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工厂无法幸免地被波及，宣告破产。黄渤天天被人追着要债，债主上门一等好几个小时，他不得不假装不在，闷在里屋里连厕所都不敢出来上，人刚一走，他出来就跟债主撞上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也不知是先因为赔钱还是先感到无聊，总之，有一天，当「黄老板」像往常一样谈完生意，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被司机抬到车后座上。他仰在那里，虚眼看着窗外晃动的光斑。「我他妈这干吗呢？」

七、照片里的黄渤清秀腼腆，穿着紧身蕾丝透肉上衣，八块腹肌尽收眼底，左手五指张开轻放在右胸膛上，一颗黑色的乳头透过手指缝儿露出来

黄渤又回到了北京。依然到处找唱片公司。有一次，他递交了小样，出门就看见个大袋子，里面装的小样，有的比他做的还精致养眼。他知道，自己的很快也会出现在这一堆里，然后被处理掉。想回头去要小样，不过最后还是没去敲门。2000年，青年导演管虎筹拍电影「上车，走吧！」，想找个会山东方言的农村小伙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于是主角之一高虎把自己的「拜把子」兄弟黄渤的照片推到了管虎面前。照片里的黄渤清秀腼腆，穿着紧身蕾丝透肉上衣，八块腹肌尽收眼底，左手五指张开轻放在右胸膛上，一颗黑色的乳头透过手指缝儿露出来。「不行，像个香港的二流子！」高虎说黄渤是个「照骗」，真人没这么好看，管虎这才答应见一面。这一见面改变了黄渤的命运，2000年到2013年间，黄渤和管虎共合作了八部戏。第一天，半路出家的黄渤不知道怎么拍戏，对镜头走位一无所知，拍着拍着就走到摄像大哥后面去了，高虎一个劲儿地拽着他的腰，防止他出画。黄渤搞不清导演到底干什么的，见管虎喊「停」，觉得自己演得不好的时候，也喊「停」，管虎在机器后瞪眼：「这停是你喊的？！」拍摄中管虎经常急得想骂人，每次都被高虎按住。管虎只能晚上收工回去骂高虎，「这人你哪儿找的！」拍到后来黄渤也跟高虎急，「你这哪儿弄的导演！」不过拍了三天，管虎惊奇地发现，黄渤已经游刃有余了。「我不夸张，你会觉得奇怪，好像他是天生为这事生的。」这部影片获得了2001年度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唱了十几年歌，没唱出什么名堂，演了十几天的电影，竟然还获奖了，黄渤觉得有点讽刺。

八、当报出「张家辉」的名字时，镜头对准四位候选人，唯独黄渤的脸上有一瞬间明显的失落，之后听到自己名字时，他还懵了一会儿

直到2009年拍摄「斗牛」时，黄渤才知道第一次高虎带自己演戏有多不容易——跟一头牛演戏。在山东沂蒙山的小村子里，黄渤每天从山下跑到山顶，一天跑36趟，摄影师都不行了，换人，换了几拨，黄渤还在跑，鞋子磨破了四五十双。和动物演戏很难，不确定性太多。管虎是个极其苛刻的导演，一个镜头拍摄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多的一个镜头137遍还是138遍，拍了好几天。」黄渤还必须始终让自己保持在看起来很充沛的状态，以牛好为准则、根据牛来调整表演。他开始尝试和牛进行情感交流，给它吃好吃的、抚摸它、和它说话。终于，在电影拍摄过半后，黄渤已经能和牛顺利地「交流」了。原定一个半月拍完，结果拍了四个月，「斗牛」拍摄结束后，在回去的车上，黄渤号啕大哭，管虎回过头，起哄，「哟，黄渤哭了！黄渤哭了！」「不是一般的苦，它是真的苦。」但过程对黄渤来说却是相当愉悦，「有层出不穷的想法、假设、尝试，真是你在带着戏跑。」他在后来也经常提起那段时光，「是状态最好最怀念的时候。」这部戏将他推上华语影视圈的至高宝座——第46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和张家辉并列当年的影帝。当报出「张家辉」的名字时，镜头对准四位候选人，唯独黄渤的脸上有一瞬间明显的失落，之后听到自己名字时，他还懵了一会儿。不过他还是不忘在获奖感言时再次用「外貌」调侃自己：「同学看见我很惊诧，说现在电影学院的招生标准怎么这么松了，还有长辈善意提醒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一次，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评价黄渤是「中国的卓别林」。剧本角色开始纷涌而至，甚至有人给黄渤量身打造角色，以喜剧片居多,「疯狂的石头」里咬着面包在公路上狂奔被追的黑皮，「民兵葛二蛋」里顶着个锅盖头侠肝义胆的葛二蛋……中国当代著名演员中能用面部表情演戏的不多，像Angelababy黄晓明夫妇那种从开头到结束都摆着一张「谜」一样的脸，照样能嫌大钱。相比之下，黄渤倒真的是用演技跑赢了那张脸。

九、上帝给了黄渤除了颜值之外的一切

2010年开始，黄渤内心失去了对表演的兴趣，「有点不太想弄了。」好在这种内心戏并不妨碍他马不停蹄地拍戏。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5天，票房破3亿，刷新华语片首周票房纪录；「西游·降魔篇」以12.46亿元成为2013年度中国内地电影年度票房冠军，黄渤的黄金时代到来，2013年还被称作是「黄渤年」。在一种「盲」的状态下，黄渤又连续接了四部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饿多了，终于来饭了，赶快往嘴里边多塞几个包子。」2014年国庆期间「心花怒放」「亲爱的」「痞子英雄2」三部电影同步上映，「心花怒放」更是刷新了华语电影首周票房以及国庆档的票房记录。有媒体统计，黄渤参演的电影总票房高达50亿，他成了中国电影票房最有保障的男演员（如今，黄渤总票房累计到70亿，被称为「70亿影帝」）「亲爱的」是黄渤最忙的时候用20多天赶出来的，朋友给他发来祝贺短信，他给了一个不知是真谦虚还是假惺惺的黄式回复，「萝卜是不是糠心的只有自己知道。」黄渤时常想起「霸王别姬」的台词，「人得自己成全自己」。不惑之年，他说想给自己找点「茬」。当然此时黄渤已是影帝，有高票房作品，不再是当年那个酒吧让中年妇女们癫狂的歌手，有能力有资本去试试新的东西。2012年，他跑去主持台湾金马奖，成为了金马奖有史以来第一位大陆主持人；他挑战了「西游降魔」里的「老猴」；2014年，他出演了孟京辉的先锋话剧「活着」。导演孟京辉对于黄渤在话剧「活着」里的表现，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我没想到他能把悲悯和深沉演得那么到位，而且他演起来很放松。」周星驰很客气的称他为「喜剧王中王」，甚至相当夸张的说「是他把我的演艺生命给终结了。」而金马奖台上的表现，也被网友夸做是行走的「情商教科书」。这几件事短暂刺激了黄渤的神经，他兴奋了一阵子，对外声称觉得自己冒险做了几件「出格」的、不那么像黄渤干出来的事。不知道黄渤是怎么定义「黄渤应该干的事情的」，倒是这几件事后，观众更喜欢他了，给了黄渤一个新的称号「国民男神」，拥有过此称号的还有吴彦祖和吴亦凡等。「上帝给了黄渤除了颜值之外的一切。」

十、一出好戏

「其实我得奖，没有几次是真正开心的，上台表演一下激动而已。」黄渤说，他担心自己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当然他确实是。不过以前，他会因为一个表扬、一个动作、想通一个桥段而无比兴奋，但现在，即使是得奖，似乎比那时的快感难获得的多。虽然很明显这是因为得奖得多了，但是在黄渤式说法就显得更有学问：「以前觉得我不信这个我弄不了，我觉得肯定能行。慢慢再确定、再推翻、再怀疑、再琢磨，那个过程让我无比快乐。而当这些东西慢慢变得不那么难、演得好看起来是个自然现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愉悦感了。」「一瓶不满半瓶晃荡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私下宁浩聚会喜欢谈论相对论、时间简史和夸克，「一开始你还能聊两句，后来就只剩点头，再后来头都不点了。」最早觉得看书是件苦差事的黄渤，开始怀念书籍的好，除了剧本他会去读文史哲，譬如「一战简史」——不知道电影学院配音系是不是不教世界史。2014年拍完「寻龙诀」后，黄渤觉得自己需要停下来，「生活忙到一张纸都插不进来，」他决定休息一年，陪陪家人，给自己放假。在此之后的三年，他一部戏也没接。「得找点能让自己嗨起来的事。」于是伴随着《一出好戏》，黄渤又变成了新晋导演。他本可以更早地拥有这个标签。在演员转型当导演成风的那几年，曾有不少资本找过他。说到此事，黄渤再次秀出了名言名句，「导一个烂戏，我的水平早够了，」如果只是纯粹为了在「黄渤」前加「导演」二字，意义不大，他更希望「特别兴奋和幸福地享受过程，拍出一部优秀的作品。」在登上巅峰之后，黄渤说自己不喜欢所谓身处巅峰的感觉，他希望自己的巅峰「在60岁前不要到来。」「一旦站上山顶，那一刻感觉的确很好，但接下来要干嘛？」在黄渤的自我表白中，他似乎总处于一种担心生命被荒废的焦虑之中，外人亦难知真假，原因何在。

十一、尾声采访过黄渤的记者说，黄渤是最不好采写的人物之一。他在底层摸爬滚打，对各种人都很了解，太懂得你要什么，说话滴水不漏且极擅长总结。黄渤总能先自己跳到半空来看自己，他给大家看到的黄渤，是黄渤总结过的黄渤。他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会回答，聊了几个小时后，他总能让记者满意而归。但记者回来后却发现不知道从何写起，琢磨不透。这就叫大器晚成高情商，谁也不得罪。

虽然理解深剖人性黑暗的电影过审有多难虽然挺认可黄渤的能力的但是《一出好戏》我看一半真想走了真的不要侮辱观众智商好吗？正能量看的人想吐。——一位年轻女白领电影观后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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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oliu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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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

房德邻

　　[摘要] 本文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和其他学人辨《尚书》古文之伪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等相关资料，申论“尚书大序”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说、孔安国献书作传说与史实不符，孔安国《传》中的“金城”、“驹丽”、“南山”是晚于孔安国的人所写，古文经中的《君陈》、《君牙》、《大禹谟》等乃伪作，从而反驳张岩先生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中对阎氏《疏证》的“甄别”（即批判）及其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辩护。

　　[关键词] 古文《尚书》　金城　驹丽　南山　君陈　君牙　大禹谟

　　[作者简介] 房德邻（1945—），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5

　　张岩先生曾在2005年2月的国学网上发表了一篇6万余字的论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张称他写此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的甄别”。其实“甄别”乃是一个婉转的说法，事实上是对阎氏大加挞伐。张说，阎氏在书中“胡搅蛮缠”、“颠倒黑白”、“刻意捏造伪证”，是“刀笔吏办案”，“望风捕影，罗织罪状”，制造“冤假错案”。[1]

　　张先生的论著发表后几乎未遇到正面批评，反倒有不少赞扬。研究生刘义峰称赞张先生“针对《疏证》中的谬误各个击破，非常精彩”[2]。刘瑞先生认为，“张岩充分借鉴现代法学中的证据学（证据审查）方法，采用比以往更加严密的逻辑学审核标准，通过深入细微的分析和大量相反证据的提出，其研究结果表明：《疏证》中没有一条确凿有效的‘作伪’证据（经查证不属实）”[3]。杨善群先生则宣称，张岩等的论著发表后，阎若璩已经被驳倒，古文《尚书》已经被证明是真文献，“现在已为许多学者所公认”[4]。杨朝明先生更由此引申说：“对中国古典学研究必深入如此，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正确评价疑古思潮及‘走出疑古’等的学术理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今日学者能否准确认识中国学术发展脉络，能否科学把握学术动向的一种检验。”[5]而张岩非常自信，他认为他的观点几乎是不容反驳的，他在2008年1月接受采访时说：“我的文章在国学网发布已近三年，书也出版一年了，尚无人与我正面交锋。当然不是没有人想这样做。此事从一个侧面表明，我的证据甄别比较坚实，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反驳余地。这是因为我采用了更加严格的甄别标准，这些客观标准可以有效排除主观臆断。”[6]

　　我拜读了张先生的论著，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张先生对阎氏的批评虽然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总体上是错误的。特撰此文，向诸位请教。

　　本文依次辨孔安国《大序》之伪、孔安国《传》之伪、古文二十五篇之伪。

　　一、孔安国《大序》之伪

　　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又称“晚书古文”）在开头有孔安国写的《序》，在各篇经文之前有相传为孔子所写的《序》，前者称为《大序》，后者称为《小序》。阎若璩辨《大序》之伪时，主要是指出《大序》所说的晚书“多二十五篇”和“孔安国献书”这两点不可信，而张先生则力辩这两点无可怀疑。下面，分别来讨论这两点。

　　第一，古文《尚书》多二十五篇问题。

　　《大序》说：西汉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从壁中得到孔安国的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按即《尚书》）及《论语》、《孝经》，全部交还给孔安国，孔安国经过整理，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授的《尚书》多出二十五篇。[7]

　　阎若璩就此揭发其伪指出：《汉书》之《儒林传》、《艺文志》记孔安国所得孔壁出书比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或称二十九篇）多十六篇。东汉马融为杜林所得的一卷漆书古文《尚书》作《书序》称“逸十六篇”。这几条记载说明两汉人所见到的古文《尚书》是多十六篇。可是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尚书》却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为可知也”。[8]

　　张先生则批驳说：阎若璩的证据来自《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孔颖达在《疏》中提到两种关于“十六篇”的划分：“一是郑玄注《书序》的划分，二是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的分篇。这两种划分均有两个层次，即卷和篇。在卷的层次上，二者都是十六卷；在篇的层次上，前者二十四篇，后者二十五篇。”至于《汉书》之《艺文志》和《刘歆传》中记载的孔壁《尚书》“多十六篇”之“篇”字乃为误记，当为“卷”。阎若璩利用旧籍中“十六篇”的“篇”字的误记，“在逻辑上耍上一个小把戏”，把“十六卷”说成“十六篇”，于是制造出“十六篇不等于二十五篇”的伪证。[9]

　　张先生和阎若璩的根据都是《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但结论完全不同，原因是二人对孔《疏》的解读不同。张先生在《审核》中引用孔《疏》关键的一段话说：“以此二十四（篇）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卷）。”引文中的两个括号是张先生加上的，在“二十四”之后加一“篇”字，在“十六”之后加一“卷”字。于是张先生就算出了“24篇减去8篇等于16卷”的一道题。“篇”减“篇”等于“卷”！张先生未免马虎。

　　其实孔颖达这段话讲得很明白，他是说：郑玄注逸书《书序》十六卷，一卷即一篇，故此十六卷又称十六篇，但十六卷中有一卷（即有一篇）题为《九共》，它分为九篇，若将《九共》看作九篇，则总计为二十四篇，若将《九共》看作一篇，则要除掉八篇，总计为十六篇。

　　因此《汉书》的“十六篇”并非有误，阎若璩也没耍什么小把戏。

　　张先生的另一个错误是说孔颖达疏中把二十四篇和二十五篇都划分为十六卷，而事实是孔疏只说二十四篇（即十六篇题）为十六卷，未说过二十五篇为十六卷。孔疏未具体说过二十五篇为多少卷，但他分析过《大序》所说的“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是怎样分卷的。他说“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并且根据这个原则划分出四十六卷来。我们根据他的划分方法，很容易算出二十五篇的卷数：二十五篇为十九篇题（因为《太甲》、《说命》、《泰誓》皆一篇题三篇数，二十五减去六为十九），其中有十七篇题是一篇一序一卷，而《伊训》与《肆命》、《徂后》三篇一序同卷（后两篇缺），《大禹谟》与《皋陶谟》、《益稷》三篇一序同卷（后两篇为今文），所以晚书二十五篇（十九篇题）分布在十九卷中，而不是十六卷中。所以《汉书》“十六篇”必是指的十六卷二十四篇，而不是晚书的分布在十九卷中的“二十五篇”。

　　以前的学者，无论认为晚书是真还是伪，对于孔疏关于十六篇和二十四篇的说法均无误解。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说：“孔氏《正义》谓……郑注《书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称十六篇，则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为十六篇。其说凿凿。”[10]

　　阎若璩写道：“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盖《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数之，故曰二十四篇也。”[11]阎若璩这里算的是加上八篇，孔颖达算的是减去八篇。《审核》第43页引述了阎氏这段话，但是张先生未看出它是根据孔《疏》写的，反倒把它当作阎若璩隐瞒孔《疏》的证据，说阎若璩对于孔颖达的话“当然不是看不明白”，但是“他绝口不提孔《疏》篇卷划分。这是深文巧劾的笔墨功夫”。这是乱扣帽子。

　　自从阎若璩揭露出这个篇数问题，它就成为晚书辩护者的头痛问题了，他们都要想出某种算法，以弥缝“十六篇”和“二十五篇”的矛盾。毛奇龄的《冤词》、洪良品的《尚书古文辨惑》、吴光耀的《尚书正辞》以及日本学者宫田华龙的《古文尚书总辨》（天保乙未秋，即道光十五年）、朝川麎的《尚书古今文管窥》（雍涒滩岁，即戊申岁，道光三十年）等各有算法，都试图说明“十六篇”和“二十五篇”二者并无矛盾。台湾学者戴君仁在《古文尚书冤词批判》一书中一一分析他们的算法，分别冠以“乱扯”、“故意弄混”、“奇文”、“妄说”、“以幻为真”的结论。[12]

　　引张岩为同道的杨善群先生在其《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一文中也对篇数问题做出解释，他说：“按西汉武帝时于孔子宅壁中发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难道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不能发现？西汉末年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显然，阎氏‘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13]

　　杨先生不应该如此强辩。首先，孔安国《大序》说古文《尚书》是在孔壁中这一处一次发现的，未说在其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还有发现，杨先生是相信《大序》为真的，怎么又提出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有发现呢？其次，杨先生引刘歆说的“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来证明古文《尚书》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有发现，引“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来证明古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这曲解了刘歆的本意。这两段话出自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其第一段说：“（在孝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这是说在孔壁出古文《尚书》之前，孝文帝时所出众书皆诸子传说，其中不但没有古文《尚书》，也没有其他经书，却都置为博士了。刘歆这是在抱怨，连诸子传说都置为博士了，可是后来发现的古文经书却不立博士。其第二段说：“（在孝武帝时）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这里明明说孔壁《尚书》多出十六篇，而不是说多出二十余通，至于“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那是说的左氏《春秋》。

　　张先生、杨先生等之所以想出奇奇怪怪的说法、算法来弥缝篇数的矛盾，是因为不弥缝这个矛盾，晚书二十五篇便于史无征，便有作伪的嫌疑。

　　张先生关于篇数的算法是《审核》一书的基石，有了这块基石就能将旧籍中某些可以对晚书证伪的证据，变成证明的证据。如：《汉书》、《后汉书》、《前汉纪》记孔壁《尚书》多十六篇，此证明晚书二十五篇为伪，可是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十六篇”乃“十六卷”之误，“十六卷”即“二十四篇”或“二十五篇”，因此两汉旧籍已经记载二十五篇事，与孔安国《大序》一致。

　　《汉书·刘歆传》引《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有争立古文《尚书》事，此为孔壁真古文（多十六篇之古文）与伏生今文之争，其时无二十五篇古文。而张说，此孔壁古文（多十六‘卷’）就是晚书古文二十五篇，因此刘歆已言及晚书古文与伏生今文之争。[14]

　　但是“篇”减“篇”不等于“卷”，《汉书》的“十六篇”并非指晚书“二十五篇”，张先生的这块基石是不存在的。

　　阎若璩揭露的篇数矛盾难倒了所有为晚书辩护者。

　　不过，必须指出，“十六篇”和“二十五篇”只是习惯说法，其实这两个“篇”字的内涵并不相同。“十六篇”出于《汉书》、《汉纪》，是说十六篇题，其篇数是二十四篇。“二十五篇”出于《大序》，是说篇数，为十九篇题。对应地说，应该是十六篇（题）对十九篇（题），二十四篇（数）对二十五篇（数）。

　　《汉书》、《汉纪》未具体说明十六篇的题名，但孔颖达《疏》说东汉郑玄为《逸书》十六篇的《书序》作注，其篇题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其中《九共》分为九篇，以篇数计算则为二十四篇。孔颖达又指出，郑玄注《逸书》十六篇即《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十六篇，因此《艺文志》的十六篇（题）若以篇数计则为二十四篇（数）。[15]

　　孔颖达说《艺文志》的十六篇即为郑玄所注十六篇，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不过我们也只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也没有反证。

　　以《逸书》十六篇题与晚书十九篇题进行比较，两者的区别很大：十六篇中的《大禹谟》等九篇篇名见于晚书十九篇中，另七篇不见于十九篇中。七篇中的《舜典》和《益稷》见于晚书今文经中，其他五篇即《肆命》、《汩作》、《九共》、《典宝》、《原命》不见于晚书。而晚书十九篇中的《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九篇不见于十六篇。又十九篇中的《泰誓》与西汉时流传的《泰誓》同题，学者公认这二者不是同一篇，西汉时的《泰誓》已佚。

　　由于晚书二十五篇与孔壁十六篇在篇题之数和分篇之数上不相合，具体篇名也多不相同，因此引起阎若璩等对晚书的怀疑，正是疑所当疑。

　　第二，孔安国献书问题。

　　《大序》叙述孔安国献书的经过说：“至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殚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16]

　　阎若璩指出此“安国献书”的说法不可信，他写道：“予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17]

　　阎若璩之所以采信《汉纪》“孔安国家献之”而不采信《汉书》“安国献之”，是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由于“孔安国家献之”与《史记》孔安国“蚤卒”的记载没有矛盾，所以学者多采用此说，而非阎若璩一人。[18]

　　张先生不同意《疏证》的说法，他认为《汉纪》“孔安国家献之”的“家”字不是“家属”的意思，而是“以学名家”的“家”，其整句的意思“实指安国完成以学名‘家’训传之后的第二次献书”[19]。这是一种独出心裁的解释，它是为张先生发明的“孔安国两次献书”说作证明的。

　　张先生发明了“两次献书”说，他说：“孔氏献书共有两次，前次只有经文，后次有经有传。”[20]此说源于前引《大序》，但有误解。

　　《大序》说孔安国只献过一次书，即在初步整理古文《尚书》后献上的“隶古定”，至于第二次献书则是欲献而未献，对此《大序》说：“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用不复以闻”即未献上，但是张先生把它解释为献上了，所谓“后次有经有传”。

　　《大序》这一段话的语意甚明，一向无人误解。如：阎若璩《疏证》说：“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欲献者又一时也。”是第二次“欲献”而未献。孔颖达《疏》说得更明白：“然此本承诏而作，作毕当以上奏闻知俱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好爱经籍之道灭息，假奏亦不能行用，为此之故不复以此《传》奏闻，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惟自传于己之子孙，以遗与后世之人……”[21]

　　《疏证》和《尚书正义》是张先生仔细研读过的，上引两段张先生应该都看到了（《审核》第12页引述了《疏证》的这段文字），但他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两次献书说，并且还提出了两条证据来证明。

　　其一，张先生写道：“毛奇龄《冤词》已经指出：孔安国第二次献书‘遭巫盅，未立于学官’一事，并非安国《书大序》自家所云，而是《汉书》、《前汉纪》等史书多处提到的内容。”[22]这里，张先生误读了《冤词》。《冤词》未说第二次献上《书》和《传》，而说“……及安国献书，武帝命安国作传，传毕，将上之，而巫蛊事发，遂不得上”，这里明明说了“遂不得上”，怎么能说毛奇龄说过“孔安国第二次献书”呢？

　　其二，关于《前汉纪》中“孔安国家献之”的记载。

　　张先生对这句话的解读颇费心思，其论证逻辑是：（1）《汉书·艺文志》记“安国献之”，《汉书·刘歆传》记“孔安国献之”，而荀悦《汉纪》记“孔安国家献之”。《汉纪》取材不出《汉书》范围，而此句却增一“家”字，有其特别的原因和含义。（2）“孔安国家献之”一句出于《汉纪·成帝纪》讲学术源流一段中，此段通计1468字，除“孔安国家献之”有一“家”字外，还有26个“家”字，其中有两个是人名（“子家”），其他24个“家”字的含义均与学术有关。（3）《汉书·儒林传》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所谓“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是指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章句训诂，也就是撰写孔《传》，所谓“因以起其家”是指“起”其孔氏“《尚书》古文学”的“师说”、“家法”。因此，“‘孔安国家献之’实指安国完成以学名‘家’训传之后的第二次献书”。[23]这段论证处处都是错误。

　　首先，《前汉纪》的“孔安国家献之”的“家”字不是荀悦添加的，是他引刘向的。这一句见于《成帝纪》如下的一段中：

　　“河平三年八月乙卯：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云：《易》始自……《尚书》本自济南伏生，为秦博士，及秦焚书乃壁藏其书……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从行文看，“孔安国家献之”一事乃根据“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中的内容写成的，而不是荀悦添加了一个“家”字。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宋鉴《尚书考辨》均说《汉纪》的“孔安国家献之”一语乃出自刘向，他们都肯定了刘向的这个说法，认为古文《尚书》是“安国已逝，而其家献之”。[24]此“家”字就是“家属”的意思，无其他含义。

　　其次，张先生引述《汉纪·成帝纪》一段中的“家”字，如“儒家”、“墨家”、“法家”、“公羊家”……施、孟、梁丘“此三家者”，高氏、费氏“此二家者”等等，以说明这些“家”字与“孔安国家献之”之“家”同义，是学派创始人的意思。其实，恰恰相反，所引这些“家”字都反证“孔安国家献之”的“家”字不是“学以名家”的“家”。

　　古人称学派为“家”时，并不以某人的全名来名家。古文献中未见有称“儒家”为“孔丘家”、“墨家”为“墨翟家”、“公羊家”为“公羊高家”的例子。故因此不能把“儒家”、“墨家”之“家”套用到“孔安国家献之”的“家”上，后者只是“家属”的意思。

　　再次，《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是源自《史记·儒林传》，它是说孔安国参考伏生的今文《尚书》来认读古文《尚书》，而不是说参考今文《尚书》来作《传》。《传》是为经文作注解，要解释名物制度的，这不是参考《尚书》今文经就作得出来的。其实《大序》已清楚地说明孔安国是怎样认读古文经和怎样为古文经作《传》的：“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其余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这里的“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不过是说参考今文经来认读古文经，而非作传注。这个说法源于《史记》、《汉书》所说的“以今文读之”。至于怎样作传，《大序》说“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这就是说作《传》时已经不参考伏生的今文经了，因为它对于作传注没有多大用处。

　　张先生为晚书辩护，那就必须与《大序》一致，而不能有不同。《大序》既然说“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则张先生就不应当把它解释为作《传》；《大序》既然说奉诏作《传》之后欲献而未献，则张先生就不应当把它解释为孔安国第二次献上经和传。但是，张先生却与《大序》不一致，这怎么能为《大序》辩护呢？

　　不过，张先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本来，托名孔安国的作伪者自知孔安国《传》于史无征，所以要在《大序》中写奉诏作《传》、欲献而未献、传之子孙、以待后人，如此，则孔《传》于梅赜献书之后才为世人所见乃理所当然。这显然是一种掩饰之说。阎若璩对此揭露说：“伪作此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傅会其说，以售其欺耳。”[25]

　　《大序》的欲献而未献之说虽然解决了于史无征的矛盾，却制造了如下一个更尖锐的矛盾：

　　《史记》中有大量的语句与孔《传》相同或相近，如：《尚书·尧典》有“钦若昊天”，《史记》引作“敬顺昊天”，孔《传》也作“敬顺昊天”。《尧典》有“绩用弗成”，《史记》引作“功用不成”，孔《传》也作“功用不成”。《尧典》有“不格奸”，《史记》引作“不至奸”，孔《传》作“不至于奸恶”。《尚书·皋陶谟》有“乱而敬”，《史记》引作“治而敬”，孔《传》注“乱，治也”。这些相同或相近的语句说明《史记》和孔《传》之间有原创和袭用的关系。那么谁为原创，谁为袭用呢？按照《大序》的说法，孔《传》欲献而未献，直到梅赜献上才为世人知晓，既然如此，则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未见过孔《传》，其所引《尚书》的语句是源于《尚书》而不是孔《传》，《尚书》语句古奥，《史记》所引却浅近，是司马迁有意为之。而孔安国《传》不与《尚书》的古奥语句对应，却与《史记》的浅近语句对应，这是因为孔《传》晚出，它采用《史记》的浅白语句来解释《尚书》经文。因此《传》乃托名孔安国。

　　张先生也研究了《史记》与孔《传》有语句对应现象，他说有100条对应，其中有20条是源于《尔雅》，其他大多数都是《史记》袭用孔《传》。[26]此论是以孔安国两次献书说为前提的，若无第二次献书献传之说，则不能说《史记》袭用孔《传》。因此张先生不得不发明第二次献书说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不惜与《大序》矛盾。

　　晚书之伪，《大序》最为明显，其本身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像《大序》说什么“科斗文”、“隶古定”、“经籍道息”等话，都绝对不是西汉孔安国能够写出来的。说什么奉诏作《传》却欲献而未献，那就更加荒唐。孔安国奉诏作《传》，却又自作主张作毕而不上，竟敢不复命！有此道理吗？“经籍道息”是孔安国能够说出来的吗？那是后世史家之语，是用来解释古文《尚书》未立学官的原因的。孔安国身历武帝之世，他若奉诏作传，则当撰毕即上，而不能静心观察是否“经籍道息”然后再决定是否复命。张先生发明第二次献书献传说，也表明他不相信《大序》的欲献而未献说。

　　二、孔安国《传》之伪

　　孔安国《传》是梅赜所献书中孔安国为各篇经文和小序所作的注解。阎若璩等辨孔安国《传》之伪的主要方法是指出孔《传》中有些是汉武帝之后才出现的名物，它们不可能是卒于武帝时的孔安国所写。其中有几个例证很有名，《四库提要》特举出为证：“《尚书正义》二十卷，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于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按应为《汤诰》），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按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

　　《四库》所引的前两例是梅鷟所论，后来阎若璩又申论，所以论者（包括张岩）也以之为阎若璩的代表性论点。[27]第三例是��彝尊所论。第四例是阎若璩所论。张先生对上面四例一一驳斥，其结论是这些“灼然可据者”都是“灼然不可据者”。

　　下面来讨论前三例，但不讨论第四例，因为它涉及到经文的真伪，本文第三部分将辨古文经文之伪。

　　第一，“金城”问题。

　　《尚书·禹贡》叙述黄河“浮于积石”，孔安国《传》：“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经也。”[28]

　　阎若璩从“金城”二字揭露其伪，说：“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余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29]

　　此段的要点是：（1）汉昭帝始元六年始设金城郡，而孔安国卒于武帝时，他不知道有金城郡。（2）此“金城”必是金城郡而不是金城县，因为金城郡设立之后，人们对郡名的来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无人认为是因为先有金城县而得名，由此可知始元六年以前无金城县。（3）《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条下有班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孔《传》即据此而写作“积石山在金城西南”。

　　阎若璩又加两段按语作补充论证。一段说：“《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是时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鉴》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于始元六年方置，史追书也。’余亦谓骞（张骞）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载，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属追书。”另一段说：“黄子鸿误信伪孔《传》者，向胡胐明（胡渭）难余曰：安知《传》所谓金城非指金城县而言乎？胐明曰：不然。安国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此六县中不知有金城县否。班《志》积石山系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无之。观‘羌中塞外’四字，则积石山不可谓在金城郡界明矣，况县乎？且郦（道元）注所叙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为五泉县，兰州治。宋曰兰泉。即今临洮府之兰州也。与积石山相去悬绝。《传》所谓金城，盖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时有。此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之手笔与？”[30]阎若璩补充的这两段是论证孔《传》的“金城”乃指金城郡，而非金城县。

　　张先生驳斥说：（1）“胡氏注文犯了一个概念性错误，将《资治通鉴》正文（本《史记》）的‘金城’理解为‘金城郡’。阎氏因错就错，也说是‘金城郡’。如果说胡氏是无心之失，阎氏则是有意偷梁换柱。”（2）《史记·大宛传》的作者是司马迁，他是武帝时人，“金城”就是他写的，不存在追书问题，此“金城”就是“金城县”，而不是“金城郡”。孔安国是武帝时人，他注《尚书》当然写“金城（县）”，如果不写“金城（县）”倒成问题了。（3）从西汉的地理沿革看，武帝时已有金城县，昭帝时始设金城郡，即以金城县为其属县。（4）在设金城郡之前，金城县是汉帝国边塞，因此孔安国以金城县为确定积石山方位的坐标点。[31]

　　张先生在驳斥的过程中时刻不记忘揭露阎若璩的作伪手法，说他“虚张声势”、“偷梁换柱”、“曲折的狡辩”、“混淆概念”、“强行辩解”等等，最后总结说：“如果《疏证》的读者对此条内容作完整阅读，如果他具备比较健全的逻辑分辨能力，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且令人厌恶的伪证炮制过程。”[32]

　　张先生对阎若璩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

　　张先生的立论基础是他的第二条，说《史记·大宛传》的“金城”乃司马迁所写，不存在“追书”问题，此“金城”是“金城县”，而不是“金城郡”。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金城”究竟是金城郡还是金城县上。我认为是金城郡而不是金城县。

　　《史记》在《大宛传》和《匈奴传》中都记载了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大规模退走事。

　　《大宛传》记：“是岁（按元狩元年）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匈奴传》记：“明年（按元狩元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浑耶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也）。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耶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耶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匈奴传》为司马迁所著，其叙述元狩元年和二年匈奴事详于《大宛传》，可见他详知其事。《匈奴传》所写的匈奴退出的地区是“陇西、北地、河西”，而不是《大宛传》所写的“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起点不同，《匈奴传》起于陇西，《大宛传》起于金城。

　　陇西郡在汉武帝时地域辽阔，《匈奴传》所说匈奴退出的“陇西”不是指陇西郡的全境，而是指陇西的中南部，因为此前匈奴南下侵扰的地区达于陇西中部的狄道（临洮）一带。

　　《史记·蒙恬传》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正义》谓灵胜等州），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集解》徐广曰：属陇西）至辽东（《正义》：辽东郡在辽水东，始皇长城东至辽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万余里。”筑长城起于陇西的临洮，是因为匈奴南下到达过此处。

　　《汉书·高后纪》记：“（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师古曰：狄道属陇西。阿阳，天水之县也。今流俗书本或作河阳者，非也。）。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汉书·文帝纪》前元十二年夏六月记：“匈奴寇狄道。”

　　但是到武帝时已经没有匈奴到达狄道（临洮）的记载了，估计匈奴已不能深入到那一带了，然而仍有到达陇西的记载。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明年（元朔二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髙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又在元狩二年骠骑将军迎浑邪王降汉之后写道：从此“减陇西、北平（按当为“北地”[33]）、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正义》：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陇西、北地、上郡曾经是防卫匈奴的前线，驱逐匈奴之后，戍卒减半。降汉的匈奴被安置在有匈奴故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中。这些记载说明武帝时匈奴曾南达于陇西。

　　既然司马迁写到匈奴南下侵扰曾达陇西，那么他在写匈奴退走的地区时也相应就从陇西写起，前后呼应，所以陇西是司马迁所写。

　　但是，是否也有可能司马迁在《大宛传》中又改写为“金城（县）、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了呢？不能。因为如果这样写，则金城（县）与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相连，如此，这个金城（县）就在北地郡的西南，而不在陇西，它与匈奴南下的地区远不能呼应。司马迁当不会写出两个相距甚远的起点。而且，无论谁写匈奴退走的地区，也不会以一个县为起点，再去与河西四郡相连，而必然写郡与郡相连的一片广大的地区。所以“金城”必是金城郡，而不是金城县。

　　金城郡与河西四郡合称为“河西五郡”，连成一片广大的地区，与匈奴南下的地区相呼应。所以，《匈奴传》是司马迁写的。《大宛传》是昭帝始元六年设立金城郡之后的人追写的，这个人据唐朝司马贞说是褚少孙。司马贞在《史记·大宛传》题下作《索隐》说：“此传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斯盖并司马公之残阙，褚先生补之失也，幸不深尤焉。”但未提供进一步证据，不成定论。有些学者不认可。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在《大宛传》题下引司马贞的《索隐》之后考证说：“史公《自序》��：‘汉既通使大夏，而本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传》第六十三。’王鏊曰：‘《史记》不与张骞立传，其始附卫青，而于《大宛传》备载始末，盖大宛诸国土俗皆骞所归为武帝言者也。骞没后，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备具而有条理。若《汉书》则大宛、张骞各自为传矣。’（按：语出《震泽长语》）董份曰：‘此传决非禇先生所能撰次。’（按：语出《董学士泌园集》）”是明朝王鏊、董份不认为《大宛传》为禇少孙补作。但《大宛传》的“金城”为“金城郡”，这证明了司马贞的补写说，司马贞当有所本。

　　金城是金城郡，所以卒于武帝时的孔安国写不出“金城”二字。而伪作孔《传》者见《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条下有班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便据此写作“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而不辨此金城郡始设于昭帝始元六年。

　　第二，“驹丽”问题。

　　《尚书》的《小序》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孔《传》：“海东诸夷驹丽、扶馀、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34]

　　朱彝尊揭露其伪说：“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馀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略》，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馀之称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35]

　　张先生反驳说：“按《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汉书·地理志》记‘武帝元封四年’设（开）玄菟郡，下属三县有高句骊县。县名由高句骊族而来，族名更要早于县名。元封四年（前107）距巫蛊事起（前92）还有十六年，孔安国在世。因此，他注《书序》提到‘驹骊’不存在作伪问题。”[36]此论似表明张先生不清楚玄菟郡的沿革。

　　《汉书·武帝纪》记：元封三年武帝攻伐朝鲜，“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此四郡在今朝鲜境内，其中的玄菟郡的治所在沃沮[37]，即今朝鲜的咸兴。以后区划发生变化。《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由此可知，原在朝鲜境内的玄菟郡于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以后并入乐浪，而玄菟居民内迁至辽东驹骊，此内迁的“玄菟”才与“驹骊”有关。《汉书·地理志》未讲清楚玄菟郡的沿革，它记武帝元封四年（《武帝纪》作三年）设玄菟郡，此是在今朝鲜境内设的第一玄菟郡，而《地理志》所记下辖高驹骊、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此是属于昭帝五年后在辽东“侨置”的第二玄菟郡。

　　上引《后汉书·东夷列传》有“玄菟复徙居句骊”一句，又记“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依此，似朝鲜玄菟的居民徙居辽东居住时那里已经有“句骊”或“高驹骊”这一地名了。而其实不然，“句骊”、“高驹骊”乃追书。

　　“玄菟复徙居句骊”一句若为实书，则徙居地就在辽东句骊，但是《汉书·昭帝纪》记：“（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莵城。”玄菟城即后来的高句骊城，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既然元凤六年（前75）始筑玄菟城，则此处原无城，更不称高句骊城。朝鲜境内玄菟居民内迁是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其时辽东尚无玄菟城，更何况高句骊城？所以“玄菟复徙居句骊”的“句骊”乃是追书。

　　另一句“徙郡于高句骊西北”若为实书，则在后来筑玄菟城地方之东南已有高驹骊了。此高驹骊当指高驹骊的都城所在地，即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山城。但是五女山山城在朱蒙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建号高驹骊[38]之前并不称高驹骊，而称“纥升骨城”。《魏书·高句丽传》记朱蒙建国事说：朱蒙出自扶馀，后离开扶馀，向东南走，“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好大王碑》记高丽始祖邹牟（朱蒙）建都地在“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39]，学者考定此地即“纥升骨城”。由此可知，称纥升骨城一带为“高骊”当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以后。因此《东夷列传》“徙郡于高句骊西北”的“高句骊”乃是追书。西汉在玄菟郡下设高句骊县应当在朱蒙建号高句骊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

　　孔安国是武帝时人，他仅能知道在武帝元狩三年于朝鲜设立玄菟郡事，却不能知道以后在辽东复设玄菟郡、筑玄菟城、改玄菟城为高句骊城等事。

　　第三，“河南”问题。

　　《尚书·禹贡》记“伊洛瀍涧既入于河”，孔《传》：“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40]

　　阎若璩从“河南”二字揭露其伪，说：“《前汉·志》：‘河南郡谷成县。’注曰：‘《禹贡》瀍水出朁亭北。’《后汉·志》：‘河南尹，谷城县，瀍水出。’注引《博物记》：‘出潜亭山。’至晋省谷城入河南县，故瀍水为河南所有。作孔��传》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岂身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晋间？魏已并二县为一乎？实胡胐明教余云尔。或难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则证以上文‘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渑池山’皆县也，何独瀍出而郡乎……至于河南、谷城亦本二县，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传》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汉时谷城山已为河南县地也。”[41]

　　此段的要点是：从叙述逻辑看，孔《传》“瀍出河南北山”的“河南”当是“河南县”而非“河南郡”，但两汉时瀍水出谷城县而不出河南县，谷城县并入河南县在魏晋时，因此孔《传》为魏晋时人所作。

　　张先生反驳说：

　　“这里存在一条不容忽视的相反证据。郭璞注《山海经》提到‘谷城县’（今谷水出谷阳谷东北，至谷城县入洛河（《山海经》中次六经郭璞注），这表明谷城县在郭璞的时代仍然存在。郭璞（276—324）生当西晋（265—316）、东晋（317—420）之交，杨守敬据此认为‘则晋犹有此县（谷城县），《晋志》脱’，并进一步认为谷城县‘并入河南’的时间‘盖在太康（280—289）后也’（《水经注疏》卷十六）。郭璞注《山海经》早于《晋书》的成书二百余年，故前者是更加可靠的史料。”

　　“郭璞注《尔雅》引及古文《尚书》和孔《传》。皇甫谧（215—282）撰《帝王世纪》多处引《古文尚书》和孔《传》内容。太康之后皇甫谧已经故去。也就是说，在‘西晋省（谷城县）并入河南’之前，孔传古文《尚书》已经存在。因此，‘作伪者’没有‘作案时间’。”

　　“如果孔《传》‘瀍出河南北山’一条不是‘作伪’结果，还有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一是孔《传》的注释错误；二是孔《传》‘河南’指河南郡。”[42]

　　此论的关键是找到一条“反证”，即郭璞注《山海经》写了“今……至谷城县”。活动于西晋东晋之交的郭璞注《山海经》时尚有谷城县，则谷城县并入河南县一定在郭璞注《山海经》之后，当在西晋太康后，而死于太康前的皇甫谧在其所著的《帝王世纪》中已经引用过古文《尚书》和孔《传》，因此孔《传》中的“河南”必定不是合并了谷城县的河南县。

　　张先生对于他发现的这条反证材料非常重视，并且由此揭露说：阎若璩、胡渭这两位“精于地理之学”的大师不可能不看到郭璞注的“谷城县”，但有意识隐瞒，从而炮制出“河南县”这一伪证。[43]

　　张先生对阎、胡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不应该不对郭璞注中的“谷城县”做出说明，不做说明就有隐瞒反证的嫌疑，其正面立论也就不能成立。

　　但是，郭璞注其实不是一条反证，因为它是郭璞的误注，误将济北国之谷城县注为河南郡之谷城县了。

　　在中国古代地理中有三个谷城县，其中两个与本题有关，即河南郡谷城县和济北郡（国）谷城县。

　　秦在济北郡下置谷城县。《史记·留侯传》记，一老者赠给张良《太公兵法》，并对他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此“济北谷城山”又称黄山、黄石山，在济北谷城县，县治在今山东省东阿镇。西汉废济北谷城县，另在河南郡置谷城县，即瀍水所出之谷城县（见《汉书·地理志》），在今河南洛阳西北，县内也有山，名谷城山。至东汉，复置黄石山所在之谷城县，于是东汉有两个谷城县，一在河南尹下，一在东郡下。钱大昭《续汉书辨疑》辨析这两个谷城的方位，指出：“（河南尹）谷城，《前志》（《汉书·地理志》）作谷成。《括地志》：‘故城在今洛州河南县西北十八里苑中”；“（东郡）谷城，李贤曰‘故城在今济州东阿县东’。”[44]

　　至晋，据《晋书·地理志》记，济北国下有谷城县，而河南郡下无谷城县，是晋已废河南谷城县。

　　郭璞《山海经》注中两次提到谷城县，都是济北谷城县，但误注到河南境内去了。第一次是注《山海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句，说：“在济北谷城县西，黄石公石在此山下，张良取以合葬尔。”郭璞够糊涂的。

　　平逢山即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它可以南望伊水和洛河，东望谷城山。此谷城山在西汉时属河南郡谷城县，在东汉时属河南尹谷城县。郭璞却以为这座与北邙山相连的谷城山就是济北谷城县的黄石山了。《山海经广注》已注意到郭注的错误，特在郭注后加按语纠正说：“《一统志》谷城山在河南府西北五十里，连孟津县界，旧名朁亭山，瀍水出此。”[45]此谷城山即河南的朁亭山，它不是济北的黄石山。

　　第二次是郭注《山海经·中次六经》“谷水岀焉而东流注于洛”句，说：“今谷水岀谷阳谷东北，至谷城县入洛河。”此未说明“谷城县”是河南还是济北，但可以断定是济北，因为此注与前注都在《中次六经》一卷中，方位相同，前者注山，后者注水，前者有南望洛河，后者有流入洛河，前者为首出，所以前面加“济北”，后者随出，所以承前省略“济北”。

　　郭璞的错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怎么搞不清楚两个“谷城”？

　　顺便说一下，搞不清楚两个谷城的并非郭璞一人，其他如：

　　《十六国春秋》卷十五后赵（石虎）录五（建武二年，公元335）记：“先是孟津河东去邺城五里有济北郡谷城县谷城山，是黄石公所葬处，有人登此山见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鲜明，诣邺献之，使采取以治宫殿，遂免谷城令，以不奏闻故也。虎大起宫殿于邺都。”这里的谷城明明是济北谷城，却与“孟津”连上，而孟津在河南，在两汉时界连河南谷城县。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在前引郭璞第一条注下加按语说：“《地理志》云‘河南郡谷成，盖县因山为名’，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郭云在济北者，《晋书·地理志》云济北国谷城是矣。《水经》济水过谷城县西，《注》引魏《土地记》曰县有谷城山，山岀文石。又云有黄山台，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也。”[46]郝先引《汉书·地理志》，确定《山海经》经文“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中的“谷城之山”在河南洛阳县西北，后又肯定此谷城山就是郭璞所说的济北谷城。

　　杨守敬未能细心分辨郭注，误以为郭注谷城县是河南谷城县，遂推断西晋尚有河南谷城，为《晋志》脱。其实《晋志》未脱，晋只有济北谷城，而无河南谷城。[47]

　　晋时既然已并河南谷城县入河南县（《元和郡县志》记谷水经河南县），则孔《传》的“河南”便是河南县。孔《传》说：“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从叙述逻辑看，伊、洛、涧三水均出于县，瀍水也应当出于县，而不应出于郡。再者，“北山“一词所指方位只有在河南县的范围中才比较明确，若在河南郡中则不知所指。

　　孔《传》写了魏晋时才有的“河南县”，则孔《传》的作者只能是魏晋时人。其伪作的时间可能早于皇甫谧和郭璞，所以这两人的著作中能够引孔《传》和古文《尚书》，这在时间上并无矛盾。但是皇甫谧和郭璞的书中所引晚书也可能是后人窜入的，刘起釪先生等对此有详辩，我赞成他们的观点。如果皇甫谧和郭璞未见过孔《传》和古文二十五篇，则孔《传》作伪的时间可能晚一些，当在皇甫谧之后。此需另文讨论。

　　以上三例，孔《传》有孔安国卒后才有的“金城（郡）”、“驹丽”、“河南（县）”等名词，可证孔《传》乃后人托名而作。有了这三个证据之后，再来看孔《传》中大量与《史记》、《汉书》对应的语句，则可知这些对应的语句都是伪作者袭用《史记》、《汉书》，而不是《史记》、《汉书》袭用孔《传》。

　　三、《尚书》古文二十五篇之伪

　　辨晚书古文二十五篇之伪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文献对勘法，即将旧籍中引用的《尚书》语句与晚书的相应语句进行比较和分析，确定后者乃袭用旧籍的语句，敷衍成篇，从而认定其伪。张先生对这种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历来古文《尚书》证伪者最主要的证伪途经之一，是在文献中寻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证，将其作为‘作伪’的证据。具体思路是魏晋间某人遍查群书，广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献内容，在此基础上连贯字句、拼凑仿造二十五篇‘晚书’。这里的问题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的种种情况今文篇章同样存在。”

　　“在今文篇章中，人们知道这是原文和‘引文’、‘用文’的关系，这一现象恰可证明原文的存在和影响；同样的现象对古文篇章也应具有相同的证明意义。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应得出相反结论。这一证伪途经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不能构成有效证伪依据。”

　　他又说：“阎氏《疏证》在很大一部分内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纳，强词夺理。这是历来古文《尚书》证伪者的‘主攻方向’。”[48]

　　张先生没搞清楚辨伪方法的要点。诚然，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同样都有与旧籍对应的语句，但却不能说这种现象对于今、古文《尚书》具有相同的证明意义，因为两者与旧籍的对应关系是很不相同的。比较今文《尚书》与旧籍的对应语句，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或许有文字的不同，但无文意的不同，这说明今文《尚书》和旧籍的引语两者来源相同，都来自真经，两者的文字不同是在传写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古文《尚书》与旧籍的对应语句之间不仅有文字的不同，而且有文意的不同，之所以有文意的不同，是因为古文《尚书》在袭用旧籍引文时为屈就己意而进行了修改。清人李巨来说：古文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49]。

　　所谓辨伪，就是揭露晚书那些屈就己意的改造之处，以此证明晚书是后人袭用旧籍语句而伪作的。

　　下面辨《君陈》、《君牙》、《大禹谟》三篇之伪，作为例证。

　　第一，《君陈》、《君牙》之伪。

　　《疏证》第七十六：“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显，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则反索然。试一指陈，诚有不能掩其改之迹者。《论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犹以《论语》出于《旅獒》可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犹’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学墙面’，犹以《论语》为出于《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而取譬意方见，今改而截其半曰‘尔惟风，下民惟草’，将成王为好作歇后之语，而令君陈猜测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书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出于《君陈》，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势又必出《君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将夫子为不能自吐一语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袭也，亦待之太薄矣。”

　　阎氏举出晚书《君陈》、《旅獒》、《周官》三篇与《论语》有对应的比喻句，又举出晚书《君牙》与《论语》有对应语句，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晚书袭用了《论语》。

　　张先生一一反驳，认为是《论语》袭用晚书古文。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加讨论，只重点讨论《君陈》，连带讨论《君牙》，方法用文献对勘法。

　　1.辨《君陈》的“尔惟风”句。

　　晚书《君陈》的内容是周成王欲令君陈去管理周公曾经营的东郊成周，而给予训诫。内中有一段比喻句“尔惟风，下民惟草”，这两句与《论语·颜渊》如下一段对应：“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风，必偃。”阎若璩认为《论语》譬喻明白，而《君陈》仅用其半，并且其语意需要根据《论语》才能解释清楚，所以是《君陈》袭用《论语》。而张先生认为“尔惟风”在《君陈》中很贴切，所以“不能排除”《论语》袭用《君陈》的可能。[50]

　　如果仅就这一个比喻句来判断何者原创、何者袭用，那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把《君陈》这个比喻句所在的段落与旧籍中对应的语句一起来比较，那就很容易判断了。

　　晚书《君陈》的这一段话可分为四段：

　　“①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②尔惟风，下民惟草。③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④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51]

　　上面引文中的黑体字是与旧籍对应的语句，其第二段与《论语·颜渊》对应，第一段和第三段与《礼记·缁衣》所引《君陈》对应，第四段与《礼记·坊记》所引《君陈》对应。第一段和第三段又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52]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礼记·缁衣》所引《君陈》对应。廖名春和姜广辉两位先生都曾利用楚简研究晚书古文的真伪问题，他们认为晚书为伪。我这里利用他们的成果[53]，再为申说：

　　（1）第一段“未见圣”。

　　上博楚竹书《缁衣》今释文：“《君陈》曰：‘（未见）圣，如其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54]

　　郭店楚简《缁衣》今释文：“《君陈》曰：‘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55]

　　今本《礼记·缁衣》：“《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56]

　　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此下还接有一句“尔其戒哉”。

　　比较上引四段文字，可以看出，晚书的语句与今本《礼记·缁衣》相近，而与楚简较远。

　　两部楚简都有“我既见，我弗迪圣”，这表明“未见圣”这一段话是以第一人称或者拟第一人称来讲的，因此在这一段话的前面就不能加上如晚书《君陈》的“凡人”两个字，若加上则与“我”字冲突。

　　今本《礼记·缁衣》已没有两个“我”字，但“若己弗克见”句中有一“己”字，因为有“己”字，所以这段话的前面也不能加“凡人”两个字。

　　晚书与今本《缁衣》相近，但删除了“己”字，又在前面加上“凡人”两个字，使之成为以第三人称来讲的一般道理，再在整个这段话的后面加上“尔其戒哉”，使之成为成王对君陈一个人的训诫。

　　上面这一例，若无楚简，则不容易看出晚书是如何改造《礼记·缁衣》的引语的，有了楚简则容易看出了。

　　我们利用楚简，再看一例，是《君牙》篇的。

　　前引阎若璩《疏证》指出晚书《君牙》的“尔身克正，罔敢弗正”与《论语》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对应，是晚书袭用《论语》。而张先生作长篇反驳，认为是《论语》袭用晚书。[57]若仅比较这一组对应语句，则很难判断何者原创、何者袭用，但利用楚简中的对应语句，就很容易判断了。下面是对应语句：

　　上博楚竹书《缁衣》今释文：“《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晋（资）冬耆（祁）寒，小民亦惟日怨。”[58]

　　郭店楚简《缁衣》今释文：“《君牙》曰：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晋（资）冬旨（祁）沧（寒），小民亦惟日怨。”[59]

　　今本《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按日本足利学所藏本作“日”]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日]怨。”[60]

　　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日]怨咨。”[61]

　　比较上面四段文字，可以看出，晚书最主要的不同处是它“怨资（咨）”连读。但是今本《礼记·缁衣》此处不能连读，因为它的第四句是“小民亦惟曰[日]怨”，所以第二句也应该是“小民惟曰[日]怨”，“怨”是单音词，而不是双音“怨资”。两部楚简也是单音词“怨”。晚书作者将“怨资”连读，改“资”为“咨”，成“怨咨”。晚书作者之所以误读，是因为他只看到今本《缁衣》的“怨，资”，“资”的读音和字形都与“咨”相近，便通假读为“咨”，成“怨咨”。他未看到楚简，若看到楚简，当不会误断，因为楚简此字作“臸”，它与“恣”的字型有明显差别，不能连读为“怨臸”。楚简的臸可写为“至”或“晋”[62]。郑玄注《缁衣》指出：“‘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63]

　　由此可知，“资”字晚出，原为“至”字，当连下读，为“至冬祁寒”，而不能连上读作“怨至”或“怨晋”。

　　晚书的“怨咨”无疑是源自今本《缁衣》的“怨，资”。晚书作者因为有此一误断，便又连带修改其他句子。由于“怨咨”已成双音词，所以又得把《缁衣》所引的第四句“小民亦惟曰[日]怨”中的“怨”字也改为双音“怨咨”，于是凭添一个“咨”字。又因为“资冬祁寒”的“资”字已上读，余下“冬祁寒”三字，所以又把“夏日暑雨”的“日”字删去，成“夏暑雨”，以与“冬祁寒”对应。修改之后的晚书比《缁衣》所引《君牙》通畅、整齐多了，但是它离楚简更远了。两部楚简均无“夏”字，《礼记·缁衣》“夏日暑雨”的“夏”字当是晚出，而晚书作“夏暑雨”，亦有“夏”字，正是脱胎于晚书。

　　上面两例，晚书的语句都与今本《缁衣》相近，而与楚简相远，这是因为晚书作者只看到了今本《缁衣》，而未见到与真古文《尚书》更为接近的楚简《缁衣》。换言之，晚书的源头是今本《缁衣》，而不是真古文《尚书》。若晚书古文是真经，则必然与楚简相近。

　　在楚简中也有与今文《尚书》对应的语句，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今文《尚书》的语句与楚简是相近的，而与今本《礼记·缁衣》相远。如下例，为今文《尚书·君奭》的一段：

　　上博楚竹书《缁衣》今释文：“《君奭》云：（前缺）……集大命于氒（氒，通厥）身。”

　　郭店楚简《缁衣》今释文：“《君奭》云：昔在上帝，割绅观文王德，其集大命于氒（厥）身。”

　　今本《礼记·缁衣》：“《君奭》云：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今本《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上面四段文字，上博楚竹书有缺，不论，比较其他三段可以看出，今本《君奭》“割申劝宁王之德”与郭店楚简的“割绅观文王德”相近，而与《礼记·缁衣》“周田观文王之德”较远，这说明它不出自《礼记·缁衣》，而出自真经，但在传抄的过程中将“观”误为“劝”，将“文”误为“宁”。此三段，以时间先后论，郭店楚简的文字最早，今本《君奭》次之，《礼记·缁衣》又次之。

　　以上利用楚简《缁衣》证明了晚书《君陈》和《君牙》是袭用了今本《礼记·缁衣》所引《君陈》、《君牙》的，其伪已无可怀疑，以下再讨论《君陈》其他三段对应语句时，就不用讨论何者为原创、何者为袭用了，而只分析晚书是怎样袭用旧籍引语的。

　　（2）第三段“出入”。

　　上博楚竹书《缁衣》今释文：“《君陈》云：‘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64]

　　郭店楚简《缁衣》今释文同上。[65]今本《礼记·缁衣》所引同上。[66]

　　晚书《君陈》：“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

　　两楚简和今本《缁衣》相同，而晚书添加“则绎”二字，之所以添加“则绎”，可能是因为作者认为引语不顺畅，有断尾之嫌。添加的“则绎”应是源自郑玄的《礼记·正义》。郑注“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一句说：“言出内政教，当由女众之所谋度，众言同，乃行之，政教当由一也。”[67]

　　这里的“乃行之”并非《缁衣》引语中本身的意思，它是郑玄为解释经文而添加的。而晚书添加的“则绎”就是“乃行之”的意思。孔《传》注“则绎”为“陈而布之”[68]。

　　（3）第四段“尔有嘉谋嘉猷”。

　　《礼记·坊记》：“《君陈》曰：‘尔有嘉谋喜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在这一段之前，《坊记》引：“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69]

　　晚书《君陈》：“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阎若璩比较这两段说：《坊记》所引《君陈》乃出于臣子之口，正如《坊记》所引孔子的话“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的意思一样，是臣子“爱君”之语。而晚书《君陈》的这段话却出自成王之口，成王要求君陈把他自己的嘉谋嘉猷都归于君，即归于成王。成王如此训诫臣子，乃是“导谀”。这不应当是成王所为。[70]

　　晚书的作者未见过《君陈》原文，不知道《君陈》是通篇为成王训诫君陈之语，还是通篇记载君陈的言论，他主观设定通篇都是成王的训诫，所以就把旧籍所引《君陈》的语句都变成成王的话，于是就出现了屈就己意的现象，把“未见圣，如其人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原本为第一人称的一段话变成第三人称，使之出于成王之口，把“嘉谟”一段原本是臣子爱君之语改写为成王训诫臣子之语，造成成王公然“导谀”。

　　（4）第二段“尔惟风”。

　　《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当然也不是《尚书》原文，而是袭用《论语》“君子之德风”一段。晚书对这一段的改造有三点：第一，《论语》孔子讲“君子之德风”是第三人称，是用一般的道理来说服季康子，而晚书改为“尔惟风”，用第二人称，成王直接训诫君陈。第二，孔子是明谕，而晚书为暗喻。通常暗喻是以明喻为根据的。第三，孔子的比喻繁复，而晚书简明。从繁复到简明，是习用语句的一般规律。不过，晚书可能不是直接脱胎于《论语》，可能是脱胎于《汉书·高后纪》的“我德如风，民应如草”，汉书的这个比喻句上承《论语》。

　　阎若璩举出的另外两组对应的比喻句是：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71]

　　晚书《周官》与之对应的比喻句是：“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72]

　　《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73]

　　晚书《旅獒》与之对应的比喻句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74]

　　这两例与第一例相同，也是晚书改明喻为暗喻，改繁复为简明。

　　张先生不同意阎若璩的观点，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今文《尚书》中也大量使用比喻句，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若乘舟”、“若升高”、“若陟遐”、“若岁大旱”等，它们是与古文《旅獒》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一样的比喻句，它们是原创，古文《尚书》的比喻句也同样是原创。[75]

　　张先生举出的这些今文《尚书》比喻句的确是原创，但是不能用它们来证明古文《尚书》的“为山九仞”等比喻句也是原创，相反，只能用它们来反证“为山九仞”等是袭用。“予若观火”、“若网在纲”等比喻句都很简明，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将它们改为繁复的比喻句了，在旧籍中也没有与之对应的繁复的比喻句。而古文《尚书》的三个比喻则不同，它们在旧籍中有对应的繁复的比喻句，它们是从繁复的比喻句简化而来的，繁复的明喻是原创，与之对应的简明的暗喻是袭用。《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论，有很高的引用率，“譬如为山”等三个明喻也多次被引用，并且是被简化的。以“譬如为山……”为例，《汉书》两次引用，均未完整引用。一是《礼乐志》引用：“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只引前半部分，而略去后半部分“譬如平地……”。一是《王莽传》引用：“纲纪咸张，成在一匮。”这“成在一匮”是反用《论语》的“未成一篑”。至晚书作者将“譬如为山……譬如平地……”简化为“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后，“功亏一篑”这个词就流行开来。最初引用它的是唐人修撰的《晋书》，但不是在《晋书》正文的叙事中，而是在《晋书》的论赞语中（一在《郭默传》的“史臣曰”中，一在《东海王越传》的“赞”中）。论赞的作者是唐朝人，他们见到了晚书，所以引用这个简明的比喻句，而不引《论语》繁复的比喻句。

　　晚书《旅獒》和《周官》袭用《论语》的比喻句，仅此就可以证明这两篇也是伪作。

　　2.辨《君陈》的“惟孝”句。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也？’”[76]

　　晚书《君陈》与之对应的语句：“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77]

　　阎若璩揭露晚书之伪说：

　　“书有句读，本宜如是，而一旦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从之者，《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是以‘书云’为一句，‘孝乎惟孝’为一句，‘友于兄弟’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是其证也。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为孔子之言。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

　　又按：《论语》所引书未知的出何篇，伪作者窜入《君陈》篇中亦有故。盖见郑注《礼记·坊记》云‘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语实之，又嫌太突，��便接《君陈》，特装上‘惟尔令德孝恭’一语为赞，下方泛论孝之理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即以本题‘尹兹东郊’从‘政’字生下，凑泊弥缝，痕迹宛然。”[78]

　　张先生反驳说，《论语》“《书》云”之后的十六个字不应当如阎若璩那样断句，而应当断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79]这又是张先生的奇想。须知，古人无标点符号，读者怎么能知道“书云”之后的十六个字中只有一个“乎”字是孔子自己的话？又怎么能知道“乎”字后面的十四个字还是“书云”的？即使现代有标点符号，也不能像张先生这样引文。如果孔子当时确实要表达如张先生所说的意思，那么它的第一句必须是反问句，为“《书》不云‘孝’乎？”，其第二句必须再加上一个“书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书曰：”，就不能知道以下的“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引自《尚书》。再者，孔子是回答问题“子奚不为政”，他不能上来就突兀地来一句“书云‘孝’乎！”，他必是引“书云”如何如何，再申以己意。总之，《论语》“《书》云”后面的十六个字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点断，但十六个字都属于“《书》云”当无疑义。

　　晚书《君陈》对《��语》的“孝乎惟孝……”句的修改有两点：

　　第一，晚书删除“孝乎”两个字，因为有这两个字就不能与前面的“惟尔令德孝恭”句衔接。删去以后好一点，但仍是病句。前面一句讲君陈有两种品质“孝恭”，后面就不能用“惟孝”去衔接它，而应当用“惟孝惟恭……”或者用“惟孝……惟恭……”去衔接。《论语》只说“书云”，未说明哪一篇，它未必出于《君陈》。如果出于《君陈》，并且前面一句是讲君陈美德的，那么前面这一句一定只讲君陈有一种美德“孝”，这样才能与“孝乎惟孝”衔接。

　　第二，《论语》“孝乎惟孝”之后有两个并列的谓语“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句式整齐，逻辑一致，意思是说以孝和家，以孝行政。而晚书改“施于有政”为“克施有政”，这就与“友于兄弟”一句在逻辑上不一致了，意思也改变了。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是因为按照晚书的叙述，君陈以前未做过官，而在家里表现出对父母“孝”、对兄长“恭”这两种美德，所以相信他能够出而为官，因此改“施于有政”为“克施有政”，克，能也。有了这句“克施有政”，才能引出下面成王对君陈的训诫，教他如何做官。

　　3.辨《君陈》的“膺受多福”句。

　　晚书《君陈》有“膺受多福”[80]一句，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名篇《檄吴将校部曲文》[81]中也有这一句，两者完全相同。如果仅凭这一句是不能判断何者为袭用的，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证明晚书《君陈》乃晚出，因此也就知道它的这一句是袭用《檄吴将校部曲文》。

　　其实，陈琳的“膺受多福”也不是独创，而是袭用《左传》的“应受多福”，前人引《左传》都是用“应受多福”，陈琳首次改为“膺受多福”。晚书《君陈》袭用陈琳，而不是《左传》。晚书与《檄吴将校部曲文》对应的语句不仅这一句，还有：

　　《檄吴将校部曲文》：“大兵一放，玉石俱碎。”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82]

　　《檄吴将校部曲文》：“诛在一人，与众无忌。”晚书《胤征》：“歼其渠魁，胁从罔治。”[83]

　　以上两例都出现在晚书《胤征》中，仅此即可证明《胤征》乃伪作。《疏证》对《胤征》之伪还提出了其他证据。

　　阎若璩认为，晚书与东汉末年陈琳《檄文》有对应的语句，说明晚书出于魏晋间。所论极是。

　　第二，《大禹谟》之伪。

　　晚书《大禹谟》与旧籍之间有很多对应语句，其伪是很明显的。本文只讨论其中最有名的一例即虞廷十六字。

　　晚书《大禹谟》舜对禹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84]

　　上面一段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虞廷十六字”。而“天之历数在汝躬”等四句黑体字则与《论语·尧曰》如下一段对应：“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85]

　　阎若璩指出晚书的作伪处在于：《论语·尧曰》四句为韵文，而《大禹谟》袭用之，袭用时在句中添加文字，变成无韵之文。所添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乃是袭用《荀子》。《荀子·解蔽篇》：“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大禹谟》将“精于道”、“一于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等句子概括为三个四字句，再加上《论语》的“允执厥中”，成十六字。[86]

　　张先生却认为：《大禹谟》是真，它与《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有对应语句，那可能是荀子引文时把《大禹谟》误记为《道经》了。[87]张先生这是用主观猜测来为晚书辩护，无足论。荀子引《道经》便是《道经》，除非能够确证它不是《道经》。

　　《论语》已经说明，尧训舜和舜训禹都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四句话，舜并无添加，所谓“舜亦以命禹”。但是晚书《大禹谟》舜训禹时却不是重复“尧曰”的四句话，而是添加了“危微精一”等句子。“危微精一”出于《道经》，它与《论语》所引“尧曰”的思想不合。对此，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有精彩的辨析，他写道：

　　“忆吾友朱康流谓余曰：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絶矣，而可伪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节目。从上皆突兀过去。‘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惟微’者，此理散殊无有形象，必择之至精而后始与我一。故矫饰之论生焉。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蠧甚矣。康流不以为然。呜呼，得吾说而存之，其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也。”[88]

　　晚书的作者是魏晋时人，那时儒家学者对道家很感兴趣，常常援道入儒，所以晚书二十五篇中有不少道家思想、道家言辞。对此，《尚书今古文全璧》的作者郭仁成先生在对黄宗羲的分析表示赞同之后，又详加补充说：

　　“在晚书二十五篇中，也直接引入了道家的言辞，例如《泰誓》中‘罔或无畏，宁执非敌’，孔疏云：‘老子云：“祸莫大于轻敌。”故今将士无敢有无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敌为可畏也。’又如《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孔疏云：‘老子云：“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绝异于众人也。’但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大禹谟》中宋儒所谓‘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这四句话经阎氏考证，盖杂出于《荀子》和《论语》……（按：省略郭先生所引阎若璩《疏证》、《荀子》、《论语》原文）《道经》，现在一般都相信是道家的一部经典，或者即是《道德经》的上篇。因为人心道心、危微精一的概念显出于道家：《老子》十二章云：‘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是讲人心之危；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这是讲道心之微；又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是讲精；三十九章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这是讲一。荀子引《道经》，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他在《性恶》篇中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与《老子》十八章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何其相似乃尔！甚至可以说，他提出‘性恶’的观点与孟子‘性善’说唱反调，就是受了《道经》‘人心’、‘道心’之说的影响。”[89]

　　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派有一派之传承，尧、舜所传的训诫只有“允执其中”，而无“道心”的内容。这在先秦文献中多有反映。如《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90]特别赞扬舜的“中道”。由此可以推测，舜在训诫禹时应当如《论语》所说，而不��当如晚书《大禹谟》凭添出“危微精一”的“道心”来。

　　上个世纪90年代出土的简牍中有两条与《大禹谟》有关，分别出自汉简和楚简。两者有助于辨伪。

　　1991年出土的敦煌悬泉驿汉简，有题记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四时月令诏条》，曰：“惟口帝明王，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厥中，钦顺阴阳，敬授民时。”[91]这里的“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厥中”与《论语》“尧曰”相同，两句中间也没有“危微精一”三句话。这可以证明平帝时所见的古代经典文献中，包括他们所能见到的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并无虞廷十六字。《诏条》的“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厥中”应当和《论语》所引一样出自尧训舜，或者出自舜训禹。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有《成之闻之》一篇，其中有“《大禹》曰：‘余才宅天心’害？”[92]。此《大禹》即《大禹谟》。《尚书》的《小序》中有篇名《大禹》而无《大禹谟》，篇名《大禹谟》当是后起。“余才宅天心”一句仅见于郭店楚简，而不见于旧籍，晚书《大禹谟》也无此句，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晚书作者尽量搜集旧籍中与禹有关的语句来造作《大禹谟》，但他未见郭店楚简所引的这一句，所以不能将它写入《大禹谟》。

　　郭店楚简除《成之闻之》的“大禹曰”一条既不见于旧籍也不见于晚书古文之外，《成之闻之》所引《韶命》（李学勤先生认为即《说命》）和《唐虞之道》所引《吴邿》两条也不见于旧籍和晚书，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些引语不见于旧籍，所以晚书作者未见，也就不能将之写入晚书中。而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尚书》古文各篇都见于旧籍者，也都见于晚书，对此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晚书作者见到了旧籍，所以都能写到晚书中。[93]

　　敦煌悬泉驿汉简、郭店楚简，其中凡与《尚书》有关者，都证明晚书为伪，是晚书之伪已不可辩驳。

　　阎若璩在未见到上列简牍的情况下，仅依靠旧籍，通过严密的考证，就证明其伪，他不愧为一位考据大师。

【附记】：本文初稿是于2008年12月20日在香港树仁学院完成的，完成之后，我上网查看《尚书》辨伪有什么新进展，我看到了“清华简”的消息。

　　李学勤先生于2008年12月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初识清华简》。文中说，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得到一批战国中晚期的竹简，有2000多件，其中有一篇是《傅说之命》，将它与晚书的《说命》对读，可以证明《说命》是伪古文。

　　但是《清华简》来路不明，因此不能用它来证明晚书的真伪。有学者撰文质疑《清华简》，我赞成他们的观点。

[1]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第47、135、47、136、257、9页，中华书局，2006年。

[2]刘义峰：《走出疑古后的古文〈尚书〉研究》。原文发表在《孔子文化》上，但我未能找到原刊，仅在“道里书院”网站见到转载。http：//daoli.getbbs.com/post/t201060.htm．

[3]刘瑞：《当代学者对古文〈尚书〉疑案的审核》，《中国文化报》2007年2月17日，理论版。

[4]杨善群：《论遂公盨铭与大禹之“德”》的一个注释，载《中华文史论坛》2008年第1期。

[5]杨朝明：《考镜源流参验求诚———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简评》，载《诸子学刊》第1辑。

[6]《驱拨谬误求真谛———张岩先生访谈录》，2008年1月18日，中华孔子网，ttp：//cinaconfucius.cn．

[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简体横排版，1999年。本文引十三经均出自此简体横排版。

[8]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清乾隆十年刻，同治六年汪氏振绮堂重修本。

[9]《审核古文〈尚书〉案》，第42页。

[10]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三，清嘉庆元年萧山陆氏凝瑞堂。

[11]《尚书古文疏证》第三。

[12]《古文尚书冤词批判》，载《戴静山先生全集》，第388页，第430-431页，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印刷者日盛印制厂（台北），1980年。非卖品。

[13]《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14]《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2页。

[15]《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21页。

[16]《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4-17页。

[17]《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七。

[18]如李学勤先生最近写的《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日），在讲到献书时也说：“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

[19]《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8-19页。

[20]《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4页。

[2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8页。

[22]《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9页。

[23]《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8-19页。

[24]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六，乾隆二十年德州卢氏刻；宋鉴《尚书考辨》卷一，嘉庆四年刻。

[25]《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七。

[26]《审核古文〈尚书〉案》，第75-84页。

[27]姜广辉先生认为这两例不是梅鷟提出来的，而是阎若璩提出来的。他在《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中指出：“四库馆臣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之伪所提出的这两条铁证，并不见于梅鷟任何版本的《尚书考异》，抑或《尚书谱》中。此两条证据首先��由清代的阎若璩提出的，四库馆臣完全是张冠李戴。”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8]《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56页。

[29]《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十七。

[30]《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十七。

[31]《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20-125页。

[32]《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20-125页，第261-262页。

[33]“北平”为汉高祖时张苍的封地“北平侯国”，治在今河北满城县。此地与陇西郡无关，亦非匈奴侵扰地。而“北地郡”与陇西郡地相连，是匈奴经常侵扰之地。故《史记》记匈奴事，常以“陇西、北地”连用。如：《汲郑列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孝文本纪》十四年“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所以此处“减陇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中的“北平”当为“北地”。如此，才能与下面“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一句衔接，“五郡”即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

[34]《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88页。

[35]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六。

[36]《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28页。

[37]《后汉书·东夷列传》：“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

[3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时朱蒙二十二岁，是汉孝元皇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

[39]《高句丽好大王碑》，四川美术出版社，成都，2007年。

[40]《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51-152页。

[41]《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十八。

[42]《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27页。

[43]《审核古文〈尚书〉案》，第127-128页。

[44]《续汉书辨疑》卷三，清光绪十四年广州广雅书局。

[45]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五，清康熙年间刻。

[46]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第五，清嘉庆十四年阮氏琅嬛僊馆刻。

[47]河南谷城县究竟在魏还是晋时并入河南县，其说不一：《太平寰宇记》西晋省；胡渭《禹贡锥指》魏省；阎若璩《疏证》晋省；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魏省。

[48]《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07-208页。

[49]见崔述《崔东壁遗书·古文尚书辨伪》所引，亚东图书馆，上海，1936年。

[50]《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28-229页。

[5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92页。

[5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真简还是假简，尚不能确定。不过，本文所引《上博楚竹书》的《礼记·缁衣》与《郭店楚墓竹简》的《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所以即使《上博楚竹书》是假，也不影响本文的论证。

[53]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姜广辉：《中国新近出土战国楚竹书的思想史意义》。此文是姜先生为一次国际儒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尚未在国内发表。蒙姜先生寄赠。

[54]今释文，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第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5]今释文，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3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5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10页。

[57]《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29-232页。

[58]今释文，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第180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40页。

[59]今释文，参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29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第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60]《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15页。

[6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528页。

[62]李零释“臸”为“资”，而其他学者有释为“晋”或“至”的。

[6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15页。

[64]今释文，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第195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48页。

[65]今释文，参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31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第79-80页。

[6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16页。

[67]《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16页。

[68]《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92页。

[69]《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407页。

[70]《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七。

[71]《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37页。

[72]《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87页。

[73]《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119页。

[74]《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330页。

[75]《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32页。

[76]《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2页。

[7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90-491页。

[78]《尚书古文疏证》第十。

[79]《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45页。

[80]《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494页。

[81]《文渊阁四库全书·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二十八魏陈琳集》。陈琳的这篇《檄文》，清代学者凌廷堪在《书陈琳檄吴文后》曾辨其伪，但不为学术界认同，今人编辑《建安七子集》将《檄文》收在陈琳名下。

[82]《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85页。

[83]《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85页。

[84]《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93页。

[85]《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65页。

[86]《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十一、七十四。

[87]《审核古文〈尚书〉案》，第211页。

[88]《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64-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89]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第39页，岳麓书社，2006年。

[90]《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425页。

[91]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内载泥墙题记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92]《郭店楚墓竹简》，第168页。

[93]参见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黄震云、黄伟《郭店楚简引〈书〉考》（《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卷第2期，2003年2月）。

文章来源：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5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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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dig-blog1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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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宏专栏：韩流没有褪色选总统已起心动念 https://healthdig.co/politics/23409/?feed_id=55263&_unique_id=5c8ed3bf7fcfc #国民党 #韩国瑜 #政治立委补选结果揭晓后，韩国瑜立刻开直播，他大酸民进党：“赢了不算赢，输了也不算输”，韩国瑜指出三重和台南都是绿营传统铁票区，但现在都已经被打到家门口来了，其实是险胜中的险胜。他并提到余天是全国知名人物，反观对手郑世维仅输五千多票，韩国瑜表示若投票率再冲高一点，“选举可能有不同结果”。韩国瑜是高雄市长，立委补选理论上与他干系不大，面对选举结果，国民党党主席还没讲话，表态要选总统的拟参选人也还没吭半句，他却急呼呼地跳出来为选举结果抱不平，实在非常反常。这有两点寓意：第一、他对选举结果不甘心，对许多说国民党败选是因为“韩流褪色”不服气，所以急着跳出来为“韩流”辩驳，因为这是一场“韩国瑜的选战”。第二、韩国瑜对区区一场立委补选的使命感这么强，当然非因为他是现任高雄市长，而是因为他有更高远的政治目标，所以他必须向他的支持者说清楚。这更高远的目标，其实在四天前的“黄光芹事件”里早已表露心迹，而前晚的直播则是为巩固支持者的心防。说韩国瑜对于选总统早已起心动念，甚至蓄势待发，实在并不为过。三重与台南是民进党的传统优势区，其中后者更是“绿到发黑”的选区。民进党在这里一路苦战，到最后靠“本土牌”与“悲情牌”大军压境才勉强守住这两席，实在非常没面子。而即使如此，国民党候选人在两地的得票率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谢龙介能够在四成五的投票率里拿到近六万张选票，更是过去20年国民党在台南前所未见的佳绩。不过如果把选举分析放在此次较被忽略的北彰化选区，可能就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尽管此区最后由国民党的柯呈枋胜出，不过其得票率五成二不仅远低于四个月前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得票率（五成九），就连四年前国民党最低迷时的立委选举也都还有五成六。这显见，在韩流未强力渗透以及候选人特质并不明显的选区里，国民党的优势并不特别明显。同理，余天之所以能在三重胜出，得票率甚至高于七年前的高志鹏（同次总统大选马英九胜出），其高知名度与个人特质加分不少。而对比民进党提名籍籍无名的郭国文，谢龙介其实已经是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可说是过去20年国民党在台南最强的候选人，在韩流搭配下，拿下国民党过去20年在台南最佳的成绩，实在合理之至。政治学上研究选民投票行为有三种传统归类：第一、政党取向；第二、政见取向；第三、候选人取向。台湾从2013年洪仲丘事件之后，出现对传统政党及既有建制不信任的倾向，选民越来越以候选人特质作为投票标的；这种反政党、反菁英、反建制的风潮在四年前选出了柯文哲，在四年后拱出了韩国瑜。是白色力量的外溢效应才让一年后民进党选举有如摧枯拉朽，而如果没有韩国瑜，现在的国民党又凭什么情势一片大好？王金平认为，如果不是韩国瑜，立委补选会输得更多。这其实是迄今最中肯的选举结果分析。如果没有韩流，国民党不可能在台南及三重这两个传统绿营优势区，逼得民进党一路踉跄，最后靠悲情牌才稳住阵脚。所以在立委补选过后，许多人浮现的问题将是：“如果没有韩国瑜，国民党总统大选会怎样？”对照几场立委补选里，韩国瑜到场万人空巷，韩国瑜退场就宛如泄气皮球的场景，这恐怕是越来越多蓝营支持者，包括立委参选人的共同焦虑。朱立伦说，国民党不能只有一个韩国瑜，必须谨记“团结则存，分裂则亡”。这话当然很有道理，但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国民党的确只有一个韩国瑜，也无法复制韩国瑜。准此，在蓝营支持者的集体焦虑，以及在党主席吴敦义越来越倾向“次佳选择”当一个“造王者”的情况下；如果韩国瑜认定放眼未来，此刻正是他最近总统大位的唯一机会，谁敢说他不可能投入总统大选？这是过去20年台湾政坛前所未有的乱局，乱世出英雄，人人却都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那个“英雄”。※作者为《上报》总主笔更多上报内容：来源 :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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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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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郭式敛财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郭氏爆料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郭氏人格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郭氏粉丝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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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labandon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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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一场死亡之后，你可记得，刘晓波是谁？

28年前的归国决定，改变了这个文学博士的一生。他从广场上的温和派，变为「没有敌人」的国家敌人。最终，在被禁锢的死亡里，留下不朽的自由灵魂。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最后时间，时刻都处于中国当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报，刘晓波因“右上腹痛伴发热两周”而保外就医，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至终末期，7月13日，刘晓波确认逝世。一个多月以来，他急转直下的病情，只由该医院官网通报，而在医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纪念者，都在警察与便衣的严格隔离之下，无从见到他或者刘霞，无从知晓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体时间，更毫无告别的机会。

这位八十年代以“黑马”姿态成名的文艺学博士、作家、著名的异议者，曾剧烈搅动并影响了一整个时代。在2010年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被广泛视为中国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这些人都带领自己的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隔离走向开放，从国家的敌人，变为国家的英雄。

然而刘晓波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半生和国家政权正面博弈、交锋的过程，像极了一个隐喻——自刘晓波搅动的八十年代以来，他对面的执政者迅速强壮，最终碾压过一切反对的声音，最终举国无声。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点一点，寂静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灵魂，也激发起一片肃杀之中的哀婉长鸣。他生前的一切努力与不幸遭遇，都变成了历史的神圣遗产。

刘霞为丈夫刘晓波所拍摄的一幅照片，相中刘晓波的肩头坐着丑娃娃。刘霞作品

从“文坛黑马”到“幕后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学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学教育以后，他的整个青春期都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勾连：随父母下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

80年代开启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响与刺激了年轻躁动的刘晓波。1982年，刘晓波大学毕业后决定离开吉林，去往那个有“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也同时有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北京。

刘晓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文系硕士，他在这里经历整个八十年代，亲睹民间与学界的思想解放，体会保守与改革的激烈交锋，并成为其中的弄潮儿，获得“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无论是在19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刘晓波那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语惊四座，还是在此后出版《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引发的剧烈争鸣，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预言。

刘晓波亲历了“邓胡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架马车”时代，也目睹了邓小平如何拆散自己亲手打造的改革马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发了北京大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而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人们的诉求也逐渐转变成了要求政府处理腐败、控制通胀等现实问题。

年轻时的刘晓波，获得过“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摄：Will Burgess/Reuters

彼时刘晓波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离开中国没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断：胡耀邦之死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民主诉求。

他随即联系胡平、陈军、贝岭等民运人士，发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审查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宪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编注：其内容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诉求。

随后，他们又在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巩固已有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与政府与校方的对话等。

这两份文件都辗转传到了北京，并被张贴在北大三角地等处，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刘晓波等人也因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

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能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刘晓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动事端，“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但这篇本意想恐吓示威人士的严厉警告，却激发了更多人走上街头。北京的校园内迅速贴满了谴责社论的大字报，甚至连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市民也被这篇社论激怒。4月27日，支持学生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的街道，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面对国内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刘晓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学计划，决定回国。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

多年之后，开车送刘晓波去机场的好友杜念中（前台湾苹果日报社社长）回忆，刘晓波当时忽而兴奋地高谈阔论，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说要和学生在一起，但更具体的却说不上来。在机场和他挥别时，我隐隐觉得晓波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到北京后，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的沟通并不顺利。他不主张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民主，认为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对于当时热情澎湃的学生来说，这些想法过于温和，因此鲜有人买账。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绝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了刘晓波、吾尔开希、周舵等人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希望在两天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学生们能够撤离广场。作为谈判条件，刘晓波等人则要求当局改正“四二六”社论论调，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代表政府谈判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显然不敢答应这些条件，最后谈判没有达成结果。

广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刘晓波多次劝说学生返回校园，从推进校园民主开始做起，但学生们却以“黑马变成绵羊了”、“胆小鬼，滚下去”的呼声回应。灰心丧气、身心俱疲的刘晓波，一度产生了放弃参与运动、回到美国的想法。但最终，他被学生的赤诚和广场的气氛留住了，誓言要与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72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刘晓波的学生王小山日后写道，“终于，72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5月17日，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在北京实施戒严。当时的五名常委意见不一，最后由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三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戒严令，戒严军队开始陆续进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论一样，戒严令非但没有阻吓住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反而将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社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宣布戒严后成立，大量学生和市民上街截堵军车，戒严军队迟迟进不了城，城内则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

高层领导人没有再出来讲话，也不再有警察阻拦游行，甚至连长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学生来维持。当年 BBC 驻北京记者麦杰斯事后分析，“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直到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才终于在这一点达成一致。”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参与绝食行动，左二为刘晓波。图片来源：支联会

与此同时，广场也陷入胶着状态，学生们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这样僵持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应该主动撤离，但主张坚守广场的学生始终占上风。

既然劝不退学生，就只有让温和派主导局面，才能避免让事件进一步激化。当时的学运领袖王丹事后回忆说：“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4个人、4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第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第三，我们首先是公民；第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 “六·二”绝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内的“四君子”来到广场，开始绝食。但还没有等到他们完成这场为期三天的绝食，最高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清出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机枪和鲜血结束了广场上的喧嚣，也结束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宽松氛围，北京城、乃至全国都弥漫着恐惧与愤恨。

刘晓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写。多年之后，他在谈到“六四”时说：“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不合时宜”的忏悔者

6月6日，刘晓波在北京被捕，随后被送往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监狱，单独监禁。

相比于像李旺阳这样籍籍无名的运动参与者，中共当局对于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的处理宽大许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内相继获释，侯德健则被驱逐出境，而李旺阳当年则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

想获得轻判并非没有代价，重获自由的条件是向当局认罪，写下“悔过书”。虽然刘晓波在写“悔过书”之前内心非常挣扎，但他还是写了，“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违心又怎么样，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在虚伪中生存吗？”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刘晓波被羁押一年多后开庭，他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但因“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被免于刑事处分。当庭获释的刘晓波极为惊诧和极度狂喜，一出审判庭大门，他便旁若无人地跳起来，打了个响指，大叫道：“老子又赢了！”

然而出狱之后，刘晓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种问号折磨着我，尽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内心深处的挣扎一刻也未停止过。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负责？”

带着这种挣扎，刘晓波在1992年写下他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极大争议，一些人将它视为真诚的忏悔，是刘晓波为自己的良心和罪恶负责；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向着权贵资本主义一路狂奔：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被迅速边缘化，人们不再谈论哲学、美学、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敌人’”

刘晓波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依旧发表各种文章，又连同民运人士发起联署，或是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这些努力非但没有任何成效，还为他引来了牢狱之灾。

1996年，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民主化后的首届总统，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刘晓波联合民运人士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回归民主基础解决两岸问题，被处劳教三年。

当时，刘霞是刘晓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国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探视权。为了能与刘晓波见面，刘霞找遍各个部门申请与狱中的他结婚：“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种种辗转审批之后，公安部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批准两人结婚。

刘霞和刘晓波的结婚证书是在劳教所里领的。那一天，劳教所与婚姻登记处联络好，派一名摄影师来给他们拍双人证件照，然后现场办证。吊诡的是，拍照当场，相机的快门怎么也无法按下，摄影师说多年来从未遇见这样的状况。最后，刘霞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和刘晓波的单人证件照，将两张照片拼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两人结为合法夫妻。这张史无前例的结婚证，仿佛他们婚姻的谶语：终成眷属，却难在同一屋檐下。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网上图片

从此，刘霞开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刘晓波被关押在远离北京的大连劳教所，瘦弱的刘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挤上九十年代闷热、缓慢的火车，奔波两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刘晓波都数着。

他劳教3年，刘霞来了38趟，前18趟他们都见不上面，她放下东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他依旧保持着批评政权的异议者角色，但在异议光谱中相对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动方式是撰写各种公开信和建议书，并邀请民众联署。到了互联网时代，组织联署变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筹备一个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赞美互联网给人权运动带来的好处：“民间人权运动已经超越精英化阶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刘晓波的帮助下，“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共同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刘晓波更孜孜不倦地协助“天安门母亲”整理资料，撰写、修改声明，协调安排诸多事务，成为了她们最忠实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门母亲”运动收集了126位死难母亲的名单，并在当年举行了有40名天安门母亲参加的集体悼念活动。这场运动持续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显著的道德影响力。

2003年，他接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对团队成员提出“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的劝诫。在他担任会长的四年里，笔会由之前的流亡作家为主，扩展到大陆境内的会员数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将独立中文笔会视作异议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甚至有在野党雏形，不过刘晓波在会长就职时强调：“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这段时间，刘晓波和刘霞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尽管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但他没再出入监狱。写文章、办笔会，逐渐有了一小圈愿意关照他的朋友，总请他和刘霞喝个小酒。

那大概是刘霞最幸福的时光。夫妻两人习惯性地晚睡，过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门跟朋友们吃晚饭，尽兴而归，就差不多晚上十点了。他们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刘晓波在客厅兼书房里泡壶浓茶，开始写作，或是跟朋友谈点什么事情。刘霞则走进小小的画室，开一瓶红酒，就着轻音乐，看看自己的摄影新作，写诗、画画。两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

刘霞珍惜这样的时光，直到《零八宪章》的出现，像渐近的警钟，提示着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或要走到尽头。但刘霞比谁都清楚，这不是自己应该或者能够阻止的。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摄 : EyePress News

《零八宪章》4024个字，平均每个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萨爆发激烈的汉藏民族冲突，当局随即派重兵入城维持秩序，这些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普遍担忧；4月，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中国奥运圣火传递活动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议甚至抢夺，进而引发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发；5月12日，四川发生8.2级大地震，近9万人死亡，官方和民间的救援力量纷纷涌入灾区合作，“公民社会元年”之称由此而来；8月8日，精心筹备的北京奥运会开幕；10月，在奥运前夕因坚持曝光中国人权问题而入狱的行动者胡佳，获欧洲议会颁发的人权奖项——萨哈罗夫奖。

中国政府为奥运向国际社会作出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一边勉力履行，一边则用“不应将奥运政治化”抵挡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问责，显得踉踉跄跄。

刘晓波和他的同伴们希望抓住这一个“公民社会元年”，又因奥运进一步打开国门的时机，再次宣示主张。为了照顾当局在奥运期间在乎的国际形象，他们等过了奥运，警方对民间的严密维稳稍有松弛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本征集签名。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七七宪章（Charta 77）启发，由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内容除了提出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外，更提出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解决两岸问题及各民族问题。《零八宪章》分“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

他们最终决定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六十周年的12月10日发布《零八宪章》。

12月7日，刘晓波去看望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蒋培坤，他兴奋地向蒋培坤讲述《零八宪章》的修订过程，还有收集签名的一波三折。离开时，刘晓波对丁子霖说，《零八宪章》的工作将告一段落，接下来要着力为天安门母亲团体申请诺贝尔和平奖。

12月8日晚上9点多，刘晓波家楼下逐渐聚集起许多警察。晚上11点左右，十多名警察敲开刘晓波的家门，在他面前举起一张涉嫌罪名栏为空白的拘留通知书。刘晓波被带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刘晓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过互联网公布了《零八宪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签署者名单，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开始了联署的公开征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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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时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宪章》迅速点燃舆论。不仅《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们积极为刘晓波呼吁，大量普通网友也在当时审查尚不十分严密的国内互联网用各种方式转帖《零八宪章》文本。联署组织者公布的邮箱在黑客攻击和假冒不断的情况下，仍在第一个月内就征集到超过八千个签名，创下八九后联署行动之最。

尽管《零八宪章》联合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终没能实现，但第一批303人名单仍然涵盖当时大多数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多年来涌现出的中青年民间力量。

《零八宪章》发布后，签署者纷纷受到警方施压，仅十日内就有约60人遭遇传讯和监控，但除刘晓波外无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乐观地推测，过了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日子，刘晓波兴许就会被放出来。

2009年的6月4日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20天后，新华社发出消息，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这是刘晓波被捕半年多来官方发布的第一条正式消息。

人们开始主要分成两种意见，一种仍认为刘晓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低调获释，这是中国官方终结小型维稳案件的常见方式；另一种则调整了预期，猜测刘晓波可能会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法律，煽颠罪的刑期一般为五年以下。

在所有参与预测刘晓波案结局的人中，刘霞总是最悲观的一个，她的猜测是10年。

最终的结果是11年，4015天。《零八宪章》全长4024个字，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这在胡温上台以来的宽松氛围中，是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刑，官方通过这个刑期，对民间亮出的底牌给予了强硬回应，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转型。

刘霞则说：那我就当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独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刘晓波被捕后的2009年，民间力量无论是否参与《零八宪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压，比如传知行、益仁平和爱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门骚扰，公盟更受税案重创；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不是被吊销执照就是实际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争者们也没有因此陷入低潮，他们甚至因此相互识别，形成了松散的异议共同体。人们在网上骄傲地宣布自己刚发了邮件参加《零八宪章》联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约谈的经历。刘晓波宣判时，推特中文圈满屏飘起象征支持他的黄丝带。

那是一种奇异的氛围，民间带有悲愤的情绪，但又对志同道合者的显现充满兴奋。这种氛围也传递到了刘霞，前来看望她、陪她谈笑的友人络绎不绝。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刘晓波被重判后，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他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随后，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发起人哈维尔，也与达赖喇嘛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道，联名支持刘晓波当选。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暴力的努力”。诺委会特别强调，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权是诺贝尔在遗嘱中所提出的“各国间友爱”的先决条件。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向着一张空凳，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在囚中的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争取维护中国人权的努力。摄：Heiko Junge / pool / AFP

两天后，刘晓波与刘霞在监狱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他失声痛哭，“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六四”始终是刘晓波灵魂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是14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正因着这种自省和诚实，在历经多年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后，刘晓波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变得愈加温和和谦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狱前夕，他写下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这篇陈述，在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由挪威女演员、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读。当天，刘晓波的所有直系亲属都被禁止出国，没有人能代他领取奖章和证书，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演讲完毕后，将奖章和证书放在了一张空椅子上，全场来宾三度起立，报以长达50秒的掌声。

然而，这张空椅子永远等不来刘晓波了。

网上流传德国和美国专家会诊刘晓波影片，两位专家向在场的刘霞解说刘晓波病情。网上截图

7月13日傍晚，即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沈阳的医院里去世。遗体在警察保护下被秘密运往殡仪馆，家人继续受到严密监控。

2000年1月，刘晓波在给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写道：“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为殉道者的这一晚，北京狂风骤雨、电闪雷鸣，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诗句中称刘晓波是“六四死的最后一人”。伴随着这场举世目睹的死亡，同时告别的，仿佛是他身后的一整个时代。

以诗句“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创作的电影海报。作者：柯力

2010年10月12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4天，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时政论坛 1984BBS 被迫关闭，只留下一个静态首页，写着:“若干年前的好友们，我们终会再见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页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网页截图

七年来，这个页面都没有再更新。但现在，它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韬光。”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赵思乐即将于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她的征途》（书名暂定），并参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刘晓波传》（2012年，台湾，时报出版）、刘晓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和许知远先生所著的《抗争者》（2013年，台湾，八旗出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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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r1031-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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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发展历程(二)

从彭湃开始，毁灭和仇恨开始成为社会的主题。在军阀割据时期，地主和乡绅虽然和佃农存在很多矛盾，但是都属于从属的利益矛盾。虽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地主普遍比农民能力强，因此农民对地主存在天然的敬畏。另外，中国农村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因此佃农为了获得更好的租用土地，对地主和乡绅表现的非常温顺。更重要的是，农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军阀）与民众的矛盾，因为军阀之间的战争消耗过大，尤其需要购买昂贵的军火，因此需要对民众征收各种捐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往往也是乡绅）带领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活动，抵御政府（军阀）对于地方民众的过度盘剥，保障自身和农民的利益；二是宗族矛盾，不同宗族之间为了利益纷争，比如关于灌溉水源问题，经常引起大规模的宗族之间械斗。

不论民众与政府矛盾，还是宗族械斗，都是当地地主和乡绅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与外部进行利益斗争。在这个时候，利益斗争主要限于利益范畴，即使大规模械斗，死人的情况也比较少。或者说，在军阀割据时期，人们主要考虑做事，人们通过做事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虽然政府与民众、宗族与宗族、地主乡绅与农民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是都是围绕事情而起。当事情被解决，矛盾也变得相对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处于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都因为对事不对人，因此人们的心态总体较为温和。从北伐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开始将矛盾转移到人身上，整人开始笼罩社会，大规模的仇恨开始孕育和传播。

从澎湃开始，仇恨迅速开始转变成为世仇。国民党北伐后，共产农潮通过农村地痞流民，对地主批斗、甚至处死地主，消除农民对地主和乡绅的敬畏心理。而且，共产党通过引导农民批斗地主、分地主的土地，让农民改变温顺的状态，挺起腰杆和地主乡绅斗争。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事情的利益问题，完全变成整人的你死我活。因为北伐的军官和官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乡绅和富农家庭，当他们的家人被批斗、甚至被整死后比如，自然开始疯狂的报复。而像何健这样地主出身的军官，则调动整个军队对共产党的家人报复，包括毛泽东和彭德怀家的祖坟都被刨掉。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从利益矛盾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流民因为完全没有了根，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彭湃控制的地区，社会民众之间已经完全变成暴力屠杀，胜利者对于失败者进行随意、全面和残忍屠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主要矛盾从地主乡绅带领农民抵抗军阀（政府），变成军阀带领农民屠杀地主、乡绅和富农，也就是变成大规模的杀人。在屠杀过程中，很多地主和富农的家庭整体被屠杀，也就无法反抗。但是，澎湃领导的屠杀在扩大之后，就演变成宗族的屠杀。宗族因为规模大，因此很难被杀光。这些被屠杀者的宗族对屠杀者充满刻骨的仇恨，随时准备全面报复。这时候仇恨已经变成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变成大规模的世仇，而仇恨导致的报复只需要等待时机。

仇恨的程度越深，报复的延续性越强、规模越大。利益之争属于短期效应，人们没有记忆得少，往往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杀人的结果是仇恨，人们的记忆时间长，很难忘记。杀人的规模越大，人们之间的仇恨也越强。当被杀的人们的亲友为被杀之人报仇的生活，报复的时候行为往往也越狠。在彭湃被抓、并被处死后，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但是，到了将近40年后的文革时期，这种世仇终于借助造反的方式发泄出来。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彭湃96岁的彭母被称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后来周恩来赶快组织人保护起来。而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被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回家打开后看到是丈夫的人头，精神崩溃，从此成了疯子。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人被杀，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被杀。文革结束后，习仲勋给彭湃平反，托辞是林彪四人帮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事件。不过，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但是，由于被屠杀者家属人数过多，而且因为陆海丰当地宗族关系，人们的记忆力很持久，因此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报复行动，仍然很难说。

与澎湃放任手下屠杀的方式相比，毛泽东则采取了更加正规的方式。从总体方式上，毛泽东继承了彭湃的做法，不过更具有针对性的正规化改编。毛泽东改编的方式党指挥枪，等于将当时乌合之众的共产党有效地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是，中共的军队开始形成一个整体。从人体的角度，中共的军队模式开始成形。虽然周恩来利用特科掌控了中共军队的神经系统，但是毛泽东因为对整个系统的了解，最后能够获得中共的主导权。在具体方式上，毛泽东并不滥杀，而是通过正规化的方式，在明确目的指导下进行杀人，因此没有像彭湃那样快速灭亡。

1929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领导秋收暴动。由于大多数是拼凑起来的土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下，遭遇很大损失-尤其是逃兵损失。毛指挥的军队人数从开始的5000多人，快速减少到不足1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长沙，而是向农村地区撤退。9月29日-10月3日，毛进行三湾改编，对剩下的人缩编，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缩编过程中，确立以党指挥枪、支部建连上（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和官兵平等（士兵可以直接对军官提意见，军官权力很小）三大原则为代表一系列共产党对军队的系统控制措施，比国民党北伐军的苏式政治部建制更进一步。而且，通过军队中的党员士兵对军队的严密监控，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党指挥枪的模式建立之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从即将解体的情况下，重新组织起来。从军队的传统上，士兵们都听军队长官的命令。而毛泽东则通过三大原则，将军队军官的权力削弱，并且通过党牢牢控制住整个军队。通过这样的方式，毛泽东将已经动摇的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的权力被架空，并且取消了其原有的军官队。随后，又阻止了第1团团长陈浩、团副韩庄剑、参谋长徐庶和第一营营长黄子吉等军队主要军官的逃跑行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大原则的确立，可能就不是毛泽东架空师长、处决这些逃跑军官，而是这些军官捉着毛泽东去找国民党邀功请赏。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措施，中共的军队形成军官领导士兵、士兵监视军官、党组织掌控军队的严密组织格局，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有效调动军队。如果军队长官不按照党的意图作战，也随时可能会被党罢免。由于毛泽东创建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建立的党指挥枪的模式，让当时攻打城市而惨败、几乎绝望的共产国际看到一线希望。所以，在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当毛泽东代表的党和德高望重的资深军人朱德代表的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共产国际让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虽然在毛朱会师时，朱德带领的军队比毛泽东的小股逃兵大得多、强得多，但是朱德只好委曲求全，全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办事。而且，随着主要苏区的规模扩大，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的模式得到复制和扩大。军队的作用是杀人，通过杀人的手段达到相应的目的。党指挥枪的意思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也就是决定杀什么人、如何杀人。从这个角度，毛泽东和澎湃的关键差异在于，对杀人的掌控程度不同。澎湃鼓励和放纵手下杀人，毫无目的的滥杀；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则将杀人正规化，或者说系统化、组织化和纪律化。对于在军队中，不愿意执行党命令的人，党指挥枪可以有效对这些人清除。杀人正规化意味着准确、高效、低成本（尤其是报复成本）地杀人。滥杀和杀人正规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澎湃很快自取灭亡、后来整个家族被复仇；而毛泽东则逐步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统治中国将近30年。

站队文化通过党指挥枪的方式建立起来。通过三大原则，军队内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忠于党的领导的模式。从具体形式上，党最终反映到某个人身上。比如，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开始领导和控制红一军，而红一军也主要听毛的领导。或者说，毛开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让毛能够在军队里站稳脚跟。因此，毛格外照顾自己的嫡系，尽可能提拔嫡系部下。在第一团里，一直跟随毛泽东的特务连党代表（营级）罗荣桓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代表军队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亲信力量；毛在第一团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战士陈士榘后来成为上将。根据陈士榘的回忆，他们入党宣誓面对北墙，上面两张纸，上面一张写着CCP，底下一张则写着两行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陈士榘个人的感觉，这两行字就是入党誓言。毛泽东写的这些语句，也是提醒这些宣誓入党的人，要把组织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党，党会对之严厉惩罚，主要方式就是死亡。

当然，不论党有多么神圣，都是由人组成，通过人来掌控。在实际生活中，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并且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作为党员，就需要按照这些内容执行，而不能对这些内容质疑。对于内容的质疑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质疑会影响其他人。因为，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中，还有三大原则约束，也就是人们都被紧紧地捆到一起。一方面，个人受周围的人们监督，另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人。如果一个人质疑，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质疑有理有据，更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变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质疑，甚至变成抵制党的决策的行动。所以，质疑（尤其是有理有据）党的内容就等于质疑领导人，也就等于质疑党。质疑党的话，就等于是叛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党就形成了站队的关系：无条件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跟党走，站在党的队伍中；如果对党产生质疑、甚至与党的指挥相反，就是脱党甚至叛党。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想呆在党内，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则会随时叛党，这就是从个人意义上的站队问题。

站队文化意味着，贯穿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站队的状况。从整个组织的角度，总在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从理论上，党的最高领导者代表党，背叛最高领导者就意味着叛党。所以，人们都应该顺从最高领导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党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尤其是内部实力强劲的人物，或者叫做实力派。如果实力派对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或者个人不满，想违抗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他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他不会很傻地去完全针对决策内容本身，因为那样是叛党；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领导者弄下台，自己当上最高领导者，然后再否定前面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内容。然后，被打败的前最高领导者则被称为叛党，或者叫做走错误路线。

在任何一个时期，党内都有不同的实力派，随时准备争夺最高领导者的位置。在争夺过程中，每个实力派都拥有自己的人马，所以竞争者的角逐也就变成不同派别的角逐和斗争。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军队按照自己领导者划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军队。不同军队之间为了利益而相互隔离、相互斗争。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双方的冲突也越激烈。由于军队有枪，一旦因为党内的激烈斗争而形成军队的激烈冲突，就会形成死伤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所以，在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党内的矛盾成为军队全员的矛盾。在北洋军阀和中原大战之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是不同的实力派控制自己的军队，军队再控制自己的地盘，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如果不喜欢某个军阀，只需要跑到对立的军阀地盘上就行。在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必须决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人们必须站队，参与到双方的斗争中。这种人们必须站队，而且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的组织特征，我称为站队文化。

站队文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难以转变立场。在站队过程中，个人无法主动选择，必须被动选择。首先，一个人必须站队，否则难以生存下来。站队的情况就像两军对垒，隔着一个开阔地，相互之间交火。而不想站队、想当中间派的就像处在两军交火的开阔地，随时会被两方杀伤。所以，一个人必须站队选择某一方，然后朝对方开火。而且，一个人选择站队后，就基本上无法再选择，只能跟着某个人的派系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党员们对于外来的人非常警觉，不会随意对别人透露组织机密，因为秘密就意味着生死。如果让敌人了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所以要严守秘密。由于严守秘密的原因，一个外人或者其它阵营的人，很难融入某个派系中。因此，在你死我活和严守秘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人都很难转换立场。所以，每个人从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应该站在哪一方，或者说提前进行站队。

站队有三种不同情况和结果：1、正确站队的人，即使能力不强，也可以飞黄腾达，比如当毛泽东掌权后，罗荣桓、宋任穷（三湾改编时的连级党代表，1955年上将）和陈士榘因为跟对了人，因此命运完全改变。2、错误站队的人，遭到严重的利益损失，其中又包括两种，一种是被关键人物抛弃，但是性命无忧，比如1团卫生队党代表（营级）何长工有勇有谋，被毛泽东极为倚重，但是因为在长征中倒向张国焘，让毛泽东非常生气，因此在1949年后职位一般。谭政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宣传推广中做了很多工作，并且成为罗荣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为十大将军之一。但是，1958年谭政支持彭德怀，并且得罪了林彪，后来被降职、撤职、再被软禁。第二种则惨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错误站队的人，基本都成为牺牲品，也就是稀里糊涂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比如，李文林算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发生直接利益矛盾时，没想到会被毛置于死地。3、没机会站队的，这些人从最初的时候就错误站队，比如投靠中共的国民党武装和地方土匪武装，从来不被中共信任，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杀掉。这种情况在中央苏区和张国焘肃反中，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中共内部，一个人的命运结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确站队。这种以站队为主导的运作模式，就是站队文化。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站队。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吸毒或者死亡。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泽东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泽东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结果是，毛泽东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以表现自己的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泽东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被毛泽东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泽东因此占据了井冈山。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泽东进行牵线搭桥。何长工曾经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开始毛泽东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泽东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会后，毛泽东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泽东头疼不已。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

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失去根据地，让毛泽东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泽东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本来，毛泽东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泽东又变成左倾。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因为曾士峨的死，毛泽东对林彪大发雷霆。对于毛泽东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泽东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至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毛泽东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泽东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在这些毛泽东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弱势。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所以，毛泽东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泽东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支持。毛泽东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在毛泽东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商量沟通。但是，当毛泽东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最初，毛泽东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赤膊上阵。毛泽东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

肃反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是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重大创新行为。其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早于苏联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肃反，因此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创新。肃反AB团以毛的支持者为主，从赣西南苏区开始，逐渐扩大升级。大致上，毛泽东“打AB团”的原因有两方面：1、公务-政治路线：一是土改政策，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仅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二是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归根结底是也就是李文林掌控的地方权力大、还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权力大。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初，江汉波作为本地干部代表，因为坚持地方观点，被开除党籍而淡出。随后，李文林作为赣西南的共党和红军负责人、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成为本地干部的领导；而毛泽东作为外来干部，是红一军总前委负责人，或者说江西地区苏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与李文林具有两个关键路线冲突，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当地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毛泽东（外来干部）或者李文林（当地干部）占主导权的问题。

2、私仇：之前当地共产党员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等人屠杀了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必报之仇。而且，随着李文林和毛泽东的矛盾加深，随时对毛泽东的性命形成威胁。实际上，李文林是井冈山以东的东固根据地的开创者，东固根据地又被成为东井冈。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被国民党会剿而失去井冈山后，退到东固进行喘息，等于被李文林所救，后被称为东固会师。随后，红军以东固为根据地，开始扩张，包括攻打战略重地吉安和开拓闽西。在红军向四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本地的经济和兵员。在1930年，共产国际决定停止向中共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提供经费之后，当地还筹措资金给中共临时中央，支持其机构经费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势力等于越来越强，而毛泽东等外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所以，毛泽东考虑到公务和私仇两个方面，决定通过打AB团的方式，消灭地方势力。

打AB团成为外来流民镇压当地土匪流民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共产党后来的传统做法。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也就是立三路线。会上，李文林不指名地��责毛泽东，撤销了刘士奇（毛的连襟、毛政策的执行者）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毛不知道什么是立三路线，而且对刘士奇被撤职极为不满。于是，毛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开始肃反。最初，在毛泽东的幕后支持下，毛泽东的��系开始打AB团，并且采取越来越凶狠的政策。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开始称一些地区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因此开始了打AB团的斗争。1930年6月25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发出《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规定将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要统统当作AB团加以捕杀。赣西南苏区开始打AB团，规模也持续扩大。在当时肃反中心的于都县，从1930年5月到1930年9月共杀掉AB团1000多人。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再次发出文件，《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整肃AB团》。《通告》提出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意味着赣西南苏区打AB团开始升级。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蒋中正下令围剿。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也就是不怕根据地被战争所影响；而李文林出于保护本地的考虑，主张北上攻打南昌九江，也就是御敌于外。当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苏区腹地退却时，李文林和手下开始造舆论、贴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李文林拯救了朱德、毛泽东等军队，但是毛泽东已经将李文林视为死敌。1931年11月底，毛泽东开始亲自上阵，通过宁都肃反委员会扣押李文林。然后，将龙超清、曾昭汉、刘天岳等人被打为AB团。通过残酷拷打，他们又供出江西省行委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AB团。然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曾山和陈正人（毛的亲信）、并且命李韶九率部到吉安和二十军（李文林部队）积极破获AB团。通过AB团肃反的扩大模式，毛泽东既消灭了地方干部的威胁，又报了自己嫡系部队被歼灭之仇。这个方式等于是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后，肃反进入军队，并且迅速扩大。根据11月底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所述，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官兵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史称黄陂肃反。这是毛泽东在赣西南进行第一阶段打AB团的结果。

肃反引发当地二十军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驻地后，立即抓捕数人进行严刑逼供。被逼供者并供出一大批AB团分子，李抓捕了100多当地重要干部，而且两晚上处决40多人。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抓捕的人“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遭到酷刑后，“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随后，李韶九到二十军驻地找军长刘铁超商议，捉拿二十军里被供出的20多个“AB团”成员。这时候，二十军的主要军官进行突袭，扣押刘铁超（李韶九逃跑），释放被扣押的人员。之后，这些军官在富田广场召开二十军士兵大会，讲述了刑讯逼供的过程。二十军士兵群情激奋，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后被称为富田事变。同时，二十军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信伸冤，并且将200斤黄金交付中央收款员，表示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于永阳区龙江)。

此后，从富田事变到平头寨罹难半年多时间里，红二十军继续作战，并且筹集资金。而富田事变很快传到宁都黄陂总前委驻地，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红军总部极为震惊。朱、彭、黄联名发出公开信：“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12月20日，总前委发表了一封答辩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叛逆行为。1931年1月，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对两方面都严厉批评，试图以党内矛盾的方式，召开双方的主要人员，通过开会解决纠纷。但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六届四中全会”，形成《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3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4月，三人小组否定了项英的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由于项英被撤职，李文林和毛泽东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权力倒向毛泽东方面。

随后，毛泽东开始秋后算账，进行第二阶段肃反。毛泽东亲自指挥，加紧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软就是劝诱，硬就是严刑拷打。在用刑的时候，通常将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并使用当地各县的刑罚，比如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上百种。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而乱供乱咬，所以AB团越打越多；而且，凡打AB团不够狠的，都被认为有嫌疑。肃反机关公开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当时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

毛泽东当上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开始安排绞杀当地干部的政策。当赣西南地方和二十军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主要谈判人员应项英邀请，按照约定到达地点时，并不知道项英已经被撤职，等待他们的是审判大会，以及被处决的命运。与此同时，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此外，还有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亦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就连与建立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本来与富田事变没有关系，在次年也被处决。随后，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同时，二十军官兵还在永阳，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打了几个胜仗。等到打完仗后，二十军官兵撤到于都平头寨。早饭之后，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200多军官缴枪、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军官全部杀害，仅有两名低级军官侥幸逃脱，余下的2000多士兵被编到其它部队。总之，这些江西的地方干部为朱毛彭等人提供栖身之所、并提供衣食和资金，让朱毛彭的军队生存下来；也为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筹措大笔资金，让中央能够继续维持；但是，这些地方的干部官兵反过来被朱毛彭和中共中央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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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1/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03-24

导读：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上篇回顾：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

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

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

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

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

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

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

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

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

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

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

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

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

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

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

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

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

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

该岛��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

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

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

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

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重要岛屿，据说是为了帮助越南抗美防空，被交给了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笔者上小学时确实多次读到报上关于“越南白龙尾岛军民击落美机”的报道，却想不到这“越南白龙尾岛”还有如此来历。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

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

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

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

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正以无线电通讯的中国远征军，见题图）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

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

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

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

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

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

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

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

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

“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

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

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

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

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

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

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

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

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

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

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

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

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

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未完待续）

（来源: 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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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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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23】据大纪元报道：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大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上亿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几乎全国都被胁迫利诱卷入了镇压，许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遭受各种灾难，如癌症、车祸、家庭不幸等等，事实和数字，触目惊心。

十八年来，明慧网收集到了数以万计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事例。这些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各异，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610”头目、最高法院副院长、前香港特首，也有电视台播音员、报业人员、派出所警察，还有西方国家的政客、海外华人移民等。他们有的因贪污腐败被判刑，有的罹患绝症暴病身亡，有的车祸遇难，离奇猝死，也有的亲属去世，妻离子散，还有的几乎全家涉贪被捕。

“善恶有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类似的古训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种善因得善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因果报应的内容。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此选取部分报应事例，希望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公检法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中共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非法抓捕、关押、庭审、判刑、酷刑虐待等迫害手段，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不少施加迫害者遭到了现世现报。

• 首例枉判法轮功学员的法官死于肺癌

1999年11月12日，全国第一例“法轮功”案件在海口开庭，审判长陈援朝非法判决四名法轮功学员二至十二年徒刑。陈援朝因此得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的支持，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援朝被记个人二等功。

两年以后，2001年11月，陈援朝身上检测出有“阴影”，2002年3月18日确诊为肺癌。

2003年8月5日，有人在广州南方医院见到了陈援朝，说：“没想到，一年前还魁梧健壮的陈援朝，如今一身孱弱：花白的头发、焦黄的面容、瘦弱的身躯，真不可思议。”

在陈援朝病卧在床之际，罗干指示，要大力宣扬他审理首例“法轮功”案件的“事迹”，在海口举行了关于陈援朝的报告会。陈援朝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还被记“个人一等功”。2003年9月2日，陈援朝去世，时年52岁。

• 沈阳三法官患脑病死亡

张文，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2009年2月中旬，突发脑部怪病，在去北京医治的途中死亡。此前，他刚刚参与了对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判重刑（王素梅十年、奚常海十一年、孙玉书八年、霍德福六年）。

鄂安��，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2001年秘密冤判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三年至八年重刑。2011年2月18日，鄂安福突发脑出血，两个月后死亡，时年45岁。据悉，鄂安福在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炼法轮功的！快去找炼法轮功的！”他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

柳晔，原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副院长，2014年7月10日，柳晔与同事外出办案，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行了，脑出血死亡，时年56岁。

• “跟党到底”的庭长被鱼“钓”入河底

汪竟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2013年7月21日，他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边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去捞扯鱼竿，反被鱼“钓”到河里溺亡，年约48岁。此前，汪竟业曾冤判法轮功学员至少十七人，其中潘建军被判七年冤狱，于2004年1月23日被酷刑迫害致死。汪竟业生前曾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

• “人民卫士”离奇车祸死亡

2004年4月14日，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在从郑州回到登封的郑少高速公路上，所乘轿车与同向行驶的大货车追尾相撞，车内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唯独坐在最安全位置上的任长霞被当场撞死，时年40岁。

据明慧网报导，任长霞在2001年4月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后，积极参与抓捕、打压上访民众，还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曾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向登封市政府大院散发真相资料而被抓捕，任长霞得知后说：“法轮功太胆大了，传单发到政府院里来了，我非治治不可。”结果这四名学员被非法关押进了新乡女子监狱。

任长霞死后，登封市有不少警察议论，任长霞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报。任的妹妹对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的相信了！”2008年10月29日，在任长霞死后四年，任的丈夫卫春晓突发脑溢血身亡，时年45岁，留下一个孩子。

二、文宣系统典型报应事例

中共喉舌媒体炮制了大量谎言，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诋毁法轮功，煽动仇恨，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大批民众误解法轮功、敌视法轮功学员，加剧了镇压的残酷性。“杀人不用刀”说��大概就是这些媒体人。

• 央视播音员罗京

罗京作为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播报了许多污蔑、攻击法轮功的内容。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上淋巴癌，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最后吃饭、吃药前都要先配麻药漱口。2009年6月5日，罗京死于北京肿瘤医院，时年48岁。

• 《焦点访谈》制作人陈虻

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制作了大量构陷和污蔑法轮功的专题节目，包括《天安门自焚案》。该片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和误导了大批海内外民众，主要制片人陈虻在2008年3月被查出患胃癌，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要求放弃治疗。同年12月23日，陈虻死亡，时年47岁。

• 湖南慈利县广电局四任局长接连死亡

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带头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广播里对法轮功诬蔑、造谣，并且布置诬蔑展板，多处挂标语，在电视中造谣欺骗民众。先后有四任局长患癌症死亡，其中最年轻的才40多岁，死于2010年9月。整个广电局因此恐慌，无人敢当局长。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铁锚夺命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原董事长、社长杨永德，在其掌控的多家报纸上大量刊载了辱骂法轮功的内容。杨永德还指使其下属配合郑州市“610”办公室，迫害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2007年2月9日，正在越南旅游的杨永德在游船上接听电话，游船突然与一艘运煤船相撞，杨永德落入海中。游船紧急抛锚停航，不料铁锚恰巧击中杨永德的头部，他因此毙命。

• 《莱西日报》总编作恶殃及家人

张树建，2002年任青岛《莱西日报》报社总编辑期间，撰写和刊登诽谤法轮大法的文章，并参与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张树建和妻子乘车到威海探望女儿，发生车祸，其妻摔得昏迷不醒，张本人骨折，而司机无恙。后来其女大学毕业之际，被查出患有肝癌，不到一年去世。

• 《大庆晚报》编辑死于非命

《大庆晚报》环球报导版编辑赵春秋，在其主编的版面上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为此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她讲真相，给她邮寄真相资料，而她不思悔改，反而仇视法轮功。2006年2月22日午夜，赵春秋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两名外地打工人员劫持、连捅17刀后死亡，年仅27岁。

•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夏雨田病亡

夏雨田，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夏雨田作为湖北省反邪教协会成员，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之后，夏雨田撰写了相声《坑人记》和另外两个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又一次出现在“追查国际”的通告中。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夏雨田肝腹水急性发作，后又患肝硬化、肾病综合征、自发性腹膜炎等多种病症。2004年7月30日，66岁的夏雨田因病死亡。

三、死亡职位“610”

“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据明慧网记录，大陆各地“610”系统的官员，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的超过万例。

刘京是中共“610”办公室的第二任主任，当年不断亲临各地，指挥迫害法轮功。刘京每到一处，当地的迫害都会升级，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案例随之上升。刘京现患喉癌。其继任者李东生于2013年12月12日落马，获刑十五年。除去这两个总头目，许多各地“610”负责人及其亲属也厄运连连。以下仅举几例为证。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于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杨春悦，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2014年3月死于癌症。早在2005年，杨春悦的儿子杨志慧开车钻入停在前方的大货车车底，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年仅28岁。杨的妻子为此哭了一个多月，自问：“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

吴建星，浙江省金华市原“610”办主任，2014年3月18日突然染病身亡。吴建星负责“610”期间，诋毁法轮大法，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暴病前，吴刚退到二线，本打算过清闲日子。

芦鹤鸣，陕西汉中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汉中市“610”主任，2013年3月23日和家人乘车外出，在高速公路隧道内，其座车被两辆大货车夹撞变形，芦本人、其女、秘书、司机当场死亡。

李佳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610”主任，2012年7月7日在和妻子去超市途中，突发心梗死亡，时年49岁。

王广平，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2001年至2006年担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395人被非法劳教，16人被非法判刑，送洗脑班3,310人次。2010年6月10日，王广平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

四、离奇报应三例

何雪健，男，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警察，在2005年11月强奸了两名女法轮功学员。何雪健被判刑八年，后患上了阴茎癌，阴茎和睾丸全被切除。他三次自杀未遂，生不如死。

郭从贵，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人，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郭从贵曾在法轮功学员面前，故意咒骂法轮功创始人、嘲讽法轮功学员。当月，郭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2005年，郭在送还农具时，被邻居家的藏獒扑倒，嘴被撕烂。2011年他因癌症死亡，时年63岁。

张同兴，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村六十八中学美术教师，曾组织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材料上签名，并且亲自画漫画攻击法轮功创始人。2003年8月11日，张同兴在官立村鱼塘钓鱼时，天降大雨，他躲在树下避雨，突然一个闪电雷鸣，张应声倒地而亡。他的头部有个大洞，前胸、头发焦糊，死状极惨。

五、百名国级省部级高官遭恶报

自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大批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东窗事发，相继被捕下狱。��高权重者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徐才厚、��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也不能幸免，还有薄熙来、李东生、谷俊山、白恩培、周本顺、马建、张越、李春城、朱明国、刘铁男、蒋洁敏……这些遍布各个领域的高官，大多数是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立案追查的主犯和责任人，其迫害事实在“追查通告”和明慧网上都有详细记录。因此，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并非是表面的反腐纪检或派系斗争，而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年来，至少126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出现在法轮功公布的迫害人权“恶人榜”上，包括中共“十八大”之前落马的。（详见大纪元文章“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国级省部级高官”，图表下载。）

此外，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数字，遭到报应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正比。在几个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省份，例如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等，当地官场都发生了较大的震荡，因落马等形式遭报的官员数量也相对较多，可谓官场集体逢厄运。

六、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报应

2017年2月22日，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入狱二十个月，成为香港开埠以来被起诉判刑的最高级官员。曾荫权案，乃香港政坛中“善恶有报”的典型。

曾荫权在港府任职四十多年，历任港英时代的财政司、九七后的政务司司长和特首。这期间他逐步向中共靠近，向江泽民献媚，沦为中共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的帮凶。

在曾荫权任期内，香港发生了多宗打压法轮功的事件，震动国际。2007年7月1日前夕，香港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事件。超过8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拒绝入境，其中包括不准登机或不获发签证的人士，500多人在香港机场被遣返。部分法轮功学员遭香港人员五花大绑、强行架上飞机，暴力遣返台湾。

2010年1月，美国神韵艺术团应邀计划前往香港演出七场，门票已全部售罄。然而，港府却在开演前一周拒绝艺术团六名关键专业制作人员的入境签证申请，导致神韵演出被迫取消。

七、香港宝莲寺住持诋毁法轮功遭报

2015年10月，香港传出一宗震惊社会的佛门丑闻。传媒揭露，大埔区定慧寺的女住持释智定，涉嫌透过假结婚接大陆和尚来港。而宝莲寺住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释智慧也卷入此事，因为释智定是其门下弟子，而两名先后与释智定假结婚的大陆和尚皆在宝莲寺任职。

随着这宗丑闻的发酵，有关释智慧的更多负面新闻被牵出，宝莲禅寺还被指霸占私人土地兴建佛塔而惹上官非。据媒体报导，释智慧于2005年接任宝莲寺住持后，将禅寺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其个人身家也是谜。释智慧曾于2014年8月以个人名义出售三个物业单位，共套现2,723万元（港币，下同）。定慧寺的账簿显示，释智慧每月收取5,000元董事酬金。

释智慧平日乘坐奔驰轿车，戴名表，出入有侍者和司机跟随，言行轻佻。再看释智慧的头衔，其与中共的关系便一目了然。他连任港区人大代表，又先后获中共钦点的特首颁发铜紫荆星章及银紫荆星章，并且和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

2008年以来，释智慧疾病缠身，年届八旬，却不断被曝出负面新闻，这与他积极执行江泽民在香港的政治任务脱不开关系。

2000年3月，江泽民出席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释智慧在会议发言时专门配合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恶行，宣称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Ｘ教。在后来接受中共喉舌专访时，他又再次强调，支持国家取缔法轮功，同时表示非常高兴其发言获得江的肯定，见到江感荣幸云云。

2001年3月，中共喉舌《文汇报》和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联合举办所谓的“崇尚文明．反对X教”大型图片展，身为人大代表的释智慧出席活动时，再次公开诋毁法轮功，并指香港本地有人包庇和助长法轮功。

八、海外报应篇

中共利用外交、统战和国安三大系统，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中共使领馆通过收买和利用驻在国的华人社团，组织骚扰和攻击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欺骗利诱下，一些侨界、政商人士，主动为中共站台，配合镇压。

• 前纽约主计长刘醇逸仕途终结

刘醇逸（John Liu）生于台湾，是前纽约市主计长、纽约市议员。在2008年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中，刘醇逸公开支持中共暴徒，为他们辩护并视其为上宾，却拒绝接待法轮功学员的申诉。这令外界看清其政治立场。

2009年，刘醇逸在竞选纽约市主计长时，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扶持和资助。由于涉嫌竞选资金来源不明，刘醇逸自2009年起被美国FBI调查。

2011年11月16日，美国FBI逮捕了刘醇逸的前竞选助手、福建同乡会副主席潘心武。2012年2月28日，刘醇逸的前竞选财务主管侯佳被捕。潘、侯二人在2013年10月被判“企图电汇欺诈”等罪名成立。据《纽约邮报》报导，侯佳一家与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2013年9月10日，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刘醇逸以7%的得票率惨败。

• 中共在美特务白兰病亡

白兰，旧金山中国城侨领、中华总商会顾问，是中共在海外实施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帮凶。2001年，白兰陪同旧金山市长布朗访问中国，因其阻挡旧金山通过支持法轮功的人权议案有“功”而受到江泽民的破格接待。2006年，在白兰的直接干涉下，中华总商会将法轮功学员排斥在中国城元宵节游行之外。这一决定被执行多年。

2015年，白兰因肾脏衰竭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2016年5月返回。同年9月18日，白兰死于旧金山，终年68岁。

• 迫害法轮功西班牙侨领暴病死亡

2002年11月15日，西班牙华人李成昌主持成立了所谓的“西班牙世界华侨华人反X教协会”，对法轮大法竭力攻击污蔑。此协会成立约一周后，李成昌患急病住院，此前，李的身体非常健康，据说曾做过私人保镖。李成昌出院后不久回到中国，因突发脑癌，医治无效死亡。从李成昌成立该协会到患病死亡，还不到两个月。

• 墨尔本华裔市长连遭重罚轰动全澳

苏震西（John So），生于香港，2001年当选为澳洲墨尔本市市长。2003年，维省法轮大法协会于年��被批准参加墨尔本蒙巴节游行。但是，在游行前一个月，苏震西突然以所谓的“政治组织”为借口拒绝法轮功参加游行。当地媒体对此评论说，北京的长臂已经伸到了墨尔本。后来维省民事及行政法庭就此做出判决，要求墨尔本市政厅在十四天内通过当地三家中文报纸（《澳洲日报》、《星岛日报》、《澳洲新报》）向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公开道歉，并且赔偿胜方的律师费。估计墨尔本市政厅因此案一共付出高达约20万元（澳币，下同）的费用。

2004年2月，苏震西持股的两家餐馆因在卫生调查中被发现向顾客出售不卫生的早茶而遭起诉，并被处以7.5万元的重罚。2008年，苏震西宣布退出政坛。

• 攻击法轮功学员中共两暴徒被韩国法院判刑

2009年9月13日，在韩国安山市举行了“六千万华人退出中共声援大会”，多名中共暴徒殴打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团体人士，并且损毁了相关器材和真相展板。警察逮捕了数名暴徒，其中两名被告——中国籍的崔万吉（音）及移民韩国的崔春植（音），于2010年5月18日被分别判处八个月和四个月徒刑、缓期二年执行。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被判有罪的外国人“是马上被遣返的对象，不能在韩国继续滞留，必须遣返回国”。

• 侮辱法轮功学员雷国鸣暴亡

2001年7月13日下午，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在中共大使馆的指使下，时任芝加哥华联会主席邱超廉带领雷国鸣在内的几名华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击与性骚扰。雷国鸣在领馆门前，面向众多年轻女学员做出下流的性骚扰手势，并且进行言语猥亵。2002年11月1日，五十多岁的雷国鸣心脏病突发死亡。

• 殴打法轮功学员芝加哥两华人被判监管

2001年9月7日，芝加哥美中福建同乡会成员、自助中餐馆老板郑积明和翁玉俊，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方霖，并发出死亡威胁。2002年11月13日，郑积明在法庭上认罪，被判一年监视查看；2002年12月5日，翁玉俊以殴人罪被判一年半监管。

九、结语

本文列举的恶报事例，仅是冰山一角。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当中，至少有995人遭到了不同形式的厄运，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而在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辽宁省，截至2016年5月15日，有1,049人因参与迫害遭到恶报。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有些还在继续迫害的人没有遭报呢？正如中国古语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长达三百年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灭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遍体糜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史实表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要求修炼者向内找、修心性，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这是真正的正法、大道。法轮功一经传出，便显示出净化身心的奇特功效，有力地提升了社会道德，在中国大陆和海外迅速传播，吸引了各族裔民众修炼。在这个道德急遽下滑、信仰迷失的时代，法轮大法的传出，再一次给予人们提升生命境界、拯救心灵的希望。上亿民众修心向善，托起了社会的道德，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令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但是，自古正邪如水火，信奉“真、善、忍”的人们不为中共所容。在中共灭绝性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和平的方式反迫害、讲真相，维护自己的信仰，揭露中共的谎言和邪恶。他们展现出的道德勇气为世人所钦佩。法轮功被赞为乱世中的希望。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十八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面对迫害，不畏强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不同的方式保护、善待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曾经参与迫害的体制内人员，幡然悔悟，走向觉醒。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衡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纪元编辑部 2017年4月20日

附图表：迫害法轮功遭报的126名中共国级省部级高官（PDF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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