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要求俄乌达成协议不然美国将撒手不管

[sizzlingthingarbiter]

[ittybittyhuac]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中到资要可以这个你会好为上来就学交也用能如文时没说他看提那问生过下请天们所多麽小想得之还电出工对都机自後子而讯站去心只家知国台很信成章何同道地发法无然但吗当於本现年前真最和新因果定意情点题其事方清科样些吧叁��位理行作经者什谢名日正华话开实再城爱与二动比高面又车力或种像应女教分手打已次长太明己路起相主关凤间呢觉��十外凰友才民系进使她着各少全两回加将感第性球式把被老公龙程论及别给听水重体做校里常东风您湾啦见解等部原月美先管区错音否啊找网乐让通入期选较四场由书它快从欢数表怎至立内合目望认几社告更版度考喜头难光买今身许弟若算记代统处完号接言政玩师字并男计谁山张党每且结改非星连哈建放直转报活设变指气研陈试西五希取神化物王战近世受义反单死任跟便空林士台却北队功必声写平影业金档片讨色容央妳向市则员兴利强白价安呵特思叫总办保花议传元求份件持万未究决投哪喔笑猫组独级走支曾标流竹兄阿室卡马共需海口门般线语命观视朋联参格黄钱修失儿住八脑板吃另换即象料录拿专远速基帮形确候装孩备歌界除南器画诉差讲类英案带久乎掉迷量引整似耶奇制边型超识虽怪飞始品运赛费梦故班权破验眼满念造军精务留服六图收舍半读愿李底约雄课答令深票达演早卖棒够黑院假曲火准百谈胜碟术推存治离易往况晚示证段导伤调团七永刚哥甚德杀怕包列概照夜排客绝软商根九切条集千落竟越待忘尽据双供称座值消产红跑嘛园附硬云游展执闻唱育斯某技唉息苦质油救效须介首助职例热毕节害击乱态嗯宝倒注停古输规福亲查复步举鱼断终轻环练印随依趣限响省局续司角简极干篇罗佛克阳武疑送拉习源免志鸟烦足馆仍低广土呀楼坏兵显率圣码众争初误楚责境野预具智压系青贵顺负魔适哇测慢怀懂史配呜味亦医迎舞恋细灌甲帝句属灵评骑宜败左追狂敢春狗际遇族群痛右康佳杨木病戏项抓徵善官护博补���尔营历只按妹里编岁择温守血领寻田养谓居异雨止跳君烂优封拜恶啥浪核聊急状陆激模攻忙良剧牛垒增维静阵抱势严词亚夫签悲密幕毒厂爽缘店吴兰睡致江宿翻香蛮警控赵冷威微坐周宗普登母络午恐套巴杂创旧辑幸剑亮述堂酒丽牌仔脚突搞父俊暴防吉礼素招草周房餐虑充府背典仁漫景绍诸琴忆援尤缺扁骂纯惜授皮松委湖诚麻置靠继判益波姐既射欲刻堆释含承退莫刘昨旁纪赶制尚艺肉律铁奏树毛罪笔彩注归弹虎卫刀皆键售块险荣播施铭罗汉赏欣升叶萤载嘿弄钟付寄鬼哦灯呆洋嘻布磁荐检派构妈蓝贴猪策纸暗巧努雷架享宣逢均担启济罢呼划伟岛歉郭训穿详沙督梅顾敌协轮略慧幻脸短鹰冲朝忍游河批混窗乡蛋季散册弃熟奖唯藏婚镜紧猜喝尊乾县伯偏偷秋层颗食淡申冠衣仅帐赞购犯敬勇洲束斗徒嘉柔绩笨拥漂狮诗围乖孤姓吸私避范抗盖祝序晓富译巨秀馀辉插察庆积愈端移宫挥爆港雪硕借帅丢括挂盘偶末厅朱凡惊货灭醒虚瑞拍遗忠志透烈银顶雅诺圆熊替休材挑侠鸡累互掌念米伴辅降豪篮洗健饭怜疯宏困址兮操临骗咧药绿尼蔡玉辛辈敏减彼街聚郎泡恨苏缩枢碰采默婆股童符抽获宇废赢肯砍钢欧届禁苍脱渐仙泪触途财箱厌籍冰涛订哭稳析杰坚桥懒贤丝露森危占茶惯尘布爸阶夏谊瓶哩惨械隐丰旅椰亡汽贝娘寒遭吹暑珍零刊邮村乃予赖摇纳烟伦尾狼浮骨杯隔洪织询振忽索惠峰席喵胡租款扰企刺芳鼠折频冒痴阴哲针伊寂嘴倚霸扬沉悔虫菜距复鼓摩郑庄副页烧弱暂剩豆探耐祖遍萧握愁龟哀发延库隆盟傻眉固秘卷搭昭宁托辩覆吵耳閒拨沈升胖丁妙残违稍媒忧销恩颜船奈映井拼屋乘京藉洞川宪拟寝塞倍户摆桌域劳赚皇逃鸿横牙拖齐农滚障搬奶乌���松戴谱酷棋吓摸额瓜役怨染迫醉锁震床闹佩牠徐尺干潮帽盛孙屁净凯撞迴损伙牵厉惑羊冬桃舰眠伍溪飘泰宋圈竞闪��崇滑乙俗浅莲紫沟旋摄聪毁庭麦描妨勒仪陪榜板慕耀献审蟹巷谅姊逐踏岸葛卧洽寞邦藤拳阻蝎面殊凭拒池邪航驱裁翔填奥函镇丌宽颇枪遥穹啪阅锋砂恭塔贺魂睛逸旗萨丸厚斋芬革庸舒饮闭励顿仰阁孟昌访绪裕勿州阐抢扫糊宙尝菩赐赤喊盗擎劝奋慈尽污狐罚幽准兼尖彰灰番衡鲜扩毫夸炮拆监栏迟证倾郁汪纷托漏渡姑秒吾窝辆龄跌浩肥兽煞抹酸税陷谷冲杜胸甘胞诞岂辞墙凉碎晶邱逻脆喷玫娃培咱潜祥筑孔柏叭邀犹妻估荒袋径垃傲淑圾旦亿截币羽妇泥欺弦筹舍忌串伸喇耻繁廖逛劲臭鲁壮捕穷拔于丑莉糟炸坡蒙腿坦怒甜韩缓悉扯割艾胎恒玲朵泉汤猛驾幼坪巫弯胆昏鞋怡吐唐悠盾跃侵丹鑑泽薪逝彦后召吕碧晨辨植痴瑰钓轩勤珠浓悟磨剪逼玄暖躲洛症挡敝碍亨逊蜜盼姆赋彬壁缴捷乏戒憾滴桑菲嫌愉爬恼删叹抵棚摘蒋箭夕翁牲迹勉莱洁贪恰曰侨沧咖唷扣采奔泳迹涯夺抄疗署誓盃骚翼屠咪雾涉锺踢谋牺焦涵础绕俱霹坜唬氏彻吝曼寿粉廉炎祸耗炮啡肚贡鼻挖貌捐融筋云稣捡饱铃雳鸣奉燃饰绘黎卷恢瞧茫幅迪柳瑜矛吊侯玛撑薄敦挤墨琪凌侧枫嗨梯梁廷儒咬岚览兔怖稿齿狱爷迈闷乔姿踪宾家弘韵岭咦裤壳孝仇誉妮惧促驶疼凶粗耍糕仲裂吟陀赌爵哉亏锅刷旭晴蝶阔洩顽牧契轰羞拾锦逆堕夹枝瓦舟悦惹疏锐翘哎综纲扇驻屏堪弥贯愚抬喂靖狠饼凝邻擦滋坤蛙灾莎毅卒汝征赠斗抛秦辱涂披允侦欲夥朗笛劫魅钦慰荷挺矣迅禅迁鹿秤彭肩赞丙鹅痕液涨巡烤贱丈趋沿滥措么扭捉碗炉脏叔秘腰漠翅余胶妥谣缸芒陵雯轨虾寸呦洒贞蜂���厕鹤摔盒虫氛悄霖愧斜尸循俩堡旺恶叉燕津臣丧茂椅缠刑脉杉泊撒递疲杆趁欠盈晃蛇牡慎粒系倦溜遵腐疾鸭璃牢劣患祂呈浑剂妖玻塑飙伏弊扮侬渴歪苗汗陶栋琳蓉埋叡澎并泣腾柯催畅勾樱阮斥搜踩返坛垂唤储贩匆添坑柴邓糖昆暮柜娟腹煮泛稀兹抑携芭框彷罐虹拷萍臂袭叙吻仿贼羯浴体翠灿敲胁侣蚁秩佑谨寡岳赔掩匙曹纽签晋喻绵咏摊馨珊孕杰拘哟羡肤肝袍罩叛御谜嫁庙肠谎潘埔卜占拦煌俄札骤陌澄仓匪宵钮岗荡卸旨粽贸舌历叮咒钥苹祭屈陋雀睹媚娜诱衷菁殿撕蠢惟嚣踊跨膀筒纹乳仗轴撤潭佛桂愤捧袖埃壹赫谦汇魏粹傅寮猴衰辜恳桶吋衫瞬冻猎琼卿戚卓殖泼譬翰刮斌枉梁庞闽宅麟宰梭纠丛雕澳毙颖腔伫躺划寺炼胃昂勋骄卑蚂墓冥妄董淋卢偿姻砸践殷润铜盲扎驳湿凑炒尿穴蟑拓诡谬淫荡鼎斩尧伪饿驰蚊瘟肢挫槽扶兆僧昧螂匹芝奸聘眷熙猩癢帖贫贿扑笼丘颠讶玮尹詗柱袁漆毋辣棍矩佐澡渊痞矮戈勃吞肆抖咳亭淘穗黏冈歧屑拢潇谐遣诊祈霜熬饶闯婉致雁觅讽膜挣斤帆铺凄瑟艇壶苑悬詹诠滤掰稚辰募懿慨哼汁佬纤肃遨渔恕蝴垫昱竿缝蹈鞭仆豫岩辐歹甄斑淹崎骏薰婷宠棵弓犬涂刹郁坎煎螺遮枯台昔瘾蒂坠唔瞎筝唇表吁冤祷甩伞酱范焉娇驼沦碳沾抚溶叠几蜡涌氧弦娱皓奴颓嘎趟揭噹剥垦狭魁坊盐屎郝佩摧栗菊瘦钧匿砖嘘缚嘟盆债霞挽逍畔蕴颈获畏喂脾姬赴囊噪熄锡诀肇璋晕浊伐峡窃枕倘慌垮帕莹琦厢渺脏削锣虐豔薇霉衍腊喧娶遂睁裙韦矢伺钉婴蓄奸廿堵葬蓬鸦尝挨蕾璿挚券厨醇呻霍剃浆葡暨滨履捞咕耕棉烁尉艰妓棺鹏蒸癌纬菌撇惩绑甫崩魄拂汰氓歇萝呒萄蕃曝疋向胏烛腻襄妆髓朴薯颂薛滩橘贰嘲叹枚侮豹巢酬碑翩蚕辽矿屡谴���撰攀肌冯宴盏阪浦迦颁炼尬胀辟艘株只湘饲爹梨喽侍疫雕黯并铝弗爪鄙钗栽狸谘柄悸喉擅劈秉芷裸锵贾逗寓咚璞烫铅啸炳屿竖惶仕挪栅迄顷窄鸥鲢郊倩兜茧磊抒夷绰溯拙僚芙杖溃凶鸽妒沌祺呐卦聆栖蝇佮唾汇楣匠蛛悼舜耿瞄芋瞒竭茵吼苛浸拯克豆沛掠廊凸搅俺酌倡朦蕉暱焕掏蝉焰狄绳惰芽裹宛御赎燥滔贬悍袂坟颉啤押尴颤钝腥缔粮哑槟簿斧肿纶僵齣辖蹲敷喘扎酿佑肖愈隧嗜檬迳碌襟凋圭寇污哨倪筠桦诈姜旬秃脂噢撼衅庚炫谭惭涩崔贷胡晒琉捏绮膝拭暗醋膨杠鑫瀑喃剖袜逾涅扳惘凳呃掘捍榔窍蜗旷梵暇稻柠抉辗蔚钩卜莺匡蜘祯哔窟亟谛溢黛晦伶逮傍葱刁堤恍匣谍禧轿耸瀚斐忿泓拐驴罕沫绽刃窈渝仄瑛葵噜绣奕窥浏隶蔽仟敛丞诘鳖疤膏锥窕皱晰晖舅孰煽姚钞袱绊焚芦咸沮呕瞪淳丐茹盘菱篠涕衬蚀溉瑄翟怠钰躯肺掷丑奢荫靶纱芸佰峻阱哄肾庄囡阑戳腕菸凹蟾蒐呱巾雏螃盯馈垄毓犀逞姨穆樵阀弥跷搁隙疵憧忏琨阙萱怅辄搏榕饥捣渣眺虞俯绅谤珑咫俏淆蜀楠乞诅匀貂寰迋敞跪囚溺骆憬苇脊瑶疆乍杆眸窜孽卅夭簧徘馒趴鎚啼冗缉絮啄沸萃嘶鸳禽惫徨屐舆邂掀嫖苟檯矫铎棱哗徊拱蕙徬滞吠妞氾芹叩朽侪赦汐丰虔茅棠仑膳魉儡鸯懦渗邵筱畜崖瑕蕊揣擒挂屯莽矽侏弧澈饺奎裘塌饵偎泻蔓彗樽衔茍磋萎廓悯铸茎歼壤浇蚤恃瞻拚汀椒嚼粥磅佫勘脖吨澜锻笙厄嚷��徽隅寥缤簾烘茜驯噎厦闰煤链锈诫颊俐曳蓓暧郤淌喀昆蔑峙躁菇逅雇殴泌酥缮莓辕骇巍糗扛杏茁琵礁秽岔僻焊嗡诵瞌捌遁赃涡琮卯锯扔苏邹莅隘蹋湛昼岫蛰桩藐汲禄皂濑绒耽粪粤卤曜懋咎痘聂垢瞳闵睿跤鉴躬斟淇莒毯幸骋��庐殃橄恤叽鳞蒙芥榄楷硫苔麒椎禹喙厘袅亥倌吭诃裔梓蓦岩帜瓣狡惕蒙怯嫩龚嚎豚埠暸唆妃瓢蹄厮讥啃琶愿噱狷搪氢橙咆靡砌筷兑溼呸镀踹冢祟懈术搓攸橡膛俞祉冀炊瓷遐揽鹭茄蜢塘郡韬挟牟糙阎旻赘霆呎炭霄媳瘤猿颺煚铠蝠钜苓傀烬墅璇困愣恬嫉琐嫂淼梳憎搂藻酵屉陡摺箫飨桐蚱曦璧偈蹦昶咙铮嗤戌屌耘裳啾嵘胺笃烹巩厝疚鸶汹蔷沐咽烙畸讳揍曙铐朔涓睬矶岐凄鲫楞鲤荆偕徜饥肮蔼辙恁霈诛鞠茉煜傭嗓酹昙铨艳绷峨揉珈鹃诲臆焰隽熔堇韧扒憨舵肛戊坝抠骷碘鞍冕榨肘羔哺霓巳铲蚵惆驹撷稽羹纺蜕趾吊豁褪癸眨臻慷蝙胧沼舱柚抨葭枷靥硝绚绞缆讪褚砗嫣蒲丫鹦蒹憩懊聋盎婊盔峦矜凛铺鹉蜴惚畴羁媛堑泛疮韶憋祁诟搔蜥袒奄忱玖拌悴祠扼髅筑蛤茱骐捶须亢葔艸筛岳岳慵戮跎砰仑炜篱笈瘫吏痊庶厥棘娑沁窘鲸缕硷俨栈蔬鸠闲迢恣昀泠涟眩噫娥荼鳄镖侃虏俾樟榴咛炬窦笠翱莘躇翡姜枭匕藩徉觞拣吱皈墉傌梢巅踌萌幌杭侥栾奠痲夸瘖芯蟀驿耨禾瑾

“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ltirajxumisto]

读书笔记 |《单词的历史：英语词源漫谈》趣词摘录

这是一本讲英语词源的书，书名的原文叫做《Midwives, marathons and mumbo jumbo: a dictionary of word and phrase origins》，点得很清楚，是一本关于「单词和习语起源的词典」，中文翻译成「单词的历史」反而让人误以为是个系统讲词源学的大部头。

作者: 马丁·H·曼瑟；译者: 崔峰；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 2015-5

其实本书只有240也，体例如词典，一个词一段解释，很快就能读完。不过从整体内容来说，有点枯燥无味，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免不了要从中摘录一些相对有趣的词条。

下面就夹叙夹议着列一列。

abracadabra （表演魔术、施魔法时所念的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

魔术师表演魔术时会使用abracadabra这个咒语。该咒语可溯源至希腊咒语abrasadabra。诺斯替教派、巴希理德学派、的教徒们在祈求神助时使用这一咒语。它也可能来源于abrasax，其最初是由希腊字母组成的咒语或护身符，人们相信它���有魔力的；从公元2世纪起，abrasax又被认为具有神性，且受到诺斯替教派的崇拜。这一咒语中包含了数字365，代表365重天，也表示重天中的精灵，它们是神的365个发散体。

另一种解释认为该词来源于三个希伯来词语：即Ab（圣父）、Ben（圣子）及Acadsch（圣灵）。

如果你念得够快，这个词就会变成：Wubba lubba dub dub!

aftermath 后果，创伤

该词指不幸或灾难（如战争、洪水等）发生后随即产生的余波、后果。该词的意思由 after和math的字面意思延伸而来。math 表示一拨收割后的草，因此 aftermath 表示同一季节内再度收割的草。

如果创伤是被再次收割的草，那我们的悲伤就如afteralliumtuberosumcutting

agnostic 不可知论者

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某个词是在何时由何人创造的，但agnostic是个特例。1869年，英国生物学家、���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倡导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创造了该词。当时他是形而上学学会（the Metaphysical Society）的一员。赫胥黎认为，人们无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所以他想创造一个单词以表示某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认为，只有物质对象才是可知的，所以把 a（希腊语中表示“不”的意思）与 gignōskein（希腊语中表示“知道”的意思）结合起来，创造了agnostic。赫胥黎原本用该词指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某个人，但在现代英语中它的意思略有变化，指怀疑上帝存在的人，或者更笼统地指对特定事物持怀疑态度的人。

基本上所有西方主流语言都是直接引用这个词。

antimacassar 椅背套

19世纪，润发香油被引进英国，其中含有大量望加锡油。据说此油的原料产自望加锡（Makassar，即现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乌戎潘当〔Ujung Padang〕）。该发油颇受欢迎，使得望加锡成为商标名。由于沙发椅沾上发油后易留下污渍，所以人们就发明了antimacassar（由 anti和macassar 组成）。antimacassar是一种装饰性布料，可以套在椅背上作吸油之用，从而保持椅子清洁。现今，一些住家、火车车厢和飞机内仍在使用antimacassar的纸制椅罩。

又是一个地名变名词的案例，还加上一层反转，还是德语里的Sofaschoner更简单易懂些。

atlas 地图册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Atlas）是泰坦神族（Titans）的巨神之一。因为他企图推翻宙斯的统治，所以被罚以双肩扛天度其余生。地图绘制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ror,1512—1594）曾采用阿特拉斯擎天图作为一本地图册的扉页插图，该地图册于16世纪末出版。后来atlas就被用来指称地图册。

在建筑物中，atlas（复数形式是atlantes）指的是男像柱，它们被用作上横梁的支撑柱。而caryatids（复数形式是caryatides）指的是女像柱，源自希腊语Karyatides，指的是希腊城邦卡黎亚（Caryae）的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的诸位女祭司。

Atlas → Atlantes，特别的复数形式，不过atlases好像也是存在的。

atone 补偿

该词表示为所做的错事感到愧疚，并补偿过失。它源自 16世纪产生的一个名词 atonement，用以表达"at one"的状态（at-one-ment）——即与上帝保持一致。后来这种“协调”之意转而表示对错事进行弥补。

德语里表达类似含义的是一个��词：Wiedergutmachung，有修复的意思。

batty 疯疯癫癫的

batty 形容某人言行古怪或有点疯疯癫癫。该词可能源自短语have bats in one's belfry。人们认为安布罗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1842—1914）在 20世纪初第一次使用了这一短语，指的是钟楼里的蝙蝠。每当钟敲响时，蝙蝠便会疯狂地乱飞，就好像一个疯子心神不安、胡思乱想一般。

类似的词还有batshit（极不合理的），可能源自apeshit（像猿猴一样因为愤怒或兴奋失去控制），以及squirrelly（可能源自松鼠般的不稳定）

beggar 乞丐

该词可能源自 12世纪比利时神父兰伯特·伯格（Lambert Le Bègue）的昵称，即“结巴兰伯特”（Lambert the Stammerer）。他在列日（Liège，今比利时东部城市）创建了一个女修道会，修女们被称作Beguines。她们过着简朴的、半世俗的集体生活。会员无须立誓，并可拥有私人财产，还可随意返俗。后来又出现了类似性质的兄弟修道会，成员被称作Beghards。他们拥有共同财产，但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所以他们中有不少人靠救济金为生，无自尊可言。故而，Beghards 一词保留了下来，并变成了beggars。

所以说，beggar并不是源自beg，而是从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代称。

blurb （印在书籍等护封上的）推荐广告

该词指简短的广告，尤指出现在书籍封面上的广告。它系美国幽默作家、插图画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1866—1951）为推介他的新书《你是庸俗之人吗？》（Are You a Bromide？）而创造的。

20世纪初，美国小说的封面上通常会印一张美女照吸引读者。伯吉斯对此进行了恶搞，把一幅他称为"Belinda Blurb 小姐”的美女照印到了护封上，画中的小姐一副病殃殃、无精打采的样子。他这样做是为了希望“以她的封面为护封广告，以期终止此类广告”（blurbing a blurb to end all 封面为护封广告，以期终止此类广告”（blurbing a blurb to end all blurbs）。自此以后，人们便常将 blurb 一词同书籍封面上的广告联系起来。

看来腰封宣传真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情。

boycott 联合抵制

boycott a person,organization,etc.指拒绝与某人、某机构等有业务关系。该短语除了具有“不同意”的含义外，也常指试图强迫他人、机构等接受特定条件的某种手段。boycott 一词出自查尔斯·肯宁汉·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1832—1897）上校，他是一名土地承租管理人。

杯葛在退役后，受雇于厄恩伯爵（the Earl of Erne），管理爱尔兰梅奥郡（County Mayo）的地产。1880年，爱尔兰土地同盟（the Irish Land League）试图进行土地改革，倡议地主削减佃农地租，并声称凡拒不执行此倡议的地主应遭驱逐。结果杯葛因为拒绝减租而立即遭到驱逐。他的工人被迫离开他，商人拒绝给他供货，他的妻子也受到了威胁——他不得不携妻子仓皇逃往英格兰，以躲避迫害。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联合抵制”的事件就这样大获成功。

主要的西方语言基本都沿用了boycott，只不过在拼写上各有调整（并加上了动词词尾），如法语boycotter、德语boykottieren、意大利语boicottare、西班牙语boicotear、世界语bojkoti…可怜的杯葛上校。

browse 浏览

该词指随意浏览书刊杂志等。它源自古法语brost，原义指鹿、羊等动物食用的嫩苗、嫩叶和嫩枝。所以该词既保留了“吃叶”这一本意，又具有了“悠闲地择取事物”这样的比喻义，如浏览杂志中的段落，或慢悠悠地逛商店，试图找到有趣之物。

「悠闲地择取事物，试图找到有趣之物」，这个意象真是太棒了。

burgle 入室行窃

someone burgles a house指某人入室行窃。动词 burgle 源自名词 burglar，也就是说，burgle是个逆成词——即去掉已知单词的后缀以形成另一相关词语。比如，人们以为以 -ar,-er，或 -or 结尾的名词是由已知动词加上"doer"之类的词尾构成的，这就使 pedlar和editor 被误解为是由 peddle和edit 分别加上相关词尾衍变而成。

其他逆成词还包括 commute（commuter的逆成词）、diagnose（diagnosis的逆成词）和televise（television的逆成词）。

关于删出来的逆成词，还有哪些，可以参考这个列表：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back-formations

Busman's holiday 有名无实的假期

该短语指照常工作的节假日。据说在 20世纪初，伦敦很多公共马车的司机非常喜爱他们的马匹，为了确保顶替轮班的司机对马儿好一点，他们在休息日作为乘客，坐上自己的车子，以确保马儿被照管妥当。

对当代新媒体、广告等行业从业者同样适用，Mad Man's Holiday.

chortle 咯咯地欢笑

chortle指满意地笑或被逗得直笑。这是英国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在他的童话《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2）中造的一个词，由 chuckle（抿着嘴暗笑）和snort（哈哈大笑）缩合而成。squawk 一词也是由卡罗尔所造，现在亦广为使用，它是由 squeal（尖叫）和squall（哇哇叫）综合而成。既然把两种意思“压缩”成一个单词，卡罗尔便把这样的单词叫做 portmanteau words，portmanteau在当时是一款时尚的旅行箱。

造词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类似的还有slithy（lithe+slimy），现在「混成词」就叫做portmanteau，不过目前逐渐被blend取代了。

earwig 蠼螋

该词指蠼螋，它是一种小昆虫，身体尾部长着一对螯。该昆虫得名自古英语ēarwicga：ēare指耳朵，wicga 则指昆虫或甲虫。根据过去流传的迷信说法，这种昆虫会爬进梦中人的耳朵，然后又钻进人的大脑，故得此名。作为该词一要素的wig可能也与 wiggle（扭动，蠕动）有关。在其他语言中，这种昆虫也有类似的名词：如法语的perce-oreille，字面意思为“刺穿耳朵者”；德语的Ohrwurm，字面意思为“耳虫”。

「蠼螋」的读音是：chyu sou，两个典型的形声字。

eavesdropper 偷听者

该词指窃听者。eaves指屋檐，在阴沟和排水管还未发明之前，屋檐能够使雨水滴到屋子之外。雨水所滴之处曾被称为eavesdrip，后衍变为eavesdrop。而檐下滴水之处靠近窗户，正是偷听屋内人说话的理想场所。

太形象了。

electricity 电

古希腊人已经了解了电这一能源形式。他们发现，通过摩擦琥珀可产生静电，吸引稻草和其他很轻的物质。该词源自英国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根据希腊语ēlektron（琥珀）所创的electricity 一词。吉尔伯特以其在磁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他的论文《磁论》（De Magnete,1600）而闻名于世，被称作“电力之父”。吉尔伯特也将 electric force（电力）、magnetic pole （磁极）等术语引入英语。

在奉行纯化政策西方语言里，对「electricity」这个词总要进行一番再创造。比如冰岛语里的rafmagn = raf（琥珀）+ magn（力量），等于把希腊语词根直译了一遍；匈牙利语的villamosság源自villám（闪电）；最有意思的是芬兰语的sähkö，1845年由物理学家Samuel Roos创造，源自动词sähähtää（短暂发出嘶嘶声）和säkenöidä（冒火花）的合成。

intelligentsia 知识阶层

该词指社会中对文化艺术、政治等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根溯源，它源自拉丁语intelligentia（感知力或理解力）。令人好奇的是，intelligentia是从俄语中借用而来的。它在俄语里指“俄国革命”前社会上的那些“有志于知识性活动”（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第2版）的一群人。20世纪的前25年，该词进入英语中。

俄语的原文是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intelligéncija)

laser 激光

激光能产生高强度光或其他形式的电磁辐射，在切割硬物、全息图、电信、手术等方面用途广泛。laser是一例首字母缩略词：起初它名为light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器），各单词首字母组成 laser。由于全称表述累赘而形成缩略词的其他科学术语还包括：AIDS（艾滋病），源自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radar（雷达），源自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及sonar（声纳），源自 sound navigation ranging（声音导航与测距）。

一般能组成音节的缩写词能容易独立成词，比如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不过USA就没人念成u-sa；此外音节也可以组合，例如Gestapo（Geheime Staatspolizei），翻译也很妙：盖世太保。

loo 厕所；盥洗室

loo 为口头语，尤指英式英语中的厕所。在几种词源解释中，最有可能的有两种。其一，一个英国人试图发法语le lieu（地点）的音，have time off in lieu 中的lieu 常发音为loo。其二，它是Gardy loo的缩写形式。在还没有下水道的年代里，家庭主妇们把夜壶倾倒至窗外的街道上时会发出“Gardy loo！”的警告。Gardy loo 在法语中写作gardez l'eau（小心有水）。

loo = l’eau，没毛病。

mesmerize 迷惑，迷住

someone is mesmerized by something指某人为某物神魂颠倒，仿佛受了魔咒或被催眠了一般。mesmerize 出自奥地利医生、催眠师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之名，他是首位将催眠术运用于医疗的人。梅斯梅尔出生于奥地利，后来在维也纳行医。他认为自己行医之所以成功，源于他使用磁铁作为催眠工具。

尽管那些被他治愈的病人给予他莫大的支持，他还是被奥地利当局从维也纳驱逐出去，于1778年移居巴黎。在那里，他的治疗技术变成了时尚。

1784年，路易十六任命了一个科学委员会调查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梅斯梅尔是个吹牛皮的骗子。他不得不逃离巴黎，在瑞士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他相信他的成功是由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而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催眠技术。

又一个人名进入词典的案例。

moron 蠢人，笨蛋

该词现主要是表达某人很蠢的一种粗俗的方式，它原本有精准的科学意义。1910年，在美国低能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Feeble-Minded）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博士（Henry H.Goddard,1866—1957）建议用此词指心理年龄在 8和12 岁之间、智商在 50和70 之间的精神不健全人士。该词源于希腊语mōros（愚蠢）。

这个词现在不够政治正确，某些情况下除外。

news 新闻；消息

该词指广泛传播的有趣或者值得关注的事件。常有人以为这个单词来源于指南针的四个方向：北（N）、东（E）、西（W）、南（S），因为新闻常常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其实该词的来源并不复杂：中古英语中该词的拼写是newes，模仿的是古法语noveles 或中世纪拉丁语nova，意为“新事物”。人们之所以认为该词的来源与指南针有关，估计是因为有些报纸习惯在报头放上地球的图案，并在上面加上指南针的四个指向。

「这个单词来源于指南针的四个方向：北（N）、东（E）、西（W）、南（S），因为新闻常常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有趣了。

nice 好的；美好的

恐怕没有哪个词的词义像 nice 这样变化如此之大。现代英语中该词表达赞同之意，有“好”、“美好”的意思。该词源自拉丁语nescius（无知的），13世纪传入英语，表示“愚蠢的”。其意思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14世纪时，它为“放荡”、“好色”之意；到了15世纪，则形容“害羞的”；16世纪时，它又指“吹毛求疵”或“细微差异”：a nice distinction（精细入微的区别）和a nice point（敏锐地指出）等现代词组中仍保留了这层含义。直到 18世纪，该词才具有了现代意义。

Nice的意味今天依然很微妙，有点像微信里的微笑表情。

OK

该词用以表达肯定的态度。对其来源，众说纷纭，其中有两个主要的观点。有人认为该词代表oll korrect，是all correct的滑稽拼法，造于1938年。另有人认为Old Kinderhook的首字母缩写才是OK的来源，Old Kinderhook 即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782—1862）的出生地，后来也成了他的外号。马丁曾于1840年参加总统连任竞选，OK 俱乐部就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而成立的。他后来落选，所以当然不 OK 了。

不管该词起源为何，它和它的变体 okay 已经深深根植于英语和其他语言中。正如斯图尔特·弗莱克斯纳（Stuart Flexner）在其著作《我听见美国在说话》（I Hear America Talking）中所言：“OK是最流��的典型美语。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在美国，它每天的使用频率高达上百万次。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不但自己用OK，也凭此判断那些说 OK的就是美国人。”

OK才是真正的世界语，连世界语里都有个词叫okej。

onomatopoeia 拟声词

该词指象声词，是模仿它所代表的事物或行动的词。如buzz（嗡嗡声）、crash（碰撞声）、hiss（嘶嘶声）、moo（哞）、sizzle （嘶嘶声）。模仿描写对象声音的诗歌也是象声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钟声》（The Bells）：

Keeping time,time,time，

In a sort of Runic rhyme，

To the tintinnabulation that so musically wells

From the bells,bells,bells,bells.

合着一种北方神秘的旋律，

合着那悠扬快活的丁丁锳锳，

铃声流出那小钟般的银铃，

丁锳，丁锳，丁锳。

该词源自希腊语onoma 一词，由 onoma（名称）和poiein（制作）组合而成。

拟声词这个话题，本身就够写无数篇论文了。这里只说说几个新造的拟声词，比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造的：tattarrattat，用来形容敲门的声音；60年代的《蝙蝠侠》电视剧，在战斗场景里，屏幕上会出现漫画风格的拟声词：wham!, pow!, biff!, crunch!, zounds!；漫画作家Don Martin经常自创拟声词，比如thwizzit，是表现「从打字机中拉出一张纸的声音」，粉丝们甚至还为此编了个字典，记录这些拟声词的含义。

palindrome 回文

该词表示“回文”，即顺读和倒读都一样的单词、短语或句子。它源于希腊语palindromos（再次跑了回来），其中 palin 表示“反过来再来一次”，dramein 表示“跑”。最早的回文是由古希腊人设计出来的。英语回文词的例子有 Hannah（人名：汉娜）、level（水平）、minim（微量水平）等。英语中最长的回文词是redivider（重新划分）。拿破仑曾说过：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在见到厄尔巴岛之前，我本无所不能。”

还有 19世纪的一组对句：

Dog as a devil deified.

Deified lived as a god.

魔鬼一般的狗被奉若神明，被奉若神明的它如神一般生活。

最长的回文故事有 66 666个单词，由爱德华·毕尔布（Edward Berbow）所作。它的开头是Al,sign it，“Lover！”，结尾是revolting,Isla.

这个回文故事似乎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查到类似的文本，另外这个作者似乎应该是叫Benbow而非文中的Berbow。

前面提到乔伊斯创造的拟声词tattarrattat，被《牛津英语词典》认定是英语中最长的回文词。《吉尼斯纪录大全》则认为是detartrated，一个化学术语的过去分词，意为「去除了酒石酸盐的」。

另外吉尼斯纪录还认定，芬兰语中的saippuakivikauppias（皂石供应商）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长回文词。

除此之外，英语中还有两本「回文小说」，David Stephens于1980年写的《Satire: Veritas》，一共58795个字母；Lawrence Levine于1986年写的《Dr Awkward & Olson in Oslo》，一共31954个字母。此外，Demetri Martin还写过一首224个词的回文长诗：Dammit I'm Mad。

pandemonium 喧闹，大混乱

该词指喧哗吵闹的状态。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1667）第1册中创造了该词。弥尔顿用此词作为地狱首府的名称，而所有的邪灵都来到首府参加会议：

"A solemn Council forthwith to be held At Pandæmonium,the high Capital of Satan and his Peers."

“万魔窟是撒旦和其从众的首府，在那里将立即召开一次庄严的会议。”

该词源于希腊语pan-（全部）和daimōn（精灵）。

这个词本身就非常有庄严感。

posh 漂亮的，时髦的；高档的

有关它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颇具诗情画意，认为该词源自英国人乘船定期往返于印度的时代，当时的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为了避免强烈阳光的照射，一些乘客在往返时都要住在船的遮阴侧，即去时住在船的左舷边（port out），回来时住在船的右舷边（starboard home）。取这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即为posh，指有地位、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付得起这样的舱位价格。虽然这种说法颇为流行，但缺少证据。第二种说法虽然不那么精彩，，认为该词源自过时的俚语单词 posh（花花公子或钱），最早可能出于吉卜赛人之口。

果然还是第一个说法有意思。

robot 机器人

该词指代替人类执行任务的自动机器，它出自捷克语robota（工作或奴役）。1920年，捷克剧作家、小说家卡尔·恰彼克（Karel Čapek,1890—1938）创作了戏剧《罗萨姆万能机器人公司》（Rossum's UniversalRobots），其英文版本于1923年在伦敦公演，剧名中的robot 遂进入英语中。剧中的人造机器人虽然没有生命，但却能熟练地操作机器。

形容词 robotic（机器人的或像机器人的）由美国科学家、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于1941年创造出来。

像中文中「机器人」这种翻译，在世界范围内很少见，不过冰岛语总能给你惊喜，vélmenni（机器人） = vél（机器）+ menni（合成词中表示「人」的含义）。

serendipity 意��发现珍奇事物的本领

该词指意外发现有趣事物的本领。175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尔浦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创作了波斯神话故事《锡兰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从而创造了serendipity 一词。故事中的英雄们拥有如此才能：

"they were always making discoveries,by accidents and sagacity,of things which they were not in quest of."

“他们总能凭着运气和睿智，发现他们并没有寻求的东西。”

「意外发现有趣事物的本领」多么迷人的本领。

smog 烟雾

smog（烟雾）是由 smoke（烟）和fog（雾）组成的混合词。1905年，在公共健康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H.A.德佛（H.A.des Voeux）博士创造了该词，用来形容伦敦烟雾弥漫。其他混合词还包括：binary（二进制数）和digit（位数）组成的混合词 bit（二进制位），breakfast（早餐）和lunch（午餐）组成的混合词 brunch（早午餐），camera（照相机）和recorder（录音机）组成的混合词 camcorder（摄像机），motor（汽车）和hotel（旅馆）组成的混合词 motel（汽车旅馆），以及transfer（转移）和resistor（电阻器）组成的混合词 transistor（晶体管）。

最近很火的Brexit、Megxit也是如此。其实和制英语中其实也有很多混成词，比如パソコン，就是パーソナル・コンピュータ（ personal computer ）的混成，ポケモン（ Pokémon）是ポケット・モンスター（pocket monster）的混成。

ventriloquism 腹语术，口技

该词指腹语，它是一种发声艺术，使声音听起来并非出自说话者的口腔。口技演员常手持一只玩偶，通过操纵玩偶使其张开嘴巴和移动躯干。该词的词源是ventriloquism，由拉丁语单词 venter（腹部）和loqui（说话）组成。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既然声音不是从口技人的嘴里发出的，那么一定是出自于其腹部。

一直没有搞懂腹语术是怎么练成的。

vitamin 维生素

该词指维生素，它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是保持身体健康和成长的重要物质。1912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Casimir Funk,1884—1967）创造了该词。起初，冯克把它拼作 vitamine，由两个拉丁单词 vita（生命）和amine（氨）组成，当时人们以为维生素中包含了氨基酸。但后来人们发现，维生素中并没有氨基酸，遂去掉了vitamine 中的e。

还是喜欢另一个翻译「维他命」，当真是形神兼备。

以上。

[aitastar]

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锋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被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化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 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 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子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生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我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基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穿，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洞，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是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毒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意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 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wuyuren5849]

“金融大恶”索罗斯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90岁高龄的索罗斯，尽管牙齿早已脱落多年，却依旧保持着苍蝇一般灵敏的嗅觉。 在败走香港的22年里，他一直心有不甘，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 另一面，持续近一年的街头骚乱，正侵蚀着香港的社会秩序与法治声誉。黎智英，戴耀廷等乱港分子极力煽动青年，为使香港社会动荡，从而动摇其金融市场。其背后金主，正是这位“金融大鳄”。 两次“金融乱港”，皆以败北告终。香港，成为了索罗斯“光辉”战场上的一个“污点”。 他怀恨在心，寝食难安，大有不搞乱香港就死不瞑目的魔怔。 甚至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也流露出他的恼羞成怒：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祸港者，索罗斯 2019年9月5日，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HKATS）出现严重故障，并从当天下午两点起暂停所有衍生产品市场交易。 对于毫无征兆的故障，港交所解释称：“交易系统软件出现问题所致”。 但很快就有消息人士透露，港交所此举是趁机“关门打狗”——时隔21年后，“金融大鳄”索罗斯卷土重来。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屠夫，随即发动金融攻击，前后投入数千亿美金做空泰铢。 而泰国官方仅仅坚持了不到十分钟就宣告放弃救市。泰国积攒十余年的经济成果，几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整个国家工业产业陷入停滞，工人大面积失业，无数人破产后选择了跳楼或跳河自尽。接着，索罗斯们一鼓作气，接连突袭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所到之处一片哀鸿。 尝到甜头的索罗斯，彼时又将目标瞄向了刚刚回归不久的香港。 自恃熟稔金融套路的索罗斯，为做空香港制定了“完美”的策略，并早早做下了“港府必败，带钱离港”的春秋大梦。 殊不知，特区政府早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在获得中央全力支持的承诺后，决定与索罗斯打响一场金融保卫战。 1998年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1200亿港元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平均每分钟接盘3.5亿港元，一天之内推涨期指600点，打击嚣张的空头势力。 其间，空头势力几度火力全开，特区政府则照单全收。激战两周后，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 当闭市的钟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自此，香港成为索罗斯金融生涯中难得的滑铁卢。 尽管败走香港，索罗斯贼心不死，一直谋划着卷土重来。回到华尔街，他迫不及待地捐款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并自任主席，迅速成为协助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金库组织。 该组织多次在报告中承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人权网站”，开展“民主实践”，其中就包括香港。 不过，这仅仅是索罗斯祸港大棋中的开始。 2009年，索罗斯授命其子Robert Daniel Soros以1港元的资本在港注册成立SFM HK Management对冲基金公司。该机构办公室位于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35楼，“恰巧”正位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楼下。 其背后之意，不言而喻。 另一步棋，索罗斯下的极为隐蔽。他试图选拔出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继而控制多家NGO组织，以实现乱港的野心。 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就是索罗斯选中的“代言人”。 通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不断通过黎智英等“白手套”向乱港暴动提供资金，以雇用人员、购买装备。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 而索罗斯的另一名傀儡，则是扬言要在香港发动“野猪革命”的戴耀廷。 早在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曾资助戴耀廷所在的港大法学院。其意图就是要渗透进香港校园，将港大打造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 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2019年获得“回报”。 去年6月，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黎智英，戴耀廷等人暴乱祸港的行为，对经济的损害逐步显现。 包括大摩、摩通在内的外资投行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这都为索罗斯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心”雪耻“的索罗斯，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 他决心重施故伎。2019年8月，索罗斯先是利用港股下跌之机，大举买入空单建仓。而香港《大公报》则分析，索罗斯此次做空的规模，最少将会是98年的两倍。 但历史再一次重演。2019年9月4日，香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令港股大幅回升，恒生指数的单日涨幅高达4.3%。 次日，当索罗斯试图大举抛出空单最后一搏时，却发现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出现上文所提及的故障。 “精明”一世的索罗斯，自以为能将一众东南亚国家玩弄于股掌中，却没想遭遇了港府的“关门打狗”。 “金融屠夫”损失惨重，亏损高达24亿港元。翌日，港交所恢复交易，港股持续上扬。 颠覆者，索罗斯 微信电脑版 从祸港行径就可以看出，索罗斯的野心早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利用NGO，多方扶植颠覆他国的“颜色革命”，进而达到趁乱打劫的目的。 甚至索罗斯自己也从来不避讳这一点，他多次公开承认自己的确通过这些“公益基金”从事干涉他国内政、架空他国政权、从事颠覆分裂活动，制造煽动群体事件的活动。 作为一个曾经被纳粹迫害过的匈牙利籍美国人，索罗斯平日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讲述纳粹是如何可憎和可怕，然而他却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他所憎恶的纳粹，恰恰就是由一群比他更为古老的索罗斯们亲手制造出来的。而索罗斯则不过是在重复前人之覆辙罢了。 索罗斯最大的悲剧是，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他内心深处最讨厌的模样。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在推动苏联的“政权变革”后，对独联体各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造”。 索罗斯基金会变成为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颜色革命的首要工具。 索罗斯及其基金会，虽然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它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所服务的打手，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谋求庇护。 他将“开放社会”理念作为招牌，利用援助和扶贫装点门面，意图在那些他认为“不够民主”的国家掀起“民主浪潮”，策动“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迭，最终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至少为这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做出了如下突出“贡献”：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曾向媒体愤怒地表示： “有一位大使告诉我，索罗斯为发动’玫瑰革命’，拿出了250万到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索罗斯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举世震惊的“黄色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国外。当然，索罗斯基金会在吉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深入到全国各地从事反政府、反总统活动。 近年一些深受其害的东南欧国家看穿索罗斯的诡计，纷纷向“颜色革命”说不。 俄罗斯2015年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基金会随后受到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等国家政府的抵制。 2018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分裂和摧毁”国家。“开放社会基金会”随即关闭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办事处，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作。 事实上，在败走香港的20年间，索罗斯不仅做空香港之心始终不死，也从未放弃对香港的颜色“渗透”。 2016年6月，DCLEAKS网站披露250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开放社会基金会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包括了资助乱港头目戴耀廷。 这一点，在开放社会基金会举办的香港影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题“中国下的香港”，内容围绕香港回归中国后的身份演变，一张公屋林立的九龙夜景照，将香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归结于大量涌入的内地新移民。 另一幅拍摄观塘某工厂天台，则叙述了香港基层房屋短缺：内地投资者推高了香港楼价，同时内地新移民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些图片都旨在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将香港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民生问题，怪罪于“一国两制”，或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停滞”。 这些公共政策、教育文化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尤其是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塑造期的青少年们。 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看到的不是祖国已经发生的进步、不是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国家为解决矛盾做出的努力，而仅仅是国家与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 这些年轻人最终在“颜色革命”中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为所谓“民主”而冲锋陷阵。 索罗斯在自传中提及，每当回忆起自己在父亲的带领下，惊慌失措地逃脱纳粹的控制时，总会提醒自己应当投身慈善事业。 但遗憾的是，他所贡献的“慈善”资金，几乎全都流向了颠覆组织。 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应该尊重生命，热爱和平。毕竟这种感同身受的刺痛，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将其再施加给别人。 然而，尽管经受过那样的痛苦，索罗斯依然义无反顾的投向了黑暗的怀抱，成为痛苦在人间的代理人和播撒者。 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蹒跚而行逃离困难的男孩，最终成了他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 在索罗斯的攻击下，更多脚步蹒跚的孩子，被迫在父母的牵手中逃离自己熟悉的家园，一路心酸和痛苦，死亡紧随其后。 而每一个这样蹒跚逃离的身影背后，都写满了索罗斯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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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市盘前：欧银或加大刺激经济，欧元回升80余点；低油价倒逼减产，焦点集中在大热门 纽市盘前：欧银或加大刺激经济，欧元回升80余点；低油价倒逼减产，焦点集中在大热门 周五（4月24日）欧洲时段，欧元兑美元探底回升80余点至1.08上方，美元指数大幅回落，此前欧元一度跌至一个月新低，因隔夜欧盟视频峰会依旧未能就疫情应对安排以及经济援助选项达成共识。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未来几个月，欧洲央行将扩大紧急债券购买规模，增加经济支持力度。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预计欧洲央行最快可能于下周四召开政策会议时扩大抗击疫情的购债计划规模。经济学家们预测，7500亿欧元的紧急计划将进一步扩大5000亿欧元，今年所有项目的总计购买规模将超过1.5万亿欧元。 欧洲时段，美油探底回升至17美元/桶附近，交易员关注需求疲软所引发的减产前景，2020年截至目前的停产速度平均为70.2万桶/日，有望加速上升，其中美国页岩油方面的减产是重点，目前美国日产量已经下降90万桶。由于油价低于每桶20美元，美国产量下降迅速，目前为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厂商开始关闭老井，并停止新的钻井活动，这些行动可能会使产量减少20%；OPEC及其盟国也对低油价做出了反应，阿尔及利亚告诉欧佩克，将立即开始削减石油产量。  ★近期热点提要★ 1、【美国3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14.4%，预期-12%】   2、【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尔：必须在6月底之前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与英国的贸易谈判需要取得一些进展，英国一直拒绝延长脱欧过渡期；目前12月31日仍是英国脱欧的截止日期，需要一个协议来缓冲英国脱欧带来的冲击，英国不能在关键领域放慢谈判速度，目前已经展开讨论的四个领域进展令人失望，英国未能就某些话题进行实质性讨论，没有开放公开的竞争，就不会有任何贸易协议，英国在与欧盟的贸易关系上没有提供足够的保障，如果无法就渔业达成协议，欧盟将不会同意与英国的伙伴关系，欧盟需要看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英国正在为从英国其它地区进入北爱尔兰的货物建立制度，谈判时间只剩下8个月，需要加快脚步，英国不能制定一个紧凑的时间表，却不采取行动。 3、【经济学家认为欧洲经济萎缩更加严重，欧洲央行将进一步扩大购债规模】① 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未来几个月，欧洲央行将扩大紧急债券购买规模，增加经济支持力度。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预计欧洲央行最快可能于下周四召开政策会议时扩大抗击疫情的购债计划规模。大部分则认为该措施将在9月之前问世；②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措施出台的时间以及扩大的规模，可能取决于政府愿意支付多少资金。经济学家们预测，7500亿欧元的紧急计划将进一步扩大5000亿欧元，今年所有项目的总计购买规模将超过1.5万亿欧元；③ Global Alliance Partners表示，欧洲央行必须以某种方式守卫欧元，这是要传达不要惊慌的讯息，但实际上就是惊慌失措。另外经济学家David Powell指出，欧洲央行预计经济可能会比上次会议的预期的萎缩严重的多，这需要其立即采取行动。 4、【日银下周决议料难有大看点，一季度就业状况料更受瞩目】① 日本央行将于下周二发布政策决议，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此次央行政策会议会期被临时缩短到一天，但看点却仍然不少，业内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媒体都猜测日本央行可能使出最后撒手锏，进一步放开购债规模与范围限制，这令日元汇价在周四一度出现异动；② 但渣打银行的分析师却认为，日本央行并不会立即采取太大力度的进一步措施，因为事实上其政策施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所以，即使其口头上允诺进一步强化QE力度，投资者之后也不再会有更大的进一步反应。反而，下周在日银决议出炉之前，日本会先行发布就业数据报告，往常情况下市场对日本就业数据关注程度有限，但眼下这却是经济活动受冲击程度的金指标。因而该数据对日元走势前景可能更有指引性。  5、【俄罗斯央行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6%下调至5.5%】俄罗斯央行：如果基线预测不变，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有望进一步下调关键利率，考虑了维持金融稳定的目标，特别是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在2020年将达到3.8%-4.8%；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滑4%-6%；正转向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乌拉尔原油2020年均价在27美元/桶，此前预期为55美元/桶；预计乌拉尔原油均价在2021年回升至35美元/桶，2022年回升至45美元/桶；预计二季度GDP将下滑；预计经济将在二季度以后逐步复苏；预计2021年将实现2.8-4.8%的增长；较低的国债收益率为其他金融市场领域的利率下调创造了条件。  6、【德国智库IFO：当前疫情危机给德国经济造成重创】德国智库IFO：企业对未来数月预期的信心下降创纪录，德国经济正处于统一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德国企业目前极度悲观，德国经济可能无法实现V型反弹，最早将在年中出现经济反弹迹象。   ★欧洲时段外汇行情回顾★ 欧洲时段，美元指数自两周多高点回落，美联储下周政策决议料维持口头宽松预期，美元走强空间或因此受限；业内分析师指出，美联储暂时不会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政策行动，并不代表其此次会议就毫无看点。至少，在政策决议文本中，美联储对经济状况的评估和前瞻，对于投资者的情绪仍将影响巨大。此外，虽然美联储不会有切实的行动，但其仍会强调在未来仍能有进一步的政策空间，并非已经黔驴技穷，这方面的任何暗示，都可能对美元指数的进一步上行空间起到限制和打压作用；道明证券业认为，美联储更为猛烈的政策以回应疫情，很可能触发美元至年末前的走软。我们将见证一个市场的筑顶，如果美联储政策在未来几个月胜过了美元的锋芒。  欧洲时段，欧元兑美元探底回升80余点至1.08上方，美元指数大幅回落，此前欧元一度跌至一个月新低，因隔夜欧盟视频峰会依旧未能就疫情应对安排以及经济援助选项达成共识。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未来几个月，欧洲央行将扩大紧急债券购买规模，增加经济支持力度。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预计欧洲央行最快可能于下周四召开政策会议时扩大抗击疫情的购债计划规模。经济学家们预测，7500亿欧元的紧急计划将进一步扩大5000亿欧元，今年所有项目的总计购买规模将超过1.5万亿欧元。 欧洲时段，英镑兑美元交投于1.2355，尽管美元指数回落，但英镑并未受益于此，英国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大，因为消费占经济的比例为84%。而英欧谈判无太多进展，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尔表示，必须在6月底之前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英国不能在关键领域放慢谈判速度，目前已经展开讨论的四个领域进展令人失望，英国未能就某些话题进行实质性讨论，没有开放公开的竞争，就不会有任何贸易协议。 欧洲时段，美元兑日元窄幅交投于107.60附近，日本央行将于下周二发布政策决议，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此次央行政策会议会期被临时缩短到一天，但看点却仍然不少，业内投资者，甚至包括一些媒体都猜测日本央行可能使出最后撒手锏，进一步放开购债规模与范围限制，这令日元汇价在周四一度出现异动；但渣打银行的分析师却认为，日本央行并不会立即采取太大力度的进一步措施，因为事实上其政策施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所以，即使其口头上允诺进一步强化QE力度，投资者之后也不再会有更大的进一步反应。反而，下周在日银决议出炉之前，日本会先行发布就业数据报告，往常情况下市场对日本就业数据关注程度有限，但眼下这却是经济活动受冲击程度的金指标。因而该数据对日元走势前景可能更有指引性。 欧洲时段，美元兑加元走低，因油价探底回升，同时美元指数自两周半高位回落，美联储及美国政府不断推出刺激经济行动，令投资者认为市场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后市继续关注加拿大疫情及油价波动。 欧洲时段，现货黄金走高至1730美元/盎司上方，受到全球各国刺激经济的行动支撑，同时避险需求不减，日内亚欧股市纷纷走低，油市回落且全球经济重启比较艰难，只要黄金企稳，并且避免大跌出现，则意味着后市继续上攻突破高位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总额为484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其中包括为受疫情影响的小企业提供援助资金、向医院和新冠病毒检测机构拨款等。欧盟则将设立1万亿欧元的竞价复苏基金；这样大量的刺激政策为黄金提供支撑。 欧洲时段，美油探底回升至17美元/桶附近，交易员关注需求疲软所引发的减产前景，2020年截至目前的停产速度平均为70.2万桶/日，有望加速上升，其中美国页岩油方面的减产是重点，目前美国日产量已经下降90万桶。由于油价低于每桶20美元，美国产量下降迅速，目前为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厂商开始关闭老井，并停止新的钻井活动，这些行动可能会使产量减少20%；OPEC及其盟国也对低油价做出了反应，阿尔及利亚告诉欧佩克，将立即开始削减石油产量。  机构观点 【美联储下周政策决议料维持口头宽松预期，美元走强空间或因此受限】① 美联储下周二至周三将再度举行政策例会，由于此前美联储已经被政策利率下限调降至零，且承诺了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措施，投资者普遍认为其可用的政策工具已经尽数祭出，因而此次政策决议的引起的关注程度目前仍有限；② 但业内分析师指出，美联储暂时不会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政策行动，并不代表其此次会议就毫无看点。至少，在政策决议文本中，美联储对经济状况的评估和前瞻，对于投资者的情绪仍将影响巨大。此外，虽然美联储不会有切实的行动，但其仍会强调在未来仍能有进一步的政策空间，并非已经黔驴技穷，这方面的任何暗示，都可能对美元指数的进一步上行空间起到限制和打压作用。  【BI高级大宗商品策略师Mike McGlone表示，黄金市场的牛市才刚刚开始】 ① 现在进入黄金市场还不晚，金价还有极大上行空间。“至于金价到底能涨多高？我认为黄金市场能涨到极其贵的水平，就好像过去几年飙升的股市一样”；② 由于大量流动性被注入市场，股市受到大幅提振，但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我认为黄金占上风”；③ 黄金牛市才刚开始，相对股市会有好得多的表现，后市目标看向2800美元/盎司；④ 本周原油市场出现了罕见情形，美原油5月期货价格跌至负值，而原油价格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⑤ 在全球经济大幅承压的情况下，衰退意味着金价走高。从黄金的角度来看，低油价会推高金价，因为这意味着各国央行会有更多宽松；⑥ 在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应对衰退的背景下，货币将贬值，而和无限量供应的美元不同，黄金的供应是有限的。 【彭博外汇/利率策略师：对于欧元区市场来说，欧盟的短期支持措施还不够】① 今日欧洲股市、二线国家国债和欧元的跌势料将持续，若没有欧盟经济复苏计划的实质长期协议，将测试上月的极端走势。② 欧盟对经济的零敲碎打式支持，并不能让投资者相信，除了旨在阻止市��恶化的紧急救助方案外，他们还在寻找其它的解决方案。v型复苏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考验，投资者将无法完全忽视糟糕的经济数据。  【市场人士认为，油价可能会有更糟糕的表现】  ① 瑞穗集团(Mizuho Group)表示，如果觉得现在的油价就很糟糕了，那么下一个月会更糟；② 原油是很难处理的，如果你没地方存，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下个月的库存也几乎都满了，所以油价会承受很大压力；③ 本周是油价史上第一次出现负的价格。市场眼下的问题是在基建和库存设施上的，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需求非常疲软，降到了几乎前所未见的低水平；④ 目前有大约4000万桶原油正在从沙特运到美国，因此油价可能再一次跌至负值。这些原油大约需要45天到60天能到达美国，大量产品将涌入美国市场，但美国市场根本无法处理这些原油。 【分析师：金价还有上涨空间，投资者忽略了长期通胀的风险】① Incrementum AG的执行合伙人Stoeferle说，黄金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他指出，由于长期通货膨胀风险继续增加，投资者在黄金方面的分配仍然不足；② 面对近期通缩的经济冲击，投资者仍然忽略了迫在眉睫的长期通货膨胀风险。这仅仅是我们何时达到历史新高的问题。那么我认为我们将进入牛市的下一阶段。当更多的人加入市场时，我们将进入公众参与阶段。黄金将成为新的通货膨胀的最大受益者之一；③ 在这次新的经济危机中，美联储仅花了几周的时间就将大量资本注入金融市场，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投资者不应低估央行和政府向金融市场投入的资金；④ 很明显，通货膨胀即将来临，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央行政策。从我的角度来看，黄金将成为新的通胀范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independence-of-mind]

雅尔塔会议是否应该为冷战负责？

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林添贵 译 2018-07-02

2005年2月4日，仪仗队像60年前一样，欢迎贵宾莅临里瓦迪亚宫。这里有仪仗队员，少数60 年前在此提供保安和生活起居服务的人员也回到了这里，除此之外，情况和1945年2月4日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这一次的雅尔塔会议，是名为“雅尔塔，1945~2005：从两极格局到未来的地缘政治”的讨论会。

雅尔塔和克里米亚如今隶属乌克兰，俄罗斯则成了苏联的法定继承国家，主办单位盼望得到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或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祝词，却一直等不到。

英、美领导人也没有发贺电祝贺大会成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忽视这个打造现代世界的会议的60周年庆。

历史学家经常把导致东欧苏联集团瓦解 —— 苏联的解体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 —— 的种种事件视为“历史的报复”。但是，雅尔塔会议确立的欧洲各国国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民族复兴后，却在大体上并没有变动。

德国重新统一， 但它的东侧国界并未调整。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国家，但它们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国界。波兰，还有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从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界也都不变，这些国家都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的一部分土地。

雅尔塔定下的国界固然大体上维持不变，但其决定的历史及政治后果却继续困扰着世界政治精英。

2004年10月，德国议会反对党质疑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 Oblast）的持续军事化。加里宁格勒州原本是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周边的土地，三巨头于1945年2月把它划给了苏联。他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邀请被迫迁离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的代表一起来讨论他们称之为“柯尼斯堡州”的地区经济发展。他们还建议成立一个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的跨国合作区，称之为“普鲁士”。

俄罗斯政府大为惊骇。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德国政府对这块俄罗斯领土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并谴责德国政府重新提起失去的领土的议题。

日本方面，全国一向有共识，赞成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划给苏联的领土。

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失去千岛群岛南部（雅尔塔会议把它“赏”给了苏联），继续坚持索回日本人称之为“北方领土” 的千岛群岛南部。2005年春天，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增加向俄罗斯索讨的岛屿的数目。收复这些岛屿被视为日、俄签订和约的先决条件。

日、俄两国仍未签订和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这一直困扰着两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

2005年初，俄罗斯的西侧邻国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抨击俄罗斯政府未能就斯大林占领东欧表示歉意。他们之所以发声抨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邀请世界领袖于5月到莫斯科，庆祝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

欧战胜利不仅带来了摆脱法西斯的解放，也让苏联占领东欧及中欧40多年。这些被占领国家的领袖现在决定提醒世人这段故事，并在此过程中鼓励俄罗斯面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承认苏联及其盟友在东欧犯下的暴行。

美国对国际间此次热切辩论的代表性反应，是小布什总统去莫斯科参加庆祝会途中，于5月6日在里加发表的演说。

小布什说：“我们在庆祝6天前 — 60年前的胜利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吊诡现象：对德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德国战败使他们得到了自由；对大部分的东欧及中欧地区而言，胜利却带来了另一个帝国的铁腕统治。欧战胜利象征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但它并未终止压迫。《雅尔塔协定》追随了慕尼黑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义传统。强国谈判时，小国再次被迫牺牲自由。可是，为安定而牺牲自由之举，却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和不稳定。中欧及东欧数以百万计人民遭到的禁锢，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批评罗斯福的人士原本就指责他把东欧“出卖”给了斯大林。现在，保守派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称赞小布什讲了公道话，承认了“可怕的事实”，而自由派则指责共和党搞麦卡锡精神复辟。

民主党坚称，雅尔塔会议只不过承认了事实：在克里米亚举行三巨头高峰会时，斯大林已经控制了东欧。

柏林墙拆除、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接触到新的历史资料，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东欧乃至全世界为1945年2月的协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但是这种了解并没有提升2005年雅尔塔会议辩论的水平，因为大部分的正、反方论述仍围绕着冷战时期的神话展开。

冷战时期批评和赞同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人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持续影响着今天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认知。

严重的病情是否影响了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谈判？

三巨头是不是密室协商，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

导致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失败和冷战开始的，是不是西方的自私政策？

他们一边不准苏联沿着国界建立安全地带，一边自己却控制西欧，维持自己的帝国。

这些相互抵触的问题，充斥在冷战年代带有党派立场的历史文献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档案的开放，使得人们可以重新反思从前的争论。

如今，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知道得更多，比如斯大林及其部属如何善用他们在西方布建的间谍网，掌握盟国动向，他们如何看待伙伴，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们如何评估谈判的结果，以及他们是否有意遵守承诺，等等。

罗斯福总统可能因坚持全程开完会而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美国若是由一位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的领袖代表出席高峰会，美国和英国的成绩就会更好吗？罗斯福的僚属们否认他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会后也不承认总统身体不好��

基于个人理由或政治理由，他们不想看到其他不是那么亲近总统的人士所看到的罗斯福衰老的迹象。

今天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的情况，大部分来自英国与会人士的观察。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们拿罗斯福身体差来解释美、英关系冷淡。

其实美、英关系冷淡，恐怕应从大英帝国国力衰退这个角度去思考。

观察罗斯福在雅尔塔行为的人似乎大多认同一点：尽管明显衰弱疲惫，但他仍然完全掌控着讨论的主题。会议期间，罗斯福展现了结盟、交涉、操纵的招牌功力，达成了他的主要目标。

在雅尔塔，当他在某个重要议题上退让时，并不会明确违反他自己早先的立场，也不会不先同顾问商量。而且，罗斯福在雅尔塔的立场和他在德黑兰的立场相当一致。他的确累了，也催促会议早点结束，但他并没有在达成主要目标之前就离开雅尔塔。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应当仔细检查甚至加以破除。这个神话源自支持戴高乐的人士。他们声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决议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

没错，在雅尔塔大部分的谈判是基于一个假设：斯大林有权在和苏联毗邻的国家拥立友好政府。

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烈反对东欧“共产主义化”，竭尽全力阻止日后出现丘吉尔所谓的“铁幕”—— 一个排斥西方，境内毫无民主痕迹的高度受监视的边境线。

其实，会议记录、三巨头的通信，以及盟国外交官的后来的行动都可以证明，造成会议期间及会议之后关系紧张的，是他们不能就瓜分欧洲达成协议。

如果要找个高峰会议承担冷战时期欧洲分裂对峙的骂名，那应该是莫斯科会谈或波茨坦会议，而不该是雅尔塔会议。

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丘吉尔和斯大林协商好瓜分巴尔干；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新任总统在伯恩斯的建议下，接受划分德国为四个占领区的协议，并表示西方愿意承认斯大林在东欧的傀儡政府。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但要到波茨坦会议时，美国和英国才默认接受斯大林控制东欧。

人们批评说，雅尔塔关于远东的协议秘密进行，背弃了美国的盟友中国，但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的这项秘密协议最受非议的地方是，大家认为没有必要拉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这项论证的根据是，苏联于1945年8月参战时，美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也向日本投掷了两颗。然而，在1945年2月，并没有人能预测原子弹是否能制造出来，是否有用，以及它对战争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军方估计，攻打日本，美军伤亡人数将达数十万之多。杜鲁门在原子弹第一次试爆成功之前几天就启程前往波茨坦，当时仍以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为第一优先。

有些历史学家今天就颇有说服力地主张，苏联参战至少和原子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影响到日本决定投降。

仔细阅读苏、美、英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记录，以及与会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录，有助于破除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斯大林背叛了信任他的天真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官。

大部分与会人士晓得许多人事后希望快快忘掉的事实：当时，在波兰问题上并未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

罗斯福接受苏联“改组”波兰政府的主意，但是未能确保这个“改组”会导致民主的结果，他设法在会议最后的文件中弄个说法来掩饰这个事实。

雅尔塔之后，斯大林坚持自己对文件的诠释， 西方领导人也坚持他们的诠释。

苏联档案开放，以及根据它们做出的新研究，也帮助我们打破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这个神话说，狡猾的西方大国占了天真的苏联领导人的便宜，苏方只求受到平等对待，可是尽管苏联牺牲惨重，却仍被猜疑。

在新证据之下，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考验。

斯大林根本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在力争国际间的正义，而是在以高明的手段玩他的游戏。他派间谍渗透盟国政府，有时候甚至比西方领导人更早读到盟国的外交文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雅尔塔会议是否应该为冷战负责？

毫无疑问，雅尔塔会议是走向大国关系紧张、原子弹毁灭威胁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的踏脚石。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士在国内及国外都夸大了会议成果，会议刚结束时的兴奋很快转化为失望，战时盟友关系显然出现了转折。

但是我们不应高估发生在冷战开始之前几年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那几年里还发生了其他事：波茨坦会议召开，广岛遭原子弹轰炸，苏联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东欧。大国最高层之间多次重启谈判却告失败，原子弹出现又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不明。

现实在改变，辩论的动态也在改变。雅尔塔留下了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世界领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但是导致冷战的主要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才做出的。假如认为西方领导人在雅尔塔时，除了会议实际实行的决策之外，他们还有少数仍然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他们的继任人并没有，那就错了。

雅尔塔的决定并没有镌刻于金石。有些决定虽经由与会人士共同同意，但在会议之后很快就重新谈判或是放弃了，比如分割德国的方案。是因为战后领导人没有能力谈判出比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更好的协议，才使全世界指着雅尔塔，说它是最后的和平会议，也是冷战时代许多困难的源头。

随着时间流逝，雅尔塔变得比它的与会者所希望的更加重要，这其中有政治的现实，也有历史的神话。

在与会者心目中，会议只是通往和平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小站，在进展中的任务十分艰巨。罗斯福不仅在雅尔塔艰苦交涉时有这样的理解，在会议之后立刻出现严重的外交危机时，也如此认为。

1945年4月11日，也就是他撒手人寰的前一天，他向秘书口述了一篇演讲稿，

预备在4月13日杰斐逊总统诞辰纪念日发表。他说：“朋友们，重点是和平。不仅是结束这场大战，还要消除一切战争的根源。是的，结束：永远结束这种政府之间以草菅人命解决分歧的不实际做法。”

（本文摘自沙希利·浦洛基著《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林添贵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3月。）

原文链接

[delicatelythoughtfulpatrol]

川普总统致波兰人民的演讲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People of Poland | July 6, 2017

川普夫人：波兰，你好！非常感谢你们。我的丈夫和我很高兴造访美丽的贵国。对杜达（Duda）总统及杜达夫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我要表示感谢。今天我有幸拜访了哥白尼科学中心，发现它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发人深思，它的使命在于激发人们去观察、去体验、去质疑、去寻求答案。

对这个如此美妙的科学中心，我实在是不能赞一词。对那些给我们参观机会的人，我要说声谢谢，特别是感谢那些让这次经历如此美好的孩子们。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的主要关切便是美国人民的安全。我想在座的都同意，不论我们身处何种国家，人们都应该能够免于恐惧地生活。这也是我对各国人民的祈望。（掌声）

再次感谢贵国的热情欢迎。你们的友善和盛情款待，我将永志不忘。（掌声）

现在，我很荣幸向你们引见我的丈夫，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掌声）

川普总统：非常感谢。太棒了。美国有许多优秀的外交官，但是对美国而言，没有比美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更好的大使了。谢谢你，梅拉尼亚。棒极了。（掌声）

我们来到贵国，是为了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美国爱波兰，美国人民热爱波兰人民。（掌声）谢谢。

波兰人不仅极大地改进了这一地区，而且波兰裔美国人还极大改进了美国，在2016年大选中，我为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感到自豪。（掌声）

站在这座城市，紧邻着华沙起义纪念碑，向波兰民族演讲让人尤感荣幸。多少代波兰人一直梦想着一个安全、强大和自由的波兰。（掌声）。

杜达总统和第一夫人阿加塔（Agata）盛情欢迎我们的到访，这一点世界已经耳闻。谢谢你们。我真诚地感谢二位，而且，我也向Syzdlo总理表示特别感谢。（掌声）

今天，前总统莱赫·瓦文萨的与会，也让我们倍感兴奋。（掌声）谢谢。

我谨代表全体美国人，感谢波兰人民对美国驻兵的欢迎和慷慨。这些士兵不只是英勇的自由卫士，还是美国对贵国安全承诺以及贵国在强大而民主的欧洲之地位的象征。

我们为和波兰、英国以及罗马尼亚士兵并肩作战，而感到自豪。谢谢。（掌声）谢谢。干得好。

刚才，杜达总统、我和其他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三海倡议”峰会（Three Seas Initiative，注：该论坛由一些中、东欧欧盟成员国发起，所谓“三海”，指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会谈非常成功。这一地区的公民，美国渴望与你们拓展关系。我们欢迎与你们建立更强大的贸易和商业纽带。而且，我们致力于保障你们获取其他能源的渠道，因此，波兰及其邻国将不再为唯一的能源供应国所挟持。（掌声）

总统先生以及克罗地亚总统，我祝贺你们在这次历史性“三海倡议”峰会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谢谢你们。（掌声）

这是我上任以来，第一次造访中欧，来到这么伟大、美丽的地方，真让人兴奋。它是如此美丽。波兰是欧洲地理意义上的心脏，但是尤为重要的是，在波兰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欧洲的灵魂。贵国之所以伟大，在于你们的精神伟大、你们的精神强大。（掌声）。

两个世纪以来，波兰遭受了持续的、野蛮的袭击。但是，尽管敌人可以入侵乃至占领波兰，甚至从地图上抹掉它的边界，但是，他们永远无法从历史、从你们的心中抹掉波兰。在那些黑暗岁月里，你们丢掉了土地，但是你们从未丢掉尊严。（掌声）

因此，今天我可以带着真正的景仰之情放言，从你们乡间的农场、城镇，到你们恢弘都市的大教堂、广场，我发现波兰活着、波兰繁荣、波兰取胜。（掌声）

尽管有人费尽心机改造你们，压迫你们，甚至摧毁你们，你们忍了下来并且战而胜之。想一下，你们是一个产生过哥白尼、肖邦、圣约翰·保罗二世的骄傲的国家。波兰是出大英雄的地方。（掌声）而且，你们这个民族知道自己所捍卫的真正的价值观。

历经数百年艰辛，波兰精神的胜出给我们所有人以希望，善良将会战胜邪恶，和平终会战胜战争。

对美国人而言，在我国诞生之始，波兰便一直是希望的象征。波兰的英雄们和美国的爱国者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此后的多次战争中并肩战斗。至今，我们的士兵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协同作战，对抗文明的公敌。

对美国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希望，即自由和独立是波兰人的权利和命运，而且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掌声）

我们两国拥有一种经由独特历史和民族性格所熔铸的特殊纽带。这种友谊只存在于那些曾经为自由战斗、流血乃至死亡的人民之间。（掌声）

这份友谊的标志矗立在我国首都。就在白宫不远处，我们竖有Pułaski和Kościuszko的塑像（注：此二位曾援助过美国独立战争）。在华沙也类似，这里有名为乔治·华盛顿的街道，而且还有罗纳德·里根——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的纪念碑。（掌声）

今天我到波兰不光是拜访老盟友，也把它视为一个榜样，一个砥砺他国寻求自由、唤起勇气以至捍卫我们文明的榜样。（掌声）波兰的故事是一个从未丧失希望的民族的故事，他们从未被打垮，从未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谁。（掌声）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谢谢。非常感谢。实在太荣幸了。你们这个民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你们的国界被抹去了一个世纪之久，只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才得以复国。

在1920年“维斯瓦河的奇迹”中，波兰人遏止了苏联军队对欧洲的征服。（掌声）19年之后的1939年，你们再次遭受侵略，来自西线的纳粹德国以及来自东线的苏联。往事不堪回首。

在双重占领下，波兰人民遭受的邪恶难以形容：卡廷森林大屠杀、占领、犹太人大屠杀、华沙犹太人区和华沙犹太人起义，这座美丽城市被毁，接近五分之一的波兰人丧生。在野蛮的占据期，纳粹系统谋杀了数百万波兰籍犹太公民，昔日生机勃勃的（波兰）犹太人——欧洲最大规模的——被毁灭殆尽。

1944年夏，纳粹德国和苏联正准备在华沙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与此同时，波兰公民发动起义、捍卫祖国。我向出席今天演讲的、参与过华沙起义的老兵和英雄们致以崇高敬意。（掌声）

听众：（欢呼声）

川普总统：多么伟大的精神。我们向你们崇高的牺牲致敬，我们承诺会永远铭记你们为波兰、为自由所做的抗争。谢谢你们。（掌声）。

这座纪念牌提醒我们，在这场推翻压迫的殊死抗争中，有15余万波兰人丧生。

而在河对岸，苏联军队按兵不动。就在纳粹残酷摧毁这座城市，凶狠屠戮男女老幼之际，他们一直在观望。他们希望粉碎波兰的生存意志，彻底摧毁这个国家。

但是，波兰人的性格深处，有一种无法摧毁的勇气和力量。波兰烈士Michael Kozal主教说得对：“比起军事失败，人类精神的崩溃更让人恐惧。”

历经四十年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波兰和欧洲其它奴役国家遭受了野蛮的、试图破坏自由的——破坏你们的信仰、法律、历史、身份，甚至你们文化和你们人性的本质——运动。但是，种种苦难过后，你们没有失去自己的精神。（掌声）压迫者试图打垮你们，但是波兰不会被打垮。（掌声）

1979年6月2日那天，一百万波兰人齐聚胜利广场，与波兰籍教皇举行第一次弥撒。这一天，华沙人一定意识到压迫性制度不久就要瓦解。他们在这个时刻——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布道，一百万波兰男女老幼突然同声祈祷时——一定意识到了。一百万波兰人没有要求财富。他们也没有要求特权。相反，一百万波兰人唱出了三个简单的词：“我们要上帝”（We Want God）。（掌声）

从这些词语中，波兰人回想起一个美好未来的应许。他们找到了面对压迫者的勇气，他们找到了这些词语，以便宣布波兰将会再次成为波兰。

就在今天，我站在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群、一个虔诚的民族面前，我们仍能听到那些历史的回声。他们的讯息今天听来依旧真切。波兰人、美国人以及欧洲人依然呼叫，“我们要上帝。”（掌声）

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道，波兰人重申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一心向神的民族。通过强有力地宣称你是谁，你会逐渐意识到该做什么以及如何生活。你们团结一致反对压迫，反抗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反抗残忍邪恶的制度，这套制度让你们的城市和灵魂贫乏。而且你们赢了。波兰获胜了。波兰总会获胜的。（掌声）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谢谢。在那场反抗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中，你们得到了一个强大的西方自由国家联盟的支持。现在，在北约联盟最坚定的成员国中，波兰恢复了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波兰是欧洲之福，这一点他们知道。强大的欧洲是西方、是世界之福。（掌声）在美军介入“一战”一百年过后，美国和欧洲的跨大西洋纽带像以往一样牢固，可能在一些方面更为牢固。

这片大陆不再遭遇苏联共产主义的幽灵。但是今天我们西方人，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可怕威胁。你们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是威胁。我们将直面它们。我们将会获胜。（鼓掌）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我们正面临另一个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它试图向全世界出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美国和欧洲正在遭受一场又一场恐怖袭击。我们必须遏止它。（掌声）

在沙特举行的历史性会议上，我呼吁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袖，团结一致、驱逐这种危害全人类的威胁。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把他们驱逐出境、切断其资金来源和网络，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支持。尽管我们一向欢迎认同我们价值观、热爱美国人的新公民，但是我们绝不会向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开放国门。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我们正在努力对抗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且我们会获胜。我们不能接受那些排斥我们价值观、用仇恨为暴力侵害无辜者辩解的人。

今天，西方还面临一些强国，他们正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削弱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的利益。为了应对新式的侵略，包括宣传战、金融犯罪、网络战，我们必须调整联盟，以期在新方式和全新的战场上更为有效。

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及其它地方）稳定的行动，停止对敌对政权——包括叙利亚和伊朗——的援助，相反，要加入负责任的国家阵营，对抗共同的敌人、捍卫文明自身。（掌声）

最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我们的公民正面临另一个威胁——一个内部威胁。对某些国家来说，这一威胁是无形的，不过波兰人对此并不陌生：政府官僚机构正在日益膨胀，它将吸干人民的活力和财富。西方之所以变得伟大，不在于它的文件和管制，而是人们可以追逐他们的梦想、追求他们的命运。

美国人、波兰人和欧洲各国人民，珍视个人自由和主权。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直面各种势力，不论他们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南方还是东方，这些势力威胁要削弱我们的价值观、消灭那些造就我们的文化、信仰和传统。如果不加制衡，这些势力将会削弱我们的勇气、瓦解我们的精神，削弱我们捍卫自身、捍卫社会的意志。

就像过去，我们的对手和敌人从波兰学到的一样，我们也清楚，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失败，这些势力注定会失败。而且我们确实希望他们失败。（掌声）他们注定失败，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盟友强大、我们的国家更有适应力、我们的力量无与伦比。当然这些都对。然而，我们的对手注定失败，因为我们从没有忘记自己是谁。而且，如果我们不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就不会被打败。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欧洲人也不会忘记。我们是最牢靠、最伟大的共同体。没有和我们类似的共同体。世界也不知道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共同体。

我们谱写交响曲，我们追求创新，我们庆祝我们的古老英雄，拥护我们永不过时的传统和习俗，并且总是试图探索和发现新边疆。

我们奖励才华，我们追求卓越，珍视鼓舞人心的、荣耀神的艺术作品。我们珍惜法治、保护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掌声）

我们赋予女性地位，作为我们社会、我们成功的支柱。我们把信仰和家庭，而非政府和官僚机构，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而且我们辩论一切。我们挑战一切。我们试图知晓一切，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掌声）

更重要的是，我们珍视每个人的尊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并且与渴望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每一个灵魂享有共同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这些无价的纽带将我们作为国家、作为盟友、作为一个文明连在一起。

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你们波兰人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这一点——我们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如果我们不能保守它。它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失败。

这个伟大的国家共同体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在每一个成员国，是人民而非权势阶层，构成了我们自由的基础和防务的基石。人民一直是波兰的基础——正如今天在华沙的这些人——而且人民在一开始便是美国的基础。

如果我们的公民不能一起赢得自由，不能一起战胜恐怖，不能一起直面威胁，我们便会因为缺少对我们价值观的自豪和信心而失去自由。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我们决不会让步。（掌声）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只要熟悉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便知道如何建设我们的未来。美国人知道，一个由自由的、享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构成的强大联盟将是我国自由和利益的最佳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本届政府要求北约全体成员国最终兑现他们完整而公平的财政义务。

在这种坚持下，数十亿的美元已经开始注入北约。事实上，人们大为震惊。在我看来，数十亿美元更多来自一贯并不积极缴费的国家。

对那些抨击我们强硬立场的人，我会指出，美国言行已经表明我们严格遵守了共同防御承诺的第五条款。（掌声）

言语很轻松，但行动才是关键。至于它自身的防务——你们很清楚，人人都清楚，也必须清楚——欧洲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欧洲必须投资于未来的安全，以彰显对未来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称赞波兰的原因，波兰在本周决定进口美国久经沙场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世界上最好的。（掌声）这也是我们向波兰人民致敬的理由，作为北约成员国，波兰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投资共同防务的基准线。谢谢，谢谢你，波兰。我必须说，你们树立的典范真的很伟大，我们为波兰喝彩。谢谢你们。（掌声）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防务不单是对资金的承诺，也是对意志的承诺。因为波兰的经历提醒我们，西方的防务最终不是依赖于手段，而是依赖���人民求胜的意愿，胜利、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代价去捍卫它？我们是否足够尊重我们的公民，去保护我们的边界？面对那些想颠覆、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欲望和勇气去保守我们的文明？（掌声）

在世界上，我们拥有最强大的经济、最致命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和强大的价值观，我们将会衰弱，我们将无法幸存。（掌声）如果有人忘了这些事的极端重要性，请他们去那些从未有过这些事物的国家。或者请他们来波兰。（掌声）请他们到这，到华沙，来学习华沙起义的故事。

他们到这里，他们应该了解耶路撒冷大街。1944年8月，耶路撒冷大街是横贯全城东西的主干道之一，今天依然如此。

控制这条大街，对于华沙起义的交战方至关重要。德国军队希望得到它，以便以最短路线输送军队、打造强大的前线。对波兰家乡军而言，是否有能力跨越这条街打通南北，对于防止市中心守军以及起义本身被分割和摧毁至关重要。

晚上，波兰人冒着枪林弹雨去堆沙袋，以保护横穿耶路撒冷大街的狭窄通道。白天，敌军则将它们一次次拆除。之后，波兰人挖过战壕。最后，他们建了路障。勇敢的波兰战士开始横跨耶路撒冷大道。狭窄处只有数尺宽，正是这一脆弱的一环维持着起义。

在两堵墙之间，一队队的公民和自由战士做着危险冲刺。他们跃过大街，跑过大街，从街下穿过——用各种方式来捍卫此城。一位年轻的波兰女性格丽塔曾经回忆道，“最远的地方有数米远。”死亡和生命对她来说都很重要。事实上，她还说，“街道最危险的地段被血浸透了。那是通信兵、女联络员和送信人的血。”

纳粹狙击兵见人穿越便射击。德国士兵焚烧了沿街建筑，而且用波兰人做人肉盾牌，以掩护其坦克，并企图夺取耶路撒冷大街。敌人从未停止过对文明前哨的攻击，而波兰人也从未停止防守。

耶路撒冷大街通道需要持续的保护、修复和加固，但是守卫者的意志从未动摇，即使面对死亡。在起义的最后时日，这个脆弱通道也从未失守。这一点绝不能遗忘。

关于华沙起义丧生者的往事，数十年一直在回响，不过很少像死于建设、防卫耶路撒冷大道的人这般清晰。这些英雄们提醒我们，西方是用爱国者的鲜血挽救的；每一代人必须斗争，并且在防卫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掌声）——每一尺土地、每一寸文明，都值得用生命去捍卫。

我们捍卫西方并非始于战场——而是始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灵魂。今天，将我们文明团结起来的纽带、防御的必要，丝毫不亚于波兰那片赤裸的土地——正是在那块土地上，波兰人曾完全安放了希望。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的生存取决于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和记忆的纽带。

今天像以往一样，波兰在我们心中，波兰人已经从事战斗。就像波兰从未被打垮，我今天敢向世界放言，西方也绝不会被打垮。我们的价值观将会取胜。我们的人民将会兴旺。我们的文明将会取胜。（掌声）

听众：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唐纳德·川普！

川普总统：谢谢你们。团结起来，让我们像波兰人一样战斗——为家庭、为自由、为国家、为上帝。

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波兰人。愿上帝保佑我们的盟友。愿上帝保佑美国。

谢谢。愿上帝保佑你们。非常感谢。（掌声）

1:16 P.M. CEST

MRS. TRUMP:  Hello, Poland!  Thank you very much.  My husband and I have enjoyed visiting your beautiful country.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and Mrs. Duda for the warm welcome and their generous hospitality.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opernicus Science Centre today, and found it not only informative but thoughtful, its mission, which is to inspire people to observe, experiment, ask questions, and seek answers.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purpose for such a wonderful science center.  Thank you to all who were involved in giving us the tour, especially the children who made it such a wonderful experience.

As many of you know, a main focus of my husband's presidency is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 think all of us can agree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live their lives without fear, no matter what country they live in.  That is my wish for all of us around the world.  (Applause.)

Thank you again for this wonderful welcome to your very special country.  Your kindness and gracious hospitality will not be forgotten.  (Applause.)  

And now it is my honor to introduce to you my husb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Applause.)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so ni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ny great diplomats, but there is truly no better ambassador for our country than our beautiful First Lady, Melania.  Thank you, Melania.  That was very nice.  (Applause.)

We've come to your nation to deliver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America loves Poland, and America loves the Polish people.  (Applause.)  Thank you.  

The Poles have not only greatly enriched this region, but Polish-Americans have also greatly enrich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s truly proud to have their support in the 2016 election.  (Applause.)  

It is a profound honor to stand in this city, by this monument to the Warsaw Uprising, and to address the Polish nation that so many generations have dreamed of:  a Poland that is safe, strong, and free.  (Applause.)  

President Duda and your wonderful First Lady, Agata, have welcomed us with the tremendous warmth and kindness for which Poland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Applause.)  My sincere -- and I mean sincerely thank both of them.  And to Prime Minister Syzdlo, a very special thanks also.  (Applause.)  

We are also pleased that former President Lech Walesa, so famous for leading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has joined us today, also.  (Applaus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n behalf of all Americans, let me also thank the entire Polish people for the generosity you have shown in welcoming our soldiers to your country.  These soldiers are not only brave defenders of freedom, but also symbols of America’s commitment to your security and your place in a strong and democratic Europe.   We are proudly joined on stage by American, Polish, British, and Romanian soldiers.  Thank you.  (Applause.)  Thank you.  Great job.  

President Duda and I have just come from an incredibly successful meeting with the lea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Three Seas Initiative.  To the citizens of this great region, America is eager to expand our partnership with you.  We welcome stronger ties of trade and commerce as you grow your economie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securing your access to alternate sources of energy, so Poland and its neighbors are never again held hostage to a single supplier of energy.  (Applause.)  

Mr. President, I congratulate you, alo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Croatia, on your leadership of this historic Three Seas Initiative.  Thank you.  (Applause.)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Central Europe as President, and I am thrilled that it could be right here at this magnificent,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It is beautiful.  (Applause.)  Poland is the geographic heart of Europe, but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Polish people, we see the soul of Europe.  Your nation is great because your spirit is great and your spirit is strong.  (Applause.)

For two centuries, Poland suffered constant and brutal attacks.  But while Poland could be invaded and occupied, and its borders even erased from the map, it could never be erased from history or from your hearts.  In those dark days, you have lost your land but you never lost your pride.  (Applause.)

So it is with true admiration that I can say today, that from the farms and villages of your countryside to the cathedrals and squares of your great cities, Poland lives, Poland prospers, and Poland prevails.  (Applause.)

Despite every effort to transform you, oppress you, or destroy you, you endured and overcame.  You are the proud nation of Copernicus -- think of that -- (applause) -- Chopin, Saint John Paul II.  Poland is a land of great heroes.  (Applause.)  And you are a people who know the true value of what you defend.

The triumph of the Polish spirit over centuries of hardship gives us all hope for a future in which good conquers evil, and peace achieves victory over war.

For Americans, Poland has been a symbol of hop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nation.  Polish heroes and American patriots fought side by side in our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in many wars that followed.  Our soldiers still serve together today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combatting the enemies of all civilization.

For America’s part, we have never given up on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the right and destiny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we never, ever will.  (Applause.)  

Our two countries share a special bond forged by unique histories and national characters.  It’s a fellowship that exists only among people who have fought and bled and died for freedom.  (Applause.)  

The signs of this friendship stand in our nation’s capital.  Just steps from the White House, we’ve raised statues of men with names like Pułaski and Kościuszko.  (Applause.)  The same is true in Warsaw, where street signs carry the name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a monument stands to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heroes, Ronald Reagan.  (Applause.)

And so I am here today not just to visit an old ally, but to hold it up as an example for others who seek freedom and who wish to summon the courage and the will to defend our civilization.  (Applause.)  The story of Poland is the story of a people who have never lost hope, who have never been broken, and who have never, ever forgotten who they are.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uch a great honor.  This is a nation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old.  Your borders were erase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only restored just one century ago.

In 1920, in the Miracle of Vistula, Poland stopped the Soviet army bent on European conquest.  (Applause.)  Then, 19 years later in 1939, you were invaded yet again, this time by Nazi Germany from the west and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east.  That’s trouble.  That’s tough.  

Under a double occupation the Polish people endured evils beyond description: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 the occupations, the Holocaust, the Warsaw Ghetto and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is beautiful capital city, and the deaths of nearly one in five Polish people.  A vibrant Jewish population -- the largest in Europe -- was reduced to almost nothing after the Nazis systematically murdered millions of Poland’s Jewish citizens, along with countless others, during that brutal occupation.   In the summer of 1944, the Nazi and Soviet armies were preparing for a terrible and bloody battle right here in Warsaw. Amid that hell on earth, the citizens of Poland rose up to defend their homeland.  I am deeply honored to be joined on stage today by veterans and heroes of the Warsaw Uprising.  (Applause.)  

AUDIENCE:  (Chanting.)  

PRESIDENT TRUMP:  What great spirit.  We salute your noble sacrifice and we pledge to always remember your fight for Poland and for freedom.  Thank you.  Thank you.  (Applause.)  

This monument reminds us that more than 150,000 Poles died during that desperate struggle to overthrow oppressio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e Soviet armed forces stopped and waited.  They watched as the Nazis ruthlessly destroyed the city, viciously murdering men, women, and children.  They tried to destroy this nation forever by shattering its will to survive.

But there is a courage and a strength deep in the Polish character that no one could destroy.  The Polish martyr, Bishop Michael Kozal, said it well:  “More horrifying than a defeat of arms is a collapse of the human spirit.”

Through four decades of communist rule, Poland and the other captive nations of Europe endured a brutal campaign to demolish freedom, your faith, your laws, your history, your identity -- indeed the very essence of your culture and your humanity.  Yet, through it all, you never lost that spirit.  (Applause.)  Your oppressors tried to break you, but Poland could not be broken.  (Applause.)  

And when the day came on June 2nd, 1979, and one million Poles gathered around Victory Square for their very first mass with their Polish Pope, that day, every communist in Warsaw must have known that their oppressive system would soon come crashing down.  (Applause.)  They must have known it at the exact moment during Pope John Paul II’s sermon when a million Polish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uddenly raised their voices in a single prayer.  A million Polish people did not ask for wealth.  They did not ask for privilege.  Instead, one million Poles sang three simple words:  “We Want God.”  (Applause.)

In those words, the Polish people recalled the promise of a better future.  They found new courage to face down their oppressors, and they found the words to declare that Poland would be Poland once again.

As I stand here today before this incredible crowd, this faithful nation, we can still hear those voices that echo through history.  Their message is as true today as ever.  The people of Poland, the people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 of Europe still cry out “We want God.”  (Applause.)

Together, with Pope John Paul II, the Poles reasserted their identity as a nation devoted to God.  And with that powerful declaration of who you are, you came to understand what to do and how to live.  You stood in solidarity against oppression, against a lawless secret police, against a cruel and wicked system that impoverished your cities and your souls.  And you won.  Poland prevailed.  Poland will always prevail.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You were supported in that victory over communism by a strong alliance of free nations in the West that defied tyranny.  Now, among the most committed members of the NATO Alliance, Poland has resumed its place as a leading nation of a Europe that is strong, whole, and free.

A strong Poland is a blessing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 and they know that.  A strong Europe is a blessing to the West and to the world.  (Applause.)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entry of American forces into World War I, the transatlantic bon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s as strong as ever and maybe, in many ways, even stronger.  

This continent no longer confronts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But today we’re in the West, and we have to say there are dire threats to our security and to our way of life.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out there.  They are threats.  We will confront them.  We will win.  But they are threats.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We are confronted by another oppressive ideology -- one that seeks to export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all around the globe.  America and Europe have suffered one terror attack after another.  We’re going to get it to stop.  (Applause.)  

During a historic gathering in Saudi Arabia, I called on the leaders of more than 50 Muslim nations to join together to drive out this menace which threatens all of humanity.  We must stand united against these shared enemies to strip them of their territory and their funding, and their networks, and any form of ideological support that they may have.  While we will always welcome new citizens who share our values and love our people, our borders will always be closed to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of any kind.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We are fighting hard against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and we will prevail.  We cannot accept those who reject our values and who use hatred to justify violence against the innocent.

Today, the West is also confronted by the powers that seek to test our will, undermine our confidence, and challenge our interests.  To meet new forms of aggression, including propaganda, financial crimes, and cyberwarfare, we must adapt our alliance to compete effectively in new ways and on all new battlefields.

We urge Russia to cease its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in Ukraine and elsewhere, and its support for hostile regimes -- including Syria and Iran -- and to instead join the community of responsible nations in our fight against common enemies and in defense of civilization itself.  (Applause.)  

Finall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our citizens are confronted by yet another danger -- one firmly within our control.  This danger is invisible to some but familiar to the Poles:  the steady creep of 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at drains the vitality and wealth of the people.  The West became great not because of paperwork and regulations but because people were allowed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pursue their destinies.

Americans, Poles, and the nations of Europe valu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confront forces, whether they come from inside or out, from the South or the East, that threaten over time to undermine these values and to erase the bonds of culture, faith and tradition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Applause.)  If left unchecked, these forces will undermine our courage, sap our spirit, and weaken our will to defend ourselves and our societies.

But just as our adversaries and enemies of the past learned here in Poland, we know that these forces, too, are doomed to fail if we want them to fail.  And we do, indeed, want them to fail.  (Applause.)  They are doomed not only because our alliance is strong, our countries are resilient, and our power is unmatched.  Through all of that, you have to say everything is true.  Our adversaries, however, are doomed because we will never forget who we are.  And if we don’t forget who are, we just can't be beaten.  Americans will never forget.  The nations of Europe will never forget.  We are the fastest and the greatest community.  There is nothing like our community of nations.  The world has never known anything like our community of nations.

We write symphonies.  We pursue innovation.  We celebrate our ancient heroes, embrace our timeless traditions and customs, and always seek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brand-new frontiers.

We reward brilliance.  We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cherish inspiring works of art that honor God.  We treasure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and free expression.  (Applause.)  

We empower women as pillars of our society and of our success.  We put faith and family, not government and bureaucracy, at the center of our lives.  And we debate everything.  We challenge everything.  We seek to know everything so that we can better know ourselves.  (Applause.)

And above all, we value the dignity of every human life, protect the rights of every person, and share the hope of every soul to live in freedom.  That is who we are.  Those are the priceless ties that bind us together as nations, as allies, and as a civilization.

What we have, what we inherited from our -- and you know this better than anybody, and you see it today with this incredible group of people -- what we've inherited from our ancestors has never existed to this extent before.  And if we fail to preserve it, it will never, ever exist again.  So we cannot fail.

This great community of nations has something else in common:  In every one of them, it is the people, not the powerful, who have always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and the cornerstone of our defense.  The people have been that foundation here in Poland -- as they were right here in Warsaw -- and they were the foundation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in America.

Our citizens did not win freedom together, did not survive horrors together, did not face down evil together, only to lose our freedom to a lack of pride and confidence in our values.  We did not and we will not.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As long as we know our history, we will know how to build our future.  Americans know that a strong alliance of free,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is the best defense for our freedoms and for our interests.  That is why my administration has demanded that all members of NATO finally meet their full and fair financial obligation.  

As a result of this insistence, billions of dollars more have begun to pour into NATO.  In fact, people are shocked.  Bu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more are coming in from countries that, in my opinion, would not have been paying so quickly.

To those who would criticize our tough stance, I would point ou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onstrated not merely with words but with its actions that we stand firmly behind Article 5, the mutual defense commitment.  (Applause.)  

Words are easy, but actions are what matters.  And for its own protection -- and you know this, everybody knows this, everybody has to know this -- Europe must do more.  Europe must demonstrate that it believes in its future by investing its money to secure that future.

That is why we applaud Poland for its decision to move forward this week on acquir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ttle-tested Patriot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 the be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Applause.)  That is also why we salute the Polish people for being one of the NATO countries that has actually achieved the benchmark for investment in our common defense.  Thank you.  Thank you, Poland.  I must tell you, the example you set is truly magnificent, and we applaud Poland.  Thank you.  (Applause.)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our defense is not just a commitment of money, it is a commitment of will.  Because as the Polish experience reminds u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 ultimately rests not only on means but also on the will of its people to prevail and be successful and get what you have to hav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our time is whether the West has the will to survive.  Do we have the confidence in our values to defend them at any cost?  Do we have enough respect for our citizens to protect our borders?  Do we have the desire and the courage to preserve our civilization in the face of those who would subvert and destroy it?  (Applause.)  

We can have the largest economies and the most lethal weapons anywhere on Earth, but if we do not have strong families and strong values, then we will be weak and we will not survive.  (Applause.)  If anyone forget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hese things, let them come to one country that never has.  Let them come to Poland.  (Applause.)  And let them come here, to Warsaw, and learn the story of the Warsaw Uprising.

When they do, they should learn about Jerusalem Avenue.  In August of 1944, Jerusalem Avenue was one of the main roads running east and west through this city, just as it is today.   Control of that road was crucially important to both sides in the battle for Warsaw.  The German military wanted it as their most direct route to move troops and to form a very strong front.  And for the Polish Home Army, the ability to pass north and south across that street was critical to keep the center of the city, and the Uprising itself, from being split apart and destroyed.

Every night, the Poles put up sandbags amid machine gun fire -- and it was horrendous fire -- to protect a narrow passage across Jerusalem Avenue.  Every day, the enemy forces knocked them dow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n the Poles dug a trench.  Finally, they built a barricade.  And the brave Polish fighters began to flow across Jerusalem Avenue.  That narrow passageway, just a few feet wide, was the fragile link that kept the Uprising alive.  

Between its walls, a constant stream of citizens and freedom fighters made their perilous, just perilous, sprints.  They ran across that street, they ran through that street, they ran under that street -- all to defend this city.  “The far side was several yards away,” recalled one young Polish woman named Greta.  That mortality and that life was so important to her.  In fact, she said, “The mortally dangerous sector of the street was soaked in the blood.  It was the blood of messengers, liaison girls, and couriers.”

Nazi snipers shot at anybody who crossed.  Anybody who crossed, they were being shot at.  Their soldiers burned every building on the street, and they used the Poles as human shields for their tanks in their effort to capture Jerusalem Avenue.  The enemy never ceased its relentless assault on that small outpos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oles never ceased its defense.

The Jerusalem Avenue passage required constant protection, repair, and reinforcement, but the will of its defenders did not waver, even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o the last days of the Uprising, the fragile crossing never, ever failed.  It was never, ever forgotten.  It was kept open by the Polish people.  

The memories of those who perished in the Warsaw Uprising cry out across the decades, and few are clearer than the memories of those who died to build and defend the Jerusalem Avenue crossing.  Those heroes remind us that the West was saved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that each generation must rise up and play their part in its defense -- (applause) -- and that every foot of ground, and every last inch of civilization, is worth defending with your life.

Our own fight for the West does not begin on the battlefield -- it begins with our minds, our wills, and our souls.  Today, the ties that unite our civilization are no less vital, and demand no less defense, than that bare shred of land on which the hope of Poland once totally rested.  Our freedom,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survival depend on these bond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memory.  

And today as ever, Poland is in our heart, and its people are in that fight.  (Applause.)  Just as Poland could not be broken, I declare today for the world to hear that the West will never, ever be broken.  Our values will prevail.  Our people will thrive.  And our civilization will triumph.  (Applause.)

AUDIENCE: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So, together, let us all fight like the Poles -- for family, for freedom, for country, and for God.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the Polish people.  God bless our allies.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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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6.10】【文／费舒华（Joshua Philipp） 张小清 译】

如果你要问共产主义的 源头，大多数人会说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过，如果你去问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回答，第一个共产党革命者是弗朗 索瓦-诺埃尔‧格拉克斯‧巴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而假使巴贝夫今天仍然在世，问他信仰的根源，他大概会这样回答：“嗯，这说起来有点复杂。”

1794年7月28日，法国政治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被送上断头台，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政治团体“雅各宾俱乐部”的专政。

随着罗伯斯庇尔被处决，其“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也宣告结束，这是法国大革命中暴力血腥的时期，其间有16,000多人遭斩首；而由于监禁、自杀、流亡、内战等原因，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于此，据英国学者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雅各宾专政共造成30万人死亡。

罗伯斯庇尔之死，让下面众多激进派人物陷入混乱，其时，巴贝夫登上了历史舞台。据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大卫‧普里斯特兰（David Priestland）所著《红旗》（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一书，“巴贝夫谴责罗比斯庇尔背叛法国工农，他本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领导人。”

“按照巴贝夫的设想，货币要废除，人们必须将所有劳动成果交到集体仓库，由集权政府重新分配。”

巴贝夫的目标是推翻革命的法兰西督政府（French Directory，1795—1799），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设计新制度，以此恢复雅各宾派的“平等共产主义”政权。

弗朗索瓦‧诺埃尔‧格拉克斯‧巴贝夫（1760—1797）被认为是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该图出自法国历史学家嘉洛瓦（Léonard Gallois）1846年一本著作的插图。（公有领域）

普里斯特兰写道，巴贝夫“抨击私有财产，比他在雅各宾派执政时还激烈”，他也放弃了仅靠土地法就能带来“绝对平等”新局面的想法。

按照巴贝夫的设想，货币要废除，人们必须将所有劳动成果交到集体仓库，由集权政府重新分配。

巴贝夫从他所谓“温和的雅各宾主义”中吸取教训，也注意到罗伯斯庇尔在其恐怖统治中处处使用暴力。巴贝夫寻求建立一种更极端的制度：通过暴力革命来控制和强化权力意志。

据《法国大革命史词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巴贝夫在1795年2月因“煽动叛乱、谋杀和瓦解国民议会”入狱，期间密谋成立“平等阵线”（Conspiracy of the Equals，又称平等会、巴贝夫密谋等）。书中提到，其身边的密谋者包括监狱囚犯中的“前恐怖分子”和“新恐怖分子”日耳曼 （Germain）、波德森（Bodson）、德邦（Debon）和邦纳罗蒂（Buonarroti）等，其他激进分子也很快加入其中。

不过，没有等到巴贝夫在1796年5月11日实施武装起义，督政府就听到了风声。5月10日，他和许多密谋者一同被捕，经过两个月的审讯，许多人被判处死刑。

巴贝夫在1797年5月27日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的理论却由活下来的密谋者菲利波‧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继承，后者著书记述了这场失败的运动。

在巴贝夫思想的影响下，秘密社团“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兴起。据普里斯特兰记述，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达巴黎后加入该社团，很快成为“1840年代最有名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按普里斯特兰的说法，魏特林沿袭了巴贝夫关于暴力革命、强制执行平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参合他心中的“基督教末日景象”。在其领导下，“流亡者同盟”于1836年更名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当时的欧洲有多个激进社团，很多公众人物与报纸都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思想。特别是在19世纪的巴黎，前后发生了多次起义。

“正义者同盟”参与了1839年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四季社”的起义。之后，魏特林成为第一个共产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的领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短短两个多月内就屠杀 了几十万人，毁掉了巴黎及城中文物古迹的四分之一。

在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领导下，巴黎公社社员于1871年5月16日拆毁旺多姆圆柱（Vendôme Column）。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53)

不过，早在巴黎公社之前，共产主义就开始在社会上生根。基于国家强制实施平等和无休止斗争的现代共产主义，其早期源头可追溯到秘密黑帮“光照帮”（Illuminati）。（参阅» 龙延：挖出共产党的根）

1839年“四季社”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被迫迁到伦敦，并于1840年建立“德国左派工会劳工教育协会”（Educational Society for German Workingmen）。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会上，“正义者同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组成了由两人领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整理编写出了《共产党宣言》，并于次年发表。

这份《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现代共产政权的纲领性文件，不过，据伯纳德‧摩斯（Bernard H. Moss）的《马克思与法国永久革命》（Marx and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记载，那时这只是“为一个小帮派草草编出的小册子”，并没有马上引起重视。按照摩斯的解释，在1848年，“宣言中的绝大部分思想在工薪阶层的民主派人士中都已司空见惯”。

然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知名度的增加，“宣言”传播得越来越广。这本简短综合的小册子，可以用来向不读马、恩其它著作的人进行宣说。

马克思、恩格斯扮演的另一个角色，是将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合在一起——他们最先尝试的是联合“德国工人俱乐部”（German Workers’ Club），随后又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Workingman’s Association），即“第一国际”。

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也就是深深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为了他们自己的极权主义等级制不受挑战，他们热切呼吁摧毁一切等级制度，就如法国大革命那样，致力摧毁家庭、财产、贵族和宗教。

虽然《共产党宣言》看似在宣扬平等、共享这样的崇高理念，实质上，其宣扬的思想对人类却是灾难性的。“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

“宣言”否定传统美德和个人责任，代之以一个高度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强制摧毁一切社会结构，并将新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体系强加给所有国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写道：“1789年从‘社会联谊会’（Cercle social）开始的革命运动，……至巴贝夫的密谋暂告失败，使得巴贝夫的朋友邦纳罗蒂在1830年革命后重提共产主义观念。这种持续发展的思想，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据《共产主义黑皮书》，仅仅历经一个多世纪，这种新的制度就造成1亿多人非正常死亡。

  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产主义发展的基础。其所推动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础上，这种制度企图通过规范个人的信仰与观念来实现“社会公益”，反而逐渐摧毁了自由意志。

共产主义通过暴力压制一切异见来维持自身存在。独裁者们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乌托邦式的——是人类进步的大结局，所有与之相左的观点都遭到扼杀。

在巴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组织“平等会”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贝夫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罗伯斯庇尔正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阶段——“恐怖统治”时期的幕后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紧跟着美国独立战争（1775至1783年）的滚滚车轮而来。独立战争属于美国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是基于其 中的个体对同一思想理念的认同，以及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协力，而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俱乐部和社团，在意识形态和目标上却是南辕北辙。

“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其敌人却全然不同：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他们犯下的错误，也将由在世界其它地区兴起的共产政权重演。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追求他们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触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颁布的法律都会把新出现的社团定作“革命”的敌人。同样，共产政权独裁者们也以“个人即政治”的名义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会釐定一套新的“敌人”。

据法国历史学家亚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书，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不久，就为罗伯斯庇尔竖了一尊雕像。[注：该书英译本由共产主义网站马克思主义文库（MIA）翻译。]

这很有象征意味，马迪厄写道，因为“列宁像所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一样，受到我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历史的滋养、受到榜样的鼓舞，并在根据国情进行改良同时，将其付诸实践”。

法国大革命期间实施恐怖统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肖像。（公有区域）

他写道，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怖、强行征用和征税来实施的阶级专政，且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俄罗斯或法国社会，而是全社会的转型”。

罗布斯庇尔属于激进的革命团体“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中包括两个突出的议会派系——自由派（吉伦特派）和激进派（山岳派），罗布斯庇尔是山岳派领袖。

温和的吉伦特派与极端的山岳派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为后人周知的多次动乱。罗伯斯庇尔1793年7月上台时，公共安全委员会刚刚通过三日暴动（5月31日—6月2日）驱逐了吉伦特派，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民主；“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从9月间开始实施。

“雅各宾派的许多代表已经得出结论，挽救革命需要无情的措施。”威廉‧科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国大革命与海军政治冲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书中写道，罗伯斯庇尔认为，“我们（法国）需要的是一个单一意志。”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可以用其主要参与者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国民公会演讲时的一段发言来概括：

“只要最后一个自由之敌人还在呼吸，你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你不仅要惩罚叛徒，也要惩罚中立的人；……既然法国人民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意愿，那么每个反对者都‘自外’于最高权力机构；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敌人。”

“恐怖统治”时期大规模使用暴力始于1793年9月初，当时激进的巴黎市民武装入侵国民公会，要求公会接受其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方案。与山岳派结 盟的法国低层平民“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又译无裤党）将食物供给不足归罪于农民，认为农民在为自己囤积食物，继而要求雅各宾党人对其 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将食品顶出仓库。

这场运动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政权魁首日后所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从农民手里攫取种子、庄稼乃至农具，引发更为严重的饥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发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对政权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违法行为包括行为可疑、有不当的社会联系，以及发表不当的言辞和著作。违反这项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这样解释这一理念：“灾厄会降临在那些在此谴责我们的人身上。”

共产政权的独裁统治也有类似的政策，反对各种各样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同样遭到谴责或杀害。这可说是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斩首者中，有22个吉伦特人；他们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裁决是早已定好的。吉伦特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力就此结束，山岳派从此掌权。

法国大革命激进分子之一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肖像，1793年绘制。（公有领域）

“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清洗”法国莱昂市之前，圣鞠斯特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列宁后来在“党派”的观念下推出类似的概念：民众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革命的人，后者被定为消灭对象。在今天的政治冲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即社会民众只分两派，没有中间派。

如拉尔夫‧汉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兰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众施行暴力，会不断请‘人民’政府赋予其正当性。”

这些革命独裁者所说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国民，而是他们想缔造的共产体制中人。对革命所创造出的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没什么了不起，残暴恶行也没什么可怕的。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为口号，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国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话来说，他们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说是“无政府状态”最为合适。

詹金斯说，在恐怖统治期间，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同党基于极端主义的逻辑，屠杀了许多法国农民；“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暴力），这里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却必须死，好让法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场新运动中，山岳派内部一个更极端的小团体——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关键角色。

该俱乐部创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国革命期间成为巴黎执政府。巴黎公社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基督教的暴力行动，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 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杀戮，可被视作最早执行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机构之一。

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创始人包括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狱的关键人物，还有卡米尔‧B‧德穆兰（Camille B.Desmoulins）——罗伯斯庇尔的儿时好友、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极端派别中，还有一个极端激进的成员——雅克‧R‧埃贝尔（Jacques R. Hébert），他创��埃贝尔派，颁布了无神论国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压制基督教。

这幅1793年的速写刻画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理性崇拜”名目下的“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公有区域）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则从埃贝尔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开始。这个新体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确的人之宗教”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理性女神”，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教。

詹金斯说：“罗伯斯庇尔带领人们进入巴黎圣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后在这场流血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消灭掉，真是莫大的讽刺。”据估计，法国革命期间有30万至40万人死于饥荒、战乱、处决等等。

“理性崇拜”带来了“去基督教运动”，其目标是在法国教会和民众当中消灭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节”：教士们当众遭到侮辱，穿上教职服装的男子在祭坛上撒尿，然后捣毁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农场里的牲畜穿着教士的服装，被放入教堂。

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列宁、毛泽东等人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带来宗教和传统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标志性的行动是放纵的假面舞会、猥亵行为，以及对肆意的破坏。其堕落至极，连罗伯斯庇尔后来也反对了。

罗伯斯庇尔作出的回应是立法认可信仰自由，并颁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节”。

皮埃尔-安托万‧迪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绘画描绘了1794年至上节的场面。（公有领域）

而对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不是开始，却是结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恐怖统治”就此终结束。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恢复社会秩序之前，法国还要走过十年的艰难岁月。

唐纳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中则说，“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介暴民，共产主义即借此（暴力）维持生存。”

他还说：“共产主义是整个国家的绝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化”，通过消灭个人权利、财产、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当破坏掉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时，才可能达到这一步。”他说，“你打破这一切，宣称‘国家面前一切平等’，而这国家根本就无视家庭、无视教堂、无视神，而只看管个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

他也提到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人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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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aitastar]

可萨黑手党：不惜一切代价执意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可萨黑手党疯了，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更新）

作者：Sajjad Shaukat 今日退伍军人

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除其他原因外，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在继续采取国际贷款政策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迅速扩大，而债务使国家濒临破产，导致了革命。

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是因为法国人民想要结束君主制和贵族制……人民签署了《人权宣言》，宣布所有等级平等……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革命珍视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民的真正愿望，这不仅成为法国人民的灵感，也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灵感。”

但是，当法国见证了 1793 年 9 月至 1794 年 7 月的恐怖统治时代时，这种热情就消失了。恐怖统治基本上是由革命的激进领袖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创建的。

据一位研究人员称，“断头台成为首选的处决方法，并被称为“国家剃刀”。医生约瑟夫断头台建议将其用于所有处决，因为这是一种快速、无痛的死亡……该装置是一个大木框架，底部有一个空间供囚犯颈部使用。在机器的顶部是一个大角度的刀片。一旦俘虏被固定，刀片就会掉落，切断头部并导致立即死亡。”

在恐怖统治期间，革命者通过断头台处决了法国精英阶层的许多高级成员，其中还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菲利普二世、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

恐怖统治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雅各宾派控制。罗伯斯庇尔治理国家，拥有八十​​万军队。在当时，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研究人员说，“有 20,000 到 40,000 人被处决。在审判中，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受害者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任何不同意雅各宾派的人都是对共和国的威胁。”

罗伯斯庇尔甚至处决了他的一些领导人，如丹东和其他在 1794 年被斩首的人。当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内的几位主要煽动者被斩首时，恐怖统治结束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自相残杀。

关于恐怖统治，大卫汤姆森写道，“恐怖不是阶级战争的工具，70% 的受害者属于农民和劳动阶级。”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 VD Mahajin 的说法，“恐怖统治被描述为戒严令发疯…… [1793 年] 11 月 10 日，罗兰夫人被处决。当她登上脚手架时，她惊呼：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何等罪行！”

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趁着国家的恐怖统治和动乱之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成为了政府首脑，成为了第一任领事。后来他自称为法兰西皇帝。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完全相反，拿破仑通过建立独裁、君主制和贵族制统治了法国。他还使法国军事化，并在几场战争中与该国交战。

如果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后果，我们需要知道，在现代，可萨黑手党也发疯了，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个黑手党完善了断头台的策略，折磨致死了数百万人，属于各个国家。如果断头台导致人快速死亡，那么卡扎尔黑手党的技术不仅通过大规模谋杀，而且通过常年痛苦（也可能等同于缓慢毒药）来消灭人类。

至于卡扎尔黑手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联系，《今日退伍军人》的多位作家已经曝光了其邪恶的图谋。

📷可萨人

在这方面，在“极其邪恶的可萨黑手党的隐藏历史” 和“过去的可萨人，现在的可萨人”的标题下，普雷斯顿·詹姆斯和迈克·哈里斯在 VT 上写道，

以及他们为赢得这些战争和维持联邦而对美国和美国人进行报复的血誓。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上，《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任戈登·达夫在其主旨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色列……直到今天，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可萨黑手党 (KM) 正在通过使用假旗斗士式恐怖主义，并通过非法和违宪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对美国和美国人发动秘密战争。安全和 TSA。我们确信，KM 负责在 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部署内部工作的角斗士式假旗攻击，以及 1995 年 4 月 19 日的默拉大楼爆炸案……可萨人发展成为一个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国家，拥有古老的巴比伦巫术，神秘的寡头作为他的宫廷……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公民的抱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对可萨国王的最后通牒……他必须为他的人民选择三种亚伯拉罕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可萨国王选择了犹太教，并承诺遵守由俄罗斯沙皇领导的周边国家联盟制定的要求。

尽管他同意并承诺，可萨国王和他的核心寡头圈子继续练习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也被称为秘密撒旦教……可悲的是，可萨人继续他们的邪恶行径，抢劫和谋杀那些穿越可萨的周边国家的人。可萨强盗在杀害这些访客后经常试图伪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伪装和虚假身份的大师——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他们的祭祀神秘仪式，这实际上是古老的巴尔崇拜……可萨领导人有一个完善的间谍网络，通过它他们获得了事先警告，并从可萨逃到了西方的欧洲国家，带着他们的巨额黄金和白银。他们躺下并重新集结，在假设新身份的同时……为了完成他们的入侵，他们聘请奥利弗·克伦威尔谋杀国王查尔斯一世，让英格兰再次安全地进行银行业。这开始了持续近十年的英国内战，导致王室和数百名真正的英国贵族被杀。这就是伦敦金融城成为欧洲银行业之都并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开端。

📷

可萨黑手党 (KM) 决定使用巴比伦黑魔法（也称为巴比伦金钱魔法）或白手起家的秘密艺术渗透和劫持所有世界银行，并利用恶性高利贷的力量来积累利息……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重组并继续秘密尝试在美国境内安装他们自己的巴比伦货币魔法银行。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贿赂奸诈、叛国的国会议员，在没有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平安夜通过了非法、违宪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法案随后由一位被收买的歪曲总统签署，他是美国的叛徒，就像投票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一样。KM 实施了一个非法、违宪的税收制度，以确保美国人必须为美国政府的高级别支出买单，这些支出是由腐败的 KM 竞选活动实施的被收买的、歪曲的国会和总统傀儡批准的金融...... KM很容易获得足够的钱来选举他们想要的任何人，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由可萨黑手党 (KM) 创建和部署的，作为他们长期计划报复俄罗斯沙皇和无辜的俄罗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因反复抢劫、谋杀和身份盗窃而分裂了可萨人。来自可萨利亚周边国家的旅客。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解释了对俄罗斯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可萨黑手党（KM）长期以来的报复。

有些酷刑和流血太极端了，我们不会在本文中提及……他们将这种种族偏执的大规模犹太征服妄想称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巴比伦塔木德主义或路西法主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罗斯柴尔德 K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彻底化为乌有，为法西斯主义制造了真空，然后重建它，创造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作为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力量……希特勒成为了一个问题KM 挣脱并开始为德国人民和世界自由人民的利益行事，并发展自己的银行系统而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我们今天在可萨人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看到同样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摧毁世界伊斯兰人民如此直言不讳和咄咄逼人...... KM预计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二战，当他们支持双方时，这可以用来使整个世界工业化并最大化他们的银行家的金钱权力......二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王国部署了冷战，并以此为借口将纳粹科学家和精神控制专家带到美国进行回形针行动。

📷美国的回形针科学家

这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远远超过他们之前任何努力的全球间谍和间谍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下，他们继续渗透和劫持所有美国机构，包括各种美国教会系统、共济会（尤其是苏格兰仪式和York Rite）、美国军方、美国英特尔和大多数私人国防承包商、司法机构和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机构，包括大多数州政府，以及两个主要政党……罗斯柴尔德 KM 能够利用他们自己的错误被贴上所谓的“大屠杀”标签，作为思想控制的触发器，以挫败和抵制对其犹太复国主义方式的任何批评。”

事实上，犹太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大型卡特尔的所有者。他们以美国为基地，在国际层面经营着大型跨国公司、军火工厂、五星级酒店、石油公司、酒业、银行、电影业、印刷和电子媒体。犹太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有影响，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全球经济。因此，通过主导美国的内部政策，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已经为自己和以色列的利益塑造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通过把美国变成企业产业，他们把世界变成了企业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顾问、美国前总统布什（The Senior）协商后，以新世界秩序（NWO）取代旧的两极秩序，美国充当了一种保护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的全球警察可萨黑手党的成员。

在单极世界中，甚至联合国系统也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政策的工具。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被迫按照华盛顿的指示重新调整国内政策。美国为了获得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隐秘议程，将其突如其来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国有化等全球化条件强加于准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多数这些国家的贫困加剧，导致许多人因疾病和缺乏医疗而痛苦地死亡。它进一步扩大了穷国与富国或七国集团之间的差距。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杀害儿童制裁；遏制科索沃种族清洗的迟到行动、支持以色列侵略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否决联合国任何有效的遏制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极大地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

当乔治·W·布什总统成为美国总统时，他和新保守派跨越了所有限制，以牺牲穆斯林和爱国的美国人为代价来确保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合法性不是自然的或自动的，而是创造的。” 在9/11假旗行动的掩护下，美国总统布什精心策划了全球反恐大戏。

使用“讨伐恶人”一词的布什进一步认为正在进行的反恐“不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他还警告世界要选边站，他说：“要么你与我们或与恐怖分子。” 正是由于外交压力对弱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加入了布什的反恐战争所致。通过操纵9/11大屠杀，布什还得到了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情，包括也加入了假全球反恐战争的北约国家。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美英为首的军队）入侵和占领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了包括特种军事行动在内的先进战争机器的猛烈空袭和地面炮击等野蛮战术。司法暗杀杀害了数名无辜者。尤其是那些喜欢制造“震惊和敬畏”的麻痹效果的美国军事战略军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现了可怕的毁灭地狱。

就伊拉克而言，包括前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内的许多伊拉克人对费卢杰的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甚至美国周刊《新闻周刊》在其 2004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的出版物中也承认，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造成 400 多人丧生。[前]管理委员会的四名成员辞职以抗议美国在费卢杰的镇压……根据医生的说法，死亡人数无法核实，超过400人……一次空袭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阿拉伯语电视台声称，炸弹炸死了超过 20 名祈祷的平民。”

与阿富汗一样，美国士兵也在伊拉克屠杀了数名受伤人员和平民。2004年11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电视频道播放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平民避难的费卢杰清真寺近距离射击并杀死一名已经被俘和受伤的伊拉克囚犯的镜头。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是美国领导的国家恐怖主义或使用异常武力的最坏例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围捕，追捕疑似穆斯林男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印度秘密机构 RAW 帮助中央情报局官员逮捕了这些留着胡须和女士，戴着围巾的穆斯林男子。除了关塔那摩湾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情报局的酷刑牢房在几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还在船上设立了美国秘密机构和军事人员对激进分子和嫌疑人使用各种酷刑方法，如身体暴力甚至谋杀。美国臭名昭著的私营军事公司黑水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消灭了无数穆斯林。

2013年3月，英国卫报/BBC的调查报告披露，在美国高级官员的指挥下行事；中央情报局利用了一个由秘密监狱、外国情报人员和包括比利时、泰国等在内的多个伊斯兰国家的酷刑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国家的酷刑是由美国情报人员直接进行的。

报告还提到了美国支持的实体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阿富汗）、关塔那摩和伊拉克实施的暴行——释放了一支致命的教派民兵，恐吓逊尼派社区，引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内战，并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的生命。

它透露，“在那场宗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每月有 3,000 具尸体散落在伊拉克的街道上。在美国皮卡车上围捕逊尼派，俘虏被扔进图书馆、机场和政府部门设立的秘密监狱。反占领政客、人权活动家和记者被谋杀。目的也是恐吓反对美国占领的普通伊拉克人。”

在这方面，报告侧重于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合作的退休上校詹姆斯斯蒂尔的角色，后者还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蒂尔定期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发送备忘录，后者将其转发给副总统迪克·切尼和乔治·布什总统。然而，由于混乱和野蛮行径，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一些最新报告表明，包括平民在内的超过 300 万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死亡，这些国家并未遭到袭击，而是被中央情报局、RAW 和摩萨德故意破坏稳定，因为后者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国家.

继他的前任之后，奥巴马总统也继续对穆斯林进行无情的屠杀，以完成可萨黑手党未完成的议程。

除了对阿富汗的葬礼、婚礼��清真寺进行空袭外，他还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变成了集中营。作为美国双重游戏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创建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家组织（也称为达伊沙、伊斯兰国和伊黎伊斯兰国），包括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作战。 - 阿萨德和伊拉克政权应对内战中丧生的超过 200 万穆斯林和基督徒负责——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地面和空中打击——由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和炸弹爆炸伊斯兰国。此外，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在这些国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特别是在叙利亚，数百万穆斯林无家可归。难民的困境——无数的死亡，特别是由于缺乏医疗和饥饿而导致的儿童问题，震惊了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缅甸（缅甸）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做法，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残酷军事行动已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折磨致死，并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

奥巴马总统还通过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索马里、也门等地，特别是巴基斯坦的非法无人机袭击，通过法外处决无辜人民，打破了所有侵犯人权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通过反恐战争为以色列和印度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控制区的解放战争等同于恐怖主义来加速对巴勒斯坦人和克什米尔人的系统种族灭绝。他们的部队一直在使用宵禁、镇压、围攻、屠杀和定点清除等军事恐怖主义来维持外星人对这些领土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实验室核实的多份调查报告证实，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以及在巴勒斯坦起义的各个阶段，使用禁用的化学和放射性物质，导致严重的抽搐，与受害者有关的灼烧感、呼吸困难、呕吐和疼痛——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长远来看，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死亡。2006年，在对黎巴嫩的战争中，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使用磷弹等违禁化学武器，造成2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占有中亚和伊拉克的能源资源。以中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资源。因此，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叙利亚反对派叛乱组织和伊斯兰国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动机是为了占领该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

许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参与叙利亚战争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希望结束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公开表示要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F. William Engdahl 写道：“今天，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只不过是同一战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并打破欧亚大陆对美国控制的新世界秩序。在每个方面，控制能源管道，这次主要是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欧盟，从伊朗和叙利亚经叙利亚到欧盟——是战略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据已退休的北约秘书长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称，就在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计划在五年内攻击和摧毁 7 个国家的政府，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伊朗。克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控制该地区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样，在时任总统穆沙拉夫执政期间，2002年3月，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在俾路支省建设瓜达尔深海港时，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的首都拉响了警报。以色列将其视为对其全球和区域计划的威胁。

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海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超过 1700 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地处南亚、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理位置优越，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此外，俾路支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激怒了华盛顿、新德里和特拉维夫，他们为了集体目标而打算削弱巴基斯坦。

总部设在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 RAW 在 ISIS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中得到了很好的渗透，包括他们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团体，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恐怖分子破坏中国西藏地区的稳定，伊朗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通过安排颠覆活动。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他们的特殊目标。

马基雅维利建议统治者外表要像狮子，内在则要像山羊一样行事。他还建议他们进行外国冒险和使用恐怖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在回应马基雅维利的同时，摩根索指出，有时，统治者会通过欺骗、欺诈、谎言甚至谋杀等不道德的活动来实现他们的自私目的。

Morgenthau、Palmer 和 Perkins 指出双重政策，“正如权力成为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一样，它现在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理由和合理化掩盖了政策的真实性质。”

尽管在当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世界中，这种险恶的政治已经被公平交易、和解和经济发展等现代趋势所取代，但可萨黑手党却按照旧的策略进行了最可怕的殖民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同时使用无情的恐怖主义技术，协助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因此，他们屠杀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数千人。

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宗方济各在指出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的同时，谴责全球金融机构，呼吁它们确保各国“不受压迫性贷款系统远非促进进步，而是让人们受制于产生更大贫困、排斥和依赖的机制。”

早些时候，教皇弗朗西斯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说，

“任何宗教都不能免受个人妄想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来打击以宗教、意识形态或经济体系为名的暴力……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注意到美国不接受叙利亚难民，弗朗西斯通过评论提醒立法者，美国“是美洲更大的美国整体的一部分，在那里移民是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这片大陆的人，不怕外国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外国人。”

弗朗西斯呼吁停止军火商的军火贸易，同时解释说：“致命的武器被出售给那些计划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无尽痛苦的人……沾满鲜血的钱，通常是无辜的鲜血。”

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政治必须真正为人服务，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奴隶。”

与此同时，自 2015 年 9 月以来，俄罗斯领导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联盟在未能推翻阿萨德政府后，开始对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叛乱分子和雇佣军进行成功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几次假旗恐怖袭击，实际上是摩萨德纵容一些中央情报局特工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以增加西方的反穆斯林现象——现在，人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反穆斯林现象更加不满。西方，甚至温和的穆斯林都有可能加入激进分子。另一个目标，尤其是摩萨德的另一个目标是使穆斯林激进化，反对西方基督徒，而后者反对前者。

操纵这些恐怖袭击的亲以色列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他的反穆斯林政策。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执行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这清楚地证明了他与以色列的联系。

最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自 9/11 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一方面，可萨犹太黑手党一直针对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实施其邪恶的计划，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正在迅速通过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来危害其金融利益。

同样，作为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盲目追求可萨黑手党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与可萨黑手党的双重政策一样，特朗普先生正在危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发起的针对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战战略就表明了这一点。

像拿破仑·波拿巴一样，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坚定的战士，正如他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战略所表明的那样。考虑到特朗普自相矛盾的做法和情绪化的言论，一些美国人称他为病夫。事实上，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特朗普总统也疯了。

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联军几乎击败了正在逃亡的伊斯兰国及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相关武装组织。

同时，根据可萨黑手党的秘密战略，除了支持狂热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外，美国极端主义总统特朗普还支持狂热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原教旨主义总理纳琳德拉·莫迪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反华、反俄、反巴基斯坦和反穆斯林议程。作为可萨犹太黑手党无形战争的一部分，他正在领导秘密的印以关系。

尽管如此，据估计，有超过 800 万穆斯林（不包括失踪人员）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恐怖组织的各种与恐怖有关的袭击中丧生。他们的死亡人数超过 6 或 700 万，而犹太人夸大了这一数字与大屠杀有关。虽然虚假的反恐战争没有尽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通过进一步煽动恐怖分子，加速屠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叙利亚、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军事人员。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通过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来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

如果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和佛教徒不及时制止，正在完成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未完成议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僵化和种族主义政策可能会导致内战由于长期的反恐战争（以及在阿富汗），美国已经面临多重内部危机。

虽然世界已经在宗教路线上变得激进，但这个阴谋集团可能会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引发一场大战。最危险的是，由于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阴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了战争般的局面。任何此类战争都可能以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告终，这将笼罩整个世界并使其进入自然��态。

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一样，可萨黑手党已经发疯并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

注意：可萨国王布兰（Khazar）选择了犹太教作为可萨人的宗教。因此，本文中也使用了可萨��太黑手党一词。

萨贾德·肖卡特 (Sajjad Shaukat) 撰写国际事务，并着有《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无形的力量平衡：国际关系中的危险转变》一书。

[independence-of-mind]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 改革三十年之我见（1/3）

作者：秦晖   2008-09-10

编者按：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 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 —— 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 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 —— 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

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

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

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

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

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

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

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

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

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

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

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

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

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

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

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

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

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

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

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

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

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

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

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

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

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

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 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

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

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

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

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

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

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

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

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

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 —— 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

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

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

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

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

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

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

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

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

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

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

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

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

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

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

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

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

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

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

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

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

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 —— 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 —— 这就不可取。

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

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

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

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

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

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

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 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

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

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

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

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

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

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

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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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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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苏联解体前，流传着许多政治笑话，一些是关于斯大林的。其中有这样一则笑话：列宁快 去世了，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列宁说：“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 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 走，你怎么办？”“那只好让他们跟你走！”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一天，斯大林去 看一场苏联喜剧电影的首映式。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快活的大笑，不过在电影结束之时他突然问道：“好吧，我喜欢这电影。可为什么那个丑角的小胡子和我的一 样？”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人怯怯的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要让演员把胡子剃了？”斯大林答道：“好主意，枪毙前先把胡子剃了。”

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斯大林在政治笑话中的形象，无疑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眼中形象的真实折射。

与马恩列相同的信仰

出生于格鲁吉亚的约瑟夫‧斯大林，本姓是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其笔名，其名字约瑟夫，是为了纪念基督耶稣人世的父亲约瑟夫起的。父亲是鞋匠，母亲是 仆人。不过，有史书披露，斯大林其实是一个地主和女仆的私生子。其父为了名声，收买了一个鞋匠，让他和怀孕的女仆结婚。但此事最终还是曝光了。童年时的斯 大林因此常被嘲笑为杂种。

斯大林少年时，他的生父被谋杀了。斯大林是疑犯，但没找到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

或许受其生父背景的影响，斯大林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士，遂送他进入教会小学读书。当时的斯大林是一名信神者。他的第一首诗写于15岁，诗的开头道：“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是多么伟大啊！”15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斯大林，被推荐进入神学院学习。

根据《斯大林全集》，1931年，斯大林在与专门撰写名人传记的德国记者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指出，从15岁开始，他就与“当时生活于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者地下小组有联系，这些小组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我对秘密流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了兴趣”。

也就是说，15岁时斯大林就开始走向了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背离神之路，追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走向了撒旦。在地下小组那里，他和一位名叫 Galina的女孩相爱了。因为那时的党员们很穷，Galina被指派去做一个富翁的情妇，以便为党筹钱。当斯大林亲自投票赞成这一提案时，她选择了割脉 自杀。

无疑，正是因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参加地下工人宣传小组，这个曾经的优等生逐渐变成了不及格的学生，并被学监批评，关了禁闭。1898年，24岁的斯大林成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成员。第二年，因为攻击神学院的一名修士，斯大林被学校开除。

其后，当斯大林开始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Demonoshvili”，在格鲁吉亚语中，此词意为 “恶魔”。他的另一笔名是“Besoshvili”，意即 “恶魔般的”。

1906年，斯大林在《阿哈里‧德巴耶巴报》上的两篇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阶级斗争之火将更加剧烈的燃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斗争中引进有组织性的体系和特性。”“无产阶级……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斯大林全集》）

俄罗斯出版的雷巴斯写的《斯大林传》中描绘道：此时的斯大林已没有了人的传统形象，变成了撒旦。彼时一位诗人写道：“���旦之翼的影子越来越黑，越来越深不可测。”这就是那个时期斯大林的形象。

1912年“斯大林”成为其新的笔名，该词的意思是 “铁人”，一个没有丝毫人类感情、没有怜悯之人。变成了撒旦的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之人，而开篇的两则政治笑话就是具体体现。就连列宁也说斯大林是“党内最冷酷无情之人”。

而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斯大林的妻舅兼最亲密同志卡冈诺维奇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的特征。即使他偶尔表露出一些情 感，那些情感也不像是属于他的。它们就像盔甲外面的鳞片一样虚假。而鳞片后面，就是斯大林本身 — 一块钢板。基于某种理由，我相信斯大林能万岁……因为他根本不是人……”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描述了他的“灵性操练”。各宗教的信仰者在修法时，会想像美丽、智慧、善良的事物，以助他们变得更加慈悲；而斯大林则沉迷于恰恰相反的修习中。

他告诉卡冈诺维奇：“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像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 会想像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从我的心里抹掉此人。”

卡冈诺维奇还认为，斯大林在秘密从事占星。因为斯大林在谈到上帝和宗教时总是带有一种隐蔽的尊敬。斯大林从未直接说上帝不存在。

此外，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虽从未深入研究撒旦教，但她居然也写道：“贝利亚（苏联秘密员警头子）和我们全家似乎有一种魔鬼般的联系……贝利亚是 个令人恐惧的、邪恶的魔鬼……一个可怕的魔鬼已占有我父亲的灵魂。”斯维特兰娜还提到，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这就是统治了近半数人类，并号令人们在全世界进行恐怖活动的撒旦魔教祭司的真实写照。

成为列宁帮手

斯大林被神学院开除后，在梯弗利斯自然观象台工作，与此同时，继续参加社民党的活动，并组织工人罢工。据《斯大林传》记载，从此时一直持续到 1917年十月政变，斯大林做过宣传员，组织过罢工，成立过印刷厂，组建过武装队；筹集过党的经费，甚至去盗窃、抢劫银行、绑架、敲诈等；安排过侦察和反 侦察的活动，参加过肃清内奸的工作，筹建过党的委员会，当过记者，搞过武器……

从1902年到1914年间，斯大林因为上述行动被沙皇逮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如1914年，斯大林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向北80公 里处的莫纳斯特尔斯克伊村以北的小村庄。与列宁流放期间一样，在那里，斯大林可以钓鱼、划船、听音乐，和居民们随意聊天等等。其伙食费是一个月15卢布。

有着如此经历的斯大林，在地方党组织的地位则逐步上升。1905年初，列宁的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 构、进行暴力斗争的想法，遭到了党内走温和路线的玛律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俄国社民党逐渐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和以玛律托夫 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斯大林一直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一年，他认识了列宁，与列宁近似的想法以及在高加索地区有影响的地位，使列宁记住了斯大 林的名字。

同年，俄国爆发革命，斯大林亦是格鲁吉亚巴统地区的组织者之一。苏共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文章中曾如此描写当时的斯大林：“他把推翻当今的权 贵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心里对权贵的仇恨一直是超过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倒他……他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一系列不 足，比如才智迟钝、缺乏天赋、身体和精神面貌平凡。他强烈的虚荣心使他总心怀妒忌和不友善之感。他的顽强里也包含着复仇的心理……他很早就懂得冷静、克 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

1912年，斯大林来到圣彼德堡，在列宁指示下创办《真理报》，并首次使用笔名“斯大林”。1913年，他最后一次被捕。1916年，他因伤避免了参加一战，但被流放到阿钦斯克。

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得以回到圣彼德堡，继续从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同年7月，列宁因试图发动暴动而被临时政府通缉，斯大林协助其逃往芬兰。

而在当年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苏维埃俄国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主席，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除了人民委员会，还组成了一个“四驾马车”，其成员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最为亲近。

10月，列宁在德皇的支持下回到俄国，发动十月政变，斯大林亦是领导成员之一。

随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

斯大林掌权并成为独裁者

列宁等夺取二月革命的成果，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对斯大林信任有加。1917年12月列宁去休假时，把“家务”全权交给斯大林，这足以说明列宁对他的信任。此外，据说列宁一天都不能离开斯大林，一天内打无数次电话召见斯大林，商讨事宜。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死去，斯大林地位进一步提升。不过，在同年爆发的波苏战争中，斯大林因违背列宁的命令而遭到批评，托洛茨基更是公开对其进行指责。

1921年，斯大林在苏共在格鲁吉亚建立红色政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因为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斯大林被列宁所重用，并在其推荐下，于1922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然而，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高压政策等和列宁相左，再次引发后者的不满。随着列宁病情的加重，列宁开始担忧斯大林的快速上升和对权力的掌控。因为斯大林当上总书记后，不再与周围其他人商量，也直接批准干部的任命。这被其他高官视为“斯大林独裁”。

于是，病重的列宁在遗嘱中要求另找人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并开始寻求与托洛茨基的合作。

1924年列宁死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做好了向斯大林进攻的准备，但其遗嘱并没有被公开，只是在高层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但在加米涅夫、季诺 维也夫等人的支持下，斯大林以全票再次当上苏共总书记，保住了党内的最高职位。掌权后的斯大林又一次显出了其冷酷无情的一面，先后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 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大佬或开除出党，或逼出政治局。

如在1927年12月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大势已去。75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和15名不同意官方方针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发配到距离首都180公里的卡卢加。斯大林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1929年底，在列宁死去五周年后，斯大林成为苏共党和国家大权独揽的管理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报刊上就不再以他的职位总书记称呼他了，而代之以“领袖”。从此，他在党的日常民主程序中就不可撼动了。

大搞个人崇拜

中国两代人对于毛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对于将毛变成干尸在天安门广场展览讽刺为“暴尸”，而这显然并非是林彪和毛以及毛的继任者们的发明，还应追溯到斯大林时期。

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将其“神化”，他不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将列宁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内供人参观。伴随着列宁“高大上”形象的出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兴起。

在苏联各地，一些城镇、乡村、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如斯大林格勒，还有斯大林奖、斯大林和平奖等等。此外，斯大林的雕像也遍布苏联境内，甚至每个人家中也要悬挂其画像。这与文革时的中国何其相像！

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其名字不仅被写入新的苏联国歌，而且还成为诗歌、音乐、绘画、电影等文艺作品的核心。苏德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都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极权统治。

苏联人的苦难并没有因为列宁的死而终结，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带给苏联人的是更多的镇压和残杀，其所为骇人听闻，残忍程度远超任何底线。据悉，斯大林在执政的20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其杀害的“异己分子”比所有的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

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称，斯大林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不妨让我们看看斯大林究竟做了些什么。

饿死八百万人的大饥荒

1927年到1928年，因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不顾他人反对，一方面采取特殊手段打击富农，一方面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在农村没收粮食和食 品，然后把这些粮食或是出口用来换取西方机械设备满足苏联工业化运动的需要，或是用于战略储备。这引起了农民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 畜，农业总产值下降。

资料显示，苏联1928年至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150%，这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

2015年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发表的新的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在这场大饥荒中，有大约400万乌克兰人饿死，大约占当时乌克兰人口总数的13%，其中绝大多数饿死的人来自农村，其中1百万人是不满10岁的儿童。当时全苏联有870万人饿死。

报告还称，当时损失最严重的是乌克兰，其次是哈萨克，而饥荒程度较轻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等地。据悉，虽然当时苏联有大量粮食储备，但当局并未拿来帮助农民，乌克兰农村当时甚至发生过食人事件。这饿死的几百万冤魂，斯大林之责首当其冲。

镇压农民反抗运动

斯大林主导推出的农户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因条件尚不成熟，遭到了农民的抵制。1929年，国家进入了一场新的内战。这一年，有1,307次农民反 抗，近30万人卷入其中，而在1930年1月至3月间，大规模的行动超过2,700起（还不包括乌克兰），参与人数超过180万。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富农们被分成三个等级发配到集中营和流放地。紧接着就开始了对富裕农民的大规模镇压。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北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有数百乃至上千人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为了镇压他们，当局派出了正规军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

据《斯大林传》披露，1932年1月，苏共通过了对北高加索农村党组织地区进行清洗的决议，首先拿库班开刀。11月间，在库班，有43%的苏共党员遭到清洗，有5,000人被捕，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共有1.5万人失去了自由。

经过集体化农庄和大饥荒后，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在苏联几乎被全部消灭。

残酷迫害宗教

2012年12月，一个介绍苏共如何进行大规模宗教迫害的展览在莫斯科举办，主办者是俄罗斯东正教下属的吉洪诺夫神学院。主办方的叶尔米洛夫神父介绍说，苏共政权当年一直宣传苏联宗教自由，但那些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谎言。共产党政权对宗教的摧毁前所未有，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受迫害，首当其冲的是东正教。

十月政变后的俄国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甯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这道命令，直到1921年。而作为撒旦教信徒的斯大林，没有丝毫怀疑的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消除宗教。以 东正教为例，其在三十年代几乎被消灭，1939年活动的教区从1917年的54,000下降到几百个，很多教堂被毁，神学院被关闭，数以万计的教士、僧侣 和修女被迫害或处决。后来在大清洗中就有超过10万人被枪决。

二战期间，斯大林又开始寻求教会的帮助，宗教作为一种爱国组织得到一定的复兴，数以千计的教区又重新兴办。

除了东正教，在苏联的其它教派，如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等也是消灭的物件，大量僧侣被处决，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佛教庙和纪念物被毁……

三十年代恐怖的“大清洗”

 “大清洗”是苏联三十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1934年12月，苏联政治新星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据说其知人善任、作风民主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共党 内受到欢迎，而在其遇刺前，列宁的一些旧部商讨要用其替换斯大林。遇刺案发生后，斯大林对此案高度重视，亲自前往列宁格勒参与调查和审讯，蹊跷的是，基洛 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不久在押解过程中死于车祸。而1959年，幸免遇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此案最终没有结论，但斯大林却断言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的，开始了其的“大清洗”计划。斯大林首先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通过逼供迫使他们认罪，最后于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将他们处死。

史料显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罪”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恐吓、威胁、欺骗下同意的，且他们得到了斯大林不杀的承诺。然而，当他们在法庭上听到被处 死的判决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随即，残忍无情的斯大林又以“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指控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7名高级将领，其一千多军队中的“同谋者”也被枪决。1938年，斯大林再以同样手段处决了布哈林等人，托洛茨基则在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务刺杀。

大清洗最终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 介绍，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 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甯和莫洛托夫三人。

至于军队中，被清洗的包括苏联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 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此外，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大清洗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份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资料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 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2009年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一个视频博客里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像， 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份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受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 遭受迫害，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试图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 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绝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绝不能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绝不允许 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

让人毛骨悚然的“古拉格”

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古拉格”在斯大林1953年死之前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著名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一位厂长仅仅因为在大会上停止鼓掌就被判处十年劳改；一位裁缝仅仅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就被判了刑。

苏联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于1988年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斯大林时期的1937年至195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1,200多万劳改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饿死八百万人的大饥荒、镇压农民反抗，肃反杀了上千万人，让人毛骨悚然的“古拉格”，而这却并非是斯大林恶行的全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Milovan Djilas（密洛凡•德热拉斯）跟斯大林很熟。他曾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难道不是吗？”

对犹太人的迫害

很多人都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相当残忍的手段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但是对于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世人却鲜有所知了。

事实上，借由1917年的十月军事政变而夺取政权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领导人，如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明仁斯基、布哈林等都是犹太人。据悉，当时苏共政治局常委24人中，有16人是犹太人。

1924年，斯大林取得苏共最高领导权后，直至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采取的是任用、拉拢的手段。除了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被任用外，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迈赫利斯、苏联驻德国大使雅可夫•苏里茨等也是犹太人，甚至其秘书室中 也有两个犹太人。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前后至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共对犹太人采取了压制政策，犹太人成为了斯大林讨好希特勒的牺牲品。如苏 联驻柏林大使犹太人雅可夫•苏里茨被召回，李维诺夫被撤换，卡冈洛维奇被免除了部长职务，其他犹太高级别官员也悄然被排除。此外，几十万犹太人被逮捕，具 体死亡人数已无法统计。

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转而再次任用犹太人。战时，苏联有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反对纳粹的战争。在该国未被占领地区的200多万犹太人中，大约有50万人在部队服役。其中，在战场上阵亡的犹太人大概将近20万。

然而，战争结束后，犹太人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当1947年冷战在欧洲拉开序幕，以色列宣布倒向西方阵营后，斯大林开始实施对犹太人的消灭政策。 因为苏联国内的犹太人显然支持以色列，他们不顾政府限制，以各种各样方式，向以色列人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国的祝贺；尤其是他们当见到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和苏联 军队中的犹太人时都围观欢呼，甚至热泪盈眶，倍觉亲切。这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他怀疑国内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会相勾结，将苏联国土也划出一部分建立犹 太人的国家。因此，对犹太人的清洗开始了。

这场“反犹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总导火线，是审判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4月，主要为苏联政府向美国筹措 军费。成员除外交部副部长左洛夫斯基和莫洛托夫的妻子外，大多是著名的苏联犹太裔文化名人。委员会为苏联募集了很多钱，有力的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然而，恼羞成怒的斯大林将心中的怒火全部撒在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身上，指控这个委员会同美国一起准备在克里米亚建立起犹太人前哨阵地。 主要成员因此均被处决。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囚禁或死在集中营里。1950年8月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案件中，一批医生、工作人员（大多为犹太人）被捕并于11 月被枪决。“反犹运动”还迅速扩大到各个领域，许多犹太族作家、文学家、演员以“为外国服务和企图使克里米亚的犹太人脱离苏联”的叛国罪名于1952年被 枪决。同年，苏联在布拉格也进行了同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许多犹太人“被吊死在屠户用的肉钩上，享受的是希特勒处决人犯的绞刑”。

1953年，“反犹运动”达到了高潮。当年1月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案”，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治病的有9 个犹太人（实际只有4 人可以确定为犹太人）被捕。斯大林借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及高等院校中被赶走。

此外，斯大林还强迫苏联文化界和科技界的犹太裔知名人士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签名。这是一封用恶毒语言诬蔑犹太人的信，很多犹太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名。

直至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有人称：“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有人统计，遇害的犹太人在100万以上。

关于这段历史，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有所描述。

斯大林为什么像希特勒一样要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不过根本原因应该是其个人崇拜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的确，一个 独裁者怎能容忍治下的臣民去为他国政权欢呼呢？怎能容忍持不同看法的人存在呢？而这大概是共产政权以及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吧。

霸人妻女的乱伦者

斯大林的私生活也十分腐败糜烂，为世人所震惊。

斯大林23岁时看上了漂亮的奥莉佳，遂引诱上床。虽然奥莉佳已婚，却不妨碍斯大林与她频繁做爱。因奥莉佳丈夫老实胆小，斯大林只要在他面前把刀子比划一下，他就乖乖地躲到一边，把床让给斯大林。

后来斯大林娶了战友阿廖沙的妹妹卡佳，感情还不错，卡佳为斯大林生了个儿子雅沙之后病逝，斯大林很伤心。但在后来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毫不留情的枪毙了他的好朋友，卡佳的哥哥阿廖沙。

1910年，斯大林被流放到索里维切戈茨克。斯大林住在寡妇库扎娃家中，当他离开小城后，库扎娃生了一个儿子。传言说，斯大林就是这个儿子的父亲，后来传言得到了证实。

斯大林1912年又与安娜秘密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6年后就秘密结束，其中的隐情至今仍是个谜。（可能因为安娜是犹太人，当时苏联有强烈的排犹情绪。）

1918年，斯大林娶了第三任妻子娜捷塔，比他小25岁，是他原来的老��人奥莉佳的女儿。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对斯大林不适用，它不仅 吃窝边草，而且知道娜捷塔是他的亲生女儿！娜捷塔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激烈争吵时，斯大林突然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女儿！”这给了娜捷塔当头 一棒，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在斯大林的字典里是查不到这个字的。从此娜捷塔情绪忧郁，失去了快乐。

斯大林的儿子雅沙（雅可夫）比娜捷塔小十岁，那时已十七、八岁，很喜欢年轻的后母，两人常常在一起，至于有没有乱伦，未见记载，但斯大林对他们的关 系很忌妒，父子关系非常紧张，斯大林经常痛骂雅沙，最后雅沙终于不堪虐待而开枪自杀，但未击中要害，又被救活。斯大林毫不痛心，反而大骂儿子笨蛋，“连自 杀都办得不成个样子！”

雅沙愤而从军，官至上尉。在卫国战争中，雅沙没有像毛岸英那样留在彭德怀身边做“太子监军”，而是冲锋在第一线。后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曾想用他换回 被苏军俘虏的鲍罗斯元帅，被斯大林一口回绝：“拿上尉换元帅，做梦！”后来雅沙在战俘营触电网自杀成功，使斯大林不能再骂他笨蛋。

斯大林与娜捷塔有一个儿子叫瓦夏，但斯大林并不爱他，从小就灌他格鲁吉亚烈酒，以致瓦夏终身酗酒，成为废人。为此娜捷塔与斯大林经常吵闹。

娜捷塔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因为斯大林生性好色，拈花惹草，并经常当着妻子的面在公开场合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流氓动作，娜捷塔为此感到耻辱。

1932年11月7日是苏联15周年庆典，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三军仪仗队和盛大阅兵式，接受万众欢呼。娜捷塔也在主席台上，但看上去苍白、疲 惫，完全不像一个30岁的风华少妇。她两眼茫然，对红场上的激情视若无睹，毫无兴趣。因为近来斯大林与一个叫罗莎的女人好上了，娜捷塔略有不满就被斯大林 当众羞辱，使她颜面尽失。

当晚，娜捷塔发现斯大林和罗莎又在鬼混，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家中后情绪很不稳定。官方的说法是其死于事故，但有史家称其女仆曾看见斯大林跨在娜捷塔身 上，两手卡住娜捷塔的脖子，歇斯底里的叫着：“我教你，我教你！”而娜捷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太阳穴上的伤口血流满地，血泊中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女仆大 惊，去抓电话，被斯大林挡住，���她去擦地板上的血。不久有人来用纱布、冷霜和粉把娜捷塔的面容整好，头发重新梳理，掩住伤口的部位。

娜捷塔极有可能是在与斯大林争吵后，或自杀，或被斯大林开枪打死。

在追悼会上，斯大林表情沉痛，内心如何则无人得知。不过，作为一个冷酷之人，他并不会真的在乎娜捷塔之死。

陷入意识形态迷途

1934年8月，斯大林遇到了一件尴尬之事，他不得不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恩格斯的一篇题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文章。季诺维也夫是 该杂志编委会成员之一。作为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表示不能接受沙俄1890年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其原话，沙俄的外交就是要不断扩张 帝国的版图，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乱，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膝，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向前进……

斯大林意识到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实际影响”。他还列举了恩格斯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展望日益逼近的欧洲战争前景时，这个奠基人 直截了当的说，“德国的胜利，也许，就是革命的胜利”，“如果俄国发动战争，就会有人走到俄国人及其盟友的前面，不管他们充当什么角色”。

在苏联面对着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之际，在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世界革命教条主义的背景下，斯大林不希望读者如此解读苏联的对外政策。

最终，杂志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却发表了一篇社论，作者正是季诺维也夫。社论对恩格斯的一封信件进行了评论，并将恩格斯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观点介绍成了仿佛他是“完全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读到社论后非常震惊，他马上谴责编辑部的立场是“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式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否定了列宁的革命经验的。随即，责任编辑被降职，季诺维也夫也被从编委会中除名。

为了挽回影响，《布尔什维克》杂志希望斯大林写一篇社论，阐述一下他对经典著作的看法。斯大林并不愿意，认为把自己与恩格斯作比较是“不理智”的。最终，他选择了放弃。

此时的斯大林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迷途：既不能辱骂恩格斯，不能降低列宁的作用，不能解除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武装，也不能侮辱俄国（即便是沙皇俄国）。因 此，也就不用写什么社论了。斯大林确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合其所领导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中国变来变去，甚至相 互矛盾的原因。

“斯大林模式”本质是独裁

除了通过党内的斗争，不断清洗异己以及树立个人崇拜等方式外，斯大林还娴熟的运用共产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来迷惑人心，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实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在政治上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通过垄断国家机关干部人事任免，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在文化思想领域，则严密控制与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苏共掌控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全党和全体国民在思想和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斯大林模式”的本质就是独裁，因此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模式下，苏联国内呈现的是一言堂、内部斗争、文化清洗、经济管制等。而此种模式后来为中共的毛泽东继承、发扬。

没有人否认的是，斯大林独裁统治的30年，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人民更是生活在恐怖中，其所描绘的所谓美景都不过是虚幻而已。

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对此一针见血：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斯大林之死与去斯大林化

乱伦、淫荡、杀人如麻的斯大林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去，官方宣布其死是因为“脑溢血”。但55年后，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从一批秘密档中找到了斯大林中毒身亡的证据，而其手下高官贝利亚是最大的嫌疑人。

斯大林死后，其遗体被保存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供参观。随后赫鲁雪夫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将贝利亚逮捕枪决，最终坐上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雪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掀起“去斯大林化”运动。很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企业、工厂等都改成其它名字，斯大林的罪行被公开化。据中共内部消息，“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1961年10月31日，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做出的决议，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出，迁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墙下。

与希特勒、毛泽东齐名的一代暴君就此死去，而他给苏联人造成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巴契夫也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称“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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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在不少共产党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一词，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而“列宁主义”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斯大林才系统的论述了列宁主义，称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也因此被视为马、恩之后的共产党的又一个“导师”。不过，列宁是化名，其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信仰

1870年4月出生的列宁的血统极为复杂，其祖父母都是蒙古人，他有着俄罗斯人、卡尔梅克人、犹太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瑞典人等血统。家族成员信仰东正教。列宁17岁时，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与谋杀沙皇行动而被处死，同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

应该是受到其哥哥的影响，列宁大一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在流放期间，列宁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从此宣称自己接受并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

不过，如马克思、恩格斯信仰撒旦教一样，青年时的列宁亦如此。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Trotsky在其写的《青年列宁》一书中提到，列宁16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

作家阿丽德娜曾多次见过列宁，她曾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著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另一个在1890年前后与列宁长期合作的斯特鲁威后来描述列宁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仇恨。列宁仇恨谁呢？

后来，列宁曾就苏联的状况写道：“这个国家并非按我们的意愿运作。它是如何运作的？这辆车不听使唤。一个人在车轮上，看似在引领它，但车子并非奔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它遵照另一种力量的意志而行驶。”

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竟能取代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他们是否为掌握某种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到头来却发现这种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并使他们绝望？

列宁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透露了端倪：“我希望我们被吊在发臭的绳子上。我一直希望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责罚肮脏的官僚主义。若此愿望成真，那就太好了。”

这是列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后的最后愿望：被公正的吊在发臭的绳子上。对于他本人，这个愿望未有实现，但几乎他所有同事最终都被斯大林处死了。这些人被处死前，公开承认他们是假装帮助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为另外的势力服务。

有一个秘密是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的。在此前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篇章里，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共产党学说的鼻祖马恩并非怀着拯救人类之心创立 其学说，相反是为了掩盖他们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地，而提出了“人间天堂”、“唯物论”等来迷惑众生。正如马恩其后的追随者列宁所言：“半个世纪之后，还 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马克思。”不理解什么呢？或许不理解的正是那些“共产党导师”们毁灭人类的毫无人性与道德底线的做法，而列宁却早已参透并 予以实行。

“六个墨水瓶”与流放生活

第一次流放结束后，列宁得到了沙俄政府批准，参加了大学毕业考试，并获得毕业证书。毕业后在进入彼得堡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加入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并参与活动。

1895年秋，列宁因组织工人活动被捕，被判14个月的监禁。期满后，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一个远离公路几百英里的偏僻村庄。在那里，列宁与也被流放到那里的克鲁普卡娅结婚。

大陆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六个墨水瓶》，作者正是克鲁普卡娅，讲的是被沙皇逮捕的列宁，被关押在一间狭小的黑暗的单人牢房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列 宁仍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写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为了避免看守发现秘密文件，列宁将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 字。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有一次，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的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列宁被关押期间，不仅有面包吃牛奶喝，还可以看书、写文章，与外界保持联系，这是怎样的监狱啊。

而列宁受到沙皇的优待不仅如此，在流放地，列宁住的是一间不大但非常干净、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地毛毯的房间，有人给他做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而这正是因为沙皇给了他每月八卢布的津贴。

此外，在闲暇时，列宁还去打猎，有时和朋友谈打猎，“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俄国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等知名人物。

在周末，他还去给当地老百姓做法律顾问——虽然这不被允许，但因为没有任何监视，列宁还是可以做。他还可以看各种书，写作，与很多人通信，甚至还可以申请去周边旅游。其30多篇文章的产量足以说明问题，而且居然还能在流放期间刊发。

列宁以后又是怎样对待沙皇的呢？

反沙皇与出卖俄国利益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他被允许回到圣彼德堡，随后赴瑞士留学，并开始在国外从事反沙皇政府的活动。在德国慕尼克他与玛律托夫合作创办了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报纸《火星报》，列宁撰写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观点，化名“列宁”在此成为他的“本名”。

列宁的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构、进行暴力斗争的想法，遭到了党内走温和路线的玛律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俄国社民党逐渐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和以玛律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列宁回到俄国组织暴动。不过，革命很快失败，列宁再次流亡西欧。列宁在国外期间，继续写文章发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与德国是交战国，列宁一方面要俄国国内革命党人不遗余力的破坏捣乱，并号召借一战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在拒绝与临时政府合作外，还与德国相勾结，出卖俄国的利益。

历史研究表明，列宁除了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上的支持外，还由其派的一辆秘密专车从瑞士接到德国，其后，列宁和其同党被安置在一节密封的火车中，经 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发动了十月政变。让德国人不寒而栗的是，在芬兰火车站，列宁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说了这样一句“俄国革命将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这句颇 具意味的话演变到后来是列宁建立政权后，开始支持德国国内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毫无疑问，没有德皇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有钱有枪，就不可能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来影响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就不可能取得政变的成功。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误判也是临时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西方盟国认为即便左派的列宁夺取了政权，也不会超过三四个星期，那时的俄国政府就会过渡到右派手中。显然，他们想错了。

在十月政变胜利后，掌握最高权力的列宁立刻与德方和谈，于1918年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割让给 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的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关于这段历史，可 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后来中共为得到苏联的支持出卖中国利益，与此时列宁出卖俄国利益的所为是何等的相似。从这一点上看，中共确实向“导师”学的有模有样。

残杀沙皇一家

对于给了自己相对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列宁亦痛下杀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国，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在被转移关押 后，尼古拉一家不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 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苏共曾经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维 尔德洛夫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 下”。这说明列宁负有首要的罪责。

农民对地主的劫掠

据俄罗斯雷巴斯撰写的《斯大林传》记载，在十月政变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让军人复员的法令。一些士兵陆续回到了农村，农民们在士兵们的带领下开始抢夺土地和地主几乎所有的财产。

民众驾着大车，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一个一个村庄，有时同时在几个村子冲向地主的庄园。为了不被杀死，地主们纷纷求饶。“人们捣毁和焚烧了建筑物， 但没有杀死地主。五六个小时后，地主的所有财产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贫农和中农的家里。地主被允许留在他们已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直到1920年。”

“农民们在抢光地主的财物后，立即开始分割他们的土地，并砍伐树木，重建自己的农舍。”而富农看到这样的恐怖情况，担心自己也被劫掠，就把值钱的东西都埋了起来。

这一幕与五十年后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地主的运动何其相似，只不过更为惨烈。

镇压示威者和暴动

十月政变后，列宁粗暴的做出了解散议会，即立宪会议的决定，这引起了民众的抗议。1918年1月5日，许多手持“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标语的示威者 向列宁所在的塔夫里达宫进发，负责守卫宫殿的列宁卫队下令示威队伍停下来，但示威者没有听从。于是士兵们举枪齐射，造成8到10个人死亡，20人受重伤。 示威者散去。士兵们烧毁了标语。

一小时后，又一支示威队伍出现。士兵们再次射击，又一次焚毁标语。总共近30人丧生，200人受伤。

随后，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次示威游行者中包括不少工人，高尔基质问“人民委员们”，称他们在扼杀整个俄国民主。而这恰恰是列宁所要达到的目地。

在暴力威胁下，立宪会议最终解散。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

然而，解散议会后的苏维埃的政权并不稳固。2004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历史与现实》一书透露，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1918年 （主要是下半年）在苏维埃俄国的32个省爆发了258次暴动。为镇压暴动，仅在15个省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而在24个省中，“因暴动”而死亡的人 数约为900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省发生了8起暴动，造成约170人死亡。

其后的一些农民起义控制了部分省份。最著名的是1921年的坦波夫起义。为了镇压起义，苏共还使用了毒气，使用了如集体枪毙人质、焚烧农民房屋等手段。被镇压的人中就有后来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苏联“英雄”卓娅的姥爷：神甫科斯莫杰米扬斯基。

除了出卖俄罗斯利益，扼杀民主，抢掠地主，镇压暴动，列宁还做了哪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呢？

镇压宗教

十月政变后，激进的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开始了。此时俄国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甯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当时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人生命。1921年，吉洪大牧首 （注：东正教的首脑）建议捐出教堂器具中的“非神圣”物品以拯救灾民，但“圣物”仍留在教堂。建议被拒绝。以无神论协会主席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展 开了一场诋毁教会并没收教会所有贵重物品的运动。

对此，吉洪大牧首向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列宁在3月19日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的密信中如此说道：“正当饥荒地区在人吃人、路上横着数 以百计的饿殍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的、最无情的强力去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不能停止对任何对抗的镇压。”“无论如何，我们务必以最坚 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保障自己获得几亿金卢布的储备金。”“我们据此能够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数越多越 好。”

收到这封密信后，托洛茨基的行动更加猛烈了。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教会根本没有什么“上十亿”的资产。而多年后，在对德战争中，苏共又变了一副嘴脸，斯大林向教会寻求帮助。

迫害知识份子

“对革命而言，保证成功的可靠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列宁夺权后，也是这样做的，1917年他亲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查、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推行红色恐怖政治。

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

列宁还下令关闭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

1922年，列宁还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可以从2003年俄罗斯举办的一个展览中一窥究竟。该展览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劳改营始建

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

从列宁时代开始，深处红色恐怖下的苏联人，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在“国有化”名义下被剥夺，一句玩笑或对领导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后逮捕，喝酒之后的醉话可能引来入狱之灾……也就是说，轻微的犯罪或者是讲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笑话的人也会被关入古拉格。

据统计，在斯大林时期的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50多万劳改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作为肇事者的列宁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月政变后的成果

抢劫、屠杀、私刑、暴力，这就是“十月革命”后的成果。当时俄罗斯著名的作家高尔基深为震惊，他撰文批评十月政变，称其是对文化的摧残，它的赌注是群众的兽性本能和惨无人道的经验。（见《不合时宜的思想》）

可以说，十月政变后，俄国的其它党派都想要阻止国家的毁灭，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利用大众的破坏心理，继续进行摧毁旧国家的毁灭性行动，而这与几十年后的中共何其相似。

施宾格勒在2003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据此对布尔什维克有了个本质的认识：“���尔什维克不是人民，甚至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 的最底层，是一个异己的、西方的阶层。他们如同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充满着卑微的仇恨。正是人民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气概。人民出于治愈 疾病的愿望，用这群败类之手摧毁了西方世界，然后又使自己重蹈覆辙。”

写下这段话的施宾格勒同时预言了日后的斯大林大清洗。

私生活及死于梅毒

与共产党其他党魁一样，教育大众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爱情的列宁，私生活同样糜烂。他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

而根据苏联1991年解体后开放的档案、验尸报告以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永保沉默的医师所做的解释，医师们推定列宁死于梅毒，而不是公开资料中所言的中风。

史料记载，列宁在革命之前，开始觉得无法忍受噪音。另据其同事在回忆录中透露，列宁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失控。三位医师中的神经学专家芬科史丹 说，这正是梅毒侵入的症状。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治疗列宁的医师团包括梅毒专家，一位知名的梅毒专家在被问及列宁的病情时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治疗哪 一种脑部疾病的”。据说，列宁死之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

为维护列宁的光辉形象，当年的验尸报告说列宁死于遗留于体内的子弹和脑动脉硬化，但列宁医疗团的27名医生中，只有8人签名，另外19人不同意上述结论，拒绝签名，包括两名列宁的私人医生。

众所周知，患上梅毒的人都是因为纵欲过度、乱交等，而共产主义信仰中的“共妻”思想，列宁应当并不陌生。

苏联的史料也表明，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上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 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 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力，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掌握大权的列宁“公有化”了多少个姑娘，包括其在国外流亡期间与多少人有染，可想而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28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但却终身没有子嗣。

无疑，在这一点上，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通之处，而其后共产党的另外两个导师斯大林、毛泽东也没有例外。

列宁的梦魇

列宁13岁时，曾写了一首堪称预言的诗，预示其生命将以彻底失败告终。他曾决定为人类服务，但却不要神明。他写道：“为他人奉献你的生命吧，可怜的是，你有着悲惨的命运，你的奉献将毫无成果。”

1924年，列宁死之前，如此说道：“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感到，我在无数受害者的血海中迷失了——这就是我的梦魇。太迟了，我们已不能回头，不能救我们的国家：俄国。我们需要像Assisi的Francis那样的人。如果有十个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救俄国。”

看透列宁的人

毫无疑问，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列宁死后的苏联完全按照其设计的蓝图行事：极权国家、官僚社会、单一的意识形态、无神论、军事化、计划经济、剥削劳工、制造新的敌人，等等。但这样的列宁，也曾被人看透。

曾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他曾说过，“1917年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临终时他口授了一份 《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 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这样的专制社会，苏联人再也无法忍受了，也丝毫不留恋，1991年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注脚。而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真相被还原，遍布前苏联的越来越多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毁坏，而这正是民心所向。

2016年1月21日，是列宁死去92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召开的科学教育委员会会议结束时表示，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列宁主义的破灭

按照后来斯大林的阐述，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革命的部分，其核心是：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联其后的实践中，尤其是随着苏联的垮台，已经一个个破灭了。

比如除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20世纪并没有爆发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随着内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更新、完善，经济等各 方面发展都有了巨大的进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列宁所言的“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伴随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的垮台，出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昭示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

不过，列宁以及其继任者斯大林提供的残忍的专政模式却成为中共统治中国人的范式，迄今仍在戕害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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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29】被视为马克思亲密战友、挚友的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家境富裕的他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与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死后，他还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他的所为使他位列共产党五大导师的第二名。

与马克思相同的宗教信仰

恩格斯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一名工厂老板，带有普鲁士贵族血统。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恩格斯，早年同样信仰基督教。

据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撒旦》一书披露，作为基督徒的恩格斯青年时期曾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赞颂上帝。但在读了德国的神学自由主义者布鲁诺‧ 鲍威尔（Bruno Bauer）写的一本书后，恩格斯开始对基督教产生怀疑，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恩格斯曾写道：“我每天祈祷，确实几乎是每天祈祷，希望找到真理， ���从我开始有了怀疑后，我一直这么做，但还是感到无法回头了。写下这些话的同时，我泪如泉涌。”

鲍威尔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但后来成了《圣经》的激进批判者。沃姆布兰德牧师在书中引述了鲍威尔于1841年12月6日，写给他的朋友、也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大学里，我都是当着大批的听众做演讲的。当我站在讲坛上嘴里吐出亵渎神明之辞时，我都不认识自己……在亵渎神明的同 时，我能想起自己是多么虔诚的在家中写一份关于对圣经和《圣经启示录》的忏悔书。不管怎样，这是一个非常坏的魔鬼，每当我登上讲坛，它就附上我，而我太弱 不得不屈服于它……只有当我作为教授，被授权公开宣讲无神论时，控制我让我说亵渎神明之语的那个魔鬼才会得到满足。”

受到鲍威尔影响的恩格斯，在1842年于英国认识马克思后，再也没有走回对上帝的信仰中去，而是接受了马克思所信奉的撒旦教。恩格斯曾在其作品《绝 对威胁亦或对圣经的神圣救赎，或者信仰的胜利》（《The Insolently Threatened Yet Miraculously Rescued Bible. Or The Triumph of Faith》）中曾描绘了他眼中的马克思的样子：

“谁在追求野蛮的目标？一个来自特里尔（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个显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脚后跟，伴着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 住广阔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长伸双臂，握紧邪恶的拳头；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像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占有了他。”

不过，恩格斯对撒旦的危害显然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学家 Schelling》一书中，恩格斯写道：“这种对主的漠视和冷淡，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不，它是公开宣言的敌意，现在，在所有宗派、团体当中，我们只有两 个阵营：基督和反基督……我们看到了众人中的伪先知……他们走遍德国，企图侵入所有地方；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他们背负着魔鬼之旗，在市集传授撒旦的 教义，诱骗可怜的青年，目的是将人们投入无底地狱的最深处。”

然而，恩格斯却深深的被马克思这个反基督的“怪物”所吸引，并成为其亲密的朋友，给予其最大的支持。而恩格斯留着与马克思近似的胡子，符合撒旦信徒的外部特征。

与马克思的合作和对其资助

17岁时，恩格斯被父亲要求学习经商，尽管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到不来梅当了办事员。当时的不来梅充斥着自由和民主的氛围，恩格斯也深受其影响，并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21岁时，恩格斯为服兵役来到了柏林，他在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讲座。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在《莱茵报》任主编的马克思，并为其所吸引。

从前文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描述看，虽然恩格斯对于撒旦的危害了然于胸，但他还是决意与马克思合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 所有伦理道德……”（摘自《共产主义宣言》）。他在《Anti-Duhring》中写道：“对人的博爱是荒谬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们需 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现在是这样。”

从此，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了两人的亲密合作，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长期资助。

1844年，恩格斯来到巴黎，与正在那里的马克思合写了《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迁到布鲁塞尔。第二年，两人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后，共同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合作拟定同盟纲领，即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该宣言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1848年，恩格斯还与马克思一起创办《新莱茵报》，宣传马克思思想。

1849年德国工人暴动失败后，恩格斯回到工厂工作，以便可以资助不断需要经费的马克思。他在工厂一待就是20年。期间他和马克思多有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涉及各个方面。

为什么马克思需要那么多经费？在《共产党五大导师之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家境不错，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大量财产，但除了挥霍之外，马克思还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大量钱财。这使得他的生活日渐捉襟见肘。

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 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注：指女仆海伦）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 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在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总共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不过，对亲情、世人冷漠的马克思对待恩格斯又是怎样的呢？1863年1月8日，恩格斯把妻子病逝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在开 头写道“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接着笔锋一转，就说自己陷于怎样的困境，等等。之后也没有什么安慰的话。

恩格斯十分生气，于是在回信中发了一通火，最后干脆写上：“那就听便吧！”马克思在10天后承认了错误，而这极有可能是他无法失去恩格斯的资助。

甘心为马克思“顶包”

除了给予马克思大量的经济资助外，恩格斯还甘心为马克思顶包。在马克思与女仆海伦私通生下私生子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恩格斯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将其寄养在一个工人家庭中，承担养育费用。

在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时，恩格斯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于是，恩格斯挣扎著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会干这种事！ 当恩格斯告诉她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并选择了自杀。而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身体力行共妻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要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进一步阐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到了共产主义，没有了家庭，人们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有着这样思想的恩格斯也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1843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认识了玛丽，并与其同居，其后，还与玛丽的妹妹莉西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玛丽姐妹都是爱尔兰人，也都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

虽然玛丽接受了恩格斯这种混乱的生活方式，但她一直想成为恩格斯的妻子。在她临咽气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恩格斯终于作了妥协，违心的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于是玛丽含笑撒手人寰。

玛丽死后，恩格斯继续与莉西和其侄女同居，她们从未得到恩格斯的任何婚姻的承诺，只能当了恩格斯一辈子的情人。

与马克思有着同样信仰并身体力行共妻制的恩格斯，对生命、暴力、无产阶级、爱国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漠视生命  崇尚暴力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于生命也是极端漠视，二者都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马克思曾写道：“一个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会中进行。革命不会在乎它毁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会在乎它毁掉的房屋一样。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势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

而恩格斯在《马札尔人的斗争》（《The Magyar Struggle》）中也写道：“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仅将导致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王朝、也将导致整体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进步。”

《马克思与撒旦》一书中写道，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而恩格斯则写到“我们进 行的美味的复仇”。他还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 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对无产阶级的看法

被世界无产阶级无比崇拜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心底里是鄙视无产阶级的，因为他们不过是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称为“蠢蛋、恶棍、屁股”，而恩格斯更加直白：“民主主义者、赤军，是的，甚至那些共产主义暴民，都永不会爱我们。”

其实，从一开始，所谓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名不符实的。当恩格斯于1847年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时，恩格斯自己如此说：“推荐一个工人只 是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荐他的人则投了票给我。”“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假选举，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共产教徒们一直想以自己的理念来打造人民 和社会。”

对经济的片面分析

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工厂工作的经历，于1845年3月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他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

按照马恩的表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是“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正是资产阶级造就 了可怜的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 得到工作。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 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

不过，中国大陆2009年出版的《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一书，介绍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当年为何英国工人对《宣言》不感兴趣，为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失败了，等等。

根据George Boyer教授的考证，《宣言》过度渲染了工人的悲惨，其实，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只是集中在曼 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而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罕（1840年代英国的第二大工业城）时，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 产阶级”，而伯明罕有“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 有道德”。

那么《宣言》的问题出在哪里？George Boyer教授认为问题就出在马恩自身。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但他并没有在伯明罕住过，因此把曼彻斯特的状况当成普遍的情形。而马克思 则一半靠恩格斯的转述，一半靠从报章杂志的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宣言》过度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

根据马恩的解释，曼彻斯特工人的悲惨生活是源于他们被“资本家无情的剥削”，但现代经济史学者却认为，是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1840年的饥荒”。 英国在经历了40年代的饥饿时期后，从1850年开始迅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增长1.3%，这 项增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

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 年间增加了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正是因为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当1848年《宣言》出版后，人们对斗争自然无法产生兴趣。不过，马恩对此并未死心，仍然期盼著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然而，他们还是失望了，只好转而批评英国工人的“狭隘心态”。他们所期待的共产党革命终于在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但却是一场夺取民主政权的政变。

显而易见，《宣言》所传达的资讯，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后，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 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马恩对于经济的理解与分析也是相当片面的。那些赋予煽动性、迷惑性的词藻除了将这个世界带入 你死我活的斗争外，似乎别无他用了

共产主义者不爱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乃至其后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是不爱祖国的。马、恩在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而在其内容中，也对国家这个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的政治形式、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的宣称要让它解体，促进其灭亡。

马克思还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按照其说法，英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俄罗斯的工人……只要是信仰相同者，会组成跨国界的劳动阵营，加以合作，并可以完全抛弃国家。没有祖国的人，何谈爱国主义？

从马恩对国家的漠视，对爱国主义的曲解，就可以找到后来列宁为何接受与俄国为敌的德皇的资助回国发动军事政变的根源，找到中共为何要保卫苏联，且一再牺牲中华民族利益的源头。

为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坚决否定爱国主义呢？一是理论上的逻辑，决定了共产主义者跟爱国主义格格不入。共产主义是从康帕拉的《太阳城》到汤玛斯‧ 摩尔的《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中发展过来的，而《太阳城》和《乌托邦》都虚构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等级、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

因此，在共产主义概念中，就必然要反对以国家为壁垒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也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反对以保护国家、爱护国家为中心思想的“爱国主义”了。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导师们一定要让信徒们坚决走出“国家”这个传统的狭隘圈子，建设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世界的。

二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形成的结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成立了第二国际，建设起来了继第一国际失败之后的新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性组织。

那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矛盾剧烈，社会冲突不断，第二国际成立之后，因为推行“工人阶级无祖国”的概念，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风起云 涌，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兴风作浪，工人运动不断，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此，老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就不断推出 “爱国主义”，来分化、瓦解第二国际的工人运动。

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的努力下，第二国际土崩瓦解，纷纷倒戈投向自己的国家里，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摇旗呐喊。

至于后来苏共党魁斯大林、中共党魁毛泽东等在坚称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时，却大搞所谓的“爱国主义”，只能反证他们是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及至今日中共，亦时常祭出“爱国主义”的招牌，也折射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衰亡，中共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看法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体党文化》中指出，彼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

当年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 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 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但是，共产党却把包括唯物论在内的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如此，东欧共产党国家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功用

事实上，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唯物论则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的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也就 是说，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无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说“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唯物论发展到今天，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 德堕落。而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不仅否认道德、良知的作用，否认神佛的存在，而且对生命极为漠视，这在马、恩 等人及诸多共产党人身上皆有体现。

在“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洗脑下，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党，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事、道德升华、文化繁荣等， 并为本国民众画出了一个个大饼。然而，在苏东、中国等共产国家的实践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国家都是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 文化凋零，司法、军队系统彻底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论不过是为共产党人欺骗民众、加强其统治而炮制的一个工具而已。

死后不留骨灰

1895年8月，恩格斯因患癌症死去。他的遗嘱中有一条就是将骨灰沉入大海中。遵照其遗嘱，恩格斯的骨灰被撒在英国伊斯特勃恩海边。不留骨灰，是不 愿意人们祭奠，还是怕死后坟墓遭遇不测？其后中共的周恩来亦选择此方式处理骨灰，或许是出于同样心理。两个都做过“伟大导师”亲密战友之人，难道在死时已 经意识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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