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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incollapse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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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西伯利亚熊前偃旗息鼓的民族外宣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蹊跷现象，就是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杀伐之气。其蹊跷之处在于现实中分明很胆小平和的人，一旦进入网络，其民族豪情和斗争气焰就无比高涨。

当然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我们政府宣传上的努力，因为知道民众生活艰难，心中怨愤，再不宣泄就会酿成隐患。好在本身也和周边国家矛盾不断，因此也就有了煽动的素材。不管有心无意，都要不时在媒体上挑起一些事端。就算没事发生，也可以翻一些旧账，拉出一些“历史仇恨”来，提醒大家“勿忘国耻”，以持续这火焰不灭。

并且这工具使顺手了，也就八面玲珑，皆可致用。好比国内发生一些伤害百姓的事件，引起民愤时，就可以抛出民族大义。例如食品安全吃坏了身体，疫苗作假打坏了孩子，大家满腔怒火时，媒体就开始摆弄“爱国”手段，频繁播报某某国家辱华了，或者日本教科书乱写了，如此一来争议焦点自然逐步转移，倒也屡试不爽。

正如前几十年的威胁有“帝，反，修”，今日又有“西方反华势力”，总之“颠覆势力”的阴影从没消散过，所以挑动民族仇恨也就成了官方的常规操作，无论西方列强还是左邻右舍，都被我们挞伐了无数遍。

由网络征讨的范围来看，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民族主义最强的群体，他几乎与全世界为敌。但又有个怪诞之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会对某些国家十分克制，比如我们的邻邦俄罗斯。近几十年中，除了中苏交恶被批驳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一直是和颜悦色。而且就算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走了代议制的歪路。中国也不以为意，很快就与其“睦邻修好”，成为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中国最激烈的战场通常在纸面上，往往“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凌厉，然而一群锋芒毕露的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温言细语，必然是对方有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实力，以至于政府文宣和红小兵们都小心翼翼，时刻避免着触怒这个脾气不太好的“友邦”。

2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1 领土

要了解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就要彻底地分析这个民族。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仅仅存在于当朝政府，而是有久远的历史根由的。

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这位女帝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并在内部起草了《关于对华战争的意见》，宣称黑龙江流域原为俄国所有，但后来因为正筹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作罢。

此后中国与沙俄签订了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也对中国的企图具备了大体雏形。沙俄意图吞并黑龙江的太平洋出海口，因此在 1858 年英法联军攻占中国期间威逼清廷签订《瑷珲城和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及江东六十四屯地区。

1860 年英法攻占北京，沙俄再次趁机发难，以“调停人”的角色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外满洲（包括库页岛）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获得海参崴这个太平洋出海口。

《北京条约》并不是沙俄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后续侵占土地提供条约根据。1864 年，新疆回民反清起义，沙俄军队趁机入侵中国西部（外藩），强占伊犁西北，陈兵塔城威逼清廷签署了他们起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此占据了唐努乌梁海西北。两国在此后的 1869 年又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沙俄再次吞并唐努乌梁海西北 4 万平方公里地土，同一年还签订了《科布多界约》，将乌梁海十佐领割占。

唐努乌梁海正式易主是在 1921 年，苏俄红军进驻此地宣布其“独立”，为图瓦共和国。而又于 1944 年直接将其吞并。

时隔不久中国西北出现了动乱和割据政权，沙俄趁浩罕入侵新疆之际，立刻出兵进占伊犁。并在 1879 年胁迫满清签订《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以割让伊犁以南及以西领土，以及赔款 500 万卢布。后来双方改订为《伊犁条约》，这个条约包括此后几年的五个子约一共割让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 7 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以上所述的领土割占，是官方至今所承认的。自 1858 年起，中国在沙俄手中总计损失 161 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并不包括存在争议的《尼布楚条约》之前的领土归属，有很多人认为此前满清也曾割让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如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以及当今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丧失都是沙俄直接侵占或以划分边界等手段导致的。

3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2 屠杀

清朝对沙俄是异常忍让甚至可说是卑躬屈膝的，一方面是惧怕沙俄的军事实力，一方面还因为满清后期朝政不稳，因此在与沙俄接触的一两百年间竭力避免着战争冲突。而俄国真正给中国政府和民间带来的恐惧，是在此后对中国人的屠杀中种下的。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 1900 年庚子俄难中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 义和团起义，沙俄瞅准时机，以“保护铁路”之名出动军队在黑河挑起事端，以执行其“黄俄罗斯计划”。 7 月 16 日，俄军逮捕了此地所有中国人。并于次日将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挥刀将中国人赶进水里。

俄军的目的是彻底抹灭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因此采用了异常残忍的手段。他们起初打算将中国人淹死在黑龙江里，然而有些人企图逃走，他们便组成阵列将其围住，逃跑者皆被刺刀捅死。一些妇女乞求他们放过婴儿，但官兵顺势就将婴儿挑在刺刀上捣碎。——整个事件其人性灭绝的程度让史学家们惊骇。据记载：此事过后，血肉狼藉，无论死活，皆投诸江。海兰泡屠杀持续了 6 天，共杀戮 5000 多人，数日后黑龙江中死去的尸体上浮，以至于浮尸蔽江，水面浑浊，满目油腥。

而就在同时，俄军为了彻底解决《中俄北京条约》里中国侨民在江东六十四屯的居留权问题。将海兰泡的手法如法炮制，他们首先搜捕各屯的中国居民，驱赶其进入一座大屋中，然后点燃房屋将他们烧死。此后俄军沿路枪杀居民，最后将剩余的居民逼入江中，此次又杀死 2000 余名中国人。

两次屠杀共造成 7000 余中国人罹难。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俄军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再发起多宗驱逐，袭击和屠杀中国人的行动。

在这两起事件之后，沙俄也顺利地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财产，耕地等悉数征收。

上述事件是沙俄帝制时期制造的灾难，此后的苏维埃执政时期，同样发生了对华侨的迫害。——列宁在执行新经济政策后，将几千名中国人划入有产阶级或资本家行列，很多人因此被判刑入罪。此后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当局把远东华侨当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逮捕、杀害或发配到西伯利亚高寒地带，海参崴这个中国人聚居区的华侨被尽数驱逐。

苏联不止对于中国人，同时对一切少数民族和他国侨民也采取了全面的打压。苏维埃政府褫夺了他们的财产和申诉权利，并罗织罪名将其发配边疆服劳役，此举让很多人死在了流放地，以至于各国侨民，尤其是中国侨民的数量锐减。

4 . 沙俄如何在中国栽种恐惧 3 掠夺

俄国一直对东部的出海口有所企图，因此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最为频繁。 1945 年二战结束前夕，苏联红军以对日宣战为由进入东北，造成了这个地区深重的灾难。

在战争几近结束之前，国民政府与苏联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提出日本的在华资产应归属中国作为战争索赔。苏联表示支持，但此后却在与罗斯福的私下商议中要求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特权，而更进一步的目的则是为了将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部占有。

因此红军刚进入东北，就迅速将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战利品接收。苏军立即开始拆卸工业设备，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当时的工业企业无一幸免，其中沈阳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鞍山钢铁遭到了最严的破坏。东北的工业停顿，工矿，物资，粮食，牲口，甚至连铁路的枕木，都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苏联红军还对满洲的银行和金融储备机构的大量贵金属，包括黄金，铂金，白银，钻石，以及债券、纸币等一并席卷而去。完全无视国际法中海牙陆战章程中对被占领国的规则。

苏联数日驻军就抢夺了中国多年抵抗日军并作为战胜国的大部分成果。曾有老一辈见证人看到沈阳满目疮痍，说：“没有打仗，为什么破坏如此厉害”。后来才知道是苏联红军所为。

荒唐的是，中国并不是战败国和敌对国，但苏联同样把中国本土物资一并掠夺。苏军在对日本人进行掠杀俘虏的过程中，同时亦对东北的本土居民进行抢掠和强奸，其野蛮的行径比日军尤有过之，以致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日本殖民者。

当时被苏军劫掠的并不仅限于东北，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他们在德国亦是风卷残云，拿走一切能带走的，并索求巨额赔款，即便在东德投靠自己之后也是不依不饶。

此外苏军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如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亦进行着疯狂的掠夺，杀戮和强奸。

5 . 斯拉夫的侵略性

毫无疑问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种族，他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俄罗斯的历史本身就是侵略和吞并的历史。

斯拉夫民族曾被蒙古统治，他们本身的版图并不大，但却极富进取心，带有蒙古人游牧的特性和攻城略地的扩张意识，对于土地存在异常狂热的需求。

俄罗斯经历数百年才具有国家的雏形，通过一系列东西两向的疆土扩张，直到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公主带来了斯拉夫与罗马文化的融合，让当时的莫斯科公国自称为“第三罗马”，这成为俄罗斯入主西方的标志。

俄罗斯此前向西的扩张止步于欧洲列强的抵御，因此只能向西伯利亚扩张。而对欧洲进行真正的蚕食，是在彼得一世时期，他希望重整俄罗斯在西方的疆域，因此悍然对瑞典发动了战争。在近二十年的战役中，俄国战败瑞典占领了芬兰湾，里加湾沿岸的土地，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此外，俄罗斯对曾占领东罗马的奥斯曼帝国存在一种侵略执念，他认为自己是被占领的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因此为争夺神圣罗马的继承权，俄罗斯将奥斯曼帝国视为了宗教上的宿敌。两国之间的战争跨度 200 多年，终于在彼得遗志的继承人叶卡捷琳娜这里战胜了土耳其，取得了黑海出海口。

俄罗斯对欧洲领土的欲望最强，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宗教权利的核心。沙俄第一次著名的大型战役，就是和法国天主教争夺伯利恒主导权，从而将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引爆的克里米亚战争。而这也是俄国争霸欧洲的序曲。此后数百年间，俄罗斯都与西方各国陷入互相征讨的胶着中。

6 . 俄罗斯的谋略和冒险主义

欧洲在文化和宗教上都对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这是一种血统和气质上的对立。但让欧洲惧怕的是，这个民族偏又富有极大的韧性，正如他可以持续数百年地争夺宗教遗产。此外，俄罗斯在战争中极富谋略，尤其善于见缝插针和见机发难。

俄罗斯的眼睛窥伺着全世界，他观察各个国家的矛盾，从而寻找涉足的机会。如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趁拿破仑称帝让西方出现罅隙时插足欧洲的举动。而在二十世纪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就普什图尼斯坦出现争端时，俄罗斯就顺势把势力渗入了中东。

俄罗斯最成功的是对中国的入侵，几乎每次都把握着中国政局遭逢内乱或外患的时机，然后将其作为自己进军侵占的契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日甲午战争，俄罗斯趁中日两国军力大损之际，立刻以拯救者的姿态强行进入东北，要求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海口，以获取辽东半岛的不冻港，扩大自己的制海权。

而除了善于把握战略机会外，俄罗斯在外交上也十分狡黠，善于运用军事讹诈和合纵连横的手段。——在叶卡捷琳娜打算侵占土耳其之前，就曾与普鲁士，英国及丹麦签约，将土耳其孤立，此后才大举进军。而后趁英国和法国疲软无暇他顾之时，又建立了俄罗斯-奥地利联盟再度进击土耳其。

除叶卡捷琳娜的欧洲联盟外，最著名的连横策略就是二战前夕苏联和德国秘订互不侵犯条约，密谋了对波罗的海的瓜分，同时为苏联缓解了西面的压力。

而另一边苏联同样和轴心国之一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欧洲不止一次联手制约俄国，但也不止一次被俄国分裂。俄国在战略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并不在乎对方的意识形态是否和自己合拍，只在乎对本国的利益。为此他可以和任何阵营结盟，也可以和任何阵营反目，他原本就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阵营。

而俄罗斯最让各国顾忌的一点是，他十分富于军事上的冒险精神。通常西方国家需要权衡利弊的问题，俄国都毫不介意大胆尝试。

这个国家既偏执又具备超常的动员能力，对目的和成果都很急切。他们建造了世界第一座核电站，也第一个进入太空领域。并且敢于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实现在国家政治层面。

彼得一世第一次入侵瑞典，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决策。因为瑞典斯正值强盛，但俄罗斯不惜与其鏖战二十年夺得波罗的海的领土。

另一个军事上十分大胆的行动是在 1979 年，苏联为维持中东影响力而意图控制阿富汗，直接派军进入了这个国家并刺杀其总统。这个举动也让苏联陷入了泥潭。

而最著名的一次冒险行动是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其间俄罗斯在运送导弹的同时一直对美国谎称没有战略武器，以致在美国发现其真实目的后，立刻升级为一次核威慑的对抗。

冒险主义对俄国是一种突进战略，尽管这种战略不是每次都成功，但也确实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尤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尽管美国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私下撤走了位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核武装部署。俄罗斯在没有失去原本任何利益的情况下解除了近在眼下的芒刺。

7 . 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信仰

俄罗斯的侵略性实际上一直被他们的宗族信仰所巩固和助长，哪怕经历不同的政体，经历数次文化和社会的革命。他们都围绕在这个信仰��下，这就是基于东正教精神的大俄罗斯主义。

俄罗斯很难与外族成为真正的胞襟，就在于他们强烈的斯拉夫宗族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们对罗马教权的主观上的继承，让其具有了民族救世主义的信念，形成了他们“帝国转移”的宗教观。

所以俄罗斯对于拜占庭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唯一的正统，是将在宗教和政治上继承罗马财产的民族，是继东罗马和西罗马之后的第三个罗马。

但俄罗斯从来不是严格意义的神权国家。正如彼得一世曾改组过教会，无论是神权对政治的影响，还是政治对神权的利用。宗教在俄罗斯都是为了更深切地建立民族纽带。

因此基督教在这里蜕变为神圣帝国的理想，俄罗斯将他们的意志扩展到全人类来看待自己的征服和救赎。这是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信仰。即便不信教的俄罗斯人，也会不自觉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的氛围。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将自己维系在俄罗斯的民族情结中。

俄罗斯建立了他们原生态的一元性宗教，在他们看来，多神论，多信仰，甚至多教派，都是不纯正的。锡安和伯利恒从东正教被确立之时就转移到了俄罗斯，再次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是新教统的确立。

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理解信仰，并不认为曲解了基督精神。他们将神授的权柄转化为世俗的权力意志，让他们成为手持刀剑与火焰的救世军。东正教的苦行，极端和冰冷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体验，所以俄罗斯的救世情怀不是弥赛亚式的拯救，他带有更少的怜悯，带有清洗和净化的成分。

而这样的意志确实让他们得以建立功勋：俄罗斯曾推翻了蒙古的统治，成功在欧洲抗击拿破仑，同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御了德国。这一切都助长着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俄罗斯的国徽就是他们帝国理念的象征。这个徽记除苏俄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主体是一个双头鹰，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握着象征基督权威的十字圣珠“ globus cruciger ”，这意味着对神圣罗马和拜占庭权威的继承。中间的骑士是杀龙者圣乔治，代表着勇武和胜利。双头鹰上各有一个冠冕，同时又被缎带连接到顶端的冠冕上，意味着神权与皇权在俄罗斯这里的统一。

这宣示着俄罗斯对世界的企图，他们会行使天赋神权对外族进行征服和主宰，并将自己的意志加于他们。

对外侵略不止一次让俄罗斯遭受重创，甚至导致政权的崩溃。但统治者更迭之后，俄罗斯依然故我地对外扩张。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改变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无论何种政体，无论男帝或是女帝，俄罗斯的战争意识和侵略主张都一以贯之地进行。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本身是普鲁士人，但他同样能领导俄国。即便是无神论的苏俄时期，斯大林的扩张计划也是沙文主义的。——正如基督教的统一必须是建立于东正教信仰的大一统。共产主义的大一统也应该是围绕着苏联斯拉夫民族的大一统。

所以领导俄罗斯的是永远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宪章，每一代杰出领袖都会在战争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将自己的形象建立在英雄崇拜之上。彼得一世就是在征服了瑞典之后才被封帝。叶卡捷琳娜也以征服奥斯曼成为女帝。亚历山大一世抗击了拿破仑让俄国被誉为欧洲救世主。而斯大林更是淋漓尽致发挥了英雄主义的领袖艺术，在德国大军压境之时举行红场阅兵，然后士兵们直接开赴战场。

8 . 中国和俄国，截然不同的民族性

俄国和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战争，毕竟他是一个在战争中建立的帝国。然而在战争后，他仍可以和奥地利交流，和德国交流，和英国法国交流，甚至和土耳其波兰交流，但唯独对中国会另眼相看。

历史中日耳曼文化和斯拉夫还有所交融，但中国对俄罗斯而言是完全的异族。俄罗斯对其是纯粹的予取予求的态度。这并不是单纯由民族力量决定的，而是这两个在地域上接壤的民族秉性截然不同。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个民族对待信仰的态度，俄罗斯信靠宗教，信仰凝聚和激励着整个民族，给予他们神圣的加持。在他们看来，没有信仰引导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严厉打压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或者说功利性宗教。

通常归属于信仰的国家对于无信仰民族是很轻视的。虽然就功利来说中国人更精明，俄国人显得更单一，但最终吃亏的往往是中国。因为精明的人对利弊看得很重，而俄罗斯更具有原始的掠夺性，以至于很多时候难以用利益去衡量其行为。

中国的民族性格比较细腻，而俄罗斯比较粗犷。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对工作远没有俄罗斯严谨。俄罗斯的严谨和刻板在某种程度上和德国相若，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对细节极尽严苛的追求。

这种背反的倾向还表现在艺术领域，俄罗斯生来相信灵感的指引，并重视灵感在艺术中的表达，他们是充满浪漫和感性的。俄罗斯人热衷于舞蹈，文学，音乐和绘画。他们的文化是由社会一切群体所共同继承的，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会让表演，晚会，戏剧等节目融入他们的生活。

而中国的艺术传播土壤很贫瘠，更是不入主流的，艺术熏陶受限于中国的阶级分化。相较人文来说，中国更倾向于资本意识，一种剥离了文化的资本意识，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资本主义的西方走得更远。

这实际上和两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俄罗斯对西方文化抱有开明的态度，从彼得一世引进西方的技术，到叶卡捷琳娜对欧洲学术界的支持，俄罗斯的开放态度就从未停止。

这和中国政府保守的政治态度不同。正如同处一个时代的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就可以看到政治倾向导致的截然不同的国家走向。

因为俄罗斯具有难以切割的民族主义纽带，因此并不担心被西方思想“颠覆”。而中国的民众和统治阶层从来都是对立的，中国政府时刻担忧着民间的动乱。

所以在两国的民族情结上就产生了很微妙的对比。俄罗斯是文化开放的国家，然而在民族性上是排外的。中国政府很保守，但却是世界上最媚外的政府，洋人在中国都能享受到超国民的待遇。

所以在俄国基本不会看到外国人的聚居区，尤其是全世界都存在的唐人街，在俄罗斯是受到压制的。——俄罗斯联邦移民局多次宣称，俄政府不会允许外国移聚居区在其境内发展，“唐人街”也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斯拉夫民族性中一直存在着与外邦的对立情绪，而政府也总是会为此背书。这和中国的外交观念完全相反，——政府会严防过激的对外情绪，朝廷会压制民间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畏惧不安定的局面，而俄罗斯却认为民族情绪必不可少。中国始终是纸面的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很怕惹火烧身。而俄罗斯从不担忧民族主义壮大，这正是他们国家巩固的基石。

民族性的区别更表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中国和俄罗斯皆存在权力崇拜，尽管如今的俄国是代议制政府，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信奉集权对国家的领导。然而俄国人绝不会拥护一个懦弱的政府，一个不能代表斯拉夫精神的政府。而在中国这里，气节通常只存在于民间，政府总是息事宁人的一方。尤其是政府常年执行的弱民疲民政策，实际上是弱化民族精神的。俄罗斯人的气节，总是在整个民族推动的战斗和胜利中巩固。而中国人的气节，总在政府的一次次打压和背叛中消沉。

其实这正是历史中两个国家理念上的鸿沟。——俄罗斯是侵略和进取的东正教斯拉夫主义，而中国是处于守势的儒家道统。这样的民族意志对俄罗斯来说，不啻为一个送到嘴边的猎物。

9 . 俄罗斯强权光芒下的中国孔乙己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让中国难堪的国家，他对中国的姿态异常高傲和野蛮。其实俄国和中国都明白，在民族性和价值观方面两者截然相反，所以永远不可能站在对等的地位。

要明白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除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这类惨绝人寰的事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和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日俄双方为争夺中国的利益都付出巨大代价。不过这段战争最让人注意的是两个交战国本身在第三方国家交战，却将中国视为一块可以肆意践踏的土地。两军过处烧杀抢掠，赤地千里，完全将满清朝廷和中国平民视若无物。

后来苏俄与中国共同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仍将中国视为属国看待，在许多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政策进行“指导”和干涉。在两国缺少理念共识之后，苏联也开始在各方面刁难中国。仅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就挑起边境事件 4189 起，更在 1968 年越过乌苏里江侵入中国七里沁岛轧死和撞死渔民，随后又在 1969 年与中国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武装冲突。”

即便在今日，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常态的外交和援助关系，俄罗斯也不时地在各个领域敲打着中国政府。

比如之前大使馆在网络上用中文庆祝海参崴的建城纪念日，并告诉大家，这座城的俄文名字意谓：“统治东方”。

还有正当中国外交部长访俄之际，宣布在中越争议区内为越南开采南海油田。或者在中越两国海域属权争执不下的时候卖潜艇给越南。以及在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卖战机给印度。

不过中国对俄国素来以忍让著称，即便发生了卖军火给敌对国的事，我们的外宣还是可以绕着弯子找出“俄罗斯卖给对方军火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辩解辞。

中国历来的的宣传规则是：凡是不伤害自己的对象，大可声色俱厉，无所顾忌，因为心中知道是安全的。但对于会付诸行动伤害自己的人，就一定是噤若寒蝉，战战兢兢。甚至双方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罅隙，一定是中国尽力圆场，拼命维护。民间但凡发出一点不满，都要竭力封杀，并大骂这些群众“不顾大局”，“别有用心”。

我们政府对俄国正是一种十足的孔乙己式的卑怯和自欺欺人的态度。因为自己在俄罗斯这里吃瘪太多，面子上挂不住，因此只能一面装聋作哑，一面用些模棱两可的说辞来为自己开脱。就好比对日本，会大义凛然地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而一旦提到俄国的侵略，就躲躲闪闪地说纠结于历史毫无意义。

而俄国也从不顾虑自己的行为会让中国丢脸，因为他知道中国自会找一个台阶下，至于这个台阶是否下得有些跌跌撞撞，丑态百出，俄国是并不在意的。

并且中国最大的标准就是毫无标准。对每个国家的态度是根据对自己的压迫来定义的。加上舞文弄墨的技艺首屈一指，甚至连自己都会相信那些编造的谎言。比如疫情期间，美国封锁海关，国内大骂“不讲道义”。但俄罗斯驱逐中国人，绥芬河口岸关闭，作为第一批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的国家，中国的反应就异常温婉。

而就连对方没有遵守约定，不按期交付卖给中国的导弹，媒体们都能总结出一个暖心的理由来。

既然国际是一个舞台，大家也就看着孔乙己的一举一动。一来二去，所有国家都明白了这个政府的秉性。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甚至成为了各国对中国分析的参照，所以周边国家无论大小，对中国都异常强硬，正因为他们一直在从中国的历史角色中揣摩。

其实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情结很复杂，他一方面明白中国不过是俄罗斯和他国利益的角逐场，是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演武场。一方面又因为自身的外交一直陷于困顿，而唯一看在利益上还能对自己表示口头支持的大国就只有俄国，一旦与俄国交恶，中国的处境会变得十分孤立。

此外中国政府的不安还有一个深层理由，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和利益共同者。——每每俄国入侵欧洲时，欧洲国家总会联合将其围堵。但在入侵中国时，其他国家不是袖手旁观就是与俄国一起瓜分利益。所以说中国的这份被孤立感是由来已久的。

目前俄罗斯对中国的企图是被利益按捺住的，因为中国一直在给俄罗斯输血，尤其在他受到全世界制裁的时候。然而中国一旦中断一切形式的支援或者说对这种支援无以为继，那么俄国的反复无常会立马显现。因为这终究是两个毫无渊源，也没有彼此认同感的国家。

10 . “爱国者”们的“爱俄罗斯”情结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战争，且大部分都有被侵略的过往。但是唯独在中国这里，存在着长期为侵略者唱赞歌的举动。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理解，估计作为征服者的俄罗斯自己都难以理解。——中国大概是他欺压过的最驯良的民族。

为什么至今仍有很多中国人崇拜俄罗斯，崇拜他们的历任领袖。这并不是因为俄国多具有魅力，也并不是俄罗斯对中国有多少实质性帮助。而是作为被侵略者对于强权的深刻恐惧，——俄罗斯割占了中国庞大的土地，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且以十分残忍的方式屠杀中国人。这一切已经形成了一个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恐惧烙印。

中国的“爱俄罗斯”群体对俄罗斯的朝拜，和受害者为欺凌自己的政府摇旗呐喊是出于同一心理学动机，——企图通过对强者表示拥护而表明自己和他站在同一边。鞍前马后地侍奉，都是寄望于对自己的欺压会温和一些。

那些受到中国“尊敬”的老朋友，——斯大林，勃烈日涅夫，普京，他们冷峻的面孔会让这些人背脊发凉，如同西伯利亚的凛冽寒意，带来死亡和凌虐的恐惧。这让他们不由地跪下了膝盖，并在口头上表示崇拜。这就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寻找到一个不那么卑微的出口，毕竟，“崇拜”比“臣服”“畏惧”等还是要好听一些。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无数人在网络中叫嚣“勿忘国耻”，但只要一联系到俄罗斯，这些言论就会被网络封禁，让这份“国耻”被自己私下吞回去。

当前某些中国官员和红小兵对沙俄的恐惧，或者说“崇拜”，已经达到历史顶峰。这的确是举世奇观，因为即便是割地赔款的大清，也没见历史记载过他的子民为沙俄唱赞歌，大家还是分辨得出这是民族仇敌。

不过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自从著名谀臣郭沫若先生赞颂斯大林开始，就示范了如何抛弃一个中国人的尊严，示范了如何打破了无耻卑贱的底线，示范了如何将人格中仅存的一丝气节彻底阉割。郭老先生的作为，即便在中国数千年的阉人行列中，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并且，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也就有了可以效尤的榜样。所以我们才有了今日如此之多的，继承着郭沫若遗志的，为俄罗斯唱赞歌的“爱国者”和“爱俄罗斯”者。

中国的朝廷中，历来缺的是岳飞，但永远不缺秦桧，就和现在声称骂俄国“是别有用心”的这群国贼一样，在强权到来之后，只会迅速跪服并协助对方瓜分中国。从宋朝到今日，正是应验了一句常言：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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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二大爷

蒲安臣被清廷雇佣为中外交涉全权大使（图源：公有领域）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中，大部分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南京条约》是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什么。1868年7月28日，满清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即是——这个蒲安臣，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既当过美国大使、又当过中国大使的外交传奇，还是第一面中国国旗的设计者。

一、共和党创始人

1820年，一个叫做安森・伯灵格姆（Anson Burlingame）的男孩出生在美国纽约。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虽然童年在随父母不断迁徙中度过，但是极为聪明，学业傲人。26岁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随后于1853年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正式进入政坛。

安森投身政坛的时候，正是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双方为是否废除奴隶制吵得不可开交，剑拔弩张。作为法律人士，安森坚决拥护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主张，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于1856年6月2日发表美国历史最著名演说之一：《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是美国废奴的理论奠基之作。

为了更进一步的实现自己的废奴主张，1854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共和党。作为创始人，安森居功至伟。特别是他1855年当选国会议员后，更是不遗余力推动废奴事业。仅仅在几年后，安森全力协助年轻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竞选总统，并成功当选，不惜用内战的方式实现了废奴的伟大进步。

但难以理解的是，今天的美国黑人，绝大部分支持的却是民主党，作为黑奴解放者的共和党，却在“黑命贵”的风潮中备受唾骂……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二、驻华大使

1861年林肯当选后，随即任命口才极佳的安森为美国驻华大使，任期6年。1862年7月，安森穿越太平洋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大使之一。

来到中国后，安森根据自己的姓名拼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蒲安臣。

众所周知，满清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之后，根本没有现代外交的概念。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视洋人为蛮夷，不屑于打交道，更不用提平等相待。之所以同意外国大使进驻，完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之后，被迫接受的。

大部分西方列强，如英、法、俄等国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派出大使的，所以难免颐指气使，看不上又蠢又顽固的满清。但是蒲安臣却是个例外。

他不仅没有其他大使那种骄横之气，而是致力于推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求特殊利益，主要旨在推动中美贸易合作。用他的话说，就是用“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他请人翻译、筹资印刷《国际法》，启蒙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协助筹铺海底电缆，使电报通讯由广州至天津；也是他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赞助设立同文馆，培养外文人才。

正是蒲安臣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让一贯对洋人心底恨透嘴上却不敢说的清廷也颇为侧目，对蒲安臣具有特别的好感。特别是在1863年清廷因为购买军舰和英国发生纠纷时，蒲安臣站在清廷一边予以协调，这让当时负责外交的恭亲王奕䜣大为感激。

三、满清的难题

中国人其实有悠久的文明外交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在勾心斗角的权谋杀伐之外，也有道义至上、温文尔雅的贵族情怀。

但很不幸，在封建帝国的封闭循环下，这些传统最终渣都不剩，只留下一堆连世界是圆是方都不知道的、动不动就打鸡血要和世界开战的宵小之辈。

满清接受了别人的大使，自己却不派大使的原因很奇葩——因为解决不了“跪”这个难题。当年英国使臣马尔蒂尼带着礼物而不是枪炮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不跪，让乾隆大为光火，拒绝通商。

洋人已经步入现代文明，对跪难以理解；而满清上邦梦正酣，对不跪也难以理解。隔着几百年的价值观，一如我们现在分裂的朋友圈——完全是鸡同鸭讲。

难题也就产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就是因为列强要求修约而满清死活不理睬引发的。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列强为了防止满清再耍滑头，特别规定这个条约每10年要根据实际情况修订一次。修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双方要互派使臣出访。

到1867年，修约的10年之期到了，这可愁坏了满清。以前派使臣去藩属都是宣扬皇恩浩荡，耀武扬威，这回要平等交往，没弄过咋办？见了对方君主该用什么礼仪？跪了有失上邦体统，不跪又还真不知道国际外交礼仪……

负责选人的恭亲王奕䜣这才发现，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见过世面的外交使臣。

于是，他想起了很欣赏的蒲安臣。

四、中国的美国籍大使

1867年也正好是蒲安臣6年大使任期届满的时候。他本来已经收拾好包袱准备回美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表示，如果今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他依然愿意帮助中国。

正是蒲安臣这种胸怀，让奕䜣突发奇想，大胆向清廷上奏，要求任命蒲安臣为首任办理中外交涉全权大使。理由很简单：蒲安臣素来亲善中国，不仅人品信得过，而是熟知外交事务，本身作为外国人，出访还能解决最为尴尬的礼仪问题——跪不跪的难题迎刃而解。

清廷虽然昏聩，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掂量之下，也就同意了。久居中国已有感情的蒲安臣也没有推辞，很快就答应了。于是乎，世界外交史上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美国大使，卸任后马上又当上了中国大使，还要代表中国出访！

为了让首次代表满清出访的使团像个样子，清廷除了让蒲安臣作为全权大使，还请了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John M.Brown）、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德善（E.de Champs）为左右“协理”，另派两名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学习，加上翻译、杂役人等，使团多达30人。

只是把蒲安臣出使当做权宜之计的满清可能都没有想到，蒲安臣这趟出使，竟然是清廷打开国门后收获最丰也最成功的一次外交，没有之一。

五、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

蒲安臣上任的首件事，就是为清廷设计国旗——古代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国旗一说，使臣出访都是“持节”代表身份，就是拿着象征性的斧钺或者插满羽毛的旗帜，那跟现代外交完全不搭界。在蒲安臣的设计下，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黄龙旗诞生了。

1868年2月25日，带着这面黄龙旗，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第一站，美国。加州州长在蒲安臣抵达旧金山的欢迎宴会上形容他是“最年轻的政府的儿子，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

1868年6月6日，蒲安臣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递交了中国首封国书。他还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为中国打call，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

正是在他的说服下，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和列强是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大清国与美利坚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这个语气，今天我们已经很陌生了。正是在因为《蒲安臣条约》，大量的中国劳工才得以随后输入美国，成为西部建设最重要的劳工来源。包括其后“留美幼童计划”也受惠于此。虽然后来遭遇排华法案的坎坷，但可以说，这个条约是华人移民美国的肇始。

六、成果丰硕的外交传奇

离开美国后，当年9月，蒲安臣率团抵达英国。他先后拜会了英女王和首相、外交大臣等人，积极游说，虽未签约，但使得英国人发表了一份公开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

这种承诺对当时的满清而言，已经很难得。

1869年1月，蒲安臣继续欧洲之行动，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先后游说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5国。尽忠职守、竭尽所能，为中国争取有利的外交局面。除了在法国由于反对势力强大，未取得成果外，其他国家都顺利完成了谈判，均参照英国发表了尊重中国独立完整的外交声明。其中普鲁士的声明还是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发表的。

1870年2月，蒲安臣率团前往俄国。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谈判中，想为中国争取拿回被占领土的蒲安臣发现，俄国人竭力回避实质性内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为此蒲安臣心情大为郁闷，他对同行人员表示，担心拿不到好的谈判结果，“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

急火攻心之下，蒲安臣不慎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由于在各国奔波已经整整两年，劳心劳神，本来身体情况就不佳的蒲安臣病势恶化极为迅速。在染病一周后就猝然辞世，于1870年2月23日病逝于圣彼得堡。

世界外交史上的传奇，就此陨落。

七、寂寞的身后

蒲安臣逝世后，清廷感其功绩，念其操守，不仅追授一品官衔，还专门拨出治丧费六千两、抚恤金一万两。

他的遗体从俄罗斯直接送回美国，在波士顿市政府著名的法尼尔厅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厅内同时挂起星条旗和黄龙旗。大作家马克吐温为蒲安臣写了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如今，在美国加州和堪萨斯州，各有一个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

美国人没有忘记为他国当大使的蒲安臣，并引以为傲、树碑立传；但受过惠的中国人却完全忘了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为中国争取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外交家，彻彻底底的消失在充满屈辱和仇恨的历史里。连同著名的《蒲安臣条约》，布满灰尘，无人问津。

不看这篇文章，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八、如何纪念蒲安臣

中国人所能读到的历史，大多数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

由于不通晓事实真相，自然对于历史的理解就会出现常识性、逻辑性的错误，导致一些伪概念大行其道——比如我们熟悉的那句基于丛林逻辑、否认人类文明的话：弱国无外交。

蒲安臣所代表的经常满地找牙的满清弱不弱？弱爆了。但是为什么蒲安臣能够不费一兵一卒、一金一银，在拿着一手烂牌，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牌的情况下，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取得满清割地赔款都没有得到的平等条约和承诺呢？

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吗？显然不是，一个退休的美国大使面对世界列强，不可能有什么筹码可讲。

蒲安臣能够成就外交传奇，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懂得文明世界的规则，并且善于利用这样的规则。即便在十九世纪那种还经常靠拳头说话的国际环境里面，他依然凭借职业操守和不懈努力，证明了弱国不仅有外交，还可以有很成功的外交。世界确实有不讲理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还有很多讲理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

一味强调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的人，多半是尊崇这种逻辑的流氓和强盗。

事实上我们今天回头看满清挨揍的历史，哪次是因为弱挨打的？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几乎都是愚昧、野蛮、耍诈、使坏引发的。蒲安臣之后，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曾用12字归纳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所以一个国家文明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是坚守道义，二是遵守规则。单单把外交的失败归结于实力的强弱，往往会掩盖最终决定外交成败的诸多内在因素。因为无论是因弱耍诈还是恃强使横，最终都可能挨揍收场，和正义有关，和强弱无关。

如果说蒲安臣留给我们什么宝贵的遗产，那就是文明的规则需要有懂得文明的人去执行，它比咆哮式的泼妇对垒更有征服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在二战后飞速前进的现代文明体系下——野蛮之国，无论强弱，皆遭寰宇唾弃；文明之邦，不问大小，同受世人尊崇。

可惜斯人已逝，唯余一声叹息。

（原文链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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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an Tank脸书专页

原文链接：蒲安臣：当过中美两国大使的外交传奇(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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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有常：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区别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07

一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

故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①

11月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抗战自1939年进入“第二期”，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

其训词曰：

“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 —— 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

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于此，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各部队皆须轮流抽调后方整理，故劳逸要完全平均，赏罚要绝对严明。”②

稍后，蒋又在1939年1月7日，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

“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

“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

“鲁苏及晋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用“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来打“游击”，且指示如此细致，可见当日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将“游击战”，确定为八路军的主要抗日策略。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③

二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身处敌后的国军有近三十个师；

会后，鉴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

除了这些正规军，国民政府在敌后，还控制着大量的地方武装。

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接近百万之众。

此外，1939年，国军还开设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军委会至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各游击区，也举办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游击干部培训。

军委会还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总结八路军对日战绩时，曾特别提到国民党的这些敌后部队。

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④

所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即指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游击部队。

依赖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

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图注：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陕西宝鸡县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训练，见题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丢掉了。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三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样迥异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说来，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

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信任。

1938年1月12日，郑州。蒋介石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话：

“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

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做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队任务的别动队。

总之，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

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

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⑤

相反，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打散。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要实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四

总结起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

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的任务，毛泽东则更热衷于“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

这两种思路，究竟谁对谁错呢？

鉴于这样的事实 —— 国民政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而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一直在发展壮大 —— 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的思路就完全错了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并不能这样轻易地下结论。

蒋介石之所以不信任“民众武装”，有他特殊的考量。

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将敌后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次后，全国就掀起了一场“游击战”狂潮，政界、军界、学界乃至媒体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都在搞“游击战”。

到1939年下半年，“游击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国府密获的一份日军评估报告称，中国游击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并；

（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

（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

（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

（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敌中支军参谋室对我游击队之评判，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报）

针对游击队上述各种“游而不击”的弊症，国民政府及军方一再出台整顿措施。

极端者，如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1941年2月，甚至硬性出台了一份《各部队应收获之游击战果规定》，对游击队实施具体的量化考核。

该文件规定：

“浙东沿海军，每月应袭击舟山群岛之敌至少十次；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百斤”

“钱江南岸军，每月应破坏敌公路十公里（钱江南北岸）；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汽艇三艘；每月应袭击运动中之敌至少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破坏敌军用仓库或粮弹储藏所至少三处；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千斤及其电信器材”

“钱江北岸军，每月应破坏沪杭公路十公里、桥梁二座；每月应袭击脱离据点之敌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每月应割获敌战线一千斤”……⑦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扭转“游击队”普遍的纪律败坏。

以至于蒋介石为改变民众观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国所有“游击队”，经整顿后，统一放弃“游击队”名称，更名为“挺进队”。

更激进者，如侍从室主任林蔚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一再向蒋进言，主张立即取消全国所有游击队，一切敌后游击任务，全部交由敌后正规部队来完成。

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所能承担。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统合民间力量；

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尚未实现现代化，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部队各级官长之间的私谊，可聚而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即难免沦为流寇。

反观中共，“以党统军”，��内部组织结构与国民党完全相反，自然可以顺利取走“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的路子。

五

基于上述现实及认知，国府自1939年起，一再对全国游击队实施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基本方向的“正规化”整顿，有战斗力者收编为“正规军”，继续从事游击战；

无战斗力且扰民者则就地淘汰解散。

这种整顿，所造成的结果，是其敌后游击部队的正规军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总兵力始终维持在50-100万左右 —— 如1941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不下100万（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

地方武装则一再被压缩，1939年举国热议“游击战”时，以国军名义组织的地方游击武装，一度高达百万以上；但至1943年，已跌至不足20万。

略言之，国军敌后游击部队，自“正规军”、 “民众自卫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正规军”数量最多；“地方保安部队”其次；“民众自卫武装”最少。

反观中共，其敌后游击部队的结构，与国军截然相反。

中共曾在文件中，将其敌后武装力量，明确分为三大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武装”。

并对三种力量的数量比例，有相当具体的规定：

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为原则；

在平原根据地，一般以一比一为原则；

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力量地方化；

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应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民兵、模范自卫队、青年自卫队等）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总量之和。⑧

据此，中共敌后游击部队，自“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正金字塔结构，“主力军”最少；“地方军”其次；“人民武装”最多。

六

尽管两党“敌后游击”的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其最终结局也完全不同，但在打击日军的立场上，则是一致的。

国军方面，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作战。

除以武力袭击牵制敌军外，还包括破坏交通、打击经济都诸多方面。

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国军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军统别动队的掩护下，以其相当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

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动中原会战。

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

再如，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为维系持久抗战，必须遏制日军对长江水道的利用。

当日，这一重任，主要仰赖国军“布雷游击区”所开展的海军水雷游击战。

1940年2月3日，日本海军舰队报道部长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承认：

“扫雷工作效果甚微，党军不断在长江要道秘密布雷，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开放长江后之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⑨

至于中共敌后根据地对日军的牵制和打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

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

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

……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⑩

注释：

①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 ②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 ③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怀。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央档案馆/编，1995，P189； ④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⑤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1938年1月12日。收录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P1102； ⑥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 ⑦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博士论文； ⑧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681-688； ⑨（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396； 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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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记 #抗战 #蒋介石 #国军 #游击队 #毛泽东 #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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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blacksmith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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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基辅

最初的印象

四五天的学术会议来去匆匆，现在又坐在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候机，准备搭乘航班回国。关于基辅的所见所想以及心里的不舍，想通过文字将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初次短暂的相见，印象总是好的，久了谁知道呢；就像初见沈阳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压抑，有种被它吞噬的错觉，不知道长在基辅待是不是也会这样。没来乌克兰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谈及乌克兰，脑海中应该是这些印象：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一架飞机乌克兰上方爆炸，种种迹象指明是俄罗斯人发射的火箭弹；几年前刚刚发生乌克兰颜色革命，在东部的城市烽烟四起，满地狼藉；男女比例不协调，美女遍地都是，甚至连前总统季莫申科都是一等一的美女，能上杂志封面那种；曾经是欧洲的粮仓，典型的农业国家，南部的港口敖德萨粮食一船接着一船驶向远方；距离基辅70 km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辐射依然在辐射，正在给石棺加厚。除此之外我想无他。出了机场，阳光白云，一阵阵凉风吹来，也吹去了从沈阳带来的暑气；然后汽车从机场驶向市区，基辅也慢慢展现在我的眼前，马路两旁的植被绿得让人心醉，很难想象在一座首都城市里，植被覆盖率这么高。五月底最后一个周末，是他们的节日--基辅日，而我们抵达的时候，恰好是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当我们拎着行李从Ukraine Hotel前往Dnipro Hotel的路上，刚好路过自由广场，广场上全是男男女女，有种回到沈阳五爱街的错觉。下午，由于在浴缸中泡澡就没有跟导师出门，洗完澡之后，跟着簇拥的人群走在俄乌友谊拱旁新开通的观景桥上（5月25号开通），感觉很像曾读到的一篇文章里描述齐国首都淄博的场景——摩肩接踵，同时周围人说着完全听不懂的话，又让我想起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一句话——即使簇拥在人群中也感觉孤独，然而我并不感觉孤独，反而很享受这种节日气氛。

逃离的东西

从机场到市区汽车上，有几个学生样的中国年轻人很聒噪，聊着没有营养的天，由于自己坐在副驾驶位上，也不想插嘴，静静欣赏窗外流动的景色，想着一些东西需要这辈子去逃离。首先想到是别人的期望，尤其是父母和朋友的期望，因为如果别人对你的期待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这时候会成为你的一种束缚，使得勉强自己，而真正的自己只有自己去发现与实现。我记得母亲跟我提起过要我读博士后，然后留在高校，一辈子衣食无忧，这是她对我的期望。但是这不一定就是我的想法，我并没有给自己定什么标准，这个东西也在慢慢思考，最近的想法是想留在高校，没事就可以出国浪，但是未来不确定性那么多，想多了伤脑细胞。我很庆幸父母亲很开明啊，并没有强加什么在我身上，不像有些父母完全控制子女的各种选择，选择学校、女友、工作、生活地点。同时自己经济独立，又相隔千里，他们想管也鞭长莫及；此外由于他们的眼界学识有限也不得不开明，只能让我自己的漂泊闯荡。再有就是朋友的期望，例如，前室友想让我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特地选在国庆节，还说如果不去以后朋友都没得做，我就觉得这对我的期望过高，甚至成了我的负担。因此，现在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我抱太大的期望，免得失望。

还有需要逃离的就是中国人的舒适圈，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观点，但是现在非常认同。此次参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国人经常扎堆在一起，同时国人之间对于知识共享可能持着一种保守态度，所谓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不怎么主动跟中国老师和学生交流，导师认为我不爱交朋友，在他认为，能够出国开会都是行业比较厉害的任务，以后说不定办什么事情都是脸熟，也就是把会议当成一种社交，是国内职场的延续，功利性太强了，我不太喜欢。我喜欢交流，只是要看交流的对象是谁，我不喜欢坐在第聂伯河的游船上和中国老师或学生聊着房价、政治和其他露骨的话题，实在无聊至极，同时也不想把家丑揭出来给老外看。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人的一些行为跟decent相差太远，可能在国内习以为常，不自觉把这些行为带出国外，因此，我想跟这些人刻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喜欢跟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个老师聊天，聊台湾的大学与学生，而我则分享东北大学的信息；由于乌克兰不给台湾签证，他拿着美国护照直接入关（双重国籍），同时也因为不想舍弃美国国籍而放弃了台湾派驻比利时的科技大使。还认识了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对年长的华人夫妇，告诉他们淘宝买电话卡，以及询问他们关于阿尔伯特港口是否已经树立起华表纪念一战阵亡的中国劳工。我也喜欢同一位日本工业大学的姑娘和一位生长在基辅后前往美国执教的教授聊西方正式就餐的餐桌礼仪，他们告诉我如果吃完一道菜需要把刀叉合在一起放在餐盘里，然后等着服务员收拾餐盘，然后上下一道菜，而不用去喊服务员，我想这些是待在国人圈里学不会的。

留学基辅

有一个傍晚坐在安德烈斜坡下面的合同广场上，摩天轮慢悠悠地转着，七点半左右，教堂钟声响起，吃着路边商店买的面包和果汁，看着一对父女在步行街上演奏，父亲弹奏电吉他，而小女儿（七八岁左右）打鼓，打扮精致的男士女士穿梭他们旁边，不时有人给他们投币，而我边吃边思考教育和留学这一个话题。如果未来有一天，我的子女不想参加高考，或者成绩很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告诉他们未来应该怎么选择？是不是同别人一样认为他们这辈子就完蛋了。我是觉得绝大部分的父母早早就给子女贴上一个loser的标签，让他们的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殆尽，而不是鼓励子女去找寻自己喜欢东西，并且一辈子为之奋斗。对于留学的话，如果未来以后孩子成绩不好，上不了美国的名校，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乌克兰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乌克兰有着优质的大学，同时物价条件又不高，很适合现在国内的很多中产阶级的子女过来奋斗；就像民国时期，有钱的子女留学欧美，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没钱的就留学东洋，如鲁迅。同时乌克兰无论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离欧洲这么近，可以经常往来欧洲，这样也能培养一种国际视野，而这种视野一直是我所想要拥有的。对比基辅年轻人和我周围的师弟师妹，明显感觉出他们那种自信与成熟，即使是小孩子也很少哭闹，这就说明他们的教育上确实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我希望未来的子女有机会体验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并且能够对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在会议期间陪着导师前往他之前留学的基辅师范学院，去寻找他的老师，现在学校还在，只是校名改，改成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英文注释。更让人惊讶的时候，我们居然找到了曾经在学校执教的另外一个老师，还认识我导师的老师，就这样要到了电话和地址，在教室中也发现了两个中国女生在那个学校留学，听到我们寻找老师的事迹都哇地一声表示惊讶，毕竟时隔快三十年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好好逛逛他们当地的大学，上次前往圣安东尼奥的时候，他们在放假，也有点遗憾。有一天傍晚五点多的时候走到了基辅农业科技大学，想要进他们大学中看看，感受一下他们的氛围；但是，他们的大学只有几栋楼，没有我们所谓的校“园”，小的大学只有一两栋楼；到了五点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就回家，感觉很像高中。此外，由于我不是他们的学生，没法通过门卫这一关，只能由他们的学生带着我进去，不过时间匆忙，第二天由于会议安排逛教堂和坐船，所以就没有时间前往大学，是以之为遗憾。

教堂与宗教

在基辅教堂也看了不少，如圣索菲亚教堂、圣安德烈教堂、Lavara 教堂，也想写一写关于宗教。不想写欧洲几百年的宗教战争，不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相爱相杀，不写宗教人物，因为我也不懂，只想记下我所见过的以及自己的体验感受。在进入一间教堂，如果戴的帽子需要将帽子摘要，我认为应该是让各路神仙看到你。女士进东正教堂，需要提前准备头巾把脖子和头遮挡，如果是穿裙子的话，需要在教堂门口用围裙将大白腿遮起来。都是用头巾把头和头发遮挡起来，这一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很相似，二者有什么渊源么？不得而知。听说在教堂里面，尽量不要拍照，因为拍完了之后，神仙不灵了，虽然不求保佑，但还是避免触犯各路神仙。

有一天路过一个特别小的教堂就问我老师，为什么有了一些大教堂，还需要建小教堂，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拥有大型超市，还需要便利店一样！教堂对于信徒而言，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都是必须的，当他们没有教堂的时候，就感觉灵魂无处安放。有一天傍晚，一个人路过圣索菲亚对面那座教堂，看到大门敞开着，在教堂旁边坐下并围着洋葱尖顶走了一圈，虽然自己不信教，但是真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这种感觉很舒服。在国内每天忙忙碌碌，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又用什么去安放自己的魂，还是咱们就是一群没有灵魂的人，那样就太可怕了！我想起有一次同朋友前往沈阳五爱对面的南关天主教堂，适逢当日是什么宗教节日，我们就参与其中，我当时就觉得国人还是需要一些去支撑最弱的精神世界，不然面对每天的牛鬼蛇神真的容易崩溃。看到信众一致下跪的时候，我当时就对当局打压宗教的动机会心一笑，一切不可控的力量都是危险的，都是打压的对象。

社交活动

5月28日晚上跟着导师前往基辅歌剧院看芭蕾舞，进入剧院的时候，需要穿着稍微正式一些，不然周围都是精心打扮的女士，而你拖鞋短裤那就尴尬了，甚至穿拖鞋可能都不能进场。在观看芭蕾的时候，想了很多东西，不是在于芭蕾本身，而是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想，我们远游，是不是去通过别人来发现我们自己？

说到社交，在咱们的社会里，经常听到有人讲自己的圈子太小，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所以单身至今，所以一直孤独。由于没有合适的社交，大家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进不来，自己也没法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因此绝大部分人都是孤独的，同时也不懂得如何跟异性去相处。我记得曾经我的高中，食堂的这一半全是男生坐着，食堂的那一半全是女生坐着，中间模糊地带就可能是情侣坐着，非常有意思。不久前在图书馆的休息室里，一个男生坐在一条沙发椅上，另一条长椅坐着两个女生，这时又进入一个女生，看了一眼男生那边，还是走向了两位女生的那个沙发。当时隔着玻璃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想起了我高中的食堂，男女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隔离似的，同时由于专业性质，如我们专业就很少有女生，这样的结果就是男生不了解女生，女生不了解男生。等到二十五六岁适婚的年龄，很大一部分人还从未恋爱，这样奇葩的现象我想也应该只有中国这样性压抑的国家才会出现吧。

我很欣赏西方国家的高中毕业舞会，这样男生就可以学着去打扮自己，并且邀请自己心仪的姑娘作为舞伴，为了吸引姑娘的注意可能会去学习各种乐器，各种才艺，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而反观国内高中，视男女生接触为敌，把早恋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同时也把这辈子唯一单纯的恋爱也给扼杀了。最后，男女双方的首次交锋也只就是相亲，而相亲就是遇见奇葩最多的场合。因此我给学护理专业表妹的建议就是，尽量去和男生接触，不是非得男女朋友关系，只是去了解男生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沉浸在女生间无用的gossip和无用的社交之中，同时学一学男生性格中的洒脱与大气。

去认识陌生人的社交场合对于我们少的可怜，电影中美国社交活动是各种派对和酒吧，但似乎酒吧在我们印象就是不正当男女逛的地方。因此咱们社交就是，电影院看电影，KTV瞎嚎，看演唱会，看书画展览，再无其他，博物馆竟然都是六一儿童节的专场，上次前往辽宁省博物馆，里面与游乐场无异，实在可悲至极。同时学校正式的社交也少得可怜，没有要求着装的正式晚宴，甚至非常正式的毕业典礼也经常看到有人穿着拖鞋短裤上台领毕业证，这就让我想起了不久前高老师的一句话，咱们现在的大学就是一群农民工在办，非常贴切。同时在社交活动中，咱们受文化的熏陶的机会很少，别人可以去欣赏芭蕾舞，咱们有多少人去沈阳盛京大剧院欣赏京剧？每天上下班，加上通勤时间，已经深夜回家，哪有时间去欣赏这么高雅的东西。同时各种戏剧经历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咱们一想到戏剧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别人对于芭蕾古老艺术就这么痴迷？我觉得各种艺术只有活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它才能活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到的文化熏陶都这么少，更何况其他人。咱们口号经常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是刚去世的贝聿铭前辈曾说过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走向世界，挖掘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就好。

在看芭蕾的时候，也在想，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这个民族变得这么无聊，每天每个人都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似乎就像机器一样前行。咱们的教育变得很无聊，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反正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记得圣贤要求培养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咱们现在流水线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件，到底学会了写什么，文不能提笔写出千字文章，武不能绕着操场跑完几千米，欣赏不了高雅的艺术，人之交往不讲究礼数，实是教育之悲哀。咱们的社交也变得很无聊，宋朝的时候，文人墨客相聚，还有歌姬唱着文人们刚写出来的词，喝酒听歌，赏漂亮歌姬，真是享受。而反观现在，餐桌上比拼的就是喝酒，阿谀奉承领导，同时又涉及黄段子等低俗言论，难怪很多年轻人都讨厌现在的餐桌文化。无聊的人，无聊的相聚，无聊的社会，无聊的文化，又谈什么文化自信，我只想呵呵！

现在的印象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乌克兰是什么样的，我会跟他描述以下的画面。进入一个电梯里面基本上都是美女，很有可能只有包括你在内的一两个男生，甚至一个人乘坐的时候，电梯里都能闻到一股淡淡香水的气味。或者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风从她们身边吹过，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破旧的地铁上，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说话也不玩手机，表现出教养与斯文，甚至是在基辅日拥挤在观景桥上，虽然人山人海，但不焦不燥不推不嚷。在裸体沙滩浴场，光着屁股的男女一点也没有羞涩之意，如果孔子在世见此场景，当发出什么感叹（蛮邦竟堕落至此，无医可医，无药可救也，哈哈）？在独立广场旁边还有有人穿着苏格兰裙子，吹着风笛，曲终一大群人鼓掌示好。晚上在这个广场还可以听着美女拉着小提琴，你可以买些吃的坐在台阶欣赏，真可谓秀色可餐；或者傍晚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拿着纸和笔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不时看看来往的各式美女。还有Dnipro Hotel的比较正式的自助餐，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弹奏钢琴，我边吃边希望自己有一天Hold住各种场合，无论是正式的就餐，还是穿着短裤在沙滩上来一天的沙滩浴。以及告诉他，在压抑的沈阳，你打开窗，想对着窗外大喊，Fuck you, the damn world,而在基辅Dnipro Hotel，即使对着欧洲广场上车来车往也没有这种感觉。最后，我想以后有时间或者其他机会可以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比如春节期间，带着一家老小，尽享悠悠时光。

庐陵-黑色史密斯

2019年5月27日始记于基辅Dnipro Hotel

6月1号凌晨续写于北京机场

6月1号深夜完成并修改于沈阳九舍C区（倒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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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ncieseaqui1g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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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ngshanghai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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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12月，鲁迅录唐代诗人刘长卿绝句《听弹琴》，赠日本友人田中庆大郎的女婿增井经夫。(2008年10月增井经夫之女古西陽子女士捐赠) Handwritten copy of On Hearing a Lute-Player by Tang Dynasty Poet Liu Changqing, whichwas given by Lu Xun as a gift to his Japanese friend Masui Tsuneo in December 1935. (2)《赠邬其山》，作于1931年春,邬其山即内山完造，有一次向鲁迅谈及他在中国二十年的感受，鲁迅遂写成此诗，书赠内山完造，并在落款处以指代印。(内山完造捐赠) To Uchijyama, written by Lu Xun in the spring of 1931 in tribute to his friend. (3)鲁迅冒雨赴万国殡仪馆参加杨铨追悼会用的雨伞。(许广平、周海婴捐赠) The umbrella Lu Xun used when he went to attend Yang Quan's funeral in rain. (4)这尊高尔基木雕像，曾被置于鲁迅大陆新村寓所的书桌上。当时其子海婴曾指着雕像说: “这是我爸爸”。 A wood sculpture of Maksim Gorky was once placed at Lu Xun's desk in his home at Continental Terrace. His son Haiying saw and said:"This is my dad!" (5)翟秋白到鲁迅家中避难，特意赠送周海婴和谢旦如子女“积铁成像”玩具，可组装成各种模型。(谢庆中捐赠) The assembly toys that Qu Qiubai and his wife gave to Lu Xun's son Haiying. (6)(7)鲁迅，摄于1933年5月1日。照片上鲁迅所穿毛背心的原件，即柜中陈列的毛背心。 Lu Xu on May 1, 1933. The cardigan worn Lu Xun in this Photo is displayed here. (8)鲁迅逝世当天, 日本友人奥田杏花从鲁迅遗容上翻制了这个石膏面模，上面粘结了鲁迅的20根胡须和2根眉毛，这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鲁迅身上遗留下来的仅有的原物。(复制品) On the day of Lu Xun's death, Okuda Koka, a Japanese friend, cast a plaster mould of Lu Xun's face, on which are stuck 20 beards and two eye brows of Lu Xun. These are all that remains of Lu Xun now. (9)毛泽东为新建的鲁迅墓题写了墓碑。(复制品) Chairman Mao Tze-tung's handwritten inscription for a headstone of Lu Xun's new tomb. (10)周恩来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Premier Zhou Enlai's handwriting of the name of Shanghai Lu Xun Museum. #上海 #上海旅行 #拍照圣地 #上海攻略 #上海旅游 #上海打卡 #shanghai #shanghailife #citywalk #citygram #citystreets #cityphoto #bestcity #shanghaistreet #photography #instameetshanghai #zaishanghai #shanghaitravel #chinastreet #travel #streetsnap #photoshoot #travelphotography #streetphotography #鲁迅 #上海鲁迅纪念馆 #鲁迅公园 #luxun #shanghailuxunmuseum #纪念馆（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https://www.instagram.com/p/CO72geCBFkt/?igshid=16vx4hz32x0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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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odan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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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ce-browed, I coolly defy a thousand pointing fingers; head-bowed like a willing ox, I serve the people”（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https://www.instagram.com/p/CO6dRLSr1wyw8Qb1oIwYcmrB-Xl3yfno_TMF7k0/?igshid=quhf53txjt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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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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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5）

当我们回顾甲A，经历过甲A、曾经为处在甲A的球队鼓舞呐喊的球迷们回忆到甲A时，可能会回想到甲A时期的万人空巷的火爆、四川全兴、陕西的球迷氛围、北京和上海的“京沪大战”、大连与上海的“连沪大战”、广州太阳神的“胡椒”组合、95年上海申花徐根宝的抢逼围战术、北京国安9：1上海申花、大连万达5年4冠、大连万达55场不败纪录、99年山东鲁能双冠王与“辽小虎”的奇迹、大连实德三连冠……可如果让没有经历过甲A时代的“新球迷”提起甲A，可能只会想到甲A时期假赌黑严重，或者只是听其他老球迷对甲A有些碎片化的印象，亦或者，只有“假A”。

就算对于许多老球迷来说，他们很多人更多的是怀念1994年到1999年的甲A，而2000年到2003年的甲A，却没有多少可回忆的事情。这其实可以从当时的联赛上座率就可以看出来，2001年国内足球环境不仅遭到“假赌黑”问题的困扰，还遇到取消升降级的事情发生，《球报》就有报道2001年的球市问题：“没有降级，甲A联赛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经历联赛初期的短暂辉煌后，全国球市迅速走入低潮，继联赛第18轮平均每场不到一万人后，联赛第24轮更是创造了每场7400人的新低。由于缺少降级的刺激，商家对足球的投资热情也大为降低，各俱乐部依靠市场的收益大幅减少。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八年以来，首次遭遇如此强大的生存危机，一年元气的耗散，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复原。”2002年，之前一直坚持直播甲A比赛的央视也与足协产生了矛盾，由于价格产生分歧，中央电视台仅与中国足协进行了首轮一次性签约，在第一轮比赛中对京沪的两场精彩赛事进行了直播，而从第2轮一直到第6轮比赛都没有直播，直到世界杯之后的第7轮比赛才重新恢复。而随着假赌黑问题越来越严重，联赛观赏度逐年下降，相比于甲A初期的上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甲A末期的上座率是令人惋惜不已：

1999年甲A：场均1.99万

2000年甲A：场均1.99万

2001年甲A：场均1.83万

2002年甲A：场均1.41万

2003年甲A：场均1.50万

到了2003年末代甲A，上座率竟然都比不了甲A刚刚职业化的1994年。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经历了十年，甲A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甲A推动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国字号足球能在90年代末20世纪00年代初能够达到顶峰、中国足球市场急速发展、中国球迷数量暴增、中国足球推广流行到社会各阶层……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甲A的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甲A，可能现在中国球迷的人数、踢球的人数还会更加少。但是，甲A在飞速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解决许多从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问题，比如官僚足球、“城市名片”、默契球、关系球、官员腐败贿赂，导致了为了“城市荣誉”、领导政绩而出现的假球和黑哨，导致了贿赂官员、裁判、球队人员的事情连绵不绝，使得体育总局、足协内部腐败严重，致使后来的假球、赌球现象严重以后，从上至下一直都无法采取有效手段制止这些行为。当甲A进入职业时期使得资本大量涌入以及球市火爆之后，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假球、黑哨情况越来越严重，但球队、足协都因为内部问题无法根治这些现象，使得最后假球、黑哨现象成为了路人皆知，但却屡禁不止的难题。随着破坏规则的事件越来越多，违法违纪成为了中国足球的风气，又引入了赌球、黑社会、球员素质低下、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导致整个中国足球的崩溃。2002年中国打入世界杯成为了甲A后期的遮羞布，但只靠国家队的成绩来撑场面的手段能够长久下去吗？

甲A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有最严重的“假赌黑”现象，还存在着许多足协制定的规则不完善、企业球队急功近利、青训急功近利的问题。同时存留着许多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比如球队俱乐部依然与当地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自1992年以来，足协是“伪民间组织”，看似靠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际上仍然由体育总局直接管辖，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为足管，始终掌控着足协，而实际上足管的领导与足协的领导都是同一批人，足协的存在只是用来欺骗国际足联的“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的规定。中国政府干涉足球的事情，到10年代由于中超的纸醉金迷，连欧美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他们还在网上发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足球被政府干涉得如此明显，怎么国际足联不处罚？”比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队频繁集训、长期集训、练体能等等。有关体制时代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笔者将在下文通过长篇提出。

与此同时，部分球迷、媒体、社会舆论、足协的急功近利也是逼迫中国足球走向崩溃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甲A联赛办的红红火火，球员们拿着大钱，那么国家队就应该踢到他们期望的指标，一旦失败，则一切可以责备的人都要被他们痛骂。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大连金州体育场总是发挥失常，最后被淘汰。在十强赛进行期间，就有人给当时国足主教练戚务生家里打电话，告诉他家90多岁的老母亲“戚务生走了”。组建甲A职业联赛的创始人、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出门带着妻儿逛街，上了出租车听到广播里球迷将他比作明朝奸臣严嵩、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要脸还敢出门、商店女售货员骂他带着晦气……李承鹏就在《足球报》里有回忆到主场2：3输给卡塔尔后的场景：“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现在想来，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而此时，一个痛心疾首的球迷老榕，在当时传播度还是不高的网络上写下了2000多字的著名网文《金州不相信眼泪》，这篇文章竟火遍全中国，成为新中国网络时代初期的代表作之一。

李承鹏在《足球报》还记载道：“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20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而在2年后，1999年由霍顿率领的国奥队冲击奥运会，结果在九强赛再次失败。当时李承鹏记载：“中国队输球后，“八万人体育场”满座的六万七千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6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齐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在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很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狗血淋头的人，脑子很昏乱的样子，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有时候，大家会怀念起1992年到2002年的那段时光，全国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足球，哪怕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足球的气氛。那些狂热的球迷的氛围，至今已经很难再看见了。而这种狂热的球迷氛围，就好像点燃的导火线，转瞬即逝。社会、球迷、媒体、足协、政府对成绩的极端看重，不仅导致了各类决策只实施几年就又以新决策覆盖，还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极端的不平衡。如果没有这些重重压力的话，如果中国足球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的话，甲A也不会这样被逼着走进“假赌黑”的深渊，中国足球也不会在到达顶峰之后迅速陨落。甲A就是如此，一边代表着中国足球的美好巅峰回忆，一边却又代表着中国足球堕落的开始。

《北京青年报》在回首甲A时曾经这样描述两个缔造职业联赛诞生的人物：王俊生—“将职业足球引进中国的人”。这是1995年亚足联某官员向国际足联官员介绍王俊生时作出的评价。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1993年他领导制定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甲A联赛的他成功当选了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保证了中国足球在亚洲说话的分量。性格豪爽的许放为人正直、清廉，早在职业化之初，主管纪律委员会的许放就对裁判们尖锐地指出：“你们掂量掂量，是一两万元红包的分量重，还是你们一生的前途分量重？”1996年9月30日晚，工作过于劳累的许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中国足球痛失一位英才。值得一提的是，在许放逝世后，足协官员到他家里为他找最后的穿戴，竟找不到一双崭新的皮鞋。亚足联为表达对这位好人的敬意，曾自发捐款4万美元转交给许放的家人。

许放是那届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之一，他和王俊生是在1992年红宝山会议上认识的。许放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1994年足协遇到最艰难的境况，原来当时尽管已经确定了职业化，可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同时远在巴西的健力宝少年队也急需一笔支援资金，这让足协陷入两难的局面。在许放的同意下，足协将这笔资金转给健力宝少年队以解燃眉之急。之后，许放、孙宝荣等人立刻飞赴日本，向日本足协讨教职业化的经验。新浪有新闻记载：“1994年开赛前几个月，足协掌门人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取回邻国的火种。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他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批。”王俊生、许放对此置之一笑，都快要饭了还在喋喋不休！谈判小组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声言破裂几度发生，熟谙外语的许放与对方进行了3个月的“礼尚往来”，许放也每天都向王俊生汇报。谈判接近尾声，王俊生发现许放眼内有红红的血丝，他关切地说：“老许，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许放打起精神说：“有两三个吧。”最终足协与IMG达成了协议，由IMG（国际管理集团）负责联赛赞助资金（每年120万美元，每年递增10%，合作期为五年）来包装首届甲A联赛。

如果没有许放的谈判，可能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都无法如约进行。因此，也难怪1996年许放不幸猝死的时候，不仅是中国足球的人士在惋惜，亚洲足协的许多重要人士也对他的离去感到难过。许放去世的开始几年，依据李承鹏的记载，人们是这样纪念许放的：”在许放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假如老许还活着”几乎成为每次中国足球受到黑哨欺负后，从足协官员到国脚，必然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许放还活着，也许健力宝回国后不会被拆散；如果许放还活着，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或许也不会被分进死亡之组。”再过好几年，到了甲A结束后中超头几年那段时间，又有人在惋惜许放的去世，说如果许放没有在1996年去世，可能他还能够阻止假赌黑从1997年开始逐渐蔓延。但是，即使许放还活着，当时他真的能够凭他一人力挽狂澜吗？有球迷非常后悔当初因为国家队失利谩骂王俊生，认为他相比于后面的阎世铎、郎效农、谢亚龙、南勇和杨一民等辈相比，至少是干了很多合理的实事的。话又说回来，就算这些人都会想办法要制止假赌黑，假赌黑就一定会被解决吗？也许会的，但更有可能的，应也只是螳臂当车。甲A的假赌黑泛滥到后期如此严重的地步，已经不是几个人的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明明都知道有假赌黑的问题，明明都知道这些会危害足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就这样，甲A在很多球迷的心目中，其真正的名字，早已变成了“假A”。

于是，中国足球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间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嗖的一下就飞到了天顶，然后轰的一下，坠向比地面还深的地底。然后，就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过山车就再也没有往上开过了。直到中国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中国足球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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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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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文

根据中东之眼记者看到的伊拉克国安报告说，当地时间3日凌晨1时45分巴格达机场发生上述爆炸，初步调查显示，3枚制导导弹对那两部车锁定攻击。与Toyota相距约100至120公尺的Hyundai Starks先遭到一枚导弹攻击，第2枚导弹差一点就击中试图加速的Toyota汽车，它后来还是被第3枚导弹击中。伊拉克当局耗费数个小时才确认死者，有些人已烧成焦炭。不过苏莱马尼因为左手手指上戴着巨大且独特的戒指，很容易就被认出来。

狙杀苏莱马尼的精彩过程堪比美国大片

清真寺悬挂复仇红旗、袭击白宫、伊拉克驱逐美军、美祭新杀器…美伊伊的三国志

当地时间周五（1月3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精锐部分圣城旅（Quds Force）指挥官苏莱马尼和伊拉克民兵组织人民动员（Hashed al-Shaabi）指挥官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美军空袭身亡。

独立新闻媒体“中东之眼”（ Middle East Eye）报导，苏莱马尼和穆罕迪斯都在美国要犯名单上，这两人一般不使用现代化科技产品，行事时保安严格。

与穆罕迪斯关系密切的武装派系头目表示，两人向来不事先约定时间、不宣布地点，“他们搭乘定期航班”、“不会通过机场正常管道在护照上盖章戳、不用智能手机、移动时坐一般汽车，车上的人越少越好”。

这名头目还说：“大体而言，要追踪他们很难。不过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机场有很多亲美情报人士，因此他们才会被逮着。”

根据熟知苏莱马尼行踪的伊拉克官员透露，他通常只从数个地点进入伊拉克，有时候如3日遭击杀那天一样从巴格达国际机场入境，有时则是飞到南部纳加夫（Najaf）国际机场，要不就走陆路从位在巴格达以东大约120公里的迪雅拉省（Diyala）孟堤瑞亚（Munthiriya）边界关卡入境。

不过，苏莱马尼飞到伊拉克北部库德自治区入境，再驱车南赴巴格达，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

然而，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Hezbollah）一名头目说，这次就算他走上述其他管道入境伊拉克，都难逃一死，因为“最后36小时的行程暴露了他的行踪”。

这名真主党领导人说：“听起来似乎他2日从德黑兰抵大马士革那一刻开始，一直到3日在巴格达遭到击杀为止，都一路遭到严密监控。”

苏莱马尼2日上午抵大马士革机场，在叙利亚首都没有跟任何人见面，下机直接驱车前往黎巴嫩贝鲁特，与真主党秘书长纳斯拉勒（Hassan Nasrallah）见面。

真主党秘书长纳斯拉勒

上述消息人士说：“他们坐着商讨伊拉克最新情势数个小时，尤其谈到美国最近空袭（伊拉克民兵）真主党旅（Kataeb Hezbollah），以及几天前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遭到攻击等。”协调伊朗支持的区域武装势力行动，并就他们与美国可能的对抗进行准备，是这场谈话的目的。

苏莱马尼在贝鲁特待的时间比预期还要短，2日晚间就又驱车回到大马士革。他在大马士革机场搭乘叙利亚鞑靼之翼航空公司（Cham Wings）班机抵达巴格达，机上还有其他乘客。那班飞机原定起飞时间是当晚8时20分，但根据航空公司的公开资讯，班机因不明原因而延误到10时28分才起飞。

约莫同一时间，穆罕迪斯接获苏莱马尼很快就会抵达伊拉克的消息，便笺内容只写上航空公司名称和抵达时间。

穆罕迪斯自己本来都坐敞蓬车，不过这一次不是。他要求亲信雅布瑞（Mohammed Ridha Jabri）安排接机，并且下令雅布瑞开车到航厦接人。

穆罕迪斯被美方和他在伊拉克的敌手们视为在伊拉克执行伊朗意志的头号危险人物，美国对他监控多年。他们知道，如果雅布瑞开车的话，车上坐的只会是穆罕迪斯，这早已不是秘密。而亲近穆罕迪斯的其他头目透露，除了苏莱马尼之外，穆罕迪斯不会给别人接机。

熟知内情的美方消息人士指出，他们接获苏莱马尼即将抵达巴格达、穆罕迪斯接机后将一起回到他位在巴格达绿区（Green Zone）住家的情报资料。有3名伊拉克安全官员、数名“人民动员”头目都证实上述计划。

根据鞑靼之翼航空的公开资讯，苏莱马尼搭乘的班机于伊拉克时间凌晨0时32分降落巴格达。随行的包括他一名女婿在内的另外两人，穆罕迪斯则迅速低调接机。

报导说，接机用的Hyundai Starks和Toyota Avalon两部车没有离开机场太远，就在巴格达西郊的3起爆炸中变成废铁。

伊朗民众纪念被杀死的苏莱马尼

伊拉克当局耗费数个小时才确认死者，有些人已烧成焦炭。不过苏莱马尼因为左手手指上戴着巨大且独特的戒指，很容易就被认出来。

“人民动员”一名重要领导人告诉中东之眼：“（美方）此一任务由无人机执行，非常精准，不是临时发起的行动。我们搜集到的情报显示，那架无人机在上空盘旋，等待他们出发。”

伊朗民众抗议美刺杀索莱马尼

这名领导人还说，苏莱马尼车队离开机场时，发生超车意外，使美方行动一度遭到干扰，不过无人机还是有办法锁定目标。

“我们知道美方追杀两人已久，一直没有成功，显然他们（指美方）买通两人身边人士，以便掌握他们的行踪，决定暗杀地点和时间。武装派系领导人现在很紧张，因为不晓得美国人已经对他们渗透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事会发生。”他说。

在此次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是MQ-9“收割者”无人机，（MQ-9 Reaper，又译“死神”）。发动攻击的无人机就在巴格达机场上空盘旋，等待他的车队出发才下手。

根据美国空军的资料，“收割者”无人机是可以承裁武器、执行多种任务、长距离飞行的飞机。主要用于动态攻击目标，其次是情报搜集。

此外，“收割者”具有锁定高度战略、转瞬移动以及时间敏感的目标，执行攻击、协调和侦察的独特能力。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资深研究员、前退休空军飞行员约翰·维纳布尔（John Venable）表示，“收割者”无人机可以准确地除掉目标，非常适合执行猎杀任务。

“MQ-9的射程、巡逻时间和精准打击能力，是进行情报、监视、侦察的理想武装。”

“假设美国掌握了苏莱马尼的搭机行程，并且／或者一直在追踪穆罕迪斯在巴格达及附近地区的动向，那么收割者不仅可以使美方具备监听（目标人物）会议的内容，而且还能除掉这些威胁（敌人）。”他说。

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David Deptula）亦认为“收割者”是执行打击任务的最佳武器。

“MQ-9收割者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同时彰显了美国空军及时且精准地射中目标的能力。”他说。

德普图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一系列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性行为，容忍了18个月，现在做出了适当的反应。“特朗普设了一条红线，警告伊朗不要越过它，当他们这样做时，他采取了适当行动，保卫美国人和美国利益。”

MQ-9“收割者”是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General At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 Inc.,简称GA-ASI）为美国空军所开发的无人机，2007年开始服役，每架价格约1,600万美元。

收割者无人机比传统的攻击机小，机翼长度为66英尺（20米），重量仅4,900磅（2223公斤）。作战高度通常在大约25,000英尺（约7,620米）左右，并且使用螺旋桨发动机，因此很难在战场上看到和听到它。

它的航程可达1,200英里（约1,930公里），意味着飞行操作员可以坐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基地中。

收割者还可携带最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包括红外传感器、彩色和黑白相机，以及用于精确攻击的激光测距仪。此外，它有6个武器挂架，最多可同时携带4枚AGM-114地狱火飞弹（Hellfire）及2枚500磅（230公斤）GBU-12“铺路二型”雷射导引炸弹（Paveway II）。

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其它几个国家部署了收割者无人机。

2007年10月28日，美军首次利用收割者发射地狱火飞弹，杀死阿富汗叛乱分子。2015年，美国用收割者杀死因斩首数名俘虏臭名远扬的伊斯兰国（ISIS）刽子手、英国公民“圣战约翰”（Jihadi John）。

对于此次对苏莱马尼的袭击，消息人士对CNN表示，特朗普总统“一直不愿采取军事行动”，但去年12月在伊拉克基尔库克附近一名美国民用承包商被杀，随后的针对美国大使馆的抗议“越过了他的红线”。

特朗普顾问还向他指出，如果他“现在不回应，他们（伊朗）将继续越过它（红线）”。

消息人士说：“我非常相信他不会愿意（采取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人没有死，我认为这不会发生。”

奥布莱恩说，特朗普此前“面对伊朗的巨大挑衅，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克制”，但美国民用承包商在12月27日在伊拉克基尔库克附近基地被火箭弹袭击丧生是一条红线。

他说：“他们（伊朗）最终在12月27日的袭击中杀死了一名美国人，并炸伤了其他人，因此尽管总统对伊朗人的态度非常克制，他们最终越过了红线。”

此次袭击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扬言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

而革命卫队在克尔曼省（Kerman）的指挥官阿布哈姆兹（Gholamali Abuhamzeh）则威胁说，伊朗将攻击35个美国目标以示报复。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 News Agency）引述阿布哈姆兹的话说：“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对西方而言是重要的据点，很多美国的驱逐舰和战舰穿越那里······伊朗很久以前就辨识出该地区的重要美国目标······该地区大约35个目标与特拉维夫（Tel Aviv，以色列城市）都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

此外，伊朗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在该国什叶派城市库姆（Qom），有人在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上悬挂红旗。依据什叶派传统，红旗象征用流血的方式找敌人报仇。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这是自中世纪以来，库姆的清真寺首次悬挂红旗。而在德黑兰的抗议活动中，也有抗议民众手持红旗。

伊朗战争代理人阿波法兹?阿布图拉比（MP）（Abolfazl Abutorabi）把杀死苏莱马尼认为是对伊朗的宣战（a declaration of war），并表示一个快速、强大的反应是有必要的。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袭击白宫，我们可以袭击美国领土。我们有这能力和神的意志。”他说。

“当有人宣战的时候，你会想以鲜花回应子弹吗？他们会打爆你的头！”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报复，他说，如果“他们决定对美国采取行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1月4日下午，特朗普发出数则推文，警告德黑兰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美国将直捣伊朗52个重要地点。

推文说：“伊朗正在大胆地谈论要攻击某些美国资产，以报复我们除掉他们的恐怖主义领袖。这个领导人（苏莱马尼）才刚杀了一名美国人，并且使其他许多美国人重伤，更不用说他在一生中所杀的所有人。”

“他袭击了我们的大使馆，并且还准备攻击其它地点。多年来，伊朗一直是个问题。让我们以此作为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任何美国人或美国资产，我们就会将目标锁住伊朗的52个地点（这个数字代表着多年前伊朗劫持的52名美国人质）。这些重地不仅对伊朗是高度重要，而且对伊朗文化而言也是如此。这些目标，和伊朗本身，会遭到迅速和猛烈的攻击！美国不接受威胁！”

1月5日凌晨，特朗普在回复众议员克伦肖（Dan Crenshaw）的推文中说：“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回击。如果他们再次攻击──我强烈建议他们不要这么做，我们将会重击他们，其强度超过他们先前所遭遇过的。”

随后他又发推文说：“美国刚花费2万亿美元在军备上。我们是世界上迄今最大和最强的（军队）！如果伊朗攻击美国基地或任何美国人，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祭出我们的部分美丽新杀器。”

一个小时前，前线传来最新消息：伊拉克上议院投票决定，因美军杀死伊朗苏莱马尼将军，伊拉克将驱逐美军出该国。该议案还要求伊拉克政府结束四年前与华盛顿签署的美国出兵帮助伊拉克参与反对IS恐怖主义者战斗的协议。

上议院立法会有180个议员，它通过了该决议案。很多逊尼派和库尔德立法者因为反对该动议而没有出席投票。

“伊拉克政府有义务结束外国军队出现在本国领土的局面，防止他们运用本国的领土、水域、领空等。”伊拉克上议院议长默罕默德?阿拉布斯（Mohammed al-Halboosi）说。

但是伊拉克上议院的投票并不意味着美军真的会被立即驱逐出该国，这是无约束力的投票（non-binding vote），意味着该投票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

受伊拉克行政部门：总理办公室（而非上议院）的邀请，目前有5000美军在伊拉克，现在该由伊拉克总理来决定是否会驱逐美军出境。

伊拉克如果真的驱逐美军，也许是一件好事。美国纳税人一直有此疑问：美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和人民的性命在这些永远不能结束的纷争上？[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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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的那些事儿

原文链接：罗文：狙杀苏莱马尼的精彩过程堪比美国大片死者被烧成焦炭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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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71年美国演讲赞扬文革：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 短史记

杨振宁 2017-02-23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一、演讲正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

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

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

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

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

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

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

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

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

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

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

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了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

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

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

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

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

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

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

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

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

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

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

所谓“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

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

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

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

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

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

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

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

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

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

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

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

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在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闲时盖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

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

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

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

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

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

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

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

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

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

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

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 —— 即整个六十年代 —— 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

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还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笑声）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着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

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

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

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

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墙的房子里。

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墙，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

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

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

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

我认为 —— 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 —— 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 —— 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 —— 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

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

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二、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 —— 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这是一件很��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着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着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着，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三、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

问：

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_

答：

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

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

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

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问：

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_

答：

我相信你所说的“文化”是指艺术、音乐、戏剧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在中国，戏剧、音乐，都正在进行革命。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则是：假如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艺术。

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这种概念。

但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正需要全国一致努力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化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

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强调，是意料中事。现在，有几个剧本及交响乐曲已编写完毕，对中国的古老京剧、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胆的合并。

我看过几个这样的戏，觉得中国的新京剧是非常有趣味的。

在创作过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参加的。所有这些一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而结果是，所有中国观众对每一出戏都极为熟悉，他们可以立刻指出什么地方已有了改动。然后他们便在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要改动这个地方。那些改动可能是在内容方面，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演员的动作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地熟悉剧本，这使我感到惊奇。

也许这种惊奇是不需要的。因为假如你在北京扭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这些新戏剧的演唱。

戏剧数目大约有十二至十五个。它们不断地重复播放，你是一定会听到的。

也许另外一个回答你所提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在一个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写下，处于上海市中心，在我母亲的家里，我可以听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声音呢？时间是早上八点，据记忆所及，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笑声）

这一组人走后，四周环境最突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撞击声，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笑声）这可能是人们在建造防空洞。因为在中国，这是十分重视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声音，我没法分辨出来。

然后，我感到有点惊奇，我连续地听到以下的声音：我听到一个青年在练习小提琴。说不定他不是一个青年，但我认为是青年的可能性会较大。（笑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着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也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房子距离上海的一间音乐学院并不太远的关系。（笑声）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骑自行车时带着他们的小提琴。

问：

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

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

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

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

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

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

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

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

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

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

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问：

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_

答：

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

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

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

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_

答：

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

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问：

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

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

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

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_

答：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

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

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

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

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

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

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

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

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

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

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

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

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问：

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

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 —— 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 —— 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

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

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

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 —— 因为我懂得汉字 —— 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

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

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

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

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

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

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

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

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

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

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

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

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

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

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

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

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

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

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

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问：

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

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

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

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

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

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

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

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

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

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

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

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

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注：本文收录于：《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

（题图：2012年，杨振宁接受采访。杨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近日正式由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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