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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wtsfdsg · 21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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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于新文化运动:腰斩还是硕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nding It or Pushing It to a New Height?

作者：王小蓉;

Author：

收稿日期：年卷（期）页码：2019,225(06):-18-27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救亡;启蒙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五四运动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五四运动既没有腰斩新文化运动,亦非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两者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并蒂双花,在难得的自由里竞相盛放,终因救亡的急迫而此长彼消。五四运动成就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文化运动亦极大滋养了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温"五四",是希望在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此消彼长中乞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贻误时机,以回应"五四"的早期诉求,实现当代目标。

参考文献

① 拉纳·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商周刊》2009年第10期,第16页。

② 刘复生:《“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第4页。

③ 《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76、481、486页。

⑤ 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概念的阐释与评价,百年来众说纷纭。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同时,他又从两个方面界定了“五四”:从狭义方面,他认为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而引起的整个事件,即五四事件;从广义方面,他认为1917—1921年间所发生的相关事件都包含在“五四”之中,即五四运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3、1页。李泽厚则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两者“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笔者赞同后者看法,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因为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且五四运动仅持续两月之久,而新文化运动历时多年,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仅月余的五四运动,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更何况两者在性质、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两者合称也使五四运动无法成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点。陈建守也不赞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是将思想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来谈”。参见陈建守:《作为“集合事件”的五四运动——“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演讲实录,http://www.sohu.com/a/311773988_523159,2019年8月12日。

(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25页。

(2)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8页。施瓦支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称为“五四运动”,根据上下文,此处实指新文化运动。

(3)杨奎松:《五四运动有多重要?》,《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4)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9日。

(5)《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6)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391页。

(7)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第1版。

(8)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3期,第3-9页。

(9)金冲及:《五十年变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0)《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37),内部发行,1957年,第12页。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

(12)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1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14)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15)《刘东自选集》,第205页。

(1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7)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9、79页。

(18)《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9)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20)《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2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23)《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2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

(2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页。

(26)戴启予:《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第5页。

(27)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页。

(28)《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9)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82页。

(3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31)《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32)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73、133页。

(33)以上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71、372页。

(34)《胡适口述自传》,第206、209-210页。

(35)丁守和:《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5页。

(36)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37)傅正:《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015年第6期,第45页。

(3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

(3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4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41)以上引文参见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中国青年》第6卷第5期,1942年2月。

(42)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51、265、27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4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700页。

(4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7页。

(47)秋谨:《精卫石》,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5页。

(48)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49)Burlington K.Tong,“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Vol.Ⅵ,No.11,November 16th,1918,pp.433.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5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12页。

(52)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53)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页。

(54)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56)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页。

(58)《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

(59)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0)蒋梦麟:《西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61)《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2页。

(6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

(6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64)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

(65)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6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15页。

(67)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页。

下一条：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起源:“五四”科学语境中的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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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sanlipianzi ·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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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怠（英语：Larry Wu-Tai Chin，1922年8月17日—1986年2月21日），广东南海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翻译人员、分析家、档案管理人员，一说为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因在1952年至1985年期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机密情报，金无怠以间谍罪被逮捕和审讯，后在狱中自杀。金无怠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间谍[3]，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无怠1922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在西山碧云寺上小学，在北京东城就读大同中学。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考燕京大学没有考上，入辅仁大学就读一年。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1943年上半年天气暖和时只身到四川成都的复校后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1944年辍学离校。1947年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

1947年，他在上海考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译员[8]，1949年随美国总领事馆转往香港。1951年，他被派到韩国担任战俘营翻译官一年，1952年由韩国返香港，路经日本东京，考取在冲绳岛属于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

1949年与妻子仇氏在上海结婚。1959年前后在日本冲绳（一说在美国夏威夷），金无怠认识了来自台湾的前中国广播公司女播音员周谨予。

韩战期间，周谨予也投身「联合国军中之声电台」，化名“黎明”，向战俘营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广播，号召他们放弃遣返回中国大陆，投奔台湾。1957年随联合国军中之声迁往冲绳美军基地，开启了一段冲绳之恋。尽管当时男有妻、女有夫，且两人各有子女，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两人。1961年金无怠调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1963年与周谨予结婚，1965年金无怠加入美国国籍。

1970年圣罗莎办事处被关闭，金氏向联合国总部求职，但并未获得录取。后到维珍尼亚州罗斯林的对外广播情报处总部工作。同年金氏晋升为中情局译员兼分析员，得以接触到最机密情报权限。1981年7月，金无怠退休，并由于其工作的出色表现获得中情局颁发的奖章。退休之后，金无怠仍在中情局担任顾问工作。

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联邦调查局早在1982年2月就开始了对金无怠的调查和监视，通过搜查其行李和监视其行踪得到部分证据，证实金无怠是为中国工作的卧底。金无怠的被捕与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俞强声叛逃美国有关。1985年，俞强声携带金无怠的档案叛逃到美国。被捕后，金无怠承认了自己确有间谍行为，但坦白唯一的情报是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秘密提供给中国关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决策的情报，并因此声称自己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

1986年2月，陪审团裁定金无怠的所有17项罪名成立，并定于3月4日判刑。1986年2月21日，在等待判刑期间，金无怠在狱中自杀，死因是用塑胶袋蒙住头部后窒息而死。

美国此后也没有对这一轰动的间谍之死做任何更深入的调查。金无怠的医生儿子金鹿石当时参与法医验尸，结论是自杀。

金无怠案的陪审团认为，金无怠的间谍活动主要包括：

在朝鲜战争中，通过联合国军翻译的身份，为中国提供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延缓了美军在战争中的进程。

在1960年代，金无怠为中国提供关于美国对華政策的情报，使中国对美外交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他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使美国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作出许多重大让步。

金无怠还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中国和北越提供美国政府的对越态度，包括发动战争、退出战争等情报。

有报道认为金无怠是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委派和安插的间谍，中国先后为其提供了100万美元以上的报酬，一说15万美元。金无怠将其用于投资房地产，并出入拉斯维加斯赌场以掩饰谍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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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ny-news ·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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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现场】原来鲁迅写《孔乙己》是批判孔乙己？我还以为批判旧社会呢

CDT 档案卡标题：【翻车现场】原来鲁迅写《孔乙己》是批判孔乙己？我还以为批判旧社会呢来源：中国数字时代主题归类：孔乙己文学 CDS收藏：话语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中国数字时代所有，欢迎个人、媒体和研究机构在注明来源的前提下免费使用。详细版权说明。中国官媒央视网日前发文，谈近期风靡网络的“孔乙己文学”。在这种文学体中，作者常自比鲁迅笔下穷酸潦倒又放不下读书人身段的孔乙己，透过自嘲书写对现状表达不满。在央视网发表的文章中，作者称“学历的价值，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掘自身潜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体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并勉励当代青年称“孔乙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代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中。” 这篇文章发布后很快引发网民热议，#央视网谈孔乙己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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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201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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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tofromhenan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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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哀】七哀

降谷零×宫野志保

首发ao3

一

志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母。相反，她对子女的管束教育非常严格。严格到了那信奉“放养教育”的侦探每次看到她都要戏谑两句“母老虎”“太不人道了”之类的怪话的程度。

曾经某次那人问她“当时也没有见过你有这么严厉的一面啊。对当时我们身边那几个调皮的孩子你不是一直都很宠他们的吗？”

“他们是我的孩子吗？”她反问。

她的家并不算大，但是总是一尘不染。虽然研究所的工作很忙，她依然每天要和孩子们一起把屋子打扫一遍。反过来看看那个宛如垃圾制造者一般的，总是要靠做家庭主妇的妻子打扫才勉强让住的房子有个人居所样子的侦探，她实在是想不出为什么他总是要去戏谑她。

地面瓷砖亮得能照出她的茶发，窗户就不必说了，咂舌的是纱窗也能洗得显出原本铁纱的颜色——而大部分家庭的纱窗都很少清洗，掸一掸甚至能看到从纱窗的缝隙里荡出的，灰尘泛起的烟雾；橱柜里的碗码的整整齐齐；至于菜刀和锅，也因为长期清洗养护得法而显得出铁器特有的光泽。

做完这一切，孩子们央求着她要打开电视玩游戏。在娱乐方面，她倒是很少干涉。志保没有那种所谓“东亚中产阶级的幼稚病”——即总是想把自己出众的替人打工的技术移植到自己孩子身上。孩子们很聪明，最大的现在也不过才上小学三年级。志保厌恶提前教育，所以从不主动让孩子们去任何补习塾。

她虽然知道这和她小时候的情况完全不同，但她却还是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失去童年。而至于严厉的一面，则主要体现在道德教育和生活技能教育上。

孩子看着母亲似乎没在听着他们的央求，心中不免沮丧。正当他们想着是不是应该跟母亲提出想要做点什么劳动来换取游戏时间的时候，却听到了那期盼已久宛如“仙音”的赞美。

“可以，注意时间。妈妈先给你们做饭，一会儿记得吃。”

“那妈妈你呢？你不在家里吃吗？”她的限外之意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就被他们点破

“妈妈晚上出去一会儿，你们到点了就按时睡觉，不要让妈妈担心。”

“谢谢妈妈！”这句话孩子们是背对着她的脸说的。在她还没说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奔向游戏机了。至于有没有听到她的后半句，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微笑扶额，她完全可以理解。当时元太步美光彦几个孩子，不也是看到游戏就这样子走不动嘛。小孩子天性爱玩，她反而高兴。

她晚上做的是意大利面。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倒是她在偷懒。曾经，也就是大概十年前吧，她在给阿笠博士做饭的时候可总是绞尽脑汁研究菜谱，想着怎么把低卡和营养结合在一起。不过那时的她终究只是个小学生，没什么事也不大用照顾人，自然可以把相对来说更多的精力放在这种生活琐事上。

走出电梯，她其实也没有想好去哪。她爱她的孩子，不想让他们再像自己当年一样身边举��无亲，精神上��直每天都要面临阿尔志跋绥夫式的绝境。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与小孩子相处这件事本身多么令他享受。尤其是这是她独立带孩子的第七个年头。

她也需要一些私人空间。

仲秋时节，晚间的天气已经有了些许凉意。太阳还没有彻底沉向西方，昏黄的天光与四周的黄叶似乎融为了一体。风止住了。不知不觉中，日光已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但那影子却也因越来越昏的光照而显得面目模糊。地面被着枯叶，黄澄澄的，叫人好生困乏。她眼前也多了几分恍惚。

研究所的工作强度很大。之前组织统一体检的时候她被查出有贫血的症状。她也不再是以前那么个无牵无挂的愣头青，倒是很老实地遵从了医嘱。随着在研究所地位的稳固，她也慢慢开始把一些项目分派给同僚——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有机会在现在还能在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

毕竟，她不能不负责任。

邻国的传说讲这个时候的月亮是一年之中最圆最亮的。她虽然喜爱读书但并不痴迷文学，也就没有那些所谓文人赏月咏月的情致。

推开熟悉的酒吧的门，昏昏欲睡的侍者看到熟悉的身影并没多搭话。只是一如既往地倒了两杯酒放在了她最习惯做的位置前。

Bourbon和Sherry。

她不愿意去回忆那些过去。Sherry的日子是不堪回首的回忆，她一点都不想再让自己和那灰黑但是却有着甜腻迷醉感的生活再搭上关系。她选择这里也大致只是因为冷清无人，萧条的感觉配上昏黄的灯光特别适合遮盖她的脸。

“来了？”身兼数职的店主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某天晚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到访的女子。事实上他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在某些令人愉悦的时候——比如店里罕见的出现了十多位酒客——面前的女士在门口稍作徘徊最后竟然原路返回。

打听顾客的隐私是不好的行为。除了她们喝到半醉，理智再也管不住嘴巴之后开始冗长而又琐碎的倾诉的情况下。

宫野志保想起自己与面前这个叫“礼”的男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离开的第一年。当时她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而第一个孩子也才刚刚两岁。作为实质上的单亲母亲，她那一年的生活无疑艰难——其实也还好。最寂寞煎熬的日子她早就尝过，也体验过隐姓埋名和终日提心吊胆的第二次童年。不过刚刚到来的一丝幸福被再一次的夺走，得而复失总是最让人难以接受。

她终于过上了她向往已久的平静生活，可是，在偶尔从看见东京塔的掠影时，还是会发愣地想起，那些属于灰原哀的日子。

看来人总是这样，贪心不足蛇吞象。她怀念的其实不是灰原哀。而只是突然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还有这所谓“亲人”存在的那一刻惊喜与酸涩，只是另一个男人身上淡淡的咖啡与甜点香气和温暖怀抱。

只是，那段岁月在两人双双回归原位之后突然间变成了爱情，而又突然转折向了另一个不知道该如何言讲的境遇。爱情这种东西，即使再刻骨铭心，但如果某一瞬间，连结的纽带——空间与时间割开，他们就变成了断桥两端的人，隔着滔滔不绝的如斯逝水，背道殊途。

二

点起一根烟，她并没有急着动面前的酒。只是在店内剩余两人见怪不怪目光的注视下把Bourbon和Sherry混在了一起。两种近似蜂蜜色的酒发生碰撞，很快就融合成了一杯看起来就很可怕的液体。

“你还是总这样喝。我建议你自己买。这样糟蹋东西的话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礼扶额，有些无奈的看着这个女人。

“不想给家里的孩子留下一个酗酒母亲的印象。毕竟再怎么样也是要考虑家庭教育的因素。”她只是抽烟。烟气漂浮起来，在光的照射下产生了丁达尔效应。她的面孔更加模糊，模糊到了礼似乎也记不起她五官的程度。

“怎么？说辞又变了？我印象里你上一次的借口是工作太忙，上上一次的借口是……”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吗？”说出的话并不友善，可她语气倒是很平静。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安室透离开，或者说不告而别的七年里。她在表面上并没有展露出丝毫不同。唯一一次失态，可能是她阿笠博士离世后的那天晚上。她罕见的来这里说了很多话。包括不告而别的男人“零”、骤然离去的长辈阿笠博士、自己家里讨人厌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总是把她逼到矛盾死角的两个孩子……

她在喝醉的时候也很克制。没有说出有关灰原哀、有关宫野明美、有关赤井秀一、有关江户川柯南、有关GIN、有关……她确实看起来很像最近几年兴起的那种“既是职业女性又是家庭主妇”的顽强单亲妈妈。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某种喜欢絮絮叨叨的大妈心。

不过对于宫野志保本人而言。虽然恐怖和温暖并存的记忆可以慢慢模糊，和安室透相处时的习惯却顽固地生存了下来。这两年，她依然时常熬个夜，顺便也学会了他拿手的三明治和各种甜点。孩子们以为妈妈有着好像超人一般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出全米花最好吃的饭菜，可是她知道这只是在追寻他们父亲的味道而已。

除了看上去很可怕的戒断反应，让她在咖啡这件事上举棋不定。其他的，在那一次意外的醉酒之后，宫野志保自认为快刀斩乱麻，过得非常高水平。

一切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妥。

她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狂热的喜欢比护选手——不过还是有赛必看。听的歌也从流行到jazz到金属再到R&B再到古典最后转回到了摇滚乐。最近似乎是看了不少假面超人之类的东西。GIN已经死了，组织也灭亡了。看着两个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的东西抱着她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去家长联谊会的时候难道她还能狠心拒绝吗？为了不丢脸，她很是恶补了一些现在小朋友们喜欢的东西，却惊愕地发现和她做小孩时候也没��么不同——还是什么戈梅拉、假面超人之类的玩意儿。

那一次家长联谊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似乎成功到影响了不少小朋友的家庭关系——参加活动的男家长被她的魅力倾倒、参加活动的女家长被她的衣品倾倒。似乎还闹出了什么离婚风波之类的搞笑事情。不过在这之后，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地位似乎是有了显著的提高。

回忆的时光总是极快。她抬了抬头，看见今晚的月亮果然极亮。如同一颗白色莲子一般挂在天的那头。圆如铜钱，白似冰屑，中间微微颜色深浅，四周白蒙蒙地发出一团光晕，恰似灯影透亮。

这一段时间过得实在艰难，一个人不想说话，另一个人懒得说话。压抑之下，最终还是礼先开口了。

“是不是有些怨恨，对于您先生？”

“你听说过一首诗吗？叫《七哀》。”志保反问。没有什么情绪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只点一杯Bourbon和一杯Sherry是她的原则。第二天还要准备早餐、送孩子们去学校、再到研究所打卡上班，她不能喝太多。

“我又不是文学爱好者，你问错人了吧。啊，欢迎光临！”礼说着，并没有起身去迎接新来的客人。只是从下面装瓜子的盘子里摸出一颗放在两指之间。用力一弹，瓜子径直飞向昏昏欲睡的侍者。侍者猛遭重击，一个激灵爬起来看向礼。他给侍者使了个颜色，这才看那懒汉拿着酒水单走向新来的那个女客。

“没听说过就算了。一份三明治。光顾着给孩子们做饭了。”她的脸色有些怪异。

“又犯胃病了，我也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不要空腹喝酒。”礼说话很小声，至于志保有没有听到，他完全不知道。不过做三明治这种事情他自然是轻车熟路。切掉面包的四个边，放在小小的电蒸锅里蒸一下，把蔬菜和肉类切片，加入掺了味噌的酱料……

“啊，老板。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多少钱。”隔壁女客指着礼手里的三明治道。

“啊对不起小姐，这位是我们这里的熟客，这些材料都是她寄存在我这里的，所以……”礼没说完，就被志保打断。

“也给她做一个吧。毕竟这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她说，“虽然你的三明治水平总是会有着奇怪的波动。咖啡也是。”

礼的瞳孔骤然收缩。幸亏灯光昏暗，大概是看不清他脸上一瞬间的变色。他也不想聊文学。这一瞬间那位女客的打岔反而是救了他一次。

三

其实，安室透和宫野志保的婚礼并没有任何人参加，甚至连法律上的效力都不具有。他们也只是告知了最值得信任的几个人：比如工藤新一，比如阿笠博士，比如服部平次。这个消息甚至连小兰都不知道。

毕竟她并不认识“宫野志保”，只知道那个在工藤新一回来后就去英国和爸爸妈妈团聚了的“灰原哀”。当然，之后她还是以“工藤新一查案期间的法医搭档”的身份去见了毛利兰。她和毛利兰之间的交往并无任何生分，毛利兰说他们“一见如故”，但她不知道，其实宫野志保心里是拿她当亲姐姐看的。

婚礼极小范围内举行，这是志保的主意。她其实还是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心结。她还是讨厌热闹，那种寒暄令那时的她无所适从，甚至会想到组织里的虚与委蛇。

至于没有填结婚登记表这件事，是安室透的主意。毕竟，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叫“安室透”，有的只是“降谷零”。他作为“零”的负责人，是不可能舍去“安室透”这一身份而以真实的“降谷零”身份活动的。也是这样，宫野志保也没有改姓安室或是降谷或是某个降谷零的其他假身份。

毕竟这世界上的危险犯罪组织可不止有酒厂一个。

不过虽然是这样，最开始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那时候安室透不怎么上班。依旧是老样子的每天到处打打工做做侦探。一天里有大把的空余时间逗哈罗和志保。而志保则是在忙着找工作。

晚上他们一起看电视，听音乐。躺在床上听Cinderella。一团浓郁的悲慨。志保没再说话，闭起眼睛。床太软，在被刻意调低了的音乐声里，她发现自己在悬浮。悬浮，时起时落，失重。

零其实也很惊讶。他才发现原来她这么高，之前他们两个最初开始相处的时候她还是小孩子，总是穿着软底的儿童鞋。如今她和他抱在一起，他才发现宫野志保也只仅仅矮了他一个头。

她的肤色更苍白了，再靠近一点，他估计能看清脖子上青色血管的脉络。是因为她长期在地下室工作、熬夜和贫血的缘故吗？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事实上安室透最开始对她流露出善意是在他确定了她是艾莲娜老师的女儿之后。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从未看到她真正的样子。虽然当时的熟人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叫他们安室先生和小哀，但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举目无亲。两个假身份的人生没有证据，是个既无过去，亦无将来的特殊存在。想要永远保持着这一把指间沙，他抓得越紧，就流得越快。零从事的是最危险的职业。他承认他自私。他不想在将来的某一日，他躺在一片血泊里时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漫长的梦境。

直到带着咖啡气味的呼吸迫近。志保感觉到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胸口上轻轻地抚摸着。这不对。她虽然已经这样的年龄，虽然和那个男人已经结为了二人都认同却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夫妻，虽然对于降谷零这样的男人她一点都不介意投怀送抱，但显然，她还是有着一般女性在此刻的生涩。此刻她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也没有提前预备好防护措施。

情欲来得莫名其妙。空气里有种危险的甜腻气息。她的身体确实很敏感，不一会就开始浑身抽搐。她想推开降谷零的手，但她又怎么能和降谷零抗衡？更何况她其实在心里并不抵触，只是好像暑假里犯拖延症的学生——总是觉得今天还没有到写作业的时候。

降谷零又抱过来。这不对，宫野志保的手只是见招拆招，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思考。降谷零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对视。她似乎一瞬间就被抽走了魂魄。她想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时他穿着黑色的大衣，身姿颀长，小麦色的皮肤似乎被寒气冻得有些苍白。

他不说话，只嘴角带了不知道是何意味的笑，垂着眼看着躲在博士的身后心惊胆战的她，瞳孔里闪闪烁烁，恍若星河。

和今天一样。

他的指尖冰凉，顺着袖子滑到她的T恤底下。她退到了床沿边，却被他伸手捞了回来，顺便解开了内衣的扣子。志保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惊慌地转过脸，却一时间不知道中了什么魔，在他留长了的金发下面找到了他的嘴唇，报复般地狠狠亲上去。

那之后，她扎进降谷零怀里，在他胸口靠着，无端想哭又没有眼泪。她曾经暗戳戳地恨过父母。为什么要生下她，就是为了性爱时一瞬的快感吗？如果是这样也太自私了，她宁愿一辈子也不要做这种事。不过她终究还是沦陷了，甚至想……

再来一次。

她又往降谷零的那边挤了挤，给出一个眼神作为示意，之后马上从被子里钻出，只是鸵鸟式地把头埋进了洁白的被子里。降谷零一愣，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拍拍他的后背，拉过被子来把她再一次的吃掉。

那一次之后，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顺便一提，姓宫野。

四

宫野志保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时不时那一块乏人问津的狗皮膏药。现在她非常理解当时毛利兰的感受。

她在之后去过工藤新一家几次，却发现似乎她眼里的理想情侣也过得不是那么幸福。她比毛利兰更懂得那种“自己觉得自己在做很重要的事，却总有一个自己割舍不掉的人用眼泪扰乱自己情绪”的感觉。这种时候，两人之间再深厚的感情也会变成毒瘤。他们无法联络，更谈不上见面。工藤新一侦探在全日本满山海跑着缉凶，反而是留下毛利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东京操持一切。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他们和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沟通彼此之间的问题，而他们在各自的城市还要独自面对一切的不如意。毛利兰很坚强，或许是源自于工藤新一在幼儿园时候不经意间下的一句“爱哭鬼”论断的逆反心理。不过就算是这样，她还是难以接受工藤新一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不耐。

那天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来见宫野志保。

“安室先生……还没有回来吗？”她看着宫野志保家里的凄清冷寂和两张婴儿床，一肚子的牢骚和委屈瞬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应该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毛利兰分明地感觉到自己的心骤停了一下，像是非常艰难，她看着若无其事的宫野志保试探地开口：“可是，安室先生不是……怎么会？”她咬着嘴唇，似乎是把自己代入她的悲伤角色去了。

宫野志保没有隐瞒，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其实现在再瞒天瞒地并没有什么意义。她在这时会来找自己已经证明了这种绝对信任。而黑衣组织也已经被连根拔起死的不能再死。现在继续的隐瞒，除了加剧面前这位女士和他丈夫的不信任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她去开了两瓶酒，是GIN和VODKA，他们的故事也就从那时开始。

边喝边聊，出乎意料的是兰对事情惊人的直觉。在志保说到很多她都感觉离奇的事情的时候，毛利兰的眼神里只有释然而没有惊愕。

“看来，你早就猜出来了吧。只是理智上不愿相信。”酒精让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再使用敬语，随便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他们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

顺便一提，那一天是十二月三十日，工藤新一依旧在山梨的山沟里查着一桩牵扯了十四条人命的连续杀人案；而降谷零也依然渺无音讯，所知道的只有风间在降谷零离去后的第三天送来的，黑田兵卫签名的调查文件的影印件和一句“去执行秘密任务，可能需要很久。抱歉降谷夫人。”的口信。

“要不然，出去吃点什么？”毛利兰发出邀请。她似乎稍微快乐了一点。也不知道她突然想通了什么。

某种程度上宫野志保承认自己很物质。她穿的那件黑色大衣是C家出的鹤纹刺绣复古款，价值不菲。手提包、鞋子和帽子更不必说。这些衣服基本都是她还是“灰原哀”的时候他买给她的。

他说：“组织的经费，不花白不花。”

事实上她完全理解。对于组织——或者说是公安之类的人。所谓存款，大部分都是可笑的数字而已。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存款可能存着存着就不是自己的了。所以，那些人的生活一般都极度奢靡，就连宫野志保也不能免俗。喜欢名牌的毛病，大概也就是那时染上的。

毛利兰偷偷打量着宫野志保的长相。宫野志保其实算不上标准的美人，在欧洲人眼里，她的五官太清冷，并没有欧美人喜欢的那种“魅惑”“性感”、更没有欧洲人眼里典型的东方美人——比如章子怡——那样复古的五官。这是因为她的日英混血，多少柔和了东方人的特质。没有西方人风情洋溢，却比同龄的西方人显得年轻素净。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时代发展。不少时尚圈的所谓“艺术家”开始推崇高挑瘦削、冷漠苍白的偏禁欲主义。时尚杂志上很多模特的长相都是她这一款，不少国际大牌也专门为着这些模特设计了适合这种长相穿戴的服饰。再加上她出众的如高岭之花一般的气质，反而给她增添了十几分的美。

不过可惜的是，这样两位美女竟然很不顾形象的在一个苍蝇馆子里撸着串。那年的雪来的好晚。十二月底才开始洋洋洒洒的下这一年中的第一场雪。路灯的光被成片的银白色衬得金黄，半弯冷寂的弦月尚还挂在天边，茫然吹起了风。

毛利兰递给她一支烟，问：

“一个人的时候会抽一支，尤其是……”

“在跟工藤吵架之后？”她接过来。其实她不会抽烟，不过还是有样学样地点燃，浅浅地吸了一口。舌尖有些麻木，在烟气通过喉咙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预料之中的辛辣和刺激。

毛利兰不置可否。她其实早就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当时的几个朋友没有修成正果的。园子忙于铃木集团的事务，京极真依然是全世界的参加比赛。双方都有自己忙碌的事，偶尔见一面反倒是甜蜜得紧。至于服部平次和远山和叶，似乎双方都在保持着一种刻意的距离——虽然早已是男女朋友多年，但谁也没有提出结婚的事情。

在来找宫野志保之前，她先去问了远山和叶。得出的答案却是让人大吃一惊。

“我和平次就是有点互相喜欢，这么多也习惯了老玩在一起罢了。不过兰酱你也知道，我们经常吵，我也对推理没什么兴趣……就是说，虽然已经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互相都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羁绊住对方，除非我们之间谁做出天大让步。”电话那头的声音虽然还是有着浓重的关西口音，但终究已经没有了那种过去的天真烂漫在里面，“所以，其实兰酱你还是要看开一些。工藤君他终究还是爱你的嘛，这点你应该最清楚了啊。”

她语塞，垂下眼帘，最终一言不发。

“志保，你说，我是不是天真的有些过头？”她问，“你难道就不难过吗，安室先生……”

顺便一提，毛利兰大学念的是早稻田的文学。一个很多女生都会选择的专业。在日本这样的社会里，女性选择文学就好像古代皇帝身边总要有几个舞文弄墨的馆阁文学者一般，只是贵人或是她们丈夫乏味生活里的调剂品。毕竟，比起出门打拼，还是有更多传统的日本男性中意于温婉柔和，善解人意的“大和抚子”。如果能再有点“红袖添香”的情调，就更完美了。

所以毛利兰会觉得艰难也是正常。长期浸泡在太宰治、川端康成之类的日��文学里，总是会有那种“情绪急转直下”的时候。悲观是一种底色，而敏感则是这种底色伸出的触手，用来折磨自己。

“我难过又能怎么样呢，兰……桑。”她仔细考虑，还是用了这个略微正式却又不嫌疏远的叫法，“他有他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我这个人就是一忙起来就会忘记很多事。”她想用酒堵住嘴，拿起一根烤得冒油的鸡肉串吃了一口，又马上灌了一口酒。

“不坦诚。”她还是那么敏锐。

“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啦，只是……”她刚想说，却被毛利兰打断。她从包里摸出一个本子，掏出钢笔，在上面好像写着一些什么。

“喏，给你看。”写完她把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递给志保。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三国魏·曹植《七哀诗》

五

“想什么呢？”礼点了点她的胳膊，“不会就这一点就喝醉了吧？”

看了看钟表上的时间，她才发现正如礼所说。她居然已经发了大概四五十分钟的呆。

“一样再来两杯。”她说。

“怎么了？喝这么多？”作为酒吧老板的立场这样说本来就很奇怪。生意已经很差了，看到这样的酒客即使不说劝她多喝两杯也不应该无意义地在这里像八婆一样问东问西。

她没回话，其实她并不是很喜欢和别人进行长时间的无意义交谈。安室透离去的第七个年头的确很让人痛苦。当年她读死屋手记，写戈梁奇科夫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如同“死屋”。她虽然环境不如那般恶劣，但终归不是好感觉。所以她痛苦。不过如果是GIN的话一定会骂她安逸的太久，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一朵“坚韧的玫瑰”了。

说起来GIN的确很喜欢这样的修辞。带着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奇怪的语言风格。如果抛开他做的那些勾当，其实这个人的性格反而像一只喜欢虚张声势的刺猬——表面上看起来冷酷，但是操纵他所有行为的逻辑却好像是一个和容易别人闹别扭的倔小孩儿：肆意妄为、不听劝阻、说干就干、认准的事情就绝不回头、从不考虑后果。

她在作为“宫野志保”时的少年时代没什么好回忆的。她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纯粹学习动力，纯粹是因为她觉得学习很有趣。

尤其是在时时刻刻都有组织成员监视的情况下。

娱乐只有电子游戏，她不爱打游戏。社交么，她一个亚裔女生，还只有十五六岁的年龄。自然是被所有人孤立的对象。

学习才是他唯一和正常人世界的沟通桥梁。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做项目的时候，她才能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学生。

没人愿意和她进行小组合作，她就自己一个人包揽所有研究工作。因为她觉得那很快乐。

化学对她来说，是阳光，是姐姐，是几乎没有见过的爸爸妈妈。

另一方面，当时，和她一起在美国受训，也是主要负责监视她的组织成员是GIN。

那时她就厌恶这个男人。生理性的厌恶。但GIN却做的尽职尽责。除了自己的训练，他几乎一步不离开她。

但他从来不在她被欺负时伸出援手。反而他骂她。

“不争气，没出息。”伴随着的就是一顿毒打。

所以后来她半开玩笑的对降谷零说自己三脚猫的格斗术是被GIN打出来的。

现在，她已经可以用云淡风轻的心情看待这样的事。但当时不行。

琴酒对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甚至是生理期和内衣尺寸。对于在美国接受能力训练的他来说，通过垃圾袋和表情饮食之类的要素观察出这些几乎是轻而易举的。

“志保，其实GIN喜欢你在组织高层里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不过几乎所有人都瞒着你。”某次做完，降谷零曾经对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讲笑话？他比我大了十几岁。”宫野志保不是情感白痴。她完全可以体会到GIN对她的那种变态式的情感。不论是后来想想仍然心有余悸的“头发丝认人”“听喘气认人”，还是最后决战时他打她的那三枪。

决战的具体经过她已经记不太清。只是在甚至连BOSS也已经落网的情况下，唯一还在抵抗的人，也是GIN。

后来在某次看比护选手球赛的时候他才体会到那种感情。那是一场保级战，在东京出名，在大阪走向巅峰，后来在英格兰大杀四方的比护在濒临退役的年龄落叶归根回到大阪。不过此时的球队已经今非昔比，从冠军争夺者混成了保级队。

那是最后一场的生死战，赢了就保级，输了就降入J2。

比护首发，也成功完成了帽子戏法。可惜球队的后防如同组织一般出了亿个卧底。最后一次的射门机会，他拼了老命的倒地铲射，把球捅进了球网。比分被追成了4-4，他也因为没有躲开对面防守队员凶狠的铲断而导致胫骨直接骨折。这样的重伤直接给已经38岁的比护隆佑的运动生涯判了死刑。而令人悲伤的是，虽然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球队还是因为胜负关系的缘故降到了J2。

那之后她罕见地主动打电话找毛利兰出来喝酒。工藤新一的东京灵魂又一次夺冠，喜不自胜的他打电话回来也在和他妻子聊这件事。听到志保讲这件事，她反而是给志保讲了一段三国的故事。

赵云随诸葛武侯出岐山时，看着自己身边关兴，张苞这些小子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心中会不会也有“老了”的感觉呢？

也正是那一刻她才明白当时GIN的感受。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退场。GIN就是GIN，不能接受像老鼠一样被人满世界通缉，追来赶去的苟活。就像诸葛亮必须死在北伐途中的五丈原、赵云在死前必须断后吓退曹魏士兵迸发最后一次的闪光一样。组织之于GIN，或者说是黑泽阵，就是一切。他从降生开始就注定了为组织服务，尽忠到死。那么眼看着承载自己全部生命意义的组织大厦倾覆，他会做出那种选择，完全符合他“虚张声势的刺猬型人格”的逻辑观念。

所以在她当时深入组织的研究所抢救最后的APTX-4869资料却和躲藏在那的GIN巧遇之时，GIN才会拿着枪，一步一步把她往门口逼。

那是个晴天，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志保站在门外可以被太阳光照到的地方，而GIN则站在了阴影里，面朝光。

他打了他三枪，左右臂各一枪，腿一枪。没有装消音器的枪声引来了公安和FBI，但在他们到来之前，GIN用最后一刻子弹结束了他自己。

当时的宫野志保百思不得其解，以GIN的能力，想杀死自己之后逃走简直是轻而易举。他为什么要自杀？

事实上，那三枪是GIN对自己的交代——他没有杀掉自己曾经唯一或许动过心的女人；也是对组织最后的忠诚——面对叛徒，他并没有无动于衷。

不过这种仁慈带来的矛盾也一直困扰着宫野志保直到降谷零走后七年的这个深夜。她对GIN并无任何好感，他夺走了她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甚至这种厌恶带有生理性质。

但也正是这个人，最后把她送出了困扰她近二十年的噩梦。这个噩梦的缔造者是乌丸莲耶而不是他GIN，而却是GIN在最后时刻用生命把噩梦引向了终结。

那她该如何自持？

六

时间大约已经到了十一点半。生意越发冷清。

“我在这里这么久，才喝了这么一点。你们是不是最讨厌这样的客人了？”她问，语气里有一点醉意。

“没什么，你还要喝么，算我请你。”礼说。

她还是没回话，只是自言自语：“礼，Rei；零，Rei。是巧合么？”

说起来，她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礼，又是什么时候和一个陌生男性以不符合自己一贯作风的情况下变得如此熟络呢？

“要杯茶吧，毕竟明天还要上班。就要……伯爵玫瑰吧。”

浅白绿色的花朵，带着馥郁的玫瑰香气，和她瞳孔的颜色一样，清冷又迷人。

突然，礼摸了摸她的手。志保皱了皱眉。冰凉的指尖碰到他温热的手掌，她冷不防顿了一下，却被礼顺势反手握住，整个手掌被团进他的掌心里，若有若无地被摩挲着:“手怎么这么凉……”

“你干嘛？非礼女科学家？”她挑了挑眉毛。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可是不管她怎样拔，都无法挣脱他。这样摩挲了一会儿，她的手和体温也渐渐暖了起来，感受到她手掌里细密的汗，礼松开手，轻松道：

“给你暖暖手。”

她瞪着他，准备张口反击，但想过后还是懒得和他争论。毕竟她和面前的男人熟络了之后经常吃他的免单。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她也实在是不好说些什么。

更何况，似乎刚刚她并不抵触面前的男人的亲昵举动。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她心里发苦“自己不会真的寂寞到想要有外遇了吧。之前和侦探处理了那么多外遇杀人的案子，难道有一天要轮到自己？”她越想越荒谬，竟然被这种荒唐的想法逗得笑出了声。

“今天就到这了，谢谢你的招待。”她站起身，头稍微有些晕。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喝了以往大概四倍量的酒。难道真是所谓的“寂寞”？

礼没有留人，只是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东京繁华，是个不夜城。不过这地方远离市中心的商业区，路上倒是没什么人。头顶路灯的光线一点点亮起，白色的光线在她背后晕开，她的头发被绕在耳后，耳廓边浮动着玉粉一般的浮尘。她弯起眼睛，略带得意地笑了。直到刚刚，她才想明白那种奇怪的熟悉感来自哪。就好像，整个城市夜晚的灯光都揉碎在她的眼睛里，连眼角的笑纹都带着绵绵缱绻的气息。

其实她本不应该如此欣喜。曾经她想过在她回来的时候她要怎样责备那个把他丢开跑了七年的人。但事实现在看来并非是像她以往想的那样。

找了个街边的长椅，她坐下。既然回来了，就让她也做一次“侦探”，梳理一下她和榎本礼的故事。就当做是给过去的七年点上句点。

事情的开端还是那一次兰的突然来访。她们两个那天晚上的最后一站就是那个灯光昏黄的酒吧。

听兰说，她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因为曾经她来这里抓小五郎回家的时候遇上了一起杀人案。后来事情不出意料的顺利解决，她也就和当时还是老板儿子的榎本礼有了一面之缘。后来她上了大学，和几个朋友来这里排过戏，也在这里陪失恋的同学喝过酒。似乎从那时起这个酒吧的生意就一直不佳。天知道小五郎是怎么找到这样隐蔽的地方的。

第一次见面，礼给她们端上的三明治居然久违的吃到了当时还在“波洛”打工的，降谷零独创的口味。当时礼说这些是给一位本来说要来但却临时改了主意的先生准备的。他们店里并不卖三明治。这样的做法也是一位厨师——那个曾经为了套出降谷零三明治配方而闹出很多笑话的厨师——专门教给他的。

她并没有指望着能在这里知道降谷零的近况。只是就当做怀旧也好，她还是爱上了这家半死不活的店。

她曾经问过他，在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稳赔不赚的生意。他只说这是他父亲所谓的“梦想”。宫野志保嗤笑，不过她也相信这种说辞。毕竟日本这样的国家，想找到什么奇葩应该也都是不难的。

后来无非是平淡日常。榎本礼的厨艺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做出超越当初降谷零的口味；坏的时候就只能模仿起味形而失其神髓。随着来这里次数的不断增加和榎本礼对志保身体状况的日渐担忧，这里几乎变成了她的食堂。哪怕是不喝酒，她也喜欢来这里坐坐，开着电脑写论文，吃一吃榎本礼时好时坏的饭菜。

其实有时候她想，正常的恋爱本就不该像她和降谷零一样牵扯到长辈恩怨、生离死别。刻骨铭心又畸形丑陋，进展神速又风雨飘摇。反而是应该在日常里慢慢累积。她自己都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可怕，但他们毕竟聚少离多。他们正式确立关系到现在是九年，在一起的日子不超过三十次。

越想头越疼。仲秋夜晚的风还是很凉。她每次出门穿衣都务求得体而奢侈。今日也是。本就白皙的腿被风吹着，白得有些吓人。都说饮酒之后会发热是因为血液循环加快，在风吹的情况下更容易丧失体温而得病。

她经常生病。不过她宁可撑着，即使撑不住也要让自己摸鱼的地点在研究所里的办公室内。日本的职场是炼狱，尤其是对于女性。她们大多要时刻保持强势，像是开了屏以虚张声势的孔雀。

“怎么不回家？”有人问。是降谷零的声音。而宫野志保并不惊讶。

“你先撕掉你的假脸再跟我说话。免得一会儿孩子们见到你以为我搞出了外遇。榎-本-礼！”

七

“志保，你早就看出来了吧。”他说，一边说一边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那张脸是属于降谷零的，货真价实的降谷零。

“不，今天，也就是刚刚才看出来的。不过如果你不说，这事也就永远成为秘密了不是？”她戏谑道。“那我们来解释解释��，降谷先生。为什么你会在这？”

事情其实很简单。降谷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确实在参与调查一个跨国的贩毒和倒卖军火的团体。黑衣组织的事情之后，降谷零搞出了组织PTSD。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

他作为降谷零在“零”，也就是明面活动，同时利用“安室透”的假身份在暗中调查。至于那个小酒吧，从很早开始就是他们公安的一个秘密据点。至于那块钓上宫野志保的三明治，则自然是出自降谷零。毕竟，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安全得多。至于榎本礼和他父亲，自然是公安成员。后来，他在稍微空闲的时候会伪装成榎本礼和她见面。其实她本不该露出破绽。只是面对一脸无所谓，用最冷漠语气说出最惨淡现实的妻子，他总是无法克制。

“那我每次吃到好吃东西的时候，榎本礼每次几乎要越线的时候，都是你假扮的啰。”志保其实心里也暗暗释然。她其实也有对榎本礼心动过，但理智总是在一瞬间就战胜情感。虽然如此，也只是压制到普通朋友的程度，她完全无法割舍那家店带给她的，熟悉温暖又危险的气息。

“你这算不算逼迫自家妻子出轨？还有，结束了吗？”她问。

“结束了啊……风间和榎本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也可以从零组解放出来了。”

“也就是说？”

“是的，是你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

志保没说话，只是把她刚刚在酒吧里猜到事情真相的后写的一张纸条递给了降谷零。

“你看，这首《七哀》，男主人公是你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搂住了她的腰肢。降谷零贴过去亲吻他的侧颈。呼吸沉重，意图分明。

志保下意识地还觉得他是榎本礼，想挣开——毕竟那身衣服实在是太具有代表性了。可随着呼吸的临近和与榎本礼完全不同的声音，她也放弃了抵抗。

降谷零按着他的后颈对着他的嘴唇吻下去：“我可不是什么宕子啊混蛋！”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她叹了口气。

“不想。”

“是你待我太像恋人了，从眼神上看也是如此。还有，你的手。”她没说完，嘴就又被堵住。

灯下黑。路灯下并不充足的光线，模糊了她的眉眼神情。只剩下瞳孔的颜色，越发清晰明了。

湖青色的，比过去七年的坚守更深邃，比他们第一次在铃木特快上的初见柔和。

深吻之中，降谷零似乎感到宫野志保才张开嘴唇，做了一个字的口型。

“ki（き）mi（み）”。

——“你”。

他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

满地月光如水，从地面映上来。水中的藻荇是树枝与树叶的影子。他们两个的影子几乎被路灯照成了两个点，又被白色的路灯切割开。路灯也照着玫瑰，如同鲜血一般的红一点点渐变成了暖调的橙黄。他们走着，吻着。无视路人的侧目。当走过那片圆锥形白光的笼罩，又悄悄变成了血红。

红橙交替。直到走到家里。

家里的灯光是白色的，他们手中的玫瑰又重归于温暖的橙色。

仿佛周而复始，仿佛……一个圆满的轮转。

他们家的飘窗可以看到月亮。他望了望银白的月亮，又看向她。她的眼睛像一湾化冰的湖泊，清亮如镜。

也是他的归宿。

孩子们被动静吵醒，惊愕地看着一个陌生但眼熟的男人搂着平时一脸“生人勿近”的妈妈。妈妈的脸色泛红，头发散乱，他们从没见过妈妈如此狼狈。

“你……你不许欺负妈妈！等我爸爸回来你会死的很惨的！他超厉害，是警察！”在小孩子的圈子里，一个当警察的父亲往往是“牌面”的代名词。

“看样子，你教的小孩子很不错嘛。”降谷零笑了笑，“不欺负你妈妈是不可能的，因为……”

他低下头，对着孩子们说。

“我就是你们刚刚说很厉害的那个人。降谷零，请多指教！”

【-FIN-】

#同人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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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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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铭时评

习阵营争夺“笔杆子” 七动作清洗王沪宁文宣系统 ——习亲信接掌文旅部教育系统官员密集落马 14家文宣单位被巡视

北戴河会议敏感期，中共文旅部副部长李金早落马；习近平亲信胡和平接掌文旅部，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青受审；云南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落马，多个高校党委书记与教授被查处。另外，14家文宣单位被巡视。

时政评论人士分析，迹象显示，习近平掌控“枪杆子”、“刀把子”之后，正在争夺“笔杆子”；江派李长春、刘云山、王沪宁长期操控的文宣系统或面临深度清洗；中共文宣系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载体，其被清洗，将为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政局发展带来新的看点。

*习亲信胡和平接掌文旅部任中宣部副部长

8月11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雒树刚的文旅部部长职务；任命胡和平为文旅部部长。文旅部官网“部领导”一栏更新显示，胡和平现任中宣部副部长，文旅部党组书记、部长。

7月31日，陕西省委书记、58岁的胡和平接替65岁的雒树刚，出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

胡和平在清华大学就读本科、研究生并任教，曾任清华副校长、党委书记，被视为曾在清华读书的习近平的亲信。2013年，胡和平“空降”习近平主政过的浙江出任省委组织部长。2015年，再调到习近平家乡陕西出任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省长，晋升正部，2017年再升任省委书记。

雒树刚，1955年5月出生，河北南宫人，一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任职。历任《求是》杂志社政理部主任，中宣部副秘书长，理论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等职。2008年6月，接替吉炳轩，升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任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4年12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2018年3月19日任改组后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在此期间，继续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江派前常委刘云山自1993年至2002年任中宣部副部长，2002年至2012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2012年11月至2017年10月任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雒树刚与刘云山在中宣部长期共事，2008年至2012年，担任刘云山第一副手逾四年，被外界视为刘云山心腹，曾听从刘云山指令打压《炎黄春秋》杂誌。

江派常委李长春、刘云山、王沪宁长期主管中共文宣与意识形态系统；文旅部前身文化部在过去22年被江泽民及刘云山马仔孙家正、蔡武、雒树刚相继掌控。

*文旅部副部长李金早落马

就在文旅部党组书记换人前夕，7月29日晚，官方發消息称，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62岁的李金早是湖北仙桃人。1984年开始在中共国家财政部财科所工作，后到中共国家计委工作8年。1994年8月起，李金早到广西任职，曾先后任桂林市副市长、桂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10月，李金早出任广西党委常委，由此跻身副省级；此后历任桂林市委书记，广西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广西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等职。李金早在广西官场浸淫17年。

2011年10月，李金早返京出任中共商务部副部长；2014年10月转任中共国家旅游局局长。2018年3月至今，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直至此次落马。

数年前，网上就有关于李金早巨额贪腐及为大量贪腐官员��航的丑闻。据爆料，在1999年至2003年重建大桂林期间，李金早造就并保护了无数亿元贪官。为能在北京埋下眼线，李金早将许多工程送给北京有背景的人。

值得关注的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2004年4月至2007年11月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而李金早2003年4月兼任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9月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2004年4月至2007年11月，郭声琨与李金早共事三年半。

另有消息说，李金早与刘奇葆的特殊关系，是造成他落马的原因之一。李金早任桂林市委书记期间，巴结广西自治区任副书记的刘奇葆，他们联手搞掉前广西自治区书记曹伯纯。曹因贪腐在北京被双规，刘奇葆得以在广西扶正，取代曹伯纯。因倒曹有功，李金早被刘奇葆安排为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几年后李金早又被提拔为广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横跨团派、江派两大派系的刘奇葆2000年任广西副书记。刘奇葆在中共十八大出任政治局委员，并出任长期被江派把持的中宣部部长。

在中共十九大上，刘奇葆未到退休年龄被提前“踢出局”，没有连任政治局委员。随后刘奇葆被贬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此前，港媒曾多次传出刘奇葆将被当局调查的消息。

*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青受审被控受贿2486余万

8月12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长青受贿一案。

赵长青被指控：2006年至2019年先后利用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批中国书协会员、当选中国书协理事、协调工程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86万余元，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赵长青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2019年10月28日，赵长青被宣布正接受审查调查。成为中国书协近年来首个落马的副主席。

公开简历显示，赵长青是辽宁义县人，曾长期侵淫黑龙江官场，历任团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

2002年11月，其赴京履新，历任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书协顾问等职，2018年6月退休。

早在2015年就曾有人实名发文举报赵长青，称其把自己包装成一流书法家，并列举其借助书协平台贪污腐败的十条敛财渠道。

大陆媒体2019年11月11日报导，从书法界多位资深人士处获悉，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前主席李士杰10月中旬被有关部门带走，主要问题或涉及10月28日落马的中国书协前分党组书记、前副主席赵长青。同时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能排除。

*四川音乐学院3名女教授被查

经济观察网8月7日报导，6月30日至7月10日期间，四川音乐学院（川音）声乐系的3位女教授——杨婉琴、费莉、邓芳丽，先后被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其中，邓芳丽为声乐系副主任。3人案发疑因涉及四川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招生腐败一事。

一位熟悉邓芳丽的人士在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称, 邓芳丽等人在招生方面收取学生家长的贿赂，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邓芳丽将收受学生家长的钱财比喻成一年一季的“割麦子”。

此次3名教授被查是该校近年来爆发的第二起规模较大的案件。三年前的2017年8月，川音原党委书记、副院长柴永柏就被指利用职务便利，在高校基建项目、款项拨付、人事任用、招生工作等方面谋利，先后收受多人贿赂或向他人索取贿赂914万元，获刑11年。

柴永柏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披露，柴永柏利用长期和自己保持不正当关系的3名女性秦某、张丽（化名）和古风（化名）以“特定关系人”身份收取贿款，总计超过137万元。

*教育系统7名官员密集落马云南教育系统地震

自7月23日至8月10日，云南省文教系统四名官员相继落马，其中包括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

7月23日，云南省文山学院党委书记熊荣元被查。熊荣元，苗族，1968年12月生，云南马关县人，自1992年开始，历任中共共青团文山州委办公室副主任、文山州纪委办公室副主任、丘北县纪委书记、丘北县常务副县长、富宁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2006年9月至2009年10月，任文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长；2009年10月至今任文山学院党委书记。

7月28日，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落马。朱华山，1964年1月生，湖南资兴人，自1996年5月起，历任云南省教委学生处主任科员、任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云南省招生考试院院长、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招生考试院院长、昆明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自2013年3月至今任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并先后兼任省招生考试院院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8月3日，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松被查。吴松，1958年8月出生，云南镇雄人。长期在云南大学工作，自1922年3月开始，历任云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处长、云南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副书记、校长；2007年12月至2015年11月，先后任玉溪市委副书记、保山市委副书记、市长；2015年11月至2018年8月，任西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8月至今，任西南林业大学二级教授。

8月10日，云南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胡飚落马。胡飚，1962年11月出生，彝族，大学学历，自1994年7月起，历任保山地区昌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昌宁县更嘎乡党委书记、昌宁县副县长、保山市隆阳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长、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2013年8月至今任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另外，近两个月内，东北地区也有三名文教系统官员落马。6月28日，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延吉被查；7月17日，黑龙江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学勇被查；8月10日，黑龙江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付军龙落马。付军龙，1957年11月生，黑龙江密山人，曾先后任呼兰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校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牡丹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1月至今任黑龙江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平安经”曝光政法文宣勾结吉林公安副厅长下台

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7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赴吉林视察。习近平离开三天后，7月27日，“平安经”事件在网络引爆，有网友晒出7张图片，内容为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贺电所写的一本名为《平安经》的封面照片以及书里内容照片。

这本号称由“平安经百句诀”与“宇宙时空平安、世界大地平安、世界各界平安、人类文明平安、国家地区平安、中华大地平安、中国各界平安、中华文明平安、中国各地平安、人类众生平安”十篇内容构成的离奇图书，整篇24.5万字，全是“XX平安”的语句重复，被指十分“雷”人。

《平安经》这本“拼字书”被网民批为弱智、荒唐，但这本书最初出炉时备受追捧，在去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和公安部旗下的群众出版社联合出版，群众出版社官网上曾对该书“隆重”推荐，称该书是以歌诀、歌文形式撰写的平安颂歌；还称该书稿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可作为一部小百科词典。

《平安经》今年1月2日正式上架后，包括《吉林日报》、《中国吉林网》在内的省官媒，都纷纷为其站台。吉林省官网《中国吉林网》吹捧《平安经》为“鸿篇巨制”，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公众号5月9日发文称此书为“儒林巨制”，是“跨国传世的经类大作力作，是历代和当代仅见的首部平安经书”。

《平安经》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精神”接上关系，吉林省朗诵艺术协会曾在6月举行研讨会和诵读会推介，并提出官员阅读此书，领悟所谓“初心使命”。

7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发布《如此平安太荒谬》一文称，《平安经》这样水得让人拍案惊奇的书，吉林当地多家媒体居然刊登了读后感言，甚至还有官方媒体组织了“《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研讨会，一些领导干部、学者大肆吹捧。当地某系统、部门微信公号还曾刊发书评，称赞“值得一读”“学者阅读此书，顿悟平安哲理，商贾阅读此书，企业平安无��，民众阅读此书，安享世间太平”，溢美之词令人瞠目。这背后是不是“阿谀之风”、“拍马之风”使然，也需要认真调查。

7月28日，人民出版社官方微博声称，从未出版《平安经》一书，也从未同意与任何单位联合出版该书，是其他人假冒该出版社名义出版。

7月30日，群众出版社公众号“警营书香”发布通报称，群众出版社出版《平安经》一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工作，严肃查处违规行为，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7月30日，《平安经》在主要电商平台已无法搜到，群众出版社官网也删除了对这本书的介绍。

7月31日，贺电被免去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职务。

*14家文宣单位被巡视

5月14日，中纪委通报，第五轮巡视将对3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各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月左右。

此轮被巡视单位中，文宣系统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共14家单位，凸显文宣系统成为被重点巡视对象。

*北戴河会议气氛肃杀传习近平舍弃王沪宁

台媒《自由时报》8月12日报导称，北戴河会议据信已在日前结束，且整个会议气氛肃杀、紧张，当中最主要讨论的议题是进行中的美中贸易战，且提及中兴通讯遭美国制裁凸显中国科技发展严重不足，过程中各种权斗传言不断释出，包括元老们不满习近平作风、美中贸易战惨烈等，有意重新制定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制衡习近平等。

报导认为，从后续发展来看，习近平虽有反击，如栗战书等亲信提出“一定之尊”，但显然并没有出现大幅的靠边站官员，以目前的情势看，习近平似被拔掉一部分权力，如舍弃亲信王沪宁，王沪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首席智囊，主掌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和智库机构，未出现在北戴河会见62位专家的场合，就被指遭到舍弃命运。

*分析：习阵营争夺“笔杆子” 文宣系统面临大清洗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表示，中共文宣系统过去近三十年一直被江派李长春、刘云山等马仔掌控；隶属文宣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系统也长期被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姘妇陈至立把控。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王岐山大力反腐、清洗江派在地方官场、军队、政法系统势力，但文宣系统尚未来得及清洗。

中共十九大以来，王沪宁黑马入常，接替刘云山主管中共意识形态与文宣，公开扬言“媒体姓党”，“文革风”借尸还魂、愈演愈烈；接连发生中共删改教科书文革章节，党媒刊文〈消灭私有制〉，查封〈保卫改革开放〉文章，动员千万知青新一轮“上山下乡”等极左乱象，并将“六四”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一再动员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种种乱象不一而足。王沪宁操控中共文宣与大外宣系统，与中美贸易战、香港乱局背后的高层内斗交织在一起。

王沪宁被认为是中共几任最高领导人的“大脑”。他最先被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赏识提拔，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一直身处要职。王沪宁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被加入党章的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李燕铭认为，中共政权内外交困、天灾频仍、亡在旦夕，来自国际社会的围剿，以及中共内部你死我活的权斗，正在将中共推向最后崩塌。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讨共演讲，直接针对中共意识形态。王沪宁与中共文宣系统正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载体；解体中共的过程，也将是王沪宁及中共文宣走向消亡的过程。对习近平等北京领导人而言，若要避免陪葬中共的命运，摆脱中共意识形态挟持，儘快抛弃中共已是唯一的出路。

李燕铭分析，北戴河会议前夕与会议期间，习近平针对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金融、文宣、医疗卫生等领域展开密集��洗行动。迹象显示，习近平掌控“枪杆子”、“刀把子”之后，正在争夺“钱袋子”、“笔杆子”、“药罐子”，抢滩曾庆红势力地盘，连点江泽民家族死穴。习阵营密集巡视十余家文宣单位，查办文旅部副部长李金早，派亲信胡和平接掌文旅部，密集查处教育与高校系统官员，拉开了清洗江派李长春、刘云山、王沪宁长期操控的文宣系统的序幕，这为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政局发展带来变数与新的看点。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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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李燕铭：习近平七动作清洗王沪宁文宣系统习掌控枪杆子刀把子后争夺笔杆子北戴河会议传出敏感消息习近平舍弃王沪宁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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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有常：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区别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07

一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

故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①

11月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抗战自1939年进入“第二期”，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

其训词曰：

“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 —— 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

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于此，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各部队皆须轮流抽调后方整理，故劳逸要完全平均，赏罚要绝对严明。”②

稍后，蒋又在1939年1月7日，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

“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

“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

“鲁苏及晋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用“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来打“游击”，且指示如此细致，可见当日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将“游击战”，确定为八路军的主要抗日策略。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③

二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身处敌后的国军有近三十个师；

会后，鉴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

除了这些正规军，国民政府在敌后，还控制着大量的地方武装。

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接近百万之众。

此外，1939年，国军还开设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军委会至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各游击区，也举办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游击干部培训。

军委会还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总结八路军对日战绩时，曾特别提到国民党的这些敌后部队。

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④

所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即指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游击部队。

依赖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

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图注：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西宝鸡县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训练，见题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丢掉了。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三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样迥异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说来，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

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信任。

1938年1月12日，郑州。蒋介石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话：

“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

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做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队任务的别动队。

总之，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

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

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⑤

相反，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打散。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要实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四

总结起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

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的任务，毛泽东则更热衷于“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

这两种思路，究竟谁对谁错呢？

鉴于这样的事实 —— 国民政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而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一直在发展壮大 —— 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的思路就完全错了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并不能这样轻易地下结论。

蒋介石之所以不信任“民众武装”，有他特殊的考量。

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将敌后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次后，全国就掀起了一场“游击战”狂潮，政界、军界、学界乃至媒体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都在搞“游击战”。

到1939年下半年，“游击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国府密获的一份日军评估报告称，中国游击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并；

（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

（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

（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

（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敌中支军参谋室对我游击队之评判，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报）

针对游击队上述各种“游而不击”的弊症，国民政府及军方一再出台整顿措施。

极端者，如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1941年2月，甚至硬性出台了一份《各部队应收获之游击战果规定》，对游击队实施具体的量化考核。

该文件规定：

“浙东沿海军，每月应袭击舟山群岛之敌至少十次；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百斤”

“钱江南岸军，每月应破坏敌公路十公里（钱江南北岸）；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汽艇三艘；每月应袭击运动中之敌至少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破坏敌军用仓库或粮弹储藏所至少三处；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千斤及其电信器材”

“钱江北岸军，每月应破坏沪杭公路十公里、桥梁二座；每月应袭击脱离据点之敌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每月应割获敌战线一千斤”……⑦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扭转“游击队”普遍的纪律败坏。

以至于蒋介石为改变民众观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国所有“游击队”，经整顿后，统一放弃“游击队”名称，更名为“挺进队”。

更激进者，如侍从室主任林蔚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一再向蒋进言，主张立即取消全国所有游击队，一切敌后游击任务，全部交由敌后正规部队来完成。

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所能承担。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统合民间力量；

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尚未实现现代化，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部队各级官长之间的私谊，可聚而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即难免沦为流寇。

反观中共，“以党统军”，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国民党完全相反，自然可以顺利取走“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的路子。

五

基于上述现实及认知，国府自1939年起，一再对全国游击队实施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基本方向的“正规化”整顿，有战斗力者收编为“正规军”，继续从事游击战；

无战斗力且扰民者则就地淘汰解散。

这种整顿，所造成的结果，是其敌后游击部队的正规军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总兵力始终维持在50-100万左右 —— 如1941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不下100万（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

地方武装则一再被压缩，1939年举国热议“游击战”时，以国军名义组织的地方游击武装，一度高达百万以上；但至1943年，已跌至不足20万。

略言之，国军敌后游击部队，自“正规军”、 “民众自卫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正规军”数量最多；“地方保安部队”其次；“民众自卫武装”最少。

反观中共，其敌后游击部队的结构，与国军截然相反。

中共曾在文件中，将其敌后武装力量，明确分为三大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武装”。

并对三种力量的数量比例，有相当具体的规定：

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为原则；

在平原根据地，一般以一比一为原则；

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力量地方化；

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应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民兵、模范自卫队、青年自卫队等）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总量之和。⑧

据此，中共敌后游击部队，自“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正金字塔结构，“主力军”最少；“地方军”其次；“人民武装”最多。

六

尽管两党“敌后游击”的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其最终结局也完全不同，但在打击日军的立场上，则是一致的。

国军方面，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作战。

除以武力袭击牵制敌军外，还包括破坏交通、打击经济都诸多方面。

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国军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军统别动队的掩护下，以其相当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

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动中原会战。

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

再如，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为维系持久抗战，必须遏制日军对长江水道的利用。

当日，这一重任，主要仰赖国军“布雷游击区”所开展的海军水雷游击战。

1940年2月3日，日本海军舰队报道部长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承认：

“扫雷工作效果甚微，党军不断在长江要道秘密布雷，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开放长江后之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⑨

至于中共敌后根据地对日军的牵制和打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

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

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

……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⑩

注释：

①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 ②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 ③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怀。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央档案馆/编，1995，P189； ④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⑤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1938年1月12日。收录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P1102； ⑥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 ⑦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博士论文； ⑧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681-688； ⑨（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396； 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2-473。

原文链接

#短史记 #抗战 #蒋介石 #国军 #游击队 #毛泽东 #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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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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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0每日中文简报；历史上今天；寄语；天气预报！

2020/1/10 早报广州天气: 多云平均气温:19℃ 最低:16℃ 最高:25℃ 紫外线指数: 紫外线强度较弱，建议出门前涂擦SPF在12-15之间、PA+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 "天气转凉，空气湿度较大，较易发生感冒，体质较弱的朋友请注意适当防护。穿衣指数: 建议着长袖T恤、衬衫加单裤等服装。年老体弱者宜着针织长袖衬衫、马甲和长裤。 *********************************

简报

1、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驻联合国大使表示美国准备无条件与伊朗谈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周三（8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Kelly Craft）致信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表示美国“准备无条件地与伊朗进行严肃谈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路透社报道称，克拉夫特在信中表示，谈判是为了“阻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以及伊朗政权的升级”。克拉夫特还在信中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美国杀害苏莱马尼是合理的，美国将准备好必要时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保护美国利益”。

2、中国信通院：2019年国内手机出货量3.89亿部，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降6.2%。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3.89亿部，同比下降6.2%。其中，2019年12月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4.7%。

3、2019安徽检察典型案例：女子反杀施暴者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2018年9月某日傍晚，许某某醉酒外出遇见犯罪嫌疑人周某某（女），趁四周无人之际意图强奸周某某。周某某在反抗过程中，因勒住许某某颈脖而致其窒息死亡。案发后，周某某主动投案。2018年11月，该案以周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审查起诉。铜陵市检察机关经严格把关，层报最高检，认定周某某系正当防卫，遂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的办理充分彰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价值理念。 4、伊朗拒交坠机黑匣子给美国；乌航发言人：伊朗坠机人为错误可能性极低。 1月8日，乌克兰航空坠机相关两个黑匣子已找到。目前有能力对黑匣子信息进行调查的国家仅有英、法、美、德。伊朗方面称绝不会将黑匣子交给美国或波音公司，其他国家也并未收到协助调查的请求。 5、胡润版中国500强民企，：阿里腾讯平安前三，华为第四。 1月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上榜企业总市值36万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四成。阿里巴巴、腾讯和平安保险以3.8万亿、2.9万亿和1.5万亿市值成中国前三最值钱民企，华为以1.2万亿估值排第四。 6、长沙联通遭约谈，长沙联通用户改低档套餐多次受阻。

9日，据工信部通报，近日，有舆论报道反映，湖南长沙联通用户在将原包月套餐改为低档套餐多次受阻的问题。针对湖南长沙联通公司存在服务营销不规范的问题，1月7日，湖南省通信管理局正式约谈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其立即纠正。 7、滴滴37城上线途经点功能，可根据乘客需求多点停靠。

即日起，在开通“途经点”功能的地区，乘客可以在行程前输入目的地时，点击右侧“+”符号添加最多不超过三个途经点。平台将按照乘客填写的按途经点顺序依次规划前往不同途经点的行程路线，并根据此路线向乘客展示该路线的预估行程信息。 8、作家莫言“被代言”养生锅广告，二审获赔210万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9日宣布，作家莫言“被代言”养生锅广告案近日二审宣判，莫言获赔210万元。此前，莫言因受人请托，为深圳某科技公司股东董某题字一幅并合影留念，并在董某准备的书上签名落款：赠予董某战友。2017年，该公司未经授权使用莫言姓名及照片制作企业宣传视频并上传至网络，用于产品销售和业务推广。一审法院认为，深圳某科技公司侵犯了莫言姓名权、肖像权，共计赔偿210万元。此后，该公司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发改委：今年春运期间预测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约30亿人次。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春运期间预测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30亿人次，与上年大致持平，略有增长。节前客流较为集中，高峰时段铁路部分重点方向的运力会较为紧张，高速公路部分区段通行压力也会比较大。 10、伊拉克首都发生爆炸，两枚火箭弹落在美驻伊大使馆附近。据央视，当地时间8日夜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绿区方向发生两次爆炸，绿区附近居民听到了防空警报响起的声音。今天，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两枚火箭弹落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附近，未造成人员伤亡。 11、鉴于美伊冲突，伊拉克恢复与俄罗斯关于购买S-300s防空系统的谈判。俄媒9日报道，鉴于近期中东局势因美伊冲突紧张升级，伊拉克议会安全与国防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该国已与俄罗斯就购买S-300s防空系统恢复谈判。伊拉克媒体曾在去年9月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对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很有兴趣。 12、香港特区政府回应美国涉港报告：无理、不实损害双方关系。就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涉及香港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9日回应称，特区政府强烈反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美国法律，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提出的切实关注并让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极度遗憾。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毫无理据，更向暴力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历史上的今天 1949年0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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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寄语：做人，傻一点是幸福，太聪明容易累。看得太明白，容易增添麻烦;想得太多了，心情容易低落;在乎太多了，就会敏感脆弱。有时候，糊里糊涂，装装傻，反而会轻松快乐很多。早安!

#每日 #中文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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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dcross · 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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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一本60多年前的《日内瓦公约》图解

陈凡@iRed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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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伦法则要求之高远超出我们寻常人的认知。常听到的“日内瓦公约”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战争伦理的精髓所在。战争并不是没有规则，日内瓦公约中的“保护”与“禁止（限制）”是每一个交战方均应遵守的国际法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档案馆里存有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日内瓦公约》图解小册子，当时为宣传传播《日内瓦公约》而发行。针对不同国家，小册子使用了9种以上的国家语言，配有32幅插图（含封面），插图简洁明快，涉及日内瓦四公约的某些条款。尽管只有30个页面，插图技法和色彩也很简单，但画面内容主题十分鲜明生动，表现力极强，颇具匠心思考。到目前，能见到以图画表现《日内瓦公约》内容的读物还不是很多。这本60多年前的小册子，现在看起来仍非常有感染力，不失为日内瓦公约传播历史的启蒙经典之作。现辑录共飨。（注：内容文字完全原版抄录，没作修改。）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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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四九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对几乎所有国家均有约束，这些公约确定了战时敌对双方互相尊重人身的原则。应受尊重与保护的是指不参加战斗的人员，如：医务人员、病伤军人（第一公约）；失事船只的人员（第二公约）；战俘（第三公约）以及不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第四公约）。希望这本画册对促成全世界了解这些公约有所帮助；希望它在人类和各国人民中间能起桥梁作用。

（说明：（一）3意即第一公约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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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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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把人当作人质，不经审判而处死刑。

（一）-（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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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敌人与对友人的待遇和医疗照顾应无区别。（一）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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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敌人与对友人的待遇和医疗照顾应无区别。（一）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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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禁止：为了危害地方的目的而不正当地使用红十字医院。

（一）21；（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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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止：在红十字的徽记的掩护下运输军队、武器、军需品等等。

（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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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敌方俘虏的医务人员，除留下足够的人数以照顾其同胞外，其余的应予遣返。

（一）19，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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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禁止：在作战区域内使用战俘劳动或令战俘从事危险性的工作。

（三）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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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禁止：杀害投降的军人，应该将他们变为战俘。

（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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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禁止：用任何压力来获取情报。只许向战俘询问：姓名、军阶、出生日期和军号。

（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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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战俘的居住条件应与看守人员相同，并应给予适当的口粮。

（三）1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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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战俘每月可写两封信和四张明信片；他们可以接受信件、粮食和衣物邮包。

（三）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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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战俘代表维护战俘利益并向战俘营长官及保护国陈述战俘们的意见。

（三）8，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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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保护国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可同战俘私下谈话。

（三）9，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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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有中立医疗委员会的决定，重伤病俘可予遣返。

（三）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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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企图逃跑的战俘只能予以纪律处分。

（三）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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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受军事法庭审判的战俘应有一位合格的律师替他辩护，并可由另一战俘帮助他。

（三）8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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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医院区可庇护伤病军人。

（一）23；（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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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可以为伤病平民、老人、儿童、孕妇，带有七岁以下幼童的母亲们划出安全区。

（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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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禁止：袭击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或医药运输。

（四）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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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占领国（当局）必须保护被占领国居民得到充分粮食和其他商品，必要时得应入（进货）这些项目（商品）。

（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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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述物资应准予自由通过战方辖区：

（1）供全体居民用的医药品；

（2）供儿童、孕妇和产妇用食物和衣物。

（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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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禁止：以平民作掩护或强迫他们从事过度的劳。

（四）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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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禁止：抢劫和暴行。

（四）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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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禁止：对平民施行报复。

（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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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禁止：无故毁坏私人财产。

（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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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家红十字会代表、各保护国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可予平民以物质和精神援助。

（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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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占领当局）拘留只能拘禁对它构成危害的平民。

（四）42，68，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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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官方问讯处：

★占领国

○保护国

■被占领区

▲非占领区

●设在中立国的中央问讯社

（四）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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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禁止：处分本人并未违法的平民。

（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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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采取特别措施以照顾孤儿和散失父母的儿童。

（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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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r.Stedler

绘图：J.Reismann

策划：J.J.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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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凡@iRed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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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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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中共为何能在抗战胜利、蒋介石声望臻于顶峰仅仅四年之后，就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逐出大陆、建立共和国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大家公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蒋介石统治集团和控制地区的地下党，包括情报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说他们为夺取政权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不为过。

这方面的例证数不胜数。但我想问的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立功——甚至是立了挽救革命的大功，夺权之后命运如何？

被论功行赏的自然也有，却相当少；而且，不难看出，这样的幸运者一定是在当局看来有继续利用的价值的。

比较多的前地下党员，是被安排在某个中级甚至基层岗位上度过余生（基本上都安排为副职或者冷衙门闲职），虽然郁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审查中有惊无险地过关，能寿终正寝，就谢天谢地了。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就是这样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受党指示报考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被录取为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的少尉报务员；这个分台奉调北平，党先要他随行，后要他返宁待命，他便辞了职，回到南京，遵循上级指令再应试进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当中尉侦收员。有一篇题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父亲”的文章写到他的贡献之一：高启发发现“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该机构雇用的）德、日破译专家破译”，他闻讯大惊，立刻汇报，情报上达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战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收发方式就都变了。

中共建政后，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通知他去华东党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同时去学习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还有曾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到了党校才得知是接受审查。“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随后被铐走投入监狱，只有高启发幸免，被分配到第八区政府工作，而当局也不解释为何对他降职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实际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夺权之后遭遇的常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必然反覆受到审查，在政治绞肉机中备受煎熬——既然曾经潜伏在敌后甚至是在敌人军政和情报机关，不论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来看，还是从其工作使命需要来说，必然认识大量敌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极其可疑的人士。在当年，这是他们得以顺利为党工作、获得情报的条件；而到中共掌权之后，这就成了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梦魇，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与敌人的“真实关系”。而到了政治运动来临，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们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点不亚于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月——比夺权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是“自己的党”“自己的人民”在审查考验自己！

就说那个国民党中将郭汝瑰吧，他现在的知名度已是相当高了，但是人们多只啧啧惊叹他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中为中共建立的奇勋，我更叹惋这位大功臣的后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作战；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

三年中，他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项功绩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郭将蒋中正决定的国军作战部署报��中共，为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国军整编第74师作出了贡献。

郭汝瑰一直骗蒋说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成功误导让蒋中正做出错误决策。他还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国军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国军，就被郭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影响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

淮海战役后，奇葩的是，郭汝瑰继续得到层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计。

郭汝瑰虽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与蒋介石对他“用人不疑”正相对照的是，共产党对他却“疑人不用”。解放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未授予其军衔，他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被守口如瓶，连他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被拒绝。

在中共执政之后的那段岁月，两岸对峙，一方要“解放台湾”，一方要“反攻大陆”，所以对郭汝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就像电视连续剧《风筝》中郑耀先（柳云龙饰）的故事那样，有与国民党长期争斗的考虑，所以仍然要他隐蔽身份，继续潜伏？

总之，郭汝瑰从1951年起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这是意外？还是将计就计？还是什么人安排的“苦肉计”？尽管有人回忆了经过，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随后在“反右”中又被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又被中央军委下令“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时他当然也在劫难逃遭到批斗······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编制，63岁的郭汝瑰像一件“处理品”放到重庆定居。文革之后，郭汝瑰总算得到一些安慰性头衔，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还是全国政协好几届委员，1985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97年病逝重庆。

不知他在临终前回首前尘，内心深处，对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感慨和反思？是忏悔，还是无悔？是惭愧，还是无愧？

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有两篇文章，谈中央对敌后地下党人员的方针。这两篇文章我早就读过，他说的脉络相当清晰，不妨重新拿出来，附在下面，供大家参考。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制定这样的方针“卸磨杀驴”“兔死狗烹”，实在是见不得人，可以料想，在当时是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高层官员知道、掌握并执行；在事后，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方针、这种策略，我相信并不是个别人制定，更不会随风而逝，已经渗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脉骨髓，根深蒂固，像传家宝一样，经过中共执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没有变、不会变，即便改变，也是“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

傅国涌两篇短文披露了许多史实，很有启发性，但是有些看法我未必都同意。例如他说：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

傅国涌开出的药方是：“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对此我表示怀疑：在海外的中国人，不是有条件不受阻碍地接受各种信息了吗？不是能够看到许多揭示中共及其领袖真相的资料了吗？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具有强烈的毛泽东情结。这是什么原因，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用“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来解释吧？

迄今为止，我看到很多人，包括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仍然不了解中共的“内外有别”，将中共对外、对下的宣传、表态和信誓旦旦，误以为是其真实意图。昨天一位刚从国内返回的朋友来电话，谈到此行与中共一些智库人士交谈，有一句话给我震撼不小——有位正在军方研究机构任职、眼下相当走红的资深学者对他说：关于党史、军史，当局告诉你的，你一个字也别信！

关��这位军方学者及他的著作，我读的不少，有空当来介绍一二。但他说得这么坦率，让我吃惊。或许这句话带有情绪、未必准确吧，但是人们多了解一些像郭汝瑰、高启发等人的前车之鉴，对这个党、这个党的领导集团的逻辑，或许能摸准一二。

至于那些装睡的朋友，我就不指望能叫醒他们了。

附1：“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傅国涌，博客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傅国涌此文发表于2006年——老高注）出版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瑰、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时，曾被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572-579页收入了这一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附2：寻找历史真相是一个过程

傅国涌，博客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〇”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产党的怀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1949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里，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产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后曾��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

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复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历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早在1979年复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产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密，历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58年后仍冒着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准像还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历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穿了20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宁要“补丁”，要么是一种特殊癖好，要么是一种表演，演一出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迹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着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此文发表后，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辗转找到了我，他叫胡晓风，是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又是一个“两头真”）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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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高伐林：香港地下党看过来共产党的十六字方针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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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谌旭彬 2018-12-13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史实。

本文较长，共七小节，目录如下：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

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

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

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图：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

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

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

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

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

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

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

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图：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图为日军官兵拥挤在慰安所旁）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

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

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

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滞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滞留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

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

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

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

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

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

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

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

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

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

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

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

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

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1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前文所言，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网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

其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

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

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

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

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

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图：曾有人修改百度百科，将“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伪史加入到了“松井石根”词条之中【现已被删除】）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

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

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

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日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

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

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

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

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纯粹的“��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

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

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 ——“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

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

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

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

……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图：谣言中涉及的于芷山）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

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

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

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路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

“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 ——“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日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图：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提及于芷山部仍驻芜湖）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

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

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

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

“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 —— 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

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

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

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

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

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图：“朝鲜籍日本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

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

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

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

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

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

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

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完）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20】高鹏程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22】同上，第867-868页；【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308页；【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32】《橡树 | 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第457~458页；【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第350~351页；【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10~111页；【37】同上，地111、114页；【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39】《战犯谷寿夫的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695~716页；【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41】同上；【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第08页；【46】崔吉平/口述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48】吴锡业/口述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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