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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五四运动史》

辛亥革命后，虽然皇权的倒塌提高了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都还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

在这段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的最大挑战，就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出现的西方思想。

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到1915年，在美国专科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超过1200人。留美的中国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就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1901到1906年间，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增加。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13000人。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和汪精卫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上海、天津和保定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1914年，鉴于留学生中有些是工人出身，俭学会将计划扩展为“工读”运动。1915年，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成立，目的是帮助穷苦学生找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留学生活。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物，不少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1916年，寺内正毅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了转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资本过剩。财务大臣胜田主计提出了所谓的“菊分根”政策，即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该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1917年至1918年间给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北洋政府越来越“亲日”。1918年，双方秘密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5月，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20日，2000多名学生游行请愿，抗议政府签订这项协定。学生们到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总统冯国彰亲自出面，保证“政府不曾做过、也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

学生运动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指摘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休战。这标明新知识分子开始与其他社会势力（新兴的工商业者）合作。

1919年“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协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代表更透露了北洋政府先前和日本的一些秘密协议：济（南）顺（德）和高（密）徐（州）铁路的借款抵押和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换文。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失败了。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了日本。

4月，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碟的四周年纪念那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由北大、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领头。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载了中国代表的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民众开始怀疑北洋政府的官员多在出卖国家利益。3日，北京商会发电到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国民外交协会更派代表谒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下令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拒绝签字。留日学生救国团也给总统发电：“宁可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

面对民众压力，北洋政府却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有鉴于此，3日下午1时，国立北京大学张贴了一张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举行临时会议。当晚7时，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会议，11时，会议决定在4日下午13时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这次临时会议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人主持，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4日下午1时左右，3000多名学生纷纷齐聚在天安门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他们代表北京13所大专院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

游行队伍前是两个举着五色旗的学生，后面接着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與、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在游行中，学生们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由罗家伦起稿），上面说明了本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  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除了传单之外，还有用布或纸作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游行队伍很有秩序，没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游行队伍经中华门到棋盘街，再东转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了警察（巡捕）的阻拦。东交民巷的捕房说除非得大总统的同意，才能准许游行队伍入内。通过数次电话以后，四个学生代表进入美使馆去见公使，发现公使不在。随后，学生又派出代表六人到英、法、意三个公使馆，因为是礼拜天，各公使也都不在，只有馆员接见。此时，军警已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后。在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变得懊恼和愤怒。队伍中忽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

约是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到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曹宅大门紧闭，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直到此时，游行还未真正的失去控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面解释与日本订结密约的原因，但警卫置之不闻，进而迫使游行队伍退后。这使得学生们异常愤怒，他们大喊“卖国贼！卖国贼！”，不少人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旗子。突然，有五个学生爬上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了曹宅。曹宅内的警卫被学生们吓住了，没有抵抗，任凭他们打开了前门。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学生们在曹宅内未能找到曹汝霖，有些激进的学生因失望而愤怒地放火烧屋。躲在地下锅炉室内的章宗祥听到有人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混乱中，学生误认章是曹汝霖，把他围住撕打。

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警察的态度相当温和，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人来镇压骚乱时，才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个，又沿街逮捕了一些，最终有32个学生被押到警察厅。

最初，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教育部在傅增湘总长的领导下，也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然而，这种态度不为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所接受，他们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

5日9时，所有有关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派代表请求各大专校长和教育总长向总统请愿释放被捕学生；且不达目的，绝不上课。当日，学生对各省督军及省长发有公函，同时也是对社会各界说明“五四事件”的真相和游行罢课的目的。

5日下午，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校长��北京大学开会，决定他们应负责保证被捕学生的释放，事后他们应当辞职。除劝告学生保持冷静外，他们还通电各省教育会，请求他们联合一致反对政府逮捕和惩罚学生。

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联合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同日，北京总商会开会决定会员拒绝购买日��，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

在抗议日本侵略和亲日官僚的旗帜下，学生运动受到不同社会团体的支持而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联盟。在内外压力之下，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保释出狱。8日，北京学生停止罢课。

8日晚11时，蔡元培收到解职通知；9日上午，蔡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学生和教授们看来，蔡元培被迫辞职是政府对他们的公开打击。10日，保释出狱的32名学生被地方法院提讯。11日，两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在清华被捕。 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同时上辞呈。15日，总统下令免除傅增湘教育总长之职。

18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在19日进行全体学生大罢课。并用“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的名义发给“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一个“罢课宣言”。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作六点要求： （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交涉和约决不可签字 （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三）挽留傅总长、蔡校长 （四）政府撤去对学生作猛烈压力的措施 （五）向日本抗议5月7日的留日学生被捕事 （六）在上海重开自5月15日暂停的南北和议 罢课活动从19日开始，所有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都拒绝上课。20日，全市所有的中学也加入罢课。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18日、20日及21日三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镇压所有学生的反日活动。接着，日本集合战舰，沿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及其他港口巡弋。

在这种威胁之下，北京政府开始使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21日，步兵统领李长泰被撤职，由王怀庆接替。2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被查禁。25日，教育部下令限学生三日内回校复课。

北京政府计划采用三种政策对付学生：派遣武装军警进入学校，干涉学校的行政；强制解散学生团体；派遣警察到各学校，强迫学生签名复课，凡拒绝签名的学生会被开除。北京的教员向政府抗议：如果政府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他们将集体辞职。政府答应暂时取消武装军警干涉的计划，改为要求教员劝导学生回去上课。同时教育部也派员去和学生谈判。

为了避免引起与日本的外交摩擦，学生的反日宣传由大队讲演的方式变成个人或小组行动，而且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他们义务为中国工业家及卖国货的商人担任推销员。他们把城里的市场及生产情形作了一次仔细的调查，列举了80多家本国工厂和公司，可以制造代替通常从日本输入的商品。

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一是称赞曹汝霖、陆宗與和章宗祥，说他们为民国立下不少的功劳；二是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公安，告诫他们要立刻回校上课。命令下还宣布，学生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学生义勇队，一概封禁。

6月2日，七名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被捕。北京学生联合会当晚集会，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活动。3日，900多学生上街演讲；下午，有400人被捕。至4日晚，政府逮捕了约1150名学生。5日早上，有5000多学生在街头演讲。北京当局已无法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听众。

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收到从天津拍来的有关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电报，开始积极地争取工商界的支持。他们在街头激昂地演讲；他们访问每家商店，请求他们签字，答应罢市。6月5日，全上海大罢市！同日，上海市区的工人也开始罢工。

受上海罢市、罢工的消息所影响，北京政府在6月5日下午撤走了校园的所有军警。6月6日，来自商界、学生、工人、报界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共1473人，在上海县商会会馆举行了集会。代表们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否则罢市、罢工会继续进行；另外，为了表示抗议，商人会拒绝纳税。

罢工罢市火速地展开到其他城市。从6月6日到9日，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继参与罢市。10日，沪宁杭甬铁路工人和轮船水手全体罢工。更严重的打击是来自天津的罢市、罢工消息，北京开始出现经济恐慌。

面临着这种危机，内阁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與的辞职。罢免的命令在10日对外公布。

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6月24日，政府训令代表团说，如果他们的抗议最后完全失败，就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很多社会团体，包括工商界、劳工界的人都一致谴责政府的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总统更改训令；几百个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向总统请愿，在总统府前站了两日夜。在这种情势下，徐世昌总统于25日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改变之前的决定，可是这通电报未能及时送达中国代表团。

6月28日，和约签字当天，在巴黎的留学生、工人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官邸和陆徵祥的住宅，阻止他们去签字。中国代表团最终一致决定，虽未经北京批准，但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同时，代表们向总统提交全体辞职书。

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的学潮停止。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重任旧职。

在“五四事件”之前，中国期刊多是文言文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中最公式化的刊物是政府每月或每周出版的各种官方公报，内容充满了官僚气息。第二类是中小学校、大专学校出版的期刊，内容多是课堂作业或是陈旧古板的议论，谈论一些早已是陈词滥调的题目，如《汉高祖封项伯斩丁公论》。第三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杂志，什么问题都谈，毫无立场，也没有什么价值。最后是评论性的期刊，经常有发表的论文支持传统、提倡“国粹”。只有极少数的评论性期刊会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如《太平洋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和《科学》。可是在“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这些新出版物几乎包括了新知识、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期刊热”，在发展中国群众舆论和培养新知识分子方面，是划时代的现象。

除了新刊物的诞生，“五四事件”还刺激了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在大城市，很多日报开始增加专栏或副刊来刊登新文学作品和讨论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

与出版事业同时快速发展的，是越来越多的新思想。在“五四事件”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纷纷被介绍进来且加以讨论，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

“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是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成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可以照亮一条救国的希望大道。很多有抱负的海外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这个运动。

1919年7月25日，列奥·P·加拉罕——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中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这个电报直至1920年3月才到北京，延误了8个月之久。因为怀疑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北京政府拒绝就之谈判。但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新闻界及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等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自1920年春后，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

“五四事件”之后的新知识分子分为四个主要集团：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左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学习及宣传热忱日增，而自由主义者则关心对实际问题的适当处理方法。另外，自由主义者偏于避免牵涉入政治纠纷，主张应该由教育和文化运动来达成改革。相反，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则更倾向于政治活动，而进步党的立场则在两者之间。

新知识分子的分裂始于思想领域。左派分子认为可以根据某种西方理论，把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下子都全部解决。而自由主义者却感到只有用各个击破的方式，逐一地解决问题。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引发了新知识分子领导人之间的论战。这次辩论使思想开明，甚至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认识到他们应该避免空喊口号。

杜威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在外表上看虽然非常具有政治性，但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是一种新觉悟的表现，是男女青年在受教育启发后的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以为必须有新的信仰和新的思维方法。

左派分子则大加强调此运动的政治性。陈独秀的看法是学生在“五四事件”中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并且煽起了一个从开端就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于是，陈主张知识分子应该采取各种行动，已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领导人物也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梁启超认为政治运动在中国已万不容缓，因为第一，在人民没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黑暗政治之下，根本不可能推行改革运动，就是文化运动的推行也不可能。第二，中国人民对政治太被动、太麻痹，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来刺激，我们的社会改良就不可能有成果。第三，人民没有政治常识和政治兴味，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运动。反过来看，要是人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运动，他们的政治常识和兴味也就不会增进。第四，政治运动会增进中国国民协同动作的习惯、自觉心和自治力。同时，梁也认识到：一个没有言论集会自由，人民大多数都智识幼稚的国家里，扶植政治运动会产生下列危机：运动可能会被政客或政党所操纵，作为利己的工具；大多数人民的兴趣不够大，不会普遍参加运动；或即使他们参加了，也多是感情冲动，而非是理性了解。

孙中山得悉“五四事件”的消息后，马上就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觉得这是思想转折的一个契机，认为这个运动的成就将成会为完成中国革命打下基础，并将加强他反对北洋政府的力量。“五四事件”以后，孙在回信给上海、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时，就勉励他们投身于革命。因此，一大批曾经参与“五四事件”的青年，自1919年底起，被吸收进国民党。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硕果是将妇女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五四事件”以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和政治活动。男女合校开始实行，妇女被允许在男校教书。妇女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为普遍。1921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提出实现妇女的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

“五四”后期，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旧文明开始动摇，青年人梦想一个新的、光明的未来，但是社会、政府、学校却与理想中的相去甚远。这是一个充满挫折、苦闷、幻想和彷徨的时期。1921年夏，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他们的口号是“创作”。创造社的作品很快在青年中广泛流传。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五四”初期，个别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新知识分子攻击保守的儒家学说，冲击经典的语言文学、暴露民族性格的阴暗面和旧习俗的缺陷，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

吴虞批判儒学的主要论点是，儒学主张传统的家庭制度，这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其伦理原则以“孝”为核心，这成了要人们无条件地对君主尽“忠”的基础。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就是要消除民众的一切反抗或反叛的思想。这种忠孝一体、家国一体的思想，理所当然就受到了统治者、尤其是专制统治者的欢迎，被他们贯彻到了制度、法律、风俗习惯中去了。对旧家庭伦理的批判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相应，他们积极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

继吴虞之后，鲁迅对儒学的批判更加尖锐也更加有力。他将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发展到了整个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主张，中国人应当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祖先而活着。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知识比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

“五四”末期，在中国历史编撰和古籍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梁启超为首的疑古派。疑古派打破了对古史的不切实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