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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 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 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independence-of-mind]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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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 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公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 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进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研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明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领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于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有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打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 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 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间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龙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途。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 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在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广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 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毁，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年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大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的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联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离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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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chiublack]

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鲜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后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游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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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4.9】明慧网记载了大陆7省约七千起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真实案例，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乡镇人员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他们中有的车祸毙命，有的离奇猝死，有的自杀，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判刑入狱，还有的殃及家人……

这一桩桩不幸的案例不仅触目惊心，而且令人深思。明慧网表示遭到厄运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迫害法轮功的程度成惊人正比。而辽宁、黑龙江、河北都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

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分布在大陆23个省，北京、天津、重庆、上海4个直辖市，以及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4个自治区。

其中，截至2016年5月15日，辽宁省有1,049人参与迫害遭到厄运；截至2015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截至2011年，湖北省的案例达850人。仅此3省，有2,894人遭厄运。

在明慧网上，截至2013年8月14日，河北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者的案例信息记录有1,368条；截至2013年9月28日，山东省有1,009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8日，吉林省有775条记录；截至2013年10月16日，四川省有558条记录。仅此4省，有3,710条厄运案例记录。这些案例信息记录中，有的涉及者超过2人。

按保守推算，以上7省遭厄运者约在七千人左右；若按大陆23省、外加4个直辖市和4个自治区来估算，全国遭厄运者人数则远超过这一数字。

一、辽宁省遭厄运近千例

明慧网2016年5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有详细统计数据的文章指出，辽宁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案有近千例，1,049名 参与迫害的责任人遭厄运，其中424人死亡，180人患各种重症，185人遭报落马或判刑。另外，厄运殃及家人的有198例，101人死亡。

在这些遭厄运案例中，公检法及监狱系统加起来，遭厄运人数为534人，死亡223人、殃及家人死亡45人，占总数的大约50%。

辽宁官场集体遭厄运

辽宁省长期被江泽民集团盘踞，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大连和沈阳是最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辽宁省已经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483人。从2013年到2015年，辽宁省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连续3年居全国首位。

从迫害一开始，厄运就如影相随。2001年，原辽宁副省长、沈阳市长慕绥新以受贿罪被判死缓，2002年患癌死亡，不到60岁；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整个沈阳官场80余名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涉“慕马案”都受到惩罚。

近3年来，直接参与迫害的辽宁省政法系统至少有30余人遭厄运落马，包括原辽宁省司法厅长张家成（免职）、 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威（免职）、沈阳市检察长张东阳（判无期）等。锦州监狱副狱长王洪博2015年11月上吊自杀。

2016年3、4月，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省政法委书记苏宏章、省人大副主任王阳（原鞍山市长）接连落马。

2014年，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2016年11月，被判刑13年9个月。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落马和入狱的部分辽宁高官

薄熙来，原辽宁省长，最先在大连搞尸体工厂，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犯之一，被判无期徒刑。

王珉，原辽宁省委书记，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陈铁新，省政协副主席，是这次反腐中落马的辽宁“首虎”。陈铁新在丹东市、朝阳市主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

张家成，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委，落马。张家成长期担任辽宁司法厅长、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省政法委副书记，是周永康在辽宁的忠实打手。

王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被调查。明慧网报导，王阳在鞍山、抚顺任职期间，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辽宁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王庆国，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2014年9月患胰腺癌在痛苦中死去，年仅49岁。王庆国是2013年导致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大连安锅案”的主要指挥者。

刘和，原沈阳市公安局长，被判刑20年。刘和多次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包括震惊海内外的虐杀法轮功学员高蓉蓉一案。

宋勇，省人大副主任，原朝阳市委书记，2011年以受贿罪判死缓。宋勇迫害法轮功的搭档、朝阳市委副书记李忠武被判无期徒刑。

宋久林，凌海市委书记，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遭报，因受贿、涉黑被判刑18年。

朱长波，本溪市公安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的外甥，积极迫害法轮功，2009年端午节前后突发脑出血死亡，年仅47岁。

姜作勇、蔡哲夫，两人于2000年11月就任丹东市长和市委书记，不遗余力地迫害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2004年3月，60岁的蔡哲夫 “意外身亡”。2011年7月，59岁的姜作勇因胰腺癌死于沈阳。

王国强，凤城市委书记，携钜款潜逃后回国自首，2017年1月判刑8年。王国强任职期间，凤城市7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21人含冤离世。

杨亚洲，沈阳副市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厄运，被调查。

宋春山，原桓仁县委书记，遭厄运被判死缓。

于泉州，东港副市长，被判刑14年。

典型案例

国保队长谩骂法轮功当场猝死

辽宁普兰店市国保大队长李绍举，2015年2月9日在布置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大喊大叫，谩骂法轮功，企图发起再一次迫害。李绍举正起劲疯狂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栽在桌子上，当场脑出血猝死。

“先进典型”先进了地狱

潘石，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疯狂迫害法轮功，被朝阳市“610”树为“先进典型”。潘石在城乡演讲20场，他演讲时叫嚣：“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共产党我跟定了！”两个月后，2010年11月19日，潘石在41岁生日那天暴死，“先进”了地狱。

刘忠波先后担任瓦房店复州城镇和驼山乡派出所所长，非法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2004年11月，在一次乘车途中，刘忠波从车窗探出头来向后望，被后面开来的一辆大货车撞到头部，当场死亡，身首异处。

郝建光，抚顺市国保支队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动辄实施“上大挂”、电击、“老虎凳”、“劈腿”等酷刑。郝建光于2011年以贪赃访民的钜款，被判无期徒刑，在执行判决的前3天，死于沈阳公安局看守所。

二、黑龙江近千起遭厄运案例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黑龙江至少有527人已被证实迫害致死，居全国之首。黑龙江省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中至少有995名遭到了不同方式的厄运， 其中388人死亡，179人被免职、查办或判刑。

黑龙江大批省级高官落马

原黑龙江省长田凤山、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女），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5年因腐败大案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死缓。当时5名副省级官员及一大批地厅级官员涉“田韩案”下台，这些人大多是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

在近两年的“打虎”反腐运动中，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于2014年12月遭被免职。原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隋凤富2014年落马，隋是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遭厄运的部分高官如下：

韩桂芝（女）：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委工作，卖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12月被判死缓。

田凤山：原黑龙江省长，卖力迫害法轮功，和韩桂芝一起被判无期徒刑。

韩学键：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在大庆残酷迫害法轮功，2014年12月被免职。

隋凤富：原省人大副主任、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2014年落马，2016年判刑11年。隋是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的“建三江事件”的主谋。

此外，省高等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都于2004年被免职。

鸡西市长、书记、公安局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厄运。前市长朱德义因涉嫌严重违纪2014年被免职。前市委书记丁乃今2006年以受贿罪等被判死缓，主管政法委、“610”的副书记曹国辉服毒自杀未遂，公安局长鲍华被免职。

原牡丹江市长张秋阳、市委书记董绍林、副市长高艳华及其下属30多人，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于2004年11月被法办。

司家祥，大庆市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2005年7月遭厄运车祸身亡，当时司家祥在乘车中由于汽车轮胎自爆，他从车窗被弹了出去，当场死亡，而司机毫发无损。

王毓华，原同江市委书记，亲自发放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2003年送2名法轮功学员去哈尔滨劳教所，在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死亡。

三、湖北至少850人遭厄运

明慧网2011年发布一份名单，详细记录了湖北省及武汉市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案例，高达850人。其中各级政法委和“610”官员遭报应的320人，公安国保警察174人，公检法司人员135人，“610”42人，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和诽谤法轮功的不明真相者180人。湖北地区高校有近50名干部因参与迫害遭厄运被查处。

湖北遭厄运的部分高官

郭有明：原湖北副省长，周永康亲信，判刑15年。

吴永文：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信，已落马。

张国光：原湖北省长，之前在辽宁任职，在辽宁和湖北两地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4年涉沈阳慕、马特大贪污受贿案被判刑11年。

赵志飞：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因迫害法轮功，2001年访美时在收到法庭传票和起诉书，被美国法院判有罪。

杨世洪：原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三次自杀未遂。杨世洪曾硬性规定各洗脑班“转化率”必须达到85%以上，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可以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进行折磨（只要不弄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被迫害致伤、致残，甚至回家后不久便死亡。在杨世洪担任江岸区委书记期间，江岸区谌家矶洗脑班因所谓的“转化率” 高而被树为全市的典型，并受到中央“610”头子刘京的“夸奖”。

赵致真：原湖北省武汉电视台台长。曾利用电视及报刊等媒体，攻击和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积极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文字打手和急先锋。2004年7月，赵致真在美国被以“用媒体煽动仇恨”提出控告，并判有罪。

杨松：湖北省委副书记、原武汉市委书记兼湖北省“610”领导小组组长，因迫害法轮功访台时遭控告。

蔡建明：先后担任武汉市武昌区区长、汉阳区书记、江汉区书记，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迫害，对武汉彭敏、李银秀和付晓云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负有一定责任。2004年蔡建明遭厄运，因涉嫌受贿被捕，2005年8月被判刑8年。他在法庭上提到2005年3月因煤气中毒去世的妻子以及还在读书的孩子时，放声痛哭，与当初发誓要严厉打击法轮功的嚣张气焰相比，判若两人。

彭永和：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镇长，当地赌博、偷盗成风，他不抓，唯迫害法轮功积极。2006年10月在开车途中，他坐的小车钻到大卡车底下，当场车毁人亡，年仅40多岁。

袁杰：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民政科科长（兼管街“610”），卖力迫害法轮功，汉中街先后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十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袁杰于2006年遭厄运，得绝症死亡，年仅46岁。

焦俊贤：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荆门市委书记，积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01年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

曾祥国：2009年担任湖北省“610”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指挥对全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0年以腐败罪被“双规”。

林正兴：原武汉东西湖区“610”办公室主任，2002年1月23日外出时，在小车中被黑社会成员枪击，子弹击中腹部。

魏道章：原武汉市东西湖区“610”头目魏道章患肝癌。

四、北京高官和央视大腕遭厄运

明慧网曾报导北京地区70多起遭厄运实例，其中有10多起是高官遭厄运落马或判刑，14起是宣传、教育等部门的人遭厄运，47起案例来自“610”、政法委、国保、公安部门。

除了广为人知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610”头目、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外，2007年死在任上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也是参与迫害遭厄运。黄菊之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黄菊任副总理期间，主管国家政府财政，为迫害法轮功提供巨大财力支持和保证。

在北京西城区首先开办洗脑班、绑架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2015年11月遭厄运落马，2017年2月被判刑13年。

原北京门头沟区委书记王洪钟遭厄运被判刑14年。王洪钟任密云县县长期间，用金钱收买歹徒，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给1,000到3,000元。

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两位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上吊死亡）、许杰（判刑13年）遭厄运。1999年7月20日后，全国各地大量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结果信访办变成了抓人的公安局。参与打压迫害的徐业安、许杰遭厄运，以受贿罪等被追查。

迫害法轮功的无一不是腐败分子，在迫害政策没有结束前，这些人都是以“腐败受贿罪”被惩治。北京市劳教局局长周凯东，2001年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在人民大会堂“领功受奖”，其主编的迫害法轮功的“经验交流材料”在司法系统内部出笼。就在周凯东大红大紫之时，其两千多万元的经济腐败案败露，2003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另外，有多位央视大腕遭厄运身亡，死时都只有40多岁。他们被中共利用通过电视媒体煽动对法轮功仇恨，使无数世人深受其害，造下还不清的业债。

原央视新闻主播罗京播报大量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造下口舌罪业。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口腔咽喉部位病变，舌头溃烂，不能说话，2009年6月5日死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48岁。

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主要制片人陈虻，2008年12月23日患胃癌痛苦死亡，死时47岁。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最大最恶毒的谎言，对世人的欺骗毒害最为严重。

原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主持人方静，2015年11月死于癌症，年仅44岁。方静在2005年1月23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中，重复播报已经被国际舆论广泛谴责的“天安门自焚”谎言，并称去河南做了所谓“追踪采访”，再次诋毁法轮功，继续以谎言欺骗大陆民众，煽动仇恨。

五、其它各省迫害法轮功遭厄运的高官

吉林多名副省长落马

吉林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55人。

吉林副省长谷春立2015年8月落马，谷曾任职的沈阳市铁西区、鞍山市和吉林省都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

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省长田学仁，2013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省人大副主任、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2010年以腐败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副省长杨庆才2007年落马。

河北省委书记等人落马

河北省至少有478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遭迫害致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是周永康的亲信，2015年7月在任上落马。近年河北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 括：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免职）、河北省委常委景春华（免职，判刑18年）、省委常委梁滨（判刑8年 ）、省委常委丛福奎（死缓）。

广东多名江派高官判死缓

陈绍基：原广东省政协主席、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2010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

朱明国：广东省政协主席，2014年底被免职，2016年11月被判死缓。朱曾任重庆市、海南省、广东省三省市政法委书记，主管迫害法轮功。

许宗衡：原深圳市长，江派成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2011年5月以受贿罪、买官卖官被判处死缓。

万庆良：原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2014年落马，一审被控受贿1亿余元，2016年9月30日被判无期。万庆良曾在学生中大搞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

迫害法轮功的深圳市政法委书记蒋尊玉2016年4月被免职，原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周镇宏2014年2月被判死缓。

“610”头目6月10日身亡

2010年6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王广平突然在办公室倒地猝死，年仅54岁。王广平于2001年至2006年任广州市“610”办公室副主 任，经王广平亲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395人，非法判刑16人，送洗脑班3310人次。“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下令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生前多次表示不信报应的王广平，猝死于6月10日当天，很多人都说是报应。

广州公安副局长自杀

王广平的上司、分管国保支队的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2013年1月8日在自己办公室的洗手间自缢身亡，时年55岁。广州市公安局称，祁晓林生前患有“抑郁症”。广州市公安局这对迫害法轮功的搭档祁晓林、王广平相继不得好死，震惊公安系统。

福建省长等高官落马

苏树林：福建省长，2015年11月7日落马，成为中共第一个在位落马的在任省长。苏树林任大庆油田总经理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 ，欠下血债。福建省其他遭厄运的高官还包括：副省长徐钢（判13年），省委常委陈少勇（判无期），省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判无期）、副省长丘广钟（免职）。

山西正副“610”头目落马

金道铭：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维稳领导小组”组长，“610”系统头目，2014年2月27日落马，2016年10月14日，被判无期徒刑。

杜善学：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维稳领导小组副组长”，“610”系统副头目，2014年6月19日落马，2016年12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

侯伍杰：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2006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刑11年。

天津原政法书记自杀

宋平顺：原天津市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此事件直接引发“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2007年6月，宋平顺涉嫌犯罪被查，在办公室自杀。

宋平顺的���伙、原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2007年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另一名同伙、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2014年落马，2016年被提起公诉。

其它省市落马的高官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判刑15年、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原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被判刑13年、副省长郭永祥判刑20年、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判刑12年。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判死缓，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

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原省长李嘉廷判死缓、副省长沈培平被判刑12年。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被判无期，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判死缓。

此外，甘肃省“首虎” 陆武成、陕西“首虎”祝作利（判刑11年）、内蒙古“首虎”王素毅（无期徒刑）、青海“首虎”毛小兵（开庭审理）、宁夏“首虎”白雪山（提起公诉）和 河南“首虎”秦玉海（判刑13年半）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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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币雷军，良币小米

本文写于2018年6月，首发于猎云网。

愧疚曾经纠缠了雷军很久，一个金山上市搞了这么多年。

很多次，柏彦大厦整栋楼灯灭得差不多了，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掐灭手里的烟，中南海最便宜的那种，觉得自己对不起金山的弟兄，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沉默半响，然后用食指把不小心掉落在桌上的灰轻拂在一起，扫进烟灰缸里。

2009年的冷夜，雷军梦醒。离金山上市的那天，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求伯君拿着酒杯对他说了些什么，包括西装领口的花，是紫色还是红色，他都记得不太清了，除了辞去金山CEO职务那天，对金山人的三个鞠躬，和那一句“我终于把债还完了”。

憋屈一股脑全涌上来了，他才发觉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人是自己。

40岁了，已经40岁了，他在黑夜里睁着眼，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好不甘心呐。一大半人生了都要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好像只是跑来跑去，只是为了上市这件事情，什么都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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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了解雷军的人知道。事实并非他所说的那样。相反，这四十年来他几乎没休息过，就快要把自己累死了的那种。

1992年，22岁的雷军追随求伯君，成为金山的第6名员工，一路从北京开发部经理到珠海公司副总经理，最后升至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经理。

周鸿祎评价雷军——

“在我们这一拨人里，他出道的时候，也许丁磊、马化腾都刚参加工作，没准儿陈天桥还在学校呢，我也刚毕业参加工作。按世俗的标准，他更早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实话说，从江湖辈分来说，他比我们（要高），他应该可以赶上算求伯君那一代，和杨元庆，和中关村的这些人是齐名的，我们互联网这一拨人只能算第二拨。”

看上去平步青云，其实雷军是极其少数的几个，爬楼梯登顶的人。他的每个机会，都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甚至有几分实业家的味道。

仙桃老表回忆起这个熟得早的男孩——“不善于到外去游玩，他只搞学习，从小学习的时候他爸爸都把饭递到他手上”。

“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上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这个不轻易放纵自己的人，也十足地认可靠努力挣来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至今他还保有这种踏实的纯粹。

后来，雷军拿着清华北大的高考分，选择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他比很多人懂得早，本来可以靠努力得到的东西，从来不愿意因为懈怠而失去了机会。

“相当勤奋”，身边人大多这样评价雷军。

不少金山管理人，都有过和雷军熬夜工作的体验。他习惯在下班之后，约高层在办公室谈工作。原金山高级副总裁王峰回忆，一谈就到半夜。

在金山工作的16年，雷军一如既往地，近乎7×16小时地工作。

他历来这样。早在武大的时候，雷军还曾因为大学室友不午睡在那看书，咬牙一改自己十几年的午睡习惯，把中午也抽出来念功课，困了用凉水抹把脸，就怕比别人落后。

电影是他在大学少有的几项娱乐。

尽管如此，只有到了每周六，他才允许自己去放映室，看的是晚上的第二场。因为九、十点前，他一定要在自习室学习。

他聪明，又保持着多年来自律性的勤奋，在很多既定的成功轨迹里一路狂奔。

这么多年来，他基本是领先的那个，从独木桥挤过来的人，笃定着金字塔筛选理论。如果不拼尽全力，就会成为筛子里被过滤出去的细小渣滓。在小学升初中全校第二名，初中升高中全校第三四名，高考前10名进入第一梯队大学，毕业后，同学背后议论雷军会是十年内混得最好的那个。

5840天里，金山的很多事情，雷军都亲历亲为，甚至曾经负责过全公司的盒饭。他每天就睡一小会，很多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面对巅峰状态下的微软，雷军表达过这样的决心，“不做里程牌就做铺路石”，就算WPS不盈利，研发很花钱，也要坚持把WPS做下去。至今快30年过去，WPS一如既往地支持个人免费版。

2

不可否认，雷军把金山打造成一家擅研发、高产出、高效率的软件公司。但更多时间里，金山在搏命追赶微软，疲于狙击盗版，苦于上市受挫中苦苦挣扎，总是差了那么一口气。

听闻在最累的时候，雷军曾在一次拓展训练中对着大伙说，自己不容易，大家不容易，活得太窝囊了。说着说着，这个大男人哭了。

“20几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拥上去，把雷军团团围住，大家抱头痛哭。”

金山从第一次提出上市，换了A股、斯纳达克和港股，IPO了足足五次，花了八年时间，才换来了港交所一声钟响。对此，雷军曾开过一个玩笑，“我的经验甚至多到可以给别的公司做IPO咨询了”。

2007年10月16日，雷军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看着香港联交所上金山股票的数字开始跳动，才舒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再回答金山什么时候上市这个烂问题。

他原以为自己会紧张，却发觉整个人特别平静，在平静底下，触发着一种遍及全身的疲倦和失落。

这一切对于雷军来说，似乎都离他踏上北京这块地的那天，看上去近了一些，似乎也更远了一些。

毕业的那一年，雷军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决定去首都。13个小时的铁皮火车，颠簸，他一路没怎么睡。

他还记得，“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什么高楼，但走在北京站广场，就不由得四顾茫然。”

哪怕雷军是武大计算机系公认的，最好的那个，两年内修完了别人四年才能读完的所有课程。学校各类奖学金，他几乎拿了个遍，还包括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

武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这门课程开课20多年来，只有两个同学拿过满分。雷军是其中之一。

他也曾在武汉一条街修过电脑装过软件，创过业卖过汉卡。

尽管如此，火车靠站的时候，这个被同学预测为十年内会混得最好的年轻人，仍然感到无措，北京真大，说不清自己究竟要去哪里，直到他接到了求伯君递来的名片，名片上印着“香港金山副总裁”。

一身名牌，黑呢子大衣，呢子质地很好，雷军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求伯君的样子，“我当时真是有些被震撼了，我当时就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

在当时的雷军眼中，“求伯君因为写程序，在金山成功了，而且是打工成功的。金山如果能够造就一个求伯君，就会造就出第二个、第三个。”

早在2004年，雷军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他创办的卓越网以7500万美元卖给了亚马逊，保守估计分得上亿元。

成为金山总经理，带领金山上市，声名甚至超过了求伯君。

该有的都有了。

而当他真的实现入京时的目标，成为第二个求伯君，这一刻说不出滋味的成功，反倒他让他体验到了一种叫做落寞的情绪。就好像站在一片塑料制成的大地上，分不清什么是真实。追逐了这么久，却发觉也不过如此。

3

他曾经形容金山“就像带着手铐脚镣跳舞”。这一比喻，何尝不是在说雷军自己。

陪跑金山上市长达八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赏识他的求伯君，以及金山这帮优秀的兄弟。

跟着自己这么多年，辛苦了这么多年，雷军不想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金山上市后，员工分到的期权价值1.08亿元，是当年预计利润的一半。雷军一直说，“真的要感谢股东们……还要感谢求伯君和创始人张旋龙。”

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让兄弟们等太久了。这些没说出口的歉意，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2000位金山人鞠的三个躬里，也是一场告别。

在金山哭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男人，在上市的第二个月，辞去了金山CEO的职位。

他觉得责任尽完了。

财富自由，每天睡到自然醒，约人约事只约到第二天，决不想第三天要做什么。雷军半隐退的生活状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功成身退。

但对于雷军来说，这却是一件不太愿意开口的故事，“IPO之后，很落寞，迷失了，每天早上起床不知道要干嘛”。路过柏彦大厦，到了金山办公室也不愿意多呆会，雷军就带黎万强到楼下的胖胖烧烤吃饭，扒拉两口后说，我怎么活成了退休老干部呢。

黎万强察觉到不太对劲，认识了七年，他第一次看到雷军这个样子。

多年后，雷军才肯多说两句。“离开金山对我是一次重创，心理上的创伤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我这个人很努力，很勤奋，带着一帮和我一样的人，打了这么多年江山，整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服气。要是我没努力也认了，但是我非常努力。二十多年，这么多的机会，一个都没捞着，我问自己为什么，问题肯定出在我身上了，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服输。”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雷军保持着非常标准的中国优秀学生的节奏，进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第一梯队的大学。工作也不例外。

当一个有上进心又肯吃苦的年轻人想追求点什么，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坐在体面的位置上赚到体面的大钱，这样的成功往往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中国式的成功。

而当雷军按着既定方向走到顶，却发现这种众人眼里的成功对他来说，如同投石入海，扑通一声，接着就没声没息了。

“很多人都说我是成功者，但我感受不到。”这不是雷军自己想要的成功和人生。

4

雷军偶尔会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四十多年来，活在一个谎言中。

“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如此笃信并践行着所接受的东西。你想想，一个想法单纯、积极向上、非常热情的青年人，他的信仰一点一点被现实无情击碎。他在社会上打拼了一二十年以后，遍体鳞伤，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是行不通的，你知道这多可怕吗？多可悲吗？”雷军开始刻意不要司机，每天背个包去徒步，花了很长时间反思。

2009年，北京入冬了，一到夜里，没声没响的。过了几年投资人生活的雷军突然梦醒，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如18岁那年，雷军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硅谷之火》和乔布斯。他激动地绕着武大操场那个400米的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一遍一遍问自己：

——“我要怎样才能让我的人生与众不同？”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办一个世界级的伟大的公司？”

20年后，雷军已经是当代企业家勤勉成功的上限典范。，他再一次叩问自己：

——“你还有没有勇气去追寻小时候的梦想？”

勇气的代价，他心知肚明。

“这么试下去风险很高，有可能身败名裂，有可能倾家荡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成功者，我需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我真的犹豫了半年时间，”雷军坦白，“最后我觉得这一种梦想激励我自己一定要去赌一把，我说只有这样做，我的人生才是圆满的，至少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还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曾经有过梦想，我曾经去试过，哪怕输了。所以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办��小米”

在燕山酒店对面的咖啡酒廊里，雷军宣布创业。那天也是他的生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雷军重生的时刻。他决定坦诚面对内心的向往。

“办小米刚开始，我认为我100%会输，我想的全部是我怎么死。”别人创业是想着怎么赢，雷军创业是想清楚了怎么输。他经常开玩笑：“我跟自己说，偷偷干个小米，干成了咱就干，干不成，咱就不承认。”

其实不是怕丢份，更多的是低调。他辞退了司机，雪天里打车等了两小时，���差不住五星级酒店，定的都是快捷连��。

有人在动车二等座遇见过他。有人搭乘飞机，看到雷军坐在经济舱紧急出口位。

从做小米的那天起，他就以一个普通创业者的身份重新出发了。

5

雷军说过，创业者应该把90%的时间用来找人。

林斌，是他能懂他的朋友，也是他找到了第一个搭档——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前副院长、Google全球技术总监。俩人都笃定移动互联网是大势所趋，道同，自然相为谋。

随后林斌给雷军推荐了不少谷歌的同事。

来面试的人问雷军，“你要做手机啊，那你认识郭台铭吗？”

他老实回答，“我认识郭台铭，但是郭台铭不认识我。”

“那谁帮你手机呢？好吧，那你认识中国移动的老大吗？”

雷军连忙摆手说：“哎呦对不起，我也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为了招募英才，雷军不断地和受邀面试的人讲他的商业模式、公司前景。有些时候，雷军觉得自己更像是被面试的那一个。大部人都觉得雷军不懂得怎么做手机，也没办法跟运营商卖手机。这事不靠谱。几乎没人相信他能把手机做成。

尽管如此，这个不善言谈的男人依然耐着性子，拉住对方聊上4、5个小时，不厌其烦。

后来他提到“反正前十个跟我谈下来的，一个都没来”。质疑一直充斥在这段创业初期。

招人花了雷军很长时间，最后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一群聪明人，才慢慢聚了起来，有金山在线、金山词霸的黎万强、谷歌3D街景项目参与人高级产品经理洪锋、前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以及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

这支6人团队，一人干了一碗小米粥，跟着雷军悄咪咪地做起手机。

除了招人时面对的不解，更难的是，雷军得打消供应商对新成立的手机公司根深蒂固的警惕。

因为手机的零件具有定制性，供应商需要花钱研发开模。一旦手机公司倒闭了不做了，对于供应商来说，浪费是很严重的。

对此，雷军姿态摆得很低。——“我去找每一个供应商，反正大部分供应商都不相信我们，我们都是一趟一趟地拜访。”

夏普显示屏被公认为最好的显示屏之一。雷军曾多次到日本总部谈合作，但是无一成功。

2011年，他和团队决定再次拜访。

当时正值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故期，那架前往日本的飞机上，除了雷军一行，空无一人。

到了办公室，雷军发现，他们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访客。

一遍一遍地讲述小米的未来，一轮一轮的商业谈判，一次次的当面交流。

夏普终被打动，决定为这个诚恳又坚定的男人和没做过手机的小米公司，破例一次。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米成为了夏普显示屏业务亚太地区最大的客户，这是后话。

一起负责供应商谈判的刘徳，回忆起那段奔走的日子，“五个月，见了1000多人，瘦了20斤。

6

2011年8月16日，小米举办发布会，距离干下那碗小米粥，已经过去四百多天了。

雷军和大家打了招呼，搓着双手，向还在排队无法进场的粉丝道了个歉，说话的时候轻轻摇晃着身子。

他身上的黑色POLO衫和牛仔裤，凡客诚品的，是好兄弟陈年做的牌子。帆布鞋是另一个好兄弟，乐淘网毕胜的产品。

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今天晚上的小米，就像早升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双臂搭在身前，抑扬顿挫又一板一眼地念出了这句话，像初次参加演讲比赛。

一如1992年的那次登台。那时他大四，和同学冯志宏研发了免费杀毒软件《免疫90》，解决了电脑病毒肆虐武大计算机全线瘫痪的问题，意外斩获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雷军因此受湖北公安厅邀请，客串了反病毒课程的讲师。

楞青小伙，一上台，刷刷地把提前写好的稿，一口气念完了。抬头一看，说好的2小时的演讲，只过去了15分钟。雷军只好站在那，强装镇定地把稿子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20多年之后，雷军仍然不太会说，站在大舞台上，人一多，还是会有几分害羞。

而当他讲起小米的配置小米的性能时，说到激动处，还会不经意地振臂。

雷军已经记不得做小米的四百多天里，弯腰递出多少张名片，多少次讲到口干舌燥，才换来了小米1的豪华供应链团队和高性能的软硬件：

手机ID设计，全部由小米内部来自摩托罗拉的硬件团队完成。

手机生产，由富士康和英华达代工（均为苹果手机代工厂）。

手机电容式触摸组，也是由专为iPhone供货的台湾TPK生产的。

手机CPU采用当时高通最新版本的芯片，也是2011年处理速度最快的——1.5GHz双核的处理器。
当时的苹果公司最新款的手机iPhone4，采用的也不过才单核1G。而小米是当时国内首家使用该芯片的手机，也是全球第一家。

手机操作系统，采用小米根据google开源android系统源码修改后的MIUI操作系统。

“在摩托诺基亚时代，做操作系统的版本要三到五年，进入苹果时代，一个IOS需要一年时间，进入了人Android时代，一个季度发一个新版。”

雷军想说，如果觉得系统不好用，有一个新想法，能不能现在就改，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能改。

研发人员告诉他，这个实现不了，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没这样玩过，和他讲了无数困难。

雷军还是决定试一下，每周更新一个系统版本。

从计划开始到小米1发布会那天，MIUI操作系统已经持续更新了52周。

这也是全球首个向用户开放的操作系统，粉丝可以在论坛上，提出自己的需求和BUG。截至发布会那天，全球共有50万用户参与了开发。

7

当他宣布，小米1定价1999元时，全场人都站起来，用力鼓掌高声喊道“好”。

这些配置，这个价位，如今看上去可能已经稀疏平常了。但在2011年，却是一记响雷。

当时整个中国手机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拿北京中关村来说，手机店玻璃柜里，摆的全是山寨机，把HTC、诺基亚、摩托罗拉全部山寨一遍。

就这样，用户都至少得花2000元以上，才能买个勉为其难像模像样的手机，保证屏幕点得动，运行不死机，有信号电话拨得出去。

国产品牌呢，更是剑走偏锋。有的呢，贴个牌就开始吆喝叫卖了。有的呢，价格高得令人乍舌。

2010年，酷派主打的一款智能手机N930，售价5980元。同年，主打音乐手机的OPPO 非触屏非智能翻盖机U529，售价2399元。这一年，OPPO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能听音乐的滑盖机。

甚至有人这样说过“小米出来之前，随便做个垃圾手机都能卖，现在你做个垃圾试试？”

发布会的二十多天后，小米在网上开放预定，34小时，预订数量达到30万台。小米，一个创业不到两年的公司，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实现了8亿元的销售额。

对于小米取得的成绩，华为余承东曾经公开表示：“祝贺小米，祝贺雷军。从小米1开始我就看好其商业模式，我们当时荣耀1工艺和质量领先情况下，也没敢迈出走互联网销售的步子，内部反对声音和制约因素很多。”

雷军则回复——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产手机。大家一起加油！” 

也是在小米登场的这一年，华为决定放弃FOLLOW运营商做定制机的路子，建立自己的手机品牌。

前华为人曾说过，复制小米的成功，建立了电商品牌和互联网品牌，是华为手机的关键一跳。

2013年，用了不到两年半时间，小米成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2014年，小米营业额超过100亿美金，这基本上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快突破10亿美金和最快突破100亿美金营业额记录的公司。

中国手机市场也开始变了。

智能手机变得便宜了，很多人都买得起了。

国产手机甩掉了山寨的骂名，有了很多专利。

手机不再是黑盒子。它变得透明，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各家手机厂商上一款新手机，都开始把自己的配置，一一解剖出来给用户看。

某个层面上来说，小米让国产手机商发现，原来不靠山寨机也是可以的，原来我们也能做出好手机，然后手机竟然可以这样卖，利润压得这么低竟然也能赚得到钱。

小米让国人发现，国产手机也可以是好手机，千元机也可以是高性价比的手机。

雷军谈过小米手机的初心。“我在初期做小米的时候提到，零广告预算，也几乎是零渠道预算，成本定价，生产材料多少钱就定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硬件研发还必须要做零售。

就是因为这样的高效率，我们迅速挤走了中国所有的山寨机，而且反过来逼着国产手机厂商进步，如果不能改善品质，不能改善效率，不能改善设计的公司就全部被淘汰了。”

他没有夸大。

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三名，均为外国品牌，市场份额高达80%。酷派是榜单上唯一出现的国产手机，市场份额为6.4%。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十名，除了苹果三星，已经没有国外品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高达56.6%。

小米这枚良币，倒逼手机市场变革。

8

但是，这从来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道长且艰。

不少受益于小米模式的手机厂商，倒打一耙，开始觉得，小米是规则的破坏者。他们质疑，原先智能手机的利润可以轻轻松松大几千，为什么现在得投入这么多成本研发，还赚这么少。

他们不想赚这些辛苦钱，更想躺着数钱。

友商开始集中火力，攻击这个异己，试图把它扼制在摇篮中。每每小米手机出新机，势必会有漫天盖地的黑稿。

后来，在小米note3发布会上，雷军调侃到：

“过去的5年是属于小米的5年，也是手机行业剧变的5年。有人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手机行业成了娱乐业，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没完没了的发布会。

在座所有的记者都感同身受，说这些发布会都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金光闪闪的五个字：“友商是傻逼”，其中首先是小米是傻逼。”

说完，发布会台下的人全笑了。

只有雷军知道，当时过着多么寂寞的日子。举目四望，应声者戚戚，知他者寥寥。

当年祝贺过小米的华为余承东，靠一场“像素级”学习小米，实现了华为荣耀的跳跃。然而不过短短数年时间，换了一副面孔。

余承东发微博称，“一个屌丝品牌，不甘心只做屌丝用户转去做高大上品牌，恐怕是行不通的。不再发烧，更不再有性价比，失去初心，失去自我，屌丝们会用脚投票的。忠言逆耳，善意提醒。”

当年华为学习小米的时候，雷军想的不是利益被瓜分了，而是高兴华为一起加入高性价比好手机的路子，近乎夹道欢迎这位竞争对手。

一旦华为高端手机的利益被“为发烧而生”的小米侵犯，便着急跳脚，指桑骂槐，直接侮辱追求性价比手机的用户为“屌丝”。

枉费这个天真少年，视华为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曾对华为说过一番真心话，说：“我意识到，仅仅靠小米一家公司是无法满足全中国用户对于高性价比好手机的全部需求的。

我向全行业呼吁，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像华为和小米一样，行动起来，把性能做上去，把体验做到精细，把价格降下来，让中国的消费者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轻松地用上高性能的好手机”

这是2014年初他在自己同名公众号里写的一篇文章，名为《单靠小米是不够的》。他还以为自己和华为是一类人，想激动地过去握个手，却被狠狠打了一拳，只能一声不吭地怪自己看走眼。

“屌丝机”“LOW”的言论在不断发酵，一度成为小米的负面标签。

雷军没有想到，自己用尽全力想要做出更便宜的好产品，却成为了小米最大的槽点。他说，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孤独。

不久之后，华为手机被踢爆闪存硬件，鱼龙混珠。

售价高达4000元的手机，对外宣称使用高性能ufs，实则是质量差的emmc和ufs混用，欺骗消费者。并且试图靠狡辩、抵赖、请水军洗地，甚至拉拢消协背书。

到最后，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在下一代旗舰机的手机里，闪存全部换成了低性能的emmc。无话可说。

小米6的发布会紧接其后，本可以就事论事，来个漂亮反击，但雷军并没有借题发挥，甚至还跳过了闪存介绍。

罗永浩在创办锤子科技时，公开嘲讽小米是“手机期货”、“双卡设计”、“低价位手机”。

在2015年小米出货困难的时期，友商齐呼雷军“耍猴式营销”。

对此，雷军从未回正面反击过。只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解释，供应链跟不上销量，已经在改了，小米从来不做“饥饿营销”。

从���至终，雷军不曾黑过任何一个友商。

最后，他还能真诚的像没受过伤一样，笑着说：

“不管大家议论也罢，还是大家诋毁也罢，经过四五年的腥风血雨，在全体友商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产手机占到了市场的主流，我们整个行业都进步了。”

9

出货困难销量下滑，粉丝倒戈友商攻击。

2015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他极为少见地表现出了脆弱，“说实话，我不OK。过去的一年我们实在过得太不容易”。

对内，雷军在年会上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拿着麦克风对压力沉重士气低迷的员工安抚道：“2016，开心就好。”

对外，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雷军扛下一切，眼神坚定地笑称：“我都躺在地板上了，没有人能击败我”。

一句看似玩笑话的自白，更像是是他的心里话。

这个意志坚定的男人，从未食言。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产品，是他最大的弥补和反击。

2016年10月25日，小米发布了全面屏手机MIX。

这也是全球首款全面屏手机，比iPhone8的全面屏领先了近一年，一经发布便引起世界关注。并斩获了2017年IDEA设计金奖。

作为是全球三大设计奖项之一，奖项成立的三十七年里，获只有12款手机拿到过该奖项。

哪怕像Apple这样的公司，也只有第一代iPhone获得了这个殊荣。

而这个大胆的全面屏想法，来源于2014年初。

小米工程师凑在一起，觉得手机行业越做越无聊，真是没意思，大家手机做得越来越一样了。

“为什么会一样呢？是因为十年前iPhone定义成这个样子，所以iPhone左右了整个十年手机的设计方向。”

多没劲呀，他们开始想象，未来的手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桌子人大声地讨论说也许应该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手机一样，应该是一款透明的玻璃，就是手机的正面应该全部是屏。

突然，谁也没声了。大家觉得，这像白日做梦，有太多技术问题要解决了，这不现实。

雷军想了一会，拍板了——“咱们做一款概念手机，没有时间表，没有预算，我们就是要试一试。”

重重压力之下，熬了2年多，MIX惊艳上线。6.4英寸屏幕，占屏比超过91%。

推出全面屏的，小米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于极大的占屏比，小米MIX没有采用常规的前置听筒、光线感应器。

那怎么打电话呢？小米采用了全陶瓷机身，利用陶瓷导电技术解决听筒问题。

这也是全球首款量产全陶瓷材质手机，对于精密陶瓷在手机上的应用，起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

那怎么解决光感呢？小米运用了超声波技术，顺利实现了光线感应器的功能。

把超声波运用在手机里的，小米也是全球第一个。

如今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跟进了全面屏手机，正如2017年9月1日，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收藏小米MIX宣布的理由：

“小米MIX指明了未来手机设计的方向，就是全面屏。”

可能小米不是第一个想到全面屏的，但却是第一个做出来的。雷军说过，创新要么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么做别人做过但没做成的事。

在他的字典里，几乎没有“ 不可能”三个字。

后来，拿到小米MIX手机的锤子创始人罗永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总要有一些有追求、有实力的公司领先走出‘尝试消灭屏幕外的所有正面部分’这一步，向小米致敬。”

对于这个当年以诋毁小米为乐的竞对，雷军回复说，“谢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公开赞扬一个同行，没有胸怀是做不到的！”

随后又发了一条微博，@了罗永浩。

“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共同的梦想：做感动人心的产品，让中国人为自己的产品骄傲！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在雷军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敌人可言，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国产手机”。

10

有一种说法是，“小米成功让国产手机厂商开始了向世界顶尖水平的追逐。”

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如约而至。

米note的3D玻璃、小米1nit亮度的暗光屏、MIX2具备的全球频段达226个国家是目前支持频段数最多的手机，以及独立制造屏幕掌握核心技术的小米实验室……

而雷军和小米的贡献，远远不止手机这么简单。

雷军提到，我们的梦想要做价格厚道的产品，要做到世界顶级的品质，还只卖一半以内的价钱。

当他创办小米后，第一次去了美国，走出金山旧机场，他想到的一句话是《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里姜文说的：美国，我来了。

而这次出行，更多的是一种冲击。他发现在美国买东西可能也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无论是质量还是价钱都比中国好很多。

然后飘洋过海到了美国，还只有中国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这很让他很崩溃，也让他想通了很多东西。

雷军说，“中国商业的核心问题是商业效率低下。就是任何一件东西要经过很多层卖到消费者手上，价格都非常高。”

甚至是一种常态，大家在这个怪圈里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雷军觉得不对劲，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就在想，怎么能改变商业效率呢？

“我不认为中国人缺少工匠精神，我也不认为我们缺少创新精神，我更不认为我们不能把东西做好。”对此，雷军坚信不疑。

他要打破，跳出这个烂泥塘。“改善商业效率才有机会改善产品品质”，这是他找到的唯一出口。

冗余渠道，大刀阔斧地砍掉。

把所有的过程最大限度的压缩，压缩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用来做产品研发，做产品本身，然后雷军严格地限制自己的毛利率，“我们希望毛利率越低越好，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是长期可持续的一家伟大的公司。”

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搅动市场的鲇鱼，早已钻进入不同的池子里了。

很多行业，活起来了。

拿小米电池来说，三四年前在互联网上买一个充电宝平均均价200块。绝大部分还是用笔记本回收的废旧电池粗制滥造的，甚至有很大的爆炸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飞机对充电宝查得很严，也跟充电宝质量不好、危险很大有关。

小米进军移动电源行业后，推出了10000mAh、全金属工艺、顶级的电芯的超薄电池，最后零售价钱只要69块，行业定价的三分之一。

随后一年时间，小米电池创造了2000万个充电宝的销量，直接登上中国第一，然后顺手拿下世界第一。

再拿小米手环来说，当时国外的手环价格是1400元，充电只能用5天时间，而且一洗澡很容易进水。

小米做出来第一代手环，不充电能够用七八十天时间，而且防水，价钱是国外同行的5%，只需要79元，一下子做到了世界第一。

然后拿小米电视来说。2013年小米杀入智能电视行业，依然是更低的价格，靠谱的质量。短短四年时间，小米电视在9.19促销、6.18促销中，成为京东彩电品类销量第一的同时，取得了天猫彩电品类销量和销售额双第一。不仅如此，小米电视包揽多项尺寸电视的销量第一。

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7年1-7月互联网电视品牌线上整体销量同比下降6.9%。其中，乐视电视同比下降55.5%，酷开同比下降47.1%。

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小米电视逆势上升，电视线上销量同比大涨91.2%。

除此之外，

小米空气净化器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扫地机器人销量全球第四。

小米平衡车销量全球第一。

小米插线板销量千万个。

小米智能插座年销量过亿只。

包括好用便宜的音响，好用便宜的小米电饭，好用便宜的小米滑板车……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这是小米的口号。也是小米，让人们发现，原来科技不是奢侈品，原来好的生活其实不贵。

尽管外界仍然存在着对小米的误解，雷军不做争辩，他只说他们不了解而已：

“对于很多精英阶层来说，卖的这么便宜一定很Low，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变化快。”

更多时候，他仍然像个有梦的孩子：

“我还相信美好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发生的更多一点，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更多人的生活中。”

11

当前，小米拿到手的专利达到4800项，其中一半是国际专利。

仅仅2016年，小米申请的专利就有7071项。专利的审批往往需要两至三年，预计2017年到2020年，小米还将会迎来授权专利的高峰期。

除了供应链，雷军深知，小米要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

而芯片正是手机科技的制高点。差不多指甲盖大小，却几乎是这个星球上集成度最高的元器件，有10亿余个晶体管。

雷军想要拿下这个山头。他问专家，小米能自己研发芯片，有这种可能吗？

“这些专家跟我讲得还是很中肯的，说你要做手机芯片，十亿人民币起跑，只是起跑线，说估计得投个十亿美金以上，就准备花十年时间才有结果。”

很长一段时间内，小米使用的都是高通的芯片。成也高通，败也高通。曾经因为其处理器的交付问题，小米手机一再无法如期出货，雷军甚至因此背上了“耍猴大师”的恶名。

“不是一投入就有产出，不是今天投后明天就有产出，甚至大后天都没有产出，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投入。”

芯片的研发，很有可能是个无底洞，雷军心里清楚。但是，就算再难，也要有自己的“芯”，不能让自己的命，捏在别人手里。

“2014年10月16号，小米就悄悄开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叫松果电子，甚至连开业庆典都没办。这么一票人像特种部队一样，冲向了手机芯片的迷雾。”

2015年9月24日，芯片第一次拨通电话，这意味着Modem所有相关模块基本调通。

研发人员难掩激动，跑到雷军办公室，想看看他还在不在。

不出所料，这个夜猫子果然还在加班。得知消息的雷军连忙到研发室，屏住呼吸亲自试拨了一下。随后响起的手机铃声就像婴儿初啼，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为人父母的兴奋中，拍手拥抱。

那时，正值凌晨1点43分。

两天后，小米松果芯片第一次点亮屏幕。这代表着第一次流片获成功，也意味着硬件基础研发基本完成。

雷军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心澎湃。”

澎湃S1名字来源于此。

“这不是一个PPT芯片，我们已经量产了。”2017年2月28日，小米自制中高端芯片澎湃S1发布会上，他食指和拇指间捏着一枚极小的芯片，数度哽咽，恳请政府多一点支持。

也是在这一天，小米成为全球仅有的4家，能够独立研发生产手机处理器的手机厂商。其余三家分别是三星、华为和苹果。

曾与求伯君、雷军并称“金山三杰”的王峰，也是蓝港互动创始人评价道：

“我说雷军是我们金山系的骄傲，小米员工回复说也是小米人的骄傲，他同学说雷军是武大的骄傲。

其实，雷军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是个人奋斗者的榜样，是属于时代的，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骄傲。”

12

有人问，涉猎如此广泛的小米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雷军给出了答案。

——“我认为小米是一家手机公司，也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更是一家新零售的公司。

小米是一家硬件公司，做手机、做电视，我在创办小米的时候要改变整个中国制造业，改变整个中国对国货的印象，怎么利用中国强劲的制造能力做出世界的顶级作品，来造福于世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办小米的梦想。”

这个想要让世界更好一点的男人，除了徒步骑车，最大的嗜好是滑雪。

他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就翻出滑雪的照片，嘴里开始念叨，上瘾了上瘾了，现在就开始想着滑雪了。

如果你计划偶遇他，北京南山滑雪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人在这里碰到过他，冲着他喊，你是雷军吗。

他转过身来不疾不徐地走到那人跟前，说：“你好，我是雷军。”没等对方晃过神来，他又笑着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他是抽中南海的程序员中，健怡可乐喝得最多的CEO，一天开的会，十个起步。

每天吃盒饭，吃一顿饭只要3分钟，公司开会错过了饭点，他请大伙吃饭，拿出一摞外卖订单，说：“想吃什么自己选。”

还曾经因为忘带门卡，被新到的保安拦在公司外，背着双肩包的他讪笑说：“我姓雷”。保安回他：“姓什么都不管用，有门卡才能进。”

最后让助理送了下来，才得以进去。

2013年，在清华大学学堂，他和刘德华进行现场分享对话，全程紧张得没有换过坐姿。雷军说，面对偶像，我太紧张了。

会后，雷军想找刘德华合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后来只请刘德华签了名。到了晚上才拜托同事找记者要了几张现场照片。

雷军特地写了一篇公众号。

“我觉得他相当于中华民族的典型代表，勤奋、上进、不怕失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谦和正直，在两小时内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递给他（米兔）但实在没想到他会单膝下跪来接，那一刹那间，我被深深打动了。

就为人处世、提携后进，我觉得他做得都非常出色。我感受到的是他的好人品和用心。”

他会被刘德华的品质吸引，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是同类人，皆为良币。

不善言辞的木讷理工男，重感情重朋友。炒股赚了60万，全捐给了母校，是武汉大学第一个毕业不到10年，回学校捐款的学生，后来又捐了1亿5000万。

金山上市那年，董事会给他400万股奖励股，在十年前已经价值8000万元，一分没要，全分给了员工。

雷军的第一次男模经历，献给了好哥们陈年。这个容易害羞的人，硬是当了凡客诚品的第一期海报模特。

在凡客滑铁卢时，作为陈年投资人以及朋友，雷军义无反顾为其站台，甚至花了一些时间考察，给了陈年不少供应链、产品的建议。他的微博，有43条提到了陈年，一半以上在夸陈年，一半是为凡客打广告。

成立近8年，小米开了这么多场发布会，雷军穿的几乎是凡客全套——凡客POLO衫、凡客牛仔裤、凡客帆布鞋、凡客长袖白衬衫、凡客短袖蓝衬衫、凡客T恤换着穿。

2017年，雷军祝福凡客十周年。陈年回复“谢谢你一路陪伴18年。”

猎豹创始人傅盛一直记得雷军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是一个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强的人”，那时正值他离开360，被周鸿祎“逼上绝路”。雷军给了一度不自信的他莫大的肯定。

这个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天真人，不吝付出真情，始终相信真心，甚至仍保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纯粹理想主义。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雷军给自己的一款产品打了广告，也是他在节目中唯一安利的一款，他说“漂亮得一塌糊涂，绝对颠覆你的想象”。

这个1989年出道在商业浑水里摸爬滚打近三十年的人，让助手找来一盒5号彩虹电池，非常自豪地介绍小米生态链公司做的干电池——全碱性的环保电池，可以随便仍，不会污染土地。

他拿着这盒售价仅为9.9元的电池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

尽管当时主持人说出了一句可能所有人都有过的想法——这句话听起来好空。

雷军笑答：

“在今天能有勇气讲这么空的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四五年前手机行业谁用国产机，国产机等于山寨机，对吗。

我们几乎所有行业都有这样的困难，他们不仅仅是用苹果，你看他们家里的电视，都是索尼三星夏普，同意吗。

这个时候我们去批判消费者，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问题出在产业界，出在我们自己没做好。我再办小米不是为了成就感，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怎么怎么着。也不是为了满足什么虚荣心。

我就是想干一件我喜欢的事，我希望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帮助。”

这八年来，他带着小米不疾不徐地走到舞台中间，说了一句，“你好，我是雷军。”

让中国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让世界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让所有人知道，中国也有良币。

参考资料：

[1]《雷军，何以留名？》，刘韧，1997年

[2]《小米1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0年

[3]《雷军40岁低潮岁月》，雷晓宇，2011年

[4]《杨澜访谈录 雷军站在风口上》，雷军，2014年

[5]《雷军豹变》，吴达，2014年

[6]《CCTV2 遇见大咖》，雷军，2015年

[7]《红米Note3发布会演讲实录 我所有的向往》，雷军，2015年

[8]《雷军耶鲁北京中心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9]《小米松果芯片发布会演讲实录》，雷军，2017年

来源：猎云网

作者：林红瑜

版权：本文由猎云网授权刘韧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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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一个人

本文写于2008年。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史玉柱每天要克服怕鬼的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从浙大经过安徽统计局到深圳大学

1985年，合肥。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计算机房。23岁的单身汉史玉柱写会程序，挖会“金子”，自得其乐。2006年，上海瑞金宾馆，网络游戏《征途》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冲着台下喊：“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史玉柱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史玉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毕业，史玉柱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史玉柱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史玉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史玉柱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史玉柱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史玉柱，就在1986年将史玉柱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史玉柱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史玉柱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他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四通公司万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巨人汉卡

1989年10月，深圳。史玉柱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接着，又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两名员工抱走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从此没了踪迹。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史玉柱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史玉柱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史玉柱，专门为史玉柱成立电脑部，交给史玉柱承包。史玉柱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史玉柱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史玉柱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史玉柱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史玉柱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史玉柱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1.5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被破解，史玉柱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8月底，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三个员工。到10月份，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钱的分掉。”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软件是我开发的，启动资金是我出的。我至少应该控股。可以给两人10%到15%。”两位员工嫌太少，闹僵之后，史玉柱摔了电脑，管财务的员工不参与，另外两名员工只好抱着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走人了事。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母公司一定我个人所有，下面的公司可以考虑我控股。”“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造成公司结构不稳定。”“后来我就给我的高管高薪水和奖金，就是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广告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史玉柱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史玉柱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巨人M6402缩短了和WPS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史玉柱再次组织了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跑到深圳大学封闭开发巨人M6403。

1991年春节刚过，深圳。巨人连锁会议。经销商包机过来，现场订货，史玉柱当场拿下3500万元现金支票。

巨人大厦

18层。38层。54层。64层。巨人大厦设计不断加码。1994年初，巨人大厦开工典礼。史玉柱刚想对外宣布巨人大厦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64层，话都到嘴边，面对着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殷勤的目光，史玉柱头脑一热：“64层也没与国内一些高楼拉开太大距离。”史玉柱一咬牙，脱口而出：“巨人大厦要建72层。”史玉柱当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1年，M6402开发完成，注册巨人汉卡，先要注巨人公司。1991年在深圳注册公司，工商局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证明：史玉柱“六四”期间表现清白。“六四”期间，史玉柱辞职在家编辑软件，安徽省统计局说：“当时，你已经辞职了，单位无法帮你开证明。”听说珠海注册公司，不要“六四”证明，史玉柱当即在珠海注册了巨人公司。

1992年，史玉柱率100多名员工，落户珠海。“珠海对我们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年销售上亿啊，全国都不多。”珠海给了巨人很多照顾：高科技企业税收全免；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给新办一个珠海户口。

巨人一下子发展了起来，资产规模很快接近2到3亿。手里有钱，精力也多，史玉柱开始不满于只做巨人汉卡，他开始做巨人电脑，巨人电脑挣钱，但管理不行，坏账一两千万。巨人电脑还没做扎实，史玉柱又看上了财务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史玉柱去美国考察，问投资银行未来哪些行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银行说是IT和生物工程。史玉柱回国立即上马了生物工程项目。其他涉足的行业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事业部。

1993年，巨人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位居四通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轰动全国之后，北京希望珠海还能树一个典型：一个“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当时成绩最好的大学生都出国，一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才的外流太厉害。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选中了史玉柱。

作为支持，珠海市政府曾经批给巨人一块地，巨人准备盖18层的办公楼。在大厦图纸都设计好之后，梁广大找史玉柱谈了谈，希望史玉柱为珠海争光，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只有建成了中国第一高楼，史玉柱才配做全国典型。

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巨人1万多平米，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又批给了巨人3万多平米土地。125元/平方米的价格等于白送。

怎样让全国人民都注意史玉柱呢？梁广大安排所有来珠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到巨人参观，李鹏一年来巨人一次，胡锦涛和朱镕基也都到过巨人。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深圳写字楼价格涨到了一万五、两万。珠海当时在修大港口、大机场、还有跨海大桥，史玉柱被这个熏陶，认为珠海也会像深圳一样成为国际大都市。

盖72层的巨人大厦需要12亿，此时，史玉柱手中的只有1亿现金。史玉柱将赌注压在了卖楼花上。1993年，珠海西区别墅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可等到1994年史玉柱卖楼花的时候，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开始，对卖“楼花”开始限制，必须投资到一个数额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后来越来越规范，限制越来越多。史玉柱使出浑身的宣传本事，也只卖掉了1亿多“楼花”。

盖高楼，地下部分最花钱。地下20米之后都是岩层。巨人大厦一共打了68根桩，最短的桩打了68米，最长的桩打了82米，仅打桩花了史玉柱一亿多。

1995年，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脑黄金取代巨人汉卡成为巨人新的摇钱树。1995年，仍然认为形式一片大好的史玉柱往巨人大厦地下三层又砸了花了一亿多元。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史玉柱贷不到款，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此时，脑黄金每年已经能为巨人贡献1个多亿利润。“我可以用脑黄金的利润先将巨人大厦盖到20层。先装修20层。卖掉这20层，再盖上面的。”没成想，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脑黄金卖不动了。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媒体“地毯式”报道巨人财务危机。得知巨人现金流断了之后，“巨人三个多亿的应收款收不回，全部烂在了外面。”不久，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1997年1月到8月，史玉柱在美国四处奔走，找钱未果。1998年10月，珠海市政府召开巨人大厦贷款现场会。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要求银行为巨人大厦贷款。没想到两周之后，梁广大闪电退休。“如果梁广大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是今天这样。”珠海市政府依然要救巨人，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房地产商接盘巨人大厦。设计修改了，合同起草了，政府配送的地批了，就在签字的一刹那，对方突然告诉史玉柱“不行”。这一刻，史玉柱感到浑身轻松起来。

脑白金

1998年，面包车奔驰在珠海开往无锡的公路上。史玉柱对20多个好多个月没领到工资多名员工说：“等我有了钱，一定补偿你们。”

1997年冬，安徽泾县。史玉柱召集20多名“贴身”员工召开“太平湖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脑白金”构思。

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在生理条件下，褪黑素由脑内的松果体分泌，其分泌受生物钟调节，夜多昼少，因此，褪黑素具有一定的调节睡眠的作用。“到199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正在越来越趋向理性，仅仅靠广告‘狂轰乱炸’做保健品的时代已经结束，‘脑白金’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回头率’。我自己吃过脑白金，感到有效果，才敢最终决定做‘脑白金’。”

面包车到达无锡，从全国各地又汇聚过来员工也到了。一共100多人。一开始，依然发不出工资，走了一些人。

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我以前借给过他500万，50万，借半年，他肯定借给我。”借到钱，史玉柱拿出5万元补发工资。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是，副总一月800元。

15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留出15万作预备资金，剩下的15万全部砸向了江阴。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广告、新闻报道、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江阴第一个月赚了15万。史玉柱拿这15万加上15万预备资金，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100多万。跟着是南京市、常州市、常熟市江苏市场很快被全面启动。

吸取巨人3亿应收烂账教训，这次史玉柱可以���尽所有猛砸广告，也决不赊账。为集中广告的火力，史玉柱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猛砸一个月广告和报道，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史玉柱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钱提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账，史玉柱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一问，台州一个月可以卖300万。经销商自然会接受现款提货的条件。

史玉柱主要投电视广告，很少投报纸广告。广告创意，做了几百个，让史玉柱挑。史玉柱最终依然没挑出更好的，最终依然沿用了脑黄金旺季使用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个广告创意连续多年被评为“十差广告”，“‘十佳广告’倒是年年换，因为许多公司都倒闭了。”“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厂商只认销售额。”

史玉柱采用“脉冲”广告排期：2月至9月初，广告量很小。每年只集中两次高潮：一是春节，一是中秋。中秋密度最大的是倒推10天，春节倒推20天，加在一起共30天。这30天，不惜血本，砸到让人烦。30之后，让你一看到脑白金广告，就会感觉到多，而实际上已没什么广告了。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月销售额到达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脑白金的销量和利润主要来自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100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8亿，再加上县城，这些人共9亿人口。”

胆小的资本家

1999年，重新赚钱，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0年，借壳上市，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1年，卖掉脑白金生产，拿回3.43亿元现金；2003年，卖掉“脑白金”75%营销网络怀揣11.7亿港币；买华夏银行股份，买民生股份，掐指一算，市值已超过22亿。子夜，陷在上海办公室沙发里，史玉柱安全了。

1999年7月12日，上海健特成立。健特是英文巨人GIANGT译音。尽管不舍巨人情结，为安全其间，史玉柱先于1999年3月3日和3月25日暗中控制注册了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然后由这两个公司投资成立上海健特。此时的史玉柱依然还不想让外界知晓：如日中天的“脑白金”、上海健特和负债两个多亿的史玉柱以及珠海巨人有何关系。成立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的目的就是，掩护史玉柱身份和在法律上保护上海健特资产不受珠海巨人拖累。

到2001年，拿出两亿多还债，史玉柱已经不心疼了。“2亿多对我已经不算什么。”“2亿多还债，对我们公司运营，已经不构成什么影响。与其帐上多2个亿，还不如把这个心病给除掉。”“巨人大厦毕竟那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而且，那里面危害的都是老百姓。”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那时，我没过多考虑声誉，没考虑过声誉对我有多大影响。还不还债，和‘脑白金卖’销售，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爱钱。”“钱就是个工具，能用来投资做事情，与其投资做别的项目，还不如先用钱将我原先未做完的项目给解决了。”“这样，再做其他事会更踏实一点。”

还债之后，史玉柱于2001年4月23日在上海注册成立巨人投资。3天后，怀远宏强将所持有的上海健特90%股权全部出让给巨人投资。二次出山的史玉柱早已无法满足于仅仅从“脑白金”实业中赚钱，他先通过两个怀远老乡名义于2000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华馨，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一周后，上海华馨就与青岛市商业总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青岛国货2811万股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4.73%，成为青岛国货第一大股东。

2001年5月，通过系列运作，史玉柱将下属“脑白金”产生环节无锡健特90%的股权出售给上海华馨投资公司，并担任上海华馨决策顾问。然后，通过华馨投资辗转将这部分资产卖给了上市公司ST国货，连年亏损的ST国货，股价应声从12元上涨到25元。ST国货后更名为健特生物。因“脑白金”拉动，健特生物200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741.88万元，净利润3585.28万元，每股收益高达0.315元。由史玉柱控制的董事会由此推出了每10股派1元转增7股的高送股方案。

合计一下，上海华馨由2800万股增至4770万股，分红4770万；健特生物从上海华馨手中购买无锡健特39%的股份，支付现金1.22亿元；健特生物2002年中报10送2转增1，派现0.5元，华馨增至5700万股，进账2850万；2002年11月，史玉柱更是一纸协议把“脑白金”商标以1.46亿元出售给健特生物，至此，上海华馨与上海健特总计收入达3.43亿元。舆论有点看不惯了，开始指责史玉柱“左右手���来回倒腾，“完美套现”。2003年10月18日健特生物发表公告，称中止公司控股的无锡健特购买“脑白金”商标的动议。就在人们惊诧于史玉柱何以吐出到手的1.46亿元时，2003年末，史玉柱又将“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商标知识产权及75%的分销网络以11.7亿港币的价格卖给了四通电子(后改名四通控股)。

史玉柱手上的现金越来越多。经过珠海巨人之后，史玉柱特别害怕现金流断开，所以，账上始终趴着5个多亿的现金。有现金，老有冲动。趁着还能抵御投资诱惑，史玉柱准备国债。“有利息，还可以立即变现。”国债是安全，但投资的价值不高。史玉柱很快捕捉到了银行的机会。“银行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就是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如果选择一个上市的银行，风险也不大：股市管着它，证监会管着它，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国家也会帮助它。”

2002年间，上海健特先后与华夏银行发起人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签订《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累计受让1.4亿股一般法人股。“我2.18元从首钢买的，现在一股5块多钱，还拆了股。”

参股华夏股份后，史玉柱又看上了民生银行。2003年，上海健特受让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到2006年6月30日，上海健特持有的民生银行股票3.157亿股。

就在外界在讨论保健品生命周期的时候，手里握有已经22亿银行股票，已经软着陆的史玉柱吼到：“我永远不会套现走人！”史玉柱依然是两个上市公司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管不管

2006年4月8日下午3时，上海金茂大厦，征途新闻发布会。主角史玉柱使出浑身解数台上台下兴奋地秀他的网游新事业。4月9日，身为征途CEO的史玉柱没去位于徐汇区的征途公司上班。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上海金玉兰广场25楼巨人投资100平方的办公室里。他说：“我一般都不过去。”“烦事情太多。”“我已充分授权给了几个副总。”

2001年，“脑白金”销量突破13亿之后，史玉柱随即将日常管理扔给了大学时的上铺陈国。史玉柱完全相信陈国，因为，巨人大厦失败后，“陈国、费拥军好几年没领工资，也一直跟着我。”

史玉柱自信，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德性，而且，“我需要充分信任的人不用多，四五个就够了。”因此，史玉柱只用部下，不找外面的人。“女性从忠心角度来说可能会好点。”“一般公司都会有几个副总在斗啊斗，我们没有。”“没德的人，我不给放领导岗位上来，放上来的人都不爱搞这个。我们的副总都很团结，不互相斗，也不和我斗。”

“德”和“才“只能选其一时候，史玉柱肯定选择德。史玉柱确定“才”的标准很简单——办事成功率高的人就是人才。“我只看他的成功率高，不听他说的。”史玉柱喜欢战术人才，不喜欢战略人才。“战略人才多了，大家整天就会在一块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2002年，上海健特总经理陈国车祸。史玉柱当时正在兰州开会，撂下电话，史玉柱连夜飞回上海。赶到医院，陈国人已经快不行了。“这件事是仅次于巨人倒掉的打击，全公司把业务都停掉处理后事，那是一种痛失左右手的伤痛。”每年清明，史玉柱和公司高层都要去给陈国扫墓祭奠。史玉柱现在对车的要求很高，坐SUV为主。另外加了一条规定，干部离开上海禁止自己驾车。

陈国去世后，史玉柱没重新接管“脑白金”，他将担子交给了刘伟。刘伟加入巨人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文秘。“刘伟做上海健特副总，她分管那一块，她花钱就是比别人少很多。”“她跟了我12年了，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脑白金”销售渠道上有8000多名员工，旺季超过一万名，分布在全国1800个县，各地办事300多个。刘伟虽然能叫出300多个县、市、省办事处经理的名字，但她需要史玉柱提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史玉柱早期办珠海巨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他明白了，大多数员工的使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军人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员工没有对老板效忠的义务。

再次建立管理体系，史玉柱坚持精简总部。珠海巨人销售额达两三亿时，总部已经达到了300多人，而“脑白金”做到10个多亿，总部却只有十多个人。能接受史玉柱军事化管理的人不多，能“死活”跟着他、“效忠”他的人不多。

史玉柱只给省级办事处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其他人的工资，每卖一箱脑白金，提成4%，省级经理用这4%给省级办事处其他人和市级办事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市级办事处往向下也是一样。此举，史玉柱既简化了和众多员工的关系，也能有效控制费用，各级办事处不会盲目扩张人员。

巨人员工固定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下，但浮动工资却相当多。史玉柱乐意看到员工拿的越多，这名员工拿得越多，证明他对企业贡献越大。

管理营销费用也是一样：每卖掉100箱，就提成2万元，作为营销费用。推销员费用都给报销，但省下来的钱是你自己的。珠海巨人的时候，各地分公司请人吃饭在500元以上的，必须上报经批准后才能执行。现在，宽松了，尊重了大家，但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都会节约开支，和“脑黄金”时代比，现在的营销费用可以节约三分之一。

300多个办事处都没在当地注册，都没资格对外独立签订合同。办事处可以和经销商谈价格，但最终价格由总部定，并在总部签合同盖章。上海总部要保持永远直接和经销商发生买卖关系。

广告款也全部由上海总部直接汇给当地电视台。办事处可以去电视台谈，上海总部觉得价格合适，总部就会和电视台直接签订合同。当地办事处只负责播出监控。

办事处人事需“越级”任命：县级办事处人事需要省级任命。市级办事处人事需通过省级报上海总部任命。“人事不能由顶头上司直接任命。我怕产生帮派。”

网游要赚有钱人的钱

2003年，深夜。史玉柱在玩《传奇世界》，他的名字叫“收礼只收脑白金”，他只有30多级，在多次被人随便PK掉之后，他找到了本区级别最高的账号，对方是温州网吧老板。史玉柱立即吩咐温州分公司经理到网吧，付3000元，将这个70的级账号拿到手。尽管有了70级的帐户，史玉柱依然无法所向披靡，他急得直接找陈天桥，陈天桥告诉他：“装备更重要。”史玉柱立即花了一万块元买了一套顶级装备。

2004年，深夜。史玉柱在玩《英雄年代》，感觉比《传奇世界》强，只是不明白其中很多不合理的设置为什么一直不改。

2004年，深夜。史玉柱换了一款游戏玩，感觉还不如《英雄年代》，重新开始玩《英雄年代》。

2004年，深夜。得知《英雄年代》开发团队和盛大合作不愉快，史玉柱想：“我找他们做一款网游，晚不晚？”到了2004年，再做和《传奇》一样，靠点卡收费的游戏肯定晚了。史玉柱想到了“永久免费，靠道具赚钱”的模式。“让穷学生和亿万富翁，在点卡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不对的，不符合营销规律。”史玉柱要赚有钱人的钱。对没钱的人，史玉柱免费，靠免费吸引他们来捧个人场，有了人气，史玉柱才能更好地赚有钱人的钱。

游戏圈子很小，史玉柱很快找到了《英雄年代》开发团队。这些人有的离开了盛大，有的还在盛大。史玉柱吸引开发团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高工资。“我看准的优秀人才，工资一事一议，不受公司级别制度限制。”“陈天桥其实给得也很多，他给期权，一个骨干期权兑现都是几百万，但人家还有意见。他给的方式不对，有点冤枉。”

2005年9月，《征途》完成开发。就在史玉柱要以“永久免费”概念切入网游市场时，2005年11月，盛大抢先一周宣布将包括《传奇》在内的三款游戏免费。

《征途》副董事回来检讨说，不该和盛大的副总接触，将《征途》永久免费信息透露出去。好在《征途》从开发设计上就是“永久免费，靠卖道具赚钱”的模式，所以，能将游戏千方百计“聚焦”在“道具”上，聚焦到不断“刺激”“有钱人”攀比买“道具”上。

史玉柱不怕陈天桥，史玉柱怕丁磊：“网易要现金有现金，要人有人，最可怕的是丁磊本人非常重视网游。”“所幸网易做卡通类，和我们不在一个市场。”

史玉柱也怕QQ。但“QQ主要是休闲类的，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史玉柱看不上九城。“《魔兽世界》的确实好，3D里面可能5年之内出不了超过的，但它的致命伤在文化。举个例子，中国人很怕死人，外国人不怕，美国人当个亡灵可能很开心，中国人谁愿意当僵尸？所以，《魔兽世界》30万在线，已经到头了。”

至于金山，史玉柱没时间研究。“我的一款游戏就能把他所有游戏给超过去了。”

2006年04月14日，北京5G评论现场。资深游戏评论人王乐认为《征途》肯定不能成功。“史玉柱进入游戏，第一靠广告，第二靠吸引媒体的炒作。他的方式还和脑白金一样。”QQ游戏前知名产品经理王锋认为史玉柱是在吹牛：“他说他内测有15万人在线，我觉得1500人差不多了。”

2006年11月，王乐承认《征途》同时在线人数有15万。“已经非常赚钱。”而早在2006年9月15日，《征途》就对外宣布同时在线超过了50万大关。

采访手记

1997年，珠海机场候机厅。雷军小声对我说：“快看！那是史玉柱。”我望过去：一个精瘦的男子，两三个随从提着一个纸箱子，跟在身后。找到座位后，随从将纸箱放下，史玉柱依然站着，随从们依然站着。史玉柱此时已是业界“多元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我也将当时看到的场景理解为英雄落寞。

在珠海采访《剑侠奇缘》期间，雷军一直在和我说，北京金山来了一个“能力超强”的副总，叫蒋涛，此前在巨人负责手写电脑开发。

1997年夏，因为要刻一张盘，我和蒋涛成了好友。尽管巨人已经失败，蒋涛那时说起史玉柱依然怀着敬佩，经常用“老史还是很厉害的”作为往昔回忆的结语。

2000年圣诞节，香港。方向明和我说起史玉柱。方向明是巨人大厦失败后，唯一采访到史玉柱的记者。方向明的结论是，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把持不住。“李鹏总理和他握一次手，他一激动，将巨人大厦提高了20层；李鹏总理再和他握一次手，他依然很激动，将巨人大厦再提高20层；李鹏总理又和他握一次手，巨人大厦最终成了72层。”

2001年，史玉柱“咸鱼翻身”，我找到最早报道此事的翁宝，请他帮我约专访，未果。5年之后，2006年4月9日，终于等来了史玉柱急于宣传《征途》的机会。那天，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6点。期间，我先让司机去机场帮我换登记牌，后又让司机帮我改签航班。我没想到史玉柱如此地健谈，需要谈如此长的时间。

采访完成，一直没有动笔。我身边的年轻人、游戏圈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他们理由是，史玉柱没游戏运营经验，只会炒作。史玉柱在4月8日《征途》新闻发布会的表现，炒作成分不可谓不浓。做了15年记者之后，我开始害怕被误导，怕一不小心成了《征途》心甘情愿的“枪手”。等到起先斩钉截铁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的人也开始承认《征途》成功之后，我向4月9日那个细雨连绵的下午望过去，试图理解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

史玉柱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1989年10月，他在深圳怒摔两台IBM 286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今后身边的人将是他的追随者而非合作者。1997年巨人失败后，���多人离开，又进行了一轮追随者而非合作者的筛选。“脑白金”二次成功后，史玉柱采用高薪、提成而非股权分红的分配方式，在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史玉柱个人成功的模式。

“脑白金”做得更大之后，史玉柱卖掉一部，换回现金，投资更加保险的银行股份；剩下的“脑白金”资产也都同时变成了随时可以套现的两个上市公司股份。

管理好一个公司太难了，史玉柱不愿意深陷其中，他在自己最好的时候，使出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段，迅速完成了从企业家向资本家的转换。做企业，长期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做资本家，只要一个人决策正确就行，不涉及执行层面。

史玉柱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院长。这么多年来，史玉柱和柳传志的交情始终局限在精神层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向柳传志请教怎样办企业，他没向柳传志借钱。他知道柳传志是企业家，讲原则，公司钱就是公司的钱，私交再好不能动公司的钱。

史玉柱和泰山产业研究院另外一个资本家段永基交往甚密。2001年12月21日，史玉柱为救段永基向四通巨光投资1亿元，后因CEO吴力借贷，搞出几亿的窟窿，致使史玉柱血本无归。后来，四通再次遇到危机，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要拍卖，史玉柱再次拿出1亿多元，替段永基把钱还了，在进入拍卖程序前把股份拿了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从2002年开始，由段永基任董事长的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一直是史玉柱控制的健特生物的前十大股东。有过这些交情，2003年末，段永基花11.7亿港币购买脑白金75%分销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永基的资本运作能力丝毫不必史玉柱差，很多方面甚至是史玉柱老师，可惜段永基手中没有一年可以赚3.5亿利润的“脑白金”为他的资本运作持续输血。资本运作，为了超额回报，挖东墙补西墙，一有散失，就会有大窟窿，需要实业来补。

《征途》现在又开始大规模盈利了，它必将成为史玉柱手上另外一个资本运作工具，让我们看史玉柱又能玩出什么花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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