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上级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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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年下水8艘最上級護衛艦，總共要建造24艘的最上級，有什麼樣的性能？日本為什麼要蓋最上級？| #探索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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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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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bangjiazheng]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体力状态不是很好，经常感到累。 今天晚上，我尽快记录，然后休息。明天继续忙。 今晚，我准备了本周的书，是军事类的书（卫星战）说了卫星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GPS导航卫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把萨达姆的军队打烂。 实际上萨达姆的军队比世界联军的数量多，有几千辆坦克，有一种说法是萨达姆实际上���约2万辆坦克，仅次于当时的苏联。他还有苏联进口的世界级的防空导弹系统。 但是，伊拉克被打烂了。因为1990年它侵略科威特，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GPS导航卫星升级了，伊拉克军队再次被彻底打烂。因为战争罪行和暴行，萨达姆也完蛋了。 萨达姆因为篡位而上台，各种暴政。他心狠手辣。 然后，他不顾世界的反对，发动侵略科威特的侵略战争，而且和世界联军为敌，最后被彻底打烂。 但是，战后留下了烂摊子。……喵~!!!!

我记得老爸和我说过，几十年前，老爸的一个朋友去伊拉克打工，那时候伊拉克货币很值钱。老板对他很凶。但他坚持三年打工，回国后买了电视机，冰箱，彩电，可能还有微波炉。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 那时的伊拉克，经济还好，所以人们也支持萨达姆。即使他的统治有很多不合理，和生活在这个国家有很大风险。 但是，持续10年的两伊战争，伊拉克穷兵黩武地扩张武力，给本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直到它侵略科威特，和妄图一己之力控制世界石油资源，犯了侵略罪，也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当他威胁全世界，他也就死定了。 结果它被暴打，而且被打烂了。

在它被打烂之前，即使美国也不相信会打的这么顺利。所以美国提前准备了几万个尸袋。 没有想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伊拉克，拥有世界最强陆军之一，被打烂的这么快…………无论是伊拉克，还是世界联军，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喵~!!!!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太空卫星的作用，是体系化的战争。

但是，即使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的一些重要目标，都已经安装了GPS干扰器，干扰器的危害很大，会严重影响GPS信号。联军不得不用激光制导炸弹和其他武器消灭这些目标。 而最近几年的俄乌战争，GPS干扰器再次发挥作用。这说明了GPS系统的局限性。说明它还需要改进。

但是，最近，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反舰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攻击海上的商船，封锁海峡和航线，甚至威胁美军和世界联军的战舰。虽然他们不容易伤害到战舰，却严重威胁到了商船。这其中，就是导航卫星的作用。

在未来的战争中，卫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各国甚至一些恐怖组织，都在积极研发反卫星武器。从卫星干扰器到反卫星导弹，这些确实威胁到GPS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其他卫星。 特别是低轨道的侦查卫星，很容易遭到敌人的反卫星导弹攻击。

而大型战争一开始，大概率出现的事件是，战争双方拼命地干扰和摧毁敌人的卫星。 卫星被摧毁的一方，就成了瞎子，会被另一方暴打。 而卫星被摧毁后的补充能力，和摧毁敌人反卫星武器的能力，很有可能影响战争的进程。

如果和恐怖分子或敌国发生战争，怎样防止卫星被摧毁，是很重要的课题。

这本书是介于故事和手册之间的，会在近期更新。

故事中，我构想了一些太空战的方法，和反卫星武器的思路。 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希望朋友们帮我指出来，我可以改进。

保护GPS卫星等导航卫星，或许，需要保镖卫星，它可以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身体为主人挡导弹。（…………喵!!!!） 而且，也可以在太空部署（反（反卫星导弹）导弹）或（反（反卫星导弹）激光），就近拦截敌人的反卫星导弹。 还有，敌人想发射巨型反卫星导弹攻击高轨道的导航卫星和侦查卫星，信号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个大家伙发射速度慢，助推段时间很长。 因为要克服引力做功，这个巨型火箭必然需要大量燃料，才可以把导弹送到高轨道。

侦查卫星网络发现敌人的巨型反卫星导弹准备发射，到发射升空速度较慢的助推段，都可以呼叫就近的部队，用飞机，导弹，激光等，把它摧毁。 有时候，即使是波音客机改装成的激光飞机，缓慢笨重，但它可以发射远程的高能激光束，在火箭燃料箱上烧一个小洞，点燃燃料，火箭在起飞前或刚起飞的助推阶段，就爆炸了。效果就像1982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时爆炸的助推火箭。 我认为，最好的（攻击高轨道卫星的）反卫星导弹或反卫星卫星，应该提前部署在太空。因为现有科技水平的化学能火箭，助推段是速度缓慢的。

星舰是廉价的运载火箭，可以装载大量廉价低轨道卫星。这些卫星可以附���动能弹头。平时是和平用途的各种商用卫星网络，敌人发射洲际导弹时，这些动能弹头会就近拦截敌人的导弹。 这是我用脚底板也可以2分钟里轻易想出来的方法，但最近美国的金屋顶（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也有类似的思路，在太空部署动能拦截器。 这说明我对这些的理解是正确的。所以我可以创作军事科幻题材的故事。

对于敌人的高轨道侦查卫星和导航卫星，因为它们不容易被发现，也可以用吸收雷达波的涂料，还可以关机后机动躲避，并不容易拦截。 可以在高轨道提前部署观测卫星，专门盯住轨道区域，发现敌人的卫星，可以引导反卫星导弹或反卫星卫星攻击它们。

未来的核火箭，可以把重型卫星送上高轨道，而这些是可以部署核弹头和激光武器的。 还有小型核弹爆炸引发的X射线激光，可以摧毁敌人卫星和导弹的电子设备。

在敌人的高轨道导航卫星和地球表面之间，还可以发射一层中低轨道的卫星网，这层卫星网可以用电磁波干扰敌人的导航信号，也可以制造假的导航信号，误导敌人的飞机坦克军舰跑到错误的地点，然后被集中火力消灭。也可以误导敌人的导弹打中敌人自己的目标。 摧毁敌人的卫星后，立刻摧毁敌人的火箭发射场，阻止敌人补充卫星。 而且，太空科技更强的一方，可以提前在太空部署无数动能拦截器，长期阻止敌国（不经允许）发射卫星。

近未来的太空战，卫星战将是非常精彩的。虽然很残酷，但却很有趣。 我们期望和平���但和平只有靠实力来保障。 当胡塞武装这种恶势力都可以用防空导弹击落高空无人机，说明正义的力量还不够强，使邪恶产生了危害。 正义的力量确实需要继续增强，防止邪恶危害我们的世界。 我200%地确信，下一次大型局部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型局部战争，开局，过程，和结局，都和卫星战有关。

卫星战，开心开心!!!! 为什么开心开心????因为正义必胜，邪恶必败。

——25.05.2025晚,开心开心!!!!

PS:昨晚(24.05.2025晚)我的手机和电脑出现异常情况，我的手机，在看新闻网站和军事知识节目时，保护用的VPN断线。我的笔记本电脑，在看军事知识和时事新闻视频节目时，先打不开视频节目，然后无法用Google搜索。我切断VPN后重新连接，手机和电脑恢复正常。 但现象奇怪，不知道是故障还是黑客攻击。认真记录，保存证据。

[news-china-com-au]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携手监控中国海军存在，遭澳大利亚联盟称为“挑衅”

这一舰队的消息称距离悉尼约150海里。 (国防部) 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舰船和飞机正与新西兰军方密切合作，监控一支正在南下的中国海军编队，反对派称北京的举动是“挑衅”。 昨晚，国防部证实仍在追踪这支沿澳大利亚东海岸行驶的中国护卫舰、巡洋舰和补给舰。 据《金融时报》报道，该舰队距离悉尼约150海里（277公里），分析人士称这是中国展示其在该地区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的“前所未有”的表现。 在悉尼东部航行的中国舰队中包括江凯级护卫舰衡阳。 (国防部) 国防部首次披露，中国海军编队在昆士兰东北部的珊瑚海被监测，但位于澳大利亚的专属经济区内。 国防部长表示，中国的江凯级导弹护卫舰最早从其他舰只中分离，穿越托雷斯海峡后，又在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内与另一艘舰会合。 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接近澳大利亚RAAF战机时部署了照明弹 照片显示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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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苦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 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往��篇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chicagochinesenews]

台湾康定级护卫舰迎来升级

（芝加哥時報訊） 根据《环球网》的相关报道，前不久台湾军方已经和法国达成了一项价值0.76亿美元的军售合同，由“国际国防委员会”这家法国国有军事技术输出企业，为台湾的“康定”级护卫舰提供技术升级服务。上世纪80年代，台湾急于从全球各国寻购技术性能先进的1500吨级护卫舰，最后相中了法国的“拉菲特”级。 Continue reading 台湾康定级护卫舰迎来升级

[abrosikin]

南海仲裁案背后的阴谋：美菲联手，想要剥夺中国的领土主权

2016年，中国和美国在南海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海上对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强大实力和决心，也对国际关系、军事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海是一个富有资源和战略价值的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领土主张。2013年，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问题提交到常设仲裁法院，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权益。2016年7月，仲裁庭做出了完全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并宣称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没有领土性质。这一判决被认为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并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2016年10月，美国派出了两艘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和罗纳德·里根号——以及数十艘护卫舰、两艘核潜艇和数百架战机，在南海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演习。这被视为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威胁，意图迫使中国接受仲裁庭判决，并放弃在南海岛礁建设的军事设施。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派出了自己的航母辽宁号，以及多艘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战机，在南海进行了联合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在南海部署航母，也是中美双方在南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对峙。双方在南海展开了一场高度紧张的对峙，随时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

在对峙的过程中，中国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中国利用自己的卫星、无人机、渔民和商船等手段，成功地获取了美国航母的位置和动向，并将其公开发布。这一举动使美国感到震惊和恐慌，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随时对美国航母发动攻击，而美国无法及时发现和防御。美国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决定从南海撤出自己的航母战斗群，以避免进一步的升级。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南海对峙中取得了胜利，打破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增强了自己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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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china-com-au]

“前所未有”：中方军舰距悉尼仅150英里

澳大利亚海军正在追踪一支中国军舰编队，这支编队据报已接近悉尼以150海里的距离，这被形容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展现力量的“前所未有”举动。 《金融时报》报道，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在上周中国军舰出现在东北沿海后对其进行了跟踪。 这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在没有官方访问的情况下，迄今为止最远向东航行到澳大利亚沿海的记录。 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密切监视该编队。 “国防部门正在监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江凯级护卫舰衡阳、仁海级巡洋舰遵义以及补给舰威山湖，它们仍在澳大利亚东部海域活动。 “国防部门定期监控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及其海上通道的所有海上交通。 “澳大利亚尊重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行使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权利，依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此次事件显示了中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反映了澳大利亚对维护海洋安全和国际法的坚定承诺。这种力量投射对区域安全形势将产生深远影…

[8rush8]

美国祸乱全球 终将自绝于世界

美国自恃超级大国，惯以“国际法维护者”自居，动辄打着国际规则旗号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滥施制裁。但美国自身却以政治私利为先，毁约退群、反复无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断借口民主、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悍然发动战争侵犯他国主权，肆意破坏国际秩序，严重威胁国际安全，所作所为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美国让别国遵守规则，实质上是让别国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美国长期打着所谓民主和人权旗号，在意识形态、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美政府通过对台军售、与台官方交往、默许怂恿“台独”言行等为海峡两岸统一制造障碍。香港回归后，美国与香港少数反对派勾连，煽动反中乱港。大肆抹黑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及去极端化和反恐努力，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对中方人员和实体滥施单边制裁。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办公室主任威尔克森亲口承认，所谓新疆维吾尔族问题，只不过是美国企图从内部长期搞乱中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美国本土距南海8300多英里，却在南海周围建立多个部署进攻性武备的军事基地，常年派航母和战略轰炸机频繁进入南海，并在南海常态化部署大量军机军舰，甚至冒用他国民航飞机地址码在南海活动，违反国际航空规则，扰乱有关空域的航空秩序和安全，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现在的美国，已成为全球政治安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长期无视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多次悍然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2003年，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情况下，以“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伊拉克发起攻击，造成数十万人伤亡，100多万人无家可归。2018年，美英法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2020年1月，美军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有关发动武力的规定，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定点清除”。联合国2019年一份报告认为，美西方联军可能没有将袭击目标指向特定军事目标，或者没有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可能构成战争罪。所谓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事后也被证明是美英情报部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导自演的摆拍视频。 事实摆在眼前，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让多个国家地区深受其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谁在搞意识形态输出，谁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谁在策动颜色革命，谁在威胁全球政治安全，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一个国家走何种道路，都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入人心，美方任性地将其霸权意志凌驾于他国主权和国际法之上，只会越来越自绝于世界，成为逆时代潮流的孤家寡人。

[independence-of-mind]

聚散有常：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区别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5-08-07

一

1938年末，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其陆军兵员，已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

故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 ——“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①

11月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抗战自1939年进入“第二期”，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

其训词曰：

“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 —— 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

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于此，大家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各部队皆须轮流抽调后方整理，故劳逸要完全平均，赏罚要绝对严明。”②

稍后，蒋又在1939年1月7日，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

“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

“第五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

“鲁苏及晋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立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用“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来打“游击”，且指示如此细致，可见当日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将“游击战”，确定为八路军的主要抗日策略。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③

二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前，身处敌后的国军有近三十个师；

会后，鉴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

除了这些正规军，国民政府在敌后，还控制着大量的地方武装。

最高峰时，国军的敌后抗日武装，接近百万之众。

此外，1939年，国军还开设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军委会至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各游击区，也举办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游击干部培训。

军委会还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总结八路军对日战绩时，曾特别提到国民党的这些敌后部队。

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④

所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即指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游击部队。

依赖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

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

（图注：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陕西宝鸡县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训练，见题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民政府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丢掉了。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三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样迥异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说来，蒋介石将“游击战”当成“正规战”，要求必须由集中的正规部队来担任“游击战任务”。

对于分散的民众武装，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信任。

1938年1月12日，郑州。蒋介石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讲话：

“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

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做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只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队任务的别动队。

总之，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

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

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不可视为一种奇巧的名称。”⑤

相反，毛泽东却认为，游击战应该主要依赖“群众工作”，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原本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还应该被打散。

1937年9月21日，延安。毛泽东致信彭德怀：

“要实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四

总结起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敌后游击战”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于：

蒋介石只信任正规军能承担敌后游击的任务，毛泽东则更热衷于“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

这两种思路，究竟谁对谁错呢？

鉴于这样的事实 —— 国民政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年基本上都丢掉了，而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一直在发展壮大 —— 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的思路就完全错了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并不能这样轻易地下结论。

蒋介石之所以不信任“民众武装”，有他特殊的考量。

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将敌后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次后，全国就掀起了一场“游击战”狂潮，政界、军界、学界乃至媒体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都在搞“游击战”。

到1939年下半年，“游击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国府密获的一份日军评估报告称，中国游击队有五大弱点：

“（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并；

（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

（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

（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

（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敌中支军参谋室对我游击队之评判，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报）

针对游击队上述各种“游而不击”的弊症，国民政府及军方一再出台整顿措施。

极端者，如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1941年2月，甚至硬性出台了一份《各部队应收获之游击战果规定》，对游击队实施具体的量化考核。

该文件规定：

“浙东沿海军，每月应袭击舟山群岛之敌至少十次；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百斤”

“钱江南岸军，每月应破坏敌公路十公里（钱江南北岸）；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汽艇三艘；每月应袭击运动中之敌至少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破坏敌军用仓库或粮弹储藏所至少三处；每月应割获敌电线一千斤及其电信器材”

“钱江北岸军，每月应破坏沪杭公路十公里、桥梁二座；每月应袭击脱离据点之敌十二次，并须获有战果；每月应击毁敌汽车五辆；每月应割获敌战线一千斤”……⑦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扭转“游击队”普遍的纪律败坏。

以至于蒋介石为改变民众观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国所有“游击队”，经整顿后，统一放弃“游击队”名称，更名为“挺进队”。

更激进者，如侍从室主任林蔚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一再向蒋进言，主张立即取消全国所有游击队，一切敌后游击任务，全部交由敌后正规部队来完成。

同时，“分散做群众工作”也非国民党军队所能承担。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一党训政”，但实际上是“以军统党”，其各级党部地位低下，基层党组织涣散，大都无力统合民间力量；

且国军的人事组织结构，尚未实现现代化，其内部凝聚力，更多依赖部队各级官长之间的私谊，可聚而不可散，一旦散开去做“群众工作”，即难免沦为流寇。

反观中共，“以党统军”，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国民党完全相反，自然可以顺利取走“做群众工作”，发展群众武装的路子。

五

基于上述现实及认知，国府自1939年起，一再对全国游击队实施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基本方向的“正规化”整顿，有战斗力者收编为“正规军”，继续从事游击战；

无战斗力且扰民者则就地淘汰解散。

这种整顿，所造成的结果，是其敌后游击部队的正规军长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总兵力始终维持在50-100万左右 —— 如1941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不下100万（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

地方武装则一再被压缩，1939年举国热议“游击战”时，以国军名义组织的地方游击武装，一度高达百万以上；但至1943年，已跌至不足20万。

略言之，国军敌后游击部队，自“正规军”、 “民众自卫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正规军”数量最多；“地方保安部队”其次；“民众自卫武装”最少。

反观中共，其敌后游击部队的结构，与国军截然相反。

中共曾在文件中，将其敌后武装力量，明确分为三大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武装”。

并对三种力量的数量比例，有相当具体的规定：

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为原则；

在平原根据地，一般以一比一为原则；

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力量地方化；

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应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民兵、模范自卫队、青年自卫队等）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总量之和。⑧

据此，中共敌后游击部队，自“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而下，其数量，呈现出一种正金字塔结构，“主力军”最少；“地方军”其次；“人民武装”最多。

六

尽管两党“敌后游击”的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其最终结局也完全不同，但在打击日军的立场上，则是一致的。

国军方面，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作战。

除以武力袭击牵制敌军外，还包括破坏交通、打击经济都诸多方面。

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国军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军统别动队的掩护下，以其相当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

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动中原会战。

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

再如，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为维系持久抗战，必须遏制日军对长江水道的利用。

当日，这一重任，主要仰赖国军“布雷游击区”所开展的海军水雷游击战。

1940年2月3日，日本海军舰队报道部长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承认：

“扫雷工作效果甚微，党军不断在长江要道秘密布雷，在此情况之下，对于开放长江后之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⑨

至于中共敌后根据地对日军的牵制和打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

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

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

……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⑩

注释：

①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 ②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 ③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致彭德怀。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央档案馆/编，1995，P189； ④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⑤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1938年1月12日。收录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P1102； ⑥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 ⑦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博士论文； ⑧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681-688； ⑨（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396； 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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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杨天石：蒋介石与中国军队，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杨天石  2015-10-26

主讲人：杨天石 主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时间：2015年8月29日 主办：长宁区图书馆 协办：蔚秀报告厅、季我努学社

【编者按】8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长宁区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讲座。杨天石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后所起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天石教授讲座内容：

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年均是9.9%。1937年，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大概是6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只有13.6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年产值是当时中国的4倍还要多。

打仗离不开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所以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当时日本的石油是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中国的129倍。

在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可以做到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每年是40余万吨，造舰能力每年5万吨。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零，我们不能够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口炮、一辆坦克、一辆汽车。当时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主要的部件和原件还必须要靠进口。在1937年的时候，中国只能够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200万人。当时的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只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为例，日本每个师共21945人，中国只有10923人。陆军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日本的步枪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只有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个师配备541挺，中国的每个师只能配备274挺。重机枪日军每个师是104挺，中国的军队只有54挺。野山炮这种重型武器，日军每个师装备64门，中国军队仅仅是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还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而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这是我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和国家的统一几个方面对两个国家所做的考察。总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想中日两国当时不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落后，因此一定要争取和利用外部的力量。早在1921年，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提出，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要尽快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天皇问日本将军，“你看打中国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将军回答，“一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日本人原来估计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百里将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战略，叫持久消耗战略。也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拖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合流。

蒋介石在1936年6月跟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有一段对话，蒋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拖延，打持久战。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蒋介石已经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它的前途做了一个正确的估计。

要争取外国的力量、要争取外国的帮助，首先靠谁？争取谁？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说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说英国、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子，蒋介石一定会按照他主子的命令去反抗日本。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反，蒋介石首先并没有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而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求援。

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把一位老外交家颜惠庆派到苏联去，跟苏联的外交部长商谈恢复邦交。中苏两国本来有外交关系，但是1929年断交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与俄复交，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使日本人害怕。”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跟苏联恢复邦交。

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是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有了这个条约，苏联人就可以向中国运送武器，运送飞机，可以派顾问、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所以，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是苏联。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才争取同英国、美国结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然后就是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之前，广州失陷。广州、香港地区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所以蒋介石就召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跟他讲华南地区跟英国关系密切，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你们要有所动作。也就是说，蒋介石想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但是最后这位卡尔大使只表示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早在1937年10月28日，当时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到苏州对军队干部发表演讲，题目叫《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如果单靠我们一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他对抗，我们建设未成，准备不足，当然不容易打败它。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为维护国际正义而战，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都要同情我们、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国际形势来压迫敌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想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压迫日本。

南京沦陷前夕，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他的演讲题目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往重庆。

在演讲里，蒋介石讲：“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定了，即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组成联合阵线，组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看看国民政府、看看蒋介石当年是怎么努力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1938年12月11日，蒋介石跟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1939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正在苏联访问，蒋介石告诉孙科，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督促英国政府尽快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且不仅英国、苏联在欧洲要团结，还要让它推广到远东和亚洲。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我们提供20万受过训练的军队。这20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在香港地区反对日本侵略。

之后又做法国的工作，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打电话，说这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是否可以将中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确定下来，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并且有所准备、有所决定。

此后，蒋介石又见了美国的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蒋介石告诉他，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但是四年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抗战，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蒋介石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促成英、苏两国与中国建立同盟，参加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的联防会议，借以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中国政府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

有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我，说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因为他的“主子”让他抗战，所以他才参加抗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英国这个国家老奸巨滑，对日本长期采取的是妥协、绥靖政策。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曾经回忆，“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极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1939年，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克莱琪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有一个谈判，谈判内容是，如果日本不打英国，不侵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去碰香港、不去碰新加坡，那么英国会支持日本。在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法国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美国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跟日本再打起来。美国人可能陷入一个“两洋作战”的局面，什么叫“两洋作战”？即在大西洋跟德国打，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恢复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美国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当时日本需要大量战略物资，而日本是一个小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都是从美国买的。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宣布废止美国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另外，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大概有1亿多美元的储备。

此后，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生意要继续做，钢铁、石油也要继续卖，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要解冻。

结果，美国准备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

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备忘录的基础上又定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而且表示继续把石油卖给日本人，另外还从日本进口生丝。这就在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协了，结果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一段说“看到了美国人所考虑到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又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懦弱。”蒋介石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个“帝国资本主义者”骂的是美国。

当天蒋介石还写了一封给胡适的电报，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

他要求胡适把这个意思告诉美国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人还有那么多的幻想。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所以中国人心动摇，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藉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蒋介石一天之内给胡适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除了胡适，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个代表，即宋子文。蒋介石给宋子文打电报，说“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暧昧游移。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胡适和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说我们美国这个“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承认错了。

蒋介石除了通过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丘吉尔在凌晨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能跟日本妥协，说“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那么我们欧洲战场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抗议、丘吉尔反对，所以罗斯福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最后决定“抛弃这桩蠢事”，不再跟日本妥协。

美国不妥协了，向日本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火了，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那么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所有的成果都将付诸流水。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回答里面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12月8日4点20分，两个日本代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因此在12月8日，美国、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而且蒋介石提出，应该成立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应以美国为领袖。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议建立中、英、美、苏、荷五国的军事合作，订立互助协定。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产生一个永久机构来指挥。12月31日晚上，罗斯福约见中国代表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最坚强的保证。

美苏两国是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军

前几年日本NHK电台记者到北京访问，谈到日本的战败问题，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说，杨先生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为什么好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因为美、苏两国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当年美国打日本叫“太平洋战争”，采取的战术叫跳岛战术，太平洋上好多岛，怎么打呢？打下一个岛再跳打另外一个岛。例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另外一个战斗叫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1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牺牲。

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十万七千人。还有硫磺岛战役，在900余艘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万人的日军守卫的硫磺岛发起进攻。美军全歼岛上2.2万人的日军，但是也付出了2.8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战役使得美国陆战3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4师、5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这些例子是说明，在太平洋战斗中，每打一个岛屿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罗斯福要找寻一个“捷径”，减少美军死伤人数，这个“捷径”就是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号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在此期间，苏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经过一周激战，苏军伤亡2万余人，歼灭日本关东军8万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60余万关东军成为俘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苏武、屈原之争”。“苏武”是指靠苏联的武装、苏联红军打东北，“屈原”是指屈服在原子弹前面。这个争论从二战胜利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但是从我上面的叙述看来，日本之所以投降，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摧毁了日本侵略的主力，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的作用

那么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做了什么、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是蒋介石访问印度，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的地位很尴尬。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人为了独立，要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又是中国的同盟国，如果印度站到日本方面、站到德国方面，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法西斯阵营呢？可能性很大，因为印度国大党有两个领袖，尼赫鲁和甘地，他们都反对英国。

当时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人博斯在当时成立了一支军队，叫“印度国民军”，这个“印度国民军”就是跟日本合作的。如果整个印度都倒过去，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日本拉印度，德国也在拉印度，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我们帮你独立。

而且德国人还有一手，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叫洋克，洋克跟蒋介石的代表桂永清谈判，准备秘密签订一个条约 —— 中德军事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是，中国从缅甸去打印度，德国从中东去打印度，德国和中国打下印度之后，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会师。

这就很危险了。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想拉拢印度站到自己一边，而印度主要的政党又很有可能要站到法西斯一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宋美龄去访问印度。这是他们夫妇在抗战期间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对英国的殖民政府讲，对印度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印度自治。另外蒋介石、宋美玲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尼赫鲁、甘地）讲，你们要参加反法西斯阵营，跟中国合作打日本，至于印度独立将来再说。

蒋介石、宋美龄要去印度访问，英国的丘吉尔反对，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达去会见甘地，写信给蒋要他好好思索，说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的印度总督会见宋美龄，要求蒋不要首先会见在新德里的尼赫鲁，被宋拒绝了。

蒋要求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甘地，提出中印共同奋斗，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甘地没有回答。蒋回到中国以后，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1942年夏，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裂，逮捕了甘地与尼赫鲁，丘吉尔提出彼此不干涉内政，反对蒋介石要求释放国大党尼赫鲁和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不化，蒋曾经争取罗斯福的帮助，但是英美同盟使罗斯福不愿意插手，就劝蒋避免任何交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强调印度独立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要求无条件释放甘地、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写信，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法西斯阵营，要求他们站到反法西斯阵营，尽管这件事由于英国的反对没能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重点是，中国派遣远征军出战缅甸。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抗战需要接受外国的军火，首先靠香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这条路断了。然后靠滇粤铁路，云南到越南的铁路，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这条路也断了。最后只剩下滇缅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是先运到缅甸的仰光，然后通过缅甸的公路运到中国的西南方。日军为了截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一定要占领缅甸，一定要斩断这条公路。所以中国一定要援助缅甸，但是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中国的军队进入缅甸。

直到仰光被英国占领了，丘吉尔才勉强同意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首先打的第一仗是同古保卫战，同古是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作战的第200师，杜聿明是首任师长。杜聿明升为军长以后由戴安澜继续当师长。

戴安澜师长的军队到达同古的目的本来是支援英军守住仰光这个海口城市，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

中国的军队在同古奋战了12天，伤亡千人，消灭了日军5000多人，在一个夜里撤退了。

对中国军队的表现，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的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军一个军官叫横田，他说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过像这样的劲敌，劲敌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将军以少数部队把日军打败了，把7000个英国兵救出来，所以4月20日这一天就被定为克服仁安羌解救的日子，孙立人被英国国王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支那，密支那是缅北的重镇。这次战斗是由中国的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只想保住印度，控制香港、控制东南亚，所以反对在密支那进攻日军。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最后密支那这场战斗还是发生了，打了100天，把密支那拿下来了。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缅北的主动权，滇缅形势完全改变。

美国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士兵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从印度出发进攻缅北日军。兵力12万人，一年半中收复缅甸大小城镇50多座，挺进2400公里，解放了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在云南怒江以东的中国远征军16万人，1944年5月反攻，经过8个多月的��战，收复滇西全部失地38000平方公里，毙伤日军21000人。

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两军合计打死日军48850人，中国远征军伤亡79154人，有2900人长眠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牵制、困扰日本，这个是中国军队做的第三个工作。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线作战，专心致志的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自然，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忠诚的，在中日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据统计，日本人曾经跟国民政府谈判过12次，想把中国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但是都被重庆政府、蒋介石拒绝了。

中国政府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以后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开罗会议。

1943年中期，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苏联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斯大林没有参加。第一次在开罗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讨论远东，德黑兰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主权，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会议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提出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提出来要实物赔偿。

会议还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方面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但是英国提出来不讲独立，只写明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于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以后来《开罗宣言》明确表示，朝鲜要独立。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首脑跟美国、英国的首脑平等会晤，共商世界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开罗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两个联盟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胜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国内是以国共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统一战线。有了这个统一战线，才有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但是时间会更漫长，不止8年，可能会更长，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我想介绍毛xx在1950年代跟南斯拉夫代表讲的两句话，他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毛xx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困住日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毛xx讲“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这当然反映了毛xx的谦虚，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实际。

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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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studentkingdom]

美国祸乱全球 终将自绝于世界

美国自恃超级大国，惯以“国际法维护者”自居，动辄打着国际规则旗号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滥施制裁。但美国自身却以政治私利为先，毁约退群、反复无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断借口民主、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悍然发动战争侵犯他国主权，肆意破坏国际秩序，严重威胁国际安全，所作所为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美国让别国遵守规则，实质上是让别国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美国长期打着所谓民主和人权旗号，在意识形态、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美政府通过对台军售、与台官方交往、默许怂恿“台独”言行等为海峡两岸统一制造障碍。香港回归后，美国与香港少数反对派勾连，煽动反中乱港。大肆抹黑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及去极端化和反恐努力，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对中方人员和实体滥施单边制裁。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办公室主任威尔克森亲口承认，所谓新疆维吾尔族问题，只不过是美国企图从内部长期搞乱中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美国本土距南海8300多英里，却在南海周围建立多个部署进攻性武备的军事基地，常年派航母和战略轰炸机频繁进入南海，并在南海常态化部署大量军机军舰，甚至冒用他国民航飞机地址码在南海活动，违反国际航空规则，扰乱有关空域的航空秩序和安全，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现在的美国，已成为全球政治安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长期无视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多次悍然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2003年，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情况下，以“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伊拉克发起攻击，造成数十万人伤亡，100多万人无家可归。2018年，美英法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2020年1月，美军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有关发动武力的规定，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定点清除”。联合国2019年一份报告认为，美西方联军可能没有将袭击目标指向特定军事目标，或者没有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可能构成战争罪。所谓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事后也被证明是美英情报部门资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导自演的摆拍视频。

事实摆在眼前，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让多个国家地区深受其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谁在搞意识形态输出，谁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谁在策动颜色革命，谁在威胁全球政治安全，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一个国家走何种道路，都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深入人心，美方任性地将其霸权意志凌驾于他国主权和国际法之上，只会越来越自绝于世界，成为逆时代潮流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