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梶隆臣

[xxxtaiyaki]

[centralislandvillagefruit]

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梶様

[uniquesandwichballoon]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经产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水）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unlikelycheesecakefestival]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经产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nyantria]

アメリカが主導した昭和天皇の戦争犯罪の証拠隠滅

昭和天皇と731部隊

http://blog.livedoor.jp/nobug51/archives/1103925.html

欧米の帝国主義にならって、日本も中国侵略を真剣に考え、実行していった。

当時、天皇は現人神であり、日本国においては絶対の存在だった。小さい頃から、家庭や学校で天皇を拝み、学校では教育勅語を奉読され、天皇のために死ぬことが最高の価値のように教えられた時代でもあった。

　日本の傀儡政権が満州に成立すると、早速、その地で、安くて強力な兵器（貧者の核爆弾）の開発を目指した。その中心になったのが陸軍軍医少佐の石井四郎であった。

　1936年、天皇の認可の下に中国ハルピンの郊外平房の広大な敷地に研究施設を作り、東京の陸軍軍医学校やその他の石井のネットワークと連携しながら、中国人・朝鮮人・ロシア人・モンゴル人などをマルタと称して生体実験・生体解剖などをし、試行錯誤を重ね、より強力な細菌兵器の開発を目指した。

　そこで開発された細菌爆弾（陶器爆弾）は中国の都市で実戦された。ペスト菌で多くの被災者を出し都市は混乱した。

　研究成果は思ったよりも上がらず、兵器の開発を急いだが、時すでに遅く、ソ連の参戦を許してしまった。

　ソ連が参戦するや否や、軍部・天皇はいち早く731部隊の証拠隠滅をはかり、建物を爆破し、収容されていたマルタを全員殺し、731部隊員を急遽日本へ戻した。

　これも戦争犯罪がばれると、天皇にもその責任が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だ。

　731部隊にも何人かの皇族が行き来し、実際731に係わっていた皇族もいた。東条も足を運び、大元帥昭和天皇の耳にも731についての情報は入っていたはずである。

　莫大な予算をかけ、全国の優秀な医学者を集めて作られた７31部隊は、軍部・天皇がもっとも期待していた部隊ではなかったか？

　戦後、アメリカは731部隊幹部の尋問を細菌兵器の専門家に担当させた。

ところが、731部隊幹部は事実を隠し続け、人体実験はしていないと嘘を通した。

　1947年（昭和22年）1月に、ソ連が石井ら日本にいる731部隊員の尋問を要求した。ソ連とアメリカの交渉により、人体実験の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ると、アメリカは人体実験・細菌戦のデータを独占しようと、石井らと打ち合わせをする。その結果、ソ連の尋問は形式的なもの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731の戦犯追及をしていた占領軍（アメリカ）の法務部の活動はアメリカ自身の手によって強制的に停止され、詳細なデータはアメリカが独占することになり、東京裁判では731部隊のことは裁かれなかった。

　マッカーサーと本国アメリカとの交渉の中で、データの独占のこともあったが、もう1つの大きな懸案は、天皇にその責任が及ば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とだ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マッカーサーは当初から日本の占領にあたって、天皇の力を利用しようと考えていた。

　また、マッカーサーは自国の遅れていた細菌兵器の開発に日本軍のデータが役立つだろうと見ていた。何としても、細菌戦や細菌兵器のデータが欲しかった。

　731部隊の戦犯追及をすると、そのデータは独占できなくなり、またその責任が天皇に及ぶのを恐れたのではないか？

　（ドイツでは人体実験にかかわった医師などが「ニュルンベルグ継続裁判」によってアメリカの手によって裁かれている！最高責任者ヒトラーはすでに自殺している。）

　日本政府とアメリカは、一緒になって、731の隠蔽を図り、これが東京裁判で裁かれない様にし、その残虐な事実が国民の前に公表されないようにした。

昭和天皇とマッカーサーとの会談は極秘裏に戦後11回行われた。

新憲法が制定された後でも、「象徴天皇」という新たな憲法上の地位に“制約”を感じることもなく「政治的行為」として、マッカーサーと「トップ会談」がなされていた。それも、当時の政府を飛び越えて行われていた。

　それ結果、裁判で国民の前に731の情報が公開されなかったし、追及もされなかったものだから、大元帥昭和天皇の戦争責任は問われなかった。

※パウエルの記事と森村の本は、日本で政府が見解を出さざるを得ないほどの騒ぎを巻き起こした。政府は国会で731部隊の存在と、731部隊の戦争犯罪について初めて認めた。議論の中で政府は、石井の細菌実験について知りながら石井にかなりの軍人恩給を給付していたことを全く偶然に露呈してしまった。（『死の工場』ハリス著：柏書房）

・天皇裕仁は、明らかに、2度にわたって石井の実演を目にしている。

1度目は1933年に陸軍軍医学校を視察した折、もう1度は恒例の天皇訪問の際の、海軍の艦船上においてである。石井が濾水機の1つに放尿し、その濾過水を飲み干すよう天皇に恭しく差し出したとされているのは、天皇が視察したそうした折のことだった。・・・天皇はその申し出を断り、そして石井は尿を濾過したその水を見るからに嬉々として飲み干したという。

・軍医中将で元関東軍軍医部長の梶塚隆二によれば、石井は「天皇の軍令」によって1936年に平房の実験を開始する許可を与えられたと言う。・・・・梶塚によれば、その後1939年に、天皇は、石井の特殊部隊を再編成するようさらにもう1つ軍令を発布した。・・・・

　石井が東京の高い地位のところに、ひょっとすれば最も上のところに味方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

・軽く見てはならないのは、石井と若松の部隊は、裕仁の勅令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部隊であるという事実である。他の多くの部隊は、必要とされた時に陸軍の内部で適当な司令官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

・軍事細菌研究のさらにもう1つの拠点が長春の第100部隊（部隊長：若松有次郎）であった。作戦任務のための資金供給は莫大かつ無制限だった。部隊は2つの経路から資金を得ていた。すなわち、東京の陸軍省と、関東軍司令部の第2部である。（陸軍省から人件費60万円の予算が、100万円が関東軍司令部の第2部から攻撃的生物戦の研究のために支出された。731部隊の予算総額は1000万円、人件費300万円、20万から30万が各支部の運営費、600万円が細菌製造、実験、研究費用である。しかも731部隊の予算は国会の場で細部を発表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関東軍の獣医将校は、生物戦の資金は底なしだと自分は理解していたと語っている。）

・石井はノモンハン事件の間に彼が行ったサービス業務に対する褒美として、天皇の玉璽の押してある大変名誉な政府表彰を受けた。彼の部隊は、同じ戦闘中における英雄的な行動に対して、天皇から価値ある表彰状を贈られた。

このことも、またしても無二の名誉だったので���る。他の医療部隊も日本の戦争において勇敢に働いた。それなのに、20世紀において他の医療部隊が天皇の表彰状をその業務に対して受けたことはない。裕仁が、これらの名誉ある賞を与える前に、いくらかの調査を行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

　（1939年に発生したノモンハン事件では、出動部隊の給水支援を行うことになり、石井式濾水機などを装備した防疫給水隊3個ほかを編成して現地へ派遣し、部長の石井大佐自身も現地へ赴いて指導にあたった。最前線での給水活動・衛生指導は、消化器系伝染病の発生率を低く抑えるなど大きな成果を上げたとされる。その功績により、第6軍配属防疫給水部は、第6軍司令官だった荻洲立兵中将から衛生部隊としては史上初となる感状の授与を受け、石井大佐には金鵄勲章と陸軍技術有功賞が贈られた。）

・『731部隊－天皇は知っていたか？』と題されたそ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は、2人のベテランのテレビジャーナリストによって製作された。・・・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その他の連合国軍の西洋人捕虜が、人体実験の犠牲になったことが暴露された。その上、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の製作者・ナレーターは、天皇が満州での細菌戦の人体実験を知っていたことを強く示唆している。

・1930年代において、くるくる替わった日本の内閣においては役目を果たすように〔大臣職に〕任命された軍部のリーダーたちは、誰もが満州で起こっていることを認識していた。参謀本部のスタッフ〔立案者〕とその上司たちは、石井、若松、北野のプロジェクトに精通していたし、細菌兵器の開発研究を助けた。・・・・

　何千人もの、もしかしたら何万人もの陸軍の軍医や獣医、生物学者、化学者、微生物学者、技術スタッフその他の似たような職の人々が、定期的に交代で満州や〔その他の〕中国占領地に派遣されている。（731部隊には専用の飛行場があり、専用の飛行機も複数持っていた。東京⇔ハルピン間を何度も往復して情報交換や物資の輸送などをしていた。また、他の部隊との連絡にも使った。）

・軍部を除けば、外務省が平房での秘密の任務について認識していたことは確実と思われる。それは、ハルピンの日本領事館の地下室がマルタの留置場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からも言える。

・東久邇は早い時期に、平房の施設を旅先で訪れている。

・1939年2月9日に、裕仁の弟である活発な秩父宮は、陸軍省の大会議室で、2時間半にわたる石井の「雄弁な」講演に出席した。

・天皇の一番下の弟である三笠宮は、施設の多くに立ち寄った。

・竹田宮は関東軍の首席主計官として、満州におけるすべての細菌戦の関連施設に割り当てられる金を扱った。・・・また、平房〔の施設〕に立ち入る際には竹田宮・宮田が発行した通行証を求める必要があった。関東軍司令官もしくはその直属の部下が731部隊を訪れるときは、竹田宮自身が彼らの一行に混じって彼らをエスコートした。

・天皇は、その倹約〔の精神〕でも知られていた。彼は常々、役に立たないもしくは取るに足らないプロジェクトのために、政府の支出が無駄に使われないよう懸念していると表明していた。細菌戦のプログラムは、国の資源の大規模な乱費であった。第2次世界大戦中、平房、長春、奉天、南京の主要な基地および多くの支部施設は、少なくとも1500万円から2000万円、多分それ以上の年間予算を食い潰して機能していたに違いない。天皇が軍事予算を詳細に調べたなら、満州やその他の中国における何千もの人員の滞在は、天皇にとって関心事だったはずである。裕仁はまた、特別の武器研究にその使途を限定された秘密の帝国予算を持っていたが、それが満州や中国において細菌戦の研究に使用されていても何の不思議も無い。

・裕仁は細菌戦の研究については知っていたの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イエス、であろう。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単純に、天皇の目から隠しおおすには、大規模すぎた。費用も、天皇の政府費用に対する鋭い関心から逃れるには巨額すぎた。・・・・最終的に、大日本帝国において、政策決定は政府の最高レベルで行なわ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って、陸軍の将軍たちの気まぐれで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以上『死の工場（隠された731部隊）』：シェルダン・H・ハリス著、近藤昭二訳より抜書き）

・731部隊の組織犯罪については、関東軍という日本陸軍の一駐留軍の指揮命令系統下にあった。部隊そのものは関東軍司令官の直轄であり、あらゆる人体実験も形式上は司令官の命令無しには行なわれえなかった。また、731部隊以外の「防疫給水部隊」（北京、南京、広東など）も日本陸軍の中国派遣軍の指揮下にあった。

日本陸軍を統括していたのは陸軍省であり、その上には天皇がいた。したがって731部隊の人体実験の最終責任者も天皇である。（『検証　人体実験　731部隊・ナチ医学』小俣和一郎著：第3文明社）

http://blog.livedoor.jp/nobug51/archives/1103925.html

[kennak]

福島県平市（現・いわき市）出身。平市立平第一小学校、いわき市立平第一中学校で学ぶ[6]。同平第一中学校3年の時、父を亡くした。その後、東京都内の中学校に転校した[7]。 1973年、日比谷、三田、九段高校の都立高校学校群第11群を受験。九段高校に進学した際には、3人の兄が学費を負担してくれた[8]。1976年、同校卒業。2浪して東京大学文科二類に入学[7][9]。専門課程では、経済学部に進学し、農業経済学を専攻する[10]。 1982年3月、東京大学経済学部卒業。同年4月、大蔵省入省[11]。入省同期に片山さつき（自民党参議院議員）、福田淳一（財務次官）、迫田英典（国税庁長官）、梶川幹夫（関税局長）、田中修（税務大学校長）、遠藤俊英（金融庁長官）、大蔵省接待汚職事件に関わった榊原隆や佐藤誠一郎らがいる[9][12][13]。このうち、福田と佐川が将来の有力な次官候補と見做されていた[14]。 1984年、大阪国税局調査部[1]、1987年、名古屋国税局高山税務署長[1]、1998年7月、近畿財務局理財部長[15]、2001年、塩川正十郎財務大臣秘書官[1]、2004年、財務省主計局主計官（外務、経済協力、経済産業係担当[16]）[1]、2008年、主税局総務課長[1]、2010年、財務省大臣官房審議官（主税局担当）[1][11]、2011年7月1日、内閣官房内閣官房副長官補付内閣審議官、東日本大震災復興対策本部事務局次長[17]。2012年2月10日、復興庁統括官付審議官[18] を経て、2013年6月28日、大阪国税局長[19] となる。2014年7月、国税庁次長[2]。2015年7月7日、関税局長[11]。 2016年6月17日、理財局長に就任[20]。2017年2月24日、豊中市の国有地の学校法人森友学園への売却問題をめぐり、衆議院予算委員会で「学園との交渉や面会の記録は速やかに廃棄した」と答弁した[21]。同年7月5日、国税庁長官（第48代） の座に就いた[3]。 2018年3月9日、財務省を依願退官した[22]。退官後の一時期、出身地であるいわき市の「いわき応援大使」を務めた[6][23] 2023年5月、赤木俊夫の妻の雅子による損害賠償請求訴訟控訴審において、佐川の代理人が、「意見書の提出を1ヵ月ぐらい前倒ししていただきたい。佐川は訴訟が継続して就職活動もでき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おり、長引くことがダメージ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急いでいただいて、日程を1ヵ月早めて欲しい」[24]と発言していることから、同年同月現在、特定の役職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佐川宣寿 - Wikipedia

[modify221]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timisaisai002]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queention2022]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xduolax]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Nuclear Wastewater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bg6026]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meretrashsworld]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经产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水）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lucymmmmm]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jhuklvkf]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经产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水）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8月22日，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joelucyela]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后的部分水中，碘129、锶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的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1号到3号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电一度声称2011年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但随着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东京大学学者关谷直也指出，不仅在福岛，东电旗下的其他核电站也不断发生管理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令人无法相信其处置能力。“向海洋排放，东电有这资格吗？”

东电和日本政府的失信还表现在出尔反尔的态度上。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一直遭到日本全国特别是福岛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东电和日本政府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及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保证，在得到渔民等相关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边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这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