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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u-ga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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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起源始祖

源流一

　　部分刘姓最早的祖先之封地：尧曾封其第九子监明于刘地（也称留地，今河北保定唐县）。

　　按当时依封地为氏的惯例为祁姓里的刘氏，氏是姓的分支，监明（或曰又名源明）雄才大略，开拓进取。他把后裔分两支南迁：一支到山东平源，占领黄河下游一大片沃地；一支迁到山西一带，建立南唐（都临汾）和北唐（边界线上）。监明十八代刘氏里刘累名气最大。

　　《史记》载：夏朝孔甲时，监明十八世孙刘累善养龙，被夏封为御龙氏，为豕韦后专事养龙。传说在今河南临颖县豢龙城一共饲养了四条，不幸有条雌龙病死，刘累畏罪，领带全家老少一同逃到河南鲁山县一带隐居起来，称为豕韦氏。商朝又在唐（今山西省翼城县西边）立国，称为唐氏。周成王灭唐后，把他的子民迁往杜原（今陕西西安市南杜林）建立杜国，因范围小称杜伯，便以杜为姓，称杜伯氏，又称唐杜氏。200年后周宣王灭杜国，杀害了杜伯，其子隰叔逃往晋国，叔的��子杜蒍，任晋狱讼官，称为士师，故又名士蒍。其子成伯缺生子士会，在晋为大夫。士会才智过人，操守严谨，深得晋主赏识，封其食邑于范，亦称范氏。晋襄公去世，士会奉命赴秦迎襄公之第公子雍（在秦作亚卿）回国继位。晋太子夷皋的生母闹求大臣赵盾立幼子夷皋为晋君，故当士会和雍一行到达晋国边境时，遇晋兵阻挠，打败了护送的秦军，士会便滞留在秦国。赵盾考虑士会留秦对晋不利，便以献魏地为名，私召回士会。士会归晋，其子康和一些亲族仍留秦国，恢复刘姓。士会生长子明，明生远，远生阳。秦灭魏后，其第10世孙获被迁徙梁国（今河南开封）生子清，清迁至沛县生仁号（又名荣），号生煓字执嘉，嘉生子四：伯、仲、季（邦）、交。邦是为汉高祖（尧帝第76代孙），郡望彭城郡、沛郡（郡治分别是今江苏徐州市和安徽北部一带），刘邦后裔里中山王（中山国，今河北南部）刘胜儿子多达120余人，成汉景帝后代里分衍最多的支系。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源流二

　　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

　　《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

　　源流三

　　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

　　源流四

　　赐姓或改姓。

　　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封射阳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为感谢项伯的救命之恩。

　　还封了三位项氏族人：桃侯项襄封邑在山东汶上，平皋侯项它封邑在河南温县、玄武侯，对这三位项氏侯爵及其家人均赐姓为刘氏。

　　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娄敬，齐国人，刘邦采纳了娄敬迁都长安的建议，赐姓为刘氏。

　　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注意：貙刘一支刘氏，本字为貙膢，因此正确姓氏读音作lòu(ㄌㄡˋ)，不可读作líu(ㄌㄧㄡˊ)。

　　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王郎冒名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自立为帝，被诛。

　　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

　　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

　　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

　　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汉高祖刘邦。

　　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留为刘，为本支始祖。

　　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很多年后因当地遭水灾，他们纷纷迁移到河南的周口、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县、泰安一带。

　　11.出自薛氏：沙陀北汉王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

　　12.出自何氏：沙陀北汉王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

　　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

　　14.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

　　15.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

　　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

　　其他民族或外国刘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的民族混合，也反映在姓氏的演变上，刘姓是颇为典型的一例。

　　中华刘姓始祖苑。

　　1.匈奴刘氏：西汉初年匈奴强盛，刘邦采“和亲政策”，以刘姓宗女嫁给匈奴单於冒顿（普通话音modu墨读）为妻，冒顿姓挛（音luandi銮低）。匈奴族文化上汉化后，匈奴很多后代有以刘为姓者。汉朝打败匈奴后，南匈奴投降汉朝后，与汉族人杂居而作，慢慢文化上同化，由游牧转入农耕，姓名也改为汉字，当时说法是“胡人附刘，十胡九刘”。五胡十六国时期记载有汉国-前赵国建立者匈奴屠各部刘渊、刘曜，夏国建立者匈奴铁弗部刘屈孑（即赫连勃勃）匈奴铁弗部刘虎、襄国刘显等。

　　2.独孤部：是五胡十六国末期出现的北方游牧部落之一，匈奴后裔。后归附拓跋鲜卑。北魏时孝文拓跋宏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部分独孤氏改为刘姓，(另一部分仍保持独孤姓，如李渊和杨广的外祖父独孤信)成为当时北魏鲜卑贵族最显赫的八姓之一。

　　3.稽胡，又称山胡、步落稽，源于南匈奴。北魏时期稽胡首领刘蠡升、其孙北周时期稽胡首领刘没铎等曾先后称帝，建立割据政权。离石胡是山胡的一支,隋末唐初，离石胡人刘龙儿、刘季真，刘苗王曾建立割据政权。

　　4.沙陀刘氏：唐德宗时，中亚沙陀人内附，定居于今山西大同一带，长期与汉族杂居，不少人改汉姓。其中沙陀部的刘知远家族两度建立政权：后汉（刘知远建立）和北汉（刘崇建立）、还例如五代．后汉刘承佑、五代北汉刘崇旻、五代北汉刘承钧、五代．北汉刘继恩、五代．北汉刘继元。后降宋朝，沙陀刘氏散居北方各地，成为刘姓又一支脉。

　　5.契丹刘氏：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因为追慕汉高祖皇帝，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刘氏，起汉名刘亿。《辽史·后妃传》“序”：“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金史》记载“移剌曰刘“。（“移剌氏”即契丹国姓“耶律氏”）因此耶律氏有改为刘姓的。当代天津市郊区宝坻区耶律各庄村中刘姓村民较多。当地人说，这个村刘姓村民多为坐地户，是当年随蒙古军队来到这里定居的，刘姓是由耶律姓衍转过来的。

　　6.魏晋时乌桓部族有刘姓者；另外后燕时独孤部刘亢泥曾被封为乌桓王。

　　7.据《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唐代南蛮有刘姓者。

　　8.回族中的刘姓，多为改姓。中国回族形成于宋元之间，初无固定姓氏，入居中原后，回、汉杂居，很多人使用汉字姓。刘姓是从古兰经经名译音“辽艾辽艾”（汉语义为珠宝）转音而来。明初以后，随着回汉民族间人文交融，内地回民普遍使用汉字姓，其中刘姓不少。至元七年（1207年）授蒙古国诸万户府奥鲁总管的铁迈赤之子，虎都铁木禄（字汉卿），母姓刘，故改名刘汉卿。（参见《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清代归附回回伊不热业墨，“原隶内务府，后在凤城县（分属辽宁）入籍，改姓刘氏，遂为凤城刘姓回民先祖。”（《中国回族人名大词典》）另有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任河南行省平幸政事的刘哈刺不花，虽《元史》言“其先江西人”，但就其“哈刺不花”和“探马赤军户”的身份，以及受回回人泰不华（达不华）赏识推举为椽史（属员）的迹象来看，或是回回人。哈剌不花的刘姓，赐即改。再有，甘肃的回族中，也有将马、白等回族显姓，改为刘姓者。刘姓回族在中国分布较广，主要分布于河北、京津、山东、河南。

　　9.蒙古族刘姓

　　（1）元朝蒙古族中刘氏出现在公元1285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来有位蒙族人名呼图克特穆尔的名士，酷爱汉族书籍和文化，他的母亲是汉人，姓刘。有一天，这位名士拜见元仁宗皇帝，谈论中，元仁宗对他的汉学水平加以赞赏，并为他起了个汉人的名字，叫刘汉卿。从此，刘汉卿的后代就形成了一支刘氏家族。

　　（2）蒙古族鄂尔果诺特氏，满语为ErgonoteHala，亦称鄂柳特氏，本蒙古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3）蒙古族刘佳氏，亦称留佳氏，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LingiyaHala，世居李佳和罗、瓦尔喀、乌喇、辉发、松花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刘氏、雷氏(蒙古留佳氏世居察哈尔)。

　　（4）蒙古族崔珠克氏，亦称赤穆特氏，世居察哈尔，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uijukHala，多冠汉姓为崔氏、刘氏。

　　10.满族刘姓，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1）满族乌库理氏，亦称乌色里氏，满语为UkuriHala，汉义“细鳞鲮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乌古伦”，世居黑龙江，后多冠汉姓为商氏、刘氏、乌氏、李氏、讷氏、桑氏等。

　　（2）满族宁古塔氏，满语为NinggutaHala，汉义“六”，既清六祖世居地。以地为氏，所冠汉姓为宁氏、刘氏，世居宁古塔、绥分、珲春、讷殷和佟吉等地。元朝时女真人乌古伦氏迁居到中原，改姓刘氏，其后裔中有位刘国杰，英勇善战，成为湖广行省的要官，后又升任光禄大夫。还有一支女真人宁古塔氏也迁居到中原，改姓宁和刘，宁为宁古塔氏的头一个字；而“宁古塔”按满语的意思是“各六”或“每六”，其实就是“六”，“刘”与“六”同音，故姓氏为刘。

　　（3）满族钮图氏，亦称宁武图氏，满语为NiotuHala，世居哈达。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后多冠汉姓为钮氏、刘氏。

　　（4）满族喜塔喇氏，亦称奇塔喇氏、喜特勒那氏，是满族大姓，满语为SitaraHala，汉义“指甲”或“插孔雀翎的管”。俄国学者史禄国认为，它与瓜尔佳氏，满语为同属“阔雅里满洲”。另考，《龙飞御天歌》有哈兰都达鲁花赤姓“奚滩”，乃明时女真望族，曾冠汉姓为“刘”，有学者认为喜塔拉即其演变而来。世居尼雅满山、蜚优城、长白山盖吉、佛克顺等地，所冠汉姓为管氏、赵氏、图氏、祝氏、文氏、齐氏、孙氏、希氏、奚氏、喜氏、线氏、祁氏等。

　　（5）满族伊喇氏，亦称伊拉喇氏，满语为IlanHala，汉义“三”，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移喇”(即契丹国姓“耶律”)，世居三姓，后多冠汉姓为刘氏、王氏、肖氏、萧氏、李氏、黄氏、白氏。

　　（6）满族纽塔氏，亦称努他氏，满语为Nuntamongu，老满洲部族，人数很多，有四个分支。满语NINGUTA为远祖之意，推想表示其远祖来自宁古塔，后多冠汉姓为刘氏。

　　（7）满族查佳氏，满语为CagiyaHala，是满族脱谱姓氏之一，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满族同胞中有此氏，后改汉姓为刘氏。

　　（8）钮祜禄氏（多改汉姓为钮或郎，改姓刘的不多）。

　　其他还有伊里氏、伊拉齐氏、刘佳氏、以及隶属各旗本为汉族的刘氏和朝鲜族刘氏。

　　11.朝鲜族\朝鲜国\韩国刘姓

　　中国朝鲜族刘姓人口数量位居第30名左右。朝鲜族刘氏以江陵为核心本贯，后来分衍有忠州、巨昌、金城、裴州、延安、我州、庆山、平尚等数本。在韩国的二百五十多个姓氏中，韩国刘氏人口总数排在第三十二位。据记载泉州人刘载在高丽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定居高丽后，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

　　12.京族\越南刘氏

　　京族原称为越族，人口近两万，有31个姓氏，居住在广西南疆诸岛，刘姓人口数量在京族中占20%，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第一大姓。在越南的京族刘姓有三类，一类是完全融入越南民族的刘姓，一类是越南族人使用汉字姓刘氏而形成的刘姓，再一类就是近代以后移民越南的华侨、华人。不过，今天这几种不同的刘姓已很难区分了。

　　13.傣族、景颇族刘姓

　　明朝初期，朝廷派军队到滕冲地区屯田戎边，许多内地刘氏将士随军来到该地，其中一部分人则定居下来，与当地主要民族傣族、景颇族女子联姻，成家立业，繁衍生息。由于这些刘氏人与傣族、景颇族人通婚，其后代多随父姓为刘氏，融入傣族、景颇族。据近年云南腾冲刘氏收集到的351个族谱中发现，有七支刘姓演变为傣族、景颇族。

　　14.维吾尔族刘姓

　　维吾尔族刘姓形成于元末明初。元代在河南为官的维吾尔族人刺真海牙，曾孙名叫忽都海牙，明初随祖母姓刘，名仲琛，隐姓埋名，作为普通百姓繁衍生息下来。刘姓维吾尔族人现居河南渑池县尚有500余人，一小部份移居到西安等地。

　　15.壮族刘氏：

　　湖南、广西等地都有壮族刘氏分布，名人有唐代著名的歌仙刘三姐。

　　16.高山族刘姓

　　高山族人本无固定姓氏，清乾隆二十三年，朝廷赐给高山族七个姓（卫、金、钱、廖、王、潘、黎）。高山族人多依托当地汉族人，认其姓为己姓，据统计共有79个姓，其中有刘姓。

　　17.柯尔克孜族刘姓

　　清末民国初期，柯尔克孜族姓氏改称汉姓，并从柯尔克孜族姓“蔡音德热”分化出汉族姓“刘”。

　　18.达斡尔族刘姓

　　清末民初两次户籍调查时，满文已被汉文代替。用多个汉字书写达斡尔族姓氏已不方便，于是便采用“哈勒”或“莫昆”音首或意义字表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同民族的联烟，达斡尔族又增加了讷迪、扎尼、雅库斯、尼尔登、涂库敦、张、王、李、赵、徐、邵、刘、陈等姓氏。

　　19.仫佬族刘姓

　　在仫佬山乡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龙岸镇，他们当中有刘家、陈家、李家、古家等13个姓氏

　　20.苗族刘姓，湘西等地有分布

　　21.瑶族刘姓，湘南等地有分布

　　22.白族刘姓，湖南桑植、慈利的白族姓氏比较多，有谷、王、钟、熊、李、段、高、杨、张、刘、孔、施、车、于、马等。

　　23.藏族刘姓，古代藏族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和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取的汉姓中，其中有刘姓。其实，藏族人取汉姓是历史及生活环��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这一大趋势的产物。

　　其他外国刘姓的来源，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氏大举南迁，在江南影响很大，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据日本史籍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刘氏)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西文首氏(王氏)也有人到达了日本。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太康十年(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五月初一召集旧臣商议对策。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2040多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日本。阿知王到达日本后。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姓、郭姓、李氏、多姓、皂姓、朱姓、高姓等7个姓。阿知来日本后，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

　　明末

　　明末开始，闽、粤刘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又有不少人到海外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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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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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章润

被停课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图源：网络）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抒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

猪鼠交替之际，九衢首疫，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公权进退失据，致使小民遭殃，疫疠散布全球，中国渐成世界孤岛。此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一巴掌把中国尤其是它的国家治理打回前现代状态。而断路封门，夹杂着不断发生的野蛮人道灾难，迹近中世纪。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起则钳口而瞒骗，继则诿责却邀功，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至此，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老美或有打击中国经济之思，不料当轴急先锋也。尤其是疫疠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更令国人愤慨，民心丧尽。

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至此，放眼世界体系，揆诸全球政治周期，综理戊戌以来的国情进展，概略下述九项，兹此敬呈国人。

待到事发，既丢人现眼，更天良丧尽，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权力核心仍在，而低效与乱象并生，尤其是网警效命恶政，动如鹰犬，加班加点封锁信息，而信息不胫而走，说明特务政治临朝，国安委变成最具强力部门，虽无以复加，却已然前现代，有用复无用矣。其实，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古人岂余欺哉！

盖因一切围绕江山打转，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沉迷于所谓“领袖”之自欺，而终究欺瞒不住。大疫当前，却又毫无领袖德识，捉襟见肘，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这个那个，煞有介事，令国人齿冷，让万方见笑。此亦非他，乃政体之“道德性败坏”也。若说七十年里连绵灾难早已晓瑜万众极权之恶，则此番大疫，更将此昭显无遗。惟盼吾族亿万同胞，老少爷们，长记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极权殉葬。否则，韭菜们，永难得救。

可惜，随着最近几年的不断整肃，红色江山老调重弹，只用听话的，自家的，其结果，技术官僚体系的德性与干才，其基于政绩升迁的那点儿冲动，不知不觉，乃消失殆尽。尤其是所谓“红色基因”的自家人判准及其圈定，让天下寒心而灰心，进而，离德离心。于是，这便出现了官场上普遍平庸而萎顿委琐之态。鄂省乱象，群魔乱舞，不过一隅，其实省省如此，举朝如此矣。

其间原因，就在于这个后领袖时代，领袖制本身就在摧毁治理结构，口言现代治理却使整个国家治理陷入无结构性之窘境。此间症状，正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百官无所适从，善者只堪支应，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恶者混水摸鱼，不做事却还搅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胜优汰，一团乱象矣。

那边厢，中美关系失序，而基于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定律，这是关乎国运之荦荦大端。恰恰在此，当轴颟顸，再加上碰到个大洋国的特没谱，遂一塌糊涂。网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却让他做成了，岂只调侃，而实锥心疼痛也哉。

另一方面，几年来公权加紧限制与摧毁社会发育，钳口日甚，导致社会预警机制疲弱乃至于丧失，遇有大疫，便从封口而封城，死心覆死人矣。因而，不难理解的是，与此相伴而来的，便是政治市侩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蔓延政治，无以复加，表明作为特殊时段的特殊现象登场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识俱亡。可以说，上上下下，他们是四十年来最为不堪的一届领导。因而，此时此刻，兑现《宪法》第35条，解除报禁，解除对于网络的特务式管控，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实公民游行示威和包括结社在内的各项自组织权利，尊重全体国民的普遍人权，特别是政治普选的权利，而且，对于病毒的来源、隐瞒疫情的责任人及其体制性根源，启动独立追责机制，才是“战后重建”之大道，也是当务之急也。

复次，内廷政治登场。几年来的集权行动，党政一体之加剧，特别是以党代政，如前所述，几乎将官僚体制瘫痪。动机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纪检监察为鞭，抽打这个机体卖命，维续其等因奉此，逶迤着拖下去。而因言论自由和现代文官体制阙如，更无所谓“国王忠诚的反对者”在场，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约，覆以国安委一统辖制下更为严厉之铁腕统领，最后层层归属，上统于一人。

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党国体制下又无分权制衡体制来分责合力，遂聚亲信合议。于是，内廷生焉。说句大白话，就是“集体领导”分解为“九龙治水”式寡头政制失效、相权衰落之际，领袖之小圈子成为“国中之国”，一个类似于老美感喟的隐形结构。揆诸既往，“1949政体”常态之下，官僚体系负责行政，纵便毛时代亦且容忍周相一亩三分地。“革委会”与“人保组”之出现，打散这一结构，终至不可维持。

晚近四十年里，多数时候“君相”大致平衡，党政一体而借行政落实党旨。只是到了这几年，方始出现这一最为封闭无能、阴鸷森森之内廷政治，而彻底堵塞了重建常态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进路闭锁，彼此皆无退路，则形势紧绷，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形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经济社会早已遭受重创，风雨飘摇于世俗化进程中的伦理社会不堪托付，市民社会羸弱兮兮，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至于最高境界的政治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则一旦风吹草动，大灾来临，自救无力，他救受阻，必致祸殃。

此番江夏之乱，现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于这个孜孜于“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于人民主权、“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的体制本身。结果，其情其形，恰如网议之“集中力量办大事”，顿时变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证而已矣。

相应的，看似自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因其动用奠立于无度财政汲取的科技手段，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数据极权主义”。缘此而来，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

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由此，“基于法日斯（法西斯）主义的军功僭主政治”渐次成型，却又日益表现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其非结构性与解结构性。职是之故，不难理解，面对大疫，无所不能的极权统治在赳赳君临一切的同时，恰恰于国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见肘，制造大国一时间口罩难求。那江夏城内，鄂省全境，至今尚有无数未曾收治、求医无门、辗转哀嚎的患者，还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丧黄泉者，将此无所不能与一无所能，暴露得淋漓尽致。盖因排除社会与民间，斩断一切信息来源，只允许党媒宣传，这个国家永远是跛脚巨人，如果确为巨人的话。

第六，底牌亮出，锁闭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换言之，所谓的“改革开放”死翘翘了。从2018年底之“该改的”、“不该改的”与“坚决不改”云云，至去秋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之诸般宣示，可得断言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开放”，终于寿终正寝。其实，这一死亡过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过至此算是明示无误而已。回头一望，二十世纪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极权政治，迫于压力，皆有自我转型的可能性，而无需诉诸大规模流血。纵便是“苏东波”，尤其是东欧共产诸国等红色极权政体，居然亦且和平过渡，令人诧异而欣慰。但吾国刻下，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若果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夫覆何言！但愿此番大疫过后，全民反省，举国自觉，看看尚能重启“第四波改革开放”否！？

第七，由此顺流直下，中国再度孤立于世界体系，已成定局。百多年里，对于这个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极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上演了多场“抗拒”与“顺从”的拉锯战，反反复复，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里，痛定思痛，“低头致意”以及“迎头赶上”，乃至于“别开生面”，蔚为主流。

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横，表明“改开”走到头了，左翼极权“退无可退”，无法于和平过渡中完成自我转型，因而，也就怪异于现代世界体系。虽则如此，总体而言，几番拉锯下来，中国以其浩瀚体量与开放性态度，终于再度跻身现代世界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诠释着所谓“中心—边缘”的地缘叙事，也是事实。但是，与国力和时势不相匹配、太过张扬的外向型国策，尤其是内政回头，日益“法日斯（法西斯）化”，引发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对于红色帝国崛起的戒慎戒惧，导致在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却为共同体所实际拒斥的悲剧，而日呈孤立之势，更是眼面前的事实。

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却很简单，一个不能善待自己国民的政权，怎能善待世界；一个不肯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国族，你让人怎么跟你共同体嘛！故尔，经济层面的交通互存还将继续存在，而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孤立却已成事实。此非文化战争，亦非通常所谓“文明冲突”一词所能打发，更非迄今一时间数十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范围的厌华、拒华与贬华氛围之悄悄潮涨这么简单。——在此可得提示者，隐蔽的“黄祸”意识势必顺势冒头，而买单承受歧视与隔离之痛的只会是我华族同胞，而非权贵——毋宁，关乎对于历经磨难方始凝练而成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顺逆从违，而牵扯到置身列国体系的条约秩序之中，吾国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国族哲学，其取舍，其从违。

在此，顺昌逆亡，则所谓孤立者，全球现代政治文明版图上之形单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转这一局面，重建负责任大国形象，担负起应担之责，而首先自良善内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大道，特别是要坐实“主权在民”这一立国之本。在此，内政，还是内政，一种“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体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摆脱孤立、自立于世界体系的大经大法，而为国族生存与昌盛之康庄大道也。那时节，顺时应势，中国加入G7而成G8，亦且并非不可想像者也。

若说人心看不见摸不着，最最无用，似乎经验世界早已对此佐证再三，也不无道理。这不，万民皆曰可杀，他却坐享天年，如那个人人唾骂之李大鸟者，令人感慨天不长眼，天道不公，可实际上，天是苦难本身，与我们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人胸腔里跳动着一颗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祸福义利而恨爱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泪、流水而伤怀，则人心所向，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矣！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至于脑残与岁月静好婊们，一群乌合之众，历史从来不是他们抒写的，更不因他们而改变奔流的航道，同样证之于史，不予欺也。

此时，吾友所说之“难城”，或为华夏旧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换言之，边缘突破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立宪时刻再度即将降临。当此关口，天欲晓，将明未明，强权抱残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则崇高之门既已打开，可得预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毙于黎明前矣。

以上九点，呈诸国民，均为常识。而一再申说，就在于国家治理未入常态政治轨道，国族政治文明有待现代转型，而于积善前行中，期期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收束这波已然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正是在此，我们，“我们人民”，岂能“猪一般的茍且，狗一样的奴媚，蛆虫似的卑污”？！

行文至此，回瞰身后，戊戌以来，在下因言获罪，降级停职，留校察看，行止困限。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当前，前有沟壑，则言责在身，不可推诿，无所逃遁。否则，不如杀猪卖肉。是的，义愤，如西哲所言，正是义愤，惟义与愤所在，惟吾土先贤揭橥之仁与义这一“人心人路”之激荡，令书斋学者成为知识分子，直至把性命搭进去。毕竟，自由，一种超验存在和行动指归，一种最具神性的世界现象，是人之为人的禀赋，华夏儿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个地上的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绚烂展开。如此，朋友，我的亿万同胞，纵然火湖在前，何所惧哉！

脚下的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却多难。你一点点耗尽我们的耐心，你一寸寸斫丧我们的尊严。我不知道该诅咒你，还是必须礼赞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泪溢双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诗人所咏，“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书生无用，一声长叹，只能执笔为剑，讨公道，求正义。置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

※作者为中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2018年7月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提出数项担忧与建议，引发巨大回响。隔年3月，中国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的教学和学术工作。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许章润“此生最后一文”对习近平怒吼了什么？

葫芦: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发表檄文声讨中共

【雄文】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宝胜政论：习常委会不露面日韩不出访真出事了？清华教授许章润指习无耻之尤、北大博士许志永劝习退位谢罪！

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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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许章润

原文链接：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图)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世界体系, 中国, 国家, 官僚, 官僚体系, 开放, 文明, 极权, 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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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magosdominus-blog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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薤露凝华|第四章宜社

王师振旅、宜社南郊之日，野旷天寒，雨雪霏霏。

乌云压得很低，封住四方天陲。众星围拱般环绕南郊圜丘的是此次南征的众将士。太师武元繇发中军十万，会合东、南诸军共计二十万，分路开发南疆，讨伐犯境的重明国。少帝躬自慰劳王师，在圜丘祭祀神明祖宗。圜丘下各军��前的将帅铠杖鲜明，在天光黯淡、雪片沾湿下金银闪耀，光彩劬劳。

宽敞的幄帐下，少帝将鲜血滴沥的新割牛耳一一遍授此次出征的领兵大将。

为首的，须发纯乎雪白，山羊胡须粟米一样细密地收缩，皱纹深刻在面皮上的是都督南方诸军事的安南将军苏循。苏循年过七十，依然执掌重兵，不过不亲历庶事，而授权给子弟门生打理，老爷子总齐机衡罢了。这老翁满面沧桑，精神倒抖擞，未有耄昏之态。

另一老者，年纪六十上下，胡须却新染作黑色，似乎为此次面见少帝在仪容上做过精心打理。

他面颊肥肉饱满，白腻的皮肤较同龄老者少了很多皱纹，红光润泽，气度雍容敞亮。此人正是出身世家大族、都督东方诸军事的安东将军汪通。汪通，字文达，在高辛国和苏循地位相当的人物，不仅在战功、资历、军政权位上，而且一个出身北方世家，一个出身西北豪族，背后的家族绵延几百年、历经数朝不衰，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对比苏、汪二老将从容而略带喜气的神态，汪通身侧的将军一脸漠然，与周遭一片君唱臣和相形疏离。他是徐州牧曼佳，面白如玉，三绺短髯有翩翩仙格，举手投足间一派文士的雅韵。曼佳辅佐先帝、少帝两代君臣，曾平定贰臣叛乱，北征戎狄，为高辛国开疆拓土。他原本所袭父爵，先帝分唐南郡五县为夏邑郡，将他改封为夏邑郡公——竟将曾经一郡首府夏邑给他做了食邑。一时朝野翕然，志望无限。奇怪的是今日宜社，不到五十、正值壮年的曼佳，却一副对征伐敌国毫无兴趣的样子。

三位大将身后，属下将吏与子弟鳞次而立。安南府的人，体格彪悍的将军苏兴、苏勇位次其父苏循，后面有千乘太守柏禅、薛郡太守贾容等。安东府的则有汪通之子、将军汪清，出身寒门的逍遥太守汪本等。徐州府有将军黄琪，宜春太守蔡则，曼佳之子曼畿等。郢州府的有将军卫原，陆安太守明煜，明煜二子、校尉明信、明范，朝俪儿子、白衣乔凝紫等。

少帝授耳之时，武元繇坐在龙床一侧。野猪头连片的红肿消退了许多，依然异于常人。他眼睛眯成线，觑向少帝的背影。

尚书唐鸣伏在他脚下，矫首见太师岿然不动，又哀哀陈辞：“南征之事还望太师慎之。今大军未发，改易犹为不晚。”

武元繇看也不看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山侍郎，把唐尚书请到外面。”

他身后站着的黄门侍郎山柏生得獐头鼠目，手里捧着唐鸣奉上的南征七策。七策连篇累牍，可见苦心良深，然而武元繇自得了郢州牧乔俪的献策，对主张徐图缓进的唐鸣再置之不问。山柏得令，冷笑一声，捏起娘娘腔：“据唐尚书所呈高见，令安南、安东择地据险，审所错置。沙门大堤已为贼所据，两岸高山筑起重明的屯垒、竖起敌军的大旗。人家都一泡尿撒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在磨磨唧唧、高论全军长策。我且问你，所谓‘据险’，据的是什么险？所谓‘罗落远设’，设于何处？所谓因衅讨袭，何时有衅，如何讨袭？”

唐鸣脸上仿佛被连番抽着巴掌，红一阵白一阵，听位卑于他的山柏诘责，怒道：“这是庙算，庙算！我身在芒阴，焉能知晓地形险要、敌军衅隙？黄门何不去问曼佳、乔俪之辈？”

“够了！”武元繇一拍凭几，浮肿的五官看不出表情，“把他请到雪地里好好清醒清醒。”

山柏奸笑更甚：“尚书，请吧？！”

侍立帐下的诸公卿一时垂首无言。这时，卫将军武仲繇与郢州牧朝俪身披一路雪尘，朝幄帐走来，正好与被山柏拖出的唐鸣擦肩而过。唐鸣见到狐裘素甲、两鬓沾雪的朝俪，恨恨地咒骂：“口谀之徒，别以为没人知道你肚子装的什么坏水。卫将军万万不可为此人蒙蔽！”他又将乞望的眼神投降武仲繇。

北风萧萧，雪花已转为鹅毛大小，扑簌簌穿越众人之间。武仲繇心生不忍，但脚下未有迟滞，假装无事与朝俪一道进帐。武元繇看到二弟和朝俪，细眯眼闪过一丝兴奋，凝重的表情稍为舒缓。二人依位次立定，武仲繇正好紧挨他的岳父、郎中令龙素。

龙素贴近武仲繇耳畔，小声说：“听闻今日有怪事发生，大军过武库时，有人见到屋顶有两条长尺许的大鱼在蹦跳，不多会儿渴死了。贤婿请想，鱼本是水渊中物，亢极高位自处死地；又是介鳞之物。只怕是边将弃甲曳兵的征兆？”

武仲繇心中一动，却面沉如水低声回答：“鱼多产自南方江湖，今自来奔天朝武库，恐是南朝将帅不战而降的吉兆。”

坐在龙床边的武元繇猛然咳嗽一声，惊地满帐文武一怔。“王师将发，若再闻妄议，动摇军心，孤定当法之，挈首以徇三军。”

龙素耷拉着脑袋，面如死灰，仿佛在后悔自己未料到耳目溃烂的武元繇听觉如此敏锐。

“大常三辰旗呢？天子都到了，怎么大常旗还不到？”武元繇问。

山柏回答，他的娘娘腔瞬间让众人掉一身鸡皮疙瘩：“大常三辰旗在大宗伯金夜鹃处。不知何故大宗伯迟迟未到圜丘，卑职已遣有司三次探问，报曰……国朝久无征伐，三辰旗破旧不堪用……”

“没用的废物！”武元繇狠狠一拍紫檀凭几。这次竟吓得站在前方的少帝一哆嗦，身体僵硬，头都不敢回。文武大臣倒暗自好笑，不知武元繇暴吼，骂的是带不来三辰旗的金夜鹃，还是办事不力的山柏。

山柏名为黄门侍郎，实际是武元繇的谋士，暗地里为他献过不少毒计。他的臭名比校尉汪洋更甚。汪洋用软剑杀人，山柏用智计杀人。死在山柏计谋下的，比死在汪洋剑下的只多不少。现在山柏当中吃瘪，让平素恨他而不敢言的朝臣心中暗爽了一把。

他所谓的“久无征伐”确有由来。高辛国上一次大规模发动中军讨伐重明，还在八年前前太师秦无终执政时。当年的秦无终和今天重明国大司空乔俨一样，资历尚浅而忝居高位，急欲以战功立威中外，于是和当年的蓟州都督、他的表妹兼爱妻金夜鹃发兵十四万，出高辛国东北的蓟州，攻伐重明边境。同去的还有中郎将武仲繇。结果久攻��下，铩羽而归，军民死伤甚众，一时沦为笑柄。八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高辛国再次举众南征。不同的是，出征的地点换成了大江下游的徐、郢二州，契机也从主动讨伐变为还击入寇。

少帝像个挨惯了夫子揍的学生，战战兢兢蹭到龙床边，斜眼见武元繇未有不允之色，才在内侍扶持下坐上龙床。他刚坐稳，从帐外小跑入三名内侍，喘着粗气：“陛下万寿，大宗伯、司常、山阴翁主金夜鹃奉大常三辰旗至圜丘。”

众臣里胆子略大的，开始抬起脑袋向外头、军甲阵列的远方张望。雨雪忽然停了，西方的天际乌云被撕裂出一条缝隙。太阳的光芒从这条曲折的细缝中射出，万道金色普照平野、山川、滔滔江河。此刻，万数军士被雪水濡湿的铠杖前所未有地闪耀，如沧海中鱼龙集会，壮观的阵容难以用语言形容。

少帝道：“传旨大宗伯，不必拜见，即刻登坛宜社。”

大宗伯、司常金夜鹃执掌高辛国宗庙及天地山川神鬼的祭祀，国事礼仪、文教。天子征伐车载的大常三辰旗，正是由她掌管。她不仅是高辛国朝廷的公卿大臣，而且身份极为特别：少帝的叔母，前太师秦无终的表妹、嫡室夫人，故昌陵郡王独生女山阴翁主。秦无终生前以谋逆大罪被屠灭宗族，家人活下来的只有妻子金夜鹃一人，只因她的父亲昌陵郡王有大功于社稷，依从八议赦免了她的连坐之罪。只不过曾经深得秦太师盛宠而都督蓟州的山阴翁主，被征还京师，拜为大宗伯、司常。另有时人以为，山阴翁主被特赦并拜大宗伯，是现任太师武元繇绥怀宗室的手段，为的是昭示天下，武氏杀秦无终一党确为忠诚于高辛天子。

大宗伯的车马穿过军阵行列，停在圜丘祭坛下。只见一红衣女子下车，盈盈冉冉，款步登至坛顶。这时，君臣将士看清了站在祭坛上的金夜鹃。她穿的不是大宗伯的朝服，而是命妇的祭服——嫣红如血，衣圭缀有刻繒翟鸟展翅欲飞，恍若一只浴火的凤凰、一团盛放的红玫瑰。金夜鹃头戴配套的首服副，黑鬒鬒的发髻用纱纚缠裹得一丝不乱，一根美玉雕镂的衡笄横贯副冠，将其和堆叠如云的发髻固定在一起。衡笄两端三采紞葳蕤，悬挂的玉瑱在她耳畔轻摇。玉瑱发出泠泠清响，韵律犹不及她拾级登坛步履之美的万一。

坐在幄帐下的武元繇视力再差，也看到了金夜鹃穿的是三公夫人祭祀所服的阙狄。依礼，三公夫人当服阙狄。金夜鹃这身打扮，明摆着自己不认亡夫秦无终是大逆罪臣，当他还位居高辛国太师的样子。他不由得微笑，阴恻恻的笑容煞是瘆人。他想起之前有人向他告发，金夜鹃曾在听到什么人提起自己时用了“武太师”三个字所言：“在我面前，对武元繇此人，你可以直呼其名，也可以用某甲或某乙称呼他，就是不要用‘太师’二字。我金夜鹃的太师只有秦无终一人，除了秦无终我谁都不认，尤其是他武元繇。他只是鸠占鹊巢，沐猴而冠。别说用他的姓氏冠于‘太师’之前根本不配，他从头到脚都不配做人！”

将角落里武元繇自顾自的阴笑淹没的，是众人一致投向圜丘祭坛的目光。目光汇聚处，金夜鹃怀抱卷起的三辰旗，将手中所捧的高辛三祖祏主恭恭敬敬端放。她生得很美，将三祖祏主一一放置的动作好像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却自然升腾起神圣的、高贵不可亵渎的肃穆感。她在从容的举止中，恍若与那些故去的、与天地神明融为一体、青冥之上不可见的事物同在，她做的一切与神圣相接，离芸芸众生的仰望遥远却显得清晰。

寒风掠过原野，在祭坛上徘徊往复。金夜鹃舒展一直紧拥怀内三辰旗，瞬间被风掣成一道丈许的旗面。旗面锦绣的色彩炫目，哪里如山柏所说破旧灰暗，其上所绘的金乌红日、银蟾白月、狼狐参伐招摇列星，如从她怀内升起，借寒风直上青云——军士牵掣连接三辰旗的绳索，将其缓缓升起到旗杆顶端。

司尊彝向金夜鹃递来献酌的祭酒。金夜鹃双手捧尊，祝祷道：“第一尊，祭天，祭高辛三祖。三祖在天有灵，神明保佑我王师修戎，濯征重明，敬戒凶逆，惠此南国。”

“第二尊，祭地，祭皇辟无终。无终辈沉埋九泉、见容厚土。窃悲夫东出蓟州，隆道四海，围城未拔，惜时运输算，败于垂成。三万忠魂，膏血异国。厚土有情，应纳丹忱。英魂复炽，永护我社。”

这荒唐的祝词让众人先是一愣，然后接受了她的说辞，却使得卫将军武仲繇脸色大变。他冷汗从头顶直冒，只得牙齿紧咬嘴唇克制惶恐。他瞄了眼周围无人注意自己此刻的神情，方宽心稍许，缓过劲来。

与二弟不同的是，武元繇微笑的阴冷转为灿烂。他似乎不生��了，心态得意了起来。

“第三尊，祭人，即往来古今、亡故与生息的天下斯民。祭……我亡故的叔妹若鹃。”

武元繇得意的笑容霎时凝固。秦无终的妹妹秦若鹃，也是金夜鹃的表姐、叔妹，姐妹自幼一起长大。若鹃生前嫁给武元繇，婚后六十八个月生育五女后夭折。她的名字，是横亘在秦无终夫妇心头的一道血血淋淋的伤口。

“嗟尔诞于我族，兴役承命，靡室劬劳，血肉枯涸，寿竟不永。兄弟踊足，姒娣泣血，幽明殊途，骨肉断割。我心愧忏，奉以薄酒，哀致衷曲。”

“啪——”凭几生生被砸碎。鲜血从武元繇紧握的铁拳淋漓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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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yiliucheng-blo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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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法】L'Amant

《情人》AU，如有雷同，全部都是我的锅😂 法叔视角，人类设定＃令人不愉快的三次向描写＃第一章这个法叔跟后期的法叔不太一样，没以后那么风sao😂还是个少年(对就是没胡子那版)，因为成长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小法看起来……大概有些ooc? —————————— 在我即将步入耄耋之年的第一天，我亲爱的孙女儿突发奇想为我举办一个宴会，波诺弗瓦家族发迹的不长不短一百年的历史里，这尚数第一次。当索瓦丝将这想法告诉其他人时，自然获得一片支持，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纷纷跑来亲吻我的脸颊，用柔软得搽了蜂蜜的嘴唇鼓动着我同意。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用如此耗费口舌，倘若一定要有个理由让我捡起关于自己年岁的记忆，那它不需要太刻骨铭心，更无须为了强迫自己回首曾经，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索瓦丝那群形形色色的友人中，一位有着夜色中幽泉般眼珠的女孩最令我注意，她让我想起了某个埋在六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里的人物，当她走近时，仿佛有一股混杂着胶片味儿的茉莉茶香就缠绕在空气里。那股幽泉在阴暗的角落中叫嚣着悸动，用隐忍的生命力呼唤着我去对视，去观察。透过那股幽泉照见的是某段在普罗旺斯薰衣草地里的荒唐的青春，同样的眼神属于一个中国男人，一个在他的身上镌刻下我的年少轻狂的青春。六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德·波诺弗瓦先生带着波旁家族远亲最后的骄傲，一路向东南进发，来到了普罗旺斯的乡下。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而对于一个尚沉醉于巴黎这妖女性感暴露的光滑脊背的少年来说，从最初的新奇变为百无聊赖的苦闷也就在意料之中。父亲沉迷于改造大型机械带来的快感，疯狂犹如中世纪的炼金术师。这使我能够拥有足够多的时间与我的家庭教师斗智斗勇，花上一整天玩捉迷藏的游戏，从长穗薰衣草私田北方的缺口处一直跑到南方长满梧桐，翠柏和巨杉树的丘陵上，在满天的星光下拨开草叶与灌木丛寻找发光的萤火虫。这是这片乡下的土地唯一能代替巴黎的女人和香水给我带来慰藉的地方，每捉住一只萤火虫，我会把她放在胸口，回忆在巴黎目睹过的少女贵妇的闪烁着街灯光芒的眼睛，然后松开手让它远去。本着家主不管不问的精神，我的法语，拉丁语与几何教师只好妥协。我的艺术与文学都靠着天赋修得不错，因此在阶段测验中并无大碍。然而几何着实无法弥补。我的父亲，在金钱和科学中痴醉几个月之后，终于记起来监督他儿子的学习成绩，于是平生我第一次被关在地下室堆放杂物的破屋里，和一张或许是前几任户主的女仆留下来的沾满灰尘的破麻布床对视。我被关在小黑屋里饿了一天一夜，地下室的墙外是泥土，是排水沟，没有天河萤火虫作伴，梦里也没有明艳的美人。只有隐隐的流水冲撞着昆虫掘土，蚯蚓挖洞的噪声。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女仆殷勤又欣喜地推门呼唤管事们和父亲。而此刻我才注意到我的背面还有他人的气息。 “亲爱的弗兰克，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再不能偷懒了，”父亲拿着几何课本进来，把书直接扔到我的被子上，“现在王先生是你的新几何老师了!你要是下次再不及格，我得把你下放到农场去。” 我心想，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倒也不坏。接下来我花了三秒钟消化这个东方姓氏，然后缓缓地转过头去，随着我的动作的变换，他也慢慢地走到我的身前。之前被他挡住的阳光从背后慢慢地倾泻出来，于是当他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时，半个身上披上了一层金粉，他的黑发从一片黄白光雾渲染的以太中具象出来，五官精致深刻更甚雅利安人，他的长发炸成马尾垂在脑后，他没有辫子，前面也没有剃成半光头，刘海随意地飘散在脸颊两侧。他不像一个中国人，大陆彼岸革命的信号已经发出十几年之久，但我等芸芸庸者，并不在意，也没有改变对于他们的印象。他不像我眼里的中国人，恐怕也不像父亲和仆人眼里的中国人，他们的敬意也就仅限于他的卓越的数学成就，完成把他介绍给我的任务，然后默然地走开。而冯·贝施密特先生第一天来到我们家里时，父亲亲切地为他泡好上等的Lafite，与他足足交流了三个小时。白皮肤的人天然里带着一股怡然自得的优越感，并且从出生到死亡，他们的环境都如此熏陶并要求着他们。但，这位王先生，长得真不是一般的好看，黄种人多少在我看来都长得太柔和，我绞尽脑汁地回想在路易勒格朗中学那些寝室被窝里偷看那种杂志的片段。这种杂志最前面的一部分会选登世界各地的名媛美女，并不带有色情的意味。我的脑子里兜兜转转找到了一位美丽的刚卸完妆的日本艺伎的形象，名字里似乎有个“樱”字。那时候本田樱(一周后我了解到那是他的远房表妹)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于他的美丽的形象。回想当初，我都要为我这超人的想象力而忍俊不禁。王耀的眉宇里满是勃发的英气。在当时的法国，却并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定义。我向他微笑着伸出手去，心里是前所未有地一片振奋，这感觉说不上好坏，我想那不算一见钟情。他说，他叫王耀，来自中国。这是我记忆中他的第一句话，除了他的名字和国家，我未曾得到其他。糊弄王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次上课，我故意把桌上摞起一座书的小山。不仅我的所有课本都在里面，还有那些我从破落贵族装点门面的落灰书架里搜来的小说游记。偶尔在自然里爬累了的时候，我也会安静地挑几本书看，打发一下午漫长的几何课的时光。我对如何瞒过老师的眼睛独有一套研究，把小说剥掉外壳，教材的纸页弄得蓬松，这样贴合的时候，外观上看去就和一本书差不多。可是这天，王耀路过我的书房时，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我远远地向我的书房里看去，那一摞小山的阴影拉得很长，一直垂到了我们的脚下。 ��耀没有停下来，他恐怕知道那是书房，女仆说，我醒来之前，她们好歹要带他熟悉环境。现在，我彻底变成了不安的那个，我本以为他会比冯·贝施密特先生更加古板，就像连环画里那些梳着辫子，穿着桶一样马褂的中国人一样，行礼一板一眼，狡诈而迂腐。我不足十八岁的小脑瓜里除了敏感的文人艺术家的情怀，就是初入社交场合的那些单纯的小伎俩。这一切都使我做出了引发后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般一连串事情的开始。我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摸出随时备用收集各路美人的玫瑰花，大跨步走到他面前去，一只手捏着他的胳膊试图把他定在那里。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下意识反手一扣，我的手骨便差点折断。但多亏我一瞬间变脸的功力，他须臾间便意识到我并非恶意，手上的巨负就突然撤去了。我疼得差点往前倒，他充满愧意地马上上前扶起我。这时候我要大喊一下引来他人，那么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当时，气愤和恶毒的报复计划充满了我的内心，我人生的前十七年里，自懂事以来便从来不曾被人体力惩罚，自两年前以来看中的美人无不斩落下马。但这个相貌堂堂的中国人竟然有本事把终结的屈辱扣在了我的草包脑子上，叫我还没正式上他的课之前就在他面前丢足了人。我狠狠地抓住他胸前灰色西服的面料，一股前所未有的，法国大革命般的斗志笼盖了我，要我去征服，或者被征服。我的心越跳越快，然后王耀把我的脑袋从他的胸口捞起来。我正对着王耀的脸，这张精致的东方人的脸，比我大不了两岁，像七千克拉的钻石一样光彩照人。我反反复复打量他好几次，他也在观察着我，两颗黑曜石里的光芒抨击着我的心脏。然后我将我的嘴唇覆上他的，我开始中毒了。这是我遇见王耀之后获得的第一个小小胜利。即使多年以后，以法国人的角度，我依然难以相信一个实际年龄将近而立的盛年男子竟然刚刚失去他的初吻。王耀僵硬地把我推开，他的力气很大，我不情愿地被痛松了手。他看起来似乎只有尴尬，我的眼泪差点就不争气地涌出来，冷静下来的时间刚够把它抑制住。我盯着他，现在连一个“Tu”也发不出来。他这回的反应却是极其迅速，温柔地执起我受伤的右手按揉，检查，轻声问我伤到了哪里，我指三角骨的位置，点点头，又摇摇头。本来已经移动到那位置的王耀只好又停下来，再次询问:“怎么了，波诺弗瓦少爷?” “我并没有受伤，虽然的确疼了些。”我闷闷道。王耀边走边按摩着我的手，那清澈而温润的声线此刻徐徐响起。 “本来来这里之前，也的确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今天的情况……我真的希望，哪怕你们告诉我是我德行有差，也胜过单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的缘由。” 这番话使我更加愧疚了，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的确因为他的皮肤而产生不敬之意。 “但说到刚才把你捏到疼，也的确是我的不对。” “不，不是这样的。”我争辩道。王耀意外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期待着他的回语，但他似乎迷蒙着，若有所思。 “我也得向你道歉，为我书房里那些表里相异的闲书，和我父亲仆人们的态度。” “也不一定就得叫它们闲书，”王耀再次出声，“我刚刚翻过它们了，你看的范围真广，从凡尔纳到普鲁斯特，你甚至看卡夫卡——他们可都是文学大家。” 收回我之前的想法，王耀不是一般的聪明，他身上有一股我从未发觉过的灵性。当我感觉话题难以为继时，他便巧妙地回避了关于父亲的态度问题，转而用书籍吸引我的注意力。他成功了，我心里的话已经化成几千万只小猫爪挠着心脏，想要喷薄而出。而激流的波涛仍未停止，王耀接着问道:“你能给我讲讲波德莱尔吗，它被单独放在你的抽屉里，并未被摆出来。你父亲想要翻开它的时候，我便顺手把它藏起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我那本硬皮外壳天鹅绒扣的《恶之华》，封面梳着卷儿的金发女郎一手持玫瑰花，一手攥着夏娃的禁果。他白皙的双手搭在红色的封皮上，显得分外纯净。此刻我们刚刚走到花园里，高耸的雪松把稀碎的花纹筛在我们脸上，我几乎要以为，那是薄纱披在了我的脸上。时至今日，我的作品已经登上巴黎歌剧院数次，我总以为我的灵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前约着那些女孩子写肉麻的情书绝不作数，作词家天生是诗人，苍白的感情不足以成为绝好爱情诗的养料。那天下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何为何物——我忘记了父亲的任务，他“忘记”了教师的职责。从布格罗的完美神话到亨利·卢梭的魔幻丛林，又或者是争论勋伯格又是怎样的新奇。我心情舒畅，浑身的细胞都叫嚣着再和他多呆一会儿，更多，或者说别再离开。我从任何一位“理想”的小姐身上都得不到这样强大的精神慰藉，而我，和普通人一样狭隘自满的我，就这么轻易得到了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博学男子的友爱。《情人》AU，如有雷同，全部都是我的锅😂 法叔视角，人类设定＃令人不愉快的三次向描写＃别看狗血到爆 ———————————— 在此之后，没有人能阻止我的文思如涌泉般爆发，即使是我那专制势利的父亲。王耀很好地扮演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局外人形象，虽然懂得隐忍之道，但真要他低声下气也绝无可能，他总是尽可能地从我过去跑野的田埂上进入——自我被关在小黑屋以后，父亲发动了一大票仆人，才最终在一位平时住得离门口很近的仆人那里得到情报��分析出我的逃跑轨迹——我又不是白痴，所谓秘密通道，即使已经人尽皆知，每日从上面踏过的人也寥寥无几。每周星期五下午两点钟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准确的说，整个星期五我都沉浸在一股恋爱般的情绪中。上午偶尔认真听过的文学课，成为释放头脑风暴最好的场所。就连不苟言笑的冯·贝施密特先生也罕见地当面称赞了我，说我对于德国和俄罗斯的文学有了一些值得称道的见地，但他不喜欢我模仿着拜伦或是别的什么流行作家的语调，写着三流情色小说的内容。于是我又花了些时间思考“玛利亚·热尔保望着张先生无法自已，她情愿将自己洁白的酥胸一辈子向这位仪表端庄的男人开放”怎能称得上下流，比起过去几百年来法国宫闱里流传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风流韵事，我简直纯情至极。在课堂纪律上面，王耀倒是礼教的拥护者，但他见我实在不是静心钻研通往学界的料，也并不强求。因而我几乎从来都没有规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过，我喜欢把椅子挪到他这一边，如此他专心致志地在草稿纸上画出正弦函数时，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在他的肩膀上，眼睛往斜上方瞟，观察他的剑眉和包裹在纤长睫毛下如宇宙浩瀚的眼睛。我不怀疑那眼睛里有一股魔力，如黑洞如流动的银河吸引着我的热忱。 “你听见了吗？波诺弗瓦少爷？”王耀不动声色地把我轻轻扶起来，用他刚刚完成的计算结果隔开了我俩的距离。我身体前倾，以童年等待着母亲相机的天真双手拖着下巴，微笑道:“当然，系数影响它的振幅。” 他放松地把草稿纸给了我，摆手示意结束课程。整个人从刚才腰背绷直的状态松懈到了靠椅上，我讨好地把椅子再挪进了些，爬起来跪在椅子上，现在我的脸靠在他的胸膛上了，他刚浅闭起来的眼睛感受到阴影的压迫，于是他不情愿地清醒起来，对我嘟囔道:“我就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会离开的。” “您这么说可真叫人伤心。”我努力地把眼帘垂下，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好像我是什么可恶的资本家一样。” 王耀深知我的品性，外表云淡风轻。他懒洋洋地摆弄着教具，塞进自己的公文包里。“你就是资本家，”语气里有隐藏不住的笑意，“你不但是个万恶的小资本家，还是个小贵族。” 我闲得发慌，顺手帮他把剩余的东西也整理好。“把'小'去掉，我的先生，”我成功地捕捉到他表情里转瞬即逝的无措，心里洋洋得意，“顺带一提，波旁王朝灭亡将近一百年了。” “它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王耀慨叹道，每谈及文学和历史，即使他当日下午真的困得眼皮打架(虽然并不影响教学质量，但他到底是怎么搞的?)，只要有他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他都会及时地醒过来，“贵族或许不再是政治舞台的主流，但他们永远都在上流社会的高楼。一夜暴富的资本家，或许毕生也不能融入这样的环境里。” 我努力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这挂着半吊子贵族的浪子，金钱时代的弄潮儿，颠沛半生，心灵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才终于明白这段话的含义。索瓦丝和春燕的关系或许在旁人看来扑朔迷离，多数人只当她们情同姐妹，也会有无聊好事之徒谈论她们单独出行时，身边却陪伴着同一个男人——倘若真要让贺瑞斯听到这种传言，估计面瘫如他，也得回家笑个不停地讲给他的姐姐和妻子听了。没有关系，如今，不会有道德的枷锁阻止她们相爱。事情的展现如此简单，有一天，我自己推着轮椅缓缓路过我早就转交给索瓦丝的书房时，发现她正缠着春燕给她讲解正弦函数，这使我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屏住呼吸，感觉一股时光倒流的惊悚猛地渗进我的脑子里。老年人对于量子运动的感受已经不甚准确，再抬头时，两个女孩子已经搂着对方热吻起来。这一场亲热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王春燕从黑色的不像女孩子用的公文包里摸出一枚戒指，看上去足足七克拉的钻石镶嵌在大块延边白金戒环上，索瓦丝这见惯繁华的女孩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六十年前，惊讶的人则是王耀，尽管他的反应要相对冷静得多，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西方人夸张的情感表达与毫不掩饰的玩笑。 “鄙人只是感慨加调侃一下我们未来的德·波诺弗瓦勋爵，没想到真是随便往身上一搜便是稀世珍宝!” 我干巴巴地笑道:“其实，这是来普罗旺斯之前，我从家里的仓库顺过来的。” 这是实话，管家尽职尽责，然而东西太多，仆人们进进出出仍然显得凌乱。等到半夜，疲惫的大人们睡得死沉，我能凭着十三四岁时翻越围墙偷去报亭买那种杂志的功力悄无声息地摸到仓库。在他离开了几十年之后，我仍然以那段经历为豪，因为它是证明我追求炽烈的叛逆的象征。王耀大笑起来，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作势要把整个脑袋和胸口都压在他的身上，用双手推攘他的肩膀。王耀这才慌张地过来推我，他现在一向不敢过于使力。我说过，我是一个有着革命般冲动与身体力行精神的人，和王耀不到半个月的相处里，平静只是欲望的掩护，得体的话语全然为了梦里挣脱不了的渴求。几次拉锯战之后，我和他被生生固定在了不到十厘米的距离内，他还轻轻地喘着热气，身上好闻的清新花香混杂着汗水的咸湿与我的玫瑰香薰交合在一起。他的两颗黑曜石般的眸子里映着的全部是我，对于他人，对于我来说，小小的球体里只能看见一个被扭曲化了的金色的脑袋。只有王耀才能把这个破碎的，扭曲的我还原成他理想里情感的镜面。王耀在颤抖着，似大浪拍打的喘息变调为低沉的呼吸。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禁锢着我的双手仿佛化身为锁链。此刻，我情愿，也着实地，试图挤出我人生中最为甜蜜魅惑的笑容。此刻巴黎的少女们泛着香水味的笑容一个个在我的脑中排过，成为我吸引这株异国之花的教例。对于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期待胜过了一切祈愿，那些荒唐的理智，实际的考虑，我要叫它们通通见鬼。我只能用鼻尖轻轻触碰他的嘴唇，想着哪怕今天是世界末日也别想让我停止。他猛地把我提起来，力道之大甚至超过第一次。比他矮不了多少的我被提离了地面，然后在我来得及尖叫之前把我抱起来，堪堪跨坐在他的腿上。这回我真的要尖叫起来了，随后马上被他修长的双手堵住了嘴。而我鬼使神差地竟然想要微微放松桎梏，好让我的舌头能够摩挲他的手掌。王耀的西服扣子在争执中被我拉开了，衬衫也显得凌乱不堪，脸上却挂着面对我父亲时的标准扑克脸，眼里的湖水了无波澜。我意识到我正坐在一座不知何时会爆发的火山上，只不过内心并无恐惧，只想被他炸得粉身碎骨。 “如果被波诺弗瓦先生发现，你或许还能得到原谅，我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心里蓦地被泼下凉水。但燃遍的火焰不能灭尽，半个月以来我是那么忠诚地热爱着他，任何女人在我的眼里都黯然失色。 “我既然敢这么做，自然也有我的把握……我马上就要满十八岁了!” “而这份把握并不足以支撑起你我的未来——哪怕是我们有一丁点的可能会在一起。”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他微微低头，眼睛被遮掩在长长的刘海中。 “你的父亲不会同意，那么你得想办法经济独立，并且终其一生都不能利用任何的家族关系，社会也不会宽容你，你会成为少数分子。” “而你我的羁绊，除了师生，和那莫名奇妙的……感情之外还有什么呢？除了我的名字，国家，表妹和同样关于文学历史的喜好，你还了解些什么呢？你甚至有没有想过，快满三十岁的我，可能还有一位妻子在中国等待?” 我无力地瘫软下去，拼命告诫自己别在他眼前落泪。他抱得更紧了些，松开了一只手，安抚性地拍在我的背上。地板上是一层可见跳跃的薄薄的灰尘，自他每周驻扎在这个房间里以后，打扫一向由我亲历亲为，过惯优渥生活的我不习惯这些，我只能尽量地偷偷观察女仆们的动作，然后照本宣科地重现。辛苦是幸福的资格。王耀主动把我放进了怀里，这回换做我僵硬得一动不动。 “我没有妻子。”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以中国人的普遍婚龄来看，他算是异类了。 “初次见面时我就知道，你和别的中国人不一样，”我搜肠刮肚地回想那些在巴黎见过的亚洲人的情态，试图用思考平复情绪，“他们有的麻木不仁，终日等死；还有人每天起早贪黑起来学习，准备日后回归中国。” “我也是要回中国的。”他插嘴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我认真地说，“但那些人里没有谁像你一样，就像从古希腊，或者从中国的传说里走出来的奇迹。” 王耀伸出左手无名指戳我的脸颊，一瞬间我又差点爆发，他的手指移开，挪到了太阳穴上，另一只手也松开，挪到对称之处，于是我主动往前坐了些，这次他没有把我推开。他帮我平静即即将迸裂的神经。 “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王耀苦笑道，西下的��阳窥破了隐蔽的窗帘，忧郁洒在他的眼里，“历史的进程不需要我的笔杆子。” “谁说的?我一直以为你看得很远。” “真正被实现的超脱时空的想法很少很少，所以每一件都能被载入史册。人们不是看不见未来，但他们能控制的只有现在，当他们将无奈的应急之举施行在今日时，明天又会不断改变。”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认真的，四目相对的，双唇平行地，一字一句说道:“所以我宁可你活得轻松些……在中国，可能我们连未来都没有。” 我哪里会想到这里来呀，我以为，我就是为爱与自由而生的灵魂，如今却要像现实和历史进程让步了。我想，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十七年来积蓄的浓重的情感，此刻经历战争的洗礼，终于被安宁地平铺在棺材上。但我不能什么也得不到。 “我知道了，我只有一个心愿，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你想要离开，我会随时为你准备好一切。” 他点头同意，于是我把下巴搁在他的锁骨上，脑袋朝着上方扬起。就像朝圣者跪拜着他的主的圣象。 “我要借您的爱情，您全心全意的爱情，从走出这个房间开始，一直到您乘上飞机的那一天为止。” 在那以后我还会继续爱着他，即使后来我可能会爱上别人。我等待他艰难的心里斗争中那片沉默的真相，我想拼凑他神秘身世下难得的一片真实。最后，他艰难地，却又坚定地吐字。 “如你所愿。” —————————— 我理了理思路，发现好像离完结还有点远，虽然看起来第二章就莫名摊牌了→_→ 话说写这个真的好累的，我需要小短篇恢复元气→_→所以大概要放飞一下了。＃地理常识性错误一大堆，准确的来说应该没啥对的地方＃多重时间倒序，信息量有点……大＃这个若法的情话终于可以毕业了＃逻辑它死了并且哭着被我埋葬＃lof有德千万别和谐 ———————— 三个月来，出于一种冥冥中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思绪，我从未向王耀打听关于他更多的信息。终将失去的残忍快感让我从踏出房间的一刻起迅速成长为爱神的拥蹩，把汲取有限空气中无限可能的爱意当做自己的第一使命。二十四年后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六点钟，我亲爱的小天使玛格丽特在她婚礼之后的派对上醉醺醺气鼓鼓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十足的混蛋。她把我赠与的波诺弗瓦家族在阿维尼翁一处小小的双层洋房的地契返还给我，然后在我再三的拒绝中撕毁了它，她说她爱我给予她温暖的保护与理智的宽容，但不要再看着我永远逡巡在文学大门将进未进之处成为渴望接近爱的幽灵。我并非在王耀离开的那一刻起放弃了文学的理想，我的妻子是个很好的英国女人，我可以与之心平气和地谈论莎士比亚与华兹华斯。但与她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同于少年时代的悠闲的心境，昔日摄于长穗薰衣草田的回忆随着德国人点起的烟火轻轻地覆灭在另一个世界。没有必要的冲动使我再次举起写作的笔。直到弗朗索瓦丝·威廉姆斯的出生，我才陆陆续续地将昔日的日记和诗歌解禁，然后将几十年来源源不断积淀的灵感如沙倾流河般喷泻出来，为此我最终将事业交给了马修，于是梅格总是温柔地抱怨我又在劳逸她宽厚的丈夫。之所以选择将其公之于众，是因为我最终失去了与他的联系。从日军轰炸南京开始，邮局不再接受寄往中国的信件，本来就小得可怜的角落里的窗口被换上了另一个中非国家的名字，金融家们已经预料到了即将席卷整个亚欧大陆的风暴，保底的资产在看不见的地下线中瞒天过海渡向远方。我心急如焚，无可奈何，父亲带着家产逃去拉美时我只是站在英吉利海峡的岸边，拍掉他死命拉住我的双手，无视他用恐吓与怒骂哀求我与他同去。我只是目送他成为海岸线上的黑点。当他最终消失只剩一轮金色夕阳挂在织锦天幕上时，一个站在甲板上帮工擦洗铁锚的盎格鲁撒克逊少女据说久久注视着我，而那时我正低着头，回想与王耀四次刻骨铭心地相处的场景。第三次坐落在阿维尼翁一处小小的双层洋房，历史进程定位在那短短三个月的第七天，那是父亲预备十八岁时给我的第一栋房产，在催促仆人们收拾好整栋房子的第一天，我告诉父亲有社交圈子的应酬，然后不管他的反应便轻快地离开了这个束缚着我的小小囚牢。从专属于我和王耀的跑野小路上一口气奔过是平生最为畅快的体验，未经荒垦的处女之林与人工雕琢的花田信海沐浴在银河列车的运行轨迹上，百年之后，我和王耀必定在此相逢。半天晚霞半天黑穹将长短不一的山毛榉与欧洲榛装点成童话里辛德瑞拉驻满白鸽与斑鸠的许愿树。穿过珠帘般枝条的阴影，越过尚未开花的薰衣草地，隐匿的流萤正缓缓朝天鹅座的双翼飞去。我知道王耀就在薰衣草私田另一段的洋房旁边等着我，为了这一次幽会，我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为他绘制地图，并躲过父亲的视线提前安排好汽车。等到前一天我又早早地睡下，心里纠结着明日是否会平白生出令人恼怒的黑眼圈来。那时候的我远离友人，爱情第一。许多人说这样的男子不免太缺少雄性魅力，直到我留起胡子之前也总有人把我当成女人，而随着我由最初的恼怒到最后的彻底改变的，正是日渐玩世不恭和令人作呕的态度。所以，每当人们羡慕起二十几岁的我身边红颜无数时，老年人的余晖之怒总会被轻而易举地挑起，想要咆哮自己的滥情与失责，但迪兰·托马斯却说过，不要温顺地走入那个良宵。那个良夜，话语已经迸发不出激情的火花，一切都是在双方几近沉默，全凭默契和阿芙洛狄忒赋予的合二为一的心��下进行的。宵烛朝着天鹅纵身跃去，就像半个月来一直彷徨着的我。我一把扑进王耀的怀里，却将钥匙甩飞到窗沿的最高角上，王耀伸手欲抓的身体失去平衡，落在新铺的尚未沾染尘埃的手工波斯地毯上。他像一座没有棱角的山，西式的深色丝绸制服上流着一股黑色的瀑布。主啊!我祈祷着，跨坐在他的身体上，慢慢解开自己的衣服，王耀的身体颤抖得不像话，仿佛他才是那个献祭者。原谅我，只有今晚，您卑劣的信徒，与一个未曾信仰崇拜着自然的天地的人，他们因为相爱而结合在一起。你尽可夺取他的余生作为惩罚，只求为他的爱人留下一条生路。 “你看，你看……”握着他的双手拂过我已经裸露的胸口，“摸摸我吧，我的心就在这里。” 他因夜的湿气而凉透的手指缓缓抬起，划过我的嘴唇，划过锁骨，迟疑地停过左侧红樱，静止在旁边心脏的位置上。全身的感官都被泡在冰里，被他触及之处因刺激而发红，他拂过我的眼角，拭去几滴眼泪，于是我朝他微笑，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里王子邂逅睡梦中的天国仙女的情景，此刻他感激的亲吻像雨点般落下来。你来，你的双手尽可探求更下方的两腿间的罪恶，将甜蜜的汁液从青涩的浆果中吸取出来。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他的第一次，这是两个心理十七岁的人的故事。两个人脊背汗津津地贴在一起看星星，计算彗星回归年的讯息。争论的嘴唇又会越说越贴近对方，直至全身又贴在一起，当晚反反复复好几次，最终在我一片狂喜的晕眩中倒了下去，失去意识的前一刻听见有人意味不明的叹息。后来他捡回钥匙，把我清理好送到了主卧室的床上，他本想另收拾了客房度过，却被我紧紧地攥住了手臂，于是他便坐在了床头，让我晕晕沉沉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然后靠着枕头抚摸我安静的脸，一直到天色将明，才终于沉沉睡去。当我从这温柔地近乎虚幻的梦境中醒来时，抬头便看见他沧桑又天真的睡颜。当我们已经彻底坦诚相对时，却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索瓦丝曾鼓励我将未竟的心愿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而我上百次试图改变未来，创造出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却毫无办法。我相信时间是单向线条，因某一个意外产生的结只需要忽略便可以继续前进的道路。我们俩这初次恋爱的傻瓜，初夜后的白天过得滑稽可笑。这天早上两人几乎失去了言语。耀试图给我烧菜，却发现法国式的蔬果和调料完全不可以与中国式并论，两个人都是一阵手忙脚乱，身上脸上沾着酱油和面粉，心里却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静，当你看见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未梳洗的一面暴露给你时，你与爱情的距离也终于完美地渐型成熟。事实证明我俩有着下厨房的天赋，在那个女人主导着厨房和家庭的时代，家境并不贫寒的我们在第一餐的失败后熟练地就掌握了美食技能，我刚端出一碗俄式红菜汤，耀便迎上来将一块牛肋排喂进我的嘴里。 “我不知道这材料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我耳边悄声说道，“你这里的房子里莫非还有佣人？” “那是我之前准备的……只有两个，都被我打发去休假了。” “那便很好。”耀带着他最接近于孩子气的笑容说道。我有多爱他年长者的睿智模样，就有多迷恋他现在全然稚气的表情。与妻子离婚之后，也有过那么一些男孩子主动围到我的身边来，彼时我也早已超过了王耀那般天真与内敛并存的年纪，因而害怕审视的习惯将他们玷污，便将他们每一个人都耐心地打发走，然后宁愿一个人留在家里模仿安格尔的真迹。妻子从那伊丽莎白号的甲板上走来，留在法国陪我直到玛格丽特结婚前一年为止，随后在某个我还沉浸在旧梦中的清晨又带上她全部衣服，首饰，摆在家里客厅橱窗的相册集匆匆登上了下一趟回到英国的航班，她在简陋的便笺上写着梅格就拜托给我，并用她这辈子最“凶狠”的语气说，若我食言，必将不得善终。我只是哑然失笑，二十多年前在双层楼房之下，背景漫漫的薰衣草中，对上帝祈求的惩罚竟然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几个月前她便表露出离婚的意愿，说自己愿意回到苏格兰的乡下安静地度过最后的旅程。而我已经沉浸在愧疚中那么多年，心里仿佛也有了解脱。我并非一味无情地将她当做牺牲品，她说过，当我在渡口冷漠地拒绝了逃亡，站在夕阳底下沉思时，她也在专心致志地盯着我。王耀离开之前对我说一切必将有新的开始，于是当我因为企业货物的问题再次来到这里，并真切地发现她的(第二次)注视时，我想或许这就是是命中注定的历史行程。在她羞怯地向我告白之后，我选择学习爱她。我不能用爱着王耀那样的方式爱着她，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与我遇见王耀之前遇见的那些少女们无甚区别的人，但我竭尽我最后的热情去爱她，她自己也承认，新婚三年，她一直也开心无比。玛格丽特理解一切，但她仍心存苦涩。二十年后的索瓦丝通晓一切，为我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王春燕简直就是他女性的翻版，幽深的黑眸里是时光的隧道，王春燕的眼神温柔地拂过索瓦丝的手指和脸颊，然后越过亲爱的孙女儿的发髻一直扫到我的身上，她的手里仍然拿着那枚戒指，郑重地扬起，真相被魔女的八音盒吐出。最后的告别和开始，信物被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里。为了利用好和王耀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已经习惯于知了不辍的夜晚里挑灯夜战自学几何，父亲以为我的转变是一个少年终于走向他人生正轨的表现，而对我来说，那不过是情感的绝地反击。父亲希冀把他未完成的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于我却意味着毕生的寂寞与违心的安逸。没落的波诺弗瓦家族能在他的搭理下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资本主义的佼佼者，并不意味着我就也能够在商场呼风唤雨，满面得意。待到我成为一家之主后，多年来不温不火的经营使公司前途晦暗不明，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这没有诗歌与音乐的二十年，直到迎来轻快的青年马修·威廉姆斯为止。如今星期五下午已经成为了暧昧的暗号与隐秘的情热，我希望一直在他的面前都是完美无缺的样子，那是我最擅长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我希望当我自觉完美，并为之改变时，这种完美在别人的眼里也变为真实。在王耀的面前，一切别有用心的“残缺的美”，都只能自惭形秽。王耀想告诉我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不，我并不在意他在中国留下的那些痕迹，因为那从头到尾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文化符号。我说我爱上他的时候，他那超凡脱俗的气势已经凌驾于他中国人的形象之上，因此我无法理解当他的身世真正地在异乡贫瘠的土地上打开时，我又该做何等反应。我并非对于那片土地有偏见刻薄的印象，只是我需要一个未曾熟知的精神寄托，我希望这份力量来源于他。 ———————————— 下一章终于没那么麻烦了，差不多又可以恢复正常顺序了…… 这一节还有大概几百来字，明天补，实在是太困了…… ＃部分有参考《情人》内容＃可能有争议性的背景描写 —————————————— 除此之外，时间衰变的认知也使我的内心的空洞逐渐变大，我信誓旦旦地对他说别无所求，但那是一种看似深刻表白下的浅薄祈愿。临到三个月的界限，仿佛像得了皮肤渴求症，依赖王耀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这份一脸就像毒品一样一点点地扩大，令人上瘾。我太年轻了，害怕改变一时冲动而做出草率的决定。这也是我头一回如此憎恨着自己的理智，它在我还来得及反应之前，就开始推动着分离。到后来我也不再缠着他肆意索求，只是站在一边看他写周期函数公式。这就足以让我落泪，低头，模拟出从未存在的很多年以后的场景。我只要静静地看着他就好，仿佛此刻我俩已经头发花白，相伴一生。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你认真工作的样子是多么美。”我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他，眼帘微垂地盯着从他颈部微下方一直伸向白衬衣里部的一道伤疤，想必那是一道没有我的故事的创口。最后一行短短的标题的落成，王耀在单词的末尾打下一个慎重的点。他切实惆怅着的眼神空洞地望向窗户外的方向，那是过去三个月里我们踏过的长着童话树木和醉人的薰衣草花海的短暂的恋迹。他来的时候，那还是一片苍白荒凉的绿，驱使我从隐匿着庸丑的黑暗里寻找唯一的解脱；他将行之时，盛夏的热气已经推进到日渐剥离伪装的泛红肌肤里，薰衣草一季最后的辉煌和着刺眼的阳光闯进了小小的书房里。 “三个月，和你谈了一次很长的恋爱，作为中国人，这曾经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奢求。” 他翻过手来捻着我垂到他肩上的金色发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头发发光的样子。 “可我这个情感上的愚者，依旧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追源溯底也无法描绘出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除了那三个无比精确的时间点。”他改变姿势，熟练伸手把我揽进他的怀里，我立刻紧紧地抱住了他，仿佛抱着一件本该永不松手的珍宝，我抱着他的脖子吻遍他的胸膛，他叹息着顺抚着我的背部，像圣灵关怀着圣子，像忏悔的人抚摸着基督。 “你说，我会忘记你吗。我觉得，我快要忘记你青春年少的模样了。”他开始哽咽，颤抖的双手摸到我的脸上，那个男人在用手指细细摩挲我的眉心，“如果我忘记你了，还有谁会记得我呢？” “你该忘记的，”我喃喃道，“我记得就好。” 从来，我就未曾想过破坏他生活的正轨，自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才是整场棋局中最大的变数开始，因此所有的苦果自然应当由我承担。三个月前，他还是个感情内敛如蚌里珍珠的人。他需要事业，妻子，儿女和一辈子幸福和平安的体验，不需要一段发生在异国的注定不会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与历史进程所接受的，师生之间的，同性相吸的背德之恋。它的纽带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所以注定要在绽放得最灿烂的时候死去。从我诱使着他拿起《恶之华》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无端地向着错误地方向转动，而我在十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中找到了它，并把它记录下来。 ——我对他说，乐意至极。于是打开了庄严封皮上的银质纽扣，随意翻到的是某个遥远的尚不知人间悲喜，强说闲愁的夜晚里贴下的书签。于是那片干涸近黄的枫叶被雀跃的手指捡起来，连带着被汁液染成深色的优美句子。 “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不要把一个阶段幻想得很好而又去幻想等待后的结果……”*¹ 我曾唱着这首诗，陪着王耀从静谧的花园走过。现在他把它还给了我，用他惯用的描画着函数图像的钢笔，以漂亮的花体字誊抄在封面后的纪念白页上，并且至今保留在我粘满破损的油黄色信件的文件夹里，那是六十年来到达不曾到达那片古老的大地的思念。德国人把我们的财产，工厂，美丽的薰衣草田与花园带走，仅留下一幢摇摇欲坠，支架崩离的二层洋房。我的日记也不慎在混乱中从外部的记忆里消失了，只剩下慌乱中扯下的副页被如救命稻草般一直扣在怀里。我把行李箱的最后一根拉链拉上，将他在法国的一切记忆打包起来。王耀正读着一份信件，那是他行将就木的父亲在履行作为一个传统中国大家长的义务，现在，他可能真正地拥有了一个未曾谋面的温顺的中国未婚妻，一个年龄比我小上一岁的女人，终其一生被豢养在家的温室里，她会小心翼翼地揣度着丈夫的喜好，由她亲身或者她推荐的女人为家主贡献上一个能够继承他的口碑的儿子。也许不会，哪怕是在那个遥远得连故事都被幻想家随意揣上黄金或者鸦片的国度，数学家都是一个全新得足以让人将旧时代的陋俗与之分而论之的新概念。王耀把他的地址写在我的手心上，并告诉我若有需要之处，尽管给他写信，不必担心纷繁的事务使他逐渐失去活力。我盯着手上那段画成方块的汉语字母，然后叫王耀把他名字的两个字写在我的另一只手上。他不是在许诺，他是在恳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用钢笔写中文，他写得很慢，笔尖在掌心里优雅地游走。我曾打趣道中国人写上一篇同样长的自传需要花上比法国人至少多两倍的时间，等待毛笔渲染完世界的第一分空白时，法国人已经遥遥领先。他说他宁可跟随他的文字在人间浑浑噩噩，优哉游哉地活着，到了老年，用不着双手合十地匍匐在巴黎圣母院被人以抽象地意绪亲吻了千万遍的玛利亚的脚下，他要在黑白无常前来索魂之前刚好过完迟去的少年，在来不及回首过去时带着生命巅峰里的轻逸与从容离开。 “何必这么麻烦，”王春燕冰凉的眼睛里倒挂着他的灵魂，把那颗珍稀的钻戒压在我的手上，双眸细细地眯起来，慨叹她祖父之兄长最不想得到的那种命运，“疯不过一个时代的人的，还谈什么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我站在奥利机场最后一次亲吻他，他用强大的手劲把我腾空抱起来，做了一个优美的全转。人来人往之间缺乏言语的交流，只有一位穿着巴黎美术学院制服的同龄人投来新奇而毫无恶意的一笑。我以飞吻回报，看着少年红着脸加速从身边走过。他轻轻放开我，我拉起他的手，摩挲左手无名指下粗砺的茧纹。这只手指曾抵在我的脸颊上，支起一支抖动磨损到充满刮痕的深棕色Montagut钢笔，向下探索最深处激情的源泉。今后它会被赋予一个完全不同的使命，带着他的主人去参加革命，或者成为南京政府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小职员，或者继续它的通往数学王宫的使命。也许它会在另一场有着传统中国红烛喜被的东方夜里，开扩另一条东方女人的温暖的通道。然后他们结合，生儿育女，最后那个站在普罗旺斯薰衣草田的年轻金发法国男孩会被彻底地埋在一个垂老的最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压抑起来的诗意中，偶尔透过时代局限浮上水面悄悄地喘一口气。或许那时他已经不记得我的金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珠，横躺在天鹅座流星雨下洁白尚青涩的身体。我把那枚顺来的钻戒套在他的无名指上，然后亲吻他的手指，他看我就像我第一次向他告白，索要他短暂爱情时一样晦涩，这一次我懂他。 “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不必担心有人用戒指把你套走。” 他笑了笑，把手抬起，钻石在他眼睛里映射出如黑夜幽泉里泛起粼粼波涛的光点，他的眼睛里有太多太多的言语被埋藏起来了，有些不知道如何启口，有些是被我特意阻挡了流泻。 “可惜我没有戒指给你，除了这支钢笔，我什么都没法给你。” 我把他握着钢笔伸向我心口的手放回了棕色风衣的口袋里，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我说我早就告诉他不要留下任何值得我凭吊的东西，我只需要一个空洞的回忆，足以让我的后半生都沉浸在文字创造的幻想世界里。我到底爱着他什么呢？从他惊为天人的相貌开始，到他不屈服于歧视的天生傲气，再到后来那些渊容百家的人文造诣，或者是走向严谨的数学精神，可我觉得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我是如何在三个月内如何耗尽了一生的感情去爱也许仅存于他神秘的身世里冰山一隅的性格特质，但我知道我是真真切切地爱着他，因为他就在我的怀里。当飞机的双翼响起螺旋桨转动的声音时，整个机场都沐浴在引擎震耳欲聋的悲鸣中。隔着极远的起飞区，看不见的飞机向天空发出令天空画面抖动的声波，最后终于逃出地面，像一鸣冲天的青鸟飞向所有人的视线。有绅士脱下他的礼帽，对天空中的故人无声地喊:“A bientot”，一位穿着卡其色丝绸长衫和酒红色羊毛披肩的女子泪流满面，在飞机缩小成点的轰隆声中渐行渐远。我在夕阳里抬起左手，无名指上光秃秃的，像个纯洁无辜的婴孩，我对它自言自语道:“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来自中国北方的信件几乎全部携带着经年的信息。王耀仿佛失去了过去诗人般的语言，琐碎又零散地抱怨着家长里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妻子，偶尔向我提起他的弟弟娶的新式女子，带着大脚和超越许多男人的学识与阅历和丈夫手牵手地跨进了他家充满发霉气息的大门。他提到德国社会工人党的上台让他对于我的安全有了难以入眠的担忧，当我终于能够从邮局拆开这封信时，父亲已经在慌张地策划着拉丁美洲的逃亡，于是任由他和仆人们在家中来来回回地穿梭着，我站在书房里安稳地读着给我的信。他说他去了延安，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地名，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活成了怎样的人。南京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过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信息。我认识了那个来自苏格兰乡下的少女，她有着鲜艳的红发，碧绿的眼睛，朴实又带着那个小岛上特有的端庄的性格，她本来不识多少字，于是我翻着字典一页一页地教她，后来是散文，再后来是诗集和我的手稿。有一天，她指着一篇翻译过来的诗歌对我说，她觉得那很美，我说没错，来自古老中国的现代诗人，几年前死于一场飞行事故。她说她以为我喜欢这首诗，把它夹在一堆文学大家的名篇中。我说我更爱波德莱尔，但有一位故人在信里把它摘写下来，就这样留在了我的收藏里。今夜我就听这一场秋雨听雨滴打落黄叶听足音踏过石径听风越过纱窗听菊悄悄绽放*² …… 那个人死于五十年代末期，刚刚长出皱纹的他被脏兮兮的麻绳捆起来。临刑之前，他索性默写了一晚上的诗，从徐志摩到波德莱尔，从普希金到冯·海塞，这个人不为他自己即将进入历史行程的任何往事辩解，于是罪名就被默认裁定，免去了之后即将承受的更大的悲哀。他最后的遗言中只是痛骂他的兄弟是个无耻的混蛋，说他是骗子，恶心的烂货，一个小人。他同样聪明的兄弟带着家人含泪地宣布与他划清界限，然后在某个冷寂的秋夜里从无人看顾的地上偷偷拖走他冰凉的身体，埋在老家后山半腰处。那里如今已草木丛生，没有墓碑的土丘上长满倔强的五彩斑斓的野花，没有别人会在意一个死去的魂灵，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他并没有结婚，也就没有人陪伴他度过后面四十年的岁月，在那些茫茫不可倾诉的夜晚里，只有秋雨滴滴答答地触碰花朵细小的蕊尖。这是我，一个法国白人男孩，从来一无所知的结局。我对王春燕说，我想去看他，在我还能看得清这个世界的时限里看看他最后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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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fu · 漢服]Chinese Tang Dynasty(618–907AD)Traditional Clothing Hanfu Based On Dunhuang Mural

【Historical Artifacts Reference 】:

China Tang Dynasty Dunhuang Mural：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Governor Wife Mrs.Wang and her daughters and servants in Cave 130 of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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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 Work：@丹青荟传统服饰

🔗Weibo：https://weibo.com/6311444174/MCBp7h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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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敏

蒋经国（图：公用领域/中华民国总统府）

蒋经国1910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奉化，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当时所在的上海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又在北京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而被关押了两个星期。1925年10月19日，15岁的蒋经国离开中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即被拉进了苏联共党。“四.一二”后，蒋经国被贬至西伯利亚服苦役，风餐露宿喝地沟油，还在那里被迫诋毁蒋介石。他成了斯大林的“人质”，苏联以他的性命要挟蒋介石。直到中共合法化后，1937年4月19日他才回到了中国。

1939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主任。1939年12月，日军趁乱（或故意）轰炸溪口镇，其母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赶回溪口，日后树立“以血洗血”石碑。

蒋经国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他办了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期青干班设在赣州西郊赤硃岭，学员150人。有一位涂脂抹粉、装扮入时的女学员，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她叫章亚苦。1911年生，江西万安人。在邂逅蒋经国之前，她曾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结识了蒋经国后，曾亲自写信给蒋经国，诉说自己的不幸与抱负，表示对蒋经国的崇敬。训练班结束后，章亚若被分配在赣州专员公署，成了蒋经国的随员和亲信。日久生情，两人热恋起来。很快，就半公开同居起来。章亚若怀孕后，蒋经国决定派部下桂辉送章亚若到桂林去待产。1942年3月间，蒋经国设宴为章亚若送行，王.N等作陪。分手时彼此难舍难分，犹如死别。到桂林不久，章亚若就生了一对不足月的双胞胎。这就是蒋孝严和章孝慈。蒋孝严的儿子蒋万安生于1977年，如今已经是台湾的立法委员。

1949年12月，蒋经国随父亲从重庆飞往台湾，1950年蒋经国担任民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升任国防部长，1972年6月26日任行政院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廉

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利为民所谋

蒋经国在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为民谋利必须深入民间。他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78-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他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3.“均富”

在蒋经国主政期间，大批贪官污吏被清除，政府大量投资农业、公路、机场、港口、裁减军费。在5-6年内，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四小龙之一。台湾奇迹，奇在经济成长的同时实现了“均富”。从1972年到1988年，人均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最高1/5家庭与最低1/5家庭的收入差，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能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而贫富差距却限制在8%以内的。这表示经济成长的硕果，由全民共享，财富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至今，仍被台湾人津津乐道。

4.博大的胸怀

蒋经国访问美国被刺未遂，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美国放了刺客。1970年4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仇伸冤！”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被制服。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他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成就了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包括李登辉。

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它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容忍上。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获得多数，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了高玉树获胜。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5.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蒋经国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

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帮助。

1984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名曰研究会，实际为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1984年11台湾“内政部长”称“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为非法组织，但国民党并没有取缔。1985年台湾地方选举，政府允许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员参加竞选。

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据传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秘密策划。“江南命案”发生以后，侨居海外的台湾华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最后，蒋经国透过判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并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勉强平息了“江南命案”。

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大陆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1985年12月25日，在“民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放弃权力垄断；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同时宣布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要求解除党禁，释放除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

1986年3月29日，蒋经国于国民党12届3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案，宣布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5月，蒋经国又指示，让体制内人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展开对话；由��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当年5月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禁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府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放光芒。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1986年9月28日，135位党外领导人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反对党正式诞生。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但《中国时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同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

国民党专政派要禁，蒋经国指示李登辉“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督促台湾当局实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Katherine C. Graham）时，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他感觉“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许多国民党人反对蒋经国开放党禁，他们提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1986年12月，民进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1987年11月1日，蒋经国宣布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到台北中山堂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经国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总统致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88年1月1日宣布解除“报禁”，这份政令，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过去的禁忌没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的出现，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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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章润

原清华教授许章润（图源：网络）

编者按：中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日前发表题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的万字长文。今年2月初，许章润曾以《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一文，痛斥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将其道德沦丧暴露无遗。半个月后，英媒就引述他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友人说，许章润过年从安徽老家探亲返京后就被警方软禁，他的微博、微信账号也被封杀，外人难以与他取得联系。

以下是《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全文：

冬去春来，举世皆疫，死伤枕籍，人间停摆。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性隔离，一种“人类的消失”与“世界的陨落”景象，其所撬动的潜藏已久、伺机而动的文明论疏离与种族论敌意，特别是它将政治的原始本质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权秩序的颓然衰落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初露端倪，伴随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复苏，正在进一步逼迫着我们反思人间秩序的政治涵义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并重述古老的政体之辩。由此，新一轮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进程已然开启，而必将进境于实际的政治进程。

置此情形，全球厌华效应第次发酵，对于共产极权体制终于重生应有之政治警觉，而中国的国家信誉扫地，中国之为一个政治单元再度空前孤立于世界体系，民生国运乃双双危殆矣。——几年来内政外交的持续倒退，尤其是内政之向毛氏恶政暗黑深渊倒行逆施，铆足劲儿作呀作，早已引致广泛不满与普遍危机，而终究将必须建设中华文明宪政秩序方能建成现代中国这一现代立国的普世原典问题，再度进一步鲜明呈现于国人面前。换言之，这个世界于可见未来，中国则值此当下，究竟将会迎来与应当具有何种政治方式与生活方式，轰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关头矣。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殒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熹微，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难政治与拯救政治

大疫以来，历经前期钳口锁喉、欺瞒作伪，后期一刀切全权维稳式举国发动，以万户萧疏、人人禁足为代价，国朝战疫已见成效，甚为显然。但因资讯遮罩，唯上是从，决策过程藏于宫闱，社会监督阙如，下层官员战战兢兢束手束脚，则后续效果难料，必有反复，同样难出意外。在此，监控型国家自上而下层层辖制，公权几乎不受限制，国民慑于恐惧而惯于听话服从。一日，列宁式政党的政制效能凸显，本不足奇。如本文后续所论，政治关乎良政，政制则唯善治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现为效能，而效能在于瞬间令万民禁足。刻下日常所谓“国家治理”云云，其实通常就是在抽离了良政这一基础之后，于此层面擘画。而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机时刻员警监控型体制的拿手好戏。看看，闭关锁国，人人站得笔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对而言，立宪民主政体赋权有限，社会发达而政府公权多所收敛，进入战时状态的程式性条件苛刻，决策机制启动有待于协商政治赋能，短时间内可能反不若威权政体之雷厉风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领导及其极化党争，心有旁骛、懈怠疏忽却又自以为是，则立宪民主体制优势尽失，却又无威权体制的战时效能，则情形势必一塌糊涂。实际上，整个欧美此番预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为“黄种人问题”这一隐秘内心的文明论默认。此于日本财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国财长峰会上的遭遇可证。相较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国并非失败型国家，架构于此国家之上的威权政制，凭借此种国家能力之无度财政汲取，喂养强大安保力量以为后盾，用国安纪检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强悍，加上这几十年人民血汗充实了国库，则战时机制一旦发动，短期效应突出。比诸今日之左翼极权，旧日老蒋统治蔚为右翼威权，而“国家治理”捉襟见肘，就在于其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初奠，只是个挂一漏万、摇摇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经济甫开其头，财力人力均不敷利用，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节翌日一纸封城，顿时举国禁足，考绩体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这边厢，百姓诺诺，源于一个“怕”字。不仅恐疫，更且惧官，连一瞬间仿��获得执法权、权威加身的社区物业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祸也。祸者，不仅是疫，更且为罚，一种极具任意性的、随时可能加诸身心的强制。实际上，也确曾普遍发生了安保村干过度“执法”实例。君不见，当此之际，多少行政举措说来就来，运动式，无所谓法制不法制矣。至于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学差异而导致生命政治态度有别，进而波及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亦且甚为显明，后文还将有所论及。网议以民众“怕死”与否解释中西国民面临疫症时对于常态社会性生活之趋避，可作侃大山一乐，却当不得真的。都怕事，都怕死，只不过外在体制及其释放的资讯不同，导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与指向有别，以至于民情之万里不同风也。至于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却娇然“我们相信政府”的大妈们，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儿，连“乳头乐”们都不如，不足论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布疫情，国朝上下乃娴熟运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难政治，营造拯救政治，最终烘云托月般炮制出领袖政治这一神话。封城之后全民恐慌，于是全面收紧行止，恐慌因资讯有限而发展成普遍恐惧。因恐惧而愈发依赖公权，只能服从，更加服从，后者乃于仿佛承担无限责任之际，予取予夺，万民俯首贴耳矣。国家和人民，就这样活生生惨遭绑架，而党国独大哉。其实，此番大疫，逝者已矣，伤者自舔，举国百姓克制自奉，万户萧瑟，承受了最大牺牲。如此这般，官宣对于实际疫情消长及其碾压之下患者长街求医的惶然窘迫情形之遮罩，对于医护仁心智勇的选择性报导之引向电视荧屏前的开发感动，对于所谓“火线入党、院士领头宣誓”的赫然镜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后来有关欧美应对失措之沾沾自喜、喋喋不休大幅报导，凡此资讯披露之选择及其指向，悉数利用苦难，旨在维护永远无错的光辉形象，塑造这艘烂船从来踏波前行、力挽狂澜的神话，引向“万众一心、同赴国难”的公共诉求，以及追随领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论是谁造成了“国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国难”。虽说一厢情愿，可笑荒唐，但经此辗转，不仅一定程度上似乎于普罗大众感官层面成功将丧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将作孽者变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祸、文过饰非的恶棍，摇身一变而为救苦救难的天使，进而，仿佛一时间消泯了对于天灾人祸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别是就此斩断了最高政治责任的因果链条。逮至疫情稍缓，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两头，悉数希望尽快做一了结，以告别这生命不堪承担之重。至于痛定思痛，追根究源，仅限于推导至大疫首发地之中低层级“官僚主义”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来，匆匆交卷，等于忘记了背面还有考题，实有待后续逐步加上补丁，不遑稍懈。但无法究源追责，等于埋下祸根，一旦因缘际会，旧疾还将发作。十七年间，中国两度爆发疫鬁，波及东亚与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后实际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赞歌”，叫嚣“战胜”，厚颜若此，死护着面子而其实颜面尽失，均属一种后文还将论及的极权政治路径依赖，教训在此，令人浩叹。

这样，自始至终，伴随着钳口锁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紧锣密鼓。实际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喷流之际，已有红彤彤《大国大潮》刊行，令国人齿冷心寒。此后更有颂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领袖光辉。无耻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范而指向“领袖型人物”结论，撒癔症，以此投名，为此张本。凡此颠倒黑白，虽说不出意料，却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为令人恶心。——那些央视播音评论诸辈，年纪轻轻，面容姣好，嗓音优美，却心智瞑懵，心志错乱，忸怩作态，为虎作伥，谎话连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厌恶！难怪此前其后爆出那么多男盗女娼。坊议所谓央视者，高官富贾之后宫也，概为忿语，而慨为一般舆论矣！

至于其间大小汉语施密特们，或搬用“例外论”，或炒作拉丁左派陈词滥调，鹦鹉学舌，编写巨兽神话，操弄民族主义，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对抗，织造中西明暗强弱寓言，开发感动，利用“钟南山—张伯礼”式巧伪之徒维稳白手套，白脸红脸，牵引盲众，种种伎俩，狡黠险恶，而又愚蠢无比，超越戈培尔，羞煞塔斯社，气死张春桥，却终究纸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话下。至于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杀，把核弹挂在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间称其“搅屎棍”，更不论矣。——一场本应赋予国族以生聚教训的苦难，似乎竟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顺提一句，坊议辄谓“能爬到这个位置，说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此论看似审时度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追认式的成王败寇逻辑，唯权是从，逢王就跪。究其实，多数而言，“这两把刷子”要么依恃蓝色血液或者诸如“秘书”这类裙带关系，扶上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则行云流水，少爷作风用于执政，百姓殃矣；要么凭借逢迎溜须、人前人后那一套，展现的恰恰是劣胜优汰，令不幸混迹官场挣一份口粮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边缘；要么按部就班混年资，或者，天上掉馅饼，整个儿一个糊里糊涂。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识增长停滞于学校毕业之日，心智与心志一边倒，唯一常习的便是官场文化，却因权位获得话语权，遂以发霉的旧货应对眼前的现实，除开绝对看上边眼色行事这一条牢记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却又仿佛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矣。——对什么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知，愚妄可笑之至，却自上而下，层层上演，级级模仿。置此情形下，居然还好意思说“党政机关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认知错位，自爱兮兮，令人作呕。

二、狰狞国家与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

面对大疫，民族国家疆界及其地缘政治意义兀自凸显，立马取代跨国共同体，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以利己自保为最高准则。而且，其地理与法政意义超出文明论，也逸出政治意识形态。一国之内，亦以行政区划切割。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国国自保，断航禁行，无不沿边界展开——家门、村口、省市区划与国境。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区规模乃至于国家层面抢夺拦截医护用品之丛林闹剧。换言之，国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间为生物政治所取代，国家间政治中的共同体概念面对“古老的”国家之强力地缘实存，即刻不攻自溃。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缩回国民，国民再被迫萎缩为市民，市民蜷缩成属地的居民，居民蜕化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体到街区与门牌，竟至于绿码中的号码。真所谓画影图形，无所逃遁，天网在上（under his eyes）。大国家、大政府阴影下，公民个体不仅无法逃离国家，而且随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讲述了一个政治不仅是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始准则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法政共同体权力而展开、本来意欲铺排之、却不意为其所操控之异常尴尬。就是说，作为治理单元、受托物件的国家，变成了“赤裸国家”，人民回归“赤裸生命”，而委责于国家及其政府。国家及其政府呢，不论表面上或者现实中，乃君临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处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这一地缘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坚不可摧的自由主义一己悲欢，已被大疫之下顿然现身之巨灵收拢于有形巨掌。威权国家本就无此政治底蕴，藉疫操练，驾轻就熟，无以复加，而人民从来都是“赤裸”的，立宪民主国家亦以“例外状态”应对，就其外溢效应而言，那历经沧桑的“民主国家阵营”一经大疫击打，其实早已落叶纷批，各顾各，硕果仅存的不过是萎缩为军事情报分享机制的“五眼联盟”，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之上阵父子兵。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国家之同仇敌忾，也难觅民主国家之声气相求，而原因不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原始巨灵发力，现代国家的1.0版本（民族国家—文明立国）冲决了其2.0版本（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目标设置，而且，在于老美这个头号民主国家居然沦落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国，了无头号大国应有的胸襟与担当，曾几何时的“美国时代”也就仿佛要进入后“美国时代”了。美欧等地民众不时上街抗议个人自由受限，公民联邦仿佛依旧发力，而民粹与民主夹杂，反智与反暴混融，此间源流堪为索引。进而，诸种因素辐辏，导致虽然大疫将一损俱损的现象摆在眼前，而下文将要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无论是在本意还是引申意义上，均顷刻土崩瓦解。

的确，大疫之下，奠立于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原形毕现，挥起了各扫门前雪的巨帚，高墙沿囯境瞬间耸立，可堪讶异，却绝非意外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番应对大疫，北欧的瑞典和东亚的日韩新等囯，中国的台湾地区，以色列与澳新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称典范，深值探究。香港这一原本治理优异之地，人财两丰，却失误连连，适为反例。当然，以色列常年处于战时或者准战时状态，其成功抗疫模式，难为其他常态国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仅具个案意义。——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此邦时常一骑绝尘，难以仿效矣。

就国朝情形而言，公权借此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救灾政治与治水社会的全副症状。但凡自上而下，级级发动，层层加码，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压抑民间，取消社会，以及钳口噤声、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悉数上演，仿佛无所不能，却又捉襟见肘。当然，无论怎样，“圣主英明，贪官有罪”这一条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头政策好，下头执行歪了”还是永不言败的制胜法宝。华生兄的长文滔滔，处心积虑，为君上忧，不过为此精致理论版本。其结果，如前所述，阻绝了究源追责的因果责任链条，是非难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灾人祸，一切照旧矣。非典而后新冠，居然接二连三爆发于崛起中的大国，一个确曾诚心希冀世界接纳的古老城邦，已然对此做出了最好帮助。——行文至此，媒体报导三鹿事件重演，人间又现大头娃娃，再度对此慨然作证，岂一个痛字所能道尽。不过，话说回头，其间堪值凝视而思考者，乃面对汹涌民意，公权于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剧转身，说明人民一旦觉醒而不再恐惧，齐齐勇敢发声，则威权铁桶已然并非滴水不漏。总体而言，凡此极权政治的路径依赖，表明这个国族基于立宪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现代治理，无论是菁英理念还是大众实践两端，均尚付缺如。应急性的准战时状态收拢了本就薄弱至极的民权，在初期略见零星异议以后，音消响歇，而权力万能与领袖全能的群众心理，蔚为一般国民意识，直将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观念，扫荡无余。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场大疫，特别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决策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不仅让精英阶层，也令一般民众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实，惶然而恍然于公民面对撒谎成性的公权无所措手足、只能“它说啥就是啥”之无可奈何，更加明晰极权政治的威势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对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党国”之为恶的实存，已然不容于民情，遂再度昭告于天下。毕竟，从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钳口欺瞒，展示的是一种地域主权体为所欲为的整全性权力意志，而终亦必对于整个人类常规生态之随时肆意蹂躏的现实性，预演的是一种末日审判式毁灭政治，已然向全体人类敲响了警钟，而且，其实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否则，如诗人所咏：“被唤作正义的殿堂/一个土生土长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宁装/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其间沉渣泛起、接连发生的一种骚操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为邪恶的御民之术，同样是一种极权政治面对危机时的路径依赖，就是“群众斗群众的全面内战”。此刻，它表现为围绕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争论进至于批判展开了。收放之间，或为灾情压顶、封城闭户时之悲情出口，或为疫情稍缓、开城启户后的民粹靶点，用亦用矣，弃亦弃焉，全在背后那个邪恶文宣，而有汹汹盲众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澜。一俟“方方热”冷，不足以鼓噪盲众，可以预言，必有“圆圆热”或者“团团热”等文宣沙尘暴取而代之，再度肆虐媒介，愚弄国民心智，荼毒国民心志。迄至本文杀青之时，背景深厚的盲众打头、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这出闹剧，正以“大资料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方式，扫描锁定，定点清除般地指向一个个直言教授。高校党政动如爪牙，最为卑鄙，“立即启动调查程式”。这样，全面内战终于从“批作家”发展为“斗老师”。——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卷土重来矣！可以预言，纵便侥幸不至于即刻发展成全面“斗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从今往后，国朝高校必会更加死水一潭，所谓文化创造与中华文明复兴，从此不过梦呓，云乎哉！

本来，正常情形下，生命权和自由权之间的平衡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而终究诉诸法权，必需也必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恐慌政治的邪恶在于混淆其间区际，将公民政治驱逐，令个体成为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让生物政治学��驾于一切德性之上，从而，将作为医学手段的社会性隔离悄悄转化为政治性禁制。由此，将头号生存优先权赋予党国本身，一切围绕着党国之万世一系打转。吾国情形若此，大洋彼岸头号大国，此刻仿佛同然，第一生存优先权居然是激化党争下的连任愿景，一切围绕着选情打转，以连任为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局，肩无担当，唯剩气急败坏，谎话连连，实在对不住自家人民和这个伟大邦国，可谓政制失败与民粹主义川普(特朗普)式对美国追踪政之登峰造极，虽良政而乏善治矣。究其实，同样是一种路径依赖，展现了帝国意志萎靡后的文明腐朽与民主体制运行既久、需除积弊而暂时无解之无效自救也。

在此，饶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种叙事，其引欧洲舆议，认可国朝处置“紧急状态”的“决断能力”，指认此非全然政治意义上的剥夺自由，毋宁，乃医疗意义上的紧急处置。在它看来，新冠君临天下之际，“决断”是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能力。正是借此能力，国朝迅即摆脱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状态”，率先回归常态。如其所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就认为“例外状态”其实是一种正常状态，对此状态下的集权模式不应过分解读，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这种“战争状态”中的应急手段其实是正常状态，而此时国家也必须紧急出场，显示为“赤裸国家”，亦即兑现霍布斯所谓国家最为基本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职是之故，此刻的国家权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否则，反致更大灾难。国内所谓新儒者同样傥论权力及其决断的必要性，赤裸裸表达权力膜拜，一副乞灵于权力之脏兮兮可怜样儿。可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均揣着明白装糊涂，此于欧美，或为例外状态，因而需要政治决断，而于国朝，则为常态，一种日常全面专政状态，不过于此再度放大而已。一个并无个人自由与立宪民主以为基础，并借此予以对冲的所谓“决断”，其实是为所欲为，至多“维稳”而已矣！再者，此集权非彼极权，政治决断亦绝非等同于“国家权力”实即政府权力之最为重要的能力，毋宁，后者乃为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主导者。再说一句，行政执行力不等于政治决断力。诸如“封城”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行政决策，而非政治决断。决断是也从来都是政治的权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权者手中。刻下国朝最高主权者缺位，人民以及作为它的个体行动状态的选民不见踪影，则论者误将党国之专权当作最高主权者之“最为重要的能力”，可谓昧矣，而巴迪欧们痴矣。至于说“尊重君子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抗疫的文化密码”，面对千千万万惨遭整肃、葬身沟壑的华夏读书人，面对李文亮们，真不知汉学家作者如何自圆其说！？

三、文明小国

大疫来临，一下子折射出中国依旧是文明小国与精神竖儒的窘迫。首先，现代政治文明阙如，致令政制难济政治困厄。人类的最高智慧是维续共同体和平共处的技艺，文明的最高成果在于确保其和平共处之良政，而它们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现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笔者屡叙现代国家前后递升的两个版本，理述国家理性的三个层面，综论“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于建政立国之双元拱立的宪制意义，苦口婆心，情见乎辞，不外乎意在帮助，置身现代时段，拥有现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国，据此建政，按此行宪，照此办事，是建设文明大国的必修课业，而为文明昌盛之必有作业，也是现代公民之必需修业，终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业。就国朝刻下情形而言，“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现代政治文明之荦荦大端，无法回避，总需登场。无此政治设置与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绩效，也难免政权危殆，更何况不可能维续永远的高速增长，而绩效从来都是有涨有落，所谓“大年”“小年”也。再者，增长后分红严重不均，却无“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这一宪制安排善予纾缓，政治正义不存之地亦无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救济，凡此因素叠加，则危殆永存，恐慌成为政治常态，而恐怖遂成社会生态，恐惧乃深深内化为国民心态矣。相较而言，立宪民主诸国恒有政府危机，间或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会生发文化危机，但却一旦奠立，从无政权危机，邦固而囯安，原因就在于“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互为表里，进退两补，出处相应，上下撑持，唯一需要担心、不好好干活肯定就会滚蛋的是仅具周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托组织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党及其政客也。吾国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于此矣。

正是此种宪政体系及其政治文明，开启了政治问责的公民之道，绝不承认无错政治，也不能容忍一个不会道歉的政府，虽说任何认错与道歉，同样需要公民去争取。认错政治与道歉文化，堪为现代政治之政制层面的必有机制，也是此种政治之于政制的道德约束，而恰为全体公民和平共处之政治文明也。否则，体制上的无错政治与最高领导人的无谬神话猖獗，认错与道歉文化阙如，道义荡然，国民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却无招架之力，则是非混淆，人间必成匪帮。国朝今日山呼英明伟大，正陷于此壑，促令吾国所缺者，愈发显豁矣。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里，两度疫兴，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广泛而必持久之灾害，不论具体原因何在，吾国岂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体国民道歉谢罪，特别是向死伤同胞道歉谢罪，并追究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否则，违逆国家政治中的共和道义，有悖全球和平共处之处世之道，亦非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崛起大国所当为也。在此，切不可与今日美帝这届领导比烂，一个盛极而衰的晚期帝国治理，教训多于经验。特没谱天天自爱自夸，没羞没臊。就此而言，特没谱这位老兄祸国不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后如何续于精进，从而保有善治，同様为立宪民主政体必须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现代政治以文明与自由立国，意味着国家必须保有道义愿景，一切均当皈依公义，以追求公道为政道之正道，追求与捍卫人类永久和平。就此而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虽非高端远景，却为眼前目标，拿捏尚佳，有点儿现代政制目标的意思。倘能配合以坚实的政治德性，堪为响当当竞选口号呢。而关键所在，也是问题所在，在于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例如，为此首先需要让人说话，还我同胞以言论自由，屏拒那个恰相违忤、钳口噤声的书报检查体制，以及作为其源头的党国体制。——连话都不让人说，还幸福个鸟啊，怎么个复兴法子？！在此，对于道德堕落的修复，不能走一贯“伟光正”的路子，其结果只会进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灵。毋宁，严明是非，厘辨对错，惩恶方可扬善也。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后反转而论，其之迫于压力，操于权力，知错能改，虽说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却也算是善莫大焉。但于加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却依然固陋顽拒，则等于表明前者只是姿态，而非基于是非之服膺，后者才是本质，才是真意，而反差若此，无异于在用钢鞭抽打着中华文明与全体国人的道德神经矣。

不宁唯是，那边厢，精心塑造、着力树立的“钟南山—张伯礼”式听话驯服的榜样，一种典型的懂得适时适度月台的伪君子，一种维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众英雄与公民楷模，正说明此间错乱依旧，而德性坠矣，可堪蹉叹！——张伯礼者，蒙昧若此，居然抡起大棒打人，充当棍子，尤为不堪也。往大里说，包括钱学森们在内的纳粹科学家们，同在此列。尤有甚者，艰困当口，年轻一代外交官们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齿，实则愚陋不堪，捍卫国族利益不足，而败坏中国形象有余，令人于惊诧而恶心之际，不禁忧心如焚。——不下狠心整顿这个专事交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交部，囯无宁日，复兴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囯族心智，蔚为文明大国必有之修业，也是所有文明类型理当修习之课业。大者，恢矣，弘也，而与所谓“岛国心态”或者“受伤文明”区别开来。以此观照，此番大疫以来，国朝上下依旧为历史创伤情结所缠绕，着实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一句所谓“病夫（sick man）”常论就引发轩然，可以作证。早已成长为全球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不料，却依旧有着一颗极易受伤的玻璃心，要么正帮助吾国吾族依旧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礼，亟需文明澡雪。换言之，此非唯情结作祟，亦表明知识论之庸蔽。要么，就是恶用创伤记忆，有意撩拨盲众也。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无意遗忘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又深陷“1840情结”而不能自拔，表明恶劣文宣多年洗脑，戕害我华夏国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难理解，这边厢，当其国中大疫暂缓，危机依旧，而全面、深刻与致命危机才刚刚开始，却不期然而有所然间，矫嚣之声纷起，民粹嗤外涛激，伴随着大小汉语施密特们的“例外”论调，肉麻颂歌震天，其结果，如诗人所叹，“他们日夜编写关于巨兽的神话，万千猛兽伺机在春天复活”；那边厢，环球疫的政治正酣，死伤日增，尸横山水，则痛定思痛，沉痛转化为积怨，积怨催化忿怒，忿怒引发政治，必随时日牵延而逐渐爆发，甚或势如火山喷薄，则声讨气气部门，政经齐伐，也是预料中事。反思既深，痛感疼痛，总须剑指。可以预言，以世卫组织和全球防疫为突破口，其必一浪高过一浪。当此之际，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朝民粹主义反智与民族主义仇外，两股恶绪，交替发作，唯一烘托的是领袖英明万能的神话与政府救苦救难的佳话。与此相应，一个类似于犹太人千年阴谋的中国阴谋论在民粹层面若隐若现，已然浮现在美国红脖子们的街头口号中，而“集体猎巫”式阵势雏形初现，不能不引发关于启蒙的沉重话题。病夫治国，错乱荒唐，大洋两岸，如出一辙。——重申一句，文宣最为无耻，在在败坏华夏德性，而令举世嗤笑矣！

顺提一句，国朝情形，大学里的“工科师傅”是极权的天然帮凶。此与个体人品好坏才学高低无关，毋宁，涉及的是一种作为工作状态的生存状态。君不见，所谓的团队协作运行方式，听命于一个“老板”核心的组织方式，绝对遵奉定律而后善自运用的服从式思维逻辑，仰赖官方专案与找米下锅的生存状态，层层辖制、分包归拢的管理体制，以及绝对趋利避害的商业导向，特别是了无价值观的价值观与普遍毫无美感的美学状态，使得他们俯首贴耳于绝对权力。而威权国家最为欣赏的就是这种头脑可能发达，而心肠近于麻木，却又惯于服从的“新人”。所谓“听话出活”者也。可惜，就建设正派人生、良善社会与惬意生活的现代文明囯族而言，没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蕴与科学理性，徒有工科技术，充其量不过一介二流国家，根基摇晃，难挡风吹雨打。再者，��为本应最具时代意识而锐利灼人的高校学生群体，整体性心志萎靡，蜷缩于商业压力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牢笼，所谓“后浪”者，不幸而为“社畜”也。同样本应直面人类苦难而抒写人性的作家们，面对时代，从诺奖得主至著名写手，连扯淡都谈不上，整体性沦落为人格竖儒。抑有甚者，甘为咿咿呀呀忸怩作态抬轿子吹鼓手也。那边厢，西方的左派正在重复上个世纪他们对于苏俄政权的错误认知，乔姆斯基老先生堪为昏聩典型，巴迪欧不甘瞠乎其后。至于那些吃了人家嘴软的，拿了人家手软的，更不论矣。凡此种种，东西连环，少长合璧，造成了吾友所言“整体性文明可毁灭”之颓势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复存在

大疫起自武汉，迅速广布全球，至此，国朝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不无良善，却因宣导者德位不侔，宣告破产，特朗普执政后重行大西洋孤立主义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领导权机会，因此一疫，消耗殆尽，而国运亦可能随之逆转。连伊朗卫生部发言人，都忍不住以bitter joke指斥国朝提供的疫情资料，说明国家公信坠底，政体德性破产，真可谓四面楚歌，山穷水尽。另一方面，美国在将近三十年里误判最大敌人，陷入耶回冲突而跋前踬后，同样耗尽冷战全胜之红利，却无视红色极权之羽翼渐丰，以至于养痈遗患，一如“二战”之与狼共舞，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同样教训深重。事实是，不折不扣是，为了打击绿教恐怖主义，而与红教邪魔结盟，结果养肥了一个更大的恶魔，可谓二十一世纪开局之初自由政体的最大教训。至于太平洋东西两大国每日低水准口水战，昏话连篇，仿若童稚无赖小儿厮打，跌破底线，实在不堪，将这个时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无遗矣。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意指谓普天之下皆兄弟、环球诸国诸族荣损一体之事实，借用为政治外交口号，亦且响亮，甚至秉具甚为厚重之道义。但因宣导者内政上恶待国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摆，致使这一作为政治外交口号之招贴，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个理念就此同样停摆。后来虽然到处送钱送口罩，派遣数支医疗队，天天元首通话，却已然于事无补矣。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适得其反，枉费金钱人力。其间情形，恰如德媒BILD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为如果您现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发送口罩就是一次伟大的‘友谊’”？我不认为这是友谊，这是可笑的帝国主义行为。“事到如今，后冷战时代就此彻底结束，所谓的大国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态告终，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恰与国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酝酿推进之中。而这既是极权政治逻辑的绝对主义普世理念诉诸实践后遭遇反弹的必然后果，也是自由国家社会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对冲要求。——世界变天，中国顿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劳几乎毁于一旦！北京奥运以还极权政体随着钱包鼓胀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骚操作，七年来强人政治接续不断的前现代式愚钝妄为，其于国际政治层面太过幼稚的仿帝国式张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终于事与愿违，借此世纪大疫，令吾国吾族吾民国际声誉跌至谷底，再度将中国推向危难边缘，而国族命运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择矣！

君不见，所谓“为世界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虚幻谵妄的领袖欲，正为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阴魂与共产普世绝对主义两相激荡、互为底色之畸形发作，而以亿万国民节衣缩食、凭靠公权无度财政汲取搜刮之财富，所推波助澜之公子哥癔病症候群也！至此，日本记者所讽之“无谬神话”，早已是自说自话了！

不宁唯是。海外华人，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囯，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却为全民所承受矣！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己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正是在此，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汇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殷鉴不远矣。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着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达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傥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为邪恶张本。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门。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尔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史达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囯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捩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法日斯主义”也！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否则，便是恶政，囯将不囯。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资料，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员警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觳簌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石涛聚焦》「5.21许章润再呐喊：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岛」够了！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发霉的造神运动骁骁漫天谎言无尽的苦难嗜血的红朝政治七年的荒唐错乱七十年的屍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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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原文链接：许章润：够了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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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善良、维护善良的人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图片：Pixabay）

【希望之声2020年5月2日】（编辑：赵纯清）2019年的下半年中国武汉爆发了瘟疫，到今天的四月下旬瘟疫仍在蔓延着。不管今天的人对于瘟疫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相信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愿被瘟疫传染上。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历史的记载和一些书籍或前人的预言中或多或少的都在提醒和警示着今天的人，无度的作恶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而相信善良、维护善良的人可以躲过灾难，得到上天的庇佑。

迫害基督徒的三百多年里古罗马历经四次大瘟疫走向衰败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都有对瘟疫的记载。古罗马历经四次大瘟疫，始于尼禄统治时期。当时的罗马人生活奢侈，在尼禄的带领下，人们尽情享乐，干着违背道德良知的事。尼禄还发动了对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的迫害，他把发生在罗马城的大火嫁祸给基督徒，让人散布对基督徒不利的谣言，使基督徒被抓捕并被残忍的折磨致死。

罗马帝国时期政治家、着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中写道：“在帝王的私人竞技场上，一些基督徒被蒙上兽皮，让狼狗活活咬死，另一些人被紧紧地捆在十字架上，点燃后作为黑夜中的火炬。身穿驭手服装的帝王和人群混在一起欣赏这一壮丽奇观。”

一些基督徒被放出猛兽来撕咬，一些被捆在十字架上，点火烧死。（图片： Jean-Léon Gér?me 1863-1883年间作品，沃尔特斯美术馆）

在这一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大约有三百多年，亲身经历了第四次罗马大瘟疫（查士丁尼大瘟疫，起始于541—542年）的罗马帝国历史学家普洛科比斯（约500—约565年）在他写的《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s）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

“这种病在拜占庭（也称为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首都）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其最致命期持续了大约三个月。起初死亡人数比正常时多一点，然后死亡率上升得更高，此后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五千，甚至又达到一万，甚而还更多。”

普洛科比斯讲到，刚开始，还每个人都参加自己家里死者的葬礼，后来就把尸体扔到其他人的坟墓中，再后来现成的坟墓全都占满了，就在城市到处挖坑，最后挖坑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死亡人数增加的速度了，就把尸体堆进郊区防御工事的塔楼里，把屋顶拆掉，往里面扔满尸体后再盖上，恶臭遍及整个城市，侵扰着居民……

对于瘟疫产生的原因，普洛科比斯写到：“在这段时期，瘟疫使整个人类濒临灭绝。现在，对于从天上降下来的所有其他祸害，大胆的人可能会对原因给出解释，例如，这些事情上的聪明人会想出许多理论；因为他们热衷于想出人类绝对无法理解的原因，捏造自然哲学的怪异理论，他们深知他们什么也没说，但如果可以完全欺骗和说服他们碰到的人相信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认为足够了。但是，对于这种灾难，除非确实归之于上帝，要用言语表达或在思想上构思任何解释都是非常不可能的。”

四次大瘟疫导致众多古罗马人死亡，罗马帝国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尼禄、马克乌斯·奥里略、克劳第乌斯也都在瘟疫中染病死去。昔日强大的罗马帝国历劫了这四次大瘟疫后便自此走向衰败。

古罗马废墟的部分场景（图片：Cornelis van Poelenburch 1620年前后作品，Web Gallery of Art）

中国古书中有关瘟疫和瘟神的记载

不只是在西方历史上有对瘟疫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有关瘟疫的记载。古人相信瘟疫和执政者的德行相关，在不仁之君的统治期间，瘟疫多有发生。

《后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刘吉传》分别记载了王莽篡权后发生的两次瘟疫，“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 “大疾疫，死者且半”。

“瘟疫”在古人眼里是上天派瘟神有意降下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人类的警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了在世间传播瘟疫的五大瘟神。

“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 隋文帝问张居仁：这是什么神仙？主管什么福祸？张居仁回答皇帝说：“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远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为天行时病也。” 隋文帝问：“有什么医治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疾病呢？”张居仁说：“这些散布瘟疫的人，是（受了上天命令）降下的疾病，没有办法医治（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 在那一年百姓病死的人很多。

瘟神是否不分人随意的传播疫病？

那么瘟神传播瘟疫是针对所有人吗？古代有两则小故事讲述了瘟神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传播给他们瘟疫。《圣经·旧约》中记载，瘟疫也有“定向与定约”的特点，即瘟疫是针对特定人群来的，“死亡天使”在指挥传播瘟疫时会绕过一些人家。《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也讲了“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

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绘图，受到瘟疫感染的人很多。（图片：wellcomeimages.org，CC-BY-4.0）

两则小故事看出瘟神对谁不传播瘟疫

三代积德之家瘟鬼不敢进家门

浙江同知枢密院事管师仁，尚未考取功名时，某天元旦起得早，出门遇见大鬼好几批，形象很狰狞。管师仁呵斥他们，并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是疫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管师仁问：“我家也有吗？”鬼说：“没有。”管师仁问：“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别人有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我们哪里敢到你家来呢？”说完就不见了。那一年，瘟疫流行，只有冯家安然无恙。

神护孝妇钱氏瘟神离开

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成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时，顾成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成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钱氏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钱氏的双亲为了她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她不要回去。钱氏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她于是便赶了回去。

刚到家，就听到说话声，但是看不到人，只听有人说道：“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钱氏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成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

《圣经·旧约》和《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关于瘟疫避过哪些人群的记载

《圣经·旧约》中讲述的瘟疫带有定向、定时、定地和定约的特点。其中定约便指的是疫病将不会传给“做了记号”的人，这里的“记号”可以理解为如摩西从前让信徒以“羔羊血抹门楣”，这户人家便不会受到灾殃，这里的“羔羊血抹门楣”便可以理解为一种“做记号”。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家不会受到瘟疫的袭击。

“定向、定时和定地”是说瘟疫是针对特定人群来的，并且会如期而至，将从特定的地点开始蔓延。

在罗马瘟疫中死亡天使在指挥击打一户人家的门。（图片：wellcomeimages.org，CC-BY-4.0）

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也同样提到了“……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

碑记中还写道：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人人可观，个个可传。

有人印送，勿取金钱。

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

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敬惜字纸五谷。

谨当切记。”

笔者将看到的对这部分碑记的解读分享给大家。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是指“真、善、忍”三个字：

真（古代真的写法）上边是七字，下边是人字，弓字与口字重合，—进了口则成口内三横，一路走：一字立于左侧即是完整的古体真字；

三点加一勾：三个点加上一个“勾”字，如果把勾字拆开：中间的左撇右折添入三点则为心字，勾外的上撇放入折勾中间，为刀字，还有一点（中间左撇右折的右边还有一点）在左侧则为刃字，心上刃则是忍字；

八王二十口：两点为八下有王字，再下廿，下置一口字成善字也。三字合成“真、善、忍“。

“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人人可观，个个可传。

有人印送，勿取金钱。”

以上是指喜欢“真、善、忍”三个字的人，每个人都喜乐平安；“真、善、忍”三个字每个人都看得见，每个人都可以去传播。将这三个字印制了，免费送人。

“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

以上是指行善的人能保得住，作恶的人逃不出劫难。

“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敬惜字纸五谷。谨当切记。”

以上是指人要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敬重珍惜天书和粮食。谨慎记好，不要忘记。

看完古罗马大瘟疫给当时的罗马帝国造成的打击、古代故事中记载的瘟神和古时流传下的文字中对于瘟疫避过哪些人群的相关记载，是否会给今天的我们一些启示？即使是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高高在上的罗马皇帝也无法逃脱染病的风险，但是那些普普通通却恪守着传统道德品质的善良人，却可以在与病人近距离接触后安然无恙，这些是否也足以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一些启迪？

本文章或节目经希望之声编辑制作，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

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让我们深思

从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遭瘟疫的历史看《刘伯温碑记》揭示的真相

瘟疫中走向衰亡的古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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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罗马帝国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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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亲身经历瘟疫的罗马帝国史学家怎么看？什么样的人瘟神绕着走？

原文链接：亲身经历瘟疫的罗马帝国史学家怎么看？什么样的人瘟神绕着走？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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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奎德

目睹109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宪政竟成禁忌，权力中枢竟然不自量力大反宪政，公然反对自由民主，诋毁普世价值，顿有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一个多世纪的时光白白渡过？很明显，这一错位来自共产主义入主中国。那是全世界被卷入的历史魔咒，是人类的空前劫运。在中国融入全球主流的历程中，共产主义导引中国步入了一段歧途，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回流圈。

2019年8月18日香港反送中游行（看中国摄影图周秀文）

“十、一”：中国的双城记

今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在北京与香港这两座城市，出现了对比鲜明的景观。

北京十一阅兵

北京，全城清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这里正在进行它的建政70周年阅兵典礼。犹如它的小兄弟北朝鲜，穷兵黩武，场面壮观，显摆凶器，戾气逼人。习近平高踞敞车，频举右手（这次不是左手了），企图借此冲销它面临的全方位晦气；同时，向包围它的国际主流社会耀武壮胆，并进而威慑它的党内外政敌。然而，这个70周年的大庆，竟没有邀请一位外国领导人观礼，如此肃杀的“大典”，何以言庆？

香港十一抗议

香港，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幅景象。抗议的浪潮进一步升级，数以万计的民众10月1日走上街头，他们脚下踩踏着中共党魁头像，扯下官方悬挂的庆祝国庆的大幅标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迎向警方的暴力驱赶。他们与防暴警察在九个区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荃湾首次用实弹射击了一名抗议者，从而再次把这座城市变成催泪瓦斯与燃烧弹的抗争战场。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宪政运动

未知何故，在观望香港民众智勇双全可歌可泣的抗议运动之时，对比当下北京的军国主义氛围，笔者的思路竟回溯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京城，浮现出了当��国会请愿宪政运动炙热的场景……

今日中国，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109年以前的中国那场惊天动地的风云涌动了。

1910年，正处于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预备立宪阶段，其时，光绪慈禧相继于前年去世。立宪的热望如火山一样在国民中爆发了出来，人心沸沸，血脉贲张。当年的基本态势是，向清廷要求立宪的，不仅有民众，还有各省谘议局、地方督抚乃至中央资政院；而海外梁启超和国内张謇，则是引领风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开会并组成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抵达北京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清廷以“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也”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启超创办《国风报》于上海，发表《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百余篇文章，遂成立宪派舆论重镇。

1910年6月，各省议员和代表二度进京请愿上书，签名者达三十多万人，言辞激烈，意态坚决。面对此形势，摄政王于5月21日发布上谕，指目前财政困难，地方遭灾，匪徒滋扰，没有条件提早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届时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

紧接着，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摄政王的上谕，断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二年之间，……今日政府专制制度不迅速改变，不及三年，国必人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必无之事”。

请愿代表得知第二次请愿再遭拒绝后，立即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厅、州、县成立分会，准备号召官农工商各界人士两千五百万人签名上书。

1910年农历九月初一，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半。开幕之后，第三次请愿运动蜂拥而起，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省先后出现数千人集会，而东北三省，尤为炽烈。奉天各地集会均超越万人，签名达30万。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学生牛广生、赵振清趁请愿代表不备，竟各自从自己的腿上与胳臂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而忍痛趔趄离去，众代表皆动容流泪。此次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均前所未见。湖北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

清廷在国民运动声势及实力派官员合力震慑之下，作出让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梁启超得知，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初三上谕感言》，坚持立即召开国会。农历十一月，以奉天、直隶青年学生为主体罢课游行，第四次立宪请愿兴起。群情激愤，发动剪辫子，推举代表进京请愿，数百万民众蜂拥签名。有人当场割指写血书，要求朝廷还权于民，召开国会，实施宪政；倘能如愿，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请愿运动被清廷弹压下去。但是，经过这场狂飙突进式的精神日出，宪政主张，已经广被士林接纳；中国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开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缓缓地靠近了。一年之后中华民国的诞生，这场运动是精神上的重要助产士之一。

这就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立宪派发动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其时国人无与伦比的热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态势，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堪比之后79年的中国天安门运动，堪比之后109年正在进行的香港反中共运动。中国民气，屡起屡败，屡败屡起，绵延喷涌，不绝如缕。

历史的逆流

有监于此，目睹109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宪政竟成禁忌，权力中枢竟然不自量力大反宪政，公然反对自由民主，诋毁普世价值，顿有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个多世纪的时光白白渡过？

很明显，这一错位来自共产主义入主中国。那是全世界被卷入的历史魔咒，是人类的空前劫运。在中国融入全球主流的历程中，共产主义导引中国步入了一段歧途，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回流圈。

就历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产党君临中国，是中国自十九世纪迈向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最大一次断裂，一段倒退；特别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的断裂与倒退，使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人们普遍关切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当下中国位置何在？

毛去世后的四十三年，在其前期，是中国磕磕碰碰缓慢地从毛的歧路回头，放弃部分共产教条渐渐向国际主流秩序靠近的历史过程。在面临崩溃的极低经济水准基地上，中共引进部分市场因素，利用国际主流的善意、国际体系的漏洞以及和平秩序的时空，并因为当时人口结构中的廉价劳力和低人权优势，导致经济迅速发展，引发全球瞩目。

但是近七年来，由于共产统治遗产之反作用，由于北京政权对一党垄断性权力丧失的极大恐惧和焦虑，亦由于西方国家因一厢情愿的想像而松懈了对中共的警惕与压力，致使被北京政权正大踏步倒退返回毛氏暴政。从共产国家内部的政治递嬗角度观察，它大体上相当于极权体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后重新“拧紧螺丝”的回光返照阶段；而由国际政治大历史角度观察，则是“冷战残局”的第二次收官阶段。

在应对这一局面时，北京当局开出了哪些药方？

高度极权，重启个人崇拜；强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从“集体领导”倒退回“定于一尊。悍然“称帝”，独裁自为。

加紧左转，重建党国意识形态初心：回归马克思，乞灵于毛魂，发“九号文件”，搞“七不讲”，冒天下之大不韪。声称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管传媒，党管企业，党高于宪法与法律。

钳民之口，强化封网，加强言禁报禁，重提“反动知识分子”，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使之于狱中病亡，整肃知识精英许章润等大批教授，实施红色恐怖，逮捕维权律师，重走“反智主义”的毛氏歧途。

加强党管企业，黑打民营企业家；借御用学者放风消灭私有制，纵官媒称私营企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所有企业设中共党委和政府代表，吞并民营企业家财产，致企业家风声鹤唳，致使曾经的宠儿——吴晓辉、肖建华、马云、马化腾、柳传志……——惶惶不可终日。

放弃前朝的统治“铁三角”——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中国从民不聊生，进而到官不聊生、资不聊生和知不聊生；以致道路以目，千夫唾弃。

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法轮功……各类信仰群体，在新疆构建百万人巨型集中营；全面进攻公民社会，亮剑普世价值，扫荡宗教信仰。

放弃邓式韬光养晦，放纵军头八方煽火，鼓动好战言论干政。

咄咄逼人于南海，否定国际海牙法庭对南海诸岛及水域主权的裁决。

耀武扬威于台海，以利诱和威慑双管齐下直指民主台湾，吞并之心路人皆知。

废弃承诺于香港，蚕食港区自治地位，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削弱一国两制，干预香港的独立司法，摧残香港的自由法治。

加速扩张反自由的“中国模式”，以大撒币大外宣收买人心，以“一带一路”扩张势力范围，挑战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

中共踢到铁板

但是，中共踢到了铁板。众目睽睽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自2017年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美中贸易战，突如其来，如狂飙骤起，愈演愈烈。以此为起点，号称要“以牙还牙”的北京政权，连连遭遇滑铁卢：从贸易战而科技战而金融战，由地缘政治而意识形态而军事较量，大批外国企业逃离中国，美中关系日益恶化，进而逐步滑向全方位的“新冷战”。

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使中共被揭开画皮，打回原形，其破坏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形象日益彰显，红色政权对民主国家的仇视和威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强硬政策，欧盟27国外交官联合签署质疑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单边主义，欧盟近日决议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罪，表明西方国家正在被唤醒，开始直面“中共威胁”的日益严峻的现实，并逐步展开了反制的共同行动。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了印太－战略框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越南联手遏制中共，最大宗高级军售台湾案、《台湾旅行法》等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台关系的升级已经无法抗拒。美英加澳等国频繁实施南海自由航行军演，都日益清晰彰显了北京的红色强国梦面临的毁灭性前景。

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被视为美国对华总战略。而近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联大演说，一改往日模糊辞藻，直指“中国不仅拒绝其承诺的改革，还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大规模贸易壁垒、巨额国家补贴，操纵货币、产品倾销、强迫性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在大范围偷窃商业秘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

面对空前孤立，北京仅有俄国、伊朗、北韩可能抱��取暖，却都是半心半意，并非盟国，均有各自盘算，意识形态亦非统一。

这次70年大庆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领袖出席，就是当下中共外交地位的明显像征。

香港代全球发声，直击红色帝国

黑天鹅冲天而起，香港震撼全球。北京未能预料到，是香港，成了它最大梦魇。令中共当局坐卧不安的是：持续四个月的香港反送中抗争业已扩展为对抗中共的惊天巨澜，港人的五大诉求—1、彻底撤回修例，2、收回612暴动定义，3、撤销对今为所有反送中抗争者控罪，释放所有抗争者，4、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5、重启政改，立即实行双真普选¬—已经获得国际舆论普遍支持。虽然香港特首已正式撤回修例，北京已先败一局。然港人仍不屈不挠，坚持全面兑现诉求。北京在香港面前，进退维谷，颜面丧尽，陷入全球孤立的境地。

美国川普总统在中共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推文说：“作家兼中国专家乔纳森?沃德说：‘多年之后，美国终于意识到北京的计划和抱负，希望使我们成为21世纪经济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终于做出了回应（谢谢你，川普总统）。贸易方面是这样，军事竞争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赢了，我们会赢。他们（中国）不应该破坏我们与他们达成的协议；……”

联想到他在联合国大会警告中国：美国一直严密注视着香港局势的发展，“全球都在期待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与英国政府签署的并得到联合国确认的具有约束性的联合声明，中国在这一联合声明中承诺保护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司法体制以及相关的民主生活方式；”

联想到美国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即将出台；

可以断言，香港民众的抗争已由“反送中”转为“反中共”。他们的目标已经昭然于天下：香港是国际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应是有普选权的法治自由的香港，香港不是共产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由于中国大陆已经被惶恐不安的当局严厉噤声，中国已经成为无声的大陆，当仁不让的香港、台湾，正在代中国人发声，正在成为中国的代言人。特别是，经历了两百万人浩大示威，经历了四个月可歌可泣抗争的香港，已经成了全球新冷战的第一战线。它已经敲响了中共的第一声丧钟！

冷战残局：5 vs.120

基本的大势已经昭然天下，上述习氏药方接连败退，只是自取其辱。用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剧收场，第二次则应是以闹剧喜剧扫尾了。

冷战于30年前在主战场结束后，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国际社会与中国面临的是冷战残局，是最后“收官”阶段——给冷战失败画上句号，加载历史。

这一残局最清晰的数字标识是——“5 vs.120”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显示，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产党国家，经1989－1991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目前仅残存5个：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其中，北朝鲜已经在其“宪法”中剔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词句，成为一个金氏世袭的家天下极权专制王朝。越南除经济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权力更替中引入了选举竞争机制，并在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老挝则与越南亦步亦趋。古巴独裁者劳尔。卡��特罗，在其兄见马克思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就是说，共产国家，命悬一线，其存亡完全系于中共政权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茕茕孑立，八面风来，百国“围观”，能不颤乎？

5个共产党国家与120个民主国家对峙。结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劳驾肯尼迪和里根总统再去柏林墙发话了吧？

把全球120个民主国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称之为“邪路”，把千夫所指日暮途穷的光杆司令所走的独木桥“特色道路”称为“正路”，这正是真理部颁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独家使用的“特色汉语”。不能说中宣部一点创造性也没有的。

与北京当局夜行吹口哨壮胆的“三个自信”不同，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引自BBC）

其实，已经有人在用行动回答了。中国裸官家眷们、富豪们和欧美银行的资金一起，就“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这就是他们的应对计划。华人首富李嘉诚已经携带财产“脱中入欧”了。他最近遭到中共宣传机构的辱骂，一则表明北京企图转移港人的抗争目标，二则表明他们对李嘉诚的免于公私合营的先见之明之恼羞成怒。其他中国企业家虽然运气不如李嘉诚，但仍然在竭力做两种选择，其一，是用脚投票，财富流亡，海外置产；其二，是留驻中国，联合起来，改造制度，拒绝充当待宰的羔羊。

资本的嗅觉超级灵敏。它就像地震将临前，纷纷出穴逃亡的动物一样，对政治气候有本能的直觉。企业家及其资本的动向是中国政治的“地震预测仪”。

类似东欧与前苏联当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继中国人在1989年后的精神大流亡之后，无论中共如何堵截，中国大陆权力和经济精英的物质大流亡必将势不可挡。

回想上世纪戈尔巴乔夫时代，大约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在与西方的民心竞赛经济经赛外交竞赛军备竞赛已显露败象，异议知识分子日趋活跃，弥漫于前苏联的公开化透明化已势不可挡时，许多苏联与东欧的党政精英意识到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相当一批有办法的体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体制内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换船”的决定。官僚们并不是有组织行动，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被称为“弃船现象”。

而这一弃船行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现在已妇孺皆知了。

蒙不过三代

几天前，一直不太喜欢谈论意识形态的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痛批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幽灵正在毁坏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关乎平等和正义，事实证明它只是服务于特权阶层的权力。他并重申，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此之前，川普还指出，极权主义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是对现代人类的最大威胁，而过去的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制度屠杀了一亿无辜的人民！

目前，北京政权还在夸夸其谈其“两个一百年”的春秋大梦。如果一个已经被历史、被世界公认（统治者内心也承认）为已经失败的制度（共产主义），还想欺蒙他的国民说它将长命百岁（譬如2049年庆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万代，这就太侮辱其国民的智商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共产党政权，其寿命没有一个超过了74年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苏共执政74年后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则连续执政了71年退位。

在我看来，74年并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数字。实际上早就有人已经注意到了共产国家“七十大限”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代的时间长度为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虑到人类寿命延长的普遍趋势，不妨以80年为三代人的时间长度）。

人们恐怕还记得，北京很早就反复宣传并诅咒过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预言，以警戒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精英们。1954年，杜勒斯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苏联与东欧的演进，惊人地兑现了他的预言，那里有某种深邃的政治直觉。

这与科学界的普朗克定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笔者简括言之，就五个字：蒙不过三代。

对于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论，如果不幸而君临一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则其依赖蒙蔽信息和暴力谎言持续性专权统治的年限，不会超过三代；即是说，有个“八十年大限”在管着它。

何以八十年？因为大约是三代人时间。何以“三代”？因为代际权力蜕变需要两次代际衰减。实际上，上述意识形态攫取了政权后，因其祸国殃民，故在国际竞争与国内执政中，很快就显露败象。但是作为国教的意识形态已经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遗产，该遗产需要两代人方能消化殆尽。“蒙不过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过是历史观察的结论。它显然与人的寿命长短有关。对共产国家，必须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离世之后，变迁才会降临。即是说，中国政治的变迁节奏与统治者的寿命是亦步亦趋的。

八十年大限

有鉴于此，联系到上述109年前的中国宪政大潮，联系到戈巴乔夫后期前苏联的“弃船”现象，再联系到台湾上世纪70年底末风生水起的宪政运动，虽然各自的情势与当下中国大陆有种种不同，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逻辑是似曾相识的。无需太强的洞察力，也可以发现大体上可以用如下三个参照体对当下中国进行历史定位：1）晚清慈禧扑灭“百日维新”后又被迫“预备立宪”时期，特别是1910年的宪政运动时期

2）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3）上世纪台湾蒋经国执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个参照系为坐标，我们可以标识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北京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大势。为恐吓党员与高干，中共党内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释前苏联解体的电视片。（虽然俄国没什么人愿意回到前苏联，而去过俄国旅游的中国人，也知道俄国人平均生活水准比当下国人强）虽强作“自信”状，但不自觉地流露在他们精心制作的影片中的那种混杂着恐惧、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态，仍然是一览无余。这就把他们的“三个自信”纸糊灯笼戳了一个洞。

当下中国局势，令人无法不联想起前清的灭亡。在前述1910年宪政运动中，梁启超先生曾经在第三次请愿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1911年3月，满清宣统朝廷为回应汹涌而来的立宪诉求，组建了一个“内阁”，其中竟然绝大多数成员由满清皇族组成，史称“皇族内阁”。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事实上，就在“皇族内阁”的出台的当年——1911年，武昌军兴，满清一朝覆灭了。果然，“宣统五年”没能存在于历史上。

今天，共产党君临中国已经70年了。笔者虽不才，仍愿意追随梁任公108年前的预言而断定：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谓予不信，请洗耳恭听香江的怒涛，请拭目以待神州的大潮。

何故？蒙不过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当今中南海主政者，面对香港不屈不挠百日不衰的浩荡民意，面对以美中贸易战肇始全方位新冷战的围堵，面对经济快速下滑民生日益艰难的无声大众，面对共产主义败亡三十年后的共产党绝境，何去何从？恐怕日日夜夜都在辗转纠结之中。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曾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是顺应历史，还是逆流而行，一切都在你们一念之间。

阿门！

来源：纵览中国

陈奎德: 中国双城记——论中共建政7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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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奎德

“十、一”：中国的双城记

今天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在北京与香港这两座城市，出现了对比鲜明的景观。

北京十一阅兵

北京，全城清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这里正在进行它的建政70周年阅兵典礼。犹如它的小兄弟北朝鲜，穷兵黩武，场面壮观，显摆凶器，戾气逼人。习近平高踞敞车，频举右手（这次不是左手了），企图藉此冲销它面临的全方位晦气；同时，向包围它的国际主流社会耀武壮胆，并进而威慑它的党内外政敌。然而,这个70周年的大庆,竟没有邀请一位外国领导人观礼,如此肃杀的“大典”，何以言庆？

香港十一抗议

香港，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幅景象。抗议的浪潮进一步升级，数以万计的民众10月1日走上街头，他们脚下踩踏着习近平头像，扯下官方悬挂的庆祝国庆的大幅标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迎向警方的暴力驱赶。他们与防暴警察在九个区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荃湾首次用实弹射击了一名抗议者，从而再次把这座城市变成催泪瓦斯与燃烧弹的抗争战场。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宪政运动

未知何故，在观望香港民众智勇双全可歌可泣的抗议运动之时，对比当下北京的军国主义氛围，笔者的思路竟回溯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京城，浮现出了当年国会请愿宪政运动炙热的场景……

今日中国，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109年以前的中国那场惊天动地的风云涌动了。

1910年2月，梁启超创办《国风报》于上海，发表《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百余篇文章，遂成立宪派舆论重镇。

清廷在国民运动声势及实力派官员合力震慑之下，作出让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请愿运动被清廷弹压下去。但是，经过这场狂飙突进式的精神日出，宪政主张，已经广被士林；中国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开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缓缓地靠近了。一年之后中华民国的诞生，这场运动是精神上的重要助产士之一。

历史的逆流

有鉴于此，目睹109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宪政竟成禁忌，权力中枢竟然不自量力大反宪政，公然反对自由民主，诋毁普世价值，顿有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个多世纪的时光白白渡过？

人们普遍关切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当下中国位置何在？

但是近七年来，由于共产统治遗产之反作用，由于北京政权对一党垄断性权力丧失的极大恐惧和焦虑，亦由于西方国家因一厢情愿的想像而松懈了对中共的警惕与压力，致使习氏政权正大踏步倒退返回毛氏暴政。从共产国家内部的政治递嬗角度观察，它大体上相当于极权体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后重新“拧紧螺丝”的回光返照阶段；而由国际政治大历史角度观察，则是“冷战残局”的第二次收官阶段。

在应对这一局面时，习近平当局开出了哪些药方？

高度极权，重启个人崇拜；强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从“集体领导”倒退回“定于一尊。悍然“称帝”，独裁自为。

加强党管企业，黑打民营企业家；借御用学者放风消灭私有制，纵官媒称私营企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所有企业设中共党委和政府代表，吞并民营企业家财产，致企业家风声鹤唳，致使曾经的宠儿——吴晓辉、肖建华、马云、马化腾、柳传志…..——惶惶不可终日。

放弃邓式韬光养晦，放纵军头八方煽火，鼓动好战言论干政。

咄咄逼人于南海，否定国际海牙法庭对南海诸岛及水域主权的裁决。

耀武扬威于台海，以利诱和威慑双管齐下直指民主台湾，吞并之心路人皆知。

废弃承诺于香港，蚕食港区自治地位，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削弱一国两制，干预香港的独立司法，摧残香港的自由法治。

加速扩张反自由的“中国模式”，以大撒币大外宣收买人心，以“一带一路”扩张势力范围，挑战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

中共踢到铁板

但是，习近平踢到了铁板。众目睽睽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自2017年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美中贸易战，突如其来，如狂飙骤起，愈演愈烈。以此为起点，号称要“以牙还牙”的习近平政权，连连遭遇滑铁卢：从贸易战而科技战而金融战，由地缘政治而意识形态而军事较量，大批外国企业逃离中国，美中关系日益恶化，进而逐步滑向全方位的“新冷战”。

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使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被揭开画皮，打回原形，其破坏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形象日益彰显，红色政权对民主国家的仇视和威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强硬政策，欧盟27国外交官联合签署质疑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单边主义，欧盟近日决议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罪，表明西方国家正在被唤醒，开始直面“中共威胁”的日益严峻的现实，并逐步展开了反制的共同行动。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了印太-战略框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越南联手遏制中共，最大宗高级军售台湾案、《台湾旅行法》等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台关系的升级已经无法抗拒。美英加澳等国频繁实施南海自由航行军演，都日益清晰彰显了北京的红色强国梦面临的毁灭性前景。

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被视为美国对华总战略。而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演说，一改往日模糊辞藻，直指“中国不仅拒绝其承诺的改革，还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大规模贸易壁垒、巨额国家补贴，操纵货币、产品倾销、强迫性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在大范围偷窃商业秘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

面对空前孤立，北京仅有俄国、伊朗、北韩可能抱团取暖，却都是半心半意，并非盟国，均有各自盘算，意识形态亦非统一。

这次70年大庆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领袖出席，就是当下中共外交地位的明显像征。

香港代全球发声，直击红色帝国

美国川普总统在中共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推文说：“作家兼中国专家乔纳森·沃德说：‘多年之后，美国终于意识到北京的计划和抱负，希望使我们成为21世纪经济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终于做出了回应（谢谢你，川普总统）。贸易方面是这样，军事竞争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赢了，我们会赢。他们（中国）不应该破坏我们与他们达成的协议；……”

联想到美国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即将出台；

冷战残局：5 vs.120

冷战于30年前在主战场结束后，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国际社会与中国面临的是冷战残局，是最后“收官”阶段——给冷战失败画上句号，载入历史。

这一残局最清晰的数字标识是——“5 vs.120”。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显示，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产党国家，经1989-1991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目前仅残存5个：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其中，北朝鲜已经在其“宪法”中剔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词句，成为一个金氏世袭的家天下极权专制王朝。越南除经济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权力更替中引入了选举竞争机制，并在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老挝则与越南亦步亦趋。古巴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在其兄见马克思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就是说，共产国家，命悬一线，其存亡完全系于中共政权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茕茕孑立，八面风来，百国“围观”，能不颤乎？

5个共产党国家与120个民主国家对峙。结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劳驾肯尼迪和里根总统再去柏林墙发话了吧？

与北京当局夜行吹口哨壮胆的“三个自信”不同，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麽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引自BBC）

而这一弃船行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现在已妇孺皆知了。

蒙不过三代

目前，习氏政权还在夸夸其谈其“两个一百年”的春秋大梦。如果一个已经被历史、被世界公认（统治者内心也承认）为已经失败的制度（共产主义），还想欺蒙他的国民说它将长命百岁（譬如2049年庆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万代，这就太侮辱其国民的智商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共产党政权，其寿命没有一个超过了74年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苏共执政74年后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则连续执政了71年退位。

前苏联与东欧的演进，惊人地兑现了他的预言，那里有某种深邃的政治直觉。

笔者简括言之，就五个字：蒙不过三代。

八十年大限

有鉴于此，联系到上述109年前的中国宪政大潮，联系到戈巴乔夫后期前苏联的“弃船”现象，再联系到台湾上世纪70年底末风生水起的宪政运动，虽然各自的情势与当下中国大陆有种种不同，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逻辑是似曾相识的。无需太强的洞��力，也可以发现大体上可以用如下三个参照体对当下中国进行历史定位：1）晚清慈禧扑灭“百日维新”后又被迫“预备立宪”时期，特别是1910年的宪政运动时期

2）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3）上世纪台湾蒋经国执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个参照系为坐标，我们可以标识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北京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大势。为恐吓党员与高干，中共党内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释前苏联解体的电视片。（虽然俄国没什麽人愿意回到前苏联，而去过俄国旅游的中国人，也知道俄国人平均生活水准比当下国人强）虽强作“自信”状，但不自觉地流露在他们精心制作的影片中的那种混杂着恐惧、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态，仍然是一览无余。这就把他们的“三个自信”纸糊灯笼戳了一个洞。

事实上，就在“皇族内阁”的出台的当年——1911年，武昌军兴，满清一朝覆灭了。果然，“宣统五年”没能存在于历史上。

今天，共产党君临中国已经70年了。笔者虽不才，仍愿意追随梁任公108年前的预言而断定: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谓予不信，请洗耳恭听香江的怒涛，请拭目以待神州的大潮。

何故？蒙不过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曾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是顺应历史，还是逆流而行，一切都在你们一念之间。

阿门！

来源：《纵览中国》

陈奎德: 中国双城记——论中共建政70年(图）

美国防部增设一名副助理国防部长专责应对中国

贸易战升级白宫要加税三星全面撤出中国转越、印川普威威爆出大消息

易宪容：中国楼市灰犀牛随时来袭

公司竟想叫“中国窃取BAW技术” 天津大学教授在美面临罕见审判

用阅兵迎接中国国庆日，这是谁的阅兵?

《科学》杂志发文称科学造就中国作者吴晓批评封网

中国“秀肌肉”引美警惕美中军事博弈白热化

刘翔后中国选手又突破谢文骏进世锦赛110米栏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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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巫宁坤

一九五一年初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撰写论述爱略特（T．S．Eliot）的文艺批评传统的博士论文。不料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我尽快回国担任英美文学教职。随后，也收到中国国务院发来的信，热烈观迎留学生回国工作。我去国已七年，近年接国内亲友来信，大都对新中国赞不绝口，令我心响往之。我便不顾一些亲友的告诫，毅然放弃论文的写作，应聘回国。八月中旬，我怀着满腔游子还乡的激情，带着几大箱进步书刊，到达新中国的首都，即将在风光旖旎的燕园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思想改造；初尝洗脑滋味

我回国不过两个月，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他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我听得头昏脑涨，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送着说的「洗脑子」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批判的重点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来工作组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经多次大会、小会批斗后，校长被宣布为「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份子」，停职反省。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美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本校一名应届毕业生，也登台昂然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

紧接着，全体教授分别在各系学生中作「自我批评」，接受学生「帮助」，人人过关。轮到我在西语系全体师生大会上检讨，我坦承自己多年来迷恋西方文学，脱离祖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最需要改造思想。没料到学生积极份子纷纷指责我平日与学生交谈中的三言两语竟被记录在案，再加上一本被学生从我书架上借走的美国普及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我耽心自己的思想太落后了。

思想改造刚告一段落，领导就宣布「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燕大校园成为新北大的校址，部份教师分配到其它高等院校，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事后听知情人说是因为我历史未查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偕家母来到南开大学，住进两小间临时建筑。我被分配教三门课，我的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单调，但更苦的是刻板的政治学习和��完没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认为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从生活中消失了，老于世故的同仁人人谨小慎微，而我这张没遮拦的大嘴巴偏偏不时冒出一些不中听的「怪话」，在小组会上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五五年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但并未上课，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谁料到我竟中了头彩，当上了头号「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学院的教师大会上被揪了出来。积极份子一个接一个发言，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把一个曾担任过伪满皇帝溥仪的俄语翻译的教师吓瘫在地，被人抬了出去。中午休会后我刚回到家中，跟着就闯进来三男一女，��称是公安人员奉命前来搜查反革命罪证。一个男的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搜查，那女的对我的老母和怀孕的妻子进行人身搜查。另两个男的翻箱倒柜，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电台」，不免失望，只得拿走了我的信件、地址本、札记等等。我还来不及吃一口午饭就被叫去参加下午的批斗会，一直闹到傍晚。会上宣布我不得擅自离校，不得在家接待亲友。上、下午开会成了常规。每次会上，主持人都要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调，动员我「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我绞尽脑汁，却仍然一无所获。

开学三周以后才上课。但是，英语专业却停办了，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我和另两位教师还被软禁在家中。一月初，妻子临产时，我还不能送她去医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交车去市内，当夜生下了头胎的儿子，我给他取名「一丁」，祝愿他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当个普通人。不久以前，周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给知识分子松了绑，南开大学的「肃反运动」虎头蛇尾地收场。后来市委派来的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很抱歉地说：「你刚回国不久，对政治运动一定很不习惯，好在这种运箧今后保证不会再有啦。」

五六年夏，我被调回北京，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所外语学院任教。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人心，新中国眼看就要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时代。我也开始期望，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之后，从此可以在工作中发挥我的专长，同时跟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儿子过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反右运动：掉进阳谋陷阱

五七年「五一」劳动节，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带来了全党全国的「大鸣大放」，「北京之春」俨然如花似锦。运动在学院起步较晚，一位副院长、当年在延安经过「整风」洗礼的日本留学生，接连三个晚上到我家来，动员我带头在即将召开的「鸣放会」上发言，向党提意见。他反覆交代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就在会上发言了。我首先提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要求南大党委向我们全家赔礼道歉。接着我赞扬「双百方针」，赞扬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鼓舞。

「北京之春」昙花一现。「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了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我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我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平日在会下和同事同学们的闲谈，都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不久以前反覆动员我鸣放并主持会议的副院长又亲自主持了一次又一次名为「大辩论」实为大批斗的会议。最后，院长兼党委书记、一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召见我。她说，根据我的「三反」罪行，可以枪毙我，但是，党是宽大的，不但不枪毙，而且不定为「现行反革命」，只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严厉的处分。

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无言地告别已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钻进一辆来抓我的军用吉普车。我随身带了一个旧的洗衣用的布口袋，妻子在里面为我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还有两本书－－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一本新近出版的《杜甫诗选》。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农场劳动，哪知道我被送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近开业的劳动教养所。我被关进二楼的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着水泥地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份子」。大家都感到惊讶竟然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和他们为伍。

在劳教所一关就是四、五十天。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一日两餐啃有霉味的窝头，日日夜夜闻屎桶散发出的臊味，倒有点「久而不闻其臭」。六月五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杜甫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劳改营：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六天以后，奉旨离京。午夜时分，八百多名「劳教份子」浩浩荡荡乘「专列」，由大批武装警卫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我们在湖边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搭起帐篷，投入建设「八分场」的劳动。第一项任务务是造一条几里长的导流堤，防止洪水泛滥，作为垦荒准备。就地取材，挖土造堤。这里夏季日长夜短，我们从日出苦干到日落，每天十多个小时，又累又饿。蚊子和小咬成群，戴着防蚊帽干活也难逃叮咬。赶上大跃进「放卫星」，还得连轴转。九月中，导流堤完工，我们搬进自己动手盖的牢房，准备过多。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我们照样在户外劳动，最低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度。冬天小兴凯湖冻得死死的，我们就成群结队拉着耙犁到湖上去收割芦苇运到一座计划中的大型造纸厂工地，有一次我差点儿在突如其来的烟儿泡中送了命，而这个造纸厂始终也没动工。另一项冬季劳动是把农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航道加宽加深，建成一条运河。先用冰镐把航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再抬到两岸堆砌成冰的长城。再用镐把航道的冻土一点一点挖走。春天一到，冰的长城融化成水，流回加宽加深的航道，一条运河「水到渠成」了。我这才明白，一提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我们的史家和政客就赞不绝口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清河农场：大饥荒的死亡边缘

一九六○年十月，农场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转移到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大家都很高兴，一来离亲人近多了，二来靠近首都伙食肯定会好一些。谁料到，三餐改为两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帮清汤。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浮肿，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无力养活犯人，却继续强迫他们劳改。两个月以后，农场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的宽大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准许「劳教人员」写信回家，要家属送食物来。这么一来，犯人的死活变成了家属的责任。

我是全中队第一个患浮肿的，有时已不能上工，再饿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远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资抚养两个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无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亲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亲人们得信后，急如星火送来从黑市用高价购买的营养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缓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干部吩咐我领三个人到农场一个僻远的角落去埋一个死人，我发觉死者原来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边的「右派」。既然今天我来埋他，谁知道明天睡在我左边的「右派」会不会来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别三年了，我还能见到她吗？我沉不住气了，马上写了一封短信，要她「来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她接到信后，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带了一丁千辛万苦前来探监。一见到我活像个饿鬼，她自然惊惶失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北京向学院求情。那位副院长听她汇报了我病危的情况后，无动于衷，却大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让她鼓励我加强改造。妻子忍无可忍，针锋相对地答道：「院长同志，您说得不错，宁坤需要继续改造，但他活不下来怎么改造呢？不错，全国都有人饿死，难道硬要一个教授活活饿死在狱中吗？再说，让一个教授这样饿死狱中，对学院、对国家有甚么光彩呢？宁坤的生死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请你救他一命吧。」副院长竟然松了口，答应想办法。妻子又二次探监，告诉我北京之行的收获。那天是儿童节，她带着一丁来探望似曾相识的爸爸。两天后，她又着一毛来认从未见过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岁生日。一个月后，我奉准「保外求医」，回到了妻子身边，由她瞻养。

文革：在红卫兵的蹂躏下偷生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我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往我家，把我从床上揪下来，连拖带拉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埸。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节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像」，株连全家大小。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个孩子经常听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八岁的女儿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照着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八月中，「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回校后推广「革命造反经验」，甚么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抄家，连我家的自行车都被不由分说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九月，又勒令我久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岁的寡母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安大，回原藉扬州。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着老人家白发苍苍，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夫妇、各党政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教授，下至临时工和掏粪工人，彷彿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我这个小小临时工竟然也算一条大鱼，和校、系领导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时，我成为众失之的，有时也曾怀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真可说「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所有脏活、累活都成了我们的专业，因为革命师生和工人都忙于「干革命」。劳改时间长达每天十小时。我有过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炼，在一群文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重劳动力。合肥的盛夏气温经常在摄氐四十度上下，不但无雨，而且无风。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失棚：领教工人阶级铁拳专政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辙r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甚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从马鞍山钢铁厂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工人师傅们也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每天契完晚饭就驾临「牛棚」，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专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发。刁师傅每晚来逼他承认是蓄意反对毛主席，得不到满意的答覆，就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师傅酒性发作，挥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队运动」开始「落实政策」，大多数「牛鬼」都陆续「解放」，下放农村。我妻子子儿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荣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又折腾了一年，才「落实政策」；停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总算出了「牛棚」，当上「不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广阔天地的无业游民。直到文革快结束时，再一次「落实政策」，有了碗饭吃，苟全性命于乱世。七九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但时至今日，竟然连生存权也被某些狠人剥夺了，难道历史非得走回头路不可吗？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都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来源：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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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巫宁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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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天亮

在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有一个针对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讲话，其中提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这句话本身倒没什么问题，而且很象《九评之六》开篇的第一句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后续的讲话中，习近平却一方面提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的宣传到一些党外人士的反思，都把中国传统社会描述为皇权专制的社会。共产党如此宣传是为了借否定过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来抬高它自己；而一些党外人士的结论，却让民众误以为中共的专制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否定专制必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做起（这些人常常忽略了一点，基��教政教合一在西方曾超过一千年，其专制程度并不比中国传统社会更弱）。

尽管中共和党外人士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在否定传统文化上却达成了一致。我认为，中共是有意为之，而一些党外人士则误入歧途。

由于中共把党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极权主义和古代的皇权社会，对儒家和法家的歪曲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外儒内法”的错误观点等放在一起搅成一锅浆糊，包括中共内部一些人甚至想通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共意识形态本土化，很多人也就被各种似是而非却貌似高深的“理论”绕得晕头转向。

本文希望能就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澄清。这些问题对于已经认清并退出中共的人都不是问题，对于那些对中共报有幻想、甚至想利用权力改良中共的人则是个严重问题。

讨论这些涉及哲学的问题，难以避免学术化的语言。如果读者希望避免冗长的论证过程，我可以先在这里给出结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反传统文化的，而且绝无与传统文化并存的可能。

以下从共产党与法家学说的比较；法家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传统文化的重建为何会解体中共等方面加以展开论述。其内容纯属个人观点。

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实际上暗含着一层意识形态的含义，就是把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本土的法家思想结合起来，以其让共产邪恶主义在中国立足。在文革后期，中共在舆论上也是批判儒家而宣扬法家。

在对待先民文化的态度上，中共和法家确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焚书，把过去的书全都烧掉。韩非子说“明主治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焚书并不是秦朝建立后才开始的。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就明确的主张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之言。

毛泽东则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时候的“破四旧”是显性的对先民文化的破坏，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则是隐形的破坏。

一、共产党执政方式和法家理论的不同

中共维护权力的方式跟法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而且法家过去都是在个别的人、很小的范围之内使用，而共产党比法家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远、更加极端。以下兹简单比较之：

1、对法律的态度不同

法家虽然制定的是恶法，但对待法律本身还是严肃的。《商君书》中说，“所谓一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所以商鞅可以去处罚反对变法的太子的老师。

中共的法律则是权力的玩偶，薄谷开来亲手杀人，但判处死缓；一个小摊贩正当防卫误杀城管则要判处死刑。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现在对高智晟等维权律师的迫害皆属此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一句著名语录，对着全世界的媒体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2、个人崇拜

法家没有对掌权者的个人崇拜。商鞅、李斯和韩非子都不会让百姓唱“语录��”，跳“忠字舞”，不会把领袖当神去崇拜；不会“早请示、晚汇报”；高喊“四个伟大”、“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但共产党国家，从斯大林、毛泽东到金氏三代皆是如此。

直到现在，个人崇拜虽不如毛时代那么明显，但将党继续吹嘘为“伟大光荣正确”、“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也是类似的崇拜行为，只是对象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组织。

3、宣传、文化系统与伪宗教机构

法家没有自己的宣传系统，而中共建立起中宣部，各级大小党组织都有宣传机构，名为宣传，实为洗脑。

法家没有自己的文化部，没有自己的文联、作协、广电总局、电影制片厂。文化洗脑是中共更不易察觉的洗脑方式。

中共在每一大宗教中建立自己的伪宗教机构，确保在信徒的心中，党比他们心中的神更值得崇拜。

4、教育系统

法家是反教育的，因此主张焚书。毛时代也一度反教育。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了。因此中共的教育机构也承担了一部分洗脑功能，即通过历史、语文和政治教育来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辩护，也灌输一套党文化的话语系统。

同时在理工科教育上，中共偏重于技术的传授，而压制独立思考的能力。将人变成工具而非有社会责任的公民。

二、法家理论是否属于传统文化？

法家作为一种学说，是否属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是儒家为表象、法家为实质？这也是中共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所有意曲解的，乃至把中国历史描述为“儒法斗争史”。

事实上，法家的理论仅仅在秦代短暂地实践了十五年（而且这种实践并不彻底），之后的中国又开始重新探索国家意识形态。在汉武帝即位以前，中国的状态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见《汉书》），也就是说大汉开国六十多年，国家的内部很安定，政府也很富裕，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外交上软弱，四面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宾服，同时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缺陷。

于是汉武帝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董仲舒则在此时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总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基本上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其中除了人尽皆知的“独尊儒术”主张外，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举贤良、明教化”。

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国为什么并非“外儒内法”。其中“举贤良”使得中国的官员不再仅仅来自于皇室、外戚和功臣三大集团，而是面向全国征召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将中国从贵族政府变成文官政府，这种先进的政体比西方早了1800年。法家主张以军功赐爵，建立的是军人政府，这是和儒家根本的不同（顺便一提，法家跟兵家有诸多相似做法，但是把用来对付敌人的一套转而对待同事或人民。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都知道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绝非常态）。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的选官制度基本采用了儒家，而非法家的主张。

第二就是“明教化”，也就是教育的普及。儒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孔子自己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兼老师。董仲舒力促汉武帝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学校。他在“天人三策”中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也就是在中央设立一国最高学府，即太学；在地方设立学校，即庠序，以“仁”来感染人民，以“义”来勉励人民，以“礼”来约束人民。这种学校的建立历代都在做，这与法家的愚民政策有极大不同。

第三就是对传统的重视。儒家非常注重历史记载，经学与史学并重。孔子本人也是历史学家，儒家五经中，孔子唯一写作的就是《春秋》，即鲁国的编年史（其它儒家经典是孔子加以整理、编辑和注释的）。历代中国史书都是儒生书写，儒家总是敬拜祖先，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道统，这和法家割断先民历史和文化不同。

在一个历代注重教育、注重修史、以科举或类似的方式（如察举）选官的中国，我们无法认同它是“外儒内法”的。

是的，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但我认为其本意是因为人性中善恶同在，所以应该“德、刑并举”。但用刑法并不等于是法家，美国也是法治社会，但不能说是法家社会。历代皇帝的法律有宽有严，但都不具备法家的核心特征——仇视人性、仇视人民、仇视祖先和先民文化，以及反智主义的倾向。

一种传统是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来传承的。作为敌视教育的法家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也不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也许有人会用到法家思想中那些阴谋的部分，但范围极小，无法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三、其它外来思想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这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即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但可以和平相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未遇到大的顿挫，从奠基人周公旦开始，儒家礼乐制度就一直为各朝代所接受（包括秦始皇封禅泰山，也是请儒家学者来指导）。即使在秦代，皇宫中至少仍有七十博士，他们掌典籍、听朝议、备咨询，地位甚高（所谓焚书坑儒，据《史记.儒林列传》所坑之人多为术士。秦虽然可能坑杀了具体儒生但并未禁止儒家思想，直到秦二世，仍以儒生为咨询官）。

由于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宗教，因此不象宗教那样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可以想像，中国如果以道教立国，则佛教无法传入和发展；反之亦然。而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得以使道教和佛教各自蓬勃发展）。这使得中国避免出现象欧洲那样政教合一的政体，也使得许多宗教得以传入中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

就佛教而言，学者们区分两个概念“在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佛教”。前者只表示某一种佛教宗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但仍然保留了原始的宗教形态；而“中国佛教”则是本土化了的佛教，也就是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按照中国文化加以改良（或改造）。前一类“在中国的佛教”影响力一直不大，或者一度繁荣后就很快就只局限在寺院内的小范围承传，譬如玄奘西行求法后创立的唯识宗大致属于此类；而后一类则蓬勃兴起，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

在唐代是，中东的各种宗教都传入长安，包括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犹太教，到唐武宗灭佛后，许多宗教才在汉地消失。但到明代时，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传教士利玛窦对天主教加以改造，不仅他本人身穿汉服并援引“四书五经”来解释天主教教义，而且也不禁止中国人祭天、祭祖和敬拜孔子。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主义是否有可能加以改造，和中国过去的文化结合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这当是一些既认为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根本行不通（否则就走朝鲜金三胖的道路了），又不甘心丢弃中共这面旗帜的人所日思夜想的事了。答案是“不可能”。

看不到这一点、不甘心丢弃中共旗号的人，要么是出于一种利益的算计，要么是个人感情使然。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坚持“党的领导”，简直就是把水和火混在一起。

过去外来宗教输入中国时，依靠的是宗教本身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开始并未引起中国人的重视。等到西晋灭亡后，北方被五胡十六国占据，儒家和道家不象汉人统治时那么强势，许多僧人也在此时来到北方。最初高僧佛图澄还主要是以神通来让人信服佛教，他曾让后赵皇帝石勒的爱子石斌起死回生（其事见二十四史中《晋书》的记载）。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是一位译经师，他主要不是通过神通而是渊深的佛理去弘扬佛教，其后道安的弟子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创立净土宗，此时已是东晋末期。还有一些高僧则与当时的名士交游清谈，让佛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士人，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和东晋高僧支道林等名士聚会后的杰作。

可见外来宗教的输入常常是一个经历几百年的漫长过程。佛教在输入中国时借助了很多道家的词汇，以至于到东汉末期，人们仍认为佛教是道家的一个分支；利玛窦将天主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所用的“上帝”的名号，也来自于《尚书》和《诗经》。即外来思想经过一定的本土化之后，才能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四、中共意识形态为何无法本土化

从中共和法家思想的相似性比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对立。是的，其它宗教也与儒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在提升人的道德方面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就道德价值本身而言并无根本的对立。而儒家和法家的对立不仅是方法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当儒家思想非常强势的时候，中共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就失去了“法家”这一唯一可能切入的着力点（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算是一次浅尝辄止的努力）。这也是我们看到“五四运动”为何被中共视为马列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打出了一个鲜明的旗号——“打倒孔家店（即儒家道统）”。

事实上，不仅儒家思想和中共的价值体系对立，佛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因此中共的意识形态的输入就只能依靠暴力，同时也必须彻底毁掉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传统文化树大根深，中共不得不发起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化实际上是对信仰层面的阐释，其精髓正是由某种信仰确立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称传统的美国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称为“大儒家文化圈”，而在中国内部也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分别。

中共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其形式上带有宗教特点，又因其价值观的邪恶而成为一种邪教信仰体系。这方面在《九评之八》中有诸多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中共邪教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对立，这一点读者可以参考《九评之六》。

五、恢复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文化本来就是一种软力量(Soft Power)，靠的是她自身的智慧和吸引力。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靠暴力强行输入，又靠暴力来强制维系的。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建立的“党文化”。

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步骤和手段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既然中共所做的一切都为了维护其权力，它如此暴烈地毁坏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危及到中共的生存。

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宗教，这就是1949年夺取政权后以镇反和消灭会道门为名的宗教灭绝和改造运动。至1956年，所有宗教都成立了“伪宗教协会”并纳入“党的领导”，中共才开始进行下一步，即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改造，也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知识分子也被打断了脊梁骨之后，下一步中共要摧毁的就是器物层面，即“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共破坏文化做得非常系统，从神（宗教）到人（知识分子）再到物（文物古迹），这种精密的计划只能说明中共不是一般的组织，一般的人也不会做得如此周密、条理分明。��括它为什么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批砸庙的人是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对神佛和报应没有其他人应有的恐惧感，对传统文化也没有任何感情，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干得出来那些疯狂的迫害举动（总体来看，这批人最后也是不幸的，被毛一声令下全部发配农村，回城后错过了结婚生育的最佳时机，随后在改革开放中又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成为企业第一批裁员的对象）。

中共为了在中国立足，做了六十多年的努力，在毁灭传统文化的同时建立自己的党文化系统。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党文化就会被清理。中共的罪恶只有在党文化中才能得到一定的开脱。因此当人们以传统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为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这个邪教不仅戕害了八千万的生命，更是以毁灭传统文化达到毁掉民族和国家的犯罪集团。这个政权也就会在千夫所指中解体。

实际上，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权也无法容纳任何异己，它也就不会容忍中国传统文化与之并存。

站在传统文化或中共的角度来看，结果是一样的——中共与传统文化绝无并立的可能。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小建议：如果真要恢复传统文化，邀请神韵艺术团去中国大陆演出可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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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朝浮世绘〗中共的糖衣炮弹呼啸而来，川普挡得住吗？

原文链接：章天亮：2017年寄语中国(2)文化篇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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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浪观察

夜最深的时候，人民都醒着，为了那个曾经试图拯救他们而被“训诫”的医生。短短几个小时内，他生前的微博已经有几十万人去浏览，人们看到了一颗透明的心，留下了数以万计翻江倒海的留言。

人民积郁已久的情绪是无法删除的！满屏都是“李文亮、李文亮、李文亮…”这是历史，谁要想绕开、屏蔽、删除这个人和这段历史，也是会被铸进历史的。

无法删也删不尽，继续滥删无异于与人民为敌！我要记下这些话，民间脉搏——

三表蛇门阵：李文亮做了这个时代最勇敢的事，而我却在想如何安全的写写李文亮。即使我有苦衷与忌惮，与他比起来，那也是非常可耻的。

李文亮和我一般大，有个美满的家庭。普普通通的升斗小民，哪有什么惊天伟业的造化。他放倒了消息树，于暗夜吹响了口哨，告诉人们暴风雪的即将降临。

世界上美好的形容词都该给予他，我们却只能在他死后，暗自骂出所有脏话。无力、羞愧、内疚、难过。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话自媒体常常被用到文章里，只是我们此时再用它时，句号弯曲成了问号。

我们都是废物，什么也不敢做；我们自诩或被夸「三观正」，正个屁啊，我们太怯弱了。

我不知道未来的史书会怎么写，我告诉自己，李文亮的故事要讲给后人听。历史定格的那个画面，我们要讲给后人听。

吹哨人、抱薪者，他走了。如果你怀念他，如果你想做个人，就不要加入任何歌颂苦难的合唱团。

希望若干年后，也不会有畜生再写《没有xxx，我还不知道XX多么牛逼》。

李文亮、李文亮、李文亮，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这一夜，希望是所有人的成人礼。

弘冰：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具结“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彻东方？！

方泉：谎言不再有人信了，不畏恐惧的时候也不会太久了。

何嫄：我希望经过这一场磨难，人们能对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有更多底气。

你看到了庞然大物的徒有其表，你看到了位踞高官的人如何庸碌无能，你看到了学术头衔背后的利益交换，你也看到了平凡的工作可以拯救万人性命。

既然在一个逆淘汰的社会里，那就坦然地昂起头生活，别合谋。

周志兴：这不是一个人的离去，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印记。我们似乎没有资格请他安息。因为他生命化作的火炬，照亮的，也许是一滩烂泥！烂泥中，我们只是挣扎，期盼着，落在头上的镰刀，不要那么锋利。

江上一韦：将来，在风朗气清的时候，这个城市应该做到如下几条，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在市内树立一座塑像；

2.在市内设立一条文亮路；

3.将那份训诫书刻在墓碑上，

那是他最高尚的墓志铭。

guoguo：洗个澡的功夫，手机刷屏了。心中悲愤，跟小W同学大致说了李医生的事情，小W沉默半晌，淡淡地说“这种事还多着呢，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真理总是被掩盖的”。一股寒意刺骨。

昨晚，据说是柏拉图的话被无数次征引：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水流行云在：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生死能牵动所有人的心。

喵：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君埋泉下泥销骨，却是风雪抱薪人。

inEuy：这个世界真的不配拥有李文亮。

保平安：这一刻，才知道我们最缺乏的是勇气。

苗壮：我知道我的留言会被骂，就像这篇文章可能留不长一样，我还是想说：他不值得为这些人失去生命，因为这些人的健忘和冷漠不会改变，史书也不会记载这些。

孤鸿说法：此刻，我仿佛听到了全网的呜咽声，很多人在微博里留言，说是当地政府欠李医生一个道歉，我很愤怒，这仅仅是一个道歉的问题吗？这分明是一条命啊！！！

力奋：3月初中国“两会”在即，希望人大代表中能有代表就保护“吹哨者”呈交提案，以求最终通过“李文亮法”，以立法保护公民为公共利益“吹哨”的权利。

2月7日凌晨4点36分，创办公号“权益墙”的李宇琛：我在排出锁对着我的笔录核对，签字按完手印之后，一位井茶小哥开车送我回家，我打开手机，看到大家在说，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我苦笑着，看着窗外的夜空，自我下午进来时，已经8小时过去。而我被带到排出锁的直接原因，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李文亮医生写的传在内��近期关于武汉疫情的所有文章。（史记·武汉疫情八造谣者传序）

……

A景观给我看了景观证，客气地请我坐下，并麻烦同事给我倒杯热水，我午睡醒后正缺这杯水，我很感谢。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你爱国吗”

我回答：“爱啊。”

他问我父母家庭背景，问我家里有没有因为拆迁、套路贷等原因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我疑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违法犯罪，就事论事即可，缘何要知道我父母的情况？我直言我是做刑辩律师实习的，询问、讯问笔录见过不少，没见过这种类似于60年前调查家庭出身的。他说，了解这些，是想了解我的背景，好与我沟通。

我要求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起因何事。但是他跟我所经历的历次约谈相同，先聊起了国家大势，于是我知道这将是场漫长的交流了，我知道我要面对的。

于是他提反腐倡廉，我提依法治国，他提大局意识，我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提舆论的不良影响，我提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政府合法性来源于人民，他提社会和谐团结，我提十九大之后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他提正能量要注意慎重发布负面信息，我立刻否认这种提法，不能将负面信息等同于负能量。

一来一回，他举例，我也举例。没有争吵。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而这共识，则后来落实为我的个人声明。

而至于对于涉事文章本身，他的观感是这些文章总是批判，看不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他自然是认为需要我这样的人，但他认为，我应该全面看问题。我说，政府积极作用，自有宣传部门来做，我作为公民，可以选择自己为这个社会说什么话。他说这样的视角总会片面，我说面面俱到的大局意识是要求公权力，而非要求私权，我选择成为批判公权力的公民。

我当时想起那句流传的话，当尖锐的批评声不被允许，不够卖力的赞扬或许也成为了错误。

这篇长达五千字的文章题为《为李文亮医生立传后，我被约谈8小时至今天凌晨》，文后还有许多留言。这是这个难忘夜晚应该被记得的另一件事。

程海律师控告武汉市公安局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在武汉新型病毒肺炎传播期间滥用职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开信

公安部：去年全国110接报违法犯罪案件1145万余起

李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安徽警方公开征集“王傻妮”、丁勇等涉案人员违法犯罪线索

贵州小汽车撞伤4人：驾驶员无违法犯罪记录非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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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希望这一夜是所有人的成人礼。

原文链接：杨浪观察：哀悼时没有恐惧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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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章润

脚下的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却多难。你一点点耗尽我们的耐心，你一寸寸斫丧我们的尊严。我不知道该诅咒你，还是必须礼赞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泪溢双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诗人所咏，“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

许章润

【荣剑：许章润教授的煌煌新作，一篇历史性宣言，一篇决战檄文，他是为我等知识人仅存的一点颜面而大声疾呼！知不可为而为之，真正是为中国亿万生灵而赴汤蹈火。仁者无敌，勇者无惧，伟哉章润！】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

豕鼠交替之际，九衢首疫，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公权进退失据，致使小民遭殃，疫疠散布全球，中国渐成世界孤岛。此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一巴掌把中国尤其是它的国家治理打回前现代状态。而断路封门，夹杂着不断发生的野蛮人道灾难，迹近中世纪。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起则钳口而瞒骗，继则诿责却邀功，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至此，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老美或有打击中国经济之思，不料当轴急先锋也。尤其是疫疠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更令国人愤慨，民心丧尽。

首先，政治败坏，政体德性罄尽。保家业、坐江山，构成了这一政体及其层峰思维的核心，开口闭口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搜刮的税收单位，数目字管理下的维稳对象和“必要代价”，供养着维续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无数蝗虫。公权上下隐瞒疫情，一再延宕，只为了那个围绕着“核心”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说明心中根本就无生民无辜、而人命关天之理念，亦无全球体系中休戚相关之概念。待到事发，既丢人现眼，更天良丧尽，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权力核心仍在，而低效与乱象并生，尤其是网警效命恶政，动如鹰犬，加班加点封锁信息，而信息不胫而走，说明特务政治临朝，国安委变成最具强力部门，虽无以复加，却已然前现代，有用复无用矣。其实，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古人岂余欺哉!盖因一切围绕江山打转，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沉迷于所谓“领袖”之自欺，而终究欺瞒不住。大疫当前，却又毫无领袖德识，捉襟见肘，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这个那个，煞有介事，令国人齿冷，让万方见笑。此亦非他，乃政体之“道德性败坏”也。若说七十年里连绵灾难早已晓瑜万众极权之恶，则此番大疫，更将此昭显无遗。惟盼吾族亿万同胞，老少爷们，长记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极权殉葬。否则，韭菜们，永难得救。

其次，僭主政治下，政制溃败，三十多年的技术官僚体系终结。曾几何时，在道德动机和利益动机双重驱动下，一大批技术官僚型干才上阵，而终究形成了一种虽不理想、弊端重重、但却于特定时段顶事儿的技术官僚体系。其间一大原因，就在于挂钩于职位升迁的政绩追求，激发了贫寒子弟入第后的献身冲动。至于乘势而上的红二们，从来尸位素餐，酒囊饭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此不论。可惜，随着最近几年的不断整肃，红色江山老调重弹，只用听话的，自家的，其结果，技术官僚体系的德性与干才，其基于政绩升迁的那点儿冲动，不知不觉，乃消失殆尽。尤其是所谓“红色基因”的自家人判准及其圈定，让天下寒心而灰心，进而，离德离心。于是，这便出现了官场上普遍平庸而��顿委琐之态。鄂省乱象，群魔乱舞，不过一隅，其实省省如此，举朝如此矣。其间原因，就在于这个后领袖时代，领袖制本身就在摧毁治理结构，口言现代治理却使整个国家治理陷入无结构性之窘境。此间症状，正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百官无所适从，善者只堪支应，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恶者混水摸鱼，不做事却还搅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胜优汰，一团乱象矣。

再次，内政治理全面隳颓。由此急转直下，遂表现为下述两方面。一方面，经济下滑已成定势，今年势必雪上加霜，为“风波”以来所未有，将“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推展至极。至于举国信心下跌、产权恐惧、政学愤懑、社会萎缩、文化出版萧条，惟剩狗屁红歌红剧，以及无耻文痞歌功颂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实。而最为扼腕之处，则为对于港台形势之误判，尤其是拒不兑现基本法的普选承诺，着着臭棋，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导致中国最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众之离心离德，令世界看清这一政体的无赖嘴脸。那边厢，中美关系失序，而基于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定律，这是关乎国运之荦荦大端。恰恰在此，当轴颟顸，再加上碰到个大洋国的特没谱，遂一塌糊涂。网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却让他做成了，岂只调侃，而实锥心疼痛也哉。另一方面，几年来公权加紧限制与摧毁社会发育，钳口日甚，导致社会预警机制疲弱乃至于丧失，遇有大疫，便从封口而封城，死心复死人矣。因而，不难理解的是，与此相伴而来的，便是政治市侩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蔓延政治，无以复加，表明作为特殊时段的特殊现象登场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识俱亡。可以说，上上下下，他们是四十年来最为不堪的一届领导。因而，此时此刻，兑现《宪法》第35条，解除报禁，解除对于网络的特务式管控，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实公民游行示威和包括结社在内的各项自组织权利，尊重全体国民的普遍人权，特别是政治普选的权利，而且，对于病毒的来源、隐瞒疫情的责任人及其体制性根源，启动独立追责机制，才是“战后重建”之大道，也是当务之急也。

复次，内廷政治登场。几年来的集权行动，党政一体之加剧，特别是以党代政，如前所述，几乎将官僚体制瘫痪。动机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纪检监察为鞭，抽打这个机体卖命，维续其等因奉此，逶迤着拖下去。而因言论自由和现代文官体制阙如，更无所谓“国王忠诚的反对者”在场，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约，复以国安委一统辖制下更为严厉之铁腕统领，最后层层归属，上统于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党国体制下又无分权制衡体制来分责合力，遂聚亲信合议。于是，内廷生焉。说句大白话，就是“集体领导”分解为“九龙治水”式寡头政制失效、相权衰落之际，领袖之小圈子成为“国中之国”，一个类似于老美感喟的隐形结构。揆诸既往，“1949政体”常态之下，官僚体系负责行政，纵便毛时代亦且容忍周相一亩三分地。“革委会”与“人保组”之出现，打散这一结构，终至不可维持。晚近四十年里，多数时候“君相”大致平衡，党政一体而借行政落实党旨。只是到了这几年，方始出现这一最为封闭无能、阴鸷森森之内廷政治，而彻底堵塞了重建常态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进路闭锁，彼此皆无退路，则形势紧绷，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形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经济社会早已遭受重创，风雨飘摇于世俗化进程中的伦理社会不堪托付，市民社会羸弱兮兮，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至于最高境界的政治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则一旦风吹草动，大灾来临，自救无力，他救受阻，必致祸殃。此番江夏之乱，现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于这个孜孜于“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于人民主权、“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的体制本身。结果，其情其形，恰如网议之“集中力量办大事”，顿时变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证而已矣。

第五，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治国驭民。过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变的前提下，官方意识形态口径经历了从“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四化”的富强追求，到“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再至“新时代”云云的第次转折。就其品质而言，总体趋势是先升后降，到达“三个代表”抛物线顶端后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数据极权主义”。相应的，看似自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因其动用奠立于无度财政汲取的科技手段，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数据极权主义”。缘此而来，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由此，“基于法西斯主义的军功僭主政治”渐次成型，却又日益表现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其非结构性与解结构性。职是之故，不难理解，面对大疫，无所不能的极权统治在赳赳君临一切的同时，恰恰于国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见肘，制造大国一时间口罩难求。那江夏城内，鄂省全境，至今尚有无数未曾收治、求医无门、辗转哀嚎的患者，还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丧黄泉者，将此无所不能与一无所能，暴露得淋漓尽致。盖因排除社会与民间，斩断一切信息来源，只允许党媒宣传，这个国家永远是跛脚巨人，如果确为巨人的话。

第六，底牌亮出，锁闭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换言之，所谓的“改革开放”死翘翘了。从2018年底之“该改的”、“不该改的”与“坚决不改”云云，至去秋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之诸般宣示，可得断言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开放”，终于寿终正寝。其实，这一死亡过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过至此算是明示无误而已。回头一望，二十世纪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极权政治，迫于压力，皆有自我转型的可能性，而无需诉诸大规模流血。纵便是“苏东波”，尤其是东欧共产诸国等红色极权政体，居然亦且和平过渡，令人诧异而欣慰。但吾国刻下，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若果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夫复何言!但愿此番大疫过后，全民反省，举国自觉，看看尚能重启“第四波改革开放”否!?

第七，由此顺流直下，中国再度孤立于世界体系，已成定局。百多年里，对于这个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极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上演了多场“抗拒”与“顺从”的拉锯战，反反复复，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里，痛定思痛，“低头致意”以及“迎头赶上”，乃至于“别开生面”，蔚为主流。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横，表明“改开”走到头了，左翼极权“退无可退”，无法于和平过渡中完成自我转型，因而，也就怪异于现代世界体系。虽则如此，总体而言，几番拉锯下来，中国以其浩瀚体量与开放性态度，终于再度跻身现代世界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诠释着所谓“中心—边缘”的地缘叙事，也是事实。但是，与国力和时势不相匹配、太过张扬的外向型国策，尤其是内政回头，日益“法西斯化”，引发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对于红色帝国崛起的戒慎戒惧，导致在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却为共同体所实际拒斥的悲剧，而日呈孤立之势，更是眼面前的事实。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却很简单，一个不能善待自己国民的政权，怎能善待世界;一个不肯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国族，你让人怎么跟你共同体嘛!故尔，经济层面的交通互存还将继续存在，而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孤立却已成事实。此非文化战争，亦非通常所谓“文明冲突”一词所能打发，更非迄今一时间数十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范围的厌华、拒华与贬华氛围之悄悄潮涨这么简单。——在此可得提示者，隐蔽的“黄祸”意识势必顺势冒头，而买单承受歧视与隔离之痛的只会是我华族同胞，而非权贵——毋宁，关乎对于历经磨难方始凝练而成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顺逆从违，而牵扯到置身列国体系的条约秩序之中，吾国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国族哲学，其取舍，其从违。在此，顺昌逆亡，则所谓孤立者，全球现代政治文明版图上之形单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转这一局面，重建负责任大国形象，担负起应担之责，而首先自良善内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大道，特别是要坐实“主权在民”这一立国之本。在此，内政，还是内政，一种“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体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摆脱孤立、自立于世界体系的大经大法，而为国族生存与昌盛之康庄大道也。那时节，顺时应势，中国加入G7而成G8，亦且并非不可想象者也。

第八，人民已不再恐惧。而说一千道一万，就在于生计多艰、历经忧患的亿万民众，多少年里被折腾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我们人民”，早已不再相信权力的神话，更不会将好不容易获得的那一丝丝市民自由与三餐温饱的底线生计，俯首帖耳地交还给僭主政制，任凭他们生杀予夺。毋宁，尤其是经此大疫，人民怒了，不干了。他们目睹了欺瞒疫情不顾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们身受着为了歌舞升平而视民众为刍狗的深重代价，他们更亲历了无数生命在分分钟倒下，却还在封号钳口、开发感动、歌功颂德的无耻荒唐。一句话，“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若说人心看不见摸不着，最最无用，似乎经验世界早已对此佐证再三，也不无道理。这不，万民皆曰可杀，他却坐享天年，如那个人人唾骂之李大鸟者，令人感慨天不长眼，天道不公，可实际上，天是苦难本身，与我们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人胸腔里跳动着一颗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祸福义利而恨爱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泪、流水而伤怀，则人心所向，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矣!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至于脑残与岁月静好婊们，一群乌合之众，历史从来不是他们抒写的，更不因他们而改变奔流的航道，同样证之于史，不予欺也。

第九，败象已现，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戊戌修宪，开启邪恶之门，集权登顶之际，恰恰是情势反转之时。自此一路狂奔倒退，终至败象连连。撇开人心已丧不论，则前文叙及之港台应对失策与中美关系失序，以及经济下滑之不可遏止、全球孤立，表明治理失败，违忤现代政治常识的强人政治事与愿违。大家面对闷局而恐惧其已成僵局，苦思焦虑其开局与再布局，期期于内部生变式与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犹如水中捞月之时，港台形势发展实已自边缘捅破铁桶，而开辟出一线生机。此种自边缘破局、而渐进于中心的和平过渡之道，或许，将成为中国式大转型的收束进路。此时，吾友所说之“难城”，或为华夏旧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换言之，边缘突破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立宪时刻再度即将降临。当此关口，天欲晓，将明未明，强权抱残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则崇高之门既已打开，可得预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毙于黎明前矣。

以上九点，呈诸国民，均为常识。而一再申说，就在于国家治理未入常态政治轨道，国族政治文明有待现代转型，而于积善前行中，期期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收束这波已然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正是在此，我们，“我们人民”，岂能“豬一般的苟且，狗一樣的奴媚，蛆蟲似的卑污”?!

脚下的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却多难。你一点点耗尽我们的耐心，你一寸寸斫丧我们的尊严。我不知道该诅咒你，还是必须礼赞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泪溢双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诗人所咏，“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书生无用，一声长叹，只能执笔为剑，讨公道，求正义。置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

宝胜政论：习常委会不露面日韩不出访真出事了？清华教授许章润指习无耻之尤、北大博士许志永劝习退位谢罪！

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石涛聚焦》「清华法学家许章润再檄文“疫疠猖獗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痛斥习偬“无耻之尤” 列九大罪状以「此生最後一文」之语相拚「武昌再起义辛亥再革命」皆因封城而起

大难当前许章润：人民不再恐惧许志永：习近平让位

邱家军：最重磅：清华教授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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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y不转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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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忠甲

八十年代中期，正值反思文革，开启国门，竞相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西方，特具浪漫色彩的年头。因为忽发奇想，我同美国政治家兼教育家约翰·布拉德马斯（John Brademas1927-2016）先生有过一阵子交集。

1985年春，我在纽约世贸中心南楼EBASCO公司国际部上班，从事美中合作项目开发业务，频繁奔波大洋两岸。时遇高中同窗老友，苏州职工业余大学校长郑志祥君来晤，畅想邀请美国名校来苏城合作创办国内首所“工商管理学院”；愚以为创意极好，慨允玉成其事。

纽约世贸中心往北，坐落曼哈顿中城的纽约大学，拥有世界一流、闻名遐迩的斯登商学院（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成了吾人首选。承联合国核电专家蔡镇华前辈相助，经他夫人（曾任纽约市府秘书）致电纽大校部说明来意，得以迅速约见校长约翰·布拉德马斯。

我和蔡先生一起，是日来到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纽约大学图书馆大楼顶层的校长办公室。

约翰·布拉德马斯是希腊裔美国人，二战后期加入海军，后获哈佛大学学士和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屡任教职，积极从政，1958年赢得印第安纳州选举，成为首位希腊裔国会议员，任职直至1981年，是二十余年的资深议员，最后四年出任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党鞭。1981转任纽约大学第十三任校长。

校长先生英姿挺拔，颇有谦谦君子风度。见面寒暄过后，我等即行畅叙来华合作办学的美好设想。谈到后文革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新政下现代商务管理专才需求之盛；缅怀清末以还美国基督教人士在华兴学，包括监理会开办苏州东吴大学（我在附中上过学）培育大批杰出人才等不可磨灭的史迹；并渲染了苏州作为中华历朝涌现最多首席知识分子——状元的人杰地灵特色背景等等。

约翰担任国会党鞭期间，曾率团访华，对中国颇有亲切好感，当即兴冲冲请我们到里屋观赏墙上挂着中方赠与的一幅乡村养猪场风景画。校长随即召来了斯登商学院院长吉特罗先生（Abraham L. Gitlow），一起促膝恳谈，我竟感到了莫非往昔传教士来华兴学一般的热忱。宾主津津乐道中美友谊之源流远长，看好华夏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大业，情投意合，十分欢洽；初度会商，居然一拍即合，敲定了在华合作办学的意向，双方各自准备具体实施方案后再议。

说到在华办学经费和场地，原则上当由主办方提供。但鉴于中方财力尚蹙，外汇尤其紧缺，校长先生慨允在美相助筹资支持。

筹资能力是评价美国私立大学校长业绩的一大硬指标，布拉德马斯先生恰是个中翘楚。他登临校长宝座时，纽大正陷于财务困境，于是挥手发起了一项筹资10亿美元的活动，计划15年完成；当天我们看见校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指示牌，昭告筹款实绩已逾三亿美元！最终该目标在10年内提前实现。

志祥君好比“叶公好龙”，闻讯一则以喜，一则担心自家势单力薄；思量过后，把这件好事转介给了比自家学校强大多矣的姑苏最高学府——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前身正是1900年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后者喜出望外，欣然接棒。

我趁回国机会，与苏大校长陈克潜等面议确认后，校方指派正在大纽约地区游学的访问学者张梦白教授为代表，同我一道在美共襄盛举。

苏大隶属国务院教育部和江苏省双重领导，我等拟议的涉外办学计划需经两者正式批准；并非纽大校长、院长那样可以自拿主意的。这时苏大校方和我都乐乎乎没有意识到即将面临不可逾越的不可行性，想不到就要陷入“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窘境。

我与张老按约赶早来到纽大校长办公室，商讨实施计划。校长留我们吃工作午餐，接着继续深入琢磨办学细节，大有倾囊相授的美意。

布拉德马斯先生原定偕夫人当年旅行中国，赶在长江大坝动工之前一睹即将消失的三峡胜景。他想在收到苏大邀请后，带着商学院吉特罗院长一道来华，先到苏州大学谈合作办学，如果进展顺利，即可拍板签约。这就是说，一切顺遂，箭在弦上，专等两校官式会谈了。

校长忽然若有所思，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派遣教授团队前来授课，同时也能从中国学到些什么吗？”

诚然，来而不往非礼也，问得合情合理。怎奈我和张老腹中空虚，一时沉吟起来。

也许张梦白教授的历史学家背景启发了约翰，他高兴地自答起来：“啊，历史！中国历史，可以学习中国历史！”

“是啊，是啊！中国历史！”我们随声附和，一笑掠过了。

这就是本文高悬题首，开宗明义的“约翰·布兰德马斯之问（John Brademas' question）”了。

不久，我遇见一个中国女孩，留学耶鲁大学主修宋史。我不解其远来美国攻读自家历史的缘由；她说国内虽多史料，但缺乏关于史观的深度研究，随即举了中国文官考试制度为例。这么说来，约翰的团队若有兴趣问津中国历史，莫非更应上耶鲁？

对于布拉德马斯先生看似平常却叫人难为情的问题，我请教了几位华人朋友搜索枯肠，且不论那随机应对的“中国历史”，想想可供发达国家专家移樽就教的实学，似乎就此两件：1.大熊猫（独一无二）；2.针灸术（不胜神奇，然而机理尚非现代科学所能解释）。不是开玩笑吧。

入夏某日，布拉德马斯校长来电话，告我收到苏大陈校长邀请函，唯只字不提兴办工商管理学院这一主题，却要求建立什么姐妹关系，不明是何蹊跷？我即电询张梦白教授，他也一头雾水。我们推测该是“形势不利”，不准和美国佬合作办学吧。

为什么说“形势不利”？5月20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本来“美帝文化侵略”之说幽魂未散，教育领域可谓雷池禁区，中美合作办学不啻石破天惊之议；此际无论教育部或江苏省党政领导，誰有豹子胆给苏州大学开绿灯？

经越洋电话求证，事情确是如此。约翰决定还是应邀与苏大校长一会，他问我是不是不用带吉特罗院长了，我说“是的，不必了！”

布拉德马斯校长到过苏州，游览三峡，返回纽约不久，为欢迎中国学界客人举行家宴，我和妻应邀参加。约翰同我忆述愉快的中国之旅，嗟叹在华合力办学时机尚未成熟。当然，我也谅解他无意同苏大建立无厘头的姐妹关系。无论如何，彼此理解都希望做点益世好事的诚心诚意；然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我带去一幅志祥夫人瞿丽华女士所作山水国画相赠。夫人是明末诗人瞿式耜后裔，擅长山水、工笔花卉和水粉画。校长这厢有礼，宴请之后，来信为此“厚赠”专诚致谢。

1992年布拉德马斯先生卸任纽大校长；其后历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纽约证券交易所、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以及世界教会理事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等。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雅典学院的研究员，并在Alexander S. Onassis公益基金会、美国艺术委员会、国家政策中心和西班牙的几家公司董事会任职。他被47所大学授予荣誉学位。2011年10月3日，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伊莎贝拉勋章，表彰有利于该国的服务。

正如毛泽东常常指责领导（干部）落后于群众，认为“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中有很多个“诸葛亮”。不可否认，那时节相关党政决策大员不免落后于郑校长、布校长、陈校长和敝人这样的“群众”了。

九十年代中国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进入21世纪，各地中外合作办学热情极度高涨，主管部门大开绿灯，几同雨后春笋之势，成百上千蜂拥而起。

2012年10月，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作为美国纽约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翌年9月首批新生入学。算来時滞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

其实，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没有真正引进国外教育的精髓，学历含金量不高，实为打噱头盈利。于是教育部于2018年7月4号下达公文，一下子终止了229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当然，后来的事情与郑、布、陈校长和敝人没有半毛钱关系。今夕何夕，何必效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重提那门子尘封往事？

唯因今天“中美国”蜜月已渺，开始离婚之旅，大国争衡险象环生，如火如荼；俄然想起了“布拉德马斯之问”，感慨系之，惊悚有之。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为始，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现已逾越贸易失衡问题的浅表层次，拉开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创新力终极性较量的帷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

创新，涵盖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等社会��活一切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生产力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要素，近乎可以决定世界的一切进程。先进生产力来自先进科学技术（包括生产管理方法）；显然，科技创新是先导性、实质性和决定性的创新。

“唯人，万物之灵”！人类有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征，就是得天独厚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创新力。离开了“创新力”，人类只是一种相当蹩脚的动物而已，在生物界凶猛的狮虎熊豹或灵巧的小蜜蜂、蚂蚁、蜘蛛面前有什么了不起呢？

换言之，如果创新力压抑不彰，科学技术无所长进，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无异泯同于非灵性生物，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意义，难免堕入“开除球籍”的噩运了。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创新力”的表达史。“创新力史观”好比明镜高悬，最是洞悉一切世道是非曲直。

《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接着再引用《诗》经，高度评价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孔子“言必称西周”。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看好的就是“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强霸主，享有高等生活水准，靠的不是什么美军、美元霸权、地理优势，而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力”。20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个新产业，比如航空、洗衣机、空调、电子、半导体与芯片、激光、光纤、机器人、互联网、大众传媒、碳纤维、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网络娱乐、现代医药、快餐连锁等等，都来自美国原创。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势不可挡，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照增长势头外推，超越首富美国已然为期不远。

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有利内因，并非立足自身创新力之上的科技创新，而是一时间无可匹敌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庞大的廉价人力资源、廉价原材料资源，加上几乎不用担心环境代价与劳工抗争的特定社会因素。

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如今中国廉价劳动力模式的外向型经济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凭借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黄金时期已近尾声。中国不能继续滞留在现有发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撑持廉价人力市场，长处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必须朝着自主创新、拉动内需、产业升级转型的方向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实现建成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否则，中西力量的对比，本质上与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区别，“脆弱的超级强权”很容易在创造力的竞争中淘汰下来，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诸东流，所谓“大国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恐将流为南柯一梦。

改革开放至今，凡属人类一流先进创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开花、似乎应有尽有了，但仍然几乎都是“舶来品”或“舶来技术”的仿制品。中国已经跻身汽车、船舶制造大国，高性能发动机核心部件和精密调控系统还不能自给。整个中国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国飞机。中国药物制剂每年推出上万种，却没有一项FDA通得过的合成新药。中国互联网网民已逾八亿，大半为宽带用户，但几乎所有关键高端硬、软件系统技术都由美国开发和拥有。中国在许多大型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实现了“以我为主”，实际上多是外国人设计，请来的外国“脑袋”，花钱买来或市场换来的“自主产权”。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北斗导航、载人航天工程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属于朝向一个国际既有成果或结论靠拢，以求缩小差距、“填补空白”、“跻身世界前列”的“逆向发展”，而非突破、超越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用科技创新史学者董洁林（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女士的话来说（FT中文网2019年6月4日）：“中美建交后的四十年，美国向中国“单向”输入了很多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这一点都否认的话，至少帮助过我们的美国科学家们会觉得我们是非常不诚实的人。”

她忧心忡忡地指出：“相比贸易摩擦，中美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更深远更严峻。”

美国朝野已经同声同气打起了对华知识产权实即创新力“保卫战”，今后面对国际智慧财产保护重重屏障，即便付出天价也未必买得到想要的先进核心科技。

以爱国桂冠和优厚待遇招徕高端人才的办法，是“引进创新力”的极高明之举；建国以来举凡战略性重大科技项目的开展，无不有高端海归人士殚精竭力；“千人计划”气势如虹，麾下群英络绎于途；华为大手笔重赏之下，全球扩招，绩效出类拔萃。然而究其性质，不啻挖人墙脚；如果无限扩展，堪以摧毁一个千锤百炼建成的创新体系；今已引发美方高度警觉，强力反弹，提升到了防谍反谍的国家安全层次，甚至牵动改写移民政策。这条捷径只会越来越窄，盛况难再。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但社会创新力低下由来已久。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建国方略》）说来中华创新力明显急转直下，该从南宋后期算起，至少有上千年历史了。在近、现代比较重要的文史哲学理论、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进步成果中，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原创发明值得称道呢？

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东西方发展水平巨大差距，朝野无不体认创新力的重要，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战略口号和对策应时而生。

近年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从事全时研发的人员数量都进入了世界前列，201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850亿美元，远超日本的170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4765亿美元，居全球第2位；中国在全球PCT专利申请量上再次排第二名（次于美国）；同时不断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采取多样鼓励奖掖办法，媒体宣传鼓动不遗余力，但自主创新实际产出能力依然乏善可陈。

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风气离顺畅发挥自主创新力的境界还远，不仅牢牢滞留在取巧模仿之上，许多人更热衷于抄袭、造假、盗版这样的发财捷径。假冒伪劣遍及各行各业，祸国殃民，流毒国际，甚至危及消费者的生命。不要以为大跃进放卫星荒诞不经盖世无双。翻开官方报纸上的广告，随便取医学成就为例，可见根治癌症、杜绝肝炎、秃子长毛、矮子拔高、灰甲复元、音乐育婴、不孕佳音、艾兹杀手、排毒延寿、盖世华陀，不一而足，任挑一样，诺贝尔医学奖项都得甘拜下风。尤其可怕的是，历来被视为神圣、干净的学术殿堂，假学历、假文凭、假论文、假头衔、假成果，斯文扫地，比比皆是。出了几位难能可贵的学术打假英雄，反成众矢之的，到处挨骂。打假就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随着知识产权之争凸显，夸耀本国科技成就的文宣铺天盖地而起，纷纷声称震惊美国、吓尿美帝、中国赢了、美国输了、世界震惊、世界颤抖了、美国彻底慌了、特朗普彻夜不眠了！实质内容大体经不起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检验，大多出于廉价不实、随心所欲、投机取巧的“爱国表现欲”，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结果就像哈哈镜一样，把现实照得面目全非。

中兴违约受罚事件暴露了芯片行业严重落后的真相，随即掀起了一波大轰大嗡好比“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从网购业者到家用电器生产商，各行各业大佬竞相宣称造芯片，似乎不日即可执世界高端芯片技术之牛耳。识者直评“很荒唐，（她）根本不懂什么是芯片，完全是胡说”。造芯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努力和多方合作，是全球化的成果，岂是一场表决心竞赛运动。

中国5G大业领军人华为CEO任正非先生的许多讲话是清醒和睿智的，但国际通讯领域称为“活着的爱迪生”的通讯专家、美国诺基亚贝尔实验室首席系统工程师蔡亦钢教授接受媒体访问时不客气地指出：国内关于5G的报道绝大部份是虚假的。

为什么中国一流才俊，在自己国土上难有创新大作为，却见海外华人屡有光荣摘取诺贝尔奖桂冠？为什么在创新力排行榜上，最受国人批判诟病的大国美国和日本，以及不受注目的小邦瑞典、芬兰等一贯稳居前列；同为华人社会的国家或经济体如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时常名列前茅，或有亮丽表现？论者多以为令人纳闷，不可思议。

中国有什么危机？权力腐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老龄趋势、性别失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金融坏帐、房价狂飙、股市泡沫、就业困难、社保缺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水源匮乏、能源紧张、粮食缺口、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民族冲突、台湾统独······都是老大难题目，但就历史的观点看来，没有哪一条比得上中国社会根本的致命的超级危机――创造力危机（Creativity Crisis）。

感慨系之，惊悚有之！三十多年后，斯人已作古，但“约翰·布兰德马斯之问”依然举轻若重，叫人难以作答，难以为情。

国家提升创造力的战略，是一个需要触及深层次大本大源的系统工程。创新是探索未知事物、开拓未知领域，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标，常常由想不到的人物，在想不到的场合和想不到的时间里发生，很难事先搞规划、订指标、定任务。舆论导向、注入经费、建立制度、配置资源、优惠激励，固然重要，但若抓不住根本源头，无非东施效颦，表面文章，花花俏俏，伪而不真，淮桔成枳，怎成得气候？

中国创造能力失落的怪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早在1905年《新民从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中就曾发问：“何以哥氏（哥伦布）、维氏（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君（郑和）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什么“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郑和下西洋”一直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歌颂赞美不遗余力。实际上这是中华帝国走向海洋的绝唱，国运趋于没落的一场“回光返照”，从此错过了世界史上首开新猷的大航海、大发展时代。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狄克（Steven J. Dick）聪明地将郑和航海历史故事的警示意义，用作发展美国航天事业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国政府意图取消探索外太阳系的“新视野号计划”（New horizons，又译新地平线号）拨款。宇航局在敦促国会拨款的报告中引用了“召回郑和案”，写道：“1433年，当郑和的航队即将启程探险那未知的大西洋时，明��皇帝却将他们召回了——从而中国失去了在哥伦布数十年前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机会。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又要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阳系外新疆域的良机？”从而说服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新视野号探测器在2006年1月发射升空，开始了探索太阳系八大行星之外的征程。

与上述难题一脉相承，近有科学泰斗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接着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时至今日，李、梁、钱氏具有非常现实价值、学术魅力，以及深邃历史意义、攸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哉问，尚在云里雾里，不得正解；如此指望焕发创新力，岂非缘木求鱼？虚矫之风又何得静止？

中美贸易战已然由表及里，直切创新力核心。无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或达成怎么样的协议，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李、梁、钱氏三问，解题压力之大，不容蹉跎。

一朝“三问”获解，“知行合一”，砥砺以进，悠悠神州，气候大成；“约翰·布拉德马斯之问”终将举重若轻，成为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2019年6月10日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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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庞忠甲：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布拉德马斯之问 30年无法回答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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