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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krt]

“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 •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有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XXX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个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 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XXX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 ，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览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览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览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览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览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览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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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平民书店2018  昨天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1984》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1984》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1984》，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1984》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1984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1984》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1984》

1949年，《1984》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1984》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1984》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1984》。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1984》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1984》，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1984》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1984》，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1984》，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1984》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1984》。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1984》。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1984》。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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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托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的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终。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误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在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以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适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又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后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无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压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连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况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已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 朔伊布勒和福尔克 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抨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 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骂）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笑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furrytyphoonchaos]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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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2）

抛开球员问题，在甲A末年的最后几年，中国足球遇上了几个重要的大事。第一，就是2001年中国国家队终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创造了历史，让中国队走入巅峰。第二，就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这就表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国奥队将会作为主办方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在当时中国国家队实力尚处于历史巅峰的时间，这两件大事在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伟大未来的象征。刚刚打入世界杯，08年又会肯定参与奥运会，谁不会去猜想，中国足球会比90年代更加辉煌呢？但这些无数美好的猜想，全都在2010年全部破灭，而推进这些猜想破灭的一个原因，则又是足协设定的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化了甲A末年的各个矛盾。首先，就是足协为了推进中超的成立，以及为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从2001年开始各级联赛取消升级以及降级。取消升级与降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联赛的竞争性，使得参与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将精力放到备战世界杯，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狂热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下面列出了自2001年各级联赛的规则改变：

2001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原本升二不降，后改为升一降一。

2002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不升不降

2003年：甲A联赛只降，甲B联赛不升只降

除了2003年因为是甲A末年需要第二年重组为中超联赛所以会有球队降级外，连续两年没有降级制度，而对于甲B甚至乙级球队来说，除了2001年有升级机会，将会连续两年不论拿不拿冠军都只能呆在现在的低级别联赛，而且2002年甚至连降级都没有。如此不符合职业联赛规律的规则，助长了甲A末年的“假球”与“赌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既然在这几年，倒数不用怕降级，甚至低级别联赛就算夺冠也无法升级，那对于除了甲A最顶级的几支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他们这几年的辛苦踢球是为了什么呢？没有竞争性的足球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呢？没有看点的联赛怎么吸引球迷看球呢？没有球迷的参与球队怎么挣钱？既然没有多少利益可挣，联赛竞争性不强，那这些球队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非法的手段，不就少之又少了吗？这样，球员、球队怎么去避免他们不去参与赌球、假球？再加上足协本身对赌球、假球的限制少之又少，假赌黑在中国足坛怎么不会愈演愈烈？

2001年甲B联赛，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足协调整了赛制改制的方案后，当时只宣布2001年与2002年的升降级制度，拥有晋升甲A联赛实力的球队明白，如果想要升级到甲A，甚至是参与未来的中超，如果2001年没有晋级，最快也要等到2003年晋级成功，那就也要等到2004年才能参与顶级联赛，这对志在升级的甲B球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在2001年升级，就几乎变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1年甲B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进行晋级大战，最后上海中远靠着一个有明显越位嫌疑的进球绝杀广州吉利，3：2获得胜利，上海中远凭借此战确保了升级甲A的其中一个资格，而广州吉利也基本宣判升级失败。广州吉利主帅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对那个有越位嫌疑的绝杀球怒不可遏，质问到：“大家看到公平了吗？！”这场比赛虽然最后没有被列入“假球”名单，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各支球队为了升级，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而也就是同样的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对绵阳太极，在主裁判的“出色”监督下，成都五牛打出了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符合球队实力的比分，11：2大胜绵阳太极队！这比分打破了中国足坛单场进球纪录！在这个就算是刚接触足球的人都会觉得奇怪的一个比分，对于成都五牛的主教练余东风来说，却非常“正常”。而球迷们一看积分榜就会明白，为什么成都五牛要踢出如此夸张的比分。原来在上海中远战胜广州吉利之后，最有可能冲击甲A的球队就是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成都五牛赢下绵阳后将会和长春同积39分，而在这场比赛前成都五牛净胜球12球，长春亚泰18球，仅靠这场比赛成都五牛就直接获得9个净胜球，直接将净胜球拉到21球超过长春亚泰的3球。在假设最后一轮两队都获胜积分再次相同，必须要比较净胜球的情况下，赚取净胜球越多越有利，这也就是成都五牛不惜如此明显地踢假球都要获得这么多净胜球的原因。

成都五牛在倒数第二轮踢出如此悬殊的比分，给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都给吓一大跳，因为成都五牛此举不异于宣战，这也代表如果他们不在最后一轮采取任何行动，就相当于拱手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送给成都五牛。而在最后一轮之前，积分榜的形势如下：成都五牛39分21球；长春亚泰39分18球；江苏舜天38分。而这三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则是：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其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将直接对决竞争晋级名额，这无疑是对长春亚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成都五牛的提前“开卷作弊”，不仅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打假”的声讨，更是让足协开始谨慎起来，宣布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打。即使如此，这些都无法阻拦三支球队拼死也要晋升甲A的决心，因为如果冲A失败，就等于失去一大笔利益并将至少浪费一年在甲B踢球。于是三支球队各怀鬼胎，各自谋划利用金钱实现晋级的目的。但对于因为三家球队都要竞争，最后就变成了比谁出的钱多的游戏。

10月6日，甲B末轮开打，戏剧性的情况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两场比赛最终都变成了进球大战。首先是上半场长春亚泰1：0领先浙江绿城，然后江苏舜天连进2球2：0领先成都，形成了长春亚泰第二江苏第三的局面。但接下来风云突变，成都五牛开始疯狂进球，最后4：2逆转江苏舜天，净胜球达到23球。而长春这边，在打进第二球后，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冲进赛场抗议长春的进球有手球的嫌疑，并带领球员要求罢赛，导致比赛一度中断了6分钟。一开始，如此正义的行为似乎是那么正常，但6分钟后比赛恢复后，浙江主场的球迷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浙江的球员反而在抗议后集体消极比赛，并让长春亚泰接连又打进4球，最后长春亚泰6：0大胜浙江绿城，长春亚泰的净胜球最后为24球，正好比成都五牛多1球，从而压过成都五牛，保住了晋升甲A的机会。这时球迷才明白，原来浙江绿城中途的“罢赛”行为，其实是一场演戏，就是为了配合长春亚泰，为长春亚泰赢得6分钟的多余时间，使得长春亚泰能够晚于成都五牛那边结束比赛，从而确保长春亚泰的净胜球能够高于成都五牛。浙江主场的球迷压抑不了主队丢掉脸面打假球的愤怒，球迷们高喊：“假球！假球！”

比赛结束哨声一响，宋卫平直截了当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这场球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浙江球迷一个交待。”接下来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宣布开除队内5名涉嫌打假球得到球员，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场球的不正常表现而开除这么多的队员。宋卫平在发布会上激烈地批评道：“也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家乡亲情，或者说干脆为了钱。他们为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卖掉了俱乐部和浙江球迷，那我也认为他们会为他们的愚蠢得到应得的东西，这就叫报应。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活该！这些队员可以为了金钱卖掉良心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他们为什么不去卖爹娘？”

甲B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自从1999年渝沈之战以来，全国人民对足坛严重的“假赌黑”现象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并在这一轮比赛后集体爆发。与“渝沈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成都五牛提前以非常明显的“11：2”的比分宣告假球开始，使得许多球迷已经大量关注最后一轮比赛会不会还是有假球，足协也在“11：2”后通过安排最后一轮集体同时间开踢来暗示球队不要踢假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浙江绿城、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依然踢出了两场如此之“假”的比赛，毫不在乎外界对“假球”的痛恶。而且，加之自从“渝沈之战”以后，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对“假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能够更容易分辨哪些场次有问题，哪些场次可能是“假球”。所以，这次足协如果再不做任何手段，那么绝对平息不了全国球迷的怒火。而且，非常凑巧的是，10月6日甲B最后一轮的闹剧结束后，10月7日中国国家队在五里河1：0战胜阿曼，正式打进2002年世界杯。2001年10月7日成为了中国球迷永远的回忆，美妙的“出线日”。可这也正是中国足球让人痛爱相交的地方，也正好在“出线日”的前一天，是丑陋无比的“10月6日”。在中国国家队正式打入世界杯后，足协正好处在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刻，似乎国家队的荣耀掩盖了之前国内联赛一切的丑恶。足协也趁热打铁，开始调查并打击在甲B涉嫌打假球的几支球队。

与此同时，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联系上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打假打黑的决心。之后不久，宋卫平还主动向足协提交了一份自己认为有嫌疑涉嫌收贿赂吹黑哨的裁判名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令宋卫平心寒，更令全国球迷心寒。

10月16日，足协公布了处罚结果，在此之前，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慷慨陈词表示会让相关人士付出“沉重”的代价。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了上海中远的晋升甲A的资格不变，取消其他所有球队的晋升资格。

二：取消成都五牛对阵四川绵阳、江苏舜天对阵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阵长春亚泰三场比赛所有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参加过上面三场比赛的球员的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并取消上述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国内球员转会资格。

四：上述五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处罚2002年赛季禁赛一年。

五：取消四川绵阳的2002年甲级联赛的资格，勒令降级乙级联赛。

这份处罚，从明面上看上去是对五支球队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虎头虎尾，且根本不公平的处罚。首先，作为比赛的失利方，浙江绿城宋卫平即使已经提前向足协“弃暗投明”，浙江绿城还是有受到处罚的球员共13人，比实际上的假球最大受益者长春亚泰、成都五牛受罚的球员还更多。而本来就是比赛失利方，而且球队实力财力本来就不佳的绵阳队，更是直接处以降级的极刑！相反主动要求制造出假球的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却完全没有受到相对等的处罚。再其次，既然长春、成都、江苏都踢假球理应取消晋升资格，为什么还要取消其他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的无辜的球队的晋升资格？但最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假球明显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受益方是球队，那么球员和主教练就仅仅是俱乐部上层的工具罢了，那么实际应该为这次大型假球事件负责的俱乐部人士，或者说可能涉嫌的比赛的裁判，或者有可能接受贿赂的足协官员，以上人物通通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就相当于只是把听从上层指示的球员和主教练处罚，而假球的根基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足协第一次承认有假球的出现，第一次处理处罚假球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是好的，可是足协处理假球问题的摸棱两可，根本没有打击到真正应该处罚的人，依然还是所谓的“官官相护”、“相互照应”，这种力度的惩罚，就几乎像是在给“假赌黑”这个恶人挠痒痒。此次事件后，媒体称呼这五家俱乐部以及这次大型假球事件为“甲B五鼠”。可从历史角度看，甲B五鼠真的是这起假球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吗？如果不是足协内部腐败严重，放纵假赌黑现象泛滥，又设置种种不合理的联赛制度，球队怎么会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呢？

而在足协下达了处罚之后，先不说球迷对处罚大为不满，这个处罚导致了甲B联赛的一系列地震。首先，就是原先在倒数第二轮败给上海中远的广州吉利，本来如果没有对“五鼠”进行惩罚的话，那么广州吉利排在第四，是根本没有机会晋级的。但是现在排名第二的长春亚泰、第三的成都五牛和第五的江苏舜天全都有参与假球，那么晋级位置理应让给广州吉利继承，然而足协却直接一刀切将这个晋级名额直接取消。这让广州吉利一方大为震怒，更别说他们本来就对与上海中远的那个疑似手球的绝杀球感到不满，这下更觉得足协就是针对他们不想让他们晋级。而浙江绿城同样如此，宋卫平向外界表达自己对自己与球队有参与假球非常后悔，现在就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足球的一大痼疾，但没想到足协对这次假球事件的处理如此简单，宋卫平决定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打假扫黑”。于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打假扫黑”正式开始了。

一新闻来源说：宋卫平站在央视《新闻调查》镜头前大胆揭黑：在甲B联赛中，绿城绝大多数场次贿赂了裁判，最少是6万元，关键场次要提高3—6倍。另一新闻来源说：据宋卫平一次揭露，浙江绿城每场通过中间人付给裁判的钱是每场六万到八万元。这就是说，中间人可能收取或扣留了比裁判更多的黑钱，中间人比裁判更黑，更是“触目惊心”。他在面对媒体时指名道姓闫世铎：“能不能我们掀桌子（曝光），闫世铎来扫（足球）垃圾呢？” 接着浙江绿城拉起同样对足协不满的广州吉利，这也得益于吉利集团本来就是浙江的企业，浙江方面开始了革命。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上，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与广州吉利的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会上发言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支持下，浙江方面陆续搜集、寻找、提供自家球队贿赂裁判操纵比赛的证据，并准备了一些涉嫌接受贿赂操纵假球的裁判的名单。自然，自己揭露自己的贿赂行为，很有可能对自身导致严重后果。但是宋卫平说他并不后悔“揭黑”，“虽然说法律是严肃的和无情的，但最终球员、教练、俱乐部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严肃面对自己。”

而在浙江绿城整理收贿裁判证据的同时，一位拥有一定良心的裁判走入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眼中，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一开始2001年12月有一封匿名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及4万元寄到了浙江方面，信上表达了自己作为裁判吹过黑哨感到自责与后悔。之后不久，被认为是这封信的主人的龚建平就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宋卫平与陈培德认为，可以让龚建平的自首来做“污点证人”，开响“打假扫黑”的第一枪。老实人龚建平非常配合地将许多自己收贿或者其他假球的证据提交，然后，在掌握了多名裁判证据以及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之后，浙江方面不停与足协、体育总局联系，提交不少有关裁判的证据。

可是，令浙江方面没想到的是，他们掀起的“打假扫黑”的大旗，却反被千夫所指。媒体层面，以《新华社》为首的一众媒体纷纷指责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本来与裁判进行金钱交易后又尝试以寻找证据为由进行“私了”，这有违法之嫌，而且浙江绿城本来就是行贿人，其本身“贼喊捉贼”的动机和事件真实性无法保证，谁知道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可信的。而在2002年元旦之后浙江方面向足协提交完裁判名单后，上海一电视台就爆出了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这其中分别是：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龚建平是早早向浙江方面投诚，而陈国强则是执哨了成都五牛11：2的比赛，至于孙葆洁则是2001年甲A联赛的最佳裁判，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最佳裁判之一。此名单一公布出，以金哨孙葆洁为首的三百多名裁判上书足协要求讨个公道，这更是让宋卫平急忙向公众解释：“孙葆洁肯定不在名单之中！”但为时已晚，各路媒体以及足坛人士开始指责浙江方面根本就是混淆视听，徐根宝更是称宋卫平为“打黑假英雄”。而且，除了龚建平以外，没有任何被浙江方面指责的涉嫌受贿的裁判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些没有参与浙江绿城假球的一些裁判在外声称自己有过黑哨并支持打假，但这些声音对浙江方面于事无补。

但最令浙江方面感到绝望的是，在足协已经收到己方提供的大量假球、裁判的证据后，足协却似乎对这些证据“毫不理会”！如果除了龚建平以外没人承认不要紧，浙江方面提供的证据至少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可足协则是完全将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2002年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副主席南勇会上说道：“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继续使用。”这句话等同于在讲足协与假球收贿没有任何关系，而导致假球、黑哨问题的就是那些给钱的俱乐部。这次发布会后，看似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原来，足协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想要“打假扫黑”，根本没有考虑解决处理这些腐败、假球、黑哨的问题。足协方难道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掌握这些问题的证据吗？肯定不可能，而对于足协、体育总局来说，追求安定平稳，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足协为了平息这场运动，一边配合当时的“反腐败”的主旋律，一边又给浙江方面台阶下。3月4日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四川绵阳整顿态度认真且效果良好，对上述三队的处罚减半，将球队的转会禁令和一些球员与主教练的注册、转会紧令都减半或取消，而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则维持原判。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3月18日，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宣武分局看守所。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结果到最后，只有一开始的持有良心的老实人龚建平，成为了这起“打假扫黑”唯一一个遭到法律处理的足球人士。

2003年1月31日，龚建平案审判结束后，足协又下发了处罚：对涉及龚建平案的6名“送钱人”处以“终身禁赛”，另有6个相关足球俱乐部受到罚款处罚，6位俱乐部总经理被严重警告。其中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大连实德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给予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这样的处理对打击假球有用吗？极为不公平的是，肯定有行贿受贿的“甲B五鼠”、其余被质疑的裁判，甚至包括宋卫平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这种结果就连宋卫平本人都无法接受，浙江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有良知的足球人士都无法接受，甘愿成为污点证人的龚建平变成了足协内部腐败的牺牲品，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行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龚建平的判决对于宋卫平可能是件后悔终生的事，因为那封《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将龚建平拱了上去。对于这封悔过书，陈培德表示：“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没有和宋卫平对质过，但我倾向于龚建平律师和夫人的说法，就是这封信是宋卫平炮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他不想让被他曝光的裁判家破人亡，在他要把龚建平的材料上交的时候，就想出两个办法来帮龚建平减轻罪行，第一是把龚建平接受绿城的8万元贿赂说成是4万元，第二就是写了这么一封悔过信，希望审判的时候可以作为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但最终法院并未采纳，所以龚建平也没有获得自首的认定。”

对于这起运动结果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到惩罚，不少足球人士都感到可悲。足球周刊记载有人说：“龚建平在‘黑哨’的群体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坏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运气太糟，最终由他一个人顶包。”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几年间拿了几百万的也非极个别现象。一位曾在俱乐部当过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50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一个“黑哨”中间人在酒后吐真言：“希望就到龚建平这里打住吧。我还好办，只是在黑钱里提点成，况且我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判的，照这个标准，有些‘黑哨一黑’的钱足够枪毙的了。” 一位曾投资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据说受贿了37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20万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赛，我们给主裁的钱是两万元，边裁两千到八千不等。进入复赛阶段一般是主裁每场三四万，一局定生死的场次则更高，也有能达到十万二十万的。”一位感到忏悔的裁判说：“我们收‘黑钱’简直是一条龙，从我们的‘上级’参与，直到中间人虔诚地送来，再到俱乐部死乞白赖要给，你说谁能抵御得了？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钱’，要落个‘装孙子’的名声，在圈子里都没法混。龚建平的事一出，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简直给了我们一个狠狠的巴掌。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场上去。”

足协面对假球问题，尤其是最后一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般都只是用外籍裁判、同一时间、警告球队这些方法。当然，这些办法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更深层次的检查没有做到位，这些方法都是“无用功”。2002年足协为了防止“甲B五鼠”的事件再次发生，还搞出甲A球队交纳200万、甲B球队交纳100万的“道德保障金”，说“道德保障金”这种措施能够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算得上足协变相的收取“保护费”呢？

足协在处理“甲B五鼠“以及”宋卫平打假“的事上采用令人痛恨的冷漠态度，让不少希望、支持足坛恢复正常、打假扫黑的一批足球人士感到心寒。吉利集团在2001年12月11日就直接宣布退出足球，而吉利集团才刚刚在2001年3月16日宣布以2500万元买断广州队，并与广州足协签了30年的合同，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仅仅过了8个月就离开了充满了混乱与黑暗的中国足坛，这也创下了中国企业介入中国足球最短的纪录。而四川绵阳太极则更是最后直接解散，根本没有参与2002年的乙级联赛。但最令人心痛的，还是2004年，坐牢一年多后的龚建平，在7月11日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正好死在了生日的前一天早上，年仅43岁。中国足球曾经有过能够尽早解决自家问题的机会，可在各个层面上的“足球人士”的帮助之下，这个机会断送了，而这个机会的丧失，则更是导致了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甚至有可能更久的一蹶不振。到了2009年第二次中国足坛“打假扫黑”之时，人们才开始缅怀起龚建平起来。陈培德回忆说：“龚建平绝不应该是第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机会那么好，全国媒体都动了起来，形成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裁判准备交代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但是因为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个龚建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andydiy123]

民意可用而不可欺

——由腌臜的白银案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纯净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丑行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不公开)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臻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萝卜开会，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民智，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八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张越、秦玉海、吴天君、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便是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般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警察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好色纵淫、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及监控，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满街都是聂神探，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大量冒出能显露半个龟头真容的神探，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操蛋心理、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

(笔者特将有关的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下图)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普遍都呈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总结，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教组织再着浓墨！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坐穿牢底？？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gravitysworm]

暴力社运的死与生

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712-opinion-xian-g20/

刚过去的G20汉堡峰会，又不出意料成了各大环保组织、左翼人士、维权行动者等的抗议集结地。除了僵尸过街的行为艺术外，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无政府主义黑衣团体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黑衣人到G20这类象征全球化秩序的会场“捣乱”早就是惯例。在2009年的伦敦和2010年的多伦多，G20同样受到了这群人的冲击，而之后的传媒和舆论反应也极其相似：或是谴责，或是不解。人们谴责无政府主义者煽动暴力、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对他们从何而来充满好奇。 

黑衣人确实神出鬼没。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戴黑头盔黑墨镜，身着黑色连帽衫，手持棍棒，肩扛无政府主义旗帜。如今，他们早就不只在正式峰会上走秀，而是出现在了欧美的大街小巷。今年二月，黑衣人在伯克利校园内暴力阻击右翼演讲者Milo，受到舆论一边倒的指责。其后，黑衣人群体频频骚扰校园的右翼演讲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进行街战。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Spencer和Cernovich，先后在大街上遭到袭击。 

对极端左翼暴力的指责，已经是自由保守两翼的共识。保守派致力于将黑衣人定性为恐怖分子，自由派则纷纷跳出来与暴民划清界限，主流政治势力们在对暴力的态度上再次达成了默契。 

舆论对极左暴力的集体声讨，固然重申了社会底线，却不利于大众理解背后复杂的运动生态。除了少数独狼外，绝大多数极左行为都是有组织的。G20峰会上的黑衣人属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美国街头的黑衣人则是新一代反法西斯（Anti-fascists，简称Antifa）组织的成员，他们很多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主要以反对极右翼为行动纲领。他们的装束则体现了典型的社会运动黑块 (Black Bloc) 战术，用黑衣遮盖面部，组成队列，用棍棒等与对手进行近战搏斗。 

不管传媒如何污名化，以反法西斯组织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正在线上线下野蛮生长，从伯克利到波特兰，从纽约到伦敦，黑色战队们成了当下社运绕不开的一道风景。 

目前来看，还很难判断这类组织的重现，是否意味着当代社运范式的又一次转换。但至少，我们有必要梳理历史，去思考黑块和反法西斯组织流行的原因。 

黑块战术的起源和重现

黑块战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到80年代风靡欧洲多国的自治运动 (Autonomous Movements)。虽然这场打着公民自治口号的运动跨越了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在不同地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样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受到情境主义国际等先前运动理念的影响，提倡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抗争的源头。  

于是，各种对物理地点的占领，构成了自治运动标志性的策略。正是在占领各种空置楼宇、核电站的时候，德国的参与者们最先开发了后来被传媒总结为“黑块”的战术：黑布蒙面是希望通过遮挡面部来减少被警方报复的可能，群体作战则是对之前抗争策略的继承。毕竟早在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就有示威者采用头盔加棍棒的组合与警察周旋了。 

黑块起源于自治运动并不令人惊讶。当时正是监控摄像头开始入侵街头的年代，警察开始通过视频录像来辨识嫌疑人。另一方面，虽然整体上社运控制变得更文明了，70年代在欧洲确实出现了暴力回潮。警察常常无故殴打驱赶非暴力的占领者，使得运动参与者迅速激进化。激进化的示威者则促使国家进一步下狠手镇压。这种激进冲突在1981年冬天德国布罗克多夫反核现场达到了顶峰：尽管政府和法院都禁止外人闯入，还是有10万名示威者冒着严寒突破了防线。几千名冲在前面的示威者用棍棒、石头和汽油弹把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出动直升机空降救兵。因此，这次汉堡G20的抗议，算是黑块回到了大本营，抗议者们运用起来当然也就得心应手。 

一般认为，黑块在80年代末就传入美国，但在1999年末的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中才真正大展身手。黑块示威者冲击星巴克、Gap等象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商店，并试图阻止参会者进入会展中心。 

由于美国传媒的社运报道一向非常偏颇，加上国家管制的成功，黑块早期并没有在美国全境扩散开来。黑块在09年匹兹堡的G20抗议中华丽亮相了一次，但那次的集结更多是受到同一年伦敦G20抗议的感染。占领华尔街运动后，黑块尽管受到多方批评，却获得了更高的传媒曝光度。这个时期的黑块大都是广义的无政府主义俱乐部性质（比如Green Mountain Anarchist Collective），虽然也反对法西斯，但核心口号还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 

最近两年，随着民粹思潮抬头，极右翼不仅公开化更是组织化了。于是，蜇伏的黑块们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反全球化的话语退居二线，反白人至上、反新纳粹成了当务之急。黑块们不仅仅是国际会议外负责堵路烧车的无政府主义青年，也成为了阻击极右翼战线上的先锋。 

反法西斯组织的扩散与网络

正式的反法西斯组织活动早在二战前就存在，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欧美反法西斯组织，与当年的运动已无直接的勾连，最多存在一些精神上的继承。然而，这一波新式反法西斯组织的出现，确实也可以找到一些历史和结构性基础。 

反法西斯组织的流行一般都和极右翼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老勒庞在法国多次竞选总统，并于1984年成功进入欧洲议会。同一年，打着自治运动口号的反法西斯组织Section carrément anti Le Pen（绝对反对勒庞组织）在图卢兹成立，随后扩散到法国全境。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战乱，欧洲各地爆发反移民和光头党运动，英国国家党蓄势待发，反法西斯网络又一次浮出水面。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Anti-Fascist Action，他们因与新纳粹音乐团体Blood and Honour在街头正面交锋而闻名。因此，这一波黑块反法西斯的崛起，算不上新鲜事。 

这些组织如何招募到成员？与其说反法西斯阵线需要大量招募新人，不如说它是已有的组织联系在危机下被激活的产物。不少北美的反法西斯网络，脱胎于更广义的反种族歧视网络。比如旗下有好多分会的Torch Antifa网络就是在1988年成立的Anti-Racist Action Network基础上孕育出来。还有许多反法西斯分部，则直接受益于已有的无政府主义网络。 

反法西斯网络的完全去中心化，也有利于运动的快速扩散。基本只要同意反纳粹的抽象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地召集反法西斯运动。 也是因为以上原因，反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力远超过普通的左派组织，哪怕是欧美内陆的小城镇，都有各种正式非正式反法西斯网络的存在。这种网络类似于欧美社运中经常谈到的快速反应网络（Rapid response network）：它不见得和传统组织一样，有明确的纲领和内部成员规范，但成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传播工具快速集结起来。 

相比之下，传统左派组织还是超越不了大城市和自由派高校的围墙。成立于80年代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已经是美国分布最广的社会主义组织，然而其覆盖面和反法西斯组织比起来还是差了好多。因此，虽然其他左翼阵营经常批评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和幼稚，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反法西斯组织基本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中部小镇和白人至上团体抗衡的进步势力。 

与普通社运组织相比，反法西斯组织因为依托于之前的反种族歧视和无政府主义战线，而拥有更多的独立媒体资源。过去几个月，一个叫做It’s Going Down (IGD)的网站，几乎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官方媒体。各个地方分部的行动视频、照片、成员总结可以实时汇报给IGD，再由后者整理发布，供其他分部学习。 

除了线下动员外，反法西斯组织也在疯狂搭建自己的线上网络。虽说地方分部之间互相独立，但是网络信息沟通渠道很丰富。比如纽约和费城分部的官网都加上了世界各地Antifa网络的链接。在推特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分部之间、分部与成员之间、分部与激进媒体之间相互关注，频繁互推互评。即使是推特关注者才过一百的地方组织账户，也每天都在更新信息。 

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反法西斯网络上分享的信息不仅仅包含欧美本地的行动，还有很多是全世界各地的社运新闻，从匈牙利示威到巴西全境罢工，都得到了反法西斯组织的关注。两个月前打开推特，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账户在分享广东清远抗议垃圾焚烧的画面。这与往往只转发本地新闻的其他美国左翼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反法西斯的线上网络，特别是美国的部分建立得并不久。查看各个地方分部的推特账户建立时间即可发现，除了少数大城市的组织，绝大部分账户都是2016年之后才创建。哪怕是伯克利这种左派大本营，其Antifa的账户也是去年11月才建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波反法西斯风潮与极右翼之间的共生关系。 

非暴力的迷思

在公众记忆里，反法西斯组织这样崇尚武斗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并不多见。纵观欧美街头运动的历史，70年代后参与者所采取的抗争手法越来越讲求和平，相对来说，警察的暴力镇压也越来越少。 

社运范式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首先，相比屡次被写进教科书的非暴力抗争，暴力行动是一种很难传授的策略。它很多时候依赖于参与者的临场应变，而极难被总结成一套模式。强行堵路在一个地方可能屡试不爽，在另一个地方的成功率却可能一直为零。其次，暴力行动往往需要一个超高凝聚力的组织对行动进行协调，同时倾入大量的资源作为后勤支持。因此，信奉暴力行动的组织往往面临后继无人的下场。比如60年代末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中分裂出来的气象员组织，以直接攻击中央政府和金融机构，号召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著称。他们的成员70年代后四分五裂，未能将自己的行动策略教给下一代。反观其他新左派组织，虽然一样走向衰落，但很多成员的子女都成了“学运二代”，在别的组织中继续自己父母的非暴力事业。 

除此之外，暴力抗争的衰落更多是欧美社会规训的结果。在长期的社会稳定下，社会运动越发被视作一种和竞选，投票没有区别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亨廷顿开始，政治学文献就反复强调，制度参与和非制度参与存在互相替代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民主健全，人们不会想要上街。换句话说，社会运动本身的意义，被扁平化成了投票箱外的不满。 

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后，图像传播变得快捷，传媒开始突出社运的规模，以社运动员人数的多少来衡量成败。各种一万以上，甚至十万，百万级别的示威，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在传媒有意无意的暗示下，社运组织也把重点放在如何一次性吸引更多的人上街上。各种社运的对抗性急剧下降，示威游行和节日游行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最后，学术圈对暴力和非暴力抗争的研究，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后者有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多的常设研究机构（比如ICNC），导致了更多的研究数据和学术研究。几十年来，非暴力总被视作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而暴力抗争，总被认为妨碍了非暴力的动员，给国家镇压留下口实。少有人敢承认，非暴力也阻碍了对暴力抗争手法的探索和实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法西斯组织的兴起，算是逆潮流而动。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公众对暴力行为的支持度有限，也不在乎每次能激发多少人参与。讽刺的是，他们这种表面漫不经心的态度，反而给自己蒙上一层亚文化的气质，吸引了对主流社会运动不满的叛逆白人青年加入。 

黑块策略的隐患

但是，尽管反法西斯组织处在上升期，我们很难认为它是成功的。黑块策略本身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单采纳这一种策略是不够的。 

首先，黑衣蒙面固然减少了被摄像机拍到的危险，但同时也关闭了和其他运动组织对话的大门。也许是因为忠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反法西斯组织确实不和其他组织同进退，其他组织也难以接触到他们的成员。在与美国左派组织沟通时，曾有成员对我表达过对反西斯组织的担忧，他们生怕黑块的冲击会打乱自己的计划。 

其他组织成员的担忧，固然印证了欧美社运不断被规训的事实，但反法西斯组织的我行我素，确实也无助于扭转公共舆论和其他兄弟组织对暴力行动的负面印象。 

其次，由于面部无法识别，不属于运动的人很容易混进组织。警察完全可以带上面具头盔，假装示威者的一员。这样一来，本来对参与者提供的保护可能反而变成了伤害。 

再者，由于黑块战术入门门槛较低，现在的极右翼团体们也学会了这招。若干月前，加州居民Kyle Chapman因为手持盾牌棍棒，怒打Antifa成员，被另类右翼封神为Based Stickman。之后，极右翼们也学着反法西斯组织武装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穿白衣，自封为“Proud Boys”（骄傲男孩）。对旁观者来说，这两方卷入的抗议变得困惑无比。黑块与白块互相推搡撕扯，强化了众人对“双方都是暴民”的判断。 

最后，黑块战术讲求的隐蔽性并不能真正保护到当事人。随着通讯的发展和欧美立法的倒退，对社运参与者的监控已经可以绕过面部识别。特别是如果参与者携带手机，手机主动发出的消息和被动放出的信号就足以识别出个体。几个月前，就有Black Lives Matter行动者发现在他们游行的过程中，手机会出现白屏，无法发送信息等故障，而NYPD则不置可否。不管怎样，在未来可能的监控技术面前，黑块已经越发沦为一种象征性的视觉摆设。与19世纪中叶巴黎改造后街垒的命运一样，黑块已经渐渐丧失其原有的功能。 

黑色战队的单调抗争

反法西斯组织和黑块战术的流行，既可以是当代抗争走向激进的体现，也可以被理解为运动庸俗化和单调化的开始。目前我们看到的反法西斯组织采用的黑块，很多是有名无实：徒有其黑衣的外形，没有其丰富的行动内涵。 

也就是说，这一波反法西斯组织垄断了对黑块的解释权，使得人们对运动的想象过度聚焦在着装和视觉表达上，以至于人们以为黑衣就是黑块，黑块就是暴力抗争的代名词，而暴力抗争就是焚烧旗帜、砸烂车辆。事实上，其他与黑块相联系的激进行动，比如长期占领、拒绝付款、全境罢工，其他暴力抗争方式，比如冲击政府、绑架对手、甚至夺取广播、建立武装，都渐渐退居到了幕后。诚然，很多暴力斗争策略并不值得提倡，但缺乏对不同策略的公共讨论，也就无法评估和反思运动的成败。 

曾经的左翼运动采用黑块，只是把它看作众多可用战术之一。上文提到的欧洲自治运动中，参与者除了进行黑块示威，更是结合了多种办法，拉拢了各种力量与权力进行阵地战。乘客们拒付车资，家庭故意少付水电费，租不起屋的青年占领空置的公寓，建立社区中心和另类音乐场所。这是不同参与者的协调配合，不同策略的交相辉映。相比之下，反法西斯组织则把黑块作为自己的唯一指导方针，组织的合作也只局限在网络内部。 

这种简单粗暴的黑块策略得以流行，正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模式化的激进策略。在社交媒体迅捷的图像传递前，黑色战队可以成为醒目的文化景观，却难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它在被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消解了自身的抵抗性。 

自此，我们也看到了当代左翼运动转型的瓶颈，为了让理念传播更广，运动驯服于一种标准程序：要么是模式化的游行示威，要么是模式化的黑块冲突。看似尖锐对立，实则是对共同困境的不同反应方式而已。非暴力难以挑战到权力，而暴力则沦为一种区分敌我的表演，两者都是隔靴搔痒。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暴力社运的重生，暂时只是当年死躯上开出的几朵野花，耀眼又脆弱的扮相，反而让人怀念起从前的勇武派们。

[flgzx]

【真相网2017.1.29】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黑司令”朱德被批斗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 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 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朱德岌岌可危。

其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朱毛”分不开，朱德才免遭红卫兵的揪斗，但却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因军队紧急战备，朱德被疏散下放到广州从化，直到次年８月，才回到北京。内心的苦闷使其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朱德身体更加虚弱。7月1日，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6日，朱德离世。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 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 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 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然而，在朱德被打倒后，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中共造假的本事令人瞠目结舌。

彭德怀死于癌症

1974年12月17日，一具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事实上，这个名叫王川的人正是中共的前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

在中共内部，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较有正义感之人。1928年加入中共，发动平江暴动，失败后，退守农村，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中共北上逃亡期间，曾以三千残兵救毛泽东摆脱张国焘的挟持，从而为毛所倚重。

抗战时期，彭德怀主张中共积极抗战，而不是躲在西北一隅养兵蓄锐。其主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其违背毛泽东的只打“麻雀战”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屈指可数的抗战功绩，而且亦成为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携数十万军队入朝。毛的长子毛岸英以彭德怀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然而，到达朝鲜只一个 多月，由于毛岸英没有遵守规定，在掩体内炒鸡蛋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死。毛十分难过，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责，但据说毛更对彭心生芥蒂。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1958年，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了毛发动的大跃进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了毛的强烈批评，毛以另立山头相威胁，迫使党内高层屈服，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不仅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

彭德怀离职后，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到12月26日，他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并将所写的5个 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春，彭德怀基于大跃进后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无数的这个事实，再次以八万言上书毛，要求实事求是，改弦易辙，承认三面 红旗失败，救民于水火。

这封上书不仅再度引发毛的不满，更引发了毛的担忧，他担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力。毛深知，彭德怀一旦翻案成功，毛氏江山就有可能姓刘。

为了不让依旧在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的彭德怀成为自己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绊脚石，善于权变的毛对彭德怀采取怀柔政策，将其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在彭德怀被调离期间，毛发动了以打倒刘少奇等人为目标的“文革”。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 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的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的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著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著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的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 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死时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命丧空难

在元帅中，林彪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而其年纪轻轻就能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林彪地位逐渐上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深谙“毛太阳”心理的林彪早 在文革前就率先在军队开展了将毛神化的运动，并在文革后推广至全国。林彪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文革爆发后，刘少奇等高官被打倒，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炙手可热。

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遂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 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 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有消息称，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毛除去了林彪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将文革的罪责归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而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 示。另一方面，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 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二者之间充满了冲突。

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要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罪恶。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 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 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 政治上的旋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 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 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 (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 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 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 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 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 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陈毅死于癌症

1901年出生的陈毅，曾在法国留学，因受共产国际蛊惑，参与围攻使馆、进军里昂等活动，引起法国市民反感，最终被法国政府将其同另外一百多名留学生遣送回国。

陈毅回国后，通过蔡和森，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其后在中共军队中任师长、政治委员、总指挥等 职。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副军长等职，参与了牵制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役。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为了夺取工商业者的资产，掀起了“五反”运动，残酷的运动导致不少商人自杀，尤其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更是如此。而据 说，身为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都坐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 杀。

1954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爆发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干被打倒。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据说此事发生后，陈毅还给毛写了封信，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等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

可以说，林彪的“背叛”，给了毛沉重的打击，他有意将迫害军方将领的帐算在林彪身上，借此化解怨气。在陈毅去世的同一天，毛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赶在陈毅闭眼前告知了毛 新的“指示”。

然而，毛在“二月逆流”上的松动，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平反”。陈毅死时依然带着“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其追悼会规格到底如何其妻子张茜也不知晓。民 间流传，张茜曾为此询问过周恩来，对陈毅心怀愧疚（曾参与批判陈毅）的周恩来于是给正在住院的毛打电话，询问如何定性。当时毛说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 志”。凭借着这句话，周恩来通知了在京军队高层准备参加追悼会。据说，当时301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高层。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

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不知这些作古的老干部们内心是否曾明白，谁才是祸害他们的元凶？！

徐向前三次被抄家

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徐向前，在1949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爆发后，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面对着文革带来的乱局，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改由萧华主持。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 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 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蒐了又蒐。徐向前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 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都被劫去。因为叶剑英事前得悉有人要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他才没有被揪 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声称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 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文革结束后，徐向前于1990年9月因多脏器衰竭离世。

聂荣臻被批判

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共的聂荣臻，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因为“二月逆流”事件，聂荣臻也遭到了批判，被批是“华北山头主义”。不过，因毛有意对其实施保护，聂荣臻没有遭到如其他元帅那样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聂荣臻于1992年因心衰离世。

叶剑英曾备受冷遇

对于叶剑英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毛泽东死后，主导抓捕“四人帮”，并力荐邓小平复出。而他 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高官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的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事件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遭到批判，是因为他 在中共党史上数次挽救过毛。

不过，虽然没有遭到批判，叶剑英还是遭到了冷遇。据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题为《叶剑英“战备流放”湖南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文革” 中，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备受冷遇与屈辱。期间，其次子叶选宁在下放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叶剑英想了解儿子的病情，但其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又因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 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但却遭到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时叶剑英的手在抖，眼里含 着泪。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1986年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 的九人的遭遇，在告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更遑论普通百姓，而这显然并非偶然，因为中共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 做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那些“听党的话”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都没有好下场。这不仅仅是 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简言之，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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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谌旭彬   2018-12-13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史实。

本文较长，共七小节，目录如下：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

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限。【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

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

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图：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

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

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

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

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

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

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

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图：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图为日军官兵拥挤在慰安所旁）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

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

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

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滞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滞留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

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

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

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

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

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

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

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

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

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

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

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

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

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1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前文所言，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网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

其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

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

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

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

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

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图：曾有人修改百度百科，将“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伪史加入到了“松井石根”词条之中【现已被删除】）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

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

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

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日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

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

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

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

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粹的“军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

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 殆尽，痛极。”

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 ——“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

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

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

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

……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图：谣言中涉及的于芷山）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

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

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

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

“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 ——“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日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图：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提及于芷山部仍驻芜湖）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

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

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

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

“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 —— 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

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

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

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

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

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图：“朝鲜籍日本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

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

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

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

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

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

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

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完）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 【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 【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 【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 【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 【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 【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 【20】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 【22】同上，第867-868页； 【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 【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 【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 【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 【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308页； 【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 【32】《橡树 | 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 【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第457~458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第350~351页； 【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 【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10~111页； 【37】同上，地111、114页； 【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 【39】《战犯谷寿夫的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 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695~716页； 【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同上； 【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 》1994年第2期； 【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第08页； 【46】崔吉平/口述 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 【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 【48】吴锡业/口述 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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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微信小程序可支持实现AR效果；三星回应架构变化：正常调整，与裁员没有直接关联 ；阿里AI开源新一代人机对话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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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达PC挤过独木桥

写于1999年。

1996年，联想PC勇登国内PC市场头把交椅，在这种士气鼓舞下，从1993年起一直沉默的国产PC品牌于1997年重新活跃起来，市场上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数十家国产PC新品牌。

这当中有业界宿将四通、华胜、紫光、同方的自有品牌；有海星、和光这样以前以渠道著称的公司推出的自有品牌，也有新参加PC市场角逐的家电新军海信，更有一些以前听都没听说的公司推出的崭新品牌。

尽管1997年的舆论已经以美国为例警告中国PC的独木桥挤不下这么多品牌，但非要挤上PC独木桥的新品牌都自信有能力将别家从桥上挤下去，自己徜徉而过。

实达PC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披挂上阵的。当初决定做PC的时候，实达总裁叶龙也没料到会有这么多品牌同时上，而且等实达PC在1997年9月1日挤上独木桥叶龙只投了2000万元，一年之后就收获了一个赢利1500万元的实达PC，太让人羡慕了，但不知叶龙任用贾红兵的眼光算不算投资。的时候，时间已经比其他新品牌晚了许多。

因此，当实达PC上市的时候，舆论普遍的反应是：“实达终端做得好好的，怎么也来E941PC这个浑水？！”大家都没拿实达出PC这件事太当回事，实达PC只是众多PC新品牌中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但是，等到1998年年终算账，实达PC却成为众多新品牌中最亮丽的新星——销售量达到15万台，赢利达到1500万元。这个成绩标志着：实达PC只用一年多时间就从1997年的PC新品牌混战中冲了出来，挤过独木桥，加入了由联想、方正、同创组成的PC第一阵营角逐。

背 景

1997年6月30日，实达电脑公司成立。

7月5日，鼓岭集训班上，贾红兵提出实达电脑发展的核心理念。联合舰队计划出台。

8月29日，实达系列微机产品发布暨展示会在福州举行。

8月30日，实达电脑在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开始巡回展。

9月，实达电脑月销量突破2000台。

10月7日至8日，实达电脑第四季度市场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决定生产线扩建、申办生产许可证、导入ISO9001、建立蜂巢工程等大事。

10月，推出实达首次促销活动“共享蓝天在金秋”。

10月底，发展合作伙伴达135家、建立了30家专卖店。

11月，确立了走低价位、经济适用型的路线。发布面向证券、教育系统的大地系列和高性能、低价位的蓝天E系列。

1998年2月，提出了“闯万台关”目标。

3月，顺利完成“闯万台关”目标，月销量稳定在万台以上。

3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实达电脑首届代理商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实达PC1998年主要市场目标将集中于家用市场。

4月，提出了“网际网”营销新概念，与连邦、S300软件连锁组织签定代理合作协议。

5月，完成了8个大区客户服务中心和16个省级维修点的建设，提出了“专用机种”的PC新概念，OEM联想“幸福之家”。

7月1日，正式开通24小时全年无休免费咨询电话。

7月3日，年产20万台的实达电脑芜湖生产基地正式投产。

8月6日，实达电脑98机构整合方案正式出台。

12月，实达电脑通过ISO9002质量认证。

1999年1月，实达电脑通过了CCEE安全认证。

3月底，实现第一季度销量超过4.5万台。

主流梦想

从1988年实达成立那天起，实达人心里就一直揣着一个PC梦，并在1992、1993、1994年多次尝试过做实达品牌的PC，一年销量一两千台，主要销在福建，规模小，没什么影响。但这些不算成功的尝试没能使久做“非主流”外设的实达放弃“做主流PC”的梦想。

1997年春节前夕，叶龙进京拜访当时的电子部计算机司司长杨天行，杨天行建议实达做PC，并向叶龙透露了电子部将重点支持国有品牌PC的信息。

杨天行的建议正中叶龙下怀，回到福州，从2月到5月，叶龙主持实达上下就“做不做PC”进行了多次研讨。当时不少人提出，实达到1997年再上PC已经太晚了，联想PC已经做得很大，实达再做，没太多机会。

叶龙极力主张做PC的观点旗帜鲜明：“实达要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没有主流产品，仅靠终端和打印机肯定不行。”“终端利润还可以，但是它的销售额比较小，不足以支撑一个大企业。”“实达再发展需要一个大产品来扩张，实达外设虽然做得出类拔萃，但传统终端的前景已经能够看到，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增长。”

不在本来优势的外设项目上加大投资，而是分出一部分资源做PC，PC没做成，外设优势又丢了该怎么办？

叶龙称，自己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叶龙认定产品的多元化和产业的多元化是两个概念。“中小公司应该守住核心技术只做一两个产品，但实达作为一个大公司，肯定要做信息产业里的产品多元化。因为任何一个产品都有起落的时候，一个大公司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命运全寄托在一两个产品上肯定不行。”“当然，终端在资源配置上肯定会排在PC之前，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会优先对优势产品进行足够的投入，不会平均投入。现在实达资源够，所以该上PC。”

叶龙要请比自己“出道”还早的贾红兵

1996年8月8日，实达上市后，资金充裕，品牌知名度提高了许多，多年做外设所形成的客户基础也比较扎实，做PC只缺领军人物。

PC总经理人选，叶龙明确提出从外面请。“从实达内部抽人做PC有两个问题：第一，实达内部的人对PC认识和理解不够。外设和PC区别很大，PC变化非常快，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变一次；外设三个月，甚至半年才变一次。用运作外设的模式运作PC，很难成功。其次，实达原有的人才已经被赋予了重任，很难再分出精力兼顾PC。”叶龙找到贾红兵之前，找过另外几个人，总觉得还不太合适。

贾红兵“出道”比叶龙早，曾经与何志毅、胡钢并称福建计算机三巨头。1988年，实达创业之初，贾红兵任总经理的智达公司就已经有了几百万元的资产。实达创业者当年曾感慨：“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像智达这么大啊？”实达、智达一字之差，实达在外面做业务，时常被误认为是智达，让实达人挺尴尬。

但是到了1997年，贾红兵风光不在，1997年的叶龙不仅当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还成为了中国计算机界年轻的“十五大”代表。

这种背景下，叶龙该以何种“大度”请贾红兵，贾红兵以何种方式“屈尊”进实达，双方都必须具备很好的心理素质才行。而且，在实达内部，中层有些骨干对从外面请人做实达PC有情绪，觉得实达没有将机会留给自己人。

贾红兵关掉自己的公司给实达打工

智达不了了之，“新世纪电脑”惨败，尽管都有很多外在原因，但贾红兵还是认为自己无论如何解释都难逃其疚，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脸面“再跟这个人见面，跟那个人见面”。贾红兵引身而退，领着办新世纪剩下的四五十人，不声不响地办起了新亚太公司。贾红兵从“场面”中消失了两年。熟悉贾红兵的人说：“老贾最辉煌的时候不是现在，当年办新世纪的时候，老贾躺在美国的宾馆里指挥国内的生意。对于已经辉煌的贾红兵该如何看待现在的成绩和努力?新亚太起点很低，只有50万元注册资金，业务是代理HP产品。1996年，新亚太营业额��8000万元，是HP优秀代理商。因为新亚太是贾红兵和一些骨干员工的持股公司，所以，尽管新亚太业务做得不是太大，但贾红兵他们个人的收益都很好。

新亚太两年是贾红兵赚钱最多的两年，但贾红兵做大企业的心没死。要将新亚太做大，贾红兵不担心市场不够大，但苦于资金不够，靠HP给的一些信贷额度支持，很难成大事。

1997年，贾红兵一个管内务的副总经理要去实达，帮助实达和DEC合资办工厂，贾红兵没拦她。临走前，这位副总问贾红兵去不去实达，并对贾红兵说，实达有可能做自有品牌的PC。

贾红兵的过去

贾红兵的失败比成功多。

1984年，贾红兵随何志毅办厦门东南电子有限公司，贾红兵是“大内总管”，负责进出口、内部管理和政府机关协调。东南公司主要业务是代理北极星计算机，业绩不错，但因为投资方追求既得利益，要求分红，而何志毅、贾红兵想将企业办大，不愿意将利润分掉的分歧，导致何志毅、贾红兵集体辞职过两次，最后东南电子不了了之……

1986年，贾红兵随何志毅回福州创办福建省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这个公司是福建省计算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这个公司重蹈东南电子的覆辙，何志毅和贾红兵策划创办了智达公司，让福建省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成为智达最大的股东，但智达还有其他外资股东。贾红兵是智达总经理，何志毅是董事长。何志毅长期在国外学习，智达由贾红兵打理。

1987年，智达和一家香港公司合作推出了自有品牌的智达PC，一年销量一千多台，当时全国的建行系统几乎都在选用智达PC，智达在国内创出了一定名气，公司发展到二三百人。

1989年，何志毅从美国回来，升任福建省计算机公司总经理。贾红兵称“这下坏了。”何志毅当了母公司总经理后，马上调贾红兵去母公司任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掌管PC业务。贾红兵不愿意去被他称为“大国营”的福建省计算机公司，上班十天就从岗位上逃回了智达公司，原因是：“我刚给微机事业部发了12元劳保，就有人说我贾红兵乱发钱。而且，以前办公司，没有人到我家谈工作，到了‘大国营’后，很多人朝我家跑，这个人讲那个人的话，那个人讲这个人的话。人事关系太复杂了，很烦。”

何志毅想通过改造国有企业的办法将事业做大，贾红兵想另起炉灶将事业做大，两人的矛盾不可调和。

贾红兵的一个手下被母公司除名，愤怒的贾红兵带领智达28名骨干一齐辞去了公职。辞职会上，贾红兵上台宣读辞职报告，宣读完毕，底下鼓掌，贾红兵领着28人退出了会场。贾红兵等人的辞职在福建引起了震动，这是福建省第一次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集体辞职。

贾红兵一班人辞去公职并非想离开智达，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辞去了福建省计算机公司的公职，而智达不只福建省计算机公司一个股东，其他股东依然可以聘用他们干智达。但是，福州市经委的工作组很快进驻智达公司。贾红兵一看形势不好，赶快写材料向社会说明情况。贾红兵一边写，手下一边打印，三十多页的《我们为什么走上辞职的道路》很快散发到了福州市各大机关单位。但最后智达这个公司还是被停业了，尽管很多股东不同意。

智达关闭之前，贾红兵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就找到一个外商，嘱托他注册新世纪公司，智达一关门，贾红兵立即领着智达的一批骨干开始了新世纪的创业历程。

这段故事后来被人写成小说《反水》，刊登在《小说家》上，后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贾红兵在小说中叫欧阳凯。

新世纪营业额很快做到了两个亿，组建成了集团。新世纪品牌PC的年销售额也达到了五六千台，这个销量当年在国有品牌中可以排第五、第六位。新世纪成了福州开发区的一面旗帜后，开发区参股了进来。

今天，贾红兵承认自己那时有些沾沾自喜。“新世纪注册资本才1500万元，但为了做形象，新世纪贷款三四千万元盖了两座大楼，一进福州开发区第一座楼就是新世纪的。

但是，在1993年，新世纪PC和国内其他品牌PC一样遇到了国外品牌沉重打击，新世纪PC靠直销，走行业用户，但是银行用户在1993年下半年全部转型到了AST、康柏和HP原装���。行业渠道兵败如山倒，新世纪资金一下流不动了。

此时，贾红兵看到了代理HP产品的前景，也从HP那里谈下了代理资格，但是，做代理，没有足够的资金做不大，新世纪盖大楼欠了银行三四千万元贷款，此时再想从银行贷钱很困难。贾红兵找到银行，银行对贾红兵说：“我们知道新世纪是你负责，但是，你只是一个雇员而已，你不能代表股东，要贷款找股东拿资产来担保。”

但是此时，贾红兵的股东们一看新世纪遇到困难，全都收了回去。给新世纪投资的是些香港公司，它们的投资在新世纪前几年业绩好的时候都收回去了，现在一看大势不好，就不愿意再过问新世纪的事了。贾红兵天天给香港的股东们发通知，要求开董事会，总没回音。“当时只要有2000万元投进来，企业马上就可以活起来。代理HP那几年很赚钱啊。”“现在可以采用让股、卖股等手段筹集资金，但过去没这些办法。”

贾红兵苦撑了整整10个月，董事会还是开不起来，银行三四千万元贷款的利息也开始偿还不起了。1995年底，银行冻结了新世纪的账户，新世纪大楼被银行“接管”。

就这样，新世纪这个曾经发展到六七百人，和实达一起并称福建省计算机产业两面旗帜的公司陨落了。

副总走了没多久，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贾红兵。期间，该记者和叶龙通了个电话，电话临结束，他问贾红兵要不要向叶龙问个好，贾红兵接过电话和叶龙寒暄了几句，叶龙在电话那头突然说，要找时间和贾红兵好好谈谈。

叶龙找贾红兵正式谈之前，先让自己的副手到贾红兵那里探了探口风，问贾红兵愿不愿意来实达。

考虑到自己出道比叶龙早，现在却要去给叶龙当部下，而且，去实达论挣钱也没有在新亚太挣得多，贾红兵没有一口答应下来。贾红兵回去和新亚太员工讨论去实达的事，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新亚太办了两年，虽说也赚了一些钱，但不稳定，公司未来怎样长期发展，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大家基本上同意一同去实达。

贾红兵进实达做PC，不只是他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反过来，贾红兵也要通过实达高层的“考试”。贾红兵“答卷”很出色，答完题，贾红兵只在外面等了十分钟，就被通知“没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亚太怎么处置。贾红兵主动提出不要实达收购，也不要实达兼并，只要实达拿出50万元补贴一下新亚太短时间内清库的损失就行。实达马上同意了这个方案。

贾红兵提出这个方案基于两点考虑：实达一下投2000万元进来，新亚太要参股，只能占一点点股份。“一点点有什么用！还不如将货卖完，将钱分了，把人带进实达组建新公司，让实达做100％的股东。再说，购并、控股等运作方式，都要经过很烦琐的审计，很耽误时间。”其次是“真正要进一个企业做，要价太高也没什么意思，何况我们还没有真正做起来呢？”5月，贾红兵和实达谈完，6月，新亚太关门。

贾红兵不是一个人进实达，是一批人，贾红兵办过很长时间公司，有现成的一套文化和理念，贾红兵带来的文化会不会和实达原有的文化不相容？

这一问题，叶龙认真权衡的结果是：“PC运作非常快速，它所产生的文化和外设文化不一致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我们要将PC做成实达的主流产品，那么，实达就应该逐步接受PC的文化。”

贾红兵是外人，叶龙怎么敢一下子将做PC这样重的担子托付给他？“实达历史上就是这样过来的，1995年，实达和福建省外部设备厂强强联合，重用了外部设备厂的骨干。每年，实达都会从外面进一两个人，实达很愿意让他们挑重担，让他们去试。”“通过几次接触，就看准一个人不现实，所以，实达不会一下子赋予这些人很高的职务。贾红兵一来也没给他副总裁的位置，等大家都看出他的成绩，1998年10月，没等年度结束，实达就提他当副总裁，而且排位很靠前”。

“反过来说，贾红兵心态也比较好，他来了，没有和我提要担任什么职务，而是扎扎实实做他的PC总经理。做好了，他也没有和我提要怎么样，反而，我们觉得应该给他承认。”

贾红兵总结实达PC脱颖而出的经验时，将叶龙放权列为很重要的一条。一开始，实达安排一个副总裁指导实达PC，贾红兵觉得很难和他相处，就打电话跟叶龙说：“算了吧，还是你来分管实达PC，或者另外换一个领导。”叶龙很快接管了实达PC。叶龙来管，贾红兵很舒服，因为，“只要我们报上去的东西，他基本上都同意，基本上都放手让我做，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人。”龙说他这样做理所当然，“集团原有的人，

包括我在内对PC都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就不好太多发言。”

上山集训

1997年6月30日，实达PC成立大会召开，贾红兵站在台上慷慨陈词之余往台下一看，看见的全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人。贾红兵带到实达的人一共有40多个，这些人在采购、技术、销售、市场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实达PC成立之初就有一支富有经验的队伍是实达PC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开完誓师大会，贾红兵将这支队伍拉到福州郊外一座山上培训。贾红兵听过原HP中国总裁程天纵有关“管理过程”的课，这个课程涉及怎样确立企业目标，怎样进行过程控制等内容。上山后，贾红兵一个人给这支队伍培训了7天“管理过程”。

这7天的培训不只是理论探讨，7天培训下来，实达PC的企业目标明确了。上山之前，集团想让PC公司既做实达PC又做DECPC代理，经过对企业目标的讨论，贾红兵他们决定只做实达PC，不做DEC代理。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实达PC暂时没有余力再做DEC代理”。因为要干大事，要做有意义的事，这批人放弃了自己的小生意，为实达打工，看中的是舞台以及自身能力的提高。用贾红兵的话说就是，“本事学成了，又不能和实达共享利益，真要出去自己创业，我也不拦着”。

结合过程控制分析，实达PC明确了研发部门什么时候出产品，生产部门什么时候建工厂，销售部门何时出去建销售点的时间表。实达PC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财务制度也在这次培训上初建雏形。

贾红兵自豪地称，他的队伍上山时还是一盘散沙，下山时已经形成了团队，而且，“每支团队都有自己的计划，下山就能照计划做”。

1997年没能完成任务

贾红兵本人“下山”第一个任务是和研发部门一道到全国各地跑一圈，考察PC配套厂商，仅机箱厂贾红兵就去过四次，出于资金原因，贾红兵决定先不自己“开模”定制机箱，而是用现成的机箱设计，但他要求机箱厂在实达PC的LOGO处开一块小模具，让实达的LOGO凸出来，不像兼容机商标是贴上去的。

一把手如何定位

相对于联想当年的新老交替，实达的交替工作可能在某种程度更难。联想当年要换掉的是老一辈创业者，新陈代谢，老人终归要被替换掉，这种自然规律谁也无法阻挡，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实达不同，实达的创业者几乎都是年轻人，实达在发展中要替换掉的人都是年轻人。

所以，叶龙说，在实达一定要建立一套“年轻人不压制年轻人”的体制，让这种机制不断地淘汰人，以便给后进实达的优秀人才腾出位置。

实达要发展必须引进新人，过去实达需要对硬件熟悉的人才，现在实达需要的是对信息服务熟悉的人才。而一个企业发展对于新知识、新人才的需求，仅靠企业自身的生长发育远远不够。企业原来居于高位的大多数人自身的进步一定赶不上十倍速向前发展的IT产业的步伐，企业要赶上整个产业前行的步伐，就必须从外部注入“新鲜血液”。

叶龙坦言，“实达用人是不断地向上替代，包括替代我。”“但这种替代不能是刻意的，不能是集中大批次的，而应该是随时的，不间断的，要极力避免给人造成‘大换血’的印象。对于换下来的人也要做个案处理。”

实达PC的生产车间设在实达终端厂，开始只用了一半车间，不到400平方米，没有工人。7月份，实达PC分配来了20多个大学生，全都上线当了工人。1997年9月，实达生产出第一批500台奔腾MMX166PC，9月卖出了800多台。

重新开始做大事的贾红兵对实达PC的形势判断相对乐观了些，他认为实达PC在1997年能完成1万多台的销售，但最后只勉强完成了一万台。贾红兵将原因归结为“8月份推出的产品不行”。

1997年年终算账，实达PC亏损了500万元，产品上收支基本打平，赔了400万元广告费。尽管没能完成任务，但草创时期，队伍尽了全力，也很劳累，叶龙看到了这一点，问贾红兵：“是不是可以发些奖金？”贾红兵说：“不发。”1997年，实达PC没有一个人拿到奖金。

不做商用专做家用

1998年1、2月份，实达PC依然卖得不好，月销量只有2000多台。贾红兵急了，3月，实达PC新品一推出，贾红兵马上决定在上海降价促销，亏本做销量。由于实达PC卖得太便宜，致使整个3月，在上海的其他家用品牌基本上都没怎么卖出货。

上海促销，亏本赚吆喝，不仅为实达PC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促销让贾红兵看清楚了实达PC应该定位在家用。

实达做终端出身，客户基础在行业，品牌基础也在行业，叶��当初之所以敢做PC的理由之一就有“实达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行业客户基础”。贾红兵也是行业销售出身，其工作内容一度就是和竞争对手在银行系统“拼大单子”，直到后来代理HP，贾红兵才开始从事分销业务。

这些背景决定了实达PC一开始不可能明确定位在家用电脑上，上海促销的良好结果让贾红兵迅速认识到，当时只有家用电脑市场上厂商投入力量还比较薄弱的现实。“家用品牌中响当当的牌子只有联想，联想之外，老百姓对其他品牌，没有形成深刻的印象。1997年，家用电脑市场上联想排名第一，长城第二，但长城只销了2万多台，方正、同创在1997年还都没用力做家用市场。”

深谙行业用户心理的贾红兵也分析了实达PC开拓行业市场的不利因素：“一个行业用户如果已经买了实达终端、POS和打印机，现在又要将PC加进来，采购人会顾虑50％的货款已经给实达了，现在要给到80％，单位里的人会怎么看待这单生意？”“另外，一个新品牌进入行业需要一定时间，行业用户购买过程通常是：选型完了，试用半年，下半年才少量定一部分货。实达PC等不起。”

想明白这些，实达PC很坚决地舍弃了商用市场，商用机经常被搁置三个月价格都没有变动。贾红兵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销售人员：“商用机有人来买，就卖；没有，不要花气力去推，你们只要专心致志做好家用机就行。”这是因为，“任何企业的力量和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都没有办法覆盖全部市场，所以，必须针对一个市场突破以后，再考虑下面的事情。”

为什么能便宜

对于“后进”品牌而言，低价无疑是一柄利器。1994年，联想靠“怎么看怎么像兼容机”的低价E系列冲开了国外品牌一统天下的市场，TCL彩电当年也是靠着低价大屏幕撕开了长虹和国外品牌构筑的市场壁垒。实达PC切入业已被“瓜分”完毕的PC市场，依然没有什么新花样，“低价”而已。

家庭用户对价格十分敏感，但价格最低的兼容机劣质的口碑让追求低价无止境的家庭用户心有余悸。抓住家庭用户这种心理，实达PC适时打出了“价格最低的知名品牌机”旗号，将价格始终锁定在比联想、长城、方正低1000元至1500元，比兼容机贵500元。多花500元，就能买到有品牌、有服务、有保障的实达PC，对家庭用户很有诱惑力。

定位在低价家用PC，不只贾红兵一个人想到。1997年，四通原来做自有品牌PC的总经理也提到过这个方略，但是后来四通自有品牌的PC不了了之……

个人的力量

以往，分析中国PC产业前途、中国软件产业前途，我们不是更多地关注外在的竞争环境，就是更多关注企业内在的竞争实力；然后，再根据历史的经验，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判断和预测，但这种分析往往不能切合实际，因为这种分析很少关注过个人。

联想如果没有杨元庆，联想PC还是现在的联想PC吗？中国如果没有联想PC，中国现在的PC市场格局还会是这样吗？同样，在1997年PC新品牌混战中，实达PC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和它的领军人物贾红兵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公司知名度，实达比不上四通，和紫光大约差不多；论投入，实达的投入并不多，只有2000万元；论队伍，实达没投入一兵一卒，但是叶龙找到了贾红兵。

实达PC和实达VCD相同的开始不同的结果从实践上再次证明了个人的重要性。实达PC和实达VCD几乎同时上马，VCD投入不比PC少，但实达VCD现在停掉了。叶龙承认，“实达VCD和实达PC反差非常大，PC做得很好，VCD做得不是太好，付出了一些代价。”原因是：“我们没有具备做家电的人力资源，缺乏做家电产业的经验积累和对这个行业的深刻理解。”另外，“谁也没料到VCD会在爆炸性增长后迅速进入恶性竞争阶段，众厂商都运用中央电视台这个最强的广告武器，致使成本大幅度提高。”

个人的力量的确有限，但是一个帅才的力量，并非几个普通人力量的简单相加就可以企及，特别是在智力行业，帅才的决策、策划、管理以及号召力所起的作用和传统行业中“十个农民刨地比一个壮汉多”完全是两码事。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谁都想通过低价增强产品竞争力，但不是谁都能在压低价格的同时也赚到钱。

传统的产品定价方法是“价格=成本＋利润”，在贾红兵眼里，这种定价方法不符合客户导向模式，一不利于产品明确定位，二不利于降低成本。“一个产品的成本不能事先定好，而应该先定价格，定毛利，价格减去毛利剩下多少，成本就应该是多少。” “我们看到6000元至8000元这一档机器是家用电脑的主流，而这一档机器的供应商多为兼容机厂商或者非常不知名的小品牌，相比这些供应商实达品牌有优势，所以，实达PC先将自己的价格定在了这个档次，然后，再往下考虑问题。”

6000元至8000元的低价格定了，毛利定了，能够分摊在各个运作环节的费用很快被算了出来。贾红兵坚决不同意“这个部门、这个环节就是要用这么多钱”的说法。“这不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一个部门、一个环节该花多少钱必须从市场倒回来看，实达PC价格只能卖这么高，再卖高就卖不好了，这时候成本只能是多少，管理费用只能是多少都是不能改变的，不能说我们有这么多人，这点费用不够用。不够用，就裁员，就只保证骨干工资���。否则，价格上去，销量下去，大家都没法干下去。”

因为运营成本被压得很低，所以，实达PC设在很多省市的营销中心搬进了民房，营销人员外出该打“面的”就打“面的”，该坐公共汽车就坐公共汽车；部门经理电话费被限定在500元，超支部分不能报；贾红兵自己到北京连一辆轿车都没得坐。这样节省的结果是，1998年，实达PC25个市场中心80多人包括工资在内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到700万元。

配件质量上，实达PC舍得花钱，坚持用好配件，显示器选夏华，主板选联想QDI，硬盘选昆腾，键盘选宏FB46，但在性能上实达PC不追求谁比谁快30％或者20％，更不追求花里胡哨的功能，实达PC追求产品简单化和故障率低。产品质朴实用从根本上降低了实达PC的成本。

在时间成本上，实达PC宁愿供货偏紧，一年下来少销3万台，也坚持上半个月进50％的货，下半个月再进50％，做到IntelCPU今天降价，实达PC明天产品就可以降价，相比一个月或半个月以后才能将库存处理完的厂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实达PC的奔腾300已经没货了，这些厂商的奔腾266还没有卖完。

利润追求上，实达将毛利压在10％以内。针对PC利润很低，不怎么赚钱的言论，贾红兵认为是“乱讲”，“很多厂商的毛利都非常高，在20％以上”。

只要不是存心骗我钱，都可以做代理

上海促销，实达PC从1、2月份的两三千台销量一下冲上了万台。实达PC原本有些低落的士气一下被鼓了起来，原来5个市场中心一下发展到8个，市场中心下面建了20个办事处。

全国布点完毕，实达PC召开代理商大会。会上，贾红兵和代理商推心置腹：“你们销量不够，我们不怕；销售能力不强，我们也不怕，只要不是存心骗我的钱，想和实达同心协力一起成长，那么，都可以成为实达PC的代理商。”有人问贾红兵为什么能在一年多时间内将实达PC做起来，贾红兵说：“我1984年就开始干PC，做过四五个品牌的PC，我一直努力在做，而且也不算傻，总该做成一次吧。”专卖店建设上，实达PC没有强求统一规范，没有要求统一装修，没有限定每月300台的限额，甚至没有规定专卖店里不准卖其他品牌的PC。“我知道只靠卖实达PC，养不活一家店面，所以，他们爱卖别人的产品，就卖别人的产品，我从来没对他们讲过，不准卖别人的产品。”本着“卖10台也让你干，一台的订单也接”原则，实达PC在代理商资源已经被众多新品牌哄抢之下变得十分稀缺的前提下，一下发展了近千家代理商，其中700家是正式签约的代理商。

实达PC发展代理商的同时还发展了资金实力和市场能力都比较强的四五十家分货商。实达PC从福州直接保证全国25个城市的库存不断货困难很大，于是，实达PC就让出两个点给分货商，让他们囤实达PC的货，然后，再分给小代理商。

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实达PC在全国各地的库存问题，另一方面，实达PC也用上了分货商的资金，所以，实达PC从来没有欠过上游配件供应商的货款。有时候，实达PC供货不及，分货商就指责实达PC在用他们的钱做生意，贾红兵每次都要和分货商费尽口舌解释，是生产来不及，不是想占用分货商的资金。“实达PC每月在银行的余额有两三千万元之多，用不完还借给集团，没有必要用分货商的钱周转。”

销售点建到哪，实达PC就将服务点建到哪。向HP学习，实达PC施行中性服务，将销售和服务分开结算，工资各拿各的，奖金各拿各的，谁也指挥不了谁。实达PC服务人数超过销售。

3月销量上万台以后，4月，因为生产、供货跟不上市场发展，销量回落到了7000多台。贾红兵连忙整顿生产，实达终端腾出整层楼生产实达PC，还忙不过来，实达PC一个月之内在安徽芜湖另开一个生产厂。

5月，实达PC销量再次过万台，此刻，贾红兵下了一道命令——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月销量都要保持在万台以上。

随着销量的增长，实达PC的员工从原来40人急剧增加到400多人，人员在膨胀，贾红兵却做出了反方向的决定，取消8个市场中心下面设办事处的架构，将办事处就地变成25个市场中心，人员增加了，管理上却减少了一个层次。

贾红兵管理销售人员的办法是不断提高他们的销售目标，压力前面，贾红兵每个月兑现奖金。在压力和奖金的互动下，实达PC的销售目标从年初即定的8万台、12万台不断向上攀升。

不设假想敌

从第一台实达PC到现在，实达PC一直在用联想QDI主板，对此，集团内部有不同意见，但贾红兵坚持，理由是：“联想用QDI，实达也用QDI，用户总不会因此对实达PC的质量产生怀疑吧！”

联想推“幸福之家”软件，响应的只有实达PC和TCL电脑。有人对此很不理解，问贾红兵，你一开始做品牌，怎么就用联想的软件？贾红兵说：“我不这样想问题，装了联想‘幸福之家’的实达PC要比联想便宜一两千元，这对用户是一个很好的卖点，只要是对实达PC发展有利的事情，我就做。相对面子，客户需求更重要。‘幸福之家’确实对吸引用户购买有好处，我们一时又开发不出来，为什么不能捆绑它?实达PC不设假想敌，我们始终将联想当作学习的榜样。”

联想推功能电脑和应用电脑概念，贾红兵认为这个概念不错，就打电话给联想副总裁杜建华问：“要是联想没有什么意见，实达也开始推这个概念了。”

采访手记

贾红兵经常只身一人在中关村逛，同中关村的柜台老板们攀谈，询问他们配件进货的价格，向他们讨教降低机器价格的方法。1998年3月，实达PC上海促销前，贾红兵跑遍了上海各大商场的电脑柜台，询问清楚了各种品牌的价格，仅报价单，贾红兵就装了整整一公文包。

让习惯于实战的贾红兵坐下来，清谈管理实在是难为他了。贾红兵一面大口大口地抽烟，一面低头苦想，最后，贾红兵还是说，他谈不出那么多虚的。

贾红兵认为自己管理实达PC其实很简单，一切都好像水到渠成。处理内部关系上，贾红兵坚持将“关系简单化”。“我从来不和任何人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到实达快两年了，叶龙家我一次也没去过。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员工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可以一心一意做事，用不着考虑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得罪谁。”

对外，贾红兵强调“正直经营”。实达PC今天降价，如果哪个销售人员趁用户不知道降价的消息卖出一个特别高的价格，那么，这个销售人员不但不会因为多赚了钱受到表扬，反而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实达不是不想多赚钱，但赚钱的点子不能想歪了。一个公司要做大，就必须保持一股正气，保持靠正当经营，靠产品生存的信念。一个公司如果整天想着算计和投机，那么，这个公司永远只能是小公司。”

贾红兵吸引人才的方法是向他们讲明，“在实达，大家是在做和联想、方正、同创竞争的事，明天还要和IBM、HP竞争。让大家感觉到自己在做很有意义的大事情。”在贾红兵眼里，规章制度虽然有用，但员工真想偷懒，还是有偷懒的办法。“现在我们的计算机整天连在网上，员工全都按时上下班，但他不想做事，可以一天到晚在网上‘冲浪’。”

所以，贾红兵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办法是不断地给员工培训，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有他们觉得在实达能够学到东西，他们才会甘心住民房，才会不太计较工资待遇。有些人学好了想走，那是没办法的事，但肯定还会有想学的人进来，中国的人很多。”

进实达之前，贾红兵前前后后办过四个企业，都没有成功，所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办企业一定要办到自己可以驾驭的范围内，企业并不是办得越大越好。“中国很多企业垮掉的原因就是办到了自己没有能力驾驭的范围中，办到了自己不熟悉的产业中。”

“办企业关键不在于比一时的高低，而在于长久的发展。一个企业一下子托起来比较容易，但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很难。所以，一个企业对其发展战略的研究一刻也不能停，一个项目即使一时赚钱，但如果没有长期竞争的实力，也要割爱停下来。”

叶龙说到实达PC不太喜欢用“成功”这个词，他觉得“PC的天”变化太快，现在不错的品牌两年后没了是很自然的事。

贾红兵现在开的车是他干新亚太挣钱��的。叶龙说，他已经考虑到新加入实达的骨干怎样和实达长期利益共享的问题。

实达1996年上市的时候，通过员工持股达成了利益共享，1996年之后，如何重新构造实达新的利益共同体平台，实达这几年做过一些探索，使用过利润分成、增配内部员工股等办法，但叶龙认为力度还不够，新的办法最迟1999年上半年会明朗化。

来源：《企业方法》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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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农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多山的地理条件，（2）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宗教原教旨主义，（4）民族矛盾。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和掌握了政权，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执政的“人民派（Khalq）”共产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恰恰说明了土改有多么不得人心。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通、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依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南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这种战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过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倘若阿洪扎达要加冕为真正的埃米尔，那奥马尔就要从沙希德的天堂中坠落下来。

[bitchyparadisedaze-blog]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作者：黄岭峻整理 文章来源：文革研究网 乌有之乡：2007-11-21 资料来源主要为网上《毛泽东力纠五风》一书，该书引用的是当年的报纸和文件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吴冷西等人的回忆。部分资料来源为薄一波的书。资料来自不同的段落，以A、B、C、D等分开。 ——黄岭峻 一、跃进前及跃进初（1958年8月以前） 甲、刘少奇的有关言行及相应报道 A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B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F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H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 ‘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乙、毛泽东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吴冷西：《忆毛主席》）：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 “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D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确实在钢铁产量上，用十五年的时间，在七十年代初超过了英国。见薄一波的书）（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E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F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二、在大跃进中、后期（1958年9月以后）的言论比较 甲、 刘少奇的言行和当时的报道 A ��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乙、 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和中央的决议 A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B 毛泽东1958年10月对田家英、吴冷西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吴冷西：《忆毛主席》） C 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和吴冷西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发表评论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D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意见非但不听，就连写上中央《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实权在毛之上－－－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　108－1 13　页） E 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纠“五风” 第一节　郑州会议 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开始，毛泽东相继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受刘少奇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穷过渡”等讲话的影响，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重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正“五风”的意见：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毛泽东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他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 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慌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五风”错误开了一次头。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①　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②　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尽管毛泽东辛辛苦苦力纠“五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沟通，然而他们在意么？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　 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 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他们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第二节　武昌会议 为继续纠正“五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正“五风”的意见，有以下要点： 一、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说这一句，在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个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三、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四、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五、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六、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 11月23日）。 第三节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五风”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接着《决议》还分析了那样做的危害性。《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8年12月人民日报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二、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的明确肯定。 三、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吨左右，仍没有足够的能量抵抗刘的热情并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正“五风”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一点，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要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耳发聩的指导作用。 第四节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 “共产风”的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他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的批评和纠正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少奇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核发，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语） E 　为反“五风”，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地，不胜光荣之至。 三、遇到困难后（1960年以后）的言论比较 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同志同期的言论 “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 “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会上 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大跃进期间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周恩來讲了国內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來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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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同样对经济通了六窍 1、开放，河蟹朝从来就是坐赢8方宾，外交局面的打开主导者是M，几次重大争议也是M拍板的2、从政治路线转经济路线，是被他打倒的人提出来的，最后那位很不厚道的人被他们定位为“一个好人”3、经济特区同样不是他的主张，这个也是被打倒的派系提出的 4、大锅饭是刘少奇的杰作，集体和家庭联产这两种早在大锅饭时期就已经是M考虑过的问题，最后被某人捅到刘少奇那里，结果就不了了之5、而小岗村这玩意是邓的打手的杰作，也就一骗子改开能拿出来的真正的旗帜MS多是那个“好人”的作品 话说，邓到底他懂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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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转向经济路线是华国锋提出的。特区是四人帮提出的。小岗村你在军史区或者网上搜索下就知道，年年吃返销粮救济款吃到现在。 现在还是有名的贫困村。=============================== 要注意，你现在的科普对象不是什么资深人士。黑话不要太多。听这么多做什么，反正你也不懂。 你只要知道，当年的事，多数都是“走资派”们搞出来的。然后“走资派”们把自己搞的破事，泼到老毛身上。老毛的接班人出的好点子，变成了设计师的大手笔。 就是这样。=============================== 修养他儿子对毛家还算不错吧，你们不要黑他了……工贼的儿子要走的路是他老子当年的路，这个路同样不待见于要party内换旗一派，现在不停说的要继续深化改开，不走回头路，更多的是指工贼的路，因为嗡嗡嗡余孽在party高层内已经没有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贼这边和毛家矛盾当然小了打击毛家，工贼这边更是自寻死路。=============================== 实际上不需要什么干货。只要这么想：刘少奇学过经济么？刘少奇解放以前负责过经济工作么？如果没有，他怎么学会搞经济的呢？ ...修养解放前长期是负责白区工作的，从未搞过经济建设。所谓的白区工作，也就是地下工作，主要是指白区的党组织建设、工运和学运。严格说的话，还有情报，不过这一块一直由伍豪和康生亲自掌控。而太祖，从上井冈山起，就没有停止过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因为不会搞经济建设，朱毛红军根本站不住脚，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在太祖被临时中央排挤出核心领导层之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期，更是主要负责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在这一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搞了许多发展私营经济、搞活对外贸易的措施，这是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的。我严重怀疑，天尊搞的改开、发展私营经济的路子，是在借鉴和模仿太祖在苏区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