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成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

[onpointbible]

談天說道 之 小禮物大改變  助孩子打破貧窮枷鎖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彼此之間有愛，所有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約翰福音第十三章34-35節《環球聖經譯本》） 文、圖：香港世界宣明會 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球仍有近一成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他們對醫療、教育、用水和衞生設施等最基本的需求仍然無法獲得滿足。要改善貧困孩子和家庭的環境，可以透過一點支援和小禮物，例如一頭山羊、雞、鴨、牛，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和祝福，幫助他們打破貧窮的枷鎖。 喪父難民男孩獲贈山羊 …

[mouniassn]

世事無常，能平安活著真不容易！

以下為一位有緣人分享：

近期的報導指出，夏威夷茂宜島的世紀野火，因火勢在凌晨竄燒來的急又猛，當地居民家當都來不及拿就衝出家門逃命，數千棟棟建築物燒毀，付之一炬。原本的夏威夷首都、繁華、歌舞狂歡的觀光勝地，亦曾是全球捕鯨業的重鎮，如今成了大片焦土，此報導令人不勝唏噓！

為什麼自然災害會越來越嚴重？水災滅頂、熱浪來襲等要人命的強災不是天然的，是眾生造惡業，被共業所感召而來。共業有善有惡，善行感召善報，惡行感召惡報，當世界大多數人的心不善時會引來災難，這是佛教善惡觀的基石。阿伯說：「科技到最頂端時，眾生物慾橫流，其實就是滅絕的開始。要多誦經，心才能安定。」疾病肆虐、戰火動盪，能平安活著還真不容易！

是上天不垂憐、不愛護眾生嗎？不妨問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天道、合乎天理？當不尊重大自然運行的道理、逆天而行時，自然就會召感災禍、自食惡果。人要修行，要以天的「心包太虛」來寬容待人，用地的「承載萬物」來敦厚處世，自然、和諧、融洽的關係才會帶來好運。

有時會覺得自己的人生過得有點累，靜下心來誦了《六祖壇經》，忽然又懂了些什麼。但在每天的柴米油鹽、奔波勞累中會突然遺忘了些道理，所以精舍才要求我們每天要誦經，口誦心行。將大乘經典及高僧大德文鈔融入日常生活中，想要有好運，就要多誦經佈施，廣結善緣。「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才能在奔波勞累的娑婆世界，鋪一條較平坦的人生路。

(分享完畢)

凡事有因才會有果，不可能什麼事都不做，卻無緣無故生出個果來。好比平時不注重環境衛生，垃圾淤積阻塞下水道，大雨來了，發生水災是必然的現象。好比成天想要有錢，但想歸想，卻不願跨出大門找工作賺錢，口袋空空是必然的現象。好比生活太安逸了，體重直線上升，想減肥卻不願少吃、不願戒掉含糖飲品，重磅在身也是必然的現象。人們常將莫名的災害歸咎於大自然的反撲，嚴重點的，甚至說「遭天譴」，但莫名的災害，背後引發的原因並不莫名，絲絲縷縷，都離不開人類的摻和！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上天對人沒有喜惡之分，從不會刻意將人區分為好人或壞人，而是照著人類的行為走，然後給出相對應的結局。人要做好事，那是人的選擇；人要做壞事，同樣也是人的選擇，只不過，做好事和做壞事收穫的果實不一樣。人一旦做了壞事，就要有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而這，跟老天一點關係都沒有！

「世紀野火」的報導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透過後來的空拍畫面，遠在千里外的我們，彷彿也能真實感受到當時烈火焚燒的高溫與憤怒。諸多報導很多，但小編印象很深的一幅畫面，在一片化為灰燼的社區中，卻有一幢百年歷史的紅屋頂木造房屋毫髮無傷、迄立不搖，成為一片焦土中的一抹紅。

百分之一百木造的房屋，能在滔天烈焰中不受波及，成為一片焦土中的奇蹟，專業人士紛紛給出許多專業說法，然而若從因果觀念來看，「祖德」和「各人福報」才是背後主導的力量。現在是因果大清算的時代，許多業報已經不用等到未來世才會應現，時間很快縮短為幾年、幾十年便能看到。當我們心驚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故意外時，也該想到若有天這些不幸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準備和福報，能夠將不幸轉化為奇蹟，平安度過這些意外！

有緣人說：「有時會覺得自己的人生過得有點累！」日子平順、沒有太多的波折時，人們對「平安就是福」不會有太多的觸動；身體健康、事事順意時，人們對「消業障」不會有太多的動力；當人們吃穿用度都不愁時，對「福報透支」也不會有太多的警覺性。只有當偶一突發的事故發生，人們才會被稍微刺激一下，約束自己要記得謹言慎行。然而，靠著別人的事故、外來的刺激約束的行為，自己沒有切膚之痛，少則幾小時、多則幾日便會淡忘，忘記當初給自己的提點，迅速恢復本性，故態復萌。

因果業報，不會因任何人、任何情、任何執念、任何悲苦而改變要討報的對象，即便有人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想僥倖處處遮掩，也都不過是短暫的偷天換日，最後真相終究會如同水中的明月，在波浪消失後，一寸寸、一片片地迅速復原，安靜地、明亮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重大事故的發生往往不是一日造成的，隱藏在背後的是人性無窮盡的貪婪與自私。現今災劫多，共業也許無法避免，但學佛人卻能在共業中創造別業，讓自己有更多的運氣和機會能脫困，如同在一片焦土中的那一抹紅。

誦經消業在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看起來「沒用」，只有在人命關天的那一剎那，才會覺得「有用」極了！意外常在意料之外發生，如何讓自己比別人更幸運，持之以恆的消業和積福真的很重要！經濟寬裕、生活無憂的人，除了誦經外，可多行善佈施鰥寡孤獨，給別人活路走，同時也是為自己造路；經濟沒有餘裕的人，安住心神，專心誦經消業、積累福報，同樣很殊勝。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財施，有多少力量便做多少事，量力而為，隨緣去做，做了便放下，不要執著於做善事的功德中，心裡才沒有包袱。

對飢餓、貧困的人施予糧食、衣物是有形的佈施，能夠幫助一時的危難；若弘揚佛法、宣導因果觀念，讓眾生有機緣自性自度，自業自消，眾生受益的範圍更廣大。眾生造業是因為不懂因果的可怕，若將因果觀念深植人心，讓眾生明瞭「善惡到頭終有報」、「自造善惡，自受因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讓「害怕受報」起到嚇阻的作用，時間久了養成習慣，眾生自然願意自發性的約束自己的行為，不會輕易做出傷害人的行徑。不當的言語和行為如同射出��回頭箭，最終都會回到���己的身上，傷人亦傷己。

上天降災真的很可怕，但共業中還有別業，勤消業、常行善、積厚德，便能有機會轉定業，為自己開出一條生路。我們每天都在追求更好的人生、更好的未來，但如果我們可以對無常有多一點的準備，也許就可以把我們的生命活得更好、更圓滿、更沒有遺憾！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南無韋馱菩薩

南無伽藍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

[sassy324]

致緬甸軍政府：

緬甸國是一個極端落後、貪困的東西亞國家；近年更成為世界電子詐騙中心，大量亞洲青年被拐騙、擄獲、囚禁這裡，這裡是犯罪天堂。本國的年青人都找不至工作。但只要你們下決心改革，三十年後，緬甸就會一躍成為一個較富裕的國家。

1、昂山素姬給緬甸帶來團結、穩定、領土完整，大選也進行得非常健康、順利，全世界都為緬甸的政局高興，社會一片祥和，前景美好。突然，禍從天降，原本好好的局面，突然被你們發動軍事政變，這讓全世界都感到憤怒、都感到莫名其妙、感到痛心，何以出此下策？大部分東盟國家都實現民主選舉，只有你們是軍政府模式，你們怎麼好意思列席東盟會議？這是非洲才常見到的舊式的野蠻的模式，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軍人是人民的公僕，納稅人養活著你們，你們為什麼反過來鎮壓人民？

2、立即釋放昂山素姬，由聯合國派出監察組舉行大選。昂山素姬是個溫和、成熟、有現代化思想的政治家，深為世界各國政界所敬仰，我的臥室都掛著達賴利和昂山素姬的肖像。大家都很給她面子，只要她領導國家，大量西方的資金、技術會湧入緬甸。這是緬甸唯一的人文資源，過後就會失去機遇了，幾千萬人不光靠賣菲翠石頭為生；人在人情在，應立即行動，釋放昂山素姬。軍隊用來抵卸外而不是乾預民主憲政。中國是個越來越專制獨裁的國家，是世界專製國家的領袖國，總後盾，他們當然不想你們放棄軍管。你們和中共的權力來源都是不正當的、不合法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走自己的路！

3、緬甸沒有外來威脅，東盟也是個愛好和平、文明的有約束力的組織。緬甸作為一個窮國，不應將大量資源放在軍隊上，應裁減軍隊，減少軍費，軍隊從屬於國家、政府、人民，而不是靠槍砲去壓迫、剝奪人民的權利，所有發達國家都不是軍政府模式，軍政府只會帶來貧窮、落後、愚昧、野蠻。時代不同了，現在是21世紀高科技時代，軍政府是非常落伍的、不合時宜的、極端野蠻的政權模式。應立即交出權力，結束軍政府，還政於民。

4、現在大量外資從中國撤資，轉向東南亞各國，其中大部分去了越南。緬甸要抓緊機遇，搭上最後一班車，不能光靠賣翡翠石頭、人體器官、電話詐騙掙錢，要發展製造業才能累積財富、解決就業，才能達致國強民富。緬甸年青人很多，應抓住人口紅利，一舉進入富裕國家行列。大力引入外資，發展製造業、旅遊業。

5、吸引外資，關鍵要創造投資環境：結束軍管，民選政府，普及教育，和諧社會，法治社會，新聞自由，反貪倡廉，基礎建設。建立倡明社會，反封建迷信，提高國民素質，開設中等技工學校，為外資製造業培養提供訓練有素的勞工隊伍。

6、中國援緬甸人員湯禮春2012年：“緬甸各政府人員也都是軍人身份，就連國營企業的廠長也都是軍人身份。我所在的水泥廠的廠長，也是軍政府派來的軍人。”這是從中國毛澤東學來的軍代表制，說明緬甸的軍方至今還活在中國大獨裁者毛澤東時代。

7、這是緬甸軍政府頭目敏昂葉一個人發起的政變。一個人的愚昧、野蠻、落伍，令5300萬緬甸人成為他的殉葬品，令緬甸成為赤貧、動蕩之邦。北韓、阿富汗、緬甸，是世界三大不可救藥的癌症之國。普京、習近平、金正恩、敏昂萊，是21世紀20年代世界的四大獨裁者。他們將釘入歷史恥辱柱上！

（加拿大司馬田2023.3）

[peterchiublack]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 歷史月刊 ，2000年， 三月號。http://www.rocidea.com/one?id=8200

一個老共產黨員在中共建國五十年慶典時，回顧中共五十年來的歷程，並提出對未來的希望。

http://www.rocidea.com/one?id=820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128003820/http://www.jjhou.com/50-years.htm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數十萬中國人熱情激昂地齊聚在天安門前，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多少中國人來說，他意謂著中國的新時代已然開始，多少人冀望自此中國徹底告別舊社會的落後與貧窮。而時至今日，五十年已過，國慶大典雖依舊是激越輝煌的場面，但對真正走過這五十年歷史的中國人來說，從土改、大躍進、三反、五反......到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一頁頁的歷史莫不寫滿了中國人的辛酸與無盡的失落......，而改革開放仍長途茫茫。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麼相像，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台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螢幕上感受盛況。我已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麼長的路，站那麼久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裡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 新時代開始了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史達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在當時是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候迎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參加完歡迎的宴會之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像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到臨時搭的西觀禮台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待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卻是並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沒有見過這樣的禮炮，這樣���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到參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時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淚盈框。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詞裡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講話總是那麼簡潔，那麼有力，那麼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在腦子裡不斷重複「今天的感情絕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北京各大學學生湧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覺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為決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麼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瞭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絕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民主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是「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世界上現在只有蘇聯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版，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不久就可以趕上蘇聯，與它並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什麼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麼讚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真是神來之筆，怎麼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自己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定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陳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二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分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而「右派份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份子」，稱右派份子不過是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 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 是四十週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國慶那日白天是不敢有什麼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士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跡。每隔幾十公尺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那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台上倒是見到許多老同志、老戰友，人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的觀賞焰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覆，不知有幾個曾經測見到了。 現在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史達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樣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民眾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哪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的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慶典的標語是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

● 腥風血雨的歷史

五十年前，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在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令：「要敢於勝利」，「要打到北京去，打掃龍廷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斯加秦始皇」，這才覺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勳爵所說的「權力使人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不提至今無人說的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裡來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揭發史達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衝擊被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布「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的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刑的右派份子。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大煉鋼鐵而不知剃光了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勳、建軍元戎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口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二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就是做為新中國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０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搞了一百多年了。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的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口，冤錯假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為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意識型態並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型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是無可饒恕的罪過。我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沈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扼殺了剛剛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主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頓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以高跼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紅大火了一陣又歸於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沈、人心委糜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極權專政，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全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文軼事，缺乏理論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週年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大恥辱、大災難的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的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自認不諱他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日月講、天天講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的了嗎？別忘了，「莫謂無人輕一物，他是需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是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袖」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麼能進行改革呢？日本人對中國人發動了那麼殘酷的戰爭，犯了那麼大的罪，然而拒不懺悔，還要賴帳，裝的沒事人一樣，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卻並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 在誇飾和真實之間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評議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去年不但是「十一」五十週年，也是「六四」十週年。為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並且撫卹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為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去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眾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卻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只是師毛澤東「氣可鼓而不可泄」「個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點」的歪理邪說，以大搞排場來震懾天下耳目，以為這樣就可以「安邦定國」，全然不顧其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 去年還是「五四」的八十週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並沒有達到。去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事件用的完全是毛主席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麼一回事了。 不管現實多麼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過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二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因此，世人稱讚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裡為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眾，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麼辦？」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游，在水中打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是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為「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名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份政治經濟關係，為中國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為什麼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為歷史侷限而不得不讓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為什麼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經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於要看清什麼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註：因影印失誤，這裡缺了18個字，大意是：江澤民應該跨出民主改革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下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什麼。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化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的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黨禁與報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於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激下，中國要開放黨禁、報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謂「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的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全文完）......

[peterchiublack]

蔡霞 2022 年 9 月 7 日文

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在高歌猛進：他在中共內部鞏固了權力，將自己的官方地位與中共標志性領導人毛澤東並駕齊驅，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可終生領導中國。在國內，他自詡減少貧困獲得了長足進展；在國外，他聲稱把中國的國際聲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假如為了民族復興，習近平的強人策略或許還是能接受的代價。

蔡霞，習近平的弱點－狂妄與偏執如何威脅中國的未來， 歐洲之聲，2022 年 9 月 7 日。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11646

表面上看，習近平仍然很有信心。在2021年1月的演講中，他宣稱中國“不可戰勝”。但在幕後，他���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習近平摒棄中國長期以來的集體領導傳統，營造讓人聯想到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而激怒了許多黨內人士。與此同時，一系列政策失誤甚至讓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習近平對經濟改革倒行逆施，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應對無能，摧毀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在私下裏，中共精英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

我曾有機會長期近距離觀察中共的宮廷內鬥。在中央黨校任教的15年期間，我幫助培訓了數千名在中國官僚機構任職的中共高幹。在任教期間，我就黨建問題給中共最高領導層做過咨詢建議，2012年退休後繼續這樣做著。2020年，在我批評習近平後，我被開除黨籍、被剝奪退休金福利，並被警告我的安全堪憂、處境危險。我現在流亡美國，但仍與中國的許多關系保持著聯系。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預計將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盡管一些黨內精英對習近平越來越不滿，意味著他爭取連任不會完全沒有爭議，但習很可能會成功，而這種成功將在未來導致更多動蕩。在獲得史無前例的額外任期的鼓舞下，習近平可能會在國內進一步收緊控制，並在國際上提升他的野心。隨著習的統治方式越來越極端，他所引發的內訌和積怨只會越來越強烈。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競爭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複雜和殘酷。

到那時，中國可能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即習近平采取更大膽的行動來對被意識到的威脅做出反應，而這導致更多的反擊。被困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絕望地尋求救贖，他甚至可能會采納災難性的鋌而走險建議，如攻擊台灣。習近平很可能會毀掉中國過去40年所獲得的成績——穩定的具有領導力的良好國際聲譽。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中國黑手黨 在許多方面，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幾乎沒有改變。一如既往，這個黨對中國實行絕對控制，包括統馭軍隊、掌控行政部門以及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進一步，黨內的各級組織對政治局常委會——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政治局常委由五到九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由黨的總書記領導，這是中國的最高領導者。2012年以來，這個人就是習近平。

常委會如何運作的詳細情況是嚴格保密的，然而眾所周知，許多決定是通過在涉及重大政策問題的上報材料傳閱“畫圈”來做出的，常委們在這些“文件”的空白處寫上評論意見。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黨黨政機關“一把手”以及一流大學及智庫的專家撰寫。“文件”在常委之間被傳閱，是文件撰寫者的殊榮，也是他所在單位的“政績”。我任教期間，中央黨校要求我們每月要上報這樣的文字材料。上報的材料如果獲准在常委之間傳閱，作者則被獎勵相當於1萬人民幣的獎金——當時超過教授一個月的薪水。

中共體制另一個持續不變的特點是：人脈至關重要。一個人若要在黨內升遷，那麽，他的個人關系，包括其家庭聲譽及黨內派系，往往與能力和意識形態表現一樣重要。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職業生涯也是如此。雖然中國的輿論宣傳以及許多西方分析家認為習是靠才華崛起的，但事實恰恰相反。習近平從他父親習仲勳的關系中受益匪淺，後者是一位具有無可挑剔的革命資歷的中共領導人，曾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擔任過宣傳部長。1980年代初，習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擔任縣委書記時，他的母親給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寫了一個信，請他關照習近平的仕途。然而，高揚最終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披露了該信的內容。這信的爆光令習家非常尷尬，因為它違反了中共新頒發的反對幹部尋求特權的制度規定。（習近平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2009 年高揚去世，他直接拒絕參加高揚的葬禮；鑒於兩人都曾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此舉違反了慣例。）這樣的尋求特殊幫助的醜聞或許會毀掉其他一般幹部的仕途，但習近平的人脈卻拯救了他：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一直是習近平父親的密友，於是兩個家族安排了罕見的把習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調動。

在那裏，習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籌莫展。1988年，在一次地方選舉中，習競選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落選，之後他被提升為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然而，習近平在那裏表現平庸，導致仕途萎靡不進。在中共官場，從地廳級到省部級是一個主要的“關口”，多年來習一直無法跨越。但是家庭關系再一次介入了。1992年，在習的母親向福建新任省委書記賈慶林作了懇請後，習被調到省會。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起飛了。

下級幹部都知道，要攀援中共官場階梯，就必須找個上司靠山。這對習近平來說相當容易，因為許多黨的領導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親。習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導師耿彪，曾經是高級外交官和軍事將領，他曾為習近平的父親工作過。1979年，他讓年輕的習近平擔任自己的秘書。習近平從政的早期就需要這種關照，幾十年下來產生了連鎖性的效應。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譜”（lineages），內部人士稱之為“恩庇”群體（“XXX”條線上的），相當於中共內部事實上的派別。其實，中共內部那些被表述為意識形態和政策辯論的爭端往往並不複雜，說到底不過是各個“系譜”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樣的一個系統導致個人化的效忠關系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勢了，結果意味著他在官場變成孤兒。

局外人發現這一點，即把中共更多地作為一個黑手黨組織而不是一個政黨去考慮，會很有幫助。黨的最高領袖是黑幫老大，下面坐著黑幫兄弟，即所謂常務委員會，常委們依慣例分割權力，每個人負責各自的領地——外交政策、經濟、人事、反腐敗等等。他們還應當作為黑幫老大的咨議員服務於老大，就他們各自負責的領域向老大獻計獻策。常委之外還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員，他們可以被看作黑幫頭目，負責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消除種種威脅隱患，以圖博得老大的青睞。他們的地位意味著特權，亦即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自肥，沒收財產、吞並企業，而不必受懲罰。和黑手黨一樣，中共慣於使用不客氣的直接手段來得到它想要的東西：賄賂、勒索，甚至暴力。

共享是福 盡管自共產主義中國成立以來，以個人關系為基礎的權力和有靈活性的正式規則依然保持不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件事發生了變化：即權力集中於一人的程度。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一切事務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即便毛只是偶爾行使該權力，即便按照官方說法毛在地位平等的領導人中僅僅只是排名第一。而當鄧小平在1978 年成為中國事實上的領導人時，他削除了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制。

鄧小平限定了中國國家主席兩個五年的任期制，並建立了集體領導模式，讓其他官員——首先是胡耀邦然後是趙紫陽——擔任黨的總書記，雖然他在幕後大權在握。1987年，中共決定改革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遴選過程，名義上黨的監督和從中選擇政治局成員的機構。共產黨首次提出要讓候選人數量要超過當選席位——這算不上是民主選舉，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即便有鄧的支持也不能保證成功獲選；例如，鄧小平曾承諾提拔毛派思想家鄧立群入政治局，但後者因未獲得足夠的選票而被��退出政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中央委員會選舉時，習近平勉強過關，在所有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這反映出黨內普遍反感“太子黨”的現象，亦即中共高幹子女靠裙帶關系而非能力崛起政壇。）

為尋求避免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重演——那時毛主義的宣傳曾達到登峰造極——鄧小平也試圖防範形成對任何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早在1978年，一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官員，他是我家關系親密的好朋友，在學校組織的一次去北京郊區參觀養豬場的活動中，他注意到華國鋒在此地視察時使用的物品——熱水瓶、茶杯等——竟然被陳列在玻璃櫃中，仿佛是一個宗教聖壇。我的朋友寫信給華國峰，批評個人崇拜，華就把這個陳列撤掉了。1982年，中共領導層甚至在黨章中寫入禁止搞個人崇拜的條款，他們認為這是獨特的危險。

鄧小平分權的意願僅僅到此為止；當胡耀邦、趙紫陽被認為在政治上過於自由化時，鄧先後將他們趕下台。然而，鄧的繼任者江澤民進一步深化政治改革。江將他的顧問團隊制度化，使其更像是一個行政辦公室。他向常委員全體成員征求意見，以其多數票作出決定，並廣泛分發演講稿（征求意見）。江還通過提高候選人與入選席位的比例，使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更具競爭性，乃至連太子黨，包括鄧小平的一個兒子，也會輸掉選舉。

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後，中國進一步走向集體領導。胡錦濤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來執政，眾所周知常委會被人們稱為“九龍治水”。但這種“平等”主義做法也有不利之處。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常委會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這加劇了胡錦濤作為軟弱的領導人無法克服僵局的印象。將近十年，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陷於停滯。但也有好處，因為需要一致同意，從而防止了輕率作出決策。例如，胡錦濤上任第一年，非典在中國爆發，胡慎重處理非典疫情，撤職了掩蓋疫情的衛生部長，並鼓勵幹部如實報告非典傳染的情況。

胡錦濤還試圖擴大使用任期限制。盡管胡錦濤在試圖設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任期制時遭遇阻力，但他確實設法在省部級以下（含省部級）建立了任期制。更為成功的是，胡錦濤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序：政治局委員要先經過中共高層的黨員投票選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通過這種準民主制度，習近平升到了權力的頂點。2007年，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中共400多位高層領導人齊聚北京，以投票的方式，從200名部長級官員的名單中推薦組成政治局成員的25人。習近平得票最多。我懷疑，決定因素不是習作為浙江省委書記與上海市委書記的政績，而是投票人對他父親的尊重，以及來自於黨退位的老領導人的支持和壓力。在五年後的一次類似的投票測評中，習近平得票最多；在即將離任領導人的一致意見下，習被提拔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迅速著手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在集體領導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孤家寡人黨 當習近平上台時，西方許多人稱讚他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有些人甚至認為，像蘇聯的最終領導人一樣，習近平會進行激進的改革，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使政治制度民主化。當然，結果證明這是幻想。恰恰相反，習近平作為毛澤東的忠實學生，渴望像毛一樣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遂著手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力。恰恰是因為之前的改革未能對黨的領導人進行真正的制衡，習取得了成功。現在，就像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再次上演獨角戲。

習近平鞏固權力的步驟之一是，解決他所謂的意識形態危機。習近平表示，互聯網對中共構成生存威脅，已經讓中共失去了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習近平鎮壓博客作者和網上活躍人士、審查異議，並加強中國的“防火墻”、限制訪問外國網站，其結果是扼殺了一個新生的公民社會，並消除了能對習近平有所制約的公眾輿論。

他采取的另一個步驟是發起反腐運動，稱其為拯救黨免於自我毀滅的一項使命。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幾乎每個官員都是潛在目標，這使習近平能夠利用這場運動進行政治清洗。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共共查處393名省部級以上幹部；這些幹部往往被當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培養提拔；此外，63.1萬名負責在基層執行黨的政策的處級幹部被懲處。在整肅行動中，一些被習近平視為威脅的最有權勢的官員遭到逮捕，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中國安全機構負責人周永康，以及被視為習近平競爭對手、潛在繼任者的政治局委員孫政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幫助習近平崛起的人沒有被觸及，比如1990年代福建省委書記、最終成為常委的賈慶林，他在習近平權力攀升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盡管有理由相信賈慶林及其家人極度腐敗——據從一家律師事務所泄露的巴拿馬文件透露，賈的孫女和女婿擁有數家秘密離岸公司——然而賈家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安然無事。

習近平的策略並不含蓄微妙。我從一位黨內知情人士那裏得知，2014 年左右，習的手下登門拜訪一位公開批評過習近平的高官，威脅他說，如果不停止就要對他進行腐敗調查。 （他閉嘴了。）習的下屬在追捕他們政治清洗的對象時，經常向官員的家人和助手施壓。我在中央黨校讀博士研究生時就認識的前遼寧省委書記王瑉，2016年被捕，就是根據他的司機的供詞；供詞稱王在轎車裏曾向另一位乘客抱怨升職被忽略。王瑉後被判處無期徒刑，罪名之一是抵制習近平的領導。

一旦將對手趕出重要崗位，習近平就安插自己的人。習近平在黨內的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浙江幫）。這個團體由習在擔任福建省和浙江省領導人期間的屬下組成，並囊括習的大學同學和中學舊友等。自從掌權以來，習近平迅速提拔他的追隨者，而往往超出了他們的勝任能力。他在清華大學時的室友陳希被任命為中共組織部部長，這個職位必須由政治局委員兼任，並有權決定幹部升遷。然而，陳希完全沒有相關資歷：他的五位前任都有地方黨務經驗，而他的職業生涯幾乎僅限於清華大學。

被習近平取消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黨政分開”，這項改革旨在削弱強調意識形態控制的黨務系統幹部的權力，降低他們對政府機構的技術官僚和管理決策的幹預程度。為了使官僚體系專業化，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試圖將政府行政擺脫黨務系統的過度干涉，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習近平開倒車，成立了大約40個臨時性質的“小組”，淩駕於政府機構之上並直接插手政府職能機構的事務。例如，與他的前任不同，習有自己的團隊來處理南海問題，繞過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

這些“小組”的作用是從中國政府首腦李克強總理手中奪走大部分權力，並將李的搭檔地位降低為助手一級。這種變化可以從李在公開場合的舉止中看出。李的兩個前任朱镕基和溫家寶分別與江胡並肩而立，李則知道要與習保持距離，似乎是在強調各自權力的差異。此外，過去官方通訊和官方媒體都提到“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但今天幾乎沒有人談論“習李體制”。在中國，黨和政府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矛盾——內部人士稱之為中南海的“南院”和“北院”之爭；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習堅持讓每個人都他視為最高權威，加劇了這一緊張關系。

習近平還改變了常委會的運作方式。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每個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都必須通過定期向習近平提交報告，以表示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並且習近平親自點評他們的工作表現。曾經的常委之間的友情及平等相處一去不復返了。北京的一位前官員告訴我，作為七常委之一的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和習的長期盟友——曾向朋友抱怨，習和其他常委的關系已是“君臣關系”。

最厚顏無恥的改變是，習近平取消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一如江澤民以後的每一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時擔任著三個職務：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雖然兩個五年的任期限制僅適用於這三個職位中的第一個，但從胡以來就形成共識，即兩個五年任期制也適用於其他兩個職位，如此才有可能讓一個人同時擔任三個職位。

但在2018年，應習近平的要求，中國立法機關修改了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而且理由很可笑：官方公然稱這是為了使國家主席職位與黨和軍隊的職位保持一致，盡管顯而易見的改革應該是，增加對另外兩個職位的任期限制。

再來看個人崇拜。盡管黨章中仍然明確寫著“禁止個人崇拜”的條文，但習近平和他的副手們要求對最高領袖保持自毛以後未曾見過的高度忠誠和敬仰。2016 年至今，自從習近平被稱為黨的“領導核心”（前任胡錦濤沒有的頭銜）以來，在官方的人物照中，習近平位居其他常委成員之前。而習的肖像也效仿毛澤東，在政府機關、學校、宗教場所及家庭中到處懸掛。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習近平的屬下提議，將清華大學——習的母校、中國頂尖學府——改名為習近平大學。他們甚至主張，將習近平肖像掛在天安門與毛像並列。盡管這兩個提議都不了了之，但在2017年，習近平還是設法將習近平思想載入黨章，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唯一一位在任期內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載入黨章的領導人，次年又載入國家憲法。2017年，官方新華社發表長文，給習近平冠以七個朝鮮式的新頭銜，讓習的前任們無地自容：“開創性領導人”、“造福於人民的勤奮工作者”、“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等，不一而足。

在黨內，習家軍正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擁戴習繼續掌權以完成他開啟的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伴隨他們的強勢作為，他們的信息也被不斷簡化。今年4月，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提出了一個新口號：“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導”。模仿毛澤東“小紅皮書”的樣子，他們還發行了袖珍習語錄集，要求民眾背誦習語錄的內容等。習近平似乎不僅要做黨的偉大領袖，而且要當現代皇帝。

皇帝沒穿衣服 一般而言，一個政治體系越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這個領袖的缺陷和特點就越是舉足輕重。就習近平而言，這個領袖虛榮，固執，獨裁。

其實，習的這些品質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暴露無遺了。2008年，習近平成為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我在那裏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職工會議上，中央黨校的二號領導傳達了習近平對教師們的一項威脅：“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意思是拿著政府的工資卻私底下批評其制度。習近平的荒謬觀念——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納稅人養著國家——令我感到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譏。我大聲說：“共產黨吃誰的飯？共產黨吃人民的飯，天天砸他們的鍋。”沒有人舉報我，我的教師同事們同意我的看法。

習近平一旦掌權，就再也不能容忍批評意見。習近平慣於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不討論制定政策，而是動輒發表冗長的講話。根據官方數據，201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習召集了 80 次政治局的“集體學習”，在會上就“學習”的特定主題進行長篇大論的講話。他拒絕下屬任何他認為會讓他難堪的建議，據王岐山（王是核心圈子人物、習第一任時出任中共中央常委）友人透露，王岐山曾建議習把對黨內要求的“八項規定”改名為正式的黨內制度。但即便這是相當諂媚的建議，也被習認為是某種冒犯，因為這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習因此當場斥責了王。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是一個瑣細的管理者。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他扮演著“掌管一切”的角色。例如，2014年，他就環保問題下達了17次指令——事無巨細的干預顯示出明顯的偏執。鄧、江、胡都認識到，管理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必須兼顧地方事務的複雜性。他們強調，各級幹部要聽從黨中央的指示，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這種靈活性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它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創新空間。但習近平卻堅持他的指示要一字不差地被貫徹。我知道的是，一位縣委書記在 2014 年根據實際情況，試圖為中央的“八項規定”制定具體的執行規則，因為“招商引資”需要請客吃飯。然而，習得知這個創新嘗試後大發雷霆，指責這個縣委書記“妄議黨中央”——這項嚴重指控後來被寫入黨的紀律條例中，情節嚴重者可開除出黨。

中共有一個可追溯到毛時期的悠久傳統，即幹部可以寫信給最高領導人，提出建議甚至批評。然而，習近平上任後不久，那些嘗試這樣做的人得到了反面教訓。 2017年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前國家主席的女婿劉亞洲寫信給習近平，建議調整新疆政策，停止關押維吾爾少數族裔民眾。他被警告不要再妄議習近平的政策。習近平拒不接受他人建議，杜絕了一個自我糾錯的重要渠道。

為什麽習近平與他的前任們截然不同，對別人的建議如此排斥？我認為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習有自卑情結。與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相比，習自知自己的教育程度很低。盡管曾在清華大學念化學工程，但習是“工農兵”學員之一，亦即1970年代根據政治可靠、階級出身而非學術成績被大學錄取的學生。相比之下，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被大學錄取的。2002年，當習是省級幹部時，他在清華大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博士學位，但正如英國記者邁克爾·謝裏丹所證明的，習的論文充斥涉嫌抄襲的例子。據我在中央黨校期間了解，高級官員經常將課業分配給秘書完成，而他們的教授則對此視而不見。事實上，當時習近平本應自己完成論文，但是他因擔任福建省省長而忙於工作。

錯誤先生 在任何政治體系中，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是危險的。脫離現實、沒有集體意見的束縛，領導者就會輕率行事，而實施的政策往往不明智或不受歡迎，或兩者兼具。毫不奇怪，習近平要“掌控一切”的統治風格導致他做出諸多災難性的決定。其間的共同點在於，沒有能力把握指令的實際後果。

先來看外交政策：習近平擯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決定直接挑戰美國，追求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就是為什麽他對外展開冒險性和攻擊性的行為，包括南海軍事化、威脅台灣、鼓勵他的外交官采用一種粗暴的外交政策風格，被稱為“戰狼”外交。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進一步疏遠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隨著各國厭煩了與之相關的債務和腐敗，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阻力。

同樣的，習近平的經濟政策適得其反。開啟市場化改革是中共標志性成就之一，它使數億中國人擺脫貧困。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將民營經濟視為統治威脅，復辟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他加強國有企業，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來指導企業經營。他以打擊腐敗和實施反壟斷法為幌子，掠奪私營公司和民營企業家的資產。過去幾年，中國一些最具活力的企業，包括安邦保險集團和海航集團，實際上已被迫將業務控制權移交給國家。其他一些企業，如騰訊集團和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在新法規、調查和罰款的組合打壓下被迫屈服。2020年，大午農牧集團所有者、億萬富翁孫大午因公開批評習近平鎮壓維權律師而被誣告和逮捕，很快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他的企業在一次虛假拍賣中被賣給一家倉促成立的國有企業，收購價格只是原企業真實價值的零頭。

如所預期，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分析人士大多認為，未來幾年的增長速度會更慢。盡管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烏克蘭戰爭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但根本問題是中共對經濟的干預。政府不斷插手民營企業以實現政治目標的做法，早已被證明是生產率的毒藥。許多中國���業家生活在企業被沒收、自己被拘押的恐懼中，幾乎不再考慮投資創新。今年 4 月，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惡化，習近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公布他對中國經濟困境的補救措施，包括退稅、減費、基礎設施投資、貨幣寬松等若干組合措施。但是，正因為這些舉措不能解決國家過度干預經濟這一根本問題，所以註定要失敗。

就習近平的控制欲而言，沒有哪件事比他對新冠病毒的反應更具有災難性。當這種疾病於 2019 年 12 月在武漢市首次傳播時，習近平對公眾隱瞞相關信息，以維護繁榮中國的形象。與此同時，地方官員被癱瘓了。正如武漢市市長周先旺一個月後在國家電視台上承認的那樣，未經上級批准，他無法公開披露疫情。當八名勇敢的醫護人員吹哨（揭露）疫情時，政府拘留了他們、強迫他們沈默。八人之一事後透露，他被迫簽署虛假供詞。

此外，習近平的瑣細管理偏好大大妨礙了對新冠大流行的反應。習近平不是讓政府的衛生團隊來制定政策實施細節，而是堅持由他本人親自來協調全中國的行動。後來，習近平自詡“親自指揮、謀劃應對、統攬全局、果斷行動、指明前進方向”。如果這是真的，那麽結果不會更好。事實上，他的干預導致一系列混亂和不作為；當地衛生官員收到北京的混亂信息，手足無措而拒絕采取行動。據我從國務院（中國最高行政當局）的消息人士處獲悉，李克強總理提議在 2020 年 1 月上旬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但習近平因擔心妨礙正在進行的春節慶祝活動籌備而拒絕批准。

2022年2月，當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在上海肆虐時，習近平再次選擇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應對方式。我從國務院的一位人士那裏了解到一些決策過程的細節：上海疫情爆發不久，舉行了一次有約60名流行病專家參加的在線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上海嚴格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導方針包括放寬隔離要求，那麽，這座城市的生活就可以大致照常進行。上海市黨政系統及衛生系統很多官員都支持這種做法。然而，習聞言大怒。他拒絕聽取專家意見，堅持強制執行他的“清零”政策。上海數以千萬計的居民被禁止外出，即使是去購買食品、尋求救命的醫療服務也不允許。有的人死在醫院門口，更有人從公寓樓跳樓身亡。

就這樣，上海這座現代的繁榮城市變成人道主義災難地，人們忍饑挨餓，嬰兒與父母被拆散。倘若領導人更開放地接受影響性的意見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實施如此嚴厲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變得顯而易見，起碼會改弦易轍。但對習近平來說，收回成命就好像是承認錯誤，絕無可能。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中共領導層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向來如此。”個人關系是這些派系的主要組織原則，而這些派系群體傾向於把他們自己排列在從左到右的譜系上。換句話說，雖然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個人化的派系，但在國家的政策方向上確實存在著不同，而每個派系都傾向於把它自己與老祖宗的思想聯系起來。

譜系左邊（左派）是那些致力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士；左派在鄧時代以前占主導地位，主張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左派目前囊括以毛澤東命名的諸多子派系、還有已故的陳雲（鄧小平時第二號權勢領導人）、薄熙來（習近平上台前被邊緣化並被監禁的前政治局委員）以及習近平本人。在基層，左派還包括少數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馬克思主義大學生隊伍，以及因鄧小平改革而下崗的工人。

譜系中間（中間派）以鄧小平的政治後裔為主。因為今天的幹部大多是在鄧時期培養出來的，所以中間派是主導中共官僚體系的派系。中間派支持全面的經濟改革和有限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確保黨的永久統治。中間派還包括退休的江澤民和曾慶紅（前國家副主席）的團體，以及一個名為“團派”的團體，由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現任總理李克強的支持者組成。

最後是譜系右邊的右派。右派在中國語境中指主張市場經濟和溫和權威主義（乃至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者。我屬於這個陣營，在三個陣營中實力最弱。右派囊括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追隨者，胡趙是鄧小平之下的中共領導人。或許可以說，右派還包括在2003至2013年間擔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溫至今仍具有影響力。在2010年的一次采訪中，他被問及政治改革問題，溫家寶回答說：“我不會屈服，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習近平面臨來自上述左中右三個派別日益增多的反對。左派雖然最初支持他的政策，但現在認為他在重振毛澤東的政策方面做得不夠，其中有些人在他鎮壓勞工運動後對其幻想破滅。中間派不滿於習近平對開經濟改革開倒車。右派則完全被噤聲，習近平取締了哪怕是最輕微的政治辯論。

派系分歧在政治局常委中可見一斑。其中常委成員韓正被廣泛認為是江派成員。尤其是，李克強與習近平似有分歧，而官員之間的爭吵正在進入公眾視野。長期以來，李克強一直在悄悄抵制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強���需要企業重新開工和保護經濟發展。今年5 月，李克強在一次在線會議上對 10 萬名幹部表示經濟狀況比預期更糟糕，而習近平的盟友隨即發起反擊。他們透過新華社為習辯護，稱“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作為抵制習近平疫情政策的象征，李和他的隨行人員拒絕戴口罩。4月，李克強在南昌市的一次演講時，李的助手要求與會者摘下口罩。截至目前，李克強一直忍讓習的專橫跋扈，迫不得已默許習繼續清零政策。或許，他不久就會達到忍讓的臨界點。

在官僚機構中，精英階層的憤慨正向下擴散。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隨著他展開權力“洗牌”，官僚機構中的許多人日益不滿和失望。但他們的抵抗是被動的，表現為不作為。許多地方幹部請病假，或找借口拖延習的反腐行動。 2021年底，中共中央紀委公布，當年1至10月，共查處“貫徹落實習近平和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不力”案件24.7萬件。在上海封城期間，抵抗變得更加公開。在社交媒體上，地方官員公開批評清零政策。 今年4月，上海三林鎮居委會成員集體辭職，並在公開信中抱怨他們被關在辦公室24天，無法與家人見面。

尤其令習近平不安的是，精英們的不滿情緒正在向公眾蔓延。在一個威權國家，不可能準確地衡量民意，但習近平嚴厲的清零措施很可能讓大多數中國人失去對習的好感。早在2020年2月，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就發出異議的聲音，他稱習是應對疫情不力的“小丑”。（經過一天庭審，任被判處 18 年有期徒刑。）中國社媒平台上充斥著普通民眾懇求習近平結束清零政策的視頻。 今年5月，一個自稱“上海自救自治委員會”的團體在網上發布了一份宣言，題為“不要做奴隸——自救”。該文件呼籲上海市居民與封城作鬥爭，並組建自治機構互相幫助。在社交媒體上，一些中國人不無諷刺地提出，抗擊疫情最有效的辦法是盡快召開二十大，以阻止習近平繼續執政。

盡管習近平聲稱消除了貧困，但大多數中國人仍在艱難度日，入不敷出。正如李克強在2020年所透露的，中國仍有6億人（約占其人口的 40%）月收入勉強達到1000人民幣。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獲得的數據，在 2021 年1至11月期間，約有440萬家小企業倒閉，是同期新註冊公司數量的三倍多。面對金融危機，地方政府被迫削減政府工資、包括教師工資，有的高達 50%。地方政府很可能會尋找新辦法，從民營企業和普通公民那裏掠奪財富，從而制造更多的經濟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