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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ine-lominsan · 1 year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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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独裁与双重标准，1979

文/Jeane Kirkpatrick, 1979 译/Borgare；校/冬川豆，2015

共和党女英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经典文章，有助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理解新保守主义的现实性和正确性。

卡特政府（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失败现实，现在除了其制定者以外的所有人都看得很明白了。哪怕是他们本人私下也必定会时不时怀疑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几乎把巴拿马运河从美国手里转交给一个卡斯特罗倾向的、狂妄自负的拉美独裁者（尼加拉瓜桑解阵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在卡特总统宣誓就职的三十多个月里，苏联的军力疯狂增长，对索马里半岛、阿富汗、南非和加勒比海的影响力戏剧性扩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军力的停滞和对所有这些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说，美国在与第三世界的外交史上从未如此努力却又失败的如此��惨。

这还不是最糟的，眼下这一年美国遭受了另外两次沉重的打击——在伊朗（1979年国王礼萨·巴列维流亡，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掌权，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巴列维王朝覆亡）和尼加拉瓜（1978年初尼加拉瓜因抗议索摩查家族政权杀害反对派领导人莫罗，爆发了全国性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浪潮。1979年受苏联和古巴的支持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部队攻入首都马那瓜推翻索摩查政权，并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的重大战略失败。在这两个国家，卡特政府不仅未能阻止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还积极同持有极端主义信仰的独裁者合作，以取代亲善美国利益的温和独裁者。它太早确信什么样的政权会最终在伊朗和尼加拉瓜诞生，但日渐累积的证据却表明，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与变得更好一样高。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党在巩固权力方面体现出高超的能力，与霍梅尼表现出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这两个革命的领导者展现出来的不宽容和自我膨胀，并没有预示着对权力的和平分享和宪政的建立，特别是在两个革命的领导人都表明他们并没有追求这两种理念的打算的情况下。

这场苦涩的争论可能激发新一轮针对国家战略和防卫政策的审视，但似乎并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美国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形势发展中的角色——尽管美国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摩洛哥、扎伊尔和其他地方遭遇着类似的局面和抉择。然而在美国外交问题上，构建一个道德和战略上可以接受，并且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对非民主政权的政策非常紧迫，以防止其被苏联支持的颠覆势力所威胁。在没有这种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反应模式，会同样发生在韩国和墨西哥——并给美国战略地位带来同样灾难性的影响。（卡特政府宣称其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的政策并非失败——事实上它也许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这种姿态不但丝毫未能改变问题性质，反倒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在与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是有显着不同的。石油、面积和与苏联为邻的特性，给予了伊朗在经济和战略上比任何中美洲的“共和国”更大的重要性；而且美国与巴列维国王、参谋及其家族发展了比与索摩查总统、他的顾问和家庭的更为紧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赞许巴列维国王使伊朗迈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甚至不顾现代化对传统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包含那些强化了他的权威和法统的模式），这进一步改善了美伊关系。当然，国王比索摩查帅气得多且时尚，他的私人生活更为浪漫，对媒体来说更有报道价值等等。因此，美国人对伊朗国王要比对索摩查了解更多。

但尽管伊朗曾富有，有幸拥有美国与其盟友急需的产品——石油，还由一位帅气的国王领导；尼加拉瓜既穷且乱，由一位有着不那么出众长相的总统长期治理，这两个国家以及我们与他们各自的关系仍然具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并且也都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寻求接受大众满意度的考验。两者都确实容忍了有限程度的反对派，包括反对派的报纸和政党，但是两者都遭遇了倾向於社会政治革命的激进暴力的反对派。因此，这两个统治者有时采取了戒严、逮捕、监禁、放逐，以及反对派声称的“折磨”手段。两者都把公共治安寄希望于据称是太严厉、太武断并且太强势的警察力量。两者都有美国媒体所称的“私人武装”，亦即，对统治者而不是对“宪法”或“国家”或其他非人实体效忠的武装。

简而言之，索摩查和巴列维国王都是在中间道路上的半传统社会的传统统治者。尽管巴列维非常想要创造一个技术上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索摩查努力尝试引进现代农业工艺，两者都没有试图以任何社会公正和政治美德为指引寻求改革社会。两者都没有试图改变商品、身份、或者权力的分配（尽管在伊朗，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技术进步，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上金钱和权力再分配的效果）。

索摩查和伊朗国王都曾享受着长任期、大量的个人财富（其中的许多毫无疑问地挪用自一般税（general tax revenues，一般税，又称“普通税”。指用于国��一般性的支出，即非特定用途而课征的税收。区别于特殊税）），以及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伊朗国王和索摩查不仅反垬，并且与美国积极交好，把他们的儿子等派遣到我们的大学受教育，与我们一起在联合国投票，并且规律地支持美国的利益和地位，哪怕当这些牵涉个人和政治成本的时候。两个政府的大使馆在华盛顿社交场上活跃，并频频被占据美国外交、军事和政治显耀地位的美国名流造访。而且，伊朗国王和索摩查自身在华盛顿也受到欢迎，也拥有很多美国朋友。

尽管这两位中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曾因违反公民权和人权而被美国官员时时批评着，伊朗和尼加拉瓜人民仅仅间歇性的享有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权利这一事实并未阻止历届美国政府给予他们——由历届美国国会许可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於伊朗和尼加拉瓜来说，来自美国有形和无形的支持表态一直持续到两个政权成为明显敌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止。

可是，一旦倾向於毁灭的反对者开始攻击，事情就都起了变化。令人担忧和暴力的反对派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崛起，成为了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之间带有令人产生联想的相似性，使我们联想到在天朝蒋中正垮台、古巴卡斯特罗胜利前、越战特定关键时期以及更为晚近的安哥拉等情况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上述每个国家里，美国在一个面临着内部的暴力反对者的政府之上强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不仅仅失败了，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该国任何一个普通人比在之前独裁者的统治下享有更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新政权的掌权，而且这个新政权还对美国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

这种模式足够令人熟悉了：一个与美国有着交好记录的既有独裁者被暴乱势力攻击，这其中一些反对势力的领导人与垬运有长期联系，其中多数的武器装备来自苏联，天朝和捷克斯洛伐克。因美国对这个独裁者的支持使暴乱者没有多少选择因而只能从“别处”寻找帮助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马主义者”的存在被美国官员和菁英媒体忽略和/或最小化。暴力蔓延，并且美国官员质疑一个“缺少他们自己人民支持”的政权的存续能力。“缺乏反对党”被谴责，公民权利的侵犯被回顾和渲染。力薄儒（“Liberal”音译，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者”标签的白左）专栏作家质疑，持续援助一个“右翼独裁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此外他们还断言，暴乱领袖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温和品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自己的“希望”，提醒美国不要忘记自己因何而生——革命。来自被围攻的独裁者的援助请求被忽视，“在事情变得太迟”之前应与反对派建立联系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总统先生推迟了美国的援助，派遣特别使者“确认”政府地位的降低和控制局面能力的丧失，并推荐了“巩固”和“自由化”这一政权的各种措施，其中所有提案都指向冲淡现政府权力。

使者的建议被发表在日益增长的要求美国抽身的抗议背景之下，这一抗议是基於此种假设的：进一步的支持旧政权会坐实我们作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动派的代理人身份、与我们支持人权的立场不一致、把我们孤立於“民主力量”之外并且会使美国又一次被置於历史的“失败者”一方。这种舆论每一天都在被返回美国的特派员和他描述中“通情达理”的暴乱分子所填补。

随着形势的恶化，总统先生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他断绝了对现政府的一切武器援助，并且承担起同现政权的“温和”批评者牵头，旨在建立“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的协商义务。事实上那些家伙一旦上台就要迅速开展“政治”清算。只要现任独裁者胆敢对美国要求他保持克制的要求有所抵触，他就会因失去美国支持而迅速被反对者的军力所压倒，而这些反对者的背后力量，会在美国减少对现任独裁者军售的同时继续提供久经沙场的武装力量和顾问。一旦现任独裁者丧失信心以至於同意交出权力，他就会被一个美国选择的“温和派”取代。只有当这些暴乱者拒绝了别人提交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且无政府扩散到整个国度，这个政府的新领导人缺乏明显的追随者、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领导天赋这一点才会被人注意到。届时，不再被国家领导人约束的军队司令们，会罢黜这位拙劣的“温和派”而转为支持他们选择的狂热分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国都因为错估局势而主动罢黜一位往昔的朋友和盟友并且建立一个对美国的世界利益和政策抱有敌意的政府。如此发展下去，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失去了进入一片友好土地的机会，最坏的情况是，苏联将会获得新的基地和跳板。并且在世界的每个角��，我们的朋友们会意识到，在情势危急的时候美国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会观察到，在对抗“历史的进步”方面，美国的支持提供不了任何安全保障。

没有任何特定的危机完全符合以上所描述事件的发生次序，但就像变奏曲一样不离主旋律的基调。比如说在伊朗，卡特政府——以及总统自己——给统治者更久的支持，尽管到1978年12月总统承认他不知道国王能否挺得住，以及声明美国不会“直接涉入”的情况下，美国也从没公开要求国��下台。然而，总统特使Geroge Ball“据报导得出国王不能指望继续独揽大权并且必须现在与反对派中温和势力妥协的结论……”并且“据称业已讨论不同替代方案以有效协助国王放下大权”（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15日）。毫无疑问美国协助了国王的去职和安排权力交接给巴赫蒂亚尔。在伊朗，卡特政府对於不干涉承诺的遵守被证明强过战略考虑和国家自尊。世界其他部分把这当作一场美国的惨烈失败，美国政府却把它当成伊朗人自行解决的事端。“我们个人更喜欢伊朗国王在政府占据主要地位”，总统承认，“但那是一个应由伊朗人民自己自己做出的决定”（展现了白左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认为民主为目的而非手段，无视民主政权可能比独裁政权更严重地侵害自由）。

尼加拉瓜的事件也与之前描述的剧情有所不同，因为古巴和苏联扮演的角色显眼得多，而且美国官员也在更为密集公开地反对索摩查。在索摩查政权击退了桑地诺的第一波暴力行为之後，美国停止了支援，强加了制裁，并且采取了其他削弱当时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地位和信誉的举措。在六月初一名索莫查国民卫队队员枪杀ABC特派记者Bill Stewart和七月末桑地诺胜利之间，美国国务院指派了一名拒绝把国书递交给索摩查的大使，尽管当时索摩查仍然是国家领袖；并且号召以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包含桑地诺游击队代表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美国国务卿Viron Vaky向美国人民保证，“尼加拉瓜人和我们在拉美的民主朋友不想看到尼加拉瓜变成第二个古巴”，尽管国务院知道，桑地诺高级干部与哈瓦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且与哈瓦那持续接触，并且，更为确切的说，一名古巴秘密警察，Julian Lopez，频繁进出桑地诺总部而且古巴军事参谋直接加入桑地诺的武装建设之中。

卡特政府通常看起来似乎乐意与任何��在任何地点协商任何事情，却在同索摩查打交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不妥协姿态。“这场危机也许不会结束，”国务卿Vaky说，“如果不以索摩查下台和他的政权倒台开始。我们对索摩查政府不会再有任何协商、斡旋或者妥协。解决方案只能以一个与过去的镇痛告别开始。”说到做到义无返顾，我们不仅禁止了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所有武器交易，而且施压要求以色列、危地马拉以及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全都是为了保证一个“民主”的结果。最终，随着桑地诺领导人巩固了对武器和通讯的控制，禁止了反对派，并交由古巴掌控，卡特总统警告我们不要把这场“进步的变革”归咎於“古巴的阴谋”，并且向世界保证美国只不过想要“尼加拉瓜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

尽管这些略微的差异，卡特政府带给伊朗和尼加拉瓜危机几个共通的假设，其中每一个都在加速着比旧政权更加暴虐的新政权的胜利上起着重大作用。这些假设是：首先，相信当危机发生之时，现政权的民主替代品是存在的；其次，相信现状的延续是不可能的；再次，相信包含由自封马主义革命者领导的政府建立在内的任何变化，相对於当前政府都是更可取的。上述每一条理念，大体上曾经并且正在力薄儒群体内被分享。这些理念，没有一条能经得住考验。

尽管现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如同他们一直以来一样，是一种或者另一种专制政府，但在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心里，没有什么观点能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势下都可以使政府民主化是这一信仰更有分量了。这一信念，早已被许多国家试图从专制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的努力中大量的失败经验所证伪（虽然有少许成功案例）。许多本世纪以及以前的、最明智的政治科学家赞同，民主体制非常难以建立和维护——因为它对人口的每一个阶层都作出严格的要求，还因为它依赖於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二三十年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享有最高声誉的那个时期，社会科学家们着重强调着民主政治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该国具有发达的经济体、大量的中产阶级与受教育人口时，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沦为马主义革命式的多数暴政）。他们期盼着当这些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自然出现。今天看来，这个图景是被过分简化了。虽然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并鼓励积极进取——这些因素的确对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所帮助，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与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还有时间的积累本身——甚至更为重要。

在《代议制政府》一文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确立了三条民主政治基本条件，卡特当局（1977-1981，民主党）应当对照着好好反思一番。它们是：“第一，人们了解并接受代议制政府形式；第二，他们乐意并且有能力做必要的工作来维护它；第三，他们必须乐意并有能力履行义务，并执行它授予给他们的职责。（事实上1979年取代伊朗和尼加拉瓜旧政权的红绿革命者完全不符合这三点）”

履行义务并执行代议制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对领导人和公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参与和限制，共识与妥协。虽然让每个公民都热衷政治或对公共事务博闻强识并没有必要，但与独裁国家的人民相比，公民广泛得多的政治兴趣和流动性还是需要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法律束缚的主体，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社会各部门的领导者必须认同该理念：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追求权力，（至少原则上）必须避免暴力、偷盗和舞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接受失败。他们也必须擅长在多样化的观点和利益中寻找和创造共同点，准备好在基本价值之外的一切方面进行妥协。

除温和审慎的政治文化外，民主政府需要强大到足以引导和容纳矛盾的机构。自发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也是表达和收集不同利益和观点所需要的。否则，正规的政府机构就不会有能力把大众的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

回顾民主业已存在的少数国家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民主的诞生和成熟过程非常之缓慢。它是一个逐渐扩展有限政治参与形式的过程——统治者逐渐勉强地适应和容忍异议；反对派接受了他们可以击败当权者，而不是彻底消灭当权者这一理念；公民对政府施加在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和他们对政府可能施加的影响有所醒觉——种种经验之累积。人们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数个世纪的话——来习得相关原则和习惯。在不列颠，从大宪章（the Magna Carta）到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到伟大的1832、1876和1885改革法令，横跨了七个世纪。美国历史的经验同样证明，民主实现的过程不是轻松的、一蹴而就的，或者招之即来的。一场独立战争，一部不成功的宪法，一场内战……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解放”历程。至于法国的路径则更加艰辛——恐怖、独裁、皇权、动荡和无能出现在本该开启千年之兄弟友爱的大革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民主原则才最终在法国获得广泛认同。甚至直到二战结束，法国才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机构以融汇、包容和缓冲激烈冲突的观点洪流，使民意与命令、大众与权威最终实现妥协。

哪种专制政府更容易民主化呢？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依靠革命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垬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的先例，但右翼专制政权的的确确有时会进化为民主政体——只需足够长的时间、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到位、有自由化思想的领导人出现，以及本土民众对於代议制政府形式的强烈需求。这样的转变过程正在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大将军病死，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恢复君主制。1976年7月1日，任命原国民运动秘书长阿·苏亚雷斯为首相，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1978年12月新宪法正式出台。这篇文章面世后的三年，即1982年，西班牙加入北约。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发生康乃馨革命，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持续42年的萨拉查政权，开始民主化进程），并且巴西也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加拉瓜和伊朗内部的政治争论和实践，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逐步扩展，和平的民主化本来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但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对如何鼓励专制政权自由化没有什么了解。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他们两次都没能认识到，把旧独裁者替换为“温和”批评者或“有着广泛基础的联合”后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动摇旧政权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却没向民主政体的方向挪动寸分。

其实这种结局完全可以预料。传统专制社会中的权威是通过个人关系传递的：从统治者传递到他亲近的副手们（亲戚、家庭成员、个人朋友），然後从副手们传递到他们的下级……当位於顶端的人的权力被颠覆后，社会结构会从核心开始迅速解离。这些大家长在位越久，他们的影响越深入，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就会越加依赖於他。没了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会崩塌，正如柱石被移除了的拱门。一旦核心大家长被移除，军队崩溃、官僚机构停摆和社会结构解体的速度，常常使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力薄儒记者们大为惊奇，因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美国这种基于普世原则而非特权关系的公共机构文化和行为模式，take it for granted。

拎不清这些关系，是卡特及之前美国政府类似失败政策的根源之一。然而还有其他的根源。

在伊朗和尼加拉瓜，正如之前在越南、古巴和天朝一样，华盛顿犯下了如下错误：一、高估了反对派的政治多样性——特别是高估“温和派”和“民主派”在反对运动中的比重，低估了极端派的实力和意志力；二、完全错误地认识了反对运动的本质；三、错误评估了美国对旧政权和反对派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的程度。

对反对派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的蛮横与权力欲缺乏认识，常导致华盛顿对克制反对派暴力倾向所需力量的轻视。在伊朗和尼加拉瓜问题上，卡特两次未能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旧政权在面对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反对派时，保持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极端分子的存在广为人知。国务院1977年的人权报告描述：

“伊朗面临着少量左翼和右翼恐怖分子在这个国家内的活动。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接受大量国外支持与训练……[并]对针对伊朗政府官员和美国人的谋杀负有责任……”

同一份报告用如下的措辞描述索摩查的反对者：

“一个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游击队组织寻求暴力推翻政府，并且它从古巴接受了大量外国支援。FSLN在1974年12月进行了一次袭击，杀了四个人，抓了一些官员作人质……自那时起，它持续在一些孤立地区挑战行政当局。”

1978年，国务院报告说，索摩查政府军解除对桑地诺的包围之後，暴乱活动仍在持续。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大批力薄儒（liberal, 20世纪以来盗用自由主义标签的左派）媒体，把这种暴乱解释成民间对政府的广泛不满和民主意愿之后，事情的发展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同意极端分子的武装斗争反映着大众对民主的渴求这一解释，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该国，一个被“自由化”的政府会更倾向于听取“民意”。

因此，本着希望旧政权能够的继续执政的卡特政府，在这一理念的引导着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把几乎肯定会削弱当局的措施强加给它。仓促地强迫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的社会，去接受复杂而陌生的政治实践的努力，不仅没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助了暴乱者一臂之力。如果这些帮倒忙的措施是在旧政权被攻击的时候施行的，效果会更加显著。

越南的教训也许在教导我们说，美国当不了世界警察；但它也同时提醒着我们，尝试当民主的世界助产士是很危险的，如果所谓的民主诞生于极端分子游击战的炼狱之中。

如果华盛顿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行为反映着一个深入人心却错误的假设——即“可以轻松的把民主定位并强加给某个当权的专制政府”的话，那这些行为也同样反映出另一个同样深入人心而错误的信念，即——在这样的专制国家，变革本身是不可不免、可欲且符合美国利益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诱导着卡特政府积极��与倾覆非垬产专制政权的同时却回避赤色阵营扩张的现实。

在卡特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曾有广泛报道声称：总统先生组织了一个智囊团，他们具有全新的外交政策思路和国家利益的概念。新在何处？据称有两点：深信冷战已然结束，以及深信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应该更优先考虑南北问题，并帮助欠发达国家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些变化事实上牵涉了远比我们最初看到的更多渊源。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可能看起来那样简单，它事实上被一套“完美”的历史哲学引导着，像历史哲学一样包含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以及一个指向“现代化”的信条。如同其他十八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多数历史哲学一样，卡特政府的信条寓言着进步（以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完成现代化的形式出现）和美好结局（一个世界共同体，由发达的、自治的国家构成）。

卡特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方案，可以从1970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著《两个时代之间》一书看到预示。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在书中，布热津斯基展现了他的想像力——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基于全球政治和相互依赖的美丽新世界将会出现。为应对那个新世界，新的方案正在“进化”中，布热津斯基将其命名为“理性人文主义”。在这个新的方案里，带有“国家优越感”的“成见”会让步於“全球”视野，并且国际问题应当被看作“人类议题”，而不是“政治对峙”。应对外交政策的传统知识框架必须被抛弃：

“时值今日，旧的国际政治框架……连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国家间的军事联盟，主权的幻想，产生於19世纪危机的教条性冲突——显然不再与现实相容。”

只有苏联��“被耽误了的发展”，“一个存在性的，但并非规范性的经历了现代性的古老宗教共同体，”阻止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已然终结这一事实的更为广泛的认知。对美国，布热津斯基推荐“大量的耐心”，一个对世界革命进程更加超然的态度，以及对苏联更少的成见。与参与古典式的外交消遣相比，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努力，去包容走向混乱的全球趋势，”同时为世界朝向“发达国家联合体”转变的过程贡献力量。

布热津斯基这本书的关注核心，如同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样，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从一开始，本届政府就表现出对所谓第三世界问题的浓厚兴趣。但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未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发展，而是从自启蒙时代以来创伤西方想像力的同样“进步”观之当代版的角度来看待。

就其目前的形式来说，这种“现代化”的概念所牵涉的多过工业化，多过“政治发展”（不管它是何所指）。相反地，它被用来指代“一个传统的、前��技时代的社会在转型为一个以机械科技、理性而世俗的态度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为特徵的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孔多塞（孔多塞侯爵 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之一，数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主张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被雅各宾派弄死）、孔德（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韦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 1864-1920，小名马克斯·韦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得出现代性观点的时候都抱有这一对历史的看法。这一现代化概念的关键元素已被塞缪尔·亨廷顿（尽管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却的确不是政府政策的肇始者）清晰地阐述出来。这种“现代化”的范式假定了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变革过程，包含以下元素：一、它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它是系统的，因为其元素以可预知的、必要的方式相互作用；三、它是全球的，因为所有社会都必然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四、它是漫长的，因为需要时间来使得经济和社会组织、特征和文化逐渐现代化；五、它是分阶段的，因为每个现代化中的社会必须经过本质上相同的若干阶段；六、它是趋同的，因为它倾向于社会的融合与互赖；七、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变化的方向是“给定的”，这个方向在其于发展中各相关元素的关系中被确定；八、它是进步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欲的，并且长远来看给牵涉其中的人们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尽管现代化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已被证明是一个偶尔有用，且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工具，但它早已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其中心假设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被挑战和质疑。现代化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是存在缺陷的，作为思考外交政策的框架时是不合格的。它的主要影响是鼓励这样一种观念：事情是不可控的深邃历史力量的外在表现，政府能够做的顶多是扮演一个历史的“助产士”，帮助事件朝向他们既定的方向前进。

这种观点乐观的预测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它非常确信，历史事件的发展是某人和某一国政策几乎不能施加什么影响的注定过程；说教性地认为，历史和美国国家政策必须具备道德目的；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尝试着不从美国的利益或意图，却从正在发生着“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革命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构筑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同时包含着以上的三个方��。

每当政府发言人阐述和解释政策的时候，是“（历史）力量”而不是人们本身决定着事件发展这一观点都会反复出现。例如，总统先生今年二月向我们保证：

“伊朗的革命，是伊朗自身历史催生的，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的产物。”

关於亚洲他则说：

“此时此刻，在从印度洋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里正在发生着混乱和变革；一些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混乱是积年仇恨的产物，它们被相互矛盾的力量支配的仇雠激化着。另一些国家的稳定逐渐被人民对下列价值的追求所动摇，它们是：现代化、国家地位、人类希望和抱负。”

Harold Saunders，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秘书，对伊朗和索马里半岛的“不稳定”做了如下评论：

“我们当然认识了到西亚和东北非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变革、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大众对政治生活更广泛之参与的诉求。这些变革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所催生的。”

或者看看这位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国务院政策计划人员主席，对南非的评价：

“变革会降临在南非。那里的人们福祉与美国的益，会被它们降临的方式深刻地影响。问题仅仅在於，这一过程是否和平。”

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清晰。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他在发言中向我们保证，亚非国家围绕权力的斗争确实只是沿着现代化道路而行的事件：

“……在东北亚到南非的广阔天空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寻找着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

简直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入目所见的入侵、哗变、内战以及不那么暴力的政治斗争，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在集体追寻一个能带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救世主。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从东北亚到南非的政治参与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过程的、切实可行的政府形式。”真实人类动机和企图与现代化范式相关的程度，正如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程度一样小。如果从这个水平的抽象概念上看，那确实只有“（历史）力量”是有用的，而人没有用。

然而，当决定着伊朗、索马里半岛、东南亚、中美洲，以及联合国事态发展的“深邃的历史力量”，看起来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和古巴人，我们又当如何呢？卡特总统教导我们说，在经历过“对垬产主义的过分恐惧”（译者注：何其类似今日之“Islamophobia”（恐伊斯兰症）！）和冷战之后，我们应当有能力区别苏联或古巴的“阴谋”（这一罪恶的概念主要存在于冷战战士，和过分简单化看待世界的人们的头脑中）和前述的“进化性的变革”，而只有后者才是事实上正在发生的。

面对着如此复杂、无情、非人性化的“深邃历史过程”，美国总统能做什麽呢？答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卡特先生和他的幕僚们给出——是的，没多少。既然事情不是由人类本身的决定所引起，那麽也就无法被人类本身阻止或者改变。比如说布热津斯基曾言：“我们认识到，世界正在任何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曾警告：“我们不能使变革停止，正如克努特大帝（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 995-1035，英格兰国王，1014-1035年在位，丹麦国王，1018-1035年在位，挪威国王，1028-1035年在位。丹麦历代王者所发展起来的海盗帝国，终于在克努特手里达到了顶峰）无法使大海静止。”

卡特政府对当代历史本质的宿命性、非政治性的理解，阻碍了美国对事态发展积极回应，鼓励了人性的消极被动。美国对伊朗局势的无所作为成为了卡特政府的主旋律：

“那些争辩美国应该，或可能直接干预以阻挠[伊朗革命]的人，对于伊朗现实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鼓励了对巴赫蒂亚尔政府的支持……[巴列维国王]多久会离开伊朗，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这由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应对所决定……任何人希望参与未来的所有政治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哪怕我们有能力参与即将在伊朗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但显然我们决定这些事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重点强调]。”

万斯重复了同样观点：

“在伊朗，我们在整个危机期间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伊朗人能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

曾几何时，当美国总统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来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之时，根本没有留给这个世界任何想要推动所谓“进步与自决”之力量的余地。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的毕业演讲中告诉我们，武力不会起作用——那是他从越南学到的教训。武力只提供“肤浅的”解决方案。关於伊朗，他说：

“我们当然没有愿望或者能力把大量部队遣入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来决定当地政治事务的结果。我们也从没有企图在另一个国家做这种事。我们曾经在越南尝试了一次，证明它根本行不通，你们懂的。”

伊朗并无独特之处。虽然尼加拉瓜的气候与语言的确于伊朗不同，但卡特政府的“历史力量”神逻辑和“甩手大掌柜”的政策应对是别无二致的——军事干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助理国务卿Varon Vaky把“使用美国军力来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描述为“不堪设想的”。万斯为非洲提供了类似的保证，宣称我们不会与古巴或者��联在那里的活动展开攀比。

在这类情境下，外交政策的作用到底是什麽？是理解变革的过程，然后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仅仅在这个过程中稍微帮忙维持一下秩序？如同政府发言人向我们保证的一样——这正是我们在做的。卡特政府把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等同为现代化进程所假定的目标。万斯在最近的陈述中坦言，美国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即我们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和保留政治独立性，才能最大化服务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对全世界建设性变革推广的责任”（语出布热津斯基）在每一个能够设想的背景中都已经被卡特政府所承诺。

然而存在一个问题。能够设想的背景，在现实中原来就是处于革命游击队威胁之下的非垬产专制政权。因为莫斯科是今日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力量，暴乱分子因而通常被苏联煽动和武装起来挑战现状。美国在抽象意义上承担“变革”的责任，实际效果就是让我们跟苏联代理人或霍梅尼，甚至阿拉法特这种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默默地站在了一起。

迄今为止，卡特政府对右翼独裁国家里正在发生的“变革”所进行的协助，并未同等地给予垬产国家。因此，所谓的“自决”和“不干预”原则，其实是一种双重标准。我们似乎接受了垬产国家的现状（以“多元化”和民族自治为名义）。在天朝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观察到：“我们认识到天朝跟我们有着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与政经制度……对于通过频繁接触以便把这个国家重塑为美国式形象，我们完全不抱希望。的确，我们接受差异。”关於东南亚，总统在二月指出：

“我们的利益是呼吁和平和撤回外部力量，以及在亚洲国家的彼此冲突中不受牵连。”

但政府的立场在南非问题上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比如，1978年末安东尼·雷克断言：

“……我们已向南非政府提出警告，若它不向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取得显著的进步，它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包括美国）注定会恶化。”

还有卡特对拉美专制政权的评论：

“我的政府会毫不迟疑地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保护人权，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我们更倾向於采取积极行动，但在坚持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我们会继续表明公然无视国际标准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此问题上，某些事情显得尤为奇怪。一个想要让第三世界的人民通过思考选择自己命运的美国政府，怎麽会高调地、毅然决然地卷入发生在南非、扎伊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及其他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呢？一个致力於对越南、柬埔寨执行不干涉政策的政府，怎么可以宣称它“会毫不迟疑地”纠正南非的错误呢？一个视美国利益等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独立，但却毫无在意地把台湾——这样一个在亚洲唯一成功进行了经济现代化和财富合理分配的国家置于危险境地的政府，��竟是用什么炼成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卡特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既不适合，也不能解释现实，并且这个双重标准包含着政府对其自身原则解释的大量矛盾。对于多数社会来说，矛盾在政治中并不罕见。但是通常只有当政府原则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政府才会表现得虚伪。卡特政府前后不一致之处如下：首先，卡特政府的道德准则，使其在面临虚伪指控的时候变得尤其虚弱无力；其次，这届政府的政策偏好有悖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这届政府的国家利益概念近乎双重思想（doublethink）：它视亲美独裁政权为罪恶现状的代表，而视敌视美国团体的胜利为有利于美国的“真正利益”。

这个逻辑被这届政府的许多官员的世界观所强化。传统的专制政体深深地冒犯当代美国人的情感。传统的专制政体中，公共事务基于亲缘、友谊和其他个人关系而非客观“理性”的标准，与我们对公正和效率的认知有悖。亲美的独裁旧政权宁要稳定不要变革的偏好，对于许多把美国成功经验理解为变革、增长与进步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安的。传统社会的贫富分化悬殊也会冒犯我们的良知，特别是穷人通常特别穷，而且被其世袭的社会角色束缚在贫困之中。此外，富人及统治者们很少关心贫困、无知和被疾病困扰的被统治人民，这一现象被美国人解读为完全属道德上的玩忽职守。的确，美国人几乎不能容忍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统治者。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自诩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翼而飞，而且我们变得如同面对新英格兰的罪恶的柯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牧师，多产作家和小册子撰写者，以萨勒姆审巫案（冤案）中积极宣扬巫婆的罪恶著名，杂交学和医学接种领域也有贡献）一样吹毛求疵。

相比传统专制来说，进步主义革命的华丽辞藻对我们来讲就好听得多了；它们的象征��意义更令人满意。一些现代美国人更偏爱“射秽主义”专制政体的一个原因是，后者拥抱了“现代性”并接受了其概念体系与视角，包括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文化和个人事务上的工具性、操作性，作用性的思维导向，普适性规范的声明，对理性、科学、教育和进步的推重，对神性的贬低，以及“理智的”官僚机构。他们使用和我们同一套话语。因为苏联/天朝/古巴那种射秽主义，是一种植根於引发启蒙运动和十八世纪民主革命的同样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变体。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是现代的而非传统的，它许诺的一些目标，同时吸引着基督徒和世俗主义者（比如人类的手足之情，消灭权力的渴望），��在象征性层面的高度与很多美国人意气相投。左翼革命者假借民主的象征和价值——推崇平均主义而非阶级与特权，自由而非秩序，主动而非被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错误地视为为自由与民主奋斗的理想主义者。

力薄儒/Liberal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解放者们”所愚弄，那帮孙子最终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原形。吉米·卡特是那种会把革命与理想主义、变革与进步、乐观主义与美德混为一谈的力薄儒中的翘楚。

华盛顿邮报的Stephen Rosenfeld把卡特政府的责任描述为这样一种“进步自由主义”：

“卡特政府正式掌权后的作为，归根结底是精确地致力于削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冷战思维，撤销与莫斯科进行战略角逐的手段，扩展美国与全世界符合历史潮流的未来大众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在越南胜利了的运动的联系。”

Rosenfeld告诉我们，卡特政府掌权之後，下定决心不再以“冷战”思维为纲评估国际发展，而是接受代表“大众”愿景和“进步”力量的革命团体的一面之词——不管这些革命分子背后是不是站着苏联。为了这个目的，卡特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与越南，古巴和天朝人民共和国修好，同时却冷落了与韩国、南非、尼加拉瓜、菲律宾和其他自由国家老朋友。这些举动正是因卡特害怕美国会因支持维持现状反对革命而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有人可能会想，红色高棉一类的灾难或许会给这类力薄儒上一课。在此引用Rosenfeld所言：

“在本届政府任内，对於大量美国公共意见而言，越南已然完成转型，从一个被美国所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到一个展现出其自身残酷本质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卡特的拥护者们（正如对所有力薄儒们而言）的一个不起眼但却重大的精神创伤，给他们的自信和公共信任一类的宣称留下了阴影。然而，柬埔寨和越南“进步”政府的暴行对总统先生和他的主要参谋们似乎影响不大。卡特的举动一如往常——并不像一个痛恶专制的人，而像一个仅仅痛恶右翼专制的人。

事实上，卡特政府的高官比他们看起来更理解当代苏联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印度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特点。但尽管苏联/古巴在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英联邦成员国，首都圣乔治。1979年3月13日左派人民革命党发动政变，废止宪法，解散国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上方，靠太平洋。1979年，美国支持的政府和古巴支持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内战）的角色（包括对古巴的米格-23交易）业已暗示了古巴监控的重启（这一点反过来确认了一个苏联战斗��的存在），总统先生希望不要炒热舆论的心态，仍然比他向美国人民讲出真相的责任更强烈。他对尼加拉瓜的声明清晰的反映了这种优先级：

“在我们美国人中常见的阴谋论是错误的，并不是每一次发生在西半球进化性的变革都是古巴大规模秘密干涉的结果。尼加拉瓜的事实是，索摩查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为了带来一场有秩序的转变，我们的努力应该是让尼加拉瓜人最终决定谁来当领导人——他们应该拥有什麽样的政府形式。”

这条声明想来代表了总统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最终思考，很有启发性。卡特为打消国民头脑中古巴阴谋论的努力，事实上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歪曲事实的效果。在尼加拉瓜，把“进化性的变革”归咎于卡斯特罗的特工并没有什么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发生着军事动荡的国家，因其位置而具有与其面积和影响力不成比例的战略重要性，因此美国应当作出合理的回应。

但这并非全部。总统声明的其余部分，形象地暴露了其意识形态的盲目力量。当他讲到“索摩查政权丧失了人民的信心”，总统先生暗示，这个政权曾经仰赖“人民”的信心。事实上，索摩查政权从未依赖于大众的意愿（却是依赖于操纵、强迫和习惯），也并不是被大众所罢黜，它不过是屈服於反对武装之下。然而，桑地诺分子和索摩查分子之间的武装冲突等价于国民公投这一假设，给予总统先生这样一种想像，即它可以且应该由尼加拉瓜人民自己解决。甚至为了令这种虔诚的情感看上去是真实的，总统先生完全回避了暴乱分子从境外接受大批武器装备的事实；以及美国在解除索摩查政权的武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总统、万斯或者布热津斯基并不想苏联支持的政权发展壮大，他们明确表态反对苏联对任何国家的“干预”。但尽管如此，他们都对“动摇”友善或者中立的专制政权喜闻乐见，却在无法确保它们不会被极权神权政体、极权苏联代理国，或者最糟糕的波尔布特式杀人狂式变种所取代。

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缺乏良好的企图，但对传统派与革命派专制本质上的认识错误，对美国利益关系的现实主义认知上的扭曲却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失败。粉红色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风气与左/右思维的专横再也无法阻止聪明和善良的人承认如下现实：传统威权政府不如革命专制政体那样具有镇压性，它们对自由化更包容，以及它们与美国利益更加兼容。关於这些观点的证据已然足够明显。

当然，如下这些描述已然毋庸置疑：当前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政府比之前被鄙夷的统治者更有镇压性；天朝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比台湾更有镇压性，北韩比南韩更有镇压性，等等。这才是越南和柬埔寨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训。这并不新奇，但却是对残酷现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提醒。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个真正凶残的统治者可以以这两种专制形式的任一种掌权——伊迪·阿明（伊迪·阿明·达达（1920-2003）东非国家乌干达1970年代独裁者，自封“苏格兰王”。统治期间驱逐8万名亚洲人出境，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利族、兰吉族和其他部族达10-30万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07-1971，海地前总统，独裁者。1957当选总统，至1971年去世，任职达14年，期间估计30000人死于其手）、约瑟夫·史达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头号领导人，红色高棉1975年至1979年统治柬埔寨期间，约40-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1997年，柬埔寨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2003年柬政府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就是例子。然而，在传统与革命专政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两种专政的镇压度之不同可以预估。总体来讲，传统专制容忍社会不公、残忍和贫困而革命专制创造它们。

传统独裁者维护既存的财富、权力、身份和其他资源的分配，这在传统社会中会有利于富裕的少数，并把民众维持在贫困状态。但他们崇拜传统神灵并谨守传统禁忌，不干扰社会习以为常的工作与休憩节奏，不干扰人们稳定的居住地，不干扰传统的家庭和个人关系模式。正因为传统生活的可悲司空见惯，传统独裁者的轻度压迫对於成长在这个社会，并学会适应他的普通人群来说是可以忍受的，正如生为印度贱民的孩子们世世代代学习这种可悲角色生存所必需的技艺与态度。这样的社会不创造难民。

对於革命垬产政权来说，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们创造上百万的难民，因为它们声称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管辖权，并要求进行有悖於内化了的价值和习惯的变革，这导致了居民成万地逃离。对他们的态度、价值的赞许和目标的期许，会在外国找到比本土更多的共鸣。

从1976年到1979年8月叛逃前，一直担任越南国会前副主席的黄文欢，最近如此描述越南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这个国家的一百多万天朝居民的影响：

“他们已经从居住了数代的地方被赶走。他们的财产全都被霸占——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房屋。他们被赶到被称作新经济区的地带，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他们哪能��这样的条件下垦荒维持生计？他们因为一系列原因渐渐死亡——疾病、艰难的生活。他们也死於羞辱。”

自“解放”以来，不仅仅是天朝人在东南亚受难，而且天朝人也不仅仅在越南一地受难。到1978年底为止，六百多万难民从马主义政府统治的国家逃离。尽管有围墙、篱笆、枪支和鲨鱼阻挠，人们逃离革命乌托邦的稳流仍在持续。

在马主义政权和其他专制政体创造的难民的数字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对比：从卡斯特罗崛起以来，一百万以上的古巴人背井离乡（每九位居民中就有一位难民），与大约来自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三万五千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非洲，逃离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的难民是离开津巴布韦·罗德西亚的五倍还多，昭示着内战和种族歧视对多数人来说比马主义式的“解放”更容易接受。

而且，本世纪的历史已证明，极左激进革命建立的极权政权不会自我民主化。此时此刻（1979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政府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要远比古巴政府大得多；在台湾比在天朝大得多；在南韩比在北韩大得多；在扎伊尔（即刚果）比在安哥拉大得多；等等。

既然许多传统专制容许有限程度的论争和参与，美国政策实际上是很有可能有效鼓励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的。前提是，这种帮忙不该在旧政权与敌对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添乱，且提出的改革旨在产生渐变而非一夜间就要完美的民主。为了达成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懂得现实中的民主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是如何在事实上诞生的。历史是比良好企图更好的向导。

无论看起来多不可思议，马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写下独立宣言的美国人的当代化身，而且他们也不会满足于建立一个自身在其中毫无存在感的政府，即：如果革命元老到头来只是新政府中为数众多的发言者的一员，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拿起枪。

区分变革的民主和极权代言人并不太困难。正宗的民主革命者本着这样的信念：政府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自愿，平凡的人有能力使用自由、知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选择统治者。他们并不会如同当下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一样，认为把选举推迟三到五年以赢得足够时间来“纠正”几乎每个人的错误意识。

而且，若革命领导人把美国形容为20世纪的祸害、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屠杀、战争的凶手，那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温和一点讲，朋友。自我定义为敌人的团体就当被视作敌人。美国在事实上并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它并不实践屠杀，它不用扩张性行为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上个十年间，我们到处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克制并承担起由布热津斯基推荐的、适应这个电子科技时代的、“针对国防开支的单边约束”。我们也比世界或历史上任何多种族国家向着消除国内种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得更远、更快。

鉴於包含上述理由在内的原因，对第三世界持续的自我贬低和致歉，既在道德上不必要，也在政治上不适当。因为他们假借大众解放的名义支持美国的明面上的敌人，这种行为才是真正不必要和可耻的。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应当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对抗武力。自由理想主义没必要沦落成自虐主义，也没必要与捍卫自由和国家利益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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