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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装箱运输：全球贸易的重要齿轮

在全球贸易中，通过集装箱运输进行的货物运输证明了人类在物流方面的独创性。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核心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与集装箱运输巨头的崛起并行。淘宝购物 从熙熙攘攘的大型港口到庞大的巨型船舶船队，中国的集装箱运输基础设施是支持全球贸易不断流动的基石。

了解中国集装箱航运业规模

中国集装箱运输业规模庞大，拥有上海、深圳、宁波舟山等先进港口。这些港口不仅是出发点和到达点，而且是支撑错综复杂的海上贸易路线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些港口以不懈的步伐促进了大量货物的转运，从电子产品和服装到机械和汽车零部件。

海洋的船队

中国集装箱运输 是全球最大、最先进之一。这些船舶是现代工程的奇迹，旨在运载数以万计的二十英尺标准箱（TEU），确保中国制造的产品能够有效地到达遥远的市场。

创新与效率：成功的双支柱

什么设置集装箱运输公司 行业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还在于其对创新和效率的不懈追求。从自动化港口到人工智能在物流中的集成，中国正在引领重塑该行业的进步。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航运运营的速度和可靠性，还有助于实现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实践--在应对环境挑战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考虑因素。

一带一路：拓展视野

"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集装箱运输中的地位。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开辟新的贸易路线，中国正在编织一条连接亚洲、欧洲、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现代丝绸之路。这个庞大的项目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更加互联的全球经济，而集装箱运输是其命脉。

对全球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中国集装箱运输的效率意味着可以更好地进入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它可以简化供应链并提供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可能性。反过来，淘宝中国货运 得益于集装箱运输提供的经济高效的运输，消费者可以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享受各种产品。

结论

中国集装箱运输业是全球物流和供应链框架的关键。它体现了国际商业的活力，展示了中国利用其资源产生全球影响力的能力。对于想要驾驭国际航运复杂形势的企业来说，对该领域的深入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有兴趣利用中国集装箱运输能力的人可以探索像 mybest.com.my 这样的平台，该平台提供在全球贸易的浩瀚海洋中航行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博客来源网址：-

https://mybestblogs21.blogspot.com/2023/11/blog-post_26.html

[studiomaomao2013-blog]

中美持续博弈各方观点收集

博主不对以下观点做任何评判，仅为记录收集。

以下内容来自于《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2023-03-30

客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 27日在推特上透露，曾於2010年至2013年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現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26日在微信發布一篇評論中美關係的文章。傅瑩呼籲中國人想清楚，「中美鬧到決裂或分道揚鑣，有沒有國家會選邊站到中國一邊？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傅瑩還說，近期中國內部時常在傳美國越來越衰落，「美國是不是衰落了，這是美國自己的事，中國決定不了美國衰落，也不會因為你天天說人家衰落人家就會真衰落。中國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問題也很多，別總把精力放在唱衰美國上，沒有必要相互踩，中美兩個大國現在既需要解決好本國自己的問題，也需要相互合作並幫助世界，這才是大國風範！」文章最後她則稱希望中美能「重歸於好」。

政治學者胡伟的表達更加直率，胡偉在接受《紐約時報》袁莉採訪時表示，美國總是試圖遏制中國的說法不正確。美國同意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增加了與中國的貿易。在中國一無所有的時候，美國提供了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他問道，中美關係為什麼惡化？誰應該對此負責？“胡伟表示，雖然這個問題太敏感，但“我認為責任不在美國”。

劉夢熊與我的對話，直接表示，中俄聯合聲明的簽署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終結，這個觀點獲得了來自社會各個層面人士的呼應和贊同，這些體制內的人，甚至表達出更多的憂心，也有企業家直言不諱，局勢令人感到悲憤。

NHK(日本广播协会)每个星期日上午举办的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专家座谈会。在3月26日举行的本周讨论会的话题是中国。参加者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前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添谷秀芳等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中国已经完成“一人体制”的集权进程。这一体制大概可以维持10\~20年。在一人行使全部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一人必须为可能的失败负全部责任。

2、 中国国力已经开始从巅峰跌落。从新的领导体制来看，经济增长已经不再被重视，加强警察军队等维稳措施才是首要。

3、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定义发生了变化，认为现行的西方民主政体及其意识形态才是对中国生存发展的现实威胁，东西方和平共处已经不可能。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中俄结盟是必然的，且会不断加强。但是，���罗斯国内潜在的政治变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俄结盟态势和内涵。

4 中国在东亚的战略态势是1:3，即:中国与美、日、韩之间的对峙、对抗。韩、日之间在民间赔偿问题上达成的历史性和解，是双方对这一战略态势的共同认知和反应。目前的1:3格局正在进一步发展为1:4，即中国与美、日、韩和北约之间的对峙、对抗。台湾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国际化，不再是局限于“两岸统一“的中国内政问题。

我們之前曾介紹過署名周興的作者，他對中国未来五年的基本走势也有自己的研判。

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势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确定的。而美中关系的现实情况，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美中关系以后会改变吗?应该不会，除非某些要件发生重大改变。

那么在现有的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下，中国的历史走势会是怎样呢?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彻底在经济和科技上脱钩，他们与中国陷入或明或暗的“冷战” 而周边国家也会春春欲动，这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指出来的“惊涛骇浪”；

2、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与美国和西方的贸易会断岸式下降，外资将在五年内全部退出。中国的对外出口主要是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制成

品，整个外贸规模和总额也许会退回到1990年代水平。中国以外贸或财力对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3、在科技领域中国将豪迈地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将不再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比如，日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批准马斯克的星链运用于汽车、轮船和飞机，而中国不会参与，此類事還會更多。

4、由于外贸盘子缩小，中国经济规模下降，但由此走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社会治理也走入紧缩态势，国家对民众的服务也会更加细心周到。這顯然是一句反話。

5、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健康的低物欲生活方式 在本乡本土谋求发展的三四代農民工會越來越多。

6、国营企业会加速复兴，沿海地区会保留一些民营加工制造业，而在餐饮、零售领域也会保留一些私营服务业和个体户，而大型民企将减少规模并最终退出。

7、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将大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会更强。

8、文学影视娱乐业将会更加干净整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将成为主旋律。

总之，由于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势也被同时锁定了。

責任如果不全然在美國，而中美關係繼續交惡。傅瑩呼籲中國人想清楚，「中美鬧到決裂或分道揚鑣，有沒有國家會選邊站到中國一邊？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中南海袞袞諸公可能已經想得很清楚了，但我們能不能想得更加清楚。

[hngj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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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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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blacksmith]

初见基辅

最初的印象

四五天的学术会议来去匆匆，现在又坐在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候机，准备搭乘航班回国。关于基辅的所见所想以及心里的不舍，想通过文字将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初次短暂的相见，印象总是好的，久了谁知道呢；就像初见沈阳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压抑，有种被它吞噬的错觉，不知道长在基辅待是不是也会这样。没来乌克兰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谈及乌克兰，脑海中应该是这些印象：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一架飞机乌克兰上方爆炸，种种迹象指明是俄罗斯人发射的火箭弹；几年前刚刚发生乌克兰颜色革命，在东部的城市烽烟四起，满地狼藉；男女比例不协调，美女遍地都是，甚至连前总统季莫申科都是一等一的美女，能上杂志封面那种；曾经是欧洲的粮仓，典型的农业国家，南部的港口敖德萨粮食一船接着一船驶向远方；距离基辅70 km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辐射依然在辐射，正在给石棺加厚。除此之外我想无他。出了机场，阳光白云，一阵阵凉风吹来，也吹去了从沈阳带来的暑气；然后汽车从机场驶向市区，基辅也慢慢展现在我的眼前，马路两旁的植被绿得让人心醉，很难想象在一座首都城市里，植被覆盖率这么高。五月底最后一个周末，是他们的节日--基辅日，而我们抵达的时候，恰好是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当我们拎着行李从Ukraine Hotel前往Dnipro Hotel的路上，刚好路过自由广场，广场上全是男男女女，有种回到沈阳五爱街的错觉。下午，由于在浴缸中泡澡就没有跟导师出门，洗完澡之后，跟着簇拥的人群走在俄乌友谊拱旁新开通的观景桥上（5月25号开通），感觉很像曾读到的一篇文章里描述齐国首都淄博的场景——摩肩接踵，同时周围人说着完全听不懂的话，又让我想起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一句话——即使簇拥在人群中也感觉孤独，然而我并不感觉孤独，反而很享受这种节日气氛。

逃离的东西

从机场到市区汽车上，有几个学生样的中国年轻人很聒噪，聊着没有营养的天，由于自己坐在副驾驶位上，也不想插嘴，静静欣赏窗外流动的景色，想着一些东西需要这辈子去逃离。首先想到是别人的期望，尤其是父母和朋友的期望，因为如果别人对你的期待不是你自己想要的，这时候会成为你的一种束缚，使得勉强自己，而真正的自己只有自己去发现与实现。我记得母亲跟我提起过要我读博士后，然后留在高校，一辈子衣食无忧，这是她对我的期望。但是这不一定就是我的想法，我并没有给自己定什么标准，这个东西也在慢慢思考，最近的想法是想留在高校，没事就可以出国浪，但是未来不确定性那么多，想多了伤脑细胞。我很庆幸父母亲很开明啊，并没有强加什么在我身上，不像有些父母完全控制子女的各种选择，选择学校、女友、工作、生活地点。同时自己经济独立，又相隔千里，他们想管也鞭长莫及；此外由于他们的眼界学识有限也不得不开明，只能让我自己的漂泊闯荡。再有就是朋友的期望，例如，前室友想让我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特地选在国庆节，还说如果不去以后朋友都没得做，我就觉得这对我的期望过高，甚至成了我的负担。因此，现在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我抱太大的期望，免得失望。

还有需要逃离的就是中国人的舒适圈，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观点，但是现在非常认同。此次参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国人经常扎堆在一起，同时国人之间对于知识共享可能持着一种保守态度，所谓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不怎么主动跟中国老师和学生交流，导师认为我不爱交朋友，在他认为，能够出国开会都是行业比较厉害的任务，以后说不定办什么事情都是脸熟，也就是把会议当成一种社交，是国内职场的延续，功利性太强了，我不太喜欢。我喜欢交流，只是要看交流的对象是谁，我不喜欢坐在第聂伯河的游船上和中国老师或学生聊着房价、政治和其他露骨的话题，实在无聊至极，同时也不想把家丑揭出来给老外看。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国人的一些行为跟decent相差太远，可能在国内习以为常，不自觉把这些行为带出国外，因此，我想跟这些人刻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喜欢跟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个老师聊天，聊台湾的大学与学生，而我则分享东北大学的信息；由于乌克兰不给台湾签证，他拿着美国护照直接入关（双重国籍），同时也因为不想舍弃美国国籍而放弃了台湾派驻比利时的科技大使。还认识了英国莱斯特大学一对年长的华人夫妇，告诉他们淘宝买电话卡，以及询问他们关于阿尔伯特港口是否已经树立起华表纪念一战阵亡的中国劳工。我也喜欢同一位日本工业大学的姑娘和一位生长在基辅后前往美国执教的教授聊西方正式就餐的餐桌礼仪，他们告诉我如果吃完一道菜需要把刀叉合在一起放在餐盘里，然后等着服务员收拾餐盘，然后上下一道菜，而不用去喊服务员，我想这些是待在国人圈里学不会的。

留学基辅

有一个傍晚坐在安德烈斜坡下面的合同广场上，摩天轮慢悠悠地转着，七点半左右，教堂钟声响起，吃着路边商店买的面包和果汁，看着一对父女在步行街上演奏，父亲弹奏电吉他，而小女儿（七八岁左右）打鼓，打扮精致的男士女士穿梭他们旁边，不时有人给他们投币，而我边吃边思考教育和留学这一个话题。如果未来有一天，我的子女不想参加高考，或者成绩很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告诉他们未来应该怎么选择？是不是同别人一样认为他们这辈子就完蛋了。我是觉得绝大部分的父母早早就给子女贴上一个loser的标签，让他们的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殆尽，而不是鼓励子女去找寻自己喜欢东西，并且一辈子为之奋斗。对于留学的话，如果未来以后孩子成绩不好，上不了美国的名校，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乌克兰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乌克兰有着优质的大学，同时物价条件又不高，很适合现在国内的很多中产阶级的子女过来奋斗；就像民国时期，有钱的子女留学欧美，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没钱的就留学东洋，如鲁迅。同时乌克兰无论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离欧洲这么近，可以经常往来欧洲，这样也能培养一种国际视野，而这种视野一直是我所想要拥有的。对比基辅年轻人和我周围的师弟师妹，明显感觉出他们那种自信与成熟，即使是小孩子也很少哭闹，这就说明他们的教育上确实有他们的独到之处，我希望未来的子女有机会体验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并且能够对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在会议期间陪着导师前往他之前留学的基辅师范学院，去寻找他的老师，现在学校还在，只是校名改，改成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英文注释。更让人惊讶的时候，我们居然找到了曾经在学校执教的另外一个老师，还认识我导师的老师，就这样要到了电话和地址，在教室中也发现了两个中国女生在那个学校留学，听到我们寻找老师的事迹都哇地一声表示惊讶，毕竟时隔快三十年了。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好好逛逛他们当地的大学，上次前往圣安东尼奥的时候，他们在放假，也有点遗憾。有一天傍晚五点多的时候走到了基辅农业科技大学，想要进他们大学中看看，感受一下他们的氛围；但是，他们的大学只有几栋楼，没有我们所谓的校“园”，小的大学只有一两栋楼；到了五点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就回家，感觉很像高中。此外，由于我不是他们的学生，没法通过门卫这一关，只能由他们的学生带着我进去，不过时间匆忙，第二天由于会议安排逛教堂和坐船，所以就没有时间前往大学，是以之为遗憾。

教堂与宗教

在基辅教堂也看了不少，如圣索菲亚教堂、圣安德烈教堂、Lavara 教堂，也想写一写关于宗教。不想写欧洲几百年的宗教战争，不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相爱相杀，不写宗教人物，因为我也不懂，只想记下我所见过的以及自己的体验感受。在进入一间教堂，如果戴的帽子需要将帽子摘要，我认为应该是让各路神仙看到你。女士进东正教堂，需要提前准备头巾把脖子和头遮挡，如果是穿裙子的话，需要在教堂门口用围裙将大白腿遮起来。都是用头巾把头和头发遮挡起来，这一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很相似，二者有什么渊源么？不得而知。听说在教堂里面，尽量不要拍照，因为拍完了之后，神仙不灵了，虽然不求保佑，但还是避免触犯各路神仙。

有一天路过一个特别小的教堂就问我老师，为什么有了一些大教堂，还需要建小教堂，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拥有大型超市，还需要便利店一样！教堂对于信徒而言，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都是必须的，当他们没有教堂的时候，就感觉灵魂无处安放。有一天傍晚，一个人路过圣索菲亚对面那座教堂，看到大门敞开着，在教堂旁边坐下并围着洋葱尖顶走了一圈，虽然自己不信教，但是真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这种感觉很舒服。在国内每天忙忙碌碌，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又用什么去安放自己的魂，还是咱们就是一群没有灵魂的人，那样就太可怕了！我想起有一次同朋友前往沈阳五爱对面的南关天主教堂，适逢当日是什么宗教节日，我们就参与其中，我当时就觉得国人还是需要一些去支撑最弱的精神世界，不然面对每天的牛鬼蛇神真的容易崩溃。看到信众一致下跪的时候，我当时就对当局打压宗教的动机会心一笑，一切不可控的力量都是危险的，都是打压的对象。

社交活动

5月28日晚上跟着导师前往基辅歌剧院看芭蕾舞，进入剧院的时候，需要穿着稍微正式一些，不然周围都是精心打扮的女士，而你拖鞋短裤那就尴尬了，甚至穿拖鞋可能都不能进场。在观看芭蕾的时候，想了很多东西，不是在于芭蕾本身，而是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想，我们远游，是不是去通过别人来发现我们自己？

说到社交，在咱们的社会里，经常听到有人讲自己的圈子太小，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所以单身至今，所以一直孤独。由于没有合适的社交，大家都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进不来，自己也没法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因此绝大部分人都是孤独的，同时也不懂得如何跟异性去相处。我记得曾经我的高中，食堂的这一半全是男生坐着，食堂的那一半全是女生坐着，中间模糊地带就可能是情侣坐着，非常有意思。不久前在图书馆的休息室里，一个男生坐在一条沙发椅上，另一条长椅坐着两个女生，这时又进入一个女生，看了一眼男生那边，还是走向了两位女生的那个沙发。当时隔着玻璃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想起了我高中的食堂，男女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隔离似的，同时由于专业性质，如我们专业就很少有女生，这样的结果就是男生不了解女生，女生不了解男生。等到二十五六岁适婚的年龄，很大一部分人还从未恋爱，这样奇葩的现象我想也应该只有中国这样性压抑的国家才会出现吧。

我很欣赏西方国家的高中毕业舞会，这样男生就可以学着去打扮自己，并且邀请自己心仪的姑娘作为舞伴，为了吸引姑娘的注意可能会去学习各种乐器，各种才艺，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而反观国内高中，视男女生接触为敌，把早恋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同时也把这辈子唯一单纯的恋爱也给扼杀了。最后，男女双方的首次交锋也只就是相亲，而相亲就是遇见奇葩最多的场合。因此我给学护理专业表妹的建议就是，尽量去和男生接触，不是非得男女朋友关系，只是去了解男生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沉浸在女生间无用的gossip和无用的社交之中，同时学一学男生性格中的洒脱与大气。

去认识陌生人的社交场合对于我们少的可怜，电影中美国社交活动是各种派对和酒吧，但似乎酒吧在我们印象就是不正当男女逛的地方。因此咱们社交就是，电影院看电影，KTV瞎嚎，看演唱会，看书画展览，再无其他，博物馆竟然都是六一儿童节的专场，上次前往辽宁省博物馆，里面与游乐场无异，实在可悲至极。同时学校正式的社交也少得可怜，没有要求着装的正式晚宴，甚至非常正式的毕业典礼也经常看到有人穿着拖鞋短裤上台领毕业证，这就让我想起了不久前高老师的一句话，咱们现在的大学就是一群农民工在办，非常贴切。同时在社交活动中，咱们受文化的熏陶的机会很少，别人可以去欣赏芭蕾舞，咱们有多少人去沈阳盛京大剧院欣赏京剧？每天上下班，加上通勤时间，已经深夜回家，哪有时间去欣赏这么高雅的东西。同时各种戏剧经历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咱们一想到戏剧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别人对于芭蕾古老艺术就这么痴迷？我觉得各种艺术只有活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它才能活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到的文化熏陶都这么少，更何况其他人。咱们口号经常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是刚去世的贝聿铭前辈曾说过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走向世界，挖掘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就好。

在看芭蕾的时候，也在想，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这个民族变得这么无聊，每天每个人都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似乎就像机器一样前行。咱们的教育变得很无聊，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反正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记得圣贤要求培养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咱们现在流水线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件，到底学会了写什么，文不能提笔写出千字文章，武不能绕着操场跑完几千米，欣赏不了高雅的艺术，人之交往不讲究礼数，实是教育之悲哀。咱们的社交也变得很无聊，宋朝的时候，文人墨客相聚，还有歌姬唱着文人们刚写出来的词，喝酒听歌，赏漂亮歌姬，真是享受。而反观现在，餐桌上比拼的就是喝酒，阿谀奉承领导，同时又涉及黄段子等低俗言论，难怪很多年轻人都讨厌现在的餐桌文化。无聊的人，无聊的相聚，无聊的社会，无聊的文化，又谈什么文化自信，我只想呵呵！

现在的印象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乌克兰是什么样的，我会跟他描述以下的画面。进入一个电梯里面基本上都是美女，很有可能只有包括你在内的一两个男生，甚至一个人乘坐的时候，电梯里都能闻到一股淡淡香水的气味。或者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风从她们身边吹过，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破旧的地铁上，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说话也不玩手机，表现出教养与斯文，甚至是在基辅日拥挤在观景桥上，虽然人山人海，但不焦不燥不推不嚷。在裸体沙滩浴场，光着屁股的男女一点也没有羞涩之意，如果孔子在世见此场景，当发出什么感叹（蛮邦竟堕落至此，无医可医，无药可救也，哈哈）？在独立广场旁边还有有人穿着苏格兰裙子，吹着风笛，曲终一大群人鼓掌示好。晚上在这个广场还可以听着美女拉着小提琴，你可以买些吃的坐在台阶欣赏，真可谓秀色可餐；或者傍晚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拿着纸和笔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不时看看来往的各式美女。还有Dnipro Hotel的比较正式的自助餐，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弹奏钢琴，我边吃边希望自己有一天Hold住各种场合，无论是正式的就餐，还是穿着短裤在沙滩上来一天的沙滩浴。以及告诉他，在压抑的沈阳，你打开窗，想对着窗外大喊，Fuck you, the damn world,而在基辅Dnipro Hotel，即使对着欧洲广场上车来车往也没有这种感觉。最后，我想以后有时间或者其他机会可以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比如春节期间，带着一家老小，尽享悠悠时光。

庐陵-黑色史密斯

2019年5月27日始记于基辅Dnipro Hotel

6月1号凌晨续写于北京机场

6月1号深夜完成并修改于沈阳九舍C区（倒时差）

[independence-of-mind]

杨天石：蒋介石与中国军队，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杨天石  2015-10-26

主讲人：杨天石 主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时间：2015年8月29日 主办：长宁区图书馆 协办：蔚秀报告厅、季我努学社

【编者按】8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长宁区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讲座。杨天石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后所起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天石教授讲座内容：

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年均是9.9%。1937年，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大概是6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只有13.6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年产值是当时中国的4倍还要多。

打仗离不开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所以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当时日本的石油是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中国的129倍。

在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可以做到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每年是40余万吨，造舰能力每年5万吨。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零，我们不能够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口炮、一辆坦克、一辆汽车。当时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主要的部件和原件还必须要靠进口。在1937年的时候，中国只能够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200万人。当时的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只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为例，日本每个师共21945人，中国只有10923人。陆军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日本的步枪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只有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个师配备541挺，中国的每个师只能配备274挺。重机枪日军每个师是104挺，中国的军队只有54挺。野山炮这种重型武器，日军每个师装备64门，中国军队仅仅是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还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而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这是我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和国家的统一几个方面对两个国家所做的考察。总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想中日两国当时不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落后，因此一定要争取和利用外部的力量。早在1921年，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提出，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要尽快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天皇问日本将军，“你看打中国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将军回答，“一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日本人原来估计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百里将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战略，叫持久消耗战略。也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拖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合流。

蒋介石在1936年6月跟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有一段对话，蒋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拖延，打持久战。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蒋介石已经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它的前途做了一个正确的估计。

要争取外国的力量、要争取外国的帮助，首先靠谁？争取谁？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说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说英国、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子，蒋介石一定会按照他主子的命令去反抗日本。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反，蒋介石首先并没有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而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求援。

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把一位老外交家颜惠庆派到苏联去，跟苏联的外交部长商谈恢复邦交。中苏两国本来有外交关系，但是1929年断交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与俄复交，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使日本人害怕。”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跟苏联恢复邦交。

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是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有了这个条约，苏联人就可以向中国运送武器，运送飞机，可以派顾问、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所以，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是苏联。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才争取同英国、美国结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然后就是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之前，广州失陷。广州、香港地区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所以蒋介石就召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跟他讲华南地区跟英国关系密切，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你们要有所动作。也就是说，蒋介石想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但是最后这位卡尔大使只表示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早在1937年10月28日，当时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到苏州对军队干部发表演讲，题目叫《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如果单靠我们一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他对抗，我们建设未成，准备不足，当然不容易打败它。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为维护国际正义而战，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都要同情我们、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国际形势来压迫敌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想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压迫日本。

南京沦陷前夕，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他的演讲题目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往重庆。

在演讲里，蒋介石讲：“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定了，即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组成联合阵线，组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看看国民政府、看看蒋介石当年是怎么努力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1938年12月11日，蒋介石跟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1939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正在苏联访问，蒋介石告诉孙科，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督促英国政府尽快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且不仅英国、苏联在欧洲要团结，还要让它推广到远东和亚洲。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我们提供20万受过训练的军队。这20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在香港地区反对日本侵略。

之后又做法国的工作，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打电话，说这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是否可以将中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确定下来，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并且有所准备、有所决定。

此后，蒋介石又见了美国的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蒋介石告诉他，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但是四年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抗战，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蒋介石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促成英、苏两国与中国建立同盟，参加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的联防会议，借以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中国政府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

有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我，说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因为他的“主子”让他抗战，所以他才参加抗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英国这个国家老奸巨滑，对日本长期采取的是妥协、绥靖政策。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曾经回忆，“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极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1939年，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克莱琪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有一个谈判，谈判内容是，如果日本不打英国，不侵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去碰香港、不去碰新加坡，那么英国会支持日本。在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妨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法国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美国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跟日本再打起来。美国人可能陷入一个“两洋作战”的局面，什么叫“两洋作战”？即在大西洋跟德国打，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恢复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美国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当时日本需要大量战略物资，而日本是一个小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都是从美国买的。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宣布废止美国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另外，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大概有1亿多美元的储备。

此后，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生意要继续做，钢铁、石油也要继续卖，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要解冻。

结果，美国准备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

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备忘录的基础上又定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而且表示继续把石油卖给日本人，另外还从日本进口生丝。这就在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协了，结果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一段说“看到了美国人所考虑到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又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懦弱。”蒋介石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个“帝国资本主义者”骂的是美国。

当天蒋介石还写了一封给胡适的电报，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

他要求胡适把这个意思告诉美国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人还有那么多的幻想。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所以中国人心动摇，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藉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蒋介石一天之内给胡适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除了胡适，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个代表，即宋子文。蒋介石给宋子文打电报，说“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暧昧游移。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胡适和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说我们美国这个“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承认错了。

蒋介石除了通过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丘吉尔在凌晨打电话给罗斯福，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能跟日本妥协，说“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那么我们欧洲战场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抗议、丘吉尔反对，所以罗斯福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最后决定“抛弃这桩蠢事”，不再跟日本妥协。

美国不妥协了，向日本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火了，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那么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所有的成果都将付诸流水。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回答里面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12月8日4点20分，两个日本代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因此在12月8日，美国、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而且蒋介石提出，应该成立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应以美国为领袖。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议建立中、英、美、苏、荷五国的军事合作，订立互助协定。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产生一个永久机构来指挥。12月31日晚上，罗斯福约见中国代表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最坚强的保证。

美苏两国是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军

前几年日本NHK电台记者到北京访问，谈到日本的战败问题，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说，杨先生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为什么好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因为美、苏两国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当年美国打日本叫“太平洋战争”，采取的战术叫跳岛战术，太平洋上好多岛，怎么打呢？打下一个岛再跳打另外一个岛。例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另外一个战斗叫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1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牺牲。

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十万七千人。还有硫磺岛战役，在900余艘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万人的日军守卫的硫磺岛发起进攻。美军全歼岛上2.2万人的日军，但是也付出了2.8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战役使得美国陆战3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4师、5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这些例子是说明，在太平洋战斗中，每打一个岛屿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罗斯福要找寻一个“捷径”，减少美军死伤人数，这个“捷径”就是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号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在此期间，苏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经过一周激战，苏军伤亡2万余人，歼灭日本关东军8万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60余万关东军成为俘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苏武、屈原之争”。“苏武”是指靠苏联的武装、苏联红军打东北，“屈原”是指屈服在原子弹前面。这个争论从二战胜利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但是从我上面的叙述看来，日本之所以投降，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摧毁了日本侵略的主力，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的作用

那么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做了什么、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是蒋介石访问印度，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的地位很尴尬。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人为了独立，要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又是中国的同盟国，如果印度站到日本方面、站到德国方面，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法西斯阵营呢？可能性很大，因为印度国大党有两个领袖，尼赫鲁和甘地，他们都反对英国。

当时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人博斯在当时成立了一支军队，叫“印度国民军”，这个“印度国民军”就是跟日本合作的。如果整个印度都倒过去，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日本拉印度，德国也在拉印度，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我们帮你独立。

而且德国人还有一手，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叫洋克，洋克跟蒋介石的代表桂永清谈判，准备秘密签订一个条约 —— 中德军事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是，中国从缅甸去打印度，德国从中东去打印度，德国和中国打下印度之后，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会师。

这就很危险了。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想拉拢印度站到自己一边，而印度主要的政党又很有可能要站到法西斯一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宋美龄去访问印度。这是他们夫妇在抗战期间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对英国的殖民政府讲，对印度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印度自治。另外蒋介石、宋美玲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尼赫鲁、甘地）讲，你们要参加反法西斯阵营，跟中国合作打日本，至于印度独立将来再说。

蒋介石、宋美龄要去印度访问，英国的丘吉尔反对，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达去会见甘地，写信给蒋要他好好思索，说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的印度总督会见宋美龄，要求蒋不要首先会见在新德里的尼赫鲁，被宋拒绝了。

蒋要求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甘地，提出中印共同奋斗，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甘地没有回答。蒋回到中国以后，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1942年夏，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裂，逮捕了甘地与尼赫鲁，丘吉尔提出彼此不干涉内政，反对蒋介石要求释放国大党尼赫鲁和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不化，蒋曾经争取罗斯福的帮助，但是英美同盟使罗斯福不愿意插手，就劝蒋避免任何交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强调印度独立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要求无条件释放甘地、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写信，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法西斯阵营，要求他们站到反法西斯阵营，尽管这件事由于英国的反对没能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重点是，中国派遣远征军出战缅甸。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抗战需要接受外国的军火，首先靠香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这条路断了。然后靠滇粤铁路，云南到越南的铁路，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这条路也断了。最后只剩下滇缅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是先运到缅甸的仰光，然后通过缅甸的公路运到中国的西南方。日军为了截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一定要占领缅甸，一定要斩断这条公路。所以中国一定要援助缅甸，但是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中国的军队进入缅甸。

直到仰光被英国占领了，丘吉尔才勉强同意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首先打的第一仗是同古保卫战，同古是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作战的第200师，杜聿明是首任师长。杜聿明升为军长以后由戴安澜继续当师长。

戴安澜师长的军队到达同古的目的本来是支援英军守住仰光这个海口城市，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

中国的军队在同古奋战了12天，伤亡千人，消灭了日军5000多人，在一个夜里撤退了。

对中国军队的表现，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的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军一个军官叫横田，他说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过像这样的劲敌，劲敌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将军以少数部队把日军打败了，把7000个英国兵救出来，所以4月20日这一天就被定为克服仁安羌解救的日子，孙立人被英国国王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支那，密支那是缅北的重镇。这次战斗是由中国的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只想保住印度，控制香港、控制东南亚，所以反对在密支那进攻日军。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最后密支那这场战斗还是发生了，打了100天，把密支那拿下来了。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缅北的主动权，滇缅形势完全改变。

美国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士兵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从印度出发进攻缅北日军。兵力12万人，一年半中收复缅甸大小城镇50多座，挺进2400公里，解放了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在云南怒江以东的中国远征军16万人，1944年5月反攻，经过8个多月的苦战，收复滇西全部失地38000平方公里，毙伤日军21000人。

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两军合计打死日军48850人，中国远征军伤亡79154人，有2900人长眠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牵制、困扰日本，这个是中国军队做的第三个工作。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线作战，专心致志的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自然，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忠诚的，在中日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据统计，日本人曾经跟国民政府谈判过12次，想把中国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但是都被重庆政府、蒋介石拒绝了。

中国政府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以后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开罗会议。

1943年中期，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苏联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斯大林没有参加。第一次在开罗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讨论远东，德黑兰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主权，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会议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提出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提出来要实物赔偿。

会议还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方面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但是英国提出来不讲独立，只写明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于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以后来《开罗宣言》明确表示，朝鲜要独立。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首脑跟美国、英国的首脑平等会晤，共商世界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开罗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两个联盟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胜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国内是以国共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统一战线。有了这个统一战线，才有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但是时间会更漫长，不止8年，可能会更长，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我想介绍毛xx在1950年代跟南斯拉夫代表讲的两句话，他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毛xx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困住日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毛xx讲“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这当然反映了毛xx的谦虚，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实际。

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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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近代500年里，中国的发明创新几乎为零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

中国的体制扼杀创造性

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

1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

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

2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

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

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3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

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5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

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

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

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

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我想用一下泰勒 �6�1 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来源：综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圈

编辑：Chaona

[andyfan7896]

“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aitastar]

施瓦布家族价值观

真正的克劳斯·施瓦布究竟是一位善良的老伯伯，希望为人类造福，还是他真的是一个使用奴隶劳动并帮助纳粹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的纳粹合作者的儿子？约翰尼·维德莫尔展开调查。

作者：Johnny Vedmore

2001 年 9 月 11 日上午，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前副主席、布朗夫曼和劳德家族的亲密伙伴拉比·亚瑟·施奈尔 (Arthur Schneier)坐在纽约市东公园犹太教堂共进早餐。当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时，两人一起观看了接下来二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现在，二十年后，克劳斯·施瓦布再次坐在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世代的前排座位上。当悲剧临近时，施瓦布似乎总是坐在前排，他接近改变世界的事件可能是因为他是地球上人脉最广的人之一。作为“公私合作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背后的推动力量，施瓦布在达沃斯论坛上吸引了国家元首、主要企业高管以及学术界和科学界的精英超过 50 年。最近，由于他最近担任大重置的主唱，他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大重置是为了世界经济论坛精英及其盟友的明确利益而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文明的全面努力。施瓦布在 2021 年 1 月的论坛年会上强调，建立信任是“大重置”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标志着该倡议已经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随后将进一步扩大。尽管施瓦布呼吁通过未指明的“进展”建立信任，但信任通常是通过透明度来促进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相信施瓦布先生和他的动机的原因，因为在 1970 年代初他创立世界经济论坛之前，人们对他的历史和背景知之甚少。与许多精英赞助议程的知名主唱一样，施瓦布的在线记录已经过彻底清理，因此很难找到有关他早期历史和家庭信息的信息。然而，由于 1938 年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近几个月来，许多人猜测施瓦布的家人可能与轴心国的战争努力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如果暴露，可能会威胁到世界经济论坛的声誉并带来不必要的审查其公开的使命和动机。在这个无限环聊中调查中，克劳斯·施瓦布努力隐瞒的过去被详细探究，揭示施瓦布家族的参与，不仅涉及纳粹寻求原子弹，而且种族隔离南非的非法核计划。克劳斯的父亲尤金·施瓦布 (Eugen Schwab) 的历史尤其具有启发性，他带领一家受纳粹支持的瑞士工程公司德国分公司作为著名的军事承包商参战。埃舍尔-威斯公司将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对纳粹战争努力以及纳粹为其核计划生产重水的努力至关重要的机器。多年后，在同一家公司，年轻的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为南非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必要的设备，以进一步寻求成为核大国。由于世界经济论坛现在是核不扩散和“清洁”核能的主要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的过去使他成为他公开的现在和未来议程的糟糕代言人。然而，更深入地挖掘他的活动，很明显施瓦布的真正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是“塑造当前的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以确保更大、更古老的议程的连续性，这些议程在世界大战之后声名狼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核技术，还有受优生学影响的人口控制政策。施瓦本故事

1870 年 7 月 10 日，克劳斯·施瓦布的祖父雅各布·威廉·戈特弗里德·施瓦布（后来简称为戈特弗里德）出生在与法国邻国交战的德国。卡尔斯鲁厄，戈特弗里德施瓦布出生的小镇，位于巴登大公国，由 43 岁的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克一世于 1870 年统治。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他是现任皇帝威廉一世唯一的女婿，作为腓特烈一世，他是德国的在位君主之一。到戈特弗里德·施瓦布 (Gottfried Schwab) 18 岁时，德国将看到威廉二世在其父亲腓特烈三世去世后登上王位。1893 年，23 岁的戈特弗里德·施瓦布（Gottfried Schwab）正式离开德国，放弃德国公民身份，离开卡尔斯鲁厄，移居瑞士。当时，人们注意到他的职业是一个简单的面包师。在这里，戈特弗里德会见了来自瑞士伯尔尼附近基希贝格的玛丽·拉珀特，她比他小 5 岁。他们于 1898 年 5 月 27 日在伯尔尼的罗格维尔结婚，次年，即 1899 年 4 月 27 日，他们的孩子尤金·施瓦布出生。戈特弗里德·施瓦布 (Gottfried Schwab) 在他出生时已经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机器工程师。当 Eugen 大约一岁时，Gottfried 和 Marie Schwab 决定返回卡尔斯鲁厄居住，Gottfried 再次申请德国公民身份。Eugen Schwab 将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会建议他的孩子也这样做。Eugen Schwab 最终开始在德国南部上施瓦本镇的一家工厂工作，该镇是巴登-符腾堡州拉文斯堡区的首府。他职业生涯的工厂是一家名为 Escher Wyss 的瑞士公司的德国分公司。瑞士有许多长期存在的经济关系的拉芬斯堡区域，与瑞士贸易商在前期19个世纪引进纱和机织产品。在同一时期，拉文斯堡将谷物运送到罗夏直到 1870 年，同时还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深处饲养动物和各种奶酪。1809 年至 1837 年间，有 375 名瑞士人居住在拉文斯堡，但到 1910 年瑞士人口已降至 133 人。在 1830 年代，技术娴熟的瑞士工人建立了一家棉花工厂，并拥有 Erpf 兄弟拥有和维护的漂白和整理工厂。拉文斯堡马匹市场创建于 1840 年左右，也吸引了许多来自瑞士的人，尤其是在 1847 年从拉文斯堡到腓特烈港的铁路线开通之后，腓特烈港位于瑞士和德国边境附近的康斯坦茨湖上。罗萨赫谷物贸易商会定期造访 Ravensburger Kornhaus，最终这种跨境合作和贸易也促成了苏黎世机械厂 Escher-Wyss & Cie 在该市开设的分公司。1850 年至 1853 年间，一条连接瑞士与德国路线网络的火车线路建成后，这一壮举就显得可信了。该工厂由Walter Zuppinger于 1856 年至 1859 年间建立，并于 1860 年开始生产。1861 年，我们可以在拉文斯堡看到制造商Escher-Wyss的第一个官方专利“用于织带的机械织机的特殊设施”。此时，Escher Wyss 的 Ravensburg 分公司将由 Walter Zuppinger 领导，他将在这里开发切向涡轮机并获得多项额外专利。1870 年，祖平格和其他人还在拉文斯堡附近的拜恩富特建立了一家造纸厂。他于 1875 年退休，并将全部精力用于涡轮机的进一步发展。📷Escher-Wyss Ravensburg 工厂的成立文件，日期为 1860 年。在新世纪之交，埃舍尔韦斯已经把织带一边，开始将力量集中于生产大型工业涡轮机，并在1907年更大的项目，他们寻求的“审批和让步过程”的1925 年在巴塞尔小册子中报道了莱茵河畔多尔恩附近的水电站建设。到 1920 年，埃舍尔-威斯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一战后，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增长，瑞士公司发现周边国家土木工程项目的低迷不堪重负。Escher-Wyss 的母公司位于苏黎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05 年，该公司仍然受益于良好的声誉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被认为太重要了，不能失去。1920 年 12 月进行重组，将股本从 1,155 万法郎减记至 401.5 万法郎，随后又增至 551.5 万瑞士法郎。到 1931 财政年度结束时，埃舍尔-威斯仍在亏损。然而，这家勇敢的公司在整个 1920 年代继续交付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合同，正如1924 年乌拉赫王子威廉三世写给埃舍尔-威斯公司和乌拉赫之家的资产经理、会计师朱利叶斯的官方信函所指出的那样。海勒。本文件讨论了“德国水轮机制造商协会关于为水力发电厂提供机器和其他设备的一般条款和条件”。1923 年 3 月 20 日，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的广告手册中印制了一本关于“德国水轮机制造商协会在德意志帝国内安装涡轮机和机器零件的条件”的小册子，这也证实了这一点。油压调节器。在 1930 年代初的大萧条摧毁了全球经济之后，Escher-Wyss 宣布，“随着与货币贬值相关的经济形势的灾难性发展；该公司 [Escher-Wyss] 暂时无法继续其在各个客户国家的流动负债。” 该公司还透露，他们将申请法院延期到瑞士报纸抵达Neue苏黎世新闻报，其中r扩展端口版1 1931年12月“Escher-Wyss 公司已获准破产至 1932 年 3 月底，并已任命一家信托公司作为瑞士的馆长。” 文章乐观地表示，“应该有继续经营的前景”。1931 年，Escher-Wyss 雇佣了大约 1,300 名非合同工和 550 名受薪雇员。到 1930 年代中期，埃舍尔-威斯再次陷入财务困境。这一次为了拯救公司，一个财团被带上船来拯救这家陷入困境的工程公司。该财团部分由瑞士联邦银行（恰好由 Max Schwab 领导，他与 Klaus Schwab 没有任何关系）组成，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重组。1938 年，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Jacob Schmidheiny 上校宣布将成为 Escher-Wyss 的新董事会主席。1939 年战争爆发后不久，Schmidheiny被引述有句话说：“战争的爆发并不一定意味着中立国的机械工业失业，相反。” Escher-Wyss 及其新管理层显然期待从战争中获利，为他们转变为主要的纳粹军事承包商铺平道路。拉文斯堡犹太人迫害简史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拉文斯堡犹太人口在那个时代的故事令人悲伤。然而，反犹太主义在该地区抬头并不是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中世纪，一座早在 1345 年就被提及的犹太教堂位于拉文斯堡的中心，服务于一个可以追溯到 1330 年至 1429 年的小型犹太社区。在 1429 年底到 1430 年，拉文斯堡的犹太人是有针对性的，随后发生了可怕的屠杀。在附近的林道、乌伯林根、布赫霍恩（后来更名为腓特烈港）、梅尔斯堡和康斯坦茨定居点，大规模逮捕了犹太居民。林道的犹太人在 1429/1430 年拉文斯堡血腥诽谤中被活活烧死，其中犹太社区的成员被指控在仪式上牺牲婴儿。1430 年 8 月，在 Überlingen，犹太人社区被迫皈依，其中 11 人这样做，12 人拒绝皈依。在林道、于伯林根和拉文斯堡发生的大屠杀是在执政的西格蒙德国王的直接批准下发生的，任何剩余的犹太人很快就被驱逐出该地区。拉文斯堡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 1559 年确认了这项禁令，例如，在 1804 年为城市守卫发布的指示中得到了支持，其中写道：“由于不允许犹太人在这里从事任何贸易或业务，因此没有人其他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运输方式进入城市，但是，其余的，如果他们没有从警察局获得更长或更短的逗留许可，则由警察局将其驱逐出城。”直到 19 世纪，犹太人才能够再次合法地在拉文斯堡定居，即使到那时，他们的人数仍然很少，以至于没有重建犹太教堂。1858 年，拉文斯堡只有 3 名犹太人，1895 年，这一数字达到顶峰。 从世纪之交到 1933 年，居住在拉文斯堡的犹太人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直到该社区仅由 23 人组成。人们。到 1930 年代初，拉文斯堡有七个主要的犹太家庭，包括阿德勒、厄兰格、哈伯格、赫尔曼、兰道尔、罗斯和桑德曼家族。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一些拉文斯堡犹太人最初被迫移民，而其他人后来在纳粹集中营被谋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文斯堡及其周边地区有许多公开表达对犹太人小社区的仇恨。早在 1933 年 3 月 13 日，大约在德国全国范围内纳粹抵制所有犹太商店的前三周，南澳警卫就在拉文斯堡的五家犹太商店中的两家前站岗，并试图阻止潜在买家进入，并张贴告示在一家商店说“Wohlwert 关闭直到 Aryanization”。Wohlwert's 很快就会“雅利安化”，并且将成为唯一一家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拥有的商店。拉文斯堡四家大型犹太百货公司的其他老板；诺夫；默库尔；Landauer 和 Wallersteiner 都被迫在 1935 年至 1938 年之间将他们的财产出售给非犹太商人。在此期间，许多拉文斯堡犹太人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最严重的迫害开始之前逃往国外。虽然至少有八人死于暴力，但据报道，住在拉文斯堡的三名犹太公民因为他们的“雅利安”配偶而幸存下来。可怕的纳粹反���类罪行发生在拉文斯堡。1934 年 1 月 1 日，纳粹德国生效的《遗传性疾病预防法》，意味着患有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癫痫症、遗传性耳聋和其他各种精神障碍等疾病的人可以依法强制绝育。在今天称为 Heilig-Geist 医院的拉文斯堡市医院，强制绝育从 1934 年 4 月开始进行。到 1936 年，绝育是市立医院执行最多的医疗程序。在 1930 年代导致德国吞并波兰的战前年代，现在由克劳斯·施瓦布的父亲欧根·施瓦布直接管理的拉文斯堡的埃舍尔-威斯工厂仍然是拉文斯堡最大的雇主。这家工厂不仅是该镇的主要雇主，而且在施瓦布掌舵期间，希特勒自己的纳粹党还授予埃舍尔-威斯拉文斯堡分公司“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的称号。纳粹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这家瑞士公司的合作，他们的进步最终得到了回报。埃舍尔-威斯拉文斯堡与战争

拉文斯堡是战时德国的一个异常现象，因为它从未成为任何盟军空袭的目标。红十字会的存在，以及与包括埃舍尔-威斯在内的多家公司达成的传闻协议，使盟军公开同意不以德国南部城镇为目标。在整个战争期间，它没有被列为重要的军事目标，因此，该镇仍然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然而，战争一开始，拉文斯堡就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Eugen Schwab 继续为 Escher-Wyss 管理“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这家瑞士公司将帮助纳粹 Wermacht 生产重要的战争武器以及更基本的军备。Escher-Wyss 公司是水电大坝和发电厂大型涡轮机技术的领导者，但他们也为德国战斗机制造零件。他们还密切参与了幕后发生的更险恶的项目，如果这些项目完成，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38 年拉文斯堡市政厅前的纳粹官员，资料来源：Haus der Stadtgeschichte Ravensburg

西方军事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埃舍尔-威斯与纳粹的同谋和合作。当时有西方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记录，特别是战略服务办公室 (OSS) 汇编的数据中的记录组 226 (RG 226)，这表明盟军知道埃舍尔-威斯的一些业务与纳粹打交道。在 RG 226 中，有三个具体提到埃舍尔-威斯，包括：文件编号 47178，内容为：瑞士的 Escher-Wyss 正在为德国处理一个大订单。火焰喷射器以 Brennstoffbehaelter 的名义从瑞士运出。日期为 1944 年 9 月。

文件编号 41589显示，瑞士人允许德国的出口产品储存在他们的国家，一个二战期间据称是中立的国家。条目内容为：Empresa Nacional Calvo Sotelo (ENCASO)、Escher Wyss 和 Mineral Celbau Gesellschaft 之间的业务关系。1页。1944 年 7 月；另见 L 42627 关于西班牙 Empresa Nacional Calvo Sotelo 和德国莱茵金属 Borsig 之间关于储存在瑞士的德国出口产品的合作报告。1页。1944 年 8 月。

档案号72654声称： 匈牙利的铝土矿原先运往德国和���士精炼。然后一个政府财团在匈牙利边境的杜纳尔马斯建造了一家铝厂。提供电力；匈牙利贡献了煤矿，设备是从瑞士公司 Escher-Wyss 订购的。1941 年开始生产。2 页。1944 年 5 月。

然而，Escher-Wyss 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的领导者，尤其是新涡轮技术的创造。该公司为位于挪威 Rjukan 附近的 Vemork的Norsk Hydro 工业设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力发电厂设计了 14,500 HP 涡轮机。Norsk Hydro 工厂部分由 Escher Wyss 提供动力，是纳粹控制下唯一能够生产重水的工业工厂，重水是为纳粹原子弹计划制造钚所必需的成分。德国人已将所有可能的资源用于生产重水，但盟军意识到日益绝望的纳粹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进步。在 1942 年和 1943 年期间，尽管重水生产仍在继续，但该水电站是英国突击队和挪威抵抗运动取得部分成功的目标。盟军将向该工厂投下 400 多枚炸弹，几乎没有影响到庞大设施的运营。1944 年，德国船只试图将重水运回德国，但挪威抵抗运动击沉了载有有效载荷的船只。在埃舍尔-威斯的帮助下，纳粹几乎能够改变战局并带来轴心国的胜利。回到拉文斯堡的埃舍尔-威斯工厂，尤金·施瓦布一直忙于让强迫劳动者在他的模范纳粹公司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3,600 名强迫劳动者在拉文斯堡工作，包括在埃舍尔·威斯 (Escher Wyss)。据拉文斯堡市档案管理员Andrea Schmuder 称，拉文斯堡的 Escher-Wyss 机械厂在战争期间雇佣了 198 至 203 名公务员和战俘。当地林道历史学家卡尔·施魏泽尔 (Karl Schweizer)表示，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在工厂内为强迫劳动者设立了一个小型特殊营地。由于在拉文斯堡使用了大量强迫劳动者，因此有必要在Ziegelstrasse 16的一个前木匠的车间里建立有记录的最大的纳粹强迫劳动营之一。有一次，这个营地收容了 125 名法国战俘，这些战俘后来在 1942 年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营地。 法国工人被 150 名俄罗斯战俘所取代，据传，他们在所有战俘中受到的待遇最差. 其中一名囚犯是Zina Jakuschewa，她的工作卡和工作簿由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保存。这些文件表明她是 1943 年和 1944 年被分配到德国拉文斯堡的非犹太强迫劳工。Eugen Schwab 在战争年代会尽职尽责地维持现状。毕竟，年轻的克劳斯·马丁·施瓦布 (Klaus Martin Schwab) 出生于 1938 年，几年后他的兄弟乌尔斯·赖纳·施瓦布 (Urs Reiner Schwab) 出生，欧根本希望让他的孩子远离伤害。克劳斯·马丁·施瓦布——国际神秘人

克劳斯·施瓦布于 1938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是一个普通核心家庭中的长子。1945 年至 1947 年间，克劳斯在德国 Au上小学。克劳斯·施瓦布在2006 年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回忆说：“战后，我担任法德地区青年协会主席。我的偶像是阿登纳、德加斯佩里和戴高乐。”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和他的弟弟乌尔斯·赖纳·施瓦布 (Urs Reiner Schwab) 都将追随祖父戈特弗里德 (Gottfried) 和父亲欧根 (Eugen) 的脚步，最初都接受机械工程师培训。克劳斯的父亲告诉年轻的施瓦布，如果他想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他应该接受机械工程师的培训。这只是施瓦布大学证书的开始。1949 年至 1957 年间，克劳斯开始在拉文斯堡 Spohn-Gymnasium 学习他的众多学位，最终从拉文斯堡人文学院毕业。与1958年和1962年，克劳斯开始与各工程公司工作，并在1962年，克劳斯完成了他的机械工程研究在技术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在苏黎世与工程文凭。次年，他还在瑞士弗里堡大学完成了经济学课程。从 1963 年到 1966 年，克劳斯担任法兰克福德国机械制造协会 (VDMA) 总干事助理。1965 年，克劳斯还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关于“长期出口信贷作为机械工程中的商业问题”的论文。1966 年，他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ETH) 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时，克劳斯的父亲尤金·施瓦布正在游比以前游过的更大的圈子。After being a well known personality in Ravensburg 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Escher-Wyss factory from before the war, Eugen would eventually be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Ravensburg Chamber of Commerce. 1966 年，在 Splügen 铁路隧道德国委员会成立期间，Eugen Schwab定义了成立 德国委员会作为一个项目“在我们日益融合的欧洲为广大圈子创造更好更快的联系，从而为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机会”。1967年，克劳斯·施瓦布在瑞士弗里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施瓦布是由教授亨利·基辛格，谁他后来说，是谁曾经最影响了他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思维上3-4数字中。📷亨利·基辛格和他以前的学生克劳斯·施瓦布在 1980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欢迎前英国首相泰德·希思。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在前面提到的爱尔兰时报2006 年的文章中，克劳斯谈到那个时期对于他现在的思想思想的形成非常重要，他说：“多年后，当我在哈佛学习后从美国回来时，有两个对我有决定性触发事件的事件。第一个是让-雅克·塞尔万-施赖伯 (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 的著作《美国挑战》——该书称，由于欧洲的管理方法低劣，欧洲将输给美国。另一个事件是——这与爱尔兰有关——六国的欧洲变成了九国的欧洲。” 这两个事件将有助于将克劳斯·施瓦布塑造成一个想要改变人们开展业务方式的人。同年，Klaus 的弟弟 Urs Reiner Schwab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担任机械工程师，Klaus Schwab 前往父亲的老公司 Escher-Wyss 工作，很快成为苏黎世苏尔寿 Escher-Wyss AG 的助理董事长协助合并公司的重组。这将我们引向克劳斯的核连接。技术官僚的崛起

苏尔寿是一家起源于 1834 年的瑞士公司，在 1906 年开始制造压缩机后首次声名鹊起。到 1914 年，这家家族企业已成为“三大股份公司”的一部分，其中之一是官方控股公司。在 1930 年代，苏尔寿的利润在大萧条期间受到影响，并且与当时的许多企业一样，面临工人的破坏和罢工行动。二战对瑞士的影响可能不如其邻国，但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导致苏尔寿的实力和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增强。1966 年，就在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抵达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之前，瑞士涡轮机制造商在温特图尔 (Winterthur) 与苏尔寿 (Sulzer) 兄弟签署了合作协议。苏尔寿和 Escher-Wyss 于 1966 年开始合并，当时苏尔寿购买了公司 53% 的股份。Escher-Wyss 于 1969 年正式成为 Sulzer Escher-Wyss AG，​​当时苏尔寿兄弟收购了最后一批股份。合并开始后，Escher-Wyss 将开始重组，两名现有董事会成员将首先发现他们对 Escher-Wyss 的服务即将结束。H. Schindler 博士和 W. Stoffel 博士将从现在由 Georg Sulzer 和 Alfred Schaffner 领导的董事会辞职。Schindler 博士担任 Escher-Wyss 董事会成员已有 28 年之久，并在其大部分服务期间与 Eugen Schwab 一起工作。Peter Schmidheiny 后来接任 Escher-Wyss 董事会主席一职，延续 Schmidheiny 家族对公司高管的统治。在重组过程中，Escher-Wyss 和 Sulzer 决定专注于机械工程的不同领域，Escher-Wyss 工厂主要从事水力发电厂建设，包括涡轮机、蓄能泵、换向机、关闭装置和管道，以及用于造纸和纸浆行业的蒸汽轮机、涡轮压缩机、蒸发系统、离心机和机器。苏尔寿将专注于制冷行业以及蒸汽锅炉建设和燃气轮机。1968 年 1 月 1 日，新重组的 Sulzer Escher-Wyss AG 公开推出，公司变得精简，由于几项大型收购，此举被认为是必要的。这包括与 Brown Boveri的密切合作，Brown Boveri 是一组也曾为纳粹工作的瑞士电气工程公司，为德国人提供二战期间使用的一些 U 艇技术。Brown Boveri 也被描述为“与国防相关的电气承包商”，他们会发现冷战军备竞赛的条件对他们的业务有利。这些瑞士机械工程巨头的合并和重组使他们的合作以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回报。1968 年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期间，苏尔寿和埃舍尔-威斯使用 8 台制冷压缩机制造了数吨人造冰。在1969年，两家公司合并，在一个名为“汉堡”的新客船建设的帮助，世界第一艘是全空调感谢苏尔寿埃舍尔维斯组合。1967年，克劳斯·施瓦布正式走红瑞士商界，率先完成了苏尔寿与埃舍尔-威斯的合并，并与布朗博韦里等人结成了有利可图的联盟。1967 年 12 月，克劳斯将在苏黎世的一次活动上向瑞士顶级机械工程组织发表演讲；瑞士机械和金属制造商雇主协会和瑞士机械制造商协会。在他的演讲中，他正确地预测了将计算机融入现代瑞士机器工程的重要性，并指出：“在 1971 年，甚至今天市场上都没有的产品可能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一。这要求公司系统地研究可能的发展并找出市场差距。今天，我们机械行业最大的 20 家公司中有 18 家拥有负责此类任务的规划部门。当然，每个人都必须利用最新的技术进步，计算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机器行业的很多中小企业走的是合作的道路，或者是使用专门的数据处理服务商的服务。”Schwab 表示，计算机和数据显然被视为对未来很重要，这在合并期间 Sulzer Escher-Wyss 的重组中得到了进一步预测。苏尔寿的现代网站反映了这一方向上的显着变化，并在 1968 年指出：“材料技术活动[由苏尔寿]加强，并形成了医疗技术产品的基础。从机器制造公司到技术公司的根本转变开始变得明显。”克劳斯施瓦布正在帮助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公司转变为不仅仅是一家机器制造巨头，他正在将他们转变为一家高速驾驶进入高科技未来的科技公司。还应该指出的是，苏尔寿 Escher-Wyss 改变了他们的另一个业务重点，以帮助他们“形成医疗技术产品的基础”，这是之前苏尔寿和/或 Escher-Wyss 没有提到的目标行业。但技术进步并不是 Klaus Schwab 想要在 Sulzer Escher-Wyss 引入的唯一升级，他还想改变公司对其业务管理风格的看法。施瓦布和他的亲密伙伴正在推动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该理念将允许“所有员工接受激励的必要性，并确保在家中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在 1960 年代后期，我们看到克劳斯开始成为公众人物。此时，Sulzer Escher-Wyss 公司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媒体互动。1969年1月，瑞士巨头们设立了一个名为“机械工业新闻日”的公共咨询会议，主要关注公司管理问题。在活动期间，施瓦布会表示，采用专制式企业管理方式的公司“无法完全激活‘人力资本’”，他在 1960 年代后期的许多不同场合都使用了这一论点。钚和比勒陀利亚

Escher-Wyss 是一些最重要的发电技术的先驱。正如美国能源部在他们关于超临界 CO2 布雷顿循环开发 (CBC)（一种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核电厂的设备）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Escher-Wyss 是已知的第一家为 CBC 系统开发涡轮机械的公司，从 1939 年开始。” 继续说明已经建造了 24 个系统，“Escher-Wyss 设计了功率转换循环并为除 3 之外的所有系统建造了涡轮机械”。到 1966 年就在 Schwab 进入 Escher-Wyss 和苏尔寿合并开始之前，Escher-Wyss 氦气压缩机是为 La Fleur 公司设计的，并延续了布雷顿循环开发的发展。到 1986 年，这项技术对军火工业仍然很重要，核动力无人机配备了氦冷布雷顿循环核反应堆。埃舍尔韦斯介入了与制造和至少早安装核技术在1962年，如由本专利为“用于核电站热交换设备”和该专利在1966年为“核反应堆燃气轮机设备紧急冷却”。在施瓦布离开苏尔寿埃舍尔-威斯之后，苏尔寿还将帮助开发用于铀浓缩的特殊涡轮压缩机，以生产反应堆燃料。当克劳斯·施瓦布于 1967 年加入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并开始将公司重组为一家技术公司时，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在全球核军备竞赛的阴暗面中的参与立即变得更加明显。在 Klaus 参与之前，Escher-Wyss 经常专注于帮助设计和制造民用核技术部件，例如核能发电。然而，随着渴望的施瓦布先生的到来，该公司也��与了核武器技术的非法扩散。到 1969 年，Escher Wyss 并入苏尔寿的工作已完全完成，他们将更名为苏尔寿公司，并从其名称中删除了历史名称 Escher-Wyss。由于瑞士当局和一位名叫 Peter Hug 的人进行的审查和报告，最终发现 Sulzer Escher-Wyss 在 1960 年代开始秘密采购和制造核武器的关键部件。在施瓦布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同时，该公司也开始在种族隔离政权最黑暗的时期在南非非法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是创立公司文化的领军人物，该文化帮助比勒陀利亚制造了六件核武器并部分组装了第七件。在报告中， Peter Hug 概述了 Sulzer Escher Wyss AG（合并后简称 Sulzer AG）如何为南非政府提供重要组成部分，并发现了德国在支持种族主义政权方面的作用的证据，同时还透露瑞士政府“知道非法交易，但'默默容忍'，同时积极支持其中一些或只是半心半意地批评他们”。Hug 的报告最终在题为“瑞士和南非 1948-1994 – 瑞士联邦委员会委托的 NFP 42+ 的最终报告”的作品中定稿，该报告由 Georg Kreis 编写并于 2007 年出版。到 1967 年，作为生产钚计划的一部分，南非建造了一座反应堆，即位于佩林达巴的 SAFARI-2。SAFARI-2 是开发重水慢化反应堆项目的一部分，该反应堆将以天然铀为燃料，并使用钠进行冷却。这种与开发重水以制造铀的联系，纳粹在埃舍尔-威斯的帮助下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南非人最初让埃舍尔-威斯参与其中。但是到了 1969 年，南非放弃了佩林达巴的重水反应堆项目，因为它正在耗尽其 1967 年首次开始的铀浓缩计划的资源。📷储存中的南非核武器1970年，埃舍尔，韦斯被肯定深深卷入核技术，在记录看到在可用Landesarchivs巴登-符腾堡州。该记录显示了公共采购过程的详细信息，并包含有关与参与核技术和材料采购的特定公司进行奖励谈判的信息。引用的公司包括： NUKEM；乌德; 克兰茨；普鲁士；埃舍尔-威斯；西门子; 莱茵; 莱宝；鲁吉; 和臭名昭著的Transnuklear。瑞士人和南非人在这段历史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残暴的南非政权很难找到亲密的盟友。到 1977 年 11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418 号决议，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一禁运要到 1994 年才能完全解除。Georg Kreis 在他对 Hug 报告的详细评估中指出了以下几点：“即使在 1978 年 5 月之后，当局仍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一事实在 1978 年 10 月/12 月反种族隔离运动与 DFMA 之间的换文中脱颖而出。正如 Hug 的研究所阐明的那样，反种族隔离运动瑞士种族隔离运动指出，根据德国的报道，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和一家名为 BBC 的公司为南非铀浓缩厂提供了零件，并多次向 ESCOM 提供信贷，其中还包括瑞士银行的大量捐款。这些断言引发了一个问题，即鉴于对联合国禁运的根本支持，联邦委员会是否不应该促使国家银行在未来停止为 ESCOM 授权信贷。”瑞士银行将帮助资助南非的核武器竞赛，到1986 年，苏尔寿埃舍尔-威斯成功地生产了用于铀浓缩的特殊压缩机。世界经济论坛的成立

1970 年，年轻的新贵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写信给欧盟委员会，请求帮助建立“欧洲商业领袖的非商业智囊团”。欧盟委员会也将赞助该活动，派遣法国政治家雷蒙德·巴雷担任论坛的“知识导师”。当时担任欧洲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的雷蒙德·巴雷 (Raymond Barre) 后来成为法国总理，并被指控在任期间发表反犹太言论。因此，在 1970 年，施瓦布离开埃舍尔·威斯（Escher Wyss）去组织一次为期两周的企业管理会议。1971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欧洲管理研讨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来自 31 个国家的约 450 名参与者将参加施瓦布的第一届欧洲管理研讨会，主要由来自不同欧洲公司的经理、政治家和美国学者组成。该项目被记录为由克劳斯·施瓦布和他的秘书希尔德·斯托尔组织的，后者将在同年晚些时候成为克劳斯·施瓦布的妻子。克劳斯的欧洲研讨会并不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作为作家恒河JEY Aratnam状态d相当连贯地在2018年：“克劳斯·施瓦布的“达沃斯精神”也是“哈佛精神”。商学院不仅提倡召开座谈会的想法。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拥护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的规划需求以及东西方的和解。”诚然，正如阿拉特南所指出的，这并不是达沃斯第一次举办此类活动。1928 年至 1931 年间，达沃斯大学会议在贝尔维代尔酒店举行，该活动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共同创立，但因大萧条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而停止。在罗马俱乐部和WEF

促成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研讨会成立的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是罗马俱乐部，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和金钱精英智囊团，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世界经济论坛，包括推动由技术精英。该俱乐部于 1968 年由意大利实业家 Aurelio Peccei 和苏格兰化学家 Alexander King 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的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住宅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创立。它的首批成就之一是 1972 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书，该书主要关注全球人口过剩，警告说“如果世界的消费模式和人口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度，地球将在一个世纪。” 在1973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三次会议上，佩切伊发表了对该书的总结发言，世界经济论坛网站认为这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重要事件。同年，罗马俱乐部将发布一份报告，详细介绍全球治理的“适应性”模型，该模型将把世界划分为十个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区域。长期以来，罗马俱乐部因其对减少全球人口及其许多早期政策的痴迷而备受争议，批评者称其受到优生学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然而，在俱乐部 1991 年臭名昭著的书《第一次全球革命》中，有人认为，如果群众能够将这些政策与针对共同敌人的生存斗争联系起来，则此类政策可以获得民众支持。为此，第一次全球革命包含一段题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是人类”的段落，其中陈述如下：“在寻找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对抗的共同敌人时，我们想到了污染、全球变暖的威胁、水资源短缺、饥荒等符合要求的想法。就它们的整体和相互作用而言，这些现象确实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威胁，每个人都必须共同面对。但是，将这些危险视为敌人，我们就落入了我们已经警告过读者的陷阱，即将症状误认为原因。所有这些危险都是由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造成的，只有通过改变态度和行为才能克服这些危险。真正的敌人是人类本身。”此后的几年里，罗马俱乐部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精英们经常争辩说，人口控制方法对于保护环境至关重要。因此，世界经济论坛将类似地利用气候和环境问题作为必要时推销其他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大重置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是序幕

自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以来，克劳斯·施瓦布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大重置使审视这位坐在全球主义宝座上的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鉴于克劳斯·施瓦布在改变现有秩序各个方面的深远努力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很难研究克劳斯·施瓦布的历史。当您开始深入了解像施瓦布这样的人的历史时，他坐在其他阴暗的精英推动者和摇摆者之上，您很快就会发现许多信息已被隐藏或删除。克劳斯是一个想隐藏在社会阴暗角落的人，他只会让普通人看到他们所选择的角色的完美呈现。真正的克劳斯·施瓦布究竟是一位善良的老伯伯，希望为人类造福，还是他真的是纳粹合作者的儿子，他使用奴隶劳动帮助纳粹获得第一颗原子弹？克劳斯是我们应该信任的诚实的业务经理，我们应该信任他为普通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和工作场所，还是他帮助推动苏尔寿埃舍尔-威斯进入技术革命，导致其在非法制造核武器中的作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我所查看的证据并不表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富有、人脉广泛的家庭的成员，该家庭有帮助为侵略性的种族主义政府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历史。正如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在 2006 年所说， “知识很快就会无处不在——我称之为全球化的‘谷歌化’。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如何使用它。你必须成为一个引领者。” Klaus Schwab 认为自己是一名领跑者和顶级牌手，不得不说他的资历和经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当谈到实践你所宣扬的东西时，克劳斯被发现了。世界经济论坛优先事项清单上的三大挑战之一是不扩散核武器，但克劳斯·施瓦布和他的父亲欧根在经商时都没有遵守同样的原则。恰恰相反。今年 1 月，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宣布，2021 年是世界经济论坛及其盟友必须与群众“重建信任”的一年。然而，如果施瓦布继续隐瞒他的历史以及他父亲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埃舍尔-威斯的“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的关系，那么人们将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他越权、不民主的潜在动机。伟大的重置议程。在 Schwab 的案例中，证据并不仅仅指向糟糕的商业行为或某种误解。相反，施瓦布家族的故事揭示了为了利润和权力的基本动机与种族灭绝独裁者合作的习惯。纳粹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现代政治中领导力最糟糕的两个例子，但施瓦布家族当时显然看不到或不会看到这一点。就克劳斯·施瓦布本人而言，他似乎帮助清洗了纳粹时代的遗物，即其核野心和人口控制野心，以确保更深层次议程的连续性。在 Sulzer Escher Wyss 担任领导职务期间，该公司寻求帮助南非政权（当时是世界上与纳粹关系最密切的政府）的核野心，保护 Escher Wyss 自己的纳粹时代遗产。然后，通过世界经济论坛，施瓦布帮助恢复了二战后受优生学影响的人口控制政策，当时纳粹暴行的曝光迅速使伪科学声名狼藉。有什么理由相信克劳斯·施瓦布，他今天的存在，反正已经改变了吗？或者，他仍然是为确保一个非常古老的议程继续存在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努力的公众形象？关于施瓦布先生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应该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问题：克劳斯·施瓦布是在试图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在试图创造第四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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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Chinese Sentences (Part 1)

1. 我爱你. 2. 我们的公寓非常干净. 3. 你好. 4. 你们哪里的? 5. 他是教师. 6. 她相信他. 7. 他们在看. 8. 她们是漂亮的女孩. 9. 到这儿来! 10. 他在那儿!

11. 你住哪儿? 12. 谁先到谁买票. 13. 你要什么? 14. 这台电视机多少钱? 15. 昨天来了几位客人? 16. 你怎么想? 17. 出去吃怎么样? 18. 今天一大早. 19. 每逢星期二. 20. 三的平方是九.

21. 我妹妹四年级. 22. 星期五我就18岁了. 23. 礼拜六你来我家吃饭吧! 24. 世界七大奇观. 25. 六加二是八. 26. 从进九到出九，算来有81天. 27. 还差十分钟六点. 28. 零在一前面. 29. 真是个好主意! 30. 他20岁了.

31. 看这本书. 32. 我要去超市买些食品. 33. 他把圆木劈成块来烧. 34. 你累了吧？ 不，不累. 35. 他没看过大海. 36. 他个子很高. 37. 这部电影太长. 38. 都还好吧? 39. 工作和学习. 40. 在机场等候.

41. 你买的书真有意思. 42. 走了，火车快开了. 43. 你去银行吗? 44. 为什么不呢? 45. 喂！发生什么事了? 46. 爷爷是我们家的当权派. 47. 我每天跑步去学校. 48. 这家饭店服务最好. 49. 商店工作很难做. 50. 她是医院的护士.

51. 最早的火车站于1854年开始营运. 52. 欢迎来到中国. 53. 他对北京很熟. 54. 我跑上楼梯. 55. 上/ 下议院. 56. 排队时她站在我前面. 57. 沙拉后面是什么菜? 58. 往酒里对点水. 59. 今天是我的生日. 60. 你明天打算干啥呢?

61. 昨天下了场大雪. 62. 星期一上午. 63. 中午我要去姑婆家吃饭. 64. 早上/ 下午好！ 65. 她青春年少，正当芳年. 66. 我下个月去法国. 67. 城市面貌日见改善. 68. 每逢星期二. 69. 从这点看，他是对的. 70. 还差十分钟六点.

71. 现在是5点钟. 72. 在我年轻的时候. 73. 他长得像他爸爸. 74. 这是我妈妈. 75. 你儿子多大了? 76. 她的女儿很规矩. 77. 听老师的话. 78. 图书馆挤满了学生. 79. 周末有个同学聚会. 80. 好朊友非常少见.

81. 医生说他需要休息. 82. 尊敬的先生. 83. 有位小姐找你. 84. 我花了100英镑买衣服. 85. 这水冰手. 86.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87. 我吃米饭的时候喜欢加些豆腐乳. 88. 该国盛产热带水果. 89. 秋苹果通常为红色. 90. 把它喝干净，茶对你有益.

91. 你这样的杯子在何处有卖的? 92. 这多少钱? 93. 她从飞机上俯瞰长江. 94. 玛丽嫁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95. 他正在看电视. 96. 他是个电脑奇才. 97. 去看电影好吗? 98. 多么好的天气啊! 99. 猫的睡姿十分可爱. 100. 它是只好狗.

101. 是什么东西? 102. 这个孩子人见人爱. 103. 你叫什么名字? 104. 这本书要看. 105. 我也正在努力学习汉语. 106. 繁体的“机”字，笔划很多. 107. 他正在雕饰一张桌子. 108. 这桶建漆可以用来漆这把椅子. 109. 我很好，谢谢. 110. 谢谢你帮助我。不客气.

111. 再见，明天见. 112. 请向右转. 113. 对不起，一定要原谅我. 114.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没关系. 115. 遍地是雪. 116.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 117. 你明年买车吗？ 看情况吧. 118. 我喜欢听广播. 119. 他说话很慢. 120. 我喜欢读时装杂志.

121. 把字写清楚. 122. 你看见过瀑布吗? 123. 她叫什么名字? 124. 嘿，快来! 125. 我去过两回. 126. 我们昨天去上海了. 127. 该吃午饭了. 128. 我喝许多咖啡. 129. 到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130. 你给谁打电话了?

131. 你做得很好. 132. 我去市场买东西. 133. 咱们搭档开饭馆吧! 134. 大家随便坐. 135. 他和父母住在一起. 136. 他们学习刻苦. 137. 编译字典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138. 我预计会下雨. 139. 他爱上了一个女孩. 140. 我非常喜欢你.

141. 他想当兵. 142. 他们孩提时就认识了. 143. 我不会下象棋. 144. 我能帮忙吗? 145. 汤很好闻. 146. 法国是葡萄酒大国. 147. 请把音乐声音关小! 148. 多美的城市! 149. 你要少吃甜食. 150. 外面特别冷.

151. 今天真热. 152. 我太高兴了. 153. 这个地方真漂亮! 154. 不麻烦您了. 155. 它非常古老. 156. 大家都很喜欢这部电影. 157. 他热爱这里的每一片土地. 158. 我不知道为什么. 159. 我们学习了东西方文化两方面的内容. 160. 没人是百分百的天才.

161.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 162. 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163. 我们为了省钱决定使用次点的材料.164. 七元一公斤. 165. 《窦娥冤》是一部著名的元杂剧. 166. 那个小伙子穿着件港衫. 167. 我们在宫墙下照张相吧. 168. 他肯定在家的，你别是敲错门了吧? 169. 你说的话非常重要. 170. 我也是，我也是.

171. 那家老饭店还很兴旺. 172. 最难忘的海外之旅. 173. 昨晚的电影真不错. 174. 她正在化妆. 175. 已经到深秋了. 176. 我们一起去公园吧. 177. 你再做得认真些就更好了. 178. 那就好多了! 179. 因为我们都会变老. 180. 路上堵车，所以我迟到了.

181. 虽然下雨，但是不冷. 182. 从山顶向远处眺望. 183. 往酒里对点水. 184. 两条道路在此交汇. 185. 我的卧室向东.186. 我家离办公室不太远. 187. 说得容易，做得难. 188. 她深爱着他. 189. 工程已经过半. 190. 用用脑子吧!

191. 市区离机场很远. 192. 教室里鸦雀无声. 193. 哪个是我们的房间? 194. 高速公路是最近的路. 195. 左边这只卖500美元. 196. 在死海，你可以住在海岸右边的五星级豪华度假村. 197.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王维. 198. 我想做在窗户旁边. 199. 你明天早上去公园吗? 200. 晚上，人们围着火堆跳舞.

201. 我们决定休息几个小时. 202. 别耽误时间! 203. 我们去年去了希腊. 204.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 205. 祝你生日快乐! 206. 哥哥新买了一辆越野车. 207. 和姐姐相比，她比较害羞. 208. 弟弟特别爱吃春饼. 209. 她妹妹秀外惠中，是个不错的女孩. 210. 她爱慕她丈夫.

211. 我给妻子做早餐. 212. 孩子非常可爱. 213. 他是一个博览群书，颇为文雅的男人. 214. 她是位丰姿不凡的女人. 215. 一位服务员过来请他们点菜. 216. 今天我请你去吃大马哈鱼. 217. 路边有很多卖烤羊肉串的人. 218. 我要去超市买牛奶. 219. 我要给大家煎鸡蛋. 220. 从瓜农手中直接买的西瓜又好吃又便宜.

221. 你要茶还是咖啡? 222. 我通常骑自行车上班. 223. 船掉头向南. 224. 半夜光景下起了雪. 225. 这种药很有效力. 226. 这个手机样子不错. 227. 他看了一眼手表. 228. 她的眼睛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 229. 吸烟伤害身体. 230. 我会乘坐公共汽车.

231.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232. 有人敲门，请开一下门. 233. 这题我回答对了. 234. 好了，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235. 邓帆，姓邓名帆. 236. 有什么问题吗? 237. 他公司事情很多. 238. 考试临近了. 239. 节前火车票吃紧. 240. 你什么意思?

241.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242. 欢迎赐顾小店. 243. 他总是喜欢问各种问题. 244. 我们走/ 吃吧. 245. 这两所大学离得很近. 246. 他为此出了很多力. 247. 穿高跟鞋不适合跑步. 248. 火车到了. 249. 她喜欢穿金戴银. 250. 我洗了头.

251. 把它给我. 252. 工作找好了. 253. 这孩子诚然懂礼貌. 254. 别担心，大家不会笑你的. 255. 他回答得非常圆滑. 256. 把真相告诉我. 257. 一切准备停当. 258. 从最一开始. 259. 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260. 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261. 咱们玩游戏吧. 262. 你准备送他什么结婚礼物? 263. 少等一会儿. 264. 让我想想. 265. 我一大早就起床. 266. 小鸟们在树枝间唱歌. 267. 晚上，人们围着火堆跳舞. 268. 我到厦门旅游. 269. 他早晨9点上班. 270. 因为生病，他精神不振.

271. 我必须休息一会儿. 273. 游泳是很好的健身运动. 274. 他爱好体育，尤其喜欢踢足球. 275. 小时候我经常打篮球. 276. 书都卖完了. 277. 你觉得够暖和吗? 278. 这事我可不知道. 279. 我唯一的希望是… 280. 别人能做到的，你也可以.

281. 老师要我们安静. 282. 他可能去重庆了. 283. 有20米高. 284. 红、黄、蓝都是原色. 285. 她穿白色薄裙好看极了. 286. 外面很黑. 287. 我近来很忙. 288. 嘿，快来! 289. 不怕慢，就怕站. 290. 两条河相距不远.

291. 这两所大学离得很近. 292. 这道菜很好吃，卖得很好. 293. 你累了，让我来. 294. 这张桌子有两米长. 295. 新年新气象. 296. 哎！这么贵! 297. 坐火车要便宜得多. 298. 天气晴和. 299. 外面天很阴，我们决定不去海边了.300. 对不起，我错了.

301. 祝你生日快乐! 302. 李阿姨是妈妈的好朋友. 303. 多么蓝的天啊! 304. 我矮他一头. 305. 化学不是我的爱好. 306. 请大家安静一下. 307. 别把这当回事. 308. 再喝杯吧! 309. 我正在上汉语高级班. 310. 这个花瓶很娇贵，搬的时候要小心.

311. 我的小提琴课每天四点半开始. 312. 老师拿不努力的学生没办法. 313. 老师还在办公室呢. 314. 我非常乐意来帮忙. 315. 这笔钱只是旅费，不包食宿. 316. 女子花样游泳的表演很精彩，让我们大饱眼福. 317. 北方的冬令寒冷干燥. 318. 我被晒伤了. 319. 大象的鼻子很长. 320. 比比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多了.

321. 广州的夏天比较热. 322. 那是场公平的比赛. 323. 你们必须准时来上班. 324. 世界不断地变化. 325.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326.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327. 家里只有我，没有别人. 328. 我们下榻在一间三星级的宾馆. 329. 他的父母做冰箱买卖. 330. 我才到家，电话就响了.

331. 朋务员小姐走过来递给我一张菜单. 332. 你去参加会议吗? 333. 那时候，我家穷得连个草刺儿也没有. 334. 这幢摩天大楼有50层. 335. 这些鞋的质量很差. 336. 今天超市里人山人海的. 337. 她穿了件粉色衬衫. 338. 他的成绩显然. 339. 我不熟悉这座城市. 340. 真抱歉，我迟到了.

341. 大雨过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342. 妈妈正在厨房熬制菜饭. 343. 除了这顶帽子，我还有其它三顶. 344. 昆明的气候四季如春，所以有“春城”之称.345. 日语里有训读的词语. 346. 他确实聪明. 347. 妈妈花了整个下午在打扫厨房. 348. 你明天打算干什么? 349. 买电脑，带免费打印机. 350. 别担心，午饭我请.

351. 蛋糕是用巧克力做的. 352. 虽然下雨，但是不冷. 353. “能帮个忙吗?”“当然可以!” . 354. 我们激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355. 那个大的是我们的. 356. 他英语学得很快. 357. 我妈妈打开了车库里的灯. 358. 他爱读诗歌、小说等等. 359. 房子的天花板很低. 360. 这个地方真美.

361. 地铁在高峰时段很拥挤. 362. 硅谷在世界金钱地图上变得白热化. 363. 别在电梯放屁. 364. 我每天用电子邮件与朋友和家人交流. 365. 中国东临太平洋. 366. 她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冬寒气候.367. 鱼是水生动物. 368. 他的黑头发很短. 369. 段与段之间通常采用双行距. 370. 他做了一些锻炼.

371. 多么好的天气啊! 372. 我们吃点儿东西吧，我很饿. 373. 我们那时年轻而且乐观.374. 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375. 你是歌剧发烧友吗? 376. 他在物理学上做出了很多重要发现. 377. 你什么时间方便? 378. 放尊重些! 379. 我对结果很放心. 380. 她把苹果一分为二.

381. 我们不住在附近. 382. 复习时要目标明确，决不能无的放矢. 383. 我们的公寓非常干净. 384. 无人敢冒犯军纪. 385. 天冷容易感冒. 386. 我刚才去购物了. 387. 有20米高. 388. 我跟朊友去公园了. 389. 他们根据价格决定大宗买进. 390. 她更漂亮了.

391. 他公司事情很多. 392. 公园位于城市中心. 393. 爷爷知道无数的故事. 394. 无论刮风或下雨，他都准时上班. 395. 苏，请关上门. 396. 会议的决定关系到公司的未来.397. 我关心孩子的未来. 398. 这是关于幸福的问题. 399. 欧洲人喜欢去热带国家. 400. 这种果汁提取于不同种类的新鲜水果.

[independence-of-mind]

张维迎：自由是一种责任

题记：

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的发言。

张维迎教授表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

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

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

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

原因有二：

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

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

创造力依赖于自由！

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

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

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

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

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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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摆脱贫困和减少碳排放不可得兼，我们还有希望阻止全球变暖吗

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从那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要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市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海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俯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我们还有希望吗？”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个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比如，中国的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

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导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印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市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其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定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企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 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看，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为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 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 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 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投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满，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jekyll-hong]

《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摘录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其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那是比土改前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农户有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的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也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

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政府将此归结为受气候的影响。

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改革家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出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

“官倒”这种形式，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宏昌，他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用土豆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

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新的公社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想象，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王副县长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破坏是新政策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并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

新的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

首先，牧草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却是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牧民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牧民们习惯上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却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保留一些年迈的牲畜，因为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

责任制在草原上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既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牲畜，从而得到更多的收益。

农业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业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消费品。

政策的制定者提出通过实行“责任制”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科学种田”指的是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种田”和艰苦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翻三番，但是想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即便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失业。

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病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耕作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其次，部分由于健壮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的修建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等措施也都在迅速减少。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

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

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

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然而，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集体的成就，一面鼓吹改革的成果，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当前的报道多从总收入、个人收入、工厂企业这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些增长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改革前后的情况不能通过数字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改革前，合作社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基本享有免费的保障服务，这些利益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此外，还有考虑公社积累资金在固定资产上投入的回报，如修路、修建排水渠、灌渠等水利设施。最后，一些改革后的新兴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同时，不少改革前的工程已经衰落，甚至破产。

在70年代，中国30%的农村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中间的40%则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剩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的模式，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最后30%的发展问题，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却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是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

党的13大上，出现了一个在理论上新定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自从1983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已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了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收入100元。此外，她和她的丈夫还有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案例？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那意味着有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都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一条可行出路。

如果说，农业合作社是行不通的。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施了5、6年后，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答案显然是：没有。1983年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计算出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并不比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

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集体化时代，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的政策被夸大执行，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合作社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矿业、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

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

1980年以后，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农村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因此，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却加大了。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是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行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 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的自治，尤其是在他们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上。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民众对此极为反感。

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公社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公社成员们在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这些人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也经常没有按条件还贷款。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 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

“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由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

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3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场的一角，3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T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还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3号成为大新闻。

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到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

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200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禁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的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湍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8000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

我们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

我们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这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

军队依旧滞留于大会堂，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

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到家已10:30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的方式。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这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但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2000人，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4500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11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100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有小巴士的司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100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

当然，所有的数据都只是估计，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

下午5点我回去广场，看看那儿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200到250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

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扎在那。后来这支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

民众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的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

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学生们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taohuamobi]

【权威】彼得·林奇一次惊世骇俗的演讲：迄今为止，最全、最珍贵的投资理念

@一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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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组织者告诉我什么都可以谈。我只知道一件事–股票。因此我很快便作出决定：我应该谈谈股票。我将尽力回顾少数几个要点，这些要点对我而言关系重大，并且我认为它们对试图在股市中赚钱的人也有重要的作用。”

彼得·林奇股票投资的四大规则

规则1：了解你所持有的股票

“第一条规则是你必须了解你持有的股票。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你应该能够在两分钟或者更短的时间之内向一个12岁的孩子解 释你购买一只股票的原因。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购买这只股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它的价格将上涨，那么你不应该买入。”

“我可以给你说一只简单的常见股票–这种类型的股票大多数人都会购买。它是一家相对平凡的公司，生产的产品也很简单。该产品具有1M内存的CMOS、双极 RSC浮动点数I/O接口的处理器、16位双通道内存、Unix操作系统、Whetstone每秒百万浮点运算的有机硅放射器、高带宽以及15微秒的运算 能力等。”

“如果你持有这种垃圾股票，你永远都不可能赚钱–永远不会。了解你持有的股票是非常重要的。你投资的企业应该很简单。给我带来优良回报的是我能理解的简单公司，比如唐恩甜甜圈（Dunkin‘ Donuts）、Laquinta汽车旅馆等。能够带来不错回报的就是这些公司。”

规则2：作经济预测徒劳无益

“预测经济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不要试图预测利率。艾伦 格林斯潘是美联储的头儿。他无法预测利率。他可以加息或降息，但是他无法告诉你12个月或者两年后利率将是多少。你无法预测股市。”

“我很希望能够知晓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当衰退将要发生的时候获悉这种信息是很有帮助的。这会非常好。

在座的大多数人应该还记得1980年至1982年的衰 退，那是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衰退。当时我们的失业率达到了15%、通货膨胀达到14%、基础利率高达20%。你们有谁接到告诉你们会发生衰退的电话了吗？ 你是否记得在你经常阅读的那些杂志上有哪一本杂志曾经成功地预见到了那种情况？没有人告诉我将出现那么悲惨的局面。”

“你可能不相信人们在预测一年之后将发生的事情上面浪费了多少时间。能提前知道一年后的事情当然很棒。但是你永远无法知道。因此不要白费心机了。这没有任何好处。”

规则3：不要担心指数

“你必须寻找麦当劳和沃尔玛这种类型的公司。不要担心股市。看看雅芳。在过去15年里，雅芳的股票从160美元跌到35美元。15年前它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是现在，所有的雅芳小姐全都不得其所。她敲门，可是家庭主妇要么外出上班去，要么和她们的孩子在外面玩。她们销售的东西都可以在超市或者药店买到。雅芳的盈利基础土崩瓦解。这家公司只伟大了大约20年。”

“今天股市的收盘价是2700点。就算今天的收盘价是9700点，雅芳仍然是一家悲惨的公司。股价从160美元跌倒35美元。因此在过去15年里不管股市表现怎么样，你在雅芳公司上的投资都很惨淡。”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麦当劳的表现非常好。它们进入了海外市场，它们推出了早餐和外带，它们做得很好。在这一时期，它们的绩效经历了魔幻般的上升，盈利增长至原来的12倍，股价上涨到原来的12倍。如果道琼斯今天的收盘价是700点而不是2700点，你在麦当劳上面的投资仍然能取得良好的回报。它的股价可能是20美元，而不是30美元，但是你仍然能获得8或9倍的盈利。”“关注个股，忘掉全局（big picture）。”

规则4：不要急躁，你有充足的时间

“你有充足的时间。不要有这样想法：你一想到某个概念就必须马上把它付诸实施。其实你有足够多的时间让你对公司进行充分的研究。给我带来丰厚回报的股票都是我在关注它们第二年、第三年或者第四、第五年后才买入。在股市赔钱会赔得很快、但是赚钱却赚得很慢。赚钱和赔钱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平衡，但是实际上没有。”

“我想和你们谈谈沃尔玛这家公司，该公司于1970年上市。当时它们有38家店，一个漂亮的历史经营记录和一个坚实的资产负债表。在经过分拆–当然，沃尔玛的股票受欢迎永远不是因为分拆这个原因–调整后，它的售价是8美分/股。你可能会告诉自己，如果我不在下个月买进沃尔玛的股票的话，我将错过一生中最好的投资机会。”

“5年后，沃尔玛有125家店，利润增长至5年前的7倍。你猜怎样？股价上涨至5年前的5倍，达到41美分/股。”“截至1980年12月，沃尔玛有275家店，利润再次上升至5年前的5倍。你猜怎样？股价上涨至5年前的5倍，现在是1.89美元/股。”r>“1985年12月，它有859家店，这并没有把山姆会员店计算在内。在这个5年期间内，利润上涨至原来的6倍，股价现在是15.94美元。因此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天啊，这只股票从80美分上涨到15.94美元。我买入得太迟了。太疯狂了。我不应该再买入这些笨重的巨型公司。不，你此时买入还不晚，一点不晚。因为今天沃尔玛的收盘价是50美元。你有充足的时间买入。”

“1980年，沃尔玛已经上市10年了。它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好得不得了，经营记录良好。真正让人惊讶的就是这些–投资于沃尔玛可能并不会给你带来巨额的盈利，但是如果你在1980年买入沃尔玛，持有至今你仍然能够赚25倍，在这一时期，这种回报率将把麦哲伦基金打得落花流水。顺便说一下，在此期间我并没有持有沃尔玛。当时我觉得它的股价过高。”

囊获富达的工作：“当我申请为富达工作的时候，富达共有80名员工。如今，我们的员工总数是7200人。当时富达求职者中有25名来自哈佛，总共有50名求职者争夺3个职位。我是沃顿的，我们过去经常开玩笑说，哈佛是二流学校，我们沃顿才是一流学校。不管怎么说，有很多求职者来自哈佛。但是我是唯一一个给总统当过11年球童的求职者，因此我得到了三个职位中的一个。”

“我在富达工作的早些时候，我们有一个笑话：能工作到下一个圣诞节的机会就是很好的圣诞节奖金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开始。”

下一个话题是股票市场常见的十个最危险的说法

危险的说法1：既然股价已经下跌了这么多，它还能跌多少呢？

“差不多在我刚开始为富达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凯泽工业这只股票。当时凯泽的股价从25美元跌至13美元。那时我就使用了危险的说法1这条规则。我们买入了美国证券交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一宗交易。我们要么买入1250万股,要么就买入了1450万股，买入价是11.125美元，比市场价格低1.5美元。我说，‘我们在这只股票上面做的投资多好啊！它已经下跌至13美元。从25美元跌到这个水平，不可能跌得更低了。现在是11.125美元。”

“当凯泽的股价跌至9美元的时候，我告诉我母亲，‘赶紧买，既然股价已经下跌了这么多，它不可能跌至更低。’幸运的是，我母亲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因为股价在接下来3个月跌至4美元。”

“凯泽公司没有负债，持有凯泽钢铁50%的股份、凯泽铝业40%的股份、凯泽水泥、凯泽机械以及凯泽广播30%的股份–该公司共计持有19家子公司。在那个时点，由于股价跌至4美元，1亿美元可以把整个公司买下来。”

“回想那时，一架波音747飞机的售价是2400万美元。如今，我想这么多钱你连波音747的一个厕所都买不了，或许可以买一个引擎。不过那时凯泽工业公司的市值可以买下4架波音747飞机。该公司没有负债。我不担心它会破产。但是我买入得太早了，我们不能买入更多股份，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上限。”

“最终在4年之后，���们清算了他们持有的所有头寸，结果这只股票成为一个极好的投资。最后每股的价值是35美元或40美元。但是，仅仅因为一只股票的价格已经下跌很多而买入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思路。”

危险的说法2：股价还能上涨多少？

“危险的说法2和之前那个刚好相反，这和沃尔玛的故事很像，‘既然股价已经上涨了这么多了，它怎么可能还会涨得更高？’”

“我举一个公司，你可能认为它不是成长型公司。1950年，菲力普莫利斯公司的股价是75美分。11年后的1961年，股价涨到2.5美元–上涨了3倍。你 可能会说，对一个处于衰退行业的公司–该公司的产品很糟糕并且没有前景–而言，这么大的涨幅已经够多了。它还能涨到多高呢？它已经涨到2.5了。因此你可能会在1961年把它卖掉。”

“11年后的1972年，该公司的股价上升到28美元。从你在1961年赚了3倍卖出之后又上涨了11倍。1972年你可能会对自己说，既然股价已经上涨了这么 高，它还能涨到多高呢？然后你在股价上涨了11倍之后卖出，在上涨了3倍之后又上涨了5倍，你错过了赚7倍利润的机会。”

“因此我要说的是，不要卷入对股票表现的技术分析。股票评论员会使用所有这些术语、形容词和开场白。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上涨，他们不断地添加新的称谓。他们会说股价过于膨胀，然后是太高了，与内在价值严重不符，或者股价超级膨胀。他们掌握了所有描绘股票被过高定价的术语。”

“如果你喜欢这家公司，这不应该对你造成干扰。你应该对自己说，我喜欢这只售价30美元的股票。不过你永远无法摆脱股票评论员的评论。但是你不得不摆脱这些评论。因为你是正确的，你应该说，‘我喜欢这只售价30美元的股票。这些评论员是错误的。”

“不过，当这只股票的价格涨到50美元的时候，评论员的话可能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可能会说，‘等等，在股价为30美元的时候，这些人就很确定股价被高估了。现在股价已经涨到50了，他们肯定是对的。’”

“因此你真的需要将这些评论屏蔽起来免遭它们的影响。我曾经在斯巴鲁上涨至原来的20倍之后买入。我很幸运，因为买入之后赚了7倍。我也买入过股价从20美元跌至12美元的股票。我买入过很多这种类型的股票。现在，你不能以5美元买入一盒Hershey Bar巧克力了–它们5分钱一块。”

“因此，股票的历史表现和未来表现无关。公司的绩效才与未来表现有关。”

危险的说法3：我能赔多少？股价只有3美元。

“第三条危险的说法非常重要，我永远都能听到这个说法：‘股价3美元。我能赔多少？股价只有3美元。’”

“现在我们来做个算术，回到我们基本的数学知识。如果你买入两只股票，一只股价为60美元，另外一只6美元，你在这两只股票上面各投入1万美元，如果他们的股价全都跌至零，你赔的钱完全一样。这很明显。结果就是这样。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点。你们回家之后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很多人经常说，‘天啊，这群笨蛋竟然买价格为60美元的股票，我买的股票只有6美元。我这个投资多好啊。’

但是，注意观察那些通过卖空股票赚钱的人，他们不会在股价达到60或者70美元并且仍然处于上涨通道的时候卖空这只股票。他们选择在股价下降的过程中杀进来，在股价跌至3美元的时候卖空。那么是谁在接盘这些人卖空的股票呢？就是那些说‘股价只有3美元，还能跌到哪去’的人。”

危险的说法4：最终，跌去的全都将反弹回来。

“以RCA公司为例。它曾经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RCA的股价反弹回1929年的价位用了55年。可以看出，当时它过高定价的程度有多高。所以抱牢一只股票并认为它终将反弹到某个价位的想法完全行不通。Johns Manville公司、移动房屋公司、双排钮针织服装公司、软盘公司–Winchester光盘驱动公司，记住这些公司，它们的股价跌下去之后就永远没有反弹回去。不要等待这些公司的股价反弹。”

危险的说法5：情况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我应该买入。

“仅仅因为公司的情况很惨淡而买入它的股票。当情况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就是买入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1979年，美国有96000节铁路货运车厢。截至1981年，该数字减少到45000节。这是17年中的低谷。你对自己说，‘铁路货运车厢已经从96000节下跌至45000节。这是17年中最糟糕的情形，还能变得有多糟呢？’

如果这是你买入的唯一原因，那么1982年你将发现货运车厢数量从45000节减少到17000节，并且在1983年又进一步减少到5700节。

仅仅因为某个行业的景气状况正在恶化这一个唯一的原因而在这个行业投入大量资金是很危险的。”

“再举一个石油钻井的例子，1981年美国有4520台在岸石油钻井。1984年这一数量减少了一半至2200台。这时，许多人闯入该行业。人们说是时候买入石油服务行业了，因为钻井数量减少了一半。两年后，钻井数量减少了70%只有686台。现在，该数量仍然在1000台以下。因此仅仅因为某家公司的状况很糟糕而买入是不明智的。”

“我见到过处境不佳的公司，下一次你称它们的情况糟糕得让人难以相信，然后你会用可怕、失望或者惨不忍睹等字眼来形容它们的境况。

因此我从纺织行业学到的最好的经验是柏林顿工业公司仍然是一家相对比较新的纺织公司，因为它成立于1908年，而纺织工业存在了很长时间。纺织行业经历过惨淡的时期，它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它们见识过衰退时代。”

“纺织公司和成衣展览公司的人不一样。后者是一个相对乐观的群体。如果你问它们展览的效果如何，它们的答案永远是很好、精彩绝伦、太棒了、每个人都很喜欢等这类字眼。它们永远是欢快的，和软件公司的人很像。”

“但是纺织行业的人比较平静。它们经历过衰退和艰难的市场行情。纺织行业有一句绝妙的谚语：‘否极泰不来。”

危险的说法6：当股价反弹到10美元的时候，我就卖出。

“一旦你说这句话，股价永远不会反弹到10美元–永远不会。”

“这种情况发生了多少次？你挑选了一个价格，然后说，‘我不喜欢这只股票，当股价回到10美元的时候，我就卖出。’

这种态度将让你饱受折磨。股价可能会回到9.625美元，你等一辈子可能都等不到它回到10美元。如果你不喜欢一家公司，不管你当时的买入价是40美元还是4美元，如果公司成功的因素不在了，如果基本面变弱，那么你应该忘记股票以前的价格走势。”

“希望和祈祷股价上涨没有任何用处。我曾经试着这么做过，没用。股票可不知道是你在持有它。”

危险的说法7：永远不卖长岛照明公司

“ConEd的股价在18个月之内下跌了80%，然后上涨至原来的6倍。印第安纳州公共服务公司、湾州市政公司以及长岛照明公司这三家公司每一家都下跌过75%，然后又出现了大幅上涨。德州一些质地良好的银行–我说的这些银行权益对资产的比率都在8%到9%–股价下跌了100%。公司是动态的。他们的发展是由一些力量推动的。你必须清楚这些力量是什么。”

“人生的一个悲剧是有时候人们会继承股票。他们继承了一只股票，不知道这只股票是什么，但是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不管你做什么，永远不要出售长岛照明公司的股票。’我说的不是阅读报纸的财经版面。该公司有一个小型工厂叫Shoreham，这座工厂的建设已经逾期七八年了，并且预算超支了50亿到70亿美元，人们不想要它。”

危险的说法8：因为没有买入而赔的钱

“第八个危险的说法很可怕：看看我因为没有买入而赔的钱多多啊。”“这个说法一直困扰着我。记住：如果你不持有某只上涨的股票，赶快查你的银行账户，你没有损失一分钱。如果你看到家庭销售网络的股价从6美元涨到60美元，并且你不持有该公司的股票，你并没有赔30万美元。只有当你持有股票并且股价从60美元跌至6美元的时候，你才会赔钱。”

“为踏空感到烦恼的人多得难以置信，根据我的想象，如果股市一天之内上涨了50点，有人可能会说，‘我刚刚损失了280亿美元。’”

“所以，记住：如果你没有买入某只股票，然而股价后来涨了上去，你实际上并没有赔钱。在美国，赔钱的唯一方式就是持有了某只股票，然后股价下跌。这种情况我经历了很多次。有一个很常见也很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在一只股票上面投入1000美元，除非你疯了去做保证金交易，不然你的全部损失顶多是1000美元。”

危险的说法9：这是下一个伟大的公司

“危险的说法9很重要。不管什么时候，当你听到‘这是下一个……’的时候赶紧试着中断你的思维不要听后面的话，因为后面的话将永远是激动人心的。下一个伟大的公司永远都没有成功过。下一个玩具反斗城没有成功，下一个家德宝没有成功，下一个施乐没有成功–施乐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下一个麦当劳等等都失败了。”

“任何时候你听到下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不要理它就是了。”

危险的说法10：股价上涨了，我的看法肯定是对的

“危险的说法10：股价上涨了，所以我的看法肯定是对的，或者股价下跌了，我的看法肯定是错的。”

“这些电话永远让我觉得惊奇，有人来电说，‘我不久前刚以1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只股票，现在它涨到14美元。你应该买这只股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10美元买进的，现在涨到了14美元，我为什么应该买呢，就因为股价从10美元涨到了14美元吗？显然，人们觉得股价上涨的事实意味着他们是对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指点别人。这什么都意味不了。我曾经在粉单市场上买入了一只股票，股价从10美元涨到14美元，然后跌到3美分。我没有开玩笑。我也买入过从10美元跌到6美元的股票，后来涨到60美元。我可能在6.125美元卖出了。”

下面是彼得林奇的10条忠告

一、远景型公司不能给你带来回报

“避免远景型公司（longshots）。每一次你听到有人向你推荐股票，他们推荐的股票让人如此兴奋，以至于他们在电话上和你交谈的声音很轻柔。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担心隔壁的邻居听见，还是因为担心SEC的监听。或许如果你以轻柔的腔调打电话，你就不用坐牢或者只需要服一半的刑。”

“不管怎样，他们轻声细语地说，‘我给你推荐的这家公司非常好、好得不可思议，或者这是一家实力强大的公司’等。但是他们漏掉了一些东西。对这些股票有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术语NNTE即短期无利润（no near term earnings）。这些公司没有盈利。它们没有历史记录（即这些公司只有一个远景–译者注）。它们有的仅仅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而已。实际上，这个想法可能行得通。可是经常行不通。”

“记住：如果股票从2美元涨到300美元，你在8美元买入同样可以获得很高的回报，甚至在12美元进入也可以。当别人向你推荐这类远景型公司时，你可以在一年之后跟进，把它们写在纸上，然后放到抽屉里面。一年之后再拿出来看看，三年之后再拿出来看看都行。考察这些公司三年之后的基本面如何再作投资决定。”

“我曾经买入过25家远景型公司。我跟踪了它们5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取得突破，我买了25家，没有一家公司成功。”

二、不要把成长和赚钱混为一谈

“避免高增长、容易进入的行业。高增长行业是一个可怕的领域，因为每个人都想进入这个行业。有多少人听说过Crown Cork Seal公司？这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它们制造罐头以及罐头和瓶子的瓶塞。”

“在座的全是有影响的人。这周有多少董事会将开会决议是否进入罐头行业？去年有多少？过去7年呢？过去20年呢？”

“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到起初的50倍。它们永远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它们是行业的领头羊。他们没有把公司的名称改为像Crocosco这样的首字母组合词。”

“罐头是一个无增长的行业。山姆·沃顿所处的零售也是一个无增长的行业。这很好–你要找的就是一个无增长行业中的成长型公司。因为没人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Winchester光盘驱动公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想进入它所在的行业。”

“20世纪50年代的地毯行业好得让人吃惊。电脑行业最快的增长时代也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地毯行业的增长率比电脑快。”

“我记不太清了，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地毡的售价好像是20或者25美元一码。所有有钱人家里铺的都是地毡，其他人都是地板。”

“后来有人发明了一个特殊的制作流程。地毯和地毡的价格降至2美元/码。地毯遍及各个地方，机场、学校、办公室、公寓、住房等。人们先铺一层胶合板，然后在上面铺上地毯。”

“现在，地毯已经过时了。最好铺木板。人们的口味就是这么反复。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地毯行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增长。不幸的是，地毯生产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候的4家增加到后期的195家。结果没有一家公司赚到钱。由于行业的增长，它们全都赔了钱。因此不要把增长和赚钱混为一谈。实际上，增长通常导致亏损。”

“如今市场对生物工程类公司的热情让人惊奇。大部分这类公司都有102位博士和102台显微镜。人们像疯了一样购买它们的股票。而让我赚钱的是唐恩甜甜圈。我不用担心韩国的进口以及货币供应量数据。当你持有唐恩甜甜圈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三、五年级的数学足以满足投资所需

一定要考察资产负债表。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接受了五年级的数学教育，那么这就足够投资所用了。我不错，数学是我的强项–直到数学中出现微积分之前。我在数学方面真的很好，还记得这个数学题吗，两辆火车一辆从圣路易斯出发，另外一辆从达拉斯出发，多长时间两辆火车相遇。我很喜欢这类问题。

但是突然之间，数学中出现了二次方程式和微积分。还记得吗？微积分的意思是曲线下面的面积。历史上有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他们不停地说微积分就是曲线下面的面积。我永远无法理解曲线下面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不过股市的好处在于你不必与任何这类事情打交道。如果你学过五年级的数学，你可以在股市上做得很好。股市上用到的数学十分简单。

你不需要使用电脑。人们说电脑时代弄坏了股市。我的意思是如果电脑能算出该买哪只股票不该买哪只，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花点时间在Cray计算机上就行了。

四、花15秒时间在资产负债表上

但是你必须得考察资产负债表。我持有的并且让我从中赚到钱的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只需15秒就能看出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何。你看看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你再看看右边。右边一团糟，左边很可疑。不用花太多时间你就知道这家公司不值得投资。如果你看不到任何债务，你清楚这家公司相当令人满意。

“当我刚踏足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得不到季度资产负债表。如今，你可以得到每个季度的资产负债表。过去，公司不会列示债务的到期时间。现在它们不得不列示所有债务的到期时间。你能从中知道公司欠银行的钱有多少。”

“我估计现场应该有几个银行家。30年的钱和30年期的银行贷款之间差别巨大。你知道银行是什么样的。它们只会锦上添花，当你经营得很好的时候，它们请你吃饭，愿意为你提供各种各样的贷款，但是一旦你连续几个季度绩效惨淡，它们就想收回贷款，从来不会雪中送炭。”

“但是你可以阅读资产负债表。你可以考察一家公司，看它是否有债务。或者你发现公司确实有3000万美元的债务，不过这些债务要30年后才会到期。”

五、就像你研究微波炉那样研究你要购买的股票

“当我幸运地买入克莱斯勒的时候，当时该公司有10亿美元现金，并且没有三年之内到期的债务。他们实现了盈亏平衡，现金流为正。因此，即便对周期性公司而言，花一分钟考察资产负债表也是值得的。”

“有一种现象让我感到很惊诧，人们在最终购买冰箱之前会先对比10台冰箱。他们会在《消费者报道》中查看到不同冰箱的测评。他们会逛15家商店。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对股市感到如此神秘，他们没有意识到听从一个的士司机的小道消息而在某只生物工程公司的股票上面投入1万美元一点赚钱的机会都没有。”

“最坏的情况是股价在他们买入之后上涨了30%，他们又投入2万美元；最好的情况是股价在接下来三个月中下跌30%。”

“这种情况太让人吃惊了。当人们投资股票亏钱的时候，他们会埋怨程序化交易（program trading），他们会把责任归咎于机构：‘就是这些该死的机构让我亏钱的。’如果你买一台冰箱，后来发现买的是一台次品，你会说，‘我真是个笨蛋。我本应该做更多研究，我买的那台冰箱质量不合格。’”

“两天后相同的这些人前往夏威夷的时候为了节省98美元而花了一个半小时购买往返机票。人们对待这些事情非常小心，但是一到股票上面，他们就很不小心了。”

“就像你研究微波炉那样研究你要购买的股票。这种投资方法将给你带来更好的股市投资回报。”

六、你只能在事后知道哪只股票是伟大的

“伟大的股票永远是意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谁在买入沃尔玛的时候就知道他可以赚500倍，那么我觉得他是外星人。你永远不可能在事前知道谁是伟大的公司。”

“你买入一家好公司，回顾这只股票过去8年、10年甚至12年的表现，你说，‘天啊，看看我赚了多少钱。’但是你永远无法知道未来你将赚多少，或者赔多少。你只能在事后知道盈亏。”

“这和房子一样。许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买房。卡洛琳和我就在那时以4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后来房价上涨了很多。我们买的时候，没人告诉我们将赚很多 钱。回想20世纪60年代，没人说：‘买一套房子吧，买房是很好的投资，你将赚很多钱。’你瞧，15年过去了，房价上涨了一大截。这完全是一个意外。”

“然而过去四五年来，人们大量购置房产–他们的第二套住房，他们觉得他们将从中发大财。这种方式行不通。”

“股票也一样。我买入了麻省的一个零售公司Stop＆Shop。当我买入的时候，它的股息收益率是7%。股票的表现平平，我当时觉得我可能会赚30%。”

“4个月后，在我做了更多的研究之后，我发现该公司在收购了Bradlees之后的表现非常好。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沃尔玛仍然不是Bradlees的对手。

Bradlees开始进入沃尔玛的市场。不过整个东北市场都是它们的。Bradlees是一家折扣仓储商店，现在做得很好。它们转变了Stop&Shop的经营方式，推出了超级Stop&Shop。它们做得非常好。股价在11年的时间内上涨到原来的15倍。”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不过公司不断变得越来越好，我也一直持有。”

七、散户具有巨大的优势

“在股票投资方面，散户绝对具有难以置信的优势。有些散户在化工行业工作，有些则在造纸行业就业。他们将比我提前9个月获悉化工行业的景气状况变化。他们能最先知道氯出现了短缺。他们可以率先知道腐蚀剂缺货。他们能第一时间知道库存销售完毕。但是他们却去买生物工程类股票。”

“他们也知道修建一座氯气工厂需要5到6年。如今在美国，得到一张保龄球馆的环保批准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具有腐蚀性的氯气工厂了。人们能获得他们所处行业的很多信息。”

“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ck-man）。这是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医药公司，是它发明了治疗溃疡的药Tegamet。直至那时，治疗溃疡没有其他方法只有手术。”

“对一家公司而言，类似Tegamet这种药非常好。一个不好的药是你喝了之后病就好了，然后你说声谢谢，并支付4美元的诊断费就完了。但是你不得不持续服用Tegamet，不然的话溃疡就会复发。”

“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至原来的15倍。在他们买入必成器具之前叫史克。”

“你不必在Tegamet还在做临床测试的时候买入这家公司。你甚至不必在它刚上市的时候买入。不过，当你的亲戚朋友使用了这种药发现对溃疡的治疗效果不错的时候，那时你应该买入。想象一下所有的医生都开这种药，所有的药剂师都配这种药就知道这笔投资有多好。”

“在座有多少人曾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医药公司股票的提示？有多少人从医生那里得到石油或者电子公司的提示？”

“我曾经从假日旅馆公司的副董事长那里得到过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大约12或13年前，他告诉我德州有一家名为LaQuinta的汽车旅馆公司。他说，‘他们打败了我们。他们的产品很好。他们的经营范围已经超出了圣安东尼奥，他们做得很好。’结果证明这的确是一只很好的股票。”

“每隔几年你只需要投资几只你拥有丰富信息的股票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回报。你只需要专注某个领域，购买你熟悉的本地公司就可以了。”

“在麻省威尔伯雷市有一名消防员，他对股市知道的不多。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他发现他们镇上有两家公司不断扩大工厂，于是他每年在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上面投入1000美元，连续投了5年，结果他成了一名百万富翁。”

“他不看《华尔街日报》，他也不读《巴伦周刊》，没有Cray计算机。他只是看到公司在不断成长，因而得出判断公司的情况一定很不错。他们是了不起的本地公司。”

“散户具有一些优势，我真的想着重强调这一点。散户一般觉得他们是业余篮球队员，却要与洛杉矶湖人队对决，因此毫无希望获胜。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散户具有很多特定的优势。”

八、职业投资者——一个难以置信的矛盾

“我知道你们听说过经常被人引用的矛盾说法‘大虾（jumbo shrimp）’。这一矛盾说法我一直很喜欢。由于我曾经在军队服役两年，因此另外一个我喜欢的矛盾说法是‘军事情报（military intelligence）’。”

“不过‘职业投资者’这个说法也是矛盾说法中的精品。职业投资者具有所有那些偏见，他们只买大盘股，他们只买具有多年历史的公司，他们不会看有工会的公司。

我曾经持有过有工会的公司，它们给我带来丰厚的回报。他们也不会买无增长行业的股票。我们却在该行业获得了很好的回报。我曾经买入过破产公司的股票。我还买入过即将破产的公司。这些投资并不愉快。你可能不相信职业投资者的偏见，有些人不会买入以Y开头的公司等等。”

“另外，职业投资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投资者，如果你在市场公认的蓝筹股上赔钱，你会没事，但是如果你在其他股票上面赔钱，你就会遇到麻烦。

比如如果你在IBM上面的投资亏了钱，所有人都会说，‘IBM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在Taco Bell或者LaQuinta汽车旅馆上面亏了钱，他们会说，‘你出了什么问题？’你在后者这样的公司上面赔钱，他们会把你扫地出门。但是你却可以在IBM、明尼苏达矿业公司或者柯达公司上面无限亏损都没事。”

九、永远有一些事让人担忧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永远有一些事让人担忧。你必须问你自己，‘我对痛苦的容忍程度有多大？’如果你准备进入股市，你就必须做到能够承受痛苦。永远有一些很严重的事情让人担忧。”

“我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长大，股市在40年代的表现不太好。人们真的很害怕再次���现萧条。相对比较严肃并且很关切的人是国家的领袖，他们认为我们走出大萧条的唯一原因是二战。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如果再发生一次大萧条，整个社会就会崩溃。”

“后来就是对核战争的恐惧。20世纪50年代人们像疯了一样修建防核尘地下室、囤积罐头食品。他们修建了成千上万的防核尘地下室。”

“20世纪50年代人们不愿意购买股票，因为他们担心核战争，担心萧条再次出现。20世纪50年代不是那么辉煌的年代，可是道琼斯指数仍然上升至原来的3倍。普通的股票也涨至原来的3倍，虽然这个时期人们担心很多大问题。”

“十几年前，我清楚地记得石油价格从4美元/桶、5美元/桶暴涨到30美元/桶。所有人都预言说石油将涨到100美元一桶，那样的话世界将遭遇萧条，全球都将���溃。”

“3年后，石油的价格跌至12美元/桶。那是人们又说石油价格将下滑至2美元/桶，我们将遭遇萧条。我没有开玩笑，这是相同一批人说的。人们担心石油价格下降将导致与石油相关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

“再后来人们担心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情况。你们还记得吗？货币供应量的数据通常在周四下午公布。我们全都等着看最新的数据。没人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会说M3增速平缓、M2增速下降等等。每个人都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忧心忡忡。”

“但是这与Melville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Melville公司的盈利连续42年保持上涨，HJHeinz的盈利连续58年上涨，Bristol Meyers的盈利连续上涨了36年并且没有债务。你认为这些公司在乎货币供应量吗？人们是在杞人忧天。”

“现在人们开始担心臭氧层和气候变暖。如果这是阻止你购买好公司的理由，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实际上，如果你看星期天的报纸，里面的新闻如此消沉以至于你很可能周一都不想去上班了。”

“你得听我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过去10年中我们新增了2500万份工作，尽管大公司裁减了100万份工作。二战之后我们经历了8次衰退。以后我们还将碰到衰退。在过去70年里股市下跌幅度超过10%的次数共有40次。我们还将经历更多下跌。”

“但是如果你将一直为这些事情担心，那么你应该把你的钱存在银行或者货币市场账户。”

十、投资真的很简单

“因此你需要找到一些你掌握很多信息并且能理解的公司，然后和这些公司绑在一起就行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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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ye]

外交or援交？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土豪”。他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常常需要人们的救济，但是这个土豪又特别“有志气”，认为好心的人们的救济根本就是看不起他，他不屑于这种救济。白天说完这话，他又在晚上悄悄开了后门，等待救济者上门援助，而第二天，他就会把接受到的救援连同家里的余物余钱，慷慨大方地赠送给邻居们，以求得邻居们一句好话一个好名声，但是大部分的邻居都当他是“冤大头”。家里人责怪说家里都还没吃饱，孩子都快饿死了，怎么可以那么大方？土豪说：虽然我们家里人多，还是发展中家庭，但是我很享受这种被依赖的、群星环绕的、万邦来朝的感觉！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1949年建政之初，蒙古国和越南最早伸手要援助，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即使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义无反顾地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对内竟宣称苏联逼债勒紧裤腰带，在此间数年，中国人民饿殍遍野。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

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曾经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根据2011年首次对外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先后6次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其次，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

援外的建筑物涉及“国家面子”，因此绝无“豆腐渣工程”，以至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感慨道：要看中国最好的体育设施，请到非洲去。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还为友邦援建了近100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30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119个发展中国家共计70627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1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名。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共计建成100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30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膛目结舌，但以上数据仅供参考。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外交政策》则指出，中国的援助或贷款“没有附加条件”，许多条款都是秘密协定，变相地支持了当地的腐败（这一点，我在旧文《国际援助，你是谁为了谁》中有具体分析）。

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种援助有（按年月列举，欢迎补充）：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对朝鲜的援助:枪6.7万支，火炮92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辆，汽车1233辆，无线电台200部，有线电台500部，炮弹61万发，子弹5929万发，手榴弹39.6万个，地雷2万个。

1950年-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950-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枪11.6万支，火炮4630门，数量不详的各类弹药和工程通信器材。

1954年，外蒙古向中国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5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援建越南，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1955-1963年我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24万支,，火炮2730门，舰艇28艘，飞机15架，汽车100辆，舟桥1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台6300部，有线电台2万部，炮弹144万发，子弹1.5亿发，数量不详的服装和食品。

1956年，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

1958-1963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援助：枪15万支及少量火炮。

1959年，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中国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0年11月，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0-1963年我国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枪1830支，无后坐力炮800门。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1月，中国支援阿尔巴尼亚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

1962年，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64-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77万支，火炮3万多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舰艇117艘，汽车1.5万辆，地对空导弹449枚，炮弹1660万发，子弹10.4亿发，地雷19万个，1.5万吨，雷达260部，无线电台3.2万部，有线电台4.9万部，工程机械4834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器材和食品等。

1964-1978年，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数量不详的武器弹药，援建海军基地一处，援建飞机场一座，各类军用器材870套等。

1964-1978年，中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汽车773辆，炮弹267万发，子弹1.7亿发，手榴弹92万个，地雷25.4万个，无线电台2530部，有线电台2654部，军服257万套，食品800吨等。

1964-1978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包括：枪75.2万支，火炮1.1万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舰艇46艘，地对空导弹224枚，鱼雷196枚，汽车4230辆，炮弹822万发，子弹15.64亿发，援建阿尔巴尼亚全部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设备。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

1970年，中国决定提供给阿尔巴尼亚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国对越南签署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并拟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

1975年，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5月，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

1976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向老挝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为老挝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南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1998年朝鲜周年国庆时，中国向其提供了８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２００３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47万余吨，价值达7646万美元。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92％。2004年—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2010年，中国继续援助朝鲜100亿美金。

2005年，中国政府无偿援助马达加斯加政府5000吨大米。

2006年，中国政府又向东帝汶无偿援助五百吨大米，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东帝汶提供了两次粮食援助。三月，中方向东帝汶政府捐赠了四千五百吨大米和五十吨食用油。

2009年5月，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肯尼亚政府价值1300万元人民币波形铁皮物资。

2010年，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8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两项协定总额合计为1．1亿元人民币，将用于实施两国政府商定的项目。向印尼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现汇人道主义援助，再向巴基斯坦提供2亿美元援助，向柬埔寨提供3亿多美元优惠贷款援助。

2011年，中国向利比亚人民提供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向马其顿捐助23辆校车，帮助改善当地学生学习环境。同年，向科特迪瓦捐赠180台笔记本电脑、250套台式电脑、250台打印机、600部手机和6台复印机。

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近10年来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

2012年，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向埃及提供9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还将在著名旅游景区卢克索建立一个中国公园。向津巴布韦灾民无偿援助的近1.5万吨大米和小麦。向也门提供1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援助尼日利亚500万元物资用于防治禽流感。今后三年，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个“为了支援你们”，是否征求了当时三餐不继的中国人民的意见？而又是谁给了权力让你们肆意牺牲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呢？莫非真如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以往我们经常说，是蒋介石带了很多黄金去台湾，才导致中国大陆的贫穷。蒋介石带走的黄金数量，大陆出版的《中国通史》说法为277万两，对于全中国来说，这个数字，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提供两组数据作参考：（1）为了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下苏联的外债为40亿美元；（2）截至1978年，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援助总额为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也就是说，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金银，仅仅相当于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苏联外债的八分之一，是大陆支援越南的四十分之一。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纽约有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

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对外援助再多，也得不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