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很有效率，整體提昇了人類生活水準，然而自由市場也讓財富分配不均，因為每個人在這個社會的賺錢能力不同。

[chanretom]

桑德爾「才德的驕傲」-生命價值與人生成本-就業學程教材-詹翔霖副教授

桑德爾「才德的驕傲」-生命價值與人生成本-就業學程教材-詹翔霖副教授

《成功的反思》：才德配位思想正在蔓延 - 關鍵評論網

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只能不斷撕裂；……..

當「成功者」與「失敗者」衡量價值的方式失去交集；…..

朱家安在好書推推。

當社會用財富和地位衡量人的價值，我們該怎麼辦？

怎樣的社會才能讓人（不論性別、宗教、價值觀）都能活出美好人生？這是所有政治哲學家關注的終極問題。而如果你相信社會在進步，應該會認為現代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至少比五百年前好。

例如，現代社會讓人能決定自己的生活，只要你願意努力，就有機會翻身，而且社會提供了很多措施幫助你，例如便宜的國民教育（如果你真的很窮，就幾乎不用錢）、低收入補助、就業輔導等等。

反過來說，在古���封建社會，不要說別想要政府措施協助你努力了，有時候你連努力的機會都沒有。例如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身份都是代代相傳，不會因為人的努力或偷懶而改變。

簡單說，現代社會允許階級流動，這讓人能決定自己的未來，讓人的成就反映人的努力而不是運氣。若要辯論為什麼現代社會比封建社會好，這會是許多現代人自豪的論點。

不過，照桑德爾的說法，我們把現代想得太好了。

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過去因為《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出名，在新書《成功的反思》裡，他試圖指出現代「階級流動」的一個副作用，並說明這個副作用如何造成撕裂社會的結果。粗略來說：

1）過去的社會有貧富差距，現代社會也有，美國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賺的錢比底層50%人還要多。

2）現代人可以接受這種不平等，因為現代人覺得自己想要的不是人人地位財富相同的「齊頭式平等」，而是某種「起跑點平等」，讓大家可以憑努力出頭，而不是憑運氣決定人生。

3）上述抽象想法廣受左右派支持，也是現代社會基本結構基礎，包括自由市場、國民教育、開放（而非世襲）的公家職位等等。

4）在現代社會，成功者往往認為財富地位是自己憑努力掙得。儘管（a）現代社會的「世襲」依然存在，家長的財富地位很大程度決定子女的財富地位，（b）現代社會也在其他地方靠運氣，例如人的天賦是否為社會所需。

5）反過來說，現代社會主流意義下的「失敗者」，像是低學歷和失業的人，則往往被認為是本身不努力才會這樣。

6）這兩點加起來，讓現代人變成更差的人：成功者高估自己的努力、看不起其他人，失敗者否定自己、對社會懷有憤恨。

（對照一下：中世紀的農奴比領主還要窮困無權力，但他們不需要覺得自己比領主更沒價值，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只是運氣不好生在農奴家裡，他們跟領主只有投胎方向的差別，沒有人格、天賦的差別）

「你的價值等於你的存款數字╱頭銜╱學歷嗎？」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說不是，然而我們的實際表現卻不是這樣，包含我自己在內，很少有人能放寬心，不用這些條件判斷自己，也不用這些條件判斷別人。

自由市場很有效率，整體提昇了人類生活水準，然而自由市場也讓財富分配不均，因為每個人在這個社會的賺錢能力不同。

而在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我們很難避免受到這個人的經濟價值的左右。

（這裡可以想：「賺錢能力」是很隨機看情況的，不只是談一個人對社會有多少貢獻而已，也跟環境、議價能力、工作形象、競爭情況有關。看護、清潔工、幼兒園老師，這些工作對社會至關重要，但它們的薪資大多很低，並且其專業往往不受尊重。）

要活得好，人需要吃飯，也需要自尊。可以說，現代社會想了一個方案來製造和分配食物，而這個方案則扭曲了我們獲得自尊的方式。

當社會用財富和地位衡量人的價值，我們該怎麼辦？

在《成功的反思》裡，桑德爾深挖這個問題，提供你理解這個情況所需的資源和思考工具，也介紹與他不同的各種看法。

這本書重要，因為我們必須自己對這些問題有看法，才能和其他人一起討論我們該怎麼辦，而此書就是建立看法的第一步。

主要的論點指出，現在的主流菁英是強調自己的努力，認為自己因為努力而成功，這反映在學歷之上，擁有名校學歷的人成為了貴族菁英，同時壟斷了政治、媒體、教育研究經費、社會威望，卻比上一代血統貴族菁英更為傲慢，因為自己的成功可以說是「我努力來的」，同時也可以運用到其他行業和成就中，「努力而來的成功」成為了社會可以接受的共識，但也造就了新的壓迫，這稱之為「才德制」。

過去的美國人不覺得努力就可以成功，多少會認為保有謙卑之心，一方面來自於神學與敬虔等人格特質無法在現實世界直接劃上等號，所以擁有其他種價值判斷，但全球興起成功神學以後，反而強化了「成功者享受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種「成功者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財富、福利、尊敬」使新的菁英階級出現：透過文憑、學歷或者是特定職業的人會在社會上擁有較大話語權，並且影響政治，其他階級尤其是低流動性，提供直接服務並且與人緊密結合的職業，會被輕賤，斥為低下。

接著菁英社群或者是自認為精英的社群，會透過不自覺的傲慢來打壓他人，例如哈佛法學台大醫科之類的「大學文憑武器化」，這也讓精英階級容易陷入內耗，例如博士論文真假，或者是自己隱瞞自己重考事實，誇大自己的經歷及學位能力。

再來是階級複製透過學歷而強化，有些人死也要擠進去某種學歷之中，不惜多次重考來得倒資源，另一種則是父母提供大量的幫助，這種階級複製的過程比起貴族制度來說毫無差別，都是壟斷資源並且對於社群沒有貢獻的，但偏偏才德制出來的菁英更加傲慢自大，因為自己的成功經過「努力」和「考試認證」而強化，過去的世襲貴族多半知道自己的資源來自於幸運投胎，現在的智識貴族卻更少體悟到這一點。

他們掛在口上的是「你失敗是因為不努力」，這些新的菁英階級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科舉窄門，也就是鼓勵人們上大學，偏偏這是一個錯誤，這些讀過書的菁英用自己的方法是提供解答，但卻忽��了去問第一線的勞動者需要的是什麼，全靠一堆沒有真正從業的人員來指揮的結果是勞工的待遇越來越低，加上文憑成為發言的門票，真正勞動者的聲音不被聽見，結果是社會越來越撕裂並憤怒。

只有現在會出現個人主義加上菁英主義的極致表現：認為不努力或沒有辦法努力是自己的錯，加以責備，認為沒有買保險是自己的錯，認為沒有估計風險是自己的錯，完全用知識和聰明去羞辱失敗或不幸者，這些人不只不幫助，並且加以落井下石。

這些受辱者是很大一群不被看見的聲音，美國的大學學歷持有者只有三分之一，台灣的大專文憑則是900萬，大學以上則只有700萬，台美相差不大，雙方在這點很相像，強調聰明，強調努力就會成功，強調窮人或出生貧寒也可以考大學或是國考，有沒有經歷國家考試的人會劃分成兩個族群，認定國家考試是努力的方向，卻忽略了考試屬於利己，對社會毫無貢獻產出。

更糟糕的是文憑加上聰明，成為了行惡的通行證，這些人配得政府資源，應該要給予更多保護，在美國就是華爾街，在台灣的話則是大到不能倒的財團，他們的利益由國家保護，收買媒體，包裝成精英，讓下一代的菁英認為「從政者應該也是要高等文憑」。

這讓菁英虐待自己的下一代，逼著上最好的學校鍍金，有錢有勢的人不只是要給孩子繼承財富和集團總裁，更要孩子擁有努力過後的文憑來證明「天賦異稟」，結果是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成癮及壓力過高，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這限縮了孩子對於世界的探索和接觸，變成只有被設計好的一切備審資料。

最後自然選出了一樣「名校畢業出現的總統及官員」，而學歷制度和考試制度也導致了官員的平庸，對話流於各種資料來資料轟炸，卻沒有辦法從第一線工作者身上找出最有利勞工的方案，能夠上台的都是學者，而非真正的從業人員，數字管理的結果是由上而下的更加苛刻。

同時因為菁英制度養成背景，政治人物越來越不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中心思想，大多數高學歷菁英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是某領域博士，習慣使用技術官僚語言，對民眾說「資訊不足」然後開啟會議討論，高學歷知識分子的在養成的過程裡面習慣於「找尋資料」，顯示出來的就是模擬兩可，四平八穩，離基層者越來越遠。

清潔員、社區醫生、護理���、保護社工的待遇越來越差，地方的消防、警察裝備也沒有辦法給齊，結果是佔社會最大一群的人們被遺忘了，社會越來越少重視他們的存在，每一次公共服務的改革和經濟方面的措施都減少了他們的權力，導致這些工作不只收入降低，也沒有相對應的尊嚴和重視。

同時間對於勞動階級的羞辱也存在，學院聚焦於較新的研究，性別運動、族群運動成為顯學，勞動階級卻沒有多少學術關注，對於勞動階級的羞辱卻用別的方式出現，藍領階級永遠不會是主流的電影詩歌戲劇主角，幾乎被絕緣，否則就只能被當作配角或搞笑腳色，被討論時多半帶有輕蔑和羞辱，例如台灣的8+9，美國的勞工老粗。

更糟糕的是把階級羞辱當作是幽默，當藍領階級發現自己及周遭的環境全部充滿羞辱以後，將逐漸踏入無法翻身的絕望死，沒有尊嚴，沒有社會支持，菁英的輿論會指向自己沒有規劃好：做生意失敗是你笨或者是不努力，貧困是因為不存錢，疾病是生活習慣不良，意外是沒有做好風險控管。

這些人也無法期待政府給予支持幫助，政府面對人權上必須保障少數族裔、移民、弱勢者，於是陷入了自己努力排擠弱勢來證明價值，卻無法在理論上說服菁英階級 - 更糟糕的是，菁英根本不打算理睬這些人。

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會覺得家防社工和護理師比賭場大亨對社會有價值，股票交易員每秒鐘買進賣出可以賺滿滿，消防隊員和中學老師的待遇裝備卻不受重視，當我們這樣比較就會知道收入不能等於社會價值，但我們卻沒有辦法把社會所需要的價值榮譽給予他們。

這源自於全球化：有錢人透過自由貿易和開放賺了錢，然後回饋給那些失去利益的人，最終所有人都可以得利。這理論聽起來很好，事實上運作起來卻漏洞百出，結果是全球化造成的內部撕裂成本浮現出來，雖然支持者宣稱是開放與封閉之分，但事實上是菁英極端傲慢，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撕裂了整個社會。

我看完感覺桑德爾年紀大了以後，反而像托爾斯泰了⋯⋯我決定去買這本書的實體版，然後放在托爾斯泰的書旁邊。

桑德爾指出，機會平等並不是真正的社會正義型態，只是一個補救措施，因為機會不可能平等，只是比結果平等好一點，但可能真正要思考的，是不是有條件平等的可能。

這本書批評的是美國，但每一點都可以拿來看待台灣。

至於要怎麼解��，我想大家自己去看書吧。

他的解決方法更令人感到震撼⋯⋯我的大腦大概落後他一百年吧。

課後心得500字隔週上課時繳交-詹翔霖老師

分組討論PPT需上課前寄到老師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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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接受采訪：可一次性出售華為5G技術許可

訪問:

華為商城

“現在從5G……到核心網，網絡的“洞”我們已經補完了。我們在9月18日將要發布昇騰AI集群，1024節點，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人工智能平台。”任正非說道。

他還向《經濟學人》確認，華為可以許可技術和工藝轉讓給西方國家，許可別的西方國家也生產同等的設備。而對於記者的追問，這位華為創始人強調：“只是技術秘密，不可能連員工都轉讓了。”

以下為採訪紀要全文，內文有刪減：

1、《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茶館”專欄作家David Rennie：任總，您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全球商業領袖。因此，在提出其他華為相關問題前，我們希望先問您一個關於全球化、關於技術給全球化帶來哪些挑戰的問題。你們現在有許多大公司所銷售的產品和服務只有在建立起高度信任的世界才能發生，因為你們銷售的不是網球鞋和網球拍，而是自動駕駛汽車或醫療設備。從全球化的角度看，針對這類產品進行交易需要建立在終生信任的基礎上。但像中美這樣的國家相互之間很難產生信任。這個問題能解決嗎？應該怎樣解決？我們想听聽您的看法。

任正非：歡迎你們直爽提問，我也會非常坦誠地回答問題。

經濟全球化對整個人類有非常大的好處，因為它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降低服務成本具有極大意義，因此會推動社會的進步速度加快。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社會先提出來的，西方的指導思想是：西方提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勞動，這樣來進行全球化的經濟貿易。但是西方沒有想到，發展中國家從低端生產開始，也會逐漸走向高端。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碰到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個經濟危機就是勞資衝突。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一個理論“高工資、高物價、高消費”，在短時間內解決了西方的困境，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直到上世紀末，數十年間，西方社會發生迅猛的經濟增長。這個經濟模式的基礎是必須要有高收益，如果沒有高收益就無法完成高收入分配。發展中國家雖然提供了廣大的市場，但是發展中國家也會有大量商品進入發達國家，發生這種衝突和矛盾，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問題，而是兩個發展機制之間應該進行正確的協調。

單單就歐洲和中國的關係來講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要履行WTO承諾，大規模開放服務業、製造業……。最近這兩年開放速度加快了，比承諾晚了一點。英國和歐洲在服務業上經歷了幾百年積累，有充分經驗，中國也有極大需求，如果歐洲服務業大規模進入中國，有利於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用產品從歐洲賺回來的錢，歐洲用產品與服務再從中國賺回去，這樣有利於財務平衡。比如，中國的汽車稅收將用五年時間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英國和歐洲的汽車是世界上質量最好的汽車���日本的汽車是最經濟實惠、又質量優良的汽車。所以，現在全球化中出現的問題需要磋商，一件一件去實現解決。不是全球化本身錯了，而是機制在新環境下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沒有坐下來好好去協調。

再比如俄羅斯，如果當年歐盟接納俄羅斯加入歐盟，俄羅斯的能源、西方的機械設備交易，估計至少不低於一萬億歐元，這些經濟注入到歐洲，有利於歐洲解決內部貧富分化的矛盾。

我曾經與奧斯本和卡梅倫有良好溝通。當時奧斯本把英國稅收降到21%，並不影響英國的財政，為什麼？領救濟金的人需要有條件領取救濟金，必須去找工作，要么做一些公共服務，比如照顧孤寡老人、公共衛生等。減少的稅收收入和減少的社會福利開支是相等的，所以英國很平穩。特蕾莎政府繼續宣布把稅收降到17%，英國的一系列政策是英國重新成為投資中心的基因。所以，要在不斷自我調整中適應全球化，而不是一個標準的全球化會適應全世界。這是我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2、David Rennie ：我知道我的同事有很多關於華為的問題。您剛才提到歐洲和日本等國家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但唯獨沒有提到美國。鑑於目前的中美關係，您擔心全球化未來的走向嗎？

任正非：會。因為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本來是世界警察，維護世界秩序，世界的回報是接受美元作為國際流通和儲備貨幣，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稅。如果美國繼續承擔維護世界秩序穩定的責任，它並不會吃虧。但是現在美國自己把這個機制破壞了，大家不再相信美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也不相信美元是最可靠的儲備貨幣。當全世界對美國和美元的信任產生搖擺，美債和美股就會發生危機，這會引髮美國內部產生巨大的經濟政治動盪。

3、《經濟學人》倫敦商業主編Patrick Foulis：2019年，美國外交家做了很大的努力試圖說服美國的盟國不要使用華為設備。請問任先生，美國所採取的一系列行動現在成功了嗎？美國的這些努力對象主要是其核心盟國，比如英國和澳大利亞，但是似乎越南等國也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要求他們不要使用華為設備。美國的這一系列抵制華為的舉動現在有多成功？

任正非：首先，對於買不買華為設備，這是很正常的商業選擇，因為過去也有很多客戶不買華為設備，選擇過程中大多數是商業原因。但是選擇5G的時候，把5G作為一個政治因素、作為一個危險品來看待，美國可能看待錯了。對5G的選擇應該從有利於國家發展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

我舉一個例子。一千年前，中國處於唐宋文明，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清明上河圖的盛世形像不是虛構出來的，而是真實描繪。幾百年前，英國的哲學和社會制度促進了工業革命，英國人發明了火車，還發明了輪船，而中國基本還是馬車，馬車的速度比火車慢，載貨量比輪船低，中國就落後了。英國成了世界上的工業強國，把工業品賣到了全世界，對各國的社會進步產生了巨大影響，至今全世界有2/3的人口會講英語，這就是速度決定了社會進步。

5G是一個高速度、高帶寬、低時延的信息聯接技術，代表了信息社會的速度，誰掌握了速度，誰就會快速前進。在信息社會中，放棄了速度，放棄了對優秀信息聯接技術的選擇，也可能使它的經濟減速。

英國人民是非常聰明的，英國大學也是世界最優秀的，如果要重振工業雄風，一定要在信息社會中掌握高速度。光纖網絡、基於光纖網絡的5G技術，它可以聯接超級計算機、超級存儲系統，支持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讓現有產能提升十倍效率，那麼英國就變成幾億人口的工業大國。我說“提升十倍效率”是隨便說的，在極端情況下，提高百倍、千倍效率也是可能的。人工智能的鼻祖是圖靈，他是英國人；克隆小綿羊多莉的也是英國人。如果基因技術和電子技術融成一個技術，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不可想像。英國有極大的振興空間，速度決定了英國是不是會走向勝利。

4、Patrick Foulis：我想問問關於過去幾個月華為的情況以及美國的打壓對華為有哪些影響。能否談一下自今年5月份華為被加入“實體清單”以來，你們的財務表現如何？會不會由於“實體清單”事件帶來收入下滑？

任正非：到今年8月份，我們的收入累計增長了19.7%，利潤和去年持平，沒有增長。收入增長率在遞減，年初是30%左右，年中是23%，8月份已經是19.7%了。利潤沒有增長，主要是戰略投入在大幅度增加，我們增加了幾千名員工，這些員工都是高素質人才，比如一些天才少年、應屆畢業的博士，他們來主要是要修補我們被實體清單擊穿的“洞”。現在從5G……到核心網，網絡的“洞”我們已經補完了。我們在9月18日將要發布昇騰AI集群，1024節點，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人工智能平台。

現在實體清單打擊對我們有影響的是終端，終端的“洞”還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補好。

Patrick Foulis：現在海外消費者業務是不是在萎縮和下滑？

任正非：之前終端在海外出現了下滑，下滑的速度在減慢，10%左右。

5、Patrick Foulis：這個月再過一段時間，你們將推出華為Mate 30系列新手機。 Mate 30系列有沒有安裝安卓和Google應用？現在是什麼情況？

任正非：沒有��裝Google的GMS生態系統。

Patrick Foulis：那我還要問個問題。如果說華為的這款手機並不能預裝全套的Google應用，是否可以預測未來華為手機的海外銷量會大大低於從前？是不是意味著下半年，包括第四季度，華為在財務上會面臨比較大的打擊？

任正非：首先，我們還是想繼續使用安卓系統，我們和Google還是很友好的。如果美國政府不准我們使用，我們也有替代方法，但是如果要進行替代，需要兩、三年時間才能完成。所以，終端海外銷量在這段時期有所下滑，我們認為是正常的。除了生態應用以外，我們的手機還有很多特殊的優質性能，因此我們認為還是會有客戶喜歡和接受我們的產品的。 9月19日在慕尼黑髮布Mate 30手機，要根據那時的發布情況來看，裡面裝載了什麼東西。

Patrick Foulis：在華為準備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統期間，您覺得有沒有可能出現虧損？

任正非：不會。增長會放慢，但是不會虧損。

Patrick Foulis：假如說我是負責Google公司的，華為最終在全球推操作系統，作為Google會多擔心呢？

任正非：Google還在不斷說服美國政府許可我們使用它的生態系統，我們和Google在這個問題上是一條心的。我們的操作系統最初並不是針對手機開發，而且Google的操作系統是開源的，我們還會繼續使用。美國限制我們不能使用的是Google的GMS生態系統，涉及千萬家合作夥伴，華為也不可能一、兩天就能替代完成。如果美國政府批准我們繼續用Google生態系統，其實就是美國公司壟斷了世界；如果美國政府不批准，美國公司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就削弱了。

6、Patrick Foulis：我們知道您的工作之一是要重建信任，華為公司有沒有考慮在重建信任方面提出一些激進的選項或者方案？比如說把中國市場外的部分5G業務賣給其他公司，有沒有考慮這樣一些激進方案調整公司架構，從而重建信任？

任正非：我們不太可能採用引入外來投資者的方案，因為投資者的思想方式以盈利為中心，而我們公司是理想高於投資利益。至於技術是不是可以許可轉讓給西方國家？可以。不是部分，可以是全部。華為的理想是“為全人類提供服務，努力攀登科學高峰”，有更多人來一起完成，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因此，能否許可別的西方國家也生產我們同等的設備？可以的。

Patrick Foulis：跟您再確認一下，您說的轉讓是把某些區域的5G業務賣出去，還是指技術許可？

任正非：技術和工藝都可以許可，他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再研發。

Patrick Foulis：這種模式下，華為員工和相關的設施、場地一併轉讓還是只是知識產權？

任正非：只是技術秘密，不可能連員工都轉讓了。

Patrick Foulis：可能的合作夥伴會是哪些？例如在美國哪些公司在考慮之列？

任正非：從來沒有人跟我談到過這個事，我也不知道哪些公司是可以的。

Patrick Foulis：您也知道矽谷包括整個美國會有很多人讀我們這篇文章，所以這也是很好的機會向他們宣傳。

任正非：對啊，平衡矛盾，平衡鬥爭。

David Rennie：我和Foulis都在美國常���過很多年，所以，我們的讀者有一半以上常年居住在美國。您向美國政界和商界傳遞信任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有些美國政客對華為的具體技術並不關心，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更大的問題，即為什麼要讓中國公司在美國建5G這麼敏感的技術？因此，你們在美國遭遇的政治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從您的角度來看，剛才提到的5G技術轉讓也��或者這方面的解決方案也好，規模會有多大？華為能夠接受多大程度的5G技術轉讓？

任正非：當我們把技術全部轉讓以後，他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去修改代碼，修改代碼以後，相當於對我們屏蔽了，對世界也屏蔽了。美國5G是獨立的5G，沒有什麼安全問題，它的安全就是管住美國公司。不是我們公司在美國賣5G，而是美國公司在美國賣自己的5G。

《經濟學人》駐香港亞洲科技記者Hal Hodson：任總您有沒有想過，除美國之外，你們可能也會在非洲或者歐洲的一些國家遇到新的實體與你們競爭5G？您預想過這種競爭嗎？或者您覺得會是什麼樣的？

任正非：是可以競爭的。

《經濟學人》駐上海資深中國商業記者Stephanie Studer：關於轉讓金額，您心中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數字？

任正非：沒有數字，你們剛提出來，我還沒有算賬。

Stephanie Studer：有沒有一個範圍呢？

任正非：我說不出來金額範圍，技術範圍可以討論。

David Rennie：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接受華為5G技術轉讓的公司是美國公司比較好，還是歐洲或日本公司更好？還是您認為因為你們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美國，所以把你們的5G技術賣給美國公司更好？

任正非：主要看你能打下多少市場來，如果你買了技術，佔領一個很小的市場，那是不值得的。必須要佔領一個很大的市場，自己要先評估是否有能力佔領這麼大的市場空間。

Patrick Foulis：像這樣激進的方案，您認為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幾年？還是很快就可以實現？

任正非：很快。

Patrick Foulis：有可能在2020年大選之前嗎？

任正非：這與美國大選沒有關係，我們聊天中從來沒有提到大選這個事情。

7、David Rennie：我想問您一個關於政治和文化的問題。之前我在美國工作時，很多美國重要的政客都說中國當時的崛起速度很快，但是美國手裡還有一個法寶，就是美國的民主、言論自由，包括大學學生可以自由地學習和思考。您覺得在創新方面，民主政治體制是不是相比其它政治體制更有優勢？

任正非：創新的基礎還是學術自由，有自由的學術思想、自由的研究方向，這是很重要的。美國無疑擁有世界上最利於創新的土壤，互聯網出現後，人們獲取各種信息更加方便自由，特別是理工科的論文並不具有意識形態，在全世界可以自由發布分享。

比如5G技術來源，是土耳其數學教授Arikan2007年的一篇數學論文。十多年前，他發布論文後的兩個月，我們發現了這篇論文，就投入了龐大的研究力量，��它解析成了今天的5G標準。中國在科技領域的思想還是百花齊放的，華為還有非常多的外國科學家，我們努力吸取這個時代的營養，讓自己快速前進。

8、David Rennie：剛才提到香港。最近看到香港一家民營企業國泰航空，被迫替換了高層、開除了員工，純粹是因為政治因素，因為其員工在香港參加了示威。這相當於中國中央政府迫使民營企業做出政治方面的決策，這會不會讓中國民營企業的處境更加艱難？你們試圖對外解釋民營企業不受中國政治影響，但中國政府卻對國泰航空採取了行動。這會不會讓民營企業的處境更加艱難？

任正非：香港的情況恰恰是極端資本主義造成的，大資本家們掙了非常多的錢，連小報亭、地下停車場、咖啡廳很多都是他們掌控的，拿走了太多的利益，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少錢，很多人生活水平很低。

我看了國家民航總局對國泰航空的通報，國泰有些機師、空乘有暴力衝擊的行為，民航局擔心飛行員在飛行過程中出現極端思維，有可能造成安全問題，所以要求國泰航空要管控飛往內地的飛行活動。因為擔心飛行安全，採取這樣的管理措施應該是合理的，而且並沒有限制國泰航空飛往其他地方的飛機。我一個人認為，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上是很明智的，一國兩制，我們這邊的管理和香港的管理是不一樣的。香港遊行、示威、喊口號應該是允許的，但是有破壞行為就不合適了。直到今天，中央政府沒有做任何行為，但是香港再繼續這樣下去，商業會受影響，金���會受影響，旅遊也會受影響，再影響下去，窮人的生活更不能解決。香港現在的狀況是要反思貧富差距不能太大，不能有極端貧困。

中國政府在消除貧困上做了很多努力。這幾年，我沿著新疆、西藏、雲南這些邊境走過，邊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非常大，特別是西藏，西藏改善比新疆還大，都很穩定，親眼一看才知道是什麼情況。以後應該開放給更多外國記者去這些地方看一看。我親自走過雲南、貴州、西藏、新疆等地方的貧困地區，親眼看到人們的生活改善，相信中國不會出現顏色革命。

9、David Rennie：政治方面問您最後一個問題，前面很多的採訪都問到您女兒孟晚舟事件，現在有兩個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扣押，根據中國外交部說法，說此事是為了給加拿大政府一個教訓。我們也從加拿大使館了解到，其中一位是前加拿大外交人員。現在不知道他們被關押在哪個地方，而且他們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人，也不能打電話。除了幾名加拿大外交人員，他們沒有和其他人溝通過。他們的眼鏡被沒收，連書都看不了。我相信這個情況有人跟您描述過，您怎麼看這兩個加拿大人受到的待遇？您認為這樣對待他們合適嗎？中國政府是否應該允許他們見律師？您的女兒現在在加拿大也是被扣押，但是可以見律師、見家人，也可以在溫哥華走動。這兩個加拿大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一樣，您怎麼看？

任正非：對於這兩個人的事，我一無所知，國家怎麼做事，我們並不清楚。我只知道孟晚舟本身沒有犯罪，逮捕孟晚舟就是一個錯誤，要依靠法庭來解決。他們的事情沒有人跟我講過，沒有必要跟我講，我也沒有渠道去知道這個事。

10、Hal Hodson：華為作為網絡基礎設施領域最大的企業之一，過去二十年不斷的發展壯大，越來越成為情報機構的目標，不僅僅是後門問題，也有滲透、業務運營安全的問題。能否介紹一下華為如何確保業務運營安全，以及採取了哪些反制措施？

任正非：第一，華為堅持把網絡安全和隱私保護作為公司的最高綱領，堅定不移地實行歐洲GDPR標準，全面貫徹到所有體系中去。我們現在不斷投入巨額資金，在整改新的網絡、構建新的網絡。

第二，三十多年來，華為在170個國家為1500多家運營商提供網絡服務，覆蓋大約30億用戶，在全球範圍內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網絡安全記錄。事實證明，我們的設備從來沒有出現過嚴重的網絡安全事故。

而且，我們願意接受各個國家的嚴格監管，英國是監管最嚴厲的。為什麼英國堅定不移地用我們的設備？雖然英國也提出了我們設備存在的問題和缺點，但是總體比其他公司的審查更嚴格一些，英國因此就會更信任我們一些。

11、Stephanie Studer：任先生，我們知道中國另外一家技術先驅型企業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在今天（9月10日）退休。這個事情去年已經宣布，這種情況並不常見。我相信您也知道，中國有許多企業領導人退休太晚，以至於對企業發展不利。想問如果您退休的話，成本和收益是什麼？考慮到華為目前所處的大環境，您會不會考慮更早一點退休呢？

任正非：你催我退休，那我就退休吧。我會在我思維跟不上的時候退休的，我現在還是才思泉湧的狀態，再呆幾天吧！

Stephanie Studer：您覺得您大概多久會退休呢？

任正非：不知道，根據需要。

12、David Rennie：您看過美國紀錄片《美國工廠​​》了嗎？如果看過，您如何看中國人和美國人不同的工作方式？

任正非：我聽說是奧巴馬出品的，聽過介紹，但還沒看。

13、Stephanie Studer：再追問一下。你剛才提到您今天早上突然有一個大膽的想法，要把你們的核心業務賣掉。我覺得，你是想說5G吧？然後你們會繼續開發6G，甚至更新一代的技術。是什麼讓您觸發了這個念頭？這樣做是不是有可能只是在迴避問題？如果等你們6G做出來了，人家也不接受怎麼辦？所以，這樣做對你們具體會有什麼好處呢？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任正非：我說的5G是給予許可，不等於我們自己不做。我們希望西方能縮短往前走的平台路徑，所以許可其他公司完整拿到我們的技術。對於6G研究，我們也是領先世界的，但是我們判斷6G十年以後才會開始投入使用。因此，轉讓技術不是我們前進的終結，我們獲得資金以後會更大踏步前進。

Patrick Foulis：跟您確認一下，這裡所說的“許可”並不是像華為給Arm的許可一樣，每年繳年度許可費，而是一次性交易，收購方一次性買斷永久使用相關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權利？

任正非：對，一次性付錢。

Patrick Foulis：華為其他高管對這一計劃怎麼看？我不知道您是否有時間和他們討論過這個計劃？他們聽到這個想法之後會大吃一驚嗎？

任正非：不會，我們本來就希望世界是平衡的，大家利益均享是有利於華為生存的。 “利益均分”本來也是一百多年前英國提出的。

David Rennie：我發現您很喜歡用佈滿彈孔的蘇聯老伊爾2飛機作比喻。您在講關於5G的想法時，我的感覺是，有點像飛行員，因為擔心飛機會墜落，就把飛機上重的東西扔掉一些，以保持飛機繼續飛行。這個描述能夠反映您內心的想法嗎？

任正非：不是。因為我們把5G許可權轉讓以後，我們會得到一部分錢，這部分錢就如柴火一樣，“柴火”可以把我們未來的科學研究燒得更旺。

Hal Hodson：您覺得美國的商界和政界是否已做好準備,與華為在5G知識產權上一爭高下嗎？

任正非：沒有。

Hal Hodson：所以，您說這個話主要是為了展現一個良好的姿態？

任正非：對。如果他們真正要買，我們會真正去做成這件事情。

Hal Hodson：也就是說，如果美國願意探索這個可能性，華為願意放棄領先地位，把時鐘歸零，與大家一起公平競爭嗎？

任正非：是這樣。

David Rennie：非常感謝您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

任正非：歡迎你們以後經常來。如果想知道我們是不是真正能活下來，你們可以明年這個時候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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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任正非接受采訪：可一次性出售華為5G技術許可 via KKNEWS

[chanretom]

桑德爾「才德的驕傲」-生命價值與人生成本-K2學程教材-詹翔霖副教授

《成功的反思》：才德配位思想正在蔓延 - 關鍵評論網

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當不同立場的人再也無法溝通，只能不斷撕裂；……..

當「成功者」與「失敗者」衡量價值的方式失去交集；…..

朱家安在好書推推。

當社會用財富和地位衡量人的價值，我們該怎麼辦？

感謝先覺出版的邀約，今天跟大家聊聊為什麼這個問題重要而且迫切，聊完抽個書。

意猶未盡的人，週五晚上我會開clubhouse繼續討論。

怎樣的社會才能讓人（不論性別、宗教、價值觀）都能活出美好人生？這是所有政治哲學家關注的終極問題。

而如果你相信社會在進步，應該會認為現代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至少比五百年前好。

例如，現代社會讓人能決定自己的生活，只要你願意努力，就有機會翻身，而且社會提供了很多措施幫助你，例如便宜的國民教育（如果你真的很窮，就幾乎不用錢）、低收入補助、就業輔導等等。

反過來說，在古代封建社會，不要說別想要政府措施協助你努力了，有時候你連努力的機會都沒有。例如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身份都是代代相傳，不會因為人的努力或偷懶而改變。

簡單說，現代社會允許階級流動，這讓人能決定自己的未來，讓人的成就反映人的努力而不是運氣。若要辯論為什麼現代社會比封建社會好，這會是許多現代人自豪的論點。

不過，照桑德爾的說法，我們把現代想得太好了。

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過去因為《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出名，在新書《成功的反思》裡，他試圖指出現代「階級流動」的一個副作用，並說明這個副作用如何造成撕裂社會的結果。粗略來說：

1）過去的社會有貧富差距，現代社會也有，美國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賺的錢比底層50%人還要多。

2）現代人可以接受這種不平等，因為現代人覺得自己想要的不是人人地位財富相同的「齊頭式平等」，而是某種「起跑點平等」，讓大家可以憑努力出頭，而不是憑運氣決定人生。

3）上述抽象想法廣受左右派支持，也是現代社會基本結構基礎，包括自由市場、國民教育、開放（而非世襲）的公家職位等等。

4）在現代社會，成功者往往認為財富地位是自己憑努力掙得。儘管（a）現代社會的「世襲」依然存在，家長的財富地位很大程度決定子女的財富地位，（b）現代社會也在其他地方靠運氣，例如人的天賦是否為社會所需。

5）反過來說，現代社會主流意義下的「失敗者」，像是低學歷和失業的人，則往往被認為是本身不努力才會這樣。

6）這兩點加起來，讓現代人變成更差的人：成功者高估自己的努力、看不起其他人，失敗者否定自己、對社會懷有憤恨。

（對照一下：中世紀的農奴比領主還要窮困無權力，但他們不需要覺得自己比領主更沒價值，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只是運氣不好生在農奴家裡，他們跟領主只有投胎方向的差別，沒有人格、天賦的差別）

「你的價值等於你的存款數字╱頭銜╱學歷嗎？」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說不是，然而我們的實際表現卻不是這樣，包含我自己在內，很少有人能放寬心，不用這些條件判斷自己，也不用這些條件判斷別人。

自由市場很有效率，整體提昇了人類生活水準，然而自由市場也讓財富分配不均，因為每個人在這個社會的賺錢能力不同。

而在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我們很難避免受到這個人的經濟價值的左右。

（這裡可以想：「賺錢能力」是很隨機看情況的，不只是談一個人對社會有多少貢獻而已，也跟環境、議價能力、工作形象、競爭情況有關。看護、清潔工、幼兒園老師，這些工作對社會至關重要，但它們的薪資大多很低，並且其專業往往不受尊重。）

要活得好，人需要吃飯，也需要自尊。可以說，現代社會想了一個方案來製造和分配食物，而這個方案則扭曲了我們獲得自尊的方式。

當社會用財富和地位衡量人的價值，我們該怎麼辦？

在《成功的反思》裡，桑德爾深挖這個問題，提供你理解這個情況所需的資源和思考工具，也介紹與他不同的各種看法。

這本書重要，因為我們必須自己對這些問題有看法，才能和其他人一起討論我們該怎麼辦，而此書就是建立看法的第一步。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新書《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主要的論點指出，現在的主流菁英是強調自己的努力，認為自己因為努力而成功，這反映在學歷之上，擁有名校學歷的人成為了貴族菁英，同時壟斷了政治、媒體、教育研究經費、社會威望，卻比上一代血統貴族菁英更為傲慢，因為自己的成功可以說是「我努力來的」，同時也可以運用到其他行業和成就中，「努力而來的成功」成為了社會可以接受的共識，但也造就了新的壓迫，這稱之為「才德制」。

過去的美國人不覺得努力就可以成功，多少會認為保有謙卑之心，一方面來自於神學與敬虔等人格特質無法在現實世界直接劃上等號，所以擁有其他種價值判斷，但全球興起成功神學以後，反而強化了「成功者享受資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種「成功者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財富、福利、尊敬」使新的菁英階級出現：透過文憑、學歷或者是特定職業的人會在社會上擁有較大話語權，並且影響政治，其他階級尤其是低流動性，提供直接服務並且與人緊密結合的職業，會被輕賤，斥為低下。

接著菁英社群或者是自認為精英的社群，會透過不自覺的傲慢來打壓他人，例如哈佛法學台大醫科之類的「大學文憑武器化」，這也讓精英階級容易陷入內耗，例如博士論文真假，或者是自己隱瞞自己重考事實，誇大自己的經歷及學位能力。

再來是階級複製透過學歷而強化，有些人死也要擠進去某種學歷之中，不惜多次重考來得倒資源，另一種則是父母提供大量的幫助，這種階級複製的過程比起貴族制度來說毫無差別，都是壟斷資源並且對於社群沒有貢獻的，但偏偏才德制出來的菁英更加傲慢自大，因為自己的成功經過「努力」和「考試認證」而強化，過去的世襲貴族多半知道自己的資源來自於幸運投胎，現在的智識貴族卻更少體悟到這一點。

他們掛在口上的是「你失敗是因為不努力」，這些新的菁英階級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科舉窄門，也就是鼓勵人們上大學，偏偏這是一個錯誤，這些讀過書的菁英用自己的方法是提供解答，但卻忽略了去問第一線的勞動者需要的是什麼，全靠一堆沒有真正從業的人員來指揮的結果是勞工的待遇越來越低，加上文憑成為發言的門票，真正勞動者的聲音不被聽見，結果是社會越來越撕裂並憤怒。

只有現在會出現個人主義加上菁英主義的極致表現：認為不努力或沒有辦法努力是自己的錯，加以責備，認為沒有買保險是自己的錯，認為沒有估計風險是自己的錯，完全用知識和聰明去羞辱失敗或不幸者，這些人不只不幫助，並且加以落井下石。

這些受辱者是很大一群不被看見的聲音，美國的大學學歷持有者只有三分之一，台灣的大專文憑則是900萬，大學以上則只有700萬，台美相差不大，雙方在這點很相像，強調聰明，強調努力就會成功，強調窮人或出生貧寒也可以考大學或是國考，有沒有經歷國家考試的人會劃分成兩個族群，認定國家考試是努力的方向，卻忽略了考試屬於利己，對社會毫無貢獻產出。

更糟糕的是文憑加上聰明，成為了行惡的通行證，這些人配得政府資源，應該要給予更多保護，在美國就是華爾街，在台灣的話則是大到不能倒的財團，他們的利益由國家保護，收買媒體，包裝成精英，讓下一代的菁英認為「從政者應該也是要高等文憑」。

這讓菁英虐待自己的下一代，逼著上最好的學校鍍金，有錢有勢的人不只是要給孩子繼承財富和集團總裁，更要孩子擁有努力過後的文憑來證明「天賦異稟」，結果是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成癮及壓力過高，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這限縮了孩子對於世界的探索和接觸，變成只有被設計好的一切備審資料。

最後自然選出了一樣「名校畢業出現的總統及官員」，而學歷制度和考試制度也導致了官員的平庸，對話流於各種資料來資料轟炸，卻沒有辦法從第一線工作者身上找出最有利勞工的方案，能夠上台的都是學者，而非真正的從業人員，數字管理的結果是由上而下的更加苛刻。

同時因為菁英制度養成背景，政治人物越來越不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中心思想，大多數高學歷菁英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是某領域博士，習慣使用技術官僚語言，對民眾說「資訊不足」然後開啟會議討論，高學歷知識分子的在養成的過程裡面習慣於「找尋資料」，顯示出來的就是模擬兩可，四平八穩，離基層者越來越遠。

清潔員、社區醫生、護理師、保護社工的待遇越來越差，地方的消防、警察裝備也沒有辦法給齊，結果是佔社會最大一群的人們被遺忘了，社會越來越少重視他們的存在，每一次公共服務的改革和經濟方面的措施都減少了他們的權力，導致這些工作不只收入降低，也沒有相對應的尊嚴和重視。

同時間對於勞動階級的羞辱也存在，學院聚焦於較新的研究，性別運動、族群運動成為顯學，勞動階級卻沒有多少學術關注，對於勞動階級的羞辱卻用別的方式出現，藍領階級永遠不會是主流的電影詩歌戲劇主角，幾乎被絕緣，否則就只能被當作配角或搞笑腳色，被討論時多半帶有輕蔑和羞辱，例如台灣的8+9，美國的勞工老粗。

更糟糕的是把階級羞辱當作是幽默，當藍領階級發現自己及周遭的環境全部充滿羞辱以後，將逐漸踏入無法翻身的絕望死，沒有尊嚴，沒有社會支持，菁英的輿論會指向自己沒有規劃好：做生意失敗是你笨或者是不努力，貧困是因為不存錢，疾病是生活習慣不良，意外是沒有做好風險控管。

這些人也無法期待政府給予支持幫助，政府面對人權上必須保障少數族裔、移民、弱勢者，於是陷入了自己努力排擠弱勢來證明價值，卻無法在理論上說服菁英階級 - 更糟糕的是，菁英根本不打算理睬這些人。

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會覺得家防社工和護理師比賭場大亨對社會有價值，股票交易員每秒鐘買進賣出可以賺滿滿，消防隊員和中學老師的待遇裝備卻不受重視，當我們這樣比較就會知道收入不能等於社會價值，但我們卻沒有辦法把社會所需要的價值榮譽給予他們。

這源自於全球化：有錢人透過自由貿易和開放賺了錢，然後回饋給那些失去利益的人，最終所有人都可以得利。這理論聽起來很好，事實上運作起來卻漏洞百出，結果是全球��造成的內部撕裂成本浮現出來，雖然支持者宣稱是開放與封閉之分，但事實上是菁英極端傲慢，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撕裂了整個社會。

我看完感覺桑德爾年紀大了以後，反而像托爾斯泰了⋯⋯我決定去買這本書的實體版，然後放在托爾斯泰的書旁邊。

桑德爾指出，機會平等並不是真正的社會正義型態，只是一個補救措施，因為機會不可能平等，只是比結果平等好一點，但可能真正要思考的，是不是有條件平等的可能。

這本書批評的是美國，但每一點都可以拿來看待台灣。

至於要怎麼解決，我想大家自己去看書吧。

他的解決方法更令人感到震撼⋯⋯我的大腦大概落後他一百年吧。